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 “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 朱厚泽 李锐 李普 何家栋 何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迪 戴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