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君主制与泰国近似

希腊君主制与泰国近似，与民粹和民族主义的相互依赖；
希腊中央集权下的巨大首都"雅典"的GDP；
希腊"废除户籍制度"的城市化的"强势崛起"；
"一人一票""普选"是私有制的结果，不是政治改革的手段；

希腊有两个共和国时期。独立后内战期间的第一共和国只维持了几年，君主制确立后，希腊才算有了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士麦拿的军事灾难发生后，希腊王室下了一次课，希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924-1936）。希腊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混乱，和士麦拿的军事灾难归咎于王室的专制，但是王室下台后的混乱，仅仅十几年时间，希腊人又觉得还是伟大领袖好。

君主制的希腊，与泰国类似，如果不考虑宗教信仰的不同，完全可以把两者看着是一类国家。希腊国王作为希腊武装力量的最高司令，虽然是名义上的，不可能反对希腊对土耳其的战争，希腊人甚至有一种错觉：他们是代表整个基督教社会，甚至是为了整个基督教社会，与世代威胁着欧洲的穆斯林作战。希腊人在爱奥尼亚，不是已经生活了三千年了吗？君士坦丁堡不是被侵占的希腊人的首都吗？
ps:爱奥尼亚指小亚细亚的西部沿海，古代著名城邦有米利都，示麦拿，以弗所；但不包括叙利西亚。

如果希腊国王明确拒绝钓鱼岛主义，甚至可能马上就被希腊人废黜。但是基马尔的土耳其不是吃素的，土耳其人用摧毁整个示麦拿的焚城，在废墟上重建了穆斯林的小城市"伊斯密尔"，作为对希腊民族主义的回答；也被希腊人看作是第二次的"米利都的陷落"。由此导致的冲击的后果，希腊王室又遭受到最强烈的冲击而下课。但是国王被废黜，却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仅仅是让国王变成战败的替罪羊。

十年战争后，赤贫的四百万人口的希腊，再塞进一百多万被土耳其驱逐的爱奥尼亚难民。动乱又让希腊人怀念起国王时代的安定。这样在短暂的第二共和国后，希腊的军事独裁者又迎回了国王乔治的复辟，并一如既往地执行民族主义的路线，直到德国人的入侵，直到三十年后，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岛上闹别扭，直到希腊王室再次被废黜。希腊王室的合法性，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依赖得异常明显。

希腊王室既是希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象征，尽管血缘上与希特勒都是德国的同胞。希腊王室也是希腊中央集权和大政府的号召，也是从臣服土耳其的枷锁中挣扎出来的希腊，其资本主义革命失败的表现，——>否则，希腊不需要中央集权，不需要大政府，也不需要民族主义，更不需要民粹主义；当然也不需要一个大首都的雅典！希腊40%人口，居住在首都雅典！泰国20%的人口，居住在曼谷！

雅典从占本土人口千分之一，上升到希腊一千万人口中，有四百万雅典人，本身就说明了希腊社会的中央集权的程度，也不妨理解为，在希腊失败的现代化道路中，希腊废除户籍制度的彻底性，和凯恩斯主义的中央计划推动的城市化，到底是带给了希腊贫困，还是拉动了希腊的经济？但从德拉克玛一次又次新币换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学名"货币改革"可知，按GDP论，希腊已经翻番着，崛起了N次！

无论是从希腊继承自拜占庭专制政治文化的传统，还是从独立后一直到今天希腊债务危机的持续动荡，都可以看出条件反射般的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而其长期的社会动荡，却又是因为传统公有制的专制政治文化的传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约束！希腊后发劣势在传统文化陷阱中的挣扎，在英美成功模式的感召下一点点地改革，就象小两号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中国正走在1900年希腊"强势崛起"路上？

希腊与墨西哥的历史再次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实体社会学客观规律，不因为社会大小而有根本性的不同，尽管小型社会更容易受到强大外来因素的干扰；并且从来没有出现可证实的反例。它们提醒一些把民主选举意识形态化的人：一人一票的普选不是万能的；中央集权与动乱、君主制、独裁、民族主义、民粹之间，有着深刻的等效转换的关联。一人一票的普选不是政治手段，而是私有制实现后的结果！

希腊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希腊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希腊的左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GDP；
美国指导下的希腊军政府独裁；
希腊在塞浦路斯争端中的钓鱼岛主义和垮台；

虽然是欧洲国家，但是希腊的社会进程，甚至比东方的韩国还要后进，仅比印度尼西亚领先一点。希腊真正的大选始自上世纪的1974年，社会主义者上台。原因却是因为中北欧先富了起来，成批的德国人和北欧人，到希腊的阳光海岸旅游，为希腊带来了珍贵的外汇。社会稳定了，失去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支持的共党也愿意参加和平进程了，希腊也就表面上民主了。但是希腊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81年大选获胜的泛希社会主义联盟。希腊经济类似印度的大政府拖动的，国有经济和政府公务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只有出口产业和小本作坊私营，国内几乎所有关键产业全部是国企控制。1990年的希腊的社会主义程度，恐怕不比同时代的邓中国低。希腊经济高度的国有化，导致了希腊自愿或被动地接受凯恩斯主义，通过货币的泛滥弥补国有体制亏空，通货膨胀长年高达20%以上！

仅以全民普选而言，希腊早在1840年独立之初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170多年的现代历史中，希腊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民主选出来的独裁"统治之下。甚至于在二次大战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并且加入北约，接受美国指导的内战和经济建设时期，整整三十年里，希腊都象韩国独裁时期一样，是一个表面上民主选举，但永远是军人独裁者连选连任。本身就说明社会机制中有着比选举更重要的因纱。

美国驻希腊大使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的原因，需要军事化的社会政治。希腊内战中战胜共产党，依靠的是美英的帮助。当共军攻入雅典时，就象美军入朝鲜挡住金日成一样，英国军队直接与共军交战并歼灭之。希共之不幸或希腊之大幸，是希腊后方的铁托，没有毛上帝"抗美援朝"的世界革命热情。内战结束后的希腊，直接聘用美国人担任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官员，美国大使是希腊政府的真正领导者。

希腊向美国的一边倒，美国实际上是希腊社会的干预者和监护人。政治上的原因是希腊内战后导致的，面对苏联冷战和南下的威胁，不是希腊这一小国可以承受的压力。经济上的原因，则是二战和内战让希腊成为欧洲受创伤最深的国家，更甚于波兰的损失。希腊无论是内部财政还是出口市场，都要依赖于美国人的援助，同时希腊民族主义的独裁政府，也处于崇拜美国人的"素质优秀"的粉丝时期。

希腊军人独裁时期被认为是"失去了二十年"，没有赶上战后欧洲恢复。但是回顾起来，军人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水分也比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小。后者因为国退民进的大踏步，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从四分之一攀升到三分之二！与国退民进同步的，就是希腊货币德拉克马，与南美洲国家你追我赶的通货膨胀。新币换旧币的朝鲜式的货币改革反复上演，通胀率最高年达40%！

凯恩斯主义推动的国进民退，科学派的GDP数字自然是比较光鲜的。今天希腊首先落入欧债危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国有经济体系低效而耗资，让希腊国家信用资不抵债。但是与智利相比，希腊在美国指导下的军人独裁政府时期，仍然是政府广泛经济干预，而不是弗里德曼顾问智利时，政府退出干预地培养市场经济。军政府倒台后的国退民进，并不等于军人独裁时期，就是市场经济。

希腊战后军人政府实施的是马尔萨斯主义，随着经济动荡和贫富分化，渐渐失去其执政的合法性。为了对冲美国人"控制希腊内政"引起的民意反弹，希腊政府寻求民族主义政治分，鼓动希腊的"钓鱼岛争端"，在塞浦路斯问题中"自古以来塞岛完整归属希腊的立场不可谈判"的强硬态度，不可避免地把希腊政治稳定性捆绑于钓鱼岛主义。土耳其终于不耐烦地控制了塞岛，希腊军政府和国王就一起垮台了。

希腊社会老人化，企业处境艰难

希腊旅游收入靠小岛；
欧元让希腊越危机，旅游价格越上涨；
latte咖啡体现的劳务价格；
希腊社会老人化，企业处境艰难

笔者是第二次上希腊。上一次是在穿梭旅游，围着雅典，德尔斐和科林斯游览了一下古迹，便到下一站罗马。这一次的主要行程是要上岛。希腊旅游资源说丰富也丰富，说枯燥也枯燥。除了大陆不多的古迹，真正能够玩的就是海岛游。如果是逛市容的话，整个雅典不比浦东大，从帕特农到庇里尤斯，笔者至少大马路上，已经不用看路牌了。但如果上岛游，计划不好的话，就会很花时间。

主要是希腊的岛屿太多，交通渡船太少。渡轮不是天天有的，又不是很确定。一不小心上错岛，隔一两个星期才来一趟交通船。被关在岛上高消费，总不能天天游泳钓鱼吧？这次还有下一站的英国再返回欧洲（是否两次签证，一度伤透脑筋），所以安全起见，仅仅往交通最可靠的米诺斯和提拉岛。自打重提santorini火山，总有一种感觉，看看三千年前那次火山爆发，想象是怎么把亚特兰提斯送入海底的。

与东方游客区别的明显的是，欧洲往希腊的游客不是冲希腊的古迹，而是冲希腊的海岛。其中以德国和北欧游客为多。地中海对于中北欧的游客来说，是难得的"阳光海滩"。北欧虽然不缺海水，但是即便是夏季，北海的水温也给人切骨的感觉，需要租用特殊的橡皮游泳衣才能下手。至于波罗的海，对于习惯温水海洋的中国人来说，估计是会给冻死的。连瑞典人也对波罗的海没兴趣，宁愿到希腊玩海岛。

但是如果玩过东南亚普吉，沙巴，宿务，冲绳，苏梅这些海岛的，就会觉得即便是米诺斯岛的沙难，也只能用寒酸来形容。粗糙的岩滩，如果不穿上潜水鞋，光脚板几乎肯定会划得鲜血淋漓。米诺斯岛需要租船环岛游再下海潜水。但如果以看珊瑚计，仍然不能与东南亚海岛相比。差距之明显，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中北欧的游客，也会成群结队地对东南亚的普吉，苏梅，沙巴，甚至大堡礁了。

在雅典两天三夜的停留，笔者对比了与东南亚，同样是外汇赤字下，给欧元统一货币和保留自主货币的区别。当伦敦奥运开幕时，希腊旅游的淡季，价格相对下浮。但笔者以为雅典消费价格水平会下降，而实际是相反的，原因可能是服务价格可以下跌，但外汇短缺，外汇进口的商品就少了，相应地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希腊需要一些向进口的贷款才能降低供应价格，事实上服务价格也没有下跌，反而上涨。

希腊旅游区的价格水平不会特别昂贵，甚至于渡船小卖部价格，也不会显得特别昂贵；尽管稍稍有点浮动。如果是在中国，不飞起来把游客斩得血淋淋才怪。象希腊这类商业远见，较之中国三亚这样的斩客城远甚！其实游客到此一游才是利益大头，至于吃饭买记念品，是小数。游客如果能回头，还来的利益绝对比斩一顿海鲜天价来得多！中国天朝常见的旅游区斩客，也是国内游性价比偏低的原因之一。

不过自从2004年奥运会以后，雅典的物价似乎就没有回落过！有朋友说雅典早前的物价是不贵的，自打奥运会后，价格起码涨了一倍。雅典目前的汉堡包价格指数是比较低的，比上海低！一般的公务员和大学生就业的收入，一个月只有150-200个汉堡包。一杯冰镇latte咖啡在雅典卖到6欧元。路边小摊latte咖啡，是笔者考察当地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另一指标。咖啡的原料不贵，一般是边缘就业人员的纯劳务。

可以看出，自从雅典奥运以来，希腊人一直处于物价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实际收入下降的三重压力之下。这也意味着企业的毛利和政府的税收，也将同步下降。考虑到希腊目前的失业率非常高，（可能超过三分之一），那么希腊人的生活状况，虽然谈不上生存危机，但委实可能说得上是处于大踏步的后退之一中。而且希腊似乎与中国相似之处就是很少见到有年轻人，接待客人的都是中老年人。

崇拜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

为什么传统病会在"中等收入陷阱"出现？
欧洲也没有摆脱"中等发展陷阱"；
崇拜欧洲的国产公害知识分子的愚昧；
"把结果当成原因而建构"的"向国际接轨"的杀伤力；

因为传统公有制道德的文化观念，中等收入陷阱，最显著地出现在公有制社会转型的"货币财富贫富差距变大，个体权力差距变小"仇富时期，但不等于传统文化就此举手投降。当公有制病（如妨也称为"传统病，传统文化病"）出现在落后如印度，东南亚，阿拉伯，南美这些动荡的地区时，公众就会下意识"这是有害的"；但如果出现在欧洲时，就会被认为"这是文明的"，甚至为欧债危机打气！

缺乏先验的客观科学的法则，传统文化人士习惯于从最极端的（一般是美国）和自已之间拉一把平均尺，把欧洲当成了先进文明的代表。有如情人眼中出西施，如果欧洲在经济上的表现不如人意，那是文明进步没有向美国式的自私自利让步而付出的代价；如同迷信苏联模式的西方文人，把斯大林主义大国，总能饿死几千万人的稳定发挥，视为"乌托邦的前途是光明的，公有制正义的道路是曲折的"。

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出现在欧洲，典型如希腊和葡萄牙这样的南欧国家。欧债危机这种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作的孽，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对欧洲资本主义进程的，又一次成功的狙击！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自已干的这种成功伟业，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尽管由于欧洲的私有财产利益者，已经远非东方帝国和东方亚这样的后者社会可比，但法国的富裕公民仍然成群逃离他们的祖国。

一般说来，当国民经济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民粹极端化时期以后，只要不发生诸如国进民退，复辟监管经济、建立福利社会、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等等，不发生这些足以摧残仍然脆弱的民营经济的多数人暴政的政策，市场经济让所有人共同富裕，消除贫困差距的机理，就开始了良性的循环；而传统等级文化在公民社会中的残余，就会越来直小，直到成为极少数派（如占领华尔街）而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这种增长是在外来因素的带动下的，如对货币操纵而导致的虚假的GDP泡沫，石油财富带来的人均美元增加，无论在数字上是否跨越了"中等收入门槛"，私有制经济本身仍然是脆弱的，经济内部仍然是管制型的、特许权证"管理的"，而象行政垄断的买办仍然通过权力占有过多的财富时，这些国家，并没有真正越过中等收入的门槛。这恰恰是欧洲除德国和荷兰少数几国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欧洲的愚昧落后，不仅仅反映在比美国更穷，却自寻烦恼地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在此以前已经打了N场战争！战后仅仅在美国带动下的，以美元计价的面向美国出口的经济增长；其中既有泡沫，又有意淫的"赶上美国"，还有与苏联华约集团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沾沾自喜。欧洲和他们的粉丝，非但没有发现与美国发展水平的差距，反而以传统文化的福利主义，自以为找到了强势崛起超越美国的钥匙！

由于缺乏先验的客观科学，后进社会如东方帝国的知识分子，无法分别欧洲经济增长的内因，也无法准确评价欧洲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也就无法了解欧债危机的内在机理。他们实际上无法分辩，所见所闻的欧洲和美国，他们现在可见的"结果"，是否就是让欧洲和美国的得以富裕的原因，甚至常常会把损害了欧美国家经济富裕程度的"西方劣根性"，配上乌托邦的想象力，视为欧美成功的秘诀。

没有什么比得上"把结果当成原因的建构"更具有政治的杀伤力了！所谓"有愚昧特色的向国际接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不都是把"工业化"这一市场经济的结果，当成了"国家强大的原因"而政治建构，导致了大规模死亡吗？脱离市场的"工业化""生产"实际上不创造任何价值！可想而知，当后进社会把欧美社会相对高的福利水平，当成"共同富裕"的原因去建构时，将是何等的腐败！

阿拉伯石油收入无助社会经济

穆斯林/阿拉伯社会萧条、停滞上千年的经济机理；
阿拉伯帝国城市化与大萧条的税负关系；
阿拉伯社会的部族依附形态阻止资本主义萌芽；
阿拉伯没有土地私有化概念，阿拉伯石油收入无助社会经济；

穆斯林在中世纪晚期，以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为代表的"复兴"，是军事集团的"复兴"，是突厥人军事部落，顺应了伊斯兰教军事化组织的本来特点的"复兴"，阿拉伯/穆斯林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就没有显示改善的停滞，阿拨斯王朝时代的经济水平，也是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顶峰。穆斯林社会上千年的停滞，直到今天阿拉伯国家在石油美元中的贫困，阿拉伯病与东南亚病的机理基本相同。

阿拨斯王朝时期，穆斯林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力的城市化过程。以哈里发朝廷税收权力为支撑，由远方各地贡金补充赤字短缺（相当于欧洲殖民者的金银）弥补的贸易赤字，沿着两河流域，崛起了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大马干革，法蒂玛的开罗和倭马亚的科尔多瓦。这些中世纪的大城市仅仅是政治权力上的消费性质。它们对社会的消耗导致税收直线下降，最终导致这些大城市的萧条，甚至消失。

阿拉伯社会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土地就是军事和包税贵族的分封地，随时可以夺封和改封，当然也不存在当地民众的自治权。这样就导致阿拉伯社会无论是空降的贵族还是本地的民众，都无力从事基础性的农业和贸易的设施改良。贫穷市民和破产的农民逃入大城市，先后贩依伊斯兰教，无非是成为穆斯林贵族以济贫形式收纳的私民，类似于罗马帝国贵族用同样的方式收留的客民。

阿拉伯帝国的大城市依靠非贸易性质得来的消费资金，类似于今天东方帝国税收途径供给的体制内福利。以权力贵族为基干，由依附者家族、家庭，构成一个个"部族"共同体；也类似于今天东方帝国薄主教权力庇护下的大连实德万达徐氏海伍德之类的私人这样的关系网。至于权力庇护者本身是否"个人财产的清廉"，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由他的权力庇护所得的家臣财产，将为他支付一切消费开支。

阿拉伯帝国的两河地区的城市完全成为周围地区的寄生虫，通过"滥发"的真金白银，相当于凯恩斯主义支付的北欧模式，稀释着当地民众的积蓄。另一方面按二分一到三分二规定缴纳的货币税，又避免租种公地的佃农"居积居奇"，从而构筑了两河地区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农村居民的纷纷破产。阿拉伯社会的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上卖，这一点则与东方帝国改革开放后的"包产到户"基本相同。

贫困的阿拉伯农村无法为外来产品提供购买力，基本的农具和车挽由小城镇的作坊提供。农产品供应的匮乏导致价格的高昂，城市贫民不得不求依附于豪门贵族的仁慈，阿拉伯家庭绝大部分是一贫如洗。不同的家族和部落聚居在一起，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分配的权力（家族中的上位）明争暗斗。在自已的地盘上，则排除任何外来者的商业竞争。彼此部落之间黑社会般的竞争，又导致彼此的仇恨。

在阿拉伯的城市中构筑了一个个自办小商业统治下的，阻止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阿拉伯的商人与犹太人相似，基本上是这些大家族领袖的委派代理商，从中分红。犹太人本身也常常成为这些阿拉伯家族的代理商。商业成本由家族所有成员承担，直到下层民众出卖劳动力还债。利润所得就由家族上层执掌分派大权，直到底层民众的生存口粮。这种由上而下的分配，可能是阿拉伯人饮食习惯的文化基础。

现代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效果类似于当年哈里发帝国，从世界各地苏丹国中收取的贡金。军事化倾向的伊斯兰教组织的阿拉伯城乡部落，一旦碰上粮价上升，下层民众感受到饥饿的威胁，就等于是现成的造反组织。由底层民众出卖劳动力，与底层青少年出卖战斗力，对于部落上层来说完全没有区别。象沙特这种国家要收买部落，只需要收买上层；象卡扎菲要镇压反抗，只需把部落领袖家庭押为人质。

为什么中国人对新加坡、香港如此推崇？

谢百三教授关于新加坡的前后矛盾；
世界旅游中柴米油盐的价格；
鸡蛋和麦当劳汉堡的价格是精准的民生指数；
奢侈品价格主要反映当地的中产阶级数量和密度；

如果说韩寒的职业是兼职写书的赛车手，缺乏社会和经济客观规律的常识，那么谢百三教授就是天朝认证的经济学教授，一边收钱替机构五毛，一面摆出股民代言人的架势，收集粉丝的眼泪水。谢百三教授不至于完全不懂经济学，他早年的文章也说明他很清楚外汇占款导致人民币通货膨胀的关系。但是看看谢百三关于新加坡的几篇文章，就会发现谢教授完全没有察觉其中的逻辑矛盾。

谢教授早年先是大赞新加坡的专制经济有多么优势；既符合西方左派的眼光，也非常符合天朝政治专制的口味。近来谢教授又说人民币不能升值，出口太困难云云，他就没有想到这种困难，正是他所主张的"向新加坡学习"的结果！谢教授刚刚又说新加坡的物价贵得惊人！难道他又忘记了这正是新加坡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吗？不过到了谢教授笔下，又成了"人民币含金量高"！这才是读过大书的人！

谢教授尽管前后有点自相矛盾，但以笔者的标准，仍然是"懂旅游"的人。至少谢教授开始注意东道国的价格；有机会发现自已的自相矛盾。如果有一天能够真正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大众说点公道，难道我们不值得为谢教授高兴吗？笔者建议谢教授不要光看机场的价格，最好多逛逛当地的农贸市场，饮食集市，在可比的基础上，对比一下与国内的同类商品的价格；找出当地的商品和民生产业的好坏特点。

笔者最喜欢逛的，并不是名胜古迹，更不是今天的面子工程。以为崭新的鸟巢之类的面子长程的大建筑，可以与破旧的大竞技场相媲美，是东方帝国文化不害怕替国民花钱的奇妙思维。笔者甚至不喜欢逛CBD商业区，那里的物价就象外滩和南京路一样，缺乏代表性。笔者旅游最喜欢就是逛人家横街里巷里的集市场，看看当地民众主食消费的价格和当地民众的家庭收入的差距，可以比较准确对比各国民生。

笔者一直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新加坡如此推崇。如果说对于李光耀家庭来说，新加坡确实是政治贵族的圣地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很宜成的城市社区。新加坡的商品价格是整个东南亚最高的，甚至是整个东亚最贵的。新加坡的GDP明显是由政治性质的货币政策吹起来的泡沫。对比周边如马亚西亚的价格，"淡马锡"隔许多年才人均分红一千美元，新加坡国民至少亏损90%以上。

与新加坡类似的还有香港。香港尽管名为购物天堂，显得便宜的主要是大陆反复被公害知识分子抬高价格的奶粉，以及没有大陆关税的进品工业品，特别是供应中产家庭以上的奢侈品，如女性化妆品；——>笔者所关注的民生的物价，不包括这些品牌产品。原因在于，一个地方的中高档奢侈品（如化妆品，品牌服装）主要反映的是当地的中产阶级的购买水平；而不是基本生活保障的菜篮子物价。

因此象马亚西亚的中等品牌产品，价格就不亚于中国，基本生活商品的质量稍优于中国。显示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众生活比较殷实的国家。而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中档品牌产品的价格就远远低于中国，如进口的法国伊云矿泉水。并不是这些地方的物价指数低，而是这些地方的民众比较穷，中产阶级的数量比例都比较低。至于如鸡蛋，肉类，面包，水果等食品，一点不比中国便宜，甚至更贵一点。

笔者最喜欢比较的是鸡蛋和谷物的价格，标准的物价指数就喜欢对比各地麦当劳的巨无霸。把当地收入换算成折合多少斤鸡蛋，月收入折合多少只巨无霸，可以精确对比各地民众的收入。以此作对比，美国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收入超过1500只巨无霸，约15倍于上海/韩国；5倍于日本/新加坡/韩国，3倍于台湾。台湾实际上是东亚民生最富裕的社会，东方帝国却青睐香港和新加坡，而不是同为华汉的台湾呢？笔者最后一个喜欢的价格，是路边走鬼样摊档的latte咖啡，反映边缘群体的服务的劳动力成本。走鬼摊档，可以减少地面铺租的干扰。

苏联不曾经是第二强国吗？苏联不是全民福利吗？

改革失败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右边的暗箭"；
缺乏客观科学的先验法则"向西方学习"将非常危险；
"中庸不极端地"学习西方，最终将重复帝国奴役之路；

随着开放资讯的增长，对西方的妖魔化的五毛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尽管中国国民能阅读英语的不算太多，真正造访美国的，反而常常就是体制内的成功人士；但是象乌有之乡那些捏造美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类的故事，国民几乎没有几过有上当的，反而每次对中国公众，显示出马恩毛左的极端、虚伪，和不可信赖。类似的还有天朝喉舌对朝鲜的粉饰。谎言总是能够收获政治效益吗？我看未必！

象乌有之乡这类"左边的箭"（用列宁演讲中的一次比喻），总是被轻易识穿而徒获讪笑，那是因为经历过文革和大跃进地狱，东方民众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了，而不在乎毛左对其细节作了多少精心的修饰。但是当这种"箭"是从"右边"射来的，把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神圣化完美化，以结果作为原因"向国际接轨"引为东方建构时，警惕的人就少了，"愿意相信的人"就多了。恐怕这是改革最大的危险了！

假如"人类社会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演化"的社会进化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西方社会至少在整体上，就不可能是完全达成了私有化的水平。证据是明摆着的，所谓"西方"是一个泛国家的概念，西方国家之间有着悬殊的差距，本身就足以说明其内部制度存在差异。这说明"西方"内部必定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制文化的残余。另一方面，不能全面复制西方的细节也意味着不能全面照抄西方，必须具备选择性。

这样缺乏实体社会学这种客观科学的先验法则，就产生了致命的政策后果；更不幸的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和绝大部分文化信仰，天然抵制社会进化论！他们无法识别他们所见所闻所传的"细节"，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误报的，那些是造谣的；他们更无力识别那些是结果，那些是原因！这样的学习西方，就与东方传统左派，把西方社会采访成新型法西斯主义一样，搬回东方就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建构。

把美国视作西方资本主义的"极端"，因为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最浓厚"。再把欧洲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传统文化的中庸妥协"——>传统公有制总是这样去理解中庸，不极端！也令到世界各后进社会，——>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都把学习的标杆放到更易于他们理解，所谓更不极端的"欧洲"，而把美国的成功拒之门外，尽管美国本身也不是完美的私有制，美国社会内部也有很多传统残余。

这样一种传统文化中庸眼光的"向西方学习"，无论是否拿来主义，都产生了一种可笑又可悲的回归。与英国相比，美国在私有制上无疑是极端的，英国不是比美国更早的"资本主义鼻祖"吗？英国的贵族文化不是比美国的平民社会，更让东方贵族体验革命血统的高贵吗？这样英国就成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有信仰的中国人的共同圣地。"特权立宪"的马尔萨斯主义，居然成了左右派"改革"共识！

与英国相比，法国不是更人道吗？不是更平均吗？法国不是自诩为人道主义的圣地吗？法国和法国的粉丝不是都把人道主义，信仰为"人权"吗？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不是更符合中国"统一政治"的需要吗？法国不是一直在美苏之间保持着独立的，但是不扛旗的大国地位吗？法国不也是欧洲的成功国家吗？法国不也是一人一票，全国普选，中央还可以向各省和大城市派驻省督吗？不是更接近中国文化吗？

与苏俄东欧相比，法德两国也显得极端了。苏联不曾经是第二强国吗？苏联不是全民福利吗？除了养不活自已以外，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用官僚打倒了私有财产不平等！东方社会改造成苏联模式，不是更容易吗？就这样"向西方学习"的初衷在中庸法则引导下，通过欧亚大铁路，一点点回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帝国模式中。最后成了"咱毛主席的中国，不是更好吗？连苏联都亡了，中国还没有巨变呢"！

把西方社会的结果，当成西方成功的原因

公众对怪胎民主派的乌托邦缺乏警惕；
缺乏社会进化论科，公害可能无法识别社会因果；
公害把西方社会的结果，当成西方成功的原因而建构！
西方为什么在东方访问者眼中变成"成功的斯大林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立在公有制远大理想下国，但实践上到目前为止仍然失败！不得不依靠谎言卫道的欺骗大军。时至今天的资迅条件为止，马恩毛无论是编排虚假的西方社会的"水深火热"，还是编排东方朝鲜古巴的幸福生活，无论是否拿出孔庆东这类旅行者，或者让朝鲜国民甚至洋五毛现身说法，都已经很难再有宣传效益。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的怪胎民主派的乌托邦，公众仍然对其缺乏警惕。

人类社会都有着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共同的文明轨迹。对于后进社会来说，符合"复古愿望"的乌托邦故事，公众普遍性地就会缺乏先验否则的敏感性，甚至认为那才是西方文明的进步之道。如果这种复古愿望来自于马恩毛左这样臭名昭著的左棍，或者来自朝鲜这样的声名狼藉的国家，或者还会引起公众较广泛的警觉。但如果是来自号称良心不缺的公知，甚至来自古巴、不丹！就很少再遭到怀疑。

这些事实上成了造谣传谣的公害知识分子，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向国际接轨的社会原动力。公害本意未必是造谣。但是缺乏如实体社会学这样来源于进化论的客观规律的先验法则，让他们无法识别，到底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因素的结果，（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均富），还是令西方社会发达的根本原因；从而可能得出在实体社会学中是完全错误的结论，（如税收均贫富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这类明显的误导俯拾皆是。如拜上帝教宣称，基督教让西方拥有了领先的文化优势，——>西方基督教沙文主义者显然欢迎这种观点；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到底是因为宏扬了基督教的统一思想，还是因为抵制了宗教对世俗政治经济的干扰，才实现了资本主义的革命呢？又如西方的福利水平，无疑远远超过东方帝国。但到底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带动了福利水平，还是高福利带动了市场？

又象韩寒到了西方，看到美国联邦津贴全国一样，回国就宣称"美国没有户籍制度"，鼓吹没收所有地方财政权力上缴中央，"全国一致的福利"，（此论如果在美国实施，恐怕有第二次内战！）。韩寒固然没有看到州市县的地方福利和教区差别，更没想美国今天的总统普选（实际上不是普选，而是选举人团制度，而且国会选举是地区选举为基础），是费城方案的最后结果，还是普选而成就美国民主？

诸如此类的错误，都是把某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当成了促成理想社会的成因，而刻意地照着葫芦画瓢地建构！一个社会的政策性错误而导致几千万人死难的民族悲剧，来来去去就是这样一些缺乏科学常识的误解造成的。不妨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何尝不是把"均贫富，强调公益，有社会保障"这样的资本主义结果，当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去构建，才构成了社会主义折腾的百年悲剧？

如果说福利诱人，可以让韩寒也迷了眼，那么把西方社会看成"监管的世界"取经接轨！西方也成了一个左派访问者眼中，非常成功的斯大林国家了。西方社会与东方帝国相比，显得很有公德，几乎没有人插队，公共场合几乎没有喧哗（国外找同胞，只需往嘈吵处找），不会有人在没有显示示意抽烟区吞云吐雾，都会给老人孕妇儿童让座……，等等；这一结果也被有心人看作是民主条件"公德""信仰"。

西方人士社会公共生活的严谨，与留给东方游客深刻印象的"司法诉讼"，让东方帝国人士产生了西方社会严厉监管的错觉，却忽视了人家那些"法"，政府不是执法者；甚至于警察可以提醒，却不能执法！法院不能拘人，全凭民间自诉，了不得的FBI或证监会也只能收集证据，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如果不理解欧洲社会自治不允许监管，却把西方人的守法、诚信看作监管的结果，后果可想而知。

乌有之乡这些马恩毛左，代表了最邪恶方向的航标

所有社会都有极端分子，但都不是社会问题的关键；
"极端分子"如烟如雾，关键在社会中庸对极端的利用；
传统公有制社会的中庸，因为缺乏先验的科学法则；
中庸之道不能识别极端，衡平法则鼓励了极端言行；

笔者的博文偶尔提到马恩毛左，有些人就以为，笔者针对的是乌有之乡这些人。试问当家长指着等绞死的罪犯教训孩子："小心做人，别象他们（罪犯）那样"，到底是针对孩子呢，还是针对罪犯呢？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博弈中，乌有之乡这些马恩毛左是一座鲜明的，代表了最邪恶方向的航标；提示一些自以为不缺信仰的怪胎民主派"不要向毛左那样！"，是针对乌有之乡，还是针对怪胎呢？

稍稍回顾一下"愚民公害的金字塔"，如果得出这一逻辑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所谓极端分子如毛左辈，尽管引人注目，但真正构成社会威胁的，却是数量大得多的"极端者的下层金字塔"的"中间派" 。假如不是这样"中间派"对极端行为纵容，极端顶多是个问题，不会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没有极端分子，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子，可以构成真正的社会问题。可以视为社会学的公理。

由于"极端的个体"在公共意义上必须得到"公共的接纳"——>准确地说是"利用"。这本身就否定了极端分子，具备公共威胁的可能性；除非有些人要利用极端分子，象利用郑民生周克华，利用毛左，利用愤青……，极端分子才能借以危害社会；实际上接纳了极端分子的"中庸者"却从来认为自已是中间派！事实上，专制社会盛行"中庸之道"并非东方特色，是东西方所有公有制传统的常见现象。

即以老人牌为主体的毛左来说，他们当中的所有人！可以说是所有人，并不认为自已是极端的。除极少数如张红娘这样的政治白痴以外，绝大部分毛左并不主张回到文革，尽管他们对于重庆这样的现实复辟的文革，完全缺乏免疫力；他们对毛主席也是抱着"全盘披露毛的错误，超出了（毛左）理智所能承受的底红"（《人民真理报》）。这些观点的背后显然是基于中庸的原则，而不是面对客观的事实。

真正无惧复辟文革的，反而是少数青春牌的左棍。不是因为这些人"勇敢"，仅仅因为既醉心于革命，对文革又不了解，拌上一点青春型白痴的"逆反"！这些青春牌左棍的思想核心未必体会中庸，但是他们作为极左之极端，却常常可以换得中庸分子"中庸的妥协"，自以为"极左愤青者，奇货可居也！"。如果没有这些所谓中间分子的纵容，如果人人对青春牌左棍棒喝，可以挽救多少青春白痴的生命？

人人都似乎反对的，又仿佛无处不在的极端分子，真的试问"谁是极端分子"，反而个个以为自已是中间派！甚至连笔者自已，个个是持个体价值观（即我的判断我作主），反对以革命建构的手段，暴力改变目前看似不公平的社会；却仍然被一些明明是赤条条的左棍，——>他们居然声称自已是"中左或中右"，——>把笔者攻击为"极右"！极端分子似有实无，似无实有，恐怕就是所谓的"极端"了。

所谓极端分子差不多就是"阶级敌人""共济会"那样的阴谋论式的烟雾。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极端的言行都很容易遭到普遍的反感和抵制。即使是如薄主教这样的红色贵族血统！他的唱红打黑，如果刮去他自已政治投资的吹打手，在东方舆论中也是势单力孤，何况是其他的极端分子呢？真正有麻醉性的，恰恰是那些很容易被中庸法则接纳的"中左，中右"的，迎合民粹的似是非而的乌托邦！　

"极端"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庸"的催生！因为中庸是在不具备先验的科学衡量法则，同时又没有更高级的权威真理标准（领导没发话！）时各打五十大板！这样就鼓励了一些看透了中庸游戏规则的精明鬼，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一个人是谋杀，杀死六千万就是英雄"的博弈投机，行极端之事，而从中庸的平衡中获取好处。如果没有先验的衡量，价取平均的衡平法则，等同对极端的鼓励！

存心要忽悠他人，最容易被他人忽悠

存心要忽悠他人的人，最容易被忽悠；
预设前提的种种忽悠；

过分关注自已的细节是否"权威"的人士，不但忽略了别人拒绝细节的天赋人权，常常也忽视了自已个体结论的天赋权力；而受制于他人预设的某种先决性的前提。象笔者刚回来就看到一连串的，用"权威的均衡经济学"对笔者的观点吹毛求疵的贴子（或称争论）；但这种争论必须是在"均衡经济学是正确"的前提下才成立。至少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笔者也不建议改变这些人的信仰。

正如所谓文化，并不是决定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而是某种经济社会中政治博弈均衡的表现；——>在此因果层次上，文化是结果，而不是有作用力的内在因素；否则就将构成自洽的逻辑循环；——>均衡也同样是市场某种供儒平衡后的不可预期其程度的现象，同样是不具备作用力的内在因素。所谓均衡并不是一个可以测定的用于现行干扰修正的参量，而只是现行干扰结果的可能性之一！

当这种可能性出现时，均衡派的哲学家称之为"均衡"，当出现其他可能性结果时，凯恩斯主义这类哲学家，又称之为"另一均衡"，总之当前他们行使的干扰总是正确的，他们干扰社会的权力也永远是正义的。这样就构成了逻辑上的自洽循环，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所有理论，都是伪科学！其逻辑意义相当于伟大领袖的任何结果都必定是正确的（均衡），不是此种正确就是彼正确。

类似的预设前提的所谓"争论"还有很多。象房地产拖动增长，等价于"高税收，金融垄断"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上从来没有成立过。市场经济增长是由个体需求的自由替代，自发地生成的，根本不是任何建构性的政策所能真正拉动。但是计划经济的信仰者（包括均衡论者）反问"除三驾马车（含房地产）外，还有什么产业可以拉动"——>这本身就是"计划经济高税收拉动增长"的预设前提。

再有目前刚刚闭幕的伦敦奥运会，举国反思举国体制的奥运GDP对我们国民有什么好处时，国家主义的喉舌《人民真理报》却如此反思："既要淡化金牌论，又不能放弃举国体制"，此种言论等价于"国民还要继续为奥运战略掏大把钞票，但不能再要求这些吃体校饭的公务员出成绩了"，——>对比经济领域上"既要保持国企，又不能限制国企跑马圈地"的马恩毛左辈，是否异曲同工？

举国体制论的国营粉丝的理据"如果放弃举国体制，还如何拿到38块奥运GDP？"，甚至还有人举出"足球放弃举国体制，拿了世界冠军了吗？"，这些政治哲学家，不但预设了"奥运GDP要不惜纳税人一切代价"的前提，居然把足协及有关部门对职业足球的层层桎梏，忽略得一干二净！对于公有制信仰如此坚定的，很可能就是"奥动GDP"的既得特权的特穆利益集团，睁眼瞎到这种程度，还争什么呢？

再如近日被重庆黑幕和薄谷案搞得焦头烂额的东方政治家们，连奥运都不足以转移国际和国民过多的视线，激化一下南海争端，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好处。以致于东边钓鱼岛也激化时，东方帝国完全忘记了，在南海上自已扮演着日本在钓鱼岛上的角色！天朝教科书对二战前帝国主义政策的准确解读："煽动国际争端，转移国内矛盾"，明显有助于国民理解"示敌于外找借口，实侵国民利益于内"的政治。

东方帝国时机很恰当地，同时与东南亚小国"关系紧张"，如果不引进美国幕后黑手论，恐怕连自已的三岁小孙儿也骗不过去。美国既不可能支持中国改变有争端领土的现状的单方面政策，对于人民真理报之类的革命喉舌指责的"幕后黑手论"也是有口难辩，——>认定美国是黑手，本来就是东方的天赋主权。但是东方帝国很难解释，美国人真要花钞票改变南海领土现状，对美国纳税人有什么好处？

中国社会落后原因不在少数统治者的身上

个体价值观反映社会与民主的文化距离；
中国社会落后原因不在"少数统治者"的身上；
中国社会危机也不因为"左派倒行逆施"；
中国的"右派"对社会的认识更错误，甚至更危险！

由"结论总是个体的，细节不能穷举，因此没有权威"，可以看出所有的理性主义，包括"中国式诡辩"，用他人所不可能穷举的"细节，著作，他方观点，权威言论"，强行否定个体结论的独立性，——>这是根本性的要害！所谓的"偷换概念"，实际上就是强行否定他方已经得出对象定义的个体结论。所谓细节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把细节作为结论的概念偷换。洗脑虽无效，愿者上钩！

"结论是个体的，细节不能穷举"，是公有制条件下，不允许存在民主议事，必须确保君主制一言堂的原因。因为君主如果不保持一言堂的权威，实际上不可能以理服人地说服任何一个臣民；也象意味着整个公有制下的社会机构瘫痪，因为个体处理的权益已经被公有了，"政府不拿出个说法（政策）"，下头就寸步难行。针对个体和地方的"能行寸步"，就是Charter特权，或称"特区"，"试点"。

在私有制条件下，"结论是个体的，细节不能穷举"，就是必须实行民主制的原因。因为任何人在自已的权益范围内，固然是无可挑战的权威，任何人也不可能代替他人的选择，拥有对他人权益个体处理的真理地位；即私有制社会除了私有制本身以外，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结论"。"结论是个体的，细节不能穷举"是个体价值观的"个体判断是价值的原子单位"的直接体现，因此与实体社会学丝丝入扣。

由此可以观察，今天中国社会距离个体价值的民主社会，实际距离还有多远。今天中国社会，通过书本、媒体和民间的旅游、留学和交流，所了解的西方社会，又有多少是真实的细节，有多少是传统幻想中的乌托邦。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少数统治者冥顽不化，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可就谢天谢地！找几个荆轲，搞几次革命，别人不上，俺上！俺带头上！革命就成功了，多美啊！事实上不可能的！

只要了解今天东方老人家的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倾向，如果真的以为中国的问题仅仅出现在几个统治阶级的头上；如果以为真的一两场痛快革命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存了坏心，就是根本没长大脑！如果考虑大多数沉默大众，价值观本身就是倾向公有制政治的，社会观点基本上是跟随权威的在这种基础上，无论是否有普选，一人一票，都不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形态。遗憾的是，革命却是左右派的共识！

中国通往民主的道路之遥远，最严峻地反映在，中国的左右派冲突是真实存在的，但左右派的本质却都是一样的，左右派就其主体上而言都是错误的，最激烈地要求社会革命的"右派"错误甚至更严重！反而是象左派主张的君权主义的专制，其实符合中国公有制社会背景的现实。所谓的传统而言的右派，也没有奉行私有制原则；否则他们不会攻击户籍制度（自治），却强调"普选，一人一票，反腐败"！

如果说以中国老人家为代表的左派的因循守旧是死路一条的话，那么包括青春牌愤青和所谓右派在内的"革命派"，他们实际上在"必须革命"上达成共识，仅仅是革命的口号有所区别，——>这种新一代的"国共相争"无论过程多么曲折，都毫无疑义地在几场内战后导致另一次残酷的领袖独裁。这些所谓的左右派的革命（其实都是不同形式的左），不是出路而是实现死亡的方式——>实际更危险！

唯一能成功的路，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大范围，上百的自治市和上千的自治县；让这些自治单位拥有独立的地方税收财政！中央监督仅仅在确保地方的选举民主，从而确保地方不成为寡头的割据。这些地方体之间的竞争，就将推进中国的全面民主。试问汗牛充栋的所谓启蒙中，有多少人不是用细节理性主义的方式，把对西方的理解，误导到某种错误的公有制乌托邦之中呢？还是公害知识分子车载斗量？

国库是法西斯主义才有的概念

私有制没有国库之《国富论》；
公民之私就是私有制社会的"国库"，藏富于民！
财政部兼管央行，理论上可行；最重要的是预算案监督；

有朋友提到财政部管国库和央行的问题，另一朋友所问的"国库是什么"，恐怕就是答案。国库是公有制/君主制/国家主义，或者说法西斯主义才有的概念。私有制是不存在国库的。私有制的"公民之私"，就是最根本的"国库"。司库的就是每一个公民的私，国家需要钱可以向公民私库要钱（税），但要说出合理的理由，得到足够多数的公民"司私之库"的同意。这就叫藏富于民。

不妨想想，假如私有制有国库，当国库有盈余时，意味着不需要再收同额的税，而能支付政府财政所需，此时应该减税，直到国库为零或赤字。最起码，不应该扩大财政支出，把所谓国库消耗国尽，然后到处非法掠夺"私财"充库，号称是"打黑"，充库效率之低，看看薄主教打黑抢劫了至少一千亿，但录入（重庆）国库的只有七个亿！简直就象比韦小宝抄鏊拜的家，更有中饱薄大人私囊的自觉性。

反之当国库是赤字时，就根本不是"库"，而是债。试问美国赤字欠债三十万亿，是不是就是美国积蓄了三十万亿美元？道理显然不通。由此可见，国库之能够存在，必定是有不受国民监督的绝对的权力，专供君主贵族挥霍的小钱柜，才有国库可言。否则藏富于民，广大公民维护自已权益的私有财产和互利合作的共同契约，就是公民社会最根本的国库。这就是《国库论》或称《国富论》。

至于说财政部主管央行，由于法定货币本身就是税收，财政部是主管税收统筹的，因此笔者觉得问题并不大。因为如果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环境中，独立于财政部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央行，缔造的是金融垄断的第二（隐性）税收；归属于财政部则是凯恩斯主义的显性化。反之如果不是通行凯恩斯主义，又不是搞斯大林主义的御用计划，那么央行就没有必要存在，也就根本不存在归属的问题了。

将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所有具备经济收入的部门，全部剥离国家权力，取缔其任何市场特权，关闭所有亏损单位，（在确保不含经营特权的情况下）出售，开放所有行业准入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无偿转让所有未亏损单位（送给国企工人也无妨），由此消除所有行政垄断的隐性税收来源后，就把政府财政支出集中到财政部出具的预算平衡表上，国会和选举针对此平衡表的"民主"，是私有制民主的核心。

世界上会有标准答案？

CCTV 也不是细节理性主义的权威；
薄谷案中细节理性主义的一台戏；
细节理性主义不可能洗脑；"同意者"本来就是同一观点；

所谓细节理性主义，就是"细节不是权威（结论）"的意思。数学原理上是违反了符里叶变换的"绝对真相还原"采样限制。生活经验里说，就是细节是无限的，每个人能够验证的细节，无论是证实的还是证伪的，都是有限的，结论是个体的。个体价值观上，真相在每个人理解的心证之中；结论当然不可能根据限制他证性的，个体所不能穷举的"无限细节"证实/证伪，而变成由他人为我决定的结论。

如果理解了细节理性主义的逻辑，那么我们尊重CCTV这类试图诱导我们思想的官方传媒，他们所提供的很多细节是真实的时侯，就根本不会被这类权威的标准答案所干扰。因为CCTV的结论只是CCTV"个体"的结论，就算是"一人一票普选"，顶多就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一帮子人的结论；如果我们没有预先同意"我们自已的anything都要无条件少数服从多数"，别人的结论，无论有多少细节，关我们屁事！

如果连CCTV琳琅满目的真实细节，都不能把他们个体的结论（无论他们是自以为是否正确）忽悠给我们，那么估计世界上任何其他强大传媒，无论他们是控制在马克思主义党国枪杆子下的，还是控制在西方社会广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主义传媒"，还是控制在犹太人共济会中的阴谋党，——>那怕是控制在外星人的手里——>甭管是否存在！也是忽悠不了任何看透了"细节理性主义"的正常人的。

试问王薄谷案用最为鸡毛蒜皮的"海五德人命案"起诉，潜台词"与薄主教无关"，当然是有关部门一厢情愿的标准答案。一般可以提供不少细节（遗憾的是此案中连这些细节也提供不了！），但是即使是在已经暴露在海外的多得多的细节中，不要说全世界绝大多数观念，都得出了"控小罪乃为掩大案""弃小妻保伟大的红黑老公"的结论，就连中国文化又有几个不明白呢？薄主教不是主犯？小王会逃？

别争！全世界几十亿人口中许多个体的个体结论而已！《雍正皇朝》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张五哥被皇帝发现杀白鹅，八阿哥奉命严查刑部冤案。开始时打算严打下去厘清整治，谁知道牵瓜拉藤把自已铁哥们拉出来摊牌！八阿哥只好虎头蛇尾，最后宣布公开的细节就是全部的细节，白鹅只有张五哥一个！谁信呢？没有人信！连皇帝都不信！八阿哥似乎蒙混过关，但此人难当大任，早就成了对他的政治判决！

《雍正皇朝》只是一部小说，小说故事能不能与生活吻合，薄谷案这台戏文，正在向全世界演出，耐心看看官方的"个体结论"是什么（世界上会有标准答案？）。 大清朝的皇党还是挺幸福的，在一个小天下里，没有全世界那么多眼光。闭关锁国还不会马上就挨打，开关迎客也不用理睬美国国会的报告，更不会让海妈妈的"早就知道东方帝国没有人权"的话噎个半死。那是海妈妈的个体结论，争啥？

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在演戏，连闭塞的大陆文化中的人士，都知道是在演戏！是否欣赏戏子的演技，自然是各有所好。但如果是从政治效益的角度上看，不知道这台戏还有什么演下去的意义？至少，导演这台戏的人，会收得八阿哥的政治效益，为他人作嫁衣裳！可以说，薄谷案这台戏，谁是导演，谁倒霉！薄谷案只是一个本文试举的现实例子，说明本文主题：如果有人被洗脑了，只因为他本来就认同其结论。

如果一些人本身就持有与细节权威同样的价值观，——>将意味着有同样的结论；对于CCTV之类官媒提供的任何权威结论，当然是全盘照抄。这些人认同的是CCTV的权威，就算CCTV不提供任何细节，许多人不是照样跟着大喇叭喊万岁？谁又能否定这不是这些人的个体心证呢？难道是细节为他们提供的结论吗？您又如何靠提供无穷尽的细节"事实"，证否他们的心证呢？您的细节比CCTV更多，还是更权威？

忠君卫道的就不是爱国者

公有制信仰的幻灭！残酷的幻灭！
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都只是公有制的信仰；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制度？
忠君卫道的Loyalist不是爱国者Partick；

幻灭！残酷的幻灭！将是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可以预期，越是越是缺乏后悔权力的老年人，这些一辈子信错了仰的人，除了拒绝接受事实，拒绝面对下地狱的命运，"坚决不学西方那一套"，他们还有什么选择？有多少人有勇气，否定自已的一生的错误？有多少人能够面对，自已只是历史进程的小浪花的"可怕事实"事实？有多少人能放弃"不能留芒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虚荣？！英雄？传世？良心？趣味题："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才知道平平凡凡，从从容容是最真"，您能说出这些歌词是那些歌手的那些歌曲吗？
幻灭的信仰者，既然不能够接受私有制个体价值观，也就只能满世界地为病入膏肓的公有制，寻找起死回生的仙方！偶或山中掘来疑似自家地皮上的原始人，或他国异族的隔世秘笈，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指责他人"缺乏信仰"。按照宗教传道的历史规律，此语意即"老子是你的先知，假如你是让俺忽悠成功的傻逼的话！"。世人万千，就象发短信诈骗的高手，如果真的傻逼绝种，也就没有人专业行骗了。

在东西方的旅游者之中，就有这样一类可怜，可憎，更是可悲的"寻道者"。他们一会儿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斗争，一会儿孔儒国学的之乎者也，一会儿探讨喇嘛教的博大精深，一会儿到红都寻访古老传统的真谛，一会儿跑到印度求神拜佛，一会儿自称信仰了基督教，……！这些人无论是钻研故纸堆，还是周游全世界，不是痴迷于细节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就是执着于求取某种"神奇的济世文化"。

笔者理解并怜悯这些人，在幻灭中挣扎的痛苦；但是对这些即将下地狱的无私灵魂，没有丝毫的同情！苦海无涯！如果他们自已不能够幡然悔悟，从自已开始，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任何人神奇迹，都不可能挽救他们！因为他们甚至以迷信者的痴狂，拒绝接受最显见的事实，用最疯狂的信仰，坚信别人（不信他的仰）就是要做坏事的，——>人类历史有一件邪恶的事，不是在这种精神状态的完成的？

文化决定论就是这样一种公有制幻灭的产物。这些满世界跑的寻道者，为"缺乏信仰的国家"寻找中央集权的新秘方，用细节理性主义的阉割，为他们的信仰创作着形形式式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搞明白，所谓"文化"，只不过是经济社会在政治博弈中达成平衡后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是称为习惯的一系列"实在法"。脱离文化产生的经济政治的基础，又如何能通过"文化移植"，复制他人如美国的成功？

同理所谓"制度"只不过的利益博弈平衡的现象，又如何能制度决定经济？如何能通过建构主义的，主动构筑"文化""制度""主义"，就复制某种成功呢？从大维度的社会进化论来说，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普及的现代世界中，曾经有过任何意义的成功吗？客观规律本是"经济决定政治，也决定了文化"，而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不就是"假定文化决定政治/经济"的，一种违反科学规律的信仰吗？

传统卫道喜欢指责引进海外的成功的社会经验，（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关键在筛选的标准是否科学），称之为"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卖国求荣"； 如果内心倾向自已的家国，就算是责之骂之，也如父母责骂于儿女，乃是爱国的表现。因此指责这些可怜的公有制信仰者"卖国求荣"不合情理。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从海外抄袭五花八门的真理主义，而在于统统用于本民族公有制的卫道！

这些形形色色的公有制信仰的卫道士，能够从美国抄袭来"不要问国家对你干了什么，为你替国家牺牲了什么（大意）"，能够节选掉括号里的词"（选举已经结束了），不支持(当选)政府就是不爱国"；但是卫道公有制的信仰，却让他们忽视了美国诞生自独立战争的名词"爱国者，Patrick"，其对立面并不是"美奸"而是"忠君者，Loyalist"。忠君卫道的就不是爱国者，他们全忽略了！

愤老和愤青

老人牌极左"极左的言论，温和的批评"；
青春牌极左"怪胎（民主）的言论，残酷的主张（阶级斗争，革命）"；
大学！传媒！公害知识分子的集散地；

中国老人家的意识形态，极左比例是比较高的。老人家的政治野心——>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不会小到那里去。但是一般而言，老人牌极左的行为主张是比较温和的。对于所谓观点不同者，（多半是年轻人），老人家的习惯一般是极耐心的批评教育。特别是对于缺乏社会常识，已经跟不上社会知识水平，但自我感觉"历史权力地位不低"的老人家，这种批评教育的投入，让他们感到到了生活最后的意义。

"极左的言论，温和的批评"，是老人牌极左的生活写照。乌有之乡的老同志们，大体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情结。与之相对照的，就是青春牌的极左观点则更接近于年龄相仿怪胎民主派，以至于两者之间，完全可看作是"无缝过渡"。这些怪胎的言论，字字句句可以跟上民主文学的潮流，形形式式总是对个体价值观的背叛，对待他们眼中所谓"异端"的手段，则倾向于残酷。

"怪胎（民主）的言论，残酷的主张（阶级斗争，革命）"，是青春牌左棍的特点，最密集地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之中。大学教职员工中是两种品牌左棍集大成者的聚散地。一旦他们真的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他们的左棍特色就会一点点褪去。大学教育相对于当地社会，总是极左的温床，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的通例。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些人总是饱食终日，有功夫让他们无私主义地"忧国忧民"。

但是大学毕业生接触社会生活后，进化成中国特色的老人牌极左，则是东方转型国家的特点。原因由于西方社会没有东方天朝毛时代那样长期的强烈洗脑，给老人家留下的乌托邦的幻象。尽管从大维度上看，由于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是"公有制——>私有制"，即"传统（等级社会）——>现代（经济社会）"，老一辈的大脑总是显得比较保守，比较倾向于传统社会的（公有制）道德。

可以认为东方转型国家的老人牌极左现象，是因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人类实验，由于走错了道路而不得不180度大转弯，在极短的历史时间内转型到西方个体经济社会时，导致的"老人一般比较左（传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老人一般比较极左（毛主义）"。这种机理实际上也适用于东方平民穷困阶层，西方社会的"穷人一般比较左（民粹）"，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众一般比较极左（民粹）"。

老人牌与青春牌两种左棍，虽然其林语堂动物的综合症病因是相同的，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行动上的"温和　vs 极端"的不同，仍然令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常常出现彼此的敌视，并以对方为鉴自以为"我不算极左"。一些活跃的老中青的左棍，指控个人主义是"极右"，根据就是他们自认为"某种类型（如乌有乡，如毛左）才是极左"，不是极左的他们当然就是"中间派"了。

这样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老中青的左棍风景线。除乌有之乡孔庆东这类极少数的集大成者，老人牌的极左，一般会因为青春牌喜欢阶级暴力斗争，而把青春牌视为极左，"爱扣帽子的红卫兵"，并把"意识形态的扣帽子"混同于个人观点，同样也把"个人看法"混同于"人身攻击"。这种实际上也是源于阶级斗争的概念混乱，同样地可见于张五常分子这类"极右"（马尔萨斯分子）对个人主义的指责。

青春牌的左棍是职业五毛的主要群体，则因为老人牌对"右派"仅仅是温和的批评教育而嗤之以鼻，而常常把观点实际上是很左（背离个人主义）的老人家，也同样视为"右派，右棍"。至于集老年青春两大牌之大成的中年左棍，常常就是各式公害知识分子，密集生长于大学环境和传媒行业之中。如果算上长着统治阶级大脑的传统美德的大众，这种社会转型中是否适合全国普选的一人一票，各人请深思！

税收高成本的结果就是高税收

按家庭征个税的成本逻辑；公害知识分子"缺乏成本观念"；
成本是客观的，科学就是客观的Object；
在私有制自治社会中，按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不成问题；

"按家庭征个税"也是笔者赞同的，但是国税局刘尚希先生称"按家庭征税，征税成本将高得难以承受"，是可以成立的理由；——>该命题是天然成立的，只要征税成本的确过高，就不可能按家庭为单位征税！不同意的人可以找出"按家庭成本征税高"的论据的错误，但是不可以对原命题的逻辑进行攻击。这象"枪毙了公害，公害分子就不能放屁了"是天然成立；至于该不该枪毙公害，是另外的命题。

看看我国的公害知识分子是怎么说的：
公害甲："宁要高成本的税收，不要高税收"——>神经病！税收高成本的结果就是高税收，打工高成本的结果就是低工资！
公害乙！"征税成本高，改革也有成本，如果因为高成本就不改，就不用改革了，是政府懒政"；——>精明的左棍哲学家！偷换了"一次性制度改革的成本"和"经常性收入对应的成本"，实际上就是毛文革的逻辑，"折腾不是成本，不折腾老百姓白白不折腾"。

问题并不在这些公害知识分子"观点对错""立场如何"，他们的根据如果成立，无论是什么观点，公害就已经成为公害！！这些"与笔者观点相同"的公害，犯的就是传统卫道士的共同错误：忽视了成本的概念，或者偷换了成本的概念。他们如果不是不承认成本的存在，（即假定有免费的午餐，仅在于如何通过政府"管理社会"得到），就是偷换了成本付出的角色主体，即把成本向权力弱势者转移。

这些公害知识分子的言行特征，就是精明地把自已的效益（快乐）建立在他人的成本（痛苦）上，一天到晚自淫自乐吃免费午餐的崇高道德！！他们所谓"不能因为高成本就不能推行某种改革""不能因为高成本就放弃公平"……，实际上就是"不惜老百姓一切代价（成本）"，"不患贫（成本高）患不均（平均主义，公害的'公平'）" 。这些公害分子，真的与笔者观点相同吗？

科学是认识客观对象（Objects）的属性、特性和相互关系的名词解释。因为是客观的，所以就具备了科学的三要素"实证性，重复性，他证性"。该定义是"科学三要素"的同义反复，但可能更简单明确。"成本"与"效益"是同一客观对象行为的，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于一确定的客观对象的确定行为来说，成本也是确定的，这叫"（质能）守恒定律"。因此刘尚希先生的命题是无可驳斥的。

"成本"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也是自然科的核心（即能量）；否认了成本，就是否定了客观世界，世界就不再是客观的，那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成本的要点在于必须对应"同一对象的效益"，即"你的成本不是我的成本，我的效益不是你的效益"的"你的不是我的"；如此简单的对象逻辑，咱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文科公害大师们，却象类人猿一样没有进化出基本的理解能力。
客观的事物如成本，是不可以信仰为"不是客观的"，否则你阁下在别人眼中，可能就不是客观的；宰掉这些"不是客观存在"的公害，就如同游戏机里打死一个符号，算不是伤害一条人命。这就是"信仰自由"与"尊重客观科学"的统一；不尊重客观者，没有信仰的自由！这才是人权天赋！不尊重他人的人权者，就算人道主义的之乎者也，他的人权也不需要尊重！或者可以说，这就是"科学的信仰"。

笔者并不能确定刘尚希先生所称，"按家庭征收个税"的高成本，是因为什么环节而产生。如果笔者没有估计错的话，是因为在目前中央集权的国税系统下，按家庭征收和报税，将出现无法精确审核的毛病，结果就是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这是非常具备可能性的，是公有制/中央集权低效的表现之一。西方社会是在私有制的以社区自治为主体的自动报税（本地抽样复查），按家庭征税的困难在西方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