党内民主的唯一结果就是利益部门对党外利益的跑马圈地

绝大部分"民主信念"不值一驳；
城邦模式下的大国，专制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模式；
"默认权利归属"的个体独立，才是民主最根本的权力；
中国适用城邦政体，还是适用联邦政体？

在明白社会主义如东方帝国，其实就是杂拌现代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生产力"）的古希腊的城邦制，基本政治模型就是城邦的民主集中制，则大部分所谓的民主派信念，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西洋进口的，都变得不值一驳。象"多党制""直选""普选""一人要票"等等，全部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又是民主集中制所不允许的，但又被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所神圣化！

城邦本身并不是社会，而是其所在社会的执政党。公民权相当于今天的斯大林政党的"党员证"。党内当然不允许"多党制"，党内多党制就是公开的派别斗争。这种脱离私有财产的伟大正义，必定极尽人间之残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希腊第三大城邦的科西拉，是如何在"贫 vs 富"两大派别的仇杀中，贫派把富派斩尽杀绝后，沦为一个三流城邦的过程。

退一万步来说，"党内民主"真的暂时避免了内战，由于党外的利益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党内民主的唯一结果就是利益部门对党外利益的跑马圈地。在希腊的典型例子就是斯巴达－美塞尼亚的社会中，"执政党"斯巴达联邦的党内民主，凌驾于美塞尼亚这些党外后进阶级的头上。"不能亡党亡国"的至高无上的利益，让斯巴达在自已战役失败后，可以诱杀两千美塞尼亚公民；后者却一直为斯巴达作战！

所以韩寒等人，可能是受到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严重污染的怪胎民主派思想，所谓"党内民主，让一小部分先选起来"，本身就是民主人权的倒退，也不符合社会最优化的客观规律。与之类似的是"直选，普选，一人一票"，仅仅适用于小型的城邦。越是大型的城邦就越是不能再采用民主制。较大型的城邦只能采用寡头制，巨型城邦（如亚里士多德所提的巴比伦，马其顿其实也是）就只能采用君主制。

原因就在于城邦越大，民主集中制就越不可能就具体个案进行投票，而不得不从"选案，监督"退化为"选主，选贤"。同时城邦越大，越是利益参差不同，被选出来的"主""贤"的决策越不可能被每一个基层所接受。强行贯彻就意味着镇压，今天被称为专制；得过且过就意味着城邦的解体，今天称为"分裂"。在"不准分裂"（这是城邦的特征）的前提下，大型城邦的唯一可行的政治模式就是专制。

柏拉图的"乌托邦"，描述的是一个城邦，而不是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今天一个斯大林政党的组织设想。作为一个严密组织用于军事目标的政党，却被理解成"一个社会的组织设想"，他们未必故意偷换，可能只是确实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作为一个社会，民主最基本的条件不是"选举"，而是"个体独立的主权"。独立的权力优先于主权，独立的权力优先于投票的形式。这也是PrivateRight的常识。

对政治学缺乏理解的民主启蒙分子，一般也缺乏对社会进化论客观科学的尊重，更缺乏实体社会学的常识和逻辑能力。这些人士信仰的仅仅凭着信仰的坚定，满足于哲学上对民主理念断章取义的解释和概念的偷换，仅仅把"民主选举"的形式当成了民主的本身，把人道主义等同于人权，对"默认的利益归属权"一无所知，也就无可避免地走在，以"反民主的暴民运动"为基本诉求的"民主启蒙"的路上。

因此作为一个城邦组织的东方帝国，一党制的专制是天经地义的。在这样庞大的城邦中，所谓专制独裁也是唯一可行的国家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也远不是一些人所误解是，是领导同志乾坤独断后，偶而作作姿态的垂询咨询；后者本来就是不必要的。领导同志"独断"的权力，本来就是民主集中制所推举，并且要求领导同志"有作为"的。根本命题是城邦政治制度，真的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吗？还是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