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大军挑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

起源于加利福尼亚问题房贷的金融危机，最终会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构成挑战？

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比全球其它地区高出许多，但全球金融危机仍给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带来了巨大冲击。

中国政府高级官员陈锡文在2月份披露了这一冲击的严重程度：在总数1.2亿至1.4亿的农民工中，已有2000万人遭出口行业工厂解雇。

这一数字也许很快就会大幅攀升。陈锡文披露这一数字时，经济衰退尚未对出口行业造成全面冲击，春节假期也尚未结束。假期结束后，预计许多工厂不会再开业。

北京一位研究人员估计，失业人数最终将达到5000万。

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了出现大范围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讳言。

胡锦涛主席把这场危机称作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自毛泽东去世以来，尤其是自2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就一直与其提升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准的能力息息相关。

在失业的农民工中，许多人很可能只有数月的储蓄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果他们找不到新工作，就可能产生爆发抗议活动的可能性。

此外，农民工只是不安定的潜在根源之一。另一个危机来自于大学毕业生。去年，有3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当时危机尚未影响中国。

农民工主要来自偏远的乡村，而多数大学毕业生要么是城市居民，要么在城市有着广博的人脉。对政府来说，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政治问题。

甚至在经济下滑之前，中国就不断出现大范围、低层次的不安定事件。近年来，政府已承认发生过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官方对抗议活动的称呼），包括在2005年发生的8.7万起，该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

然而，尽管多数政治分析人士都相信，未来两年中国的抗议活动很可能会增多，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对共产党构成致命挑战。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政治制度目前面临的这类压力，不久以前也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晚期，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决定采取断然行动，对本国经济的国有部门实施改革。

成千上万的公司倒闭，多达5000万人下岗。

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失去了他们曾以为将终生有效的社会契约的大部分保障——医疗、家人享有的教育、以及退休金。

随后出现了许多抗议活动，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有些抗议很激烈。

但政府并未受到这一动荡的严重挑战。

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就在不那么久以前，中国经受住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冲击。从许多方面来看，那场冲击比中国现在面临的冲击更加严重，但社会承受住了。政府和国家相当好地生存了下来。”

他补充称，对政府来说，相比以往国有工厂的工人，如今的工厂雇员不会构成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年轻一代更加能屈能伸，不指望国家照顾他们一辈子。

控制风险集团(Control Risks)驻上海的安德鲁•吉洛姆(Andrew Gilholm)表示，多数抗议活动仍倾向于反映当地具体的不满，而不是批评整个政治制度。

许多抗议活动并不攻击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还请求北京出手干预，以便解决问题。

同时，政府保持对安全部队的完全控制，限制独立社会团体的生存空间，还牢牢控制着媒体。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像短期内会出现由人们对失业的不满所引发的协调的挑战。

但分析人士承认，这种大范围失业给中国政治制度带来了新课题，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期望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越长，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就越不可预知。

 

译者/何黎

2009年04月08日 00:00 AM

《中国失业大军的挑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游牧民族迅速崛起的真正秘密

东西方的恐怖回忆中的"骑兵主义"；
匈奴蒙古迅速扩张与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异曲同工；

所谓如果瓦伦斯如果没有允许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就不会出现亚德里亚堡大败，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就象股民说，"如果我全部身家买了１０美元的微软捂二十年，我就发了"，废话！其时西哥特人是被裹挟于匈奴而求助于罗马，但是投奔罗马并不是唯一选择，而仅仅是历史文化的倾向上，对罗马帝国信赖感产生的选择，尽管罗马人将西哥特人称为世仇"蛮族"。

西哥特人完全可以象阿兰人一样成为匈奴西进的同盟者。如果罗马中央军不能对付西哥特人大体上已经被解除了部分武装的难民，大概也挡不住匈奴夹带着西哥特等民族的扰边。不引进西哥特人，大概没有亚德里亚堡大败，但逃不了"冠德里亚堡"，"季德里亚堡"之类的败仗，已经"死了"的罗马帝国，同样逃不了腐烂后被蛮族撕咬的命运。

匈奴、鲜卑和蒙古骑兵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回忆，如同匈奴和蒙古在欧洲历史中留下的恐怖，让这些文明古国将过多的眼光集中到这些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所向无敌"上，将其神秘化并过分拨高，甚至出现了可称之为"骑兵主义"这样古代军事误区，从而促进了在历史学上"越野蛮越强大"的错误断言。事实上游牧骑兵有多强大呢？举一个例子，强盛的匈奴骑兵同时侵入了衰败中的萨珊，给干掉了！

对游牧骑兵的渲染，令历史学界忽略了游牧民族迅速崛起的真正秘密，其主力武器，并非是"骑兵"，而是同盟条约。游牧民族的同盟不象罗马这类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的条约那样繁琐，更接近于拉邦搞生产（即抢劫），临时指定一名老大，打完仗就分赃。而游牧民族大部分的进攻与其说是毁灭性的，不如说是黑社会式的勒索："你不给物资买平安，我就抢抢抢……"，这就是所谓的《狼图腾》的血性。

因此匈奴之所谓征服了阿兰人，征服了西徐亚人，征服了东哥特人……，是错误地使用了"征服"的概念。实际上匈奴人的"征服"更接近于同盟的扩张。匈奴人通过骚扰边界上新民族，可能会打上几仗，抢上一气；让新民族求饶；匈奴人马上宽宏大量地接受求饶，对强大的盟友甚至归还赃品，但要求订立同盟抢劫条约，听匈奴人指挥，打仗麻烦当先锋，下次抢来东西大头归匈奴人。

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也一样）与罗马人扩张过程中的同盟政策非常相似，特点是不求从新同盟的赋贡中获益，而倾向于将新同盟的军事力量免费使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扩张政策，并且对于核心老大并不构成战争成本，却能取得大部分收益。在此同盟政策下，匈奴和罗马的崛起在历史上都给人一种旋风般的感觉。

只不过匈奴席卷的是北方草原上的落后部落，本身没有成熟的国家文化体系，而罗马席卷的是地中海的城邦，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行政法治经验可以消化整个世界。罗马法的行政能力，甚至不亚于21世纪的中国。尽管如此，聚焦了历史学家的闪光灯的，是明星一样出采的罗马军团，和大漠上的游牧骑兵，真正促成这种洲际风暴的"同盟政策"，被故事派历史学家们的优秀文笔，几乎完全忽略了。

由于罗马和匈奴这些帝国的扩张都是同盟条约的结果，罗马的扩张就尽于地中海城邦世界的尽头，而累死在进一步的扩张之中。因为后者将意味着罗马统治者自已掏的军费腰包，而匈奴的扩张在接触到先进文明后冰释瓦解，道理大同小异。蒙古帝国也是同样道理，征服宋朝的并不是游牧人的蒙古帝国，而是定居的元朝帝国。将蒙古帝国的"屠杀"事迹放在元朝身上，是不合适的，两者的政策并无相通之处。

中国官本位社会之世态万象

官本社会-1：或许你也帮助催化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各种会议都要强调“级别”，连学术会议、医生专业会议也要找个部长或人大副委员长做报告，提升会议“级别”，而那些官员当然不一定顾廉耻，再专业的会议也会上，沾污学术纯洁。多年下来，学术会议不学术，学术体系内缺乏独立于行政权力的价值谱系。

官本社会-2：跟国内同行合作做研究，时常碰到术语不对称。对我拿耶鲁经费一起做的研究，国内大学同行要“立项”，否则成果不算；问：这是什么级别项目？国家级，部委级，校级还是院级系级？开始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把研究做好了，管他什么级别呢？与行政级别何干？！可对国内同行，级别就是饭碗！

官本社会-3：最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是，几年前，老家长者在做一件好事，要重修家谱。其他都好办，唯一难办的是，我们族里有两位最有出息的人，一位是现任湖南某大市市委书记，而我是耶鲁教授，可是：市委书记和耶鲁教授，谁的级别更高？谁该排前？-- 开会讨论后还是决定：耶鲁教授级别低于市委书记！（每份家谱的前几章会谈到族规、历史、现状、重点人物介绍、做好事的人等，然后才辈份排序等）

官本社会-4：浙江商界跟湖南商界很不同。在浙江，商人成功后，不一定把自己往行政级别谱系上套，以自己相当什么级别来判断终生成就，而是商人有商人的排位谱系，官员有官位体系，各自独立，所以浙商发达。而湖南商人一成功，还是往官系上测量自己，商人最终也靠官，故湘商难发达。学界也该有独立价值系。

官本社会-5：100年前梁启超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然，他讲的国是应该在过去几十年被强化了许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122620100mrtb.html

统一思想战乱多 信仰抹煞人性

统一思想战乱多的社会规律；
基督教过多渲染了"被迫害"，完全忘记了"对别人的迫害"
基督教的宗教内战；
只有信仰，才能抹煞最起码的人性；
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罪行，都是信仰者的邪恶！

信奉基督教正宗的君四弟的杀兄事业刚完成了一半，就死在马特乌斯手上，马特乌斯在穆萨会战中死在君二代的手上，君士坦丁堡的阿里乌斯派这下子成了上帝偏爱的国语，也同样派到罗马教区"推广普通话"，统一罗马人民的信仰。曾经发生在东部的宗教动乱复在西部上演。统一思想动乱多的社会规律，在基督教化的罗马社会，简直是毫厘不爽。

在东部教派推广普通话的复仇怒火下，除了立场中庸名声在外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外，西部正宗主教几无谯类。阿里乌斯派的空降主教们正在他们空降到东部的正宗同行一样，和当地冥顽不化的信仰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罗马正宗教会没有在这一次远比罗马帝国兄弟教友的"思想斗争的迫害"中永远消失，得益于君二代在政治统一帝国后迅速死亡，和尤里安的叛教。

被基督教历史学家毁谤的尤里安叛教，实际上救了正宗教会败灭的命运。尤里安将还活着的被流放主教全部赦免，（注意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流放是君二代针对正宗教派的），因为尤里安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尤里安禁止异教对基督教会的报复，得免更大规模的宗教动乱。尤里安废除基督教会特权特别是司法特权，恢复了罗马法的实体法地位，让司法独立于宗教信仰的正义。

这就是基督教大书特书的，尤里安叛教后对基督教的"迫害"。最后，尤里安扶植希腊罗马传统城邦信仰（异教）与基督教会抗衡，（但没有给予庇护权和司法裁决权），平均每日一篇揭批基督教道德沦丧的"罗马日报评论员文章"，又令东西教派同感唇亡齿寒，危难之际重新携手对付尤里安这个剥夺了基督徒高高在上特权的万恶的异教徒。当真是"共患难易"也！为了宗教特权，基督教也是可以团结的。

尤里安短命早死，结束了异教的回光反照。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全面复辟基督教会的特权，基督是半神还是全神，皇帝是神授还是要首先要道德高尚，又成了信神的人民群众斗个你死我活的真理锦标。不巧，Valentinian将弟弟瓦伦斯(Valentinian)派到东部，自已留在西部负责治安。联系西部蛮族的棘手事，可见西部乱成什么样子。

Valentinian到了西部，马上发挥政治家的正常嗅觉，"啪"地变成"正宗"的基督徒。不知是否为宗教平衡计，信仰正宗的Valentinian和正宗信仰的太太连理后，又讨了一位娘家势力颇大的阿里乌斯派的二奶。两位夫人给脚踏两条船的皇帝，各生了一个儿子格拉提安（正宗的）和Valentinian二世（阿里乌斯的），为基督教代替进化论发明了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思想进步的道路上添上了生动的曲折。

所谓基督教发明了一夫一妻，与基督教发明了民主，大概是停留在虔诚弥撒里的信仰吧；――>反正拜上帝教是垄断人间美德，殊不染凡人微尘是也！家庭小节毕竟不同于人间仇杀，信仰者的道德优越感是邪恶的彰显，以宗教仇杀最为惊心动魄。

居然有拜上帝教攻击"无神论"，声称信神的会愧疚于心，所以杀人越货总留有分寸。这些信仰分子难道不知道，古往今来凶残杀人的，几乎全部是信仰者吗？就算是斯大林社会，难道信仰的不是"斯大林和马克思主义？"，毛社会大开杀戒，难道不是信仰毛神？波尔布特集团的凶残，没有信仰做得出来吗？

没有信仰的人多少算有私之良善，将心比心，已所不欲不施与人，那才称得上是分寸。信仰是抹杀人性的唯一手段！当凶手自以为反人类的罪行是自已升上天堂的通行证时，如"杀死一个异教徒，灵魂就升上天堂"，那里还有仁慈可言？在满手血迹中幻想着天堂的幸福美满，正是一切宗教炮灰临死前的幻觉，也是一切邪教杀手屠戮时的满足！基督教入主罗马之际的宗教战争，将说明这一惨烈的社会规律。

茅于轼：中国一半多人还处在文革状态

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中国社会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

 

（本文节选自《茅于轼：无悔的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犹大不一定是叛徒

耶稣与犹太传统社团的激烈矛盾；
耶稣的死亡计划《律法》《先知书》《诗篇》的预言，塑造弥赛亚形象；
犹大不一定是叛徒；

耶稣在本应逃亡的事刻，好象害怕犹太教传统社群忘记了自已似的，以近乎夸张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先是拜访这些犹太教知识分子（法赛尼人）的头面人物，把人家骂了一通。得罪完法利赛人就轮到做生意的撒都斯人，耶稣进入犹太的神庙（按埃及－犹太习惯也是当地的集市），临时当城管，砸缸踢档，大呼小叫把做生意的小贩们都打走了。为防犹太人万一太宽容，耶稣疑似安排自已的徒弟犹太去点火。
耶稣将传教限制在犹太人范围内，非常激进的教义，实际攻击的目标又是在犹太人内部的中上层社群，清晰地表明了耶稣至少是接近于奋锐党人的政治立场。因为罗马帝国其时统治着犹太行省，而认为耶稣的敌人是罗马，将实际上忽略了，耶稣其量真正的敌人是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传统文化社群。耶稣的立场令犹太教的传统团体法利塞人感到愤怒是不难理解的。

法利塞人认为耶稣是离充了律法的本道而且心怀不轨，而萨都斯人则意识到耶稣背后的奋锐党运动的背景，顺从这些激进派的立场，将导致与罗马帝国的全面冲突。宗教狂热可以忽视弱小的犹太与罗马帝国的差距，而坚信"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必定是以一当百刀枪不入；但是稍微有点无神论的客观，都知道将意味着犹太民族的毁灭。

耶稣看似无厘头的行为，实际上是反复表述着着先知以塞亚(Isaiah)的受难仆人（Suffering Servant）的思想。耶稣实际上是严格按《律法》《先知书》《诗篇》的预言，复制着其中的每一个步骤，足以说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有计划地"找死的"。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激怒犹太人的社群，让他们杀死耶稣自已，以证明此（罗马人控制下的）犹太国非天国，。

实际上处于罗马控制下的犹太行省的经济环境不错，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发达的时期。但文化的冲突很可能压倒"经济的发展"。耶稣目的很可能是要利用社群对罗马人的反感，激起犹太人对犹太中上层传统人士的"反抗"。无法证实耶稣是否贯彻着奋锐党人以反罗马为号召的纲领，但无论耶稣的目的最终是否是罗马人，显然耶稣当前的目标是犹太人的"精英"。

无人不晓在耶路撒冷捣乱的耶稣，最后实践诗篇预言中的两个程序："有人叛变"和"殉难"。曾忠心地跟着耶稣逃亡的犹大，特意跑到萨都斯人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不把耶稣抓起来，还会来捣乱的"，还吓唬人家，"你们要不把俺老师抓了，明天就不光是踢摊子，把你们庙子都给烧了"。（对耶稣的指控是要摧毁神庙）。恼火万丈的萨都斯人，不无恐惧地就把等侯多时的耶稣抓了起来

作为无神论者，联系到预言中的"叛徒"，笔者怎么看，都觉得是耶稣也许真的担心自已死不了，派犹大去做黑脸程婴的。但是在基督教本身看来是不可能存此怀疑的，犹大必须等同于叛徒，否则等于承认耶稣是炒作自已的死亡，从而颠覆整个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替世人赎罪"的信仰基础。至于彼得三次不敢认耶稣，同样是先知书中所录，足以证明耶稣是有计划的。

撒都斯人只不过是当地的商业行会，顶多只有派出所的权限。他们抓耶稣的理由充其量是"此人涉嫌发神经捣乱市场秩序"，（可见犹大的任务是尽力了）。撒都斯人只有社区治安权，没有审判权，他们打算从耶稣的口中挖点口供出来，以便让罗马总督法庭立案。可耶稣似乎深知后世"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反正是不开口。

撒都斯人的派出所是不能拷打耶稣的，实际上在罗马法庭中也不能拷打被告或证人，只有奴隶有特殊待遇，任何奴隶作证前都要先挨三十皮鞭。这一条罗马颇似中国明清时代，"以民告官先有罪"，而象中国古代那样可以随便拷打被告的"断案"，确实是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没有更多的证据，罗马总督彼拉多硬是不受理此案，"你们犹太人自已搞定，别打人,别出人命"，犹太人^%^&%$$――>乍整？

“无私”等同于反人类

社会进化论是研究利益的科学；什么是利益？
为什么“无私”等同于反人类？为什么私有制最公平？
实体历史学是实体经济学的过程检验（经济史）；
实体历史分析的三个步骤；明确实体对象是关键；

 

在社会进化论的视角下，科学的历史就如同科学中的生物学，只有利益主体的生命周期，而没有所谓的道德善恶。符合生存环境的个体，就算我们不喜欢，它也会茁壮成长；反之我们就算关爱弥切，也会黄花逝去。利用历史做道德的人，象袁黑明粉之辈，与文革毛左的关系固然难逃，就算偶有例外，也起码是些意识形态的传统进步分子而已。

如同老虎会吃人，我们是研究老虎出现吃人行为的状态（并不经常出现），还是谴责老虎不是基督徒呢？前者的科学精神，将发现吃人的老虎通常是逮不着野生动物的老弱病残；至于后者，笔者倒是非常支持虔诚的传教士说服老虎贩依上帝的。既然科学上不能谴责老虎不文明，历史中又何必道德长短不休呢？而将历史中的科学规律视为“历史决定论”加以虔诚的抗拒呢？

社会进化论是围绕着实体利益展开的科学，也只能唯利益是从。那么什么是利益？自然界的利益就是对于生物体繁衍有利的因素，社会中的利益就是对人类有用的东东（不一定是物）。除非人类想集体自杀，否则任何信仰名义下的“无私”等同于反人类！利益出现在人类世界上，当然就要有人去占取利用它的价值。利益的所有权首先归属于原始创造者，直到自愿放弃，这就是私有制！

因此社会进化论实际上就是私有（利益）制的研究科学，实体历史的研究和实体经济学，与其契约分枝实体法学，就是这样在利已前提下达成天无二日的逻辑统一。实体利益的历史学关注的是实体，那么其任何历史研究的着眼点，第一步肯定就是要明确实体在历史中存在，象某种宗教如基督教，大维度看宗教历程的将构成“宗教学”，还有如王朝，社群……。实体历史学其实就是实体经济学的过程检验。

第二步就是要明确这一利益主体的产生之源（相对于“父母”）的历史约束条件；以确定是否对今天而言，仍具备参考价值；第三步明确这一利益主体的起点和终点；最后是从大处着眼，渐渐连贯时间序列上的实证场景（如袁崇焕）。如同我们今天看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会看他最高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职业，啥时侯死了；而不会象道德史观一样，首先关注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吃的早饭是不是拌了酱油？

大历史观只有在需要分开利益主体的掺杂的时侯，才需要进一步深入细节场景，仍然是首先滤去缺乏实证的，和无关主体利益的秘闻情节。象四帝共治到君士坦丁将罗马立为国教，是整个罗马历史的转折点，多个利益体在这里出现了参合转换，如果不解释清楚其来龙去脉，对于罗马如何转变到中世纪的社会状态就会一塌糊涂，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之类的“唯信仰主义”。

从大的利益主体中分解出细分的利益主体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到（相对于大历史主体）更深入的历史细分场景。如基督教入主罗马之初实际上是一个泛称，包括了今天不被视为基督教（或者被视为异端）的诺斯替Gnostics派，而Gnostics派实际上又是50多个独立宗教的泛称（知名的就有50多个），以及与代表希腊文化进入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就不能光是从基督教入主罗马就说得清楚的。

基督教入主罗马的这一段历史，是笔者难得地提供详细过程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对于是罗马时代各种力量（利益实体）消亡，重新组织成中世纪各种社会组织力量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国内资料几乎没有对这一重要时期的介绍，第三方面是实体历史学（案志体）需要明确历史利益主体的“起始，终结，产生条件”的要求。

明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具备统治阶级的意识

实体历史学仅仅关注利益实体的生命周期；
传统历史只关注道德教育意义；
情节，人物，事情，善恶，仅为道德评论而言；
林语堂：利益是平民的利益，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

社会进化论的实体分析，是能够摒弃道德干扰的科学。实体社会学仅仅追随历史和现实中的实体利益的形成，成长，和生老病死，而无关于他人对其生命周期的道德好的还是坏的评价。实际上实体社会学不但不含道德评判，甚至在原则上不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个人行为作出评价。因为具体个人只能代表其个人的利益，如果他（象老毛）能影响社会，那一定是社会具备令他发生影响的因素。

所以象乌有毛乡的毛左等，根究于是不是"误解了马克思"，满足于编造毛主席或真或假的秘闻，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些仅涉及个人私事的内容，在大历史观中本来就是要滤去的，根本不会关心其真假。大历史观的实体历史学，不但没有道德，而且没有个人，甚至没有情节，当然没有权威。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物，在大历史观中都是普通的自利的"人"。（进化论）

社会进化论的实体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其方法论是逻辑一致的，与立足于道德评价的所谓"代表古人，代表他人"的春秋笔法是截然不同的。任何实体事物的出现，（象毛灾），必然有其历史的形成条件，因此怪罪毛主席的某些个人倾向（象信不信神），肯定不符合实体社会学的方法论；而当实体利益出现后，又必然受制于其实时的周边条件，而呈现进化论所决定的"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

事实上，社会进化论的实体利益分析不但是科学，而且是维护平民利益的基本社会科学。只有在科学里，才不可能存在毛左辈今天所苦苦追求的"历史习惯形成的世袭特权正义"无用武之地。实证科学是不含意识形态的，基于严格的逻辑定义约束条件提供真实的与未经证实的结论，剩下的就是完全虚假的。实证科学是具备重复性、他证性的世界观，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判定真假无疑的真理标准。

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的真假分明，就是意识形态道德化的非黑即白，不必尝试说服这些人。这种人不是脑残的疯子，就是存心的敌人。如果他们正行使侵犯你个体利益和公共法制的行为，你甚至可以不经警告就发起攻击，必要时甚至杀死他们，这是天赋的自卫权力，――>尽管警告在先是值得提倡的人道主义，――>沟通并不是人权主义者单方面的义务，绝不存在"让疯子知错了"才能自卫的人权法理。

人性本私！无权无势的平民关注的应该是利益的科学，而不是无私的道德哲学；因为老百姓除了切身利益，那是一无所有！反之，有权有势有世袭的好爸爸，那么可以向乌有毛左学习，昧着良心宣扬意识形态的"无私道德"，因为只要老百姓不拥有利益，利益就总是按特权分配，多少有份；尽管总是不够分，但不妨轮到毛左自已去死的时侯再说吧？

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成功培训，就在于将本来是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的平民精英，本应是懂得唯利是图对老百姓的重大意义的平民一员，却常常是成了鼓吹"中国缺乏信仰"，"世风不古，唯利是图"，一天不宣扬道德治国就象对不起他家十八代皇亲国戚的人科动物！"明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具备统治阶级的意识"，中国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传统的文明国度！

情节、人物、事情，善恶，所有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观中"作文要素"，无一不是为了道德评论而作的故事假想的，也就必然留下了"选择性剪裁"和"创造性体验"的空间。当实体历史学完全抛弃了这些道德历史的元素后，剩下的就是具体的利益实体的成长历程的可以考证的实证场景，（对比假设场景），和考察这些实证场景关联性和可信性的，以进化论和经济学原理为根据的周边规律解说。

“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瓦解

罗马帝国崩溃是基督教入主的代价；
基督教"得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民主也不是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
罗马帝国中央集权过高的社会负担，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辅助罗马强化中央集权"救国"，是罗马帝国迅速瓦解的原因；
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矛盾，"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瓦解；
为什么"不缺信仰"的社会总是土崩瓦解；

直到在四世纪末，高卢这些"蛮族自治军队"（听调不听宣）仍然对罗马帝国不无仰慕，甘心作为罗马的附庸统治着高卢一隅，确保自已不能生产的各种必须品的稳定供应。大致相当于中国唐朝后期五代之间那些少数民族节度使们的地位。其实对于罗马皇室来说，这样的效果反而比派军团直接监视这些蛮族和越来越不爱国的公民们，费效比来得更划算些。

这些蛮族的社会文化水平明显逊色于罗马帝国，决定了这些落后必然是作为先进文明的一分子，那怕开始时是作为寄生虫的一分子，也不可能消灭它的宿主。（进化论）。AD410罗马陷落后，西方一直存在的埋怨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陷落负责，从实体历史学的观点看，是不公正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上的崩溃，实际上是基督教入主罗马政治的必然代价，是中央集权政治必然导致帝国崩溃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得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历史挺幽默的。但作为罗马传统的希腊－罗马社群对于古老罗马帝国的怀旧，在AD410罗马陷落于哥特叛军之手后，指责是基督教造成了罗马的崩溃，多少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将罗马陷落归因于因果报应，实际上也是不得体的。

但是从更深入的层次看，罗马社会的崩溃是早在基督教入主罗马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基督教实际上是在挽救罗马的政治目的下被立为罗马的国教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不能挽救罗马，通过排斥异教的统一信仰的方式，将罗马社会早已存在的分裂暴露于阳光之下。因此，将基督教视为罗马崩溃的元凶是不正确的，就象不应将苏联崩溃的原因归咎于民主改革一样。（这就是大历史观的客观精神）。

罗马不是因为基督教而崩溃的，罗马是因为中央集权过重的政权负担，令社会破产而崩溃的。基督教入主罗马没有实现挽救罗马帝国的意图，但保留了由此得到的宗教特权利益，进一步加重了底层社会已不堪的负担，导致罗马帝国更迅速的瓦解而已。基督教救罗马的过程，恰恰重复了所有中央集权国家挽救分裂危局的错误：以更进一步的集权应对危机，导致更沉重的社会负担，而达成更彻底的瓦解！

基督教入主罗马，是通过输入皇帝易于掌控的信仰为了统一思想，以强化罗马帝国的中央集团，是面对国家分裂危机时合理的人类行为，尽管从实体历史学－经济学的方法论，我们知道这种措施将加速国家的崩溃（不要以为是辩证法），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有很少人明白这个道理，君不见有多少人反复声称"中国信仰缺失"，"世风不古，唯利是图"？是否和罗马崩溃前夜一模一样！

在实体社会学的角度，有人的地方就肯定有利益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信仰的统一而抹平这些利益的差距，相反，利益的差别会产生不同的信仰。因此，任何信仰如果通过剥夺私有利益，（象毛教和基督教鼓吹的无私奉献），将必然导致人人赤贫的均贫富的中央极权政治；而任何统一信仰的企图，等于拒绝利益差距者加入信仰共同体，社会也就不得不分裂。

而在社会崩溃的过程中，寻求互相帮助的抱团心理，又使社会中的人群倾向于更激进的"同一信仰"的寻求，以明确到底"谁是我们一伙的"的信赖底线，其结果就必然是排他性的信仰冲突，在宗教社会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宗教战争，在毛帝国的文革时期就是所谓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以为这是毛上帝的个人爱好，实际上是所有不缺信仰的集权社会的必然结果！

尤里安背叛基督教的政治意义

尤里安叛教的政治意义；
尤里安挽救传统希腊罗马宗教的注定失败；

尤里安在高卢奠定了自已的政治和军事基础的同时，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不孕不育症似有转机，这位虔诚的基督教皇帝，瞧着侄子尤里安又象个反贼了。君二世派使者好言好语地宣扬了当初杀了尤里安全家，居然没杀尤里安这位堂侄的大恩大德。（这是尤里安称帝时对军团的演讲词，记得乌有毛左也是这样要求中国人牢记毛上帝在三年毛灾中的恩德的）。让尤里安乖乖地到首都受死。

走投无路的尤里安不得不据高卢自称皇帝，和君士坦丁堡分庭抗礼。尤里安据有高卢联合日耳曼与中央分庭抗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尤里安暂时没有公开对抗基督教，也没有马特乌斯步行三千公里的毅力，老老实实留在高卢，等着中央大军到来后决一死战。君二世打不成主场，只好经意大利的捷径到高卢打客场，谁知腿骨子不好，走半路上就累死了。（AD362年，打趣）

尤里安成了君士坦丁王朝唯一活着的男丁，也就成了唯一的皇帝侯选人。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后，第一件事就是宣称宗教信仰自由，退出基督教，恢复传统宗教的合法地位，申斥在安条克等地发生的报复基督教迫害行为的异教狂热信徒，日以继夜地发表神学和哲学论文，批判基督教不符合罗马精神文明建设的最新要求，云云。这就是历史上的尤里安叛教和"最后一次迫害基督教"的事件。

尤里安复辟罗马传统异教文化，可以认为是继高卢马特乌斯在穆萨会战的武力尝试后的一次"文斗"，比分２：１！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叛徒尤里安这位斯多葛主义最后一位皇帝的复辟努力是徒劳的，评估基本属实。只不过当时罗马的传统宗教并非软弱不堪一击，其力量能够支持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又能支持尤里安获得独立于君士坦丁王朝的力量，足以说明"异教"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尤里安实际上是罗马在政治上维持统一的最后希望。尤里安复辟异教，一方面是由于本身家庭在基督教慈祥的阳光下给杀成了孤儿，按拜上帝教的信条"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尤里安就是一位"被孤独的可耻的叛徒"；另一方面是因为罗马社会中的异教力量特别在西部还非常强大；作为一位政治家，尤里安不会看不到这点；而整个基督教入主罗马的历史中，也不会完全没有政治家试图利用这种力量。

在尤里安复辟传统宗教（异教）的时侯，罗马社会和宗教的版图大致是自罗马到君士坦丁堡的中西方，是基督教占政治优势，而在社会下层还有强大的传统宗教势力。在高卢和西班牙包括不属帝国领土的日耳曼地区，上层力量是各民族的传统希腊罗马的宗教（不是一种宗教），社会中同样有强大的基层基督教力量。总体上说，当时是异教仍然有力量，基督教已经占优势。

基督教尽管不是占多数，但是相对比较纯一点，（教派分裂已经开始），而传统宗教即异教尽管占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教，一个地方一个教，是一般散沙。因此异教的团结动力取决于基督教对异教的压迫，当尤里安做了皇帝搬倒了基督教大头领的地位后，异教之间也会勾心斗角。何况尤里安所支持的，只是罗马自已的传统教派。异教的灭亡，也将意味着古风希腊罗马和埃及等文化的最后覆灭。

这样的环境就决定了尤里安除非能整体通过人权的解放，同时实现全面的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带领罗马走出三世纪以来的社会危机，否则尤里安作为异教的保护者，也只不过是推迟了罗马的基督教化。当时的罗马帝国面临着危机，卫道们呼吁着"信仰缺失，世风不古"，希望通过某种宗教、主义、信仰"统一思想"，强化中央集权，挽救正在没落的罗马，谁也没有想到，结果是加速了罗马的灭亡。

不战而收人之兵的尤里安和赵充国

为什么高卢要独立？日耳曼蛮族是怎么“入侵”高卢的？
抵抗蛮族“入侵”依靠军事手段吗？
不战而收人之兵的尤里安和赵充国；

 

尤里安近乎现代社会的开明治理高卢，除了个人的素质以外，重要的原因还有，尤里安本身除了皇帝精神上的支持以外，缺乏强硬的执政力量；其次是尤里安从自身安危计，也需要收服高卢地区的人心作为自已的政治力量，最后是高卢早在三世纪危机开始就已经分崩离析，蛮族独立武装割据团体，数得出名字的就有法兰克，阿尔曼尼，东哥特和日耳曼。

高卢作为罗马税收的奶牛一直有着强烈的独立倾向，在罗马各行省中首屈一指；尽管其上层士绅以罗马人自居，还出了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其后人一度当上了罗马的皇帝。但早在提比略时期，曾经是恺撒征服高卢时侯的最坚定的盟友爱杜依人就已经起来造反，四万青壮年死在罗马镇压军的剑下，算是罗马征服高卢的最后一仗。
三世纪危机时，高卢居民和驻地军团共同推举高卢军区司令巴米里努斯当高卢皇帝，与在意大利的伽利埃努斯对峙。伽利埃努斯几次征讨不胜，焦头烂额之间，象楚霸王项羽一样，建议和巴米里努斯一起当角斗士，公开决斗定个输赢，败的光荣胜的为帝。巴米里努斯抄袭了刘邦的版权：“我斗智，不斗力”。人家的司令官不和伽利埃努斯比武，伽皇帝就找人家的小兵拼刺刀，死在乱兵之中。

巴米埃努斯在高卢的独立国虽然不是最后灭亡的一个，（东方的帕尔米拉最后被攻灭），却是最顽强的一个。经伽利埃努斯－克劳狄－奥列里安三代皇帝征伐才最后灭亡。当高卢力量被意大利中央军征服后，战斗力远逊的帕尔米拉，是没有可能对抗奥列里安的得胜之师的。但也是从此时开始，此起彼伏的巴伽狄高卢独立运动，以游击战的方式绵延了近半个世纪。以至于高卢地方政权需要引入蛮族当守备。

高卢是君士坦丁的爸爸君士坦提乌斯的领地，也是君士坦丁起家的根据地，按说君士坦丁得天下，高卢怎么说也有点罗马－意大利特权，或者叙利亚王朝时期的西里西亚那样的待遇。谁知道君士坦丁依靠的是基督教而不是某个行省的民众！如果说戴克里先的税收已经不算轻的话，君士坦丁以上帝的名义，翻脸不认高卢人，将戴克里先的税收定额提高了一倍！

冲君士坦丁“税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高卢居民才会义无反顾地杀死了小君士坦丁(君老四)，拥戴马特乌斯（Magnentius，简称马特乌斯）当他们的皇帝，跟着马特乌斯步行几千公里远征拜占庭。尽管高卢军民（包括蛮族，彼时已经是居民，没有罗马户口）在穆萨会战中损失惨重，但并不等于俯首就范“奴才该死”。特别是那些兵民合一的强大的定居“蛮族”，足以让任何强大的帝国头痛。

在这种环境下平心而论，宽容公正是最强大的武器，土著蛮族的拥戴是最强大的武装，似乎无依无靠的尤里安不管是本身的素质，还是歪打正着，所采取的政策正是最佳的政策。将尤里安在高卢的成功定格在少数民军打赢了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战役，将忽略尤里安成功最关键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尤里安减税45%），忽略了尤里安少打了许多不必要的战争，而给后世以“尤里安再次征服高卢”的错觉。

处于文明中心优越感的传统文人，以夷夏之防的顽固心理，为民族主义的王朝复古找寻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蛛丝马迹，似乎很难理解赵充国所告诫的“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夷蛮也是普通人！尤里安在高卢的军政，与赵充国平定羌胡的政策，几乎如出一辙。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能够不打本来不得不打的仗而达成政治目的，才是善之善者也。

中国愤青自罪自刑自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伟大的"叛徒"尤里安：疑罪从无，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导者；
中国文人自证有罪的公德心；奇怪的自悖逻辑；
中国愤青自罪自刑自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尤里安是基督教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叛徒――>叛教者尤里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皇帝。出任罗马副主席（恺撒职称）兼西部总理时刚刚17岁。他哥哥加卢斯讨了堂姐做太太，以当今皇上御侄兼驸马的身份，出任副主席兼叙利亚总理时19岁，两年后就看着象个反贼没了命！家庭惨剧令尤里安对于疑界判决深恶痛绝，到任后力求公正司法，不冤枉一个好人。

自塞维鲁起已经习惯于严格执法，严刑峻法不让一个无辜者漏网的罗马司法官，因尤里安缺乏对阶级敌人刻骨仇恨的新政非常不理解。君二世派来监政的司法官质问17岁的小总理："如果任由被告否认有罪，那还有什么人能被定罪"，――>东西方专制社会，无论信神不信神，看来管理刁民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管他是有罪的有点嫌疑的还是完全冤枉的，打了黑了杀了再审问，保证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这位拜占庭御用司法官的观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司法所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否定被告有沉默和自辩的权力，要求被告自证有罪，除非被关起来、被严刑拷打的被告能够自已搜集到证据，还刚好碰上青天大老爷心情好，否则被抓的被告的惹官司的，无非是大罪小罪的区别；存心"对抗"司法威权罪加一等！

尤里安的回答是针锋相对："如果仅凭指控就能定罪，那么谁还能无辜？"，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明确的"疑罪从无"的司法观念在历史上的表述。疑罪从无就意味着司法就是司法，政治要给司法让路，而不能从司法的"大快民心"中捞取政治利益所谓的"讲政治"。疑罪从无，就意味着被告有沉默的权力，有辩护的权力，（某黑律师在案内行使教被告推翻自证有罪的法定权力，称为"伪证罪"成立）。

尤里安在古罗马的皇帝之中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神学家，即使是有专著留于身后的克劳狄和奥勒良，甚至恺撒本人都明显不及，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说，尤里安的哲学神学论文与《恺撒笔记录》，其历史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尤里安无疑是因为惨痛的家庭经历而说出的肺腑之言，但仅此这句话，就足以让这位17岁青年标炳史册！

林语堂所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活中社会的最底层，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为统治阶级压迫小民自已殚精竭虑）" ，用到那些声称"乱世严刑""法家强国"的传统文人身上就最合适不过了。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似乎从来不担心"严刑"会落到自已身上，而为"废除死刑后是否到处杀人放火"，"政府不严加管控则天下大乱"等等，而极力主张"宁可杀错不可放过"。

这是一种奇怪的自悖逻辑。按这种逻辑，我国已经废除了汉奸罪，那么这些文人是不是就已经在卖国呢？我国已经废除了反革命罪，这些人是不是就组建了反dang集团呢？我国已经废除了流氓罪，这些人是不是就天天耍流氓呢？……，如此类推！――>笔者指的是这些林语堂动物们，而不是别的人！如果他们称否，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放弃疑民为贼的"严刑峻法"，中国老百姓就会"民主素质极低"呢？

尤里安身为皇帝，君主就是法律，反倒是可以说"如果不是严刑峻法，老百姓就会违法犯罪"的话，因为只要他叔父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看他尤里安不象个反贼，这些严刑峻法是无论如何落不以尤里安身上的。至于那些号召"严刑峻法，法家强国"的革命青年，明天将天凌迟冤死，今天他能为另一个无辜者被砍头而为理想欢呼，这种中国文人愤青的廉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尤里安是万万不及的。

穆萨会战，传统的反击，枪杆子里出信仰

第一基督教家庭的王朝选拨赛；第二赛季；
罗马传统文化反抗一教独大的宗教战争；
穆萨会战（AD351年）；
（密尔维亚桥会战＋穆萨会战＝基督教入主罗马），基督教枪杆子里出信仰；

 

经过基督教第一家庭大刀阔斧对计划生育拨乱反正后，整个君家王朝大家庭，就只剩下没有生育能力的三个亲兄弟，（真怪！），和年幼的尤里安哥俩做替补。过了几年尤里安的哥哥加卢斯年龄渐大，越来越象个反贼了，同样是不准辩护不准上诉给就地处死！君二世把皇帝国戚全部灭了后，和两个弟弟君老三小君士坦丁（跟他家爸爸同名）和君老四君士坦斯把帝国分了。（三兄弟名字很相似）。

三兄弟各自到自已地盘“之国”，准备基督教第一皇朝第二赛季。种子选手二哥轮空，四哥Vs四弟首先对杀。新赛季第三年，三哥四弟闹钓鱼岛领土纠纷，鸡毛蒜皮的领土争端是不容谈判的！君老三带上千来人上“钓鱼岛地区”打猎登钓以示抗议，让君老四的大军伏击成功。四弟痛苦地嚎哭着接管了他三哥的地盘和军队。君四弟为三哥的死悲痛欲绝，把军队集中到伊利里亚，准备打他二哥。

君老三预赛出局，四弟占了三分二的罗马地盘，准备与二哥Vs四弟决赛。决赛前夕，君老四却让他手下的参谋长马格林特乌斯（Magnentius，简称马特乌斯好了）杀死了。西部临时大总统马特乌斯是移居高卢的法兰克族日耳曼鬼子，得到了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当时是雇佣军的主力），和因为高税收不认帐而仇恨君士坦丁家族高卢居民的拥护，决赛换成替补入场，马特乌斯Vs君二世。
不知是马特乌斯的兵力令人畏惧，还是君士坦丁基督教化后的重税政策太不得人心，多半是罗马传统力量对基督教迫害“异教”深表不满；君老四地盘里的行省都表示支持马特乌斯重建罗马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特乌斯所领导的反对君二世的内战，是罗马帝国第一次宗教意义上战争，是希腊罗马等传统宗教势力，武装反扑基督教一教独大的战争。

日耳曼裔的临时大总统马特乌斯依靠重振传统文化，反对一教独大的号召，拥有了三分二的罗马帝国的支持。处于劣势的君二世君士坦提乌斯先生脑子转得特别快，利用君士坦丁在基督教中的余荫，利用身为君爸爸唯一在世儿子的身份，耍点阴谋将四弟原来准备和自已开仗的伊利里亚军团兼并了，让他们的指挥官Vetrario回家养老！君二世能够兼并伊利里亚军团，应与该军团中的基督徒比例有关系。

名义上拥有三分二罗马帝国的临时大总统马特乌斯，驱动全部高卢和西班牙的野战军，沿着今天欧洲铁路大动脉的路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远征拥有罗马帝国三分之二兵力的君二世。临时大总统的军队以惊人的体力，从法国入德国，经奥地利入匈牙利，准备经罗马尼亚直抵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攻城！当时没有铁路，西部野战军平均每人驮着70斤负载行军，走了3000公里！

君老二没有远足的耐力，带着三分二的军队坐船经多瑙河到匈牙利穆萨，等着临时大总统的探险队到达！AD351主场迎战走完四分之三旅程的西部野战军。对峙半年后决战，君老二的军队是人家的两倍，决战中中军居然让马特乌斯的军队打败了；危急中君老二占优势装甲重骑兵驱散了临时大总统的骑兵，从背后攻击马特乌斯的编队，转败为胜。败退的西部野战军背阻多瑙河，连同临时大总统一起全军覆没。

第二皇朝赛季种子选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再次统一罗马，也宣布基督教联合阵线对异教的军事政治斗争以２：０领先。
穆萨会战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场内战，双方参战兵力15-20万，（有史学家认为马特乌斯兵力可能达到10万，走北境目的是为了汇合蛮族盟军），阵亡者三分之二以上。罗马自伽利埃努斯军事改革以后建立的野战军，在这场会战中几乎损失了全部主力，罗马从此丧失了对蛮族的军事优势。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不得不从西部开始，一点点放弃。

另一方面，穆萨会战也意味着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对于基督教最终成为西方的宗教意义非常重大。穆萨会战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基督教入主罗马，和伊斯兰教一样，一定程度上是枪杆子出信仰。

君二世再次统一了罗马，但是君军的男丁除了君二世自已，只剩下他的堂侄尤里安，年龄17，暂时瞧着不象反贼。君老二看在自已不育不孕未愈的份上，为免他家爷爷（四帝共治之一）绝后，立尤里安为副主席（恺撒），让尤里安上高卢收拾马特乌斯的死后高卢的残局。君二世给了堂侄很多精神上的鼓励，军队和粮饷嘛，君老二替尤里安保管着，让尤里安带着少数随从赴任了。

罗马第一基督教王朝计划生育和秦二世

罗马基督教化政教合一的开始；
基督教没有改变罗马苛捐杂税，帮助皇帝转移了财政负担；
基督教第一王朝的"秦二世"；

君士坦丁最终赢得四帝之战，是对戴克西先"四帝共治"的政治清算。除了基督教的政策从迫害转为依赖外，君士坦丁实际上全盘继承了戴克里先的衣钵，并在欧亚海峡处修建新都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由此奠基。作为基督教支持的回报，君士坦丁不但推翻所有迫害基督教的政策，发还了所有的教会财产，并且赋予基督教以庇护权和司法审判权，并且对基督教主教以司法辖免权。

君士坦丁的军队依靠基督教"政委"的帮助，也最终解决了困扰罗马上百年的军队控制问题。君士坦丁进一步缩编军团为地方驻军，集中组建皇帝亲率的野战军。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君士坦丁可以在全罗马进一步摆脱旧有罗马元老传统的束缚，将从基督教会身上辖免的税收从异教徒的身上加倍收回来。高卢就是这样在相当于每年3500万白银的重税下分崩离析，――>那是君士坦丁起家的革命根据地！

君士坦丁对异教徒国民课以重税，倒不见得是仇恨异教徒，――>君士坦丁自已也是异教徒，一直到他自已生命延长期精确倒计时，才最后接受了洗礼，彼时连圣餐也啃不下了，三个小时后就见了上帝。君士坦丁是一点没有浪费自已信仰自由的光阴。君士坦丁不愿受洗，也不见得是虚伪，而是作为罗马皇帝，还需要与其他传统社群合作，保留支持基督教的传统皇帝身份，可以脚踏两条船赚尽政治利益。

不对基督徒收税是因为基督徒大部分是精穷的，有钱的也捐给了教会。而教会实际上负责着基层社会救济，为君士坦丁皇帝制造着和谐社会，负担本来就重，经过戴克里先主席多年打黑，也没有剩下几个钱。而且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是少数信仰，考古学家从当时的墓葬采样中统计，估算出意大利的基督教大约占总人口的8%。

君士坦丁的重税是因为和戴克里先一样，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支非常大，特权最大化定律的表现，总是表现为国进民退的冲动难以抑制。税收是硬道理，信教的收不来就要从不信教的入手，对不信教的打黑也罢，打黑了安抚也罢，包税也罢……，反正是要把税收上来！但是经过漫长的三世纪衰退和多年的战争，还按盛世时的理论税值收税，这国家能不崩溃吗？

君士坦丁在"四帝共斗"中夺冠，只不过是基督教罗马内战的第一赛季。信神不信神对于龙椅争夺战来说是全无区别。君士坦丁家族的生殖系统都非常健康，他的兄弟和侄儿侄孙达三十多人，似乎完全没有恺撒等先人绝后的忧虑。戴克里先可能是听了小平同志的指导一退到底，君士坦丁们似乎是听了另一顶指导：在家庭内部厉行计划生育！

君士坦丁还没有见上帝时，就疑心自已的大儿子，替他打败了李锡尼海军的克里斯帕太受欢迎，找个谋反的理由就宰了。确认儿子死后，慈祥的父亲据说很后悔――>君士坦丁当时还没贩依上帝。等到君士坦丁贩依上帝后（见前文），继位君家儿子们，全部都是幼年就已经接受了洗礼的基督徒，计划生育政策是青出于蓝，将枝繁叶茂的君士坦丁家族"大义灭种"！酷似同期的中国宋齐王朝。

君士坦提乌斯（跟他爷爷名字一样）作为君家王朝的二世，向东方秦二世学习，即位几天就从基督教大主教（相当于教皇）处收到父亲密信称两个叔叔和三十多个叔伯兄弟姐妹和姐妹夫共同谋害了老皇帝。所有被告人不准辩护不准上诉，以免黑律师帮助坏人洗脱罪名！全部被告连同全部家属一律以大逆罪钉上十字架处死！――>秦二世怕他的兄弟姐妹夺位，曾用同样的方式把兄弟姐妹全部凌迟处死!

中共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此事中共高官谢觉哉的日记里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专门的研究文章可看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其实鸦片交易更早前就开始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摘录一些：
　　彼得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附录：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日颁布
　　（作者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１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２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３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４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５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１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２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３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１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征收之。
　　２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换兑。
　　五、罚则：
　　１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２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３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４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１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２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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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最近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於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种下的祸根。

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这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便成了「后娘养的」。用他的话说，陕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开。
　　国共抗日统一战统一战线形成后，这位老干部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王震领导三五九旅生产大烟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笔者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麽『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 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张思德死於烧大烟的窑洞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 ，其中描述的那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麽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 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贩卖大烟养活共产党

　　这位老干部给笔者看了一篇几年前在大陆芋杂志公开发表的 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 产」救活了首己。
　　文中记述，从一九四O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
之下，将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徵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
　　「革命」便要不择手段。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所谓「经营土特产」就是贩卖大 烟的勾当，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让读者了解所谓「经营土特产」 绝对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文中描写道：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 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南氏：「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文章接著写道：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大必不 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财卖大烟「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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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篇”的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北京学者张耀杰最近揭露，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在最近一篇批评中共篡改历史的文章中披露上述真相。中 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五六十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囗，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耀杰还说，据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毛泽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实际上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披露张思德是炼鸦片至窑塌活埋则是第一次。 据官方说法，张思德是毛身边的中央警卫营士兵，在一九四四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窑垮被活埋。毛泽东写了《为人民服务》文章追悼他，六十年代被捧为“老三 篇”之一，迫令全国人民背诵。中共至今仍维持这个人造神话，捧张思德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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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在西南地区，大烟本来就等于是硬通货。解放军文艺出版的《开国将军逸事》，吴东峰写的，介绍龙书金的就有一段：“将军负伤掉队，与另一红军同行……幸同行红军怀藏一团大烟土，状如牛屎，大小如皮球。每至一地，便与当地苗民易物，割指甲大小，便可易一只大公鸡。行整七天，始赶上部队，大烟土尚未去半。”——可见大烟土还是很值钱的，指甲大小就可换只公鸡。
长征路上，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当时就寄养在老乡家里。临走，谢觉哉给老乡留下三十块大洋，一斤烟土。当时鸦片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是通货！滇军（第三军）在北伐期间还专门从云南收购烟土作为军饷，每到一处就出售烟土，获取军饷。当时湖南农会明令“禁止烟土过境”。但是，对北伐军的军饷还是网开一面！这个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的描述。我看过一些回忆录就提到过，向导拿到烟土后就立刻跑到河边就水吞下，然后就精神大振。
当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时，鸦片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在豫北反击战期间。那时战争条件艰苦，昼夜没法休息，高度紧张，严重失眠。记不清是在哪次战斗中缴获了一点白面（可洛因），一个参谋给我找了一点，纸烟往下嗑一嗑，上面灌点白面，点火一吸，还真管用，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

 

《秦基伟回忆录》

他这样一个中级扁上的领导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更何况和那些特货直接接触的战士,某次听明匪就说过8路军一个炮兵连一次就被拽走几十人去强制戒毒.
党内有人吸食鸦片
早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之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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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接受再教育时当地贫下中农时有偷种（西南）。一般是在小麦灌浆时鸦片就可以割了；这里所说的割是用刀片划开鸦片花下的那个包包，一些乳汁样的水水就流了出来，贫下中农伯伯很小心的刮下那些见空气就很快变黑而干固的水水，这就是生烟土了，大约几十个包包才能刮出耗子屎大小的生土。据对俺们施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伯伯说，生烟土还要蒸过（即真正的大烟）才能享用。
贫下中农伯伯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查，多机智地利用荒山野岭中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废砖窑，自己辛苦地将肥土一箩一箩的背到靠砖窑内顶部的废砖上，并在对着肥土的窑顶部打开一个直径约1.5米的洞洞，播种栽培后从窑底的入口爬出，并封好出口，做好伪装，再从外面上到窑顶，把那个1.5米的洞洞用事先准备好的玉米秆编成的盖子盖上，同样做好伪装然后离去。
此后间不时贫下中农伯伯会借打柴到山上打开那个玉米秆盖盖，让阳光照射到窑里的那些宝贝，就这样，不断地精心照料直至收割。鸦片籽型同芝麻，炒来吃非常之香，我试过，然而非常宝贵。鸦片有两种，一种只开美丽的花花，不能收鸦片，另一种花很小，但下面结一个宝贵的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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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苏联出的《延安日记》是两国交恶时的中伤者应当搞清楚：美国人也记载了延安种鸦片。
在到处可以买到的《延安使命》一书中美国人清楚写下了：中共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资料藏起来不让美国观察员看到，一个是整风运动，一个是种鸦片。
岂止在陕甘宁 在湘赣时就已有先例了
鸦片在日占区一般是好用的,因为市场很多都被关东军在热和出产的海洛因占领了(光复后热和的关东军鸦片种植基地完整的被解放军接收),8路军条件有限,鸦片没海洛因劲大,吸了海洛因后就不喜欢鸦片了,根据地的鸦片还是以在国统区交换物资为主,当时贩卖鸦片并也不需要上升到道德高度，这东西算是中国近代很正常不过的一种硬通货了.
秦基伟吸白粉是因为他受伤么没有麻醉剂么？八路军炮兵团一个连队足足有十八人抽大烟，二野后勤文献选编讲过，某个医院一年就收治吸食大烟的官兵500多人……而且我在上面也早就说过，８路军，解放军时期中共种植贩卖鸦片也没什么要上升到道德高度去指责的，那东西在中国近代很是正常的一种硬通货．只不过以后一口咬定不承认干过。
这个最起码说明一点，苏联对于中共的资金援助不足以支持开销，而陕北苦贫之地，物产不丰，税收极重还是不足以负担军队开支。种贩鸦片也是应运而生。不过中共自己也知道这个实在有损形象，公开资料一概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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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的日记《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赞颂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词曲作者贺敬之、马可皆为革命圣地的红色艺人，花篮里什么花儿香，理应十分清楚。半个世纪后，不断有文章质疑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是种植鸦片进行经济自救。这让世人大惑不解，开始怀疑花篮里飘香的是艳丽的罂粟花。
　　据报道：当下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源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的揭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他批评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关于三五九旅种鸦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报导，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后来引发中共党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讨追问，支持者说有，反对者说无，这中间，未见过任何来自官方的史实澄清，甚至听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时期的老人发出一丝愤然之音。英国散文家黎里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烟火正在熏染曾经神圣的南泥湾精神，今天谁将站出来辟谣解惑呢？
　　对南泥湾种鸦片的种种风传，大多依据几本著名的日记。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则以自己的日记提供了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说“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特货”作为边区政府的大宗收入来源，显然成了GCD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不仅延安，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下发《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
　　另据《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记载，从延安去东北，许多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延安的鸦片就是这样流通到东北解放区的，“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真富的不像话”。（1947年4月30日范元甄信）。
　　延安地区早有生产鸦片的历史。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当年南泥湾种植大片的鸦片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用不着张耀杰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实地考察。其实，八路军对鸦片本不陌生，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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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鸦片对革命的贡献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 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１２０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 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 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此处被屏蔽)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此处被屏蔽)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此处被屏蔽)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读《温家宝早期家史》

昨晚，读到《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温家宝早期家史》。
初看题目，吸引眼球。漏鱼之网印象中，在内地媒体上写在位领导人家史的文章不多，不认真读之，恐辜负了《南方周末》的一片好心、苦心。
读罢此文，感慨有之，随录几点。
其一，温家宝是个早慧的孩子。6岁入爷爷创办的小学，7岁转到另一小学跳级至三年级。小学毕业后，报考南开中学，每所小学仅有一个名额，他被顺利录取。温家宝在南开中学读初、高中，共六年。
其二，温家是个教育世家。温家宝的爷爷、父母、一个叔叔、五个姑姑均是从事教育事业的，家风朴正、乡人称善。如果按照老人们的迷信说法，这大约是祖宗积了大德，所以，温瀛士的长孙――温家宝才能当上总理。
其三，温家宝的叔祖很重要。关于温家宝的叔祖――温瀛举(后称"温朋久")，《温家宝早期家史》中只提到了一句："温瀛举后来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初创者之一。"不要小看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这句话隐藏了极大的伏笔。不细心、不查证，就会一眼带过。
据漏鱼之网查证，温朋久乃周恩来开国建立外交部时，首次任命的15位司局级干部之一，足见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温朋久在中央呆得时间很长，2004年12月12日，在北京医院无疾而终，享年100岁。如此长寿，又有敦厚温良的家风，必然广结人脉，这对家宝同志而言，善莫大焉。
温朋久是周恩来的得力下属，熟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宋平后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组部部长，家宝同志在宋平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在宋平任中组部部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个中关系耐人寻味。
当然，作为国师的宋平，得意门生至少还有一位，那就是胡总。胡总在宋平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宋平任中组部部长时，胡总任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反垄断必然造成更恶劣的行政垄断――特权

任何反垄断都造成更恶劣的行政垄断——>特权！
任何反垄断都导致更恶劣的供应后果——>短缺，甚至没有供应！
任何垄断都必须建立在紧缺的基础上；价格上涨是因为紧缺而不是垄断；
政府应对垄断的办法不是更严酷的垄断，只需要增加供给，减小审批阻力；
只要政府自已不垄断，市场的垄断基础将自然消失；
杯葛“微软垄断”对中国软件业的恶劣后果

 

[反垄断情结＝均贫富＝民粹]的关系，已经充分说明了魔鬼三招在历史上的切入路径。很不幸的刚好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均贫富＋民粹）的死穴！中国的死穴和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阴阳相合“天魔配”！反垄断情结是对生产者定价和供应者布点的行政干涉，典型的口号就是“让穷人买得起sth”——>显然是人道主义出发点！最简单的行政诉求就是一纸限价令。

但是自从戴克里先时代开始，对市场价格上涨而发的限价令，无一例外地不能令价格下降，反而是令该项商品消失。紧缺的商品“低价”却断市，生活必须品必须配给供应，以至于毛时代的此票那票在黑市中变得颇为值钱。道理很简单的，销售的价格（生产者收入）如果干预，那么生产的成本却是硬的，政府收了税连自已都解决不了的供给，却要生产者（小百姓）赔钱解决，可能吗？

在苏联、毛中国、朝鲜、古巴……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商品供应不足却奢谈什么价格比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的邓时代便宜多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国家有钱等于没钱，正是说明任何“反垄断”措施都促成行政垄断的形成，令市场更加长期而剧烈地供不应求！尽管傻逼工业化的奴隶工场生产力极大高涨，而所有必须品全面紧缺，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唯一的可能是紧缺而不是垄断。垄断也只可能对紧缺的商品而言，没有谁想到去垄断取之不尽的海水——>更正：说来中国古代“经济”大师如桑弘羊辈，能够国营事关“国计民生”的“食盐”，绝对值一万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外加一亿次黑心肝奖——>盐政实际上是人为造成从应短缺，然后垄断之，如同今天的土地垄断与高房价的关系！

当一种商品处于紧缺状态下，也意味着该项产品的开发业务有厚利可图，而吸引资本家逐利而来，“丧心病狂”的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马克思对资本的妖魔化），让老百姓花少点钱。因此当一种商品处于可能垄断的状态时，政府要做的事就不是“限价”，淘汰了小供应商后，自已用行政手段垄断寻租暴利——>政府就算是从获利出发，也有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有效供给，减小审批阻力！

政府只需要减小行政审批等等条条框框，放任市场去寻找新的货源，去寻找替代的产品，市场的垄断基础自然就消失了。历史上除了中国的食盐依靠行垄断构成最稳固的垄断外，最大的垄断就是欧洲的食物必须品香料，一直由威尼斯垄断着，结果呢？促使了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德国垄断了鲁尔的煤，结果促使了英国开发内燃机技术，德国燃煤战列舰反而不得不对仗坚船利炮的伊利莎白级柴油战舰！

以微软的所谓垄断来说，微软自已研发出来的windows，当然可以在上面做任何时情，就算盖茨让太太穿上三点式在桌面上招徕顾客，网景关门也只能怪吉姆自已的老婆不够漂亮（网景创始人）。用户如果不是贪图微软windows的方便，完全可以用linux/BSD造出自已的桌面，就象苹果在BSD上构筑了Macintosh。笔者反对对微软的所谓反垄断，但笔者用的却是BSD，请问那些号称反微软的人，用什么OS？

反微软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的D版横行，老外已经提供了linux/BSD内核和所有必要的开发包，中国的软件公司也不可能从操作市场中得到100万的营销收入！再加上政府采购完全挤占了市场空间，中国的所谓软件业实际上就变成了给政府和垄断单位机房做做样子的擦屁股业务。没路子的就算是软件大师还要当化子，有路子的几个网页之所谓“电子政务”就是千万元收入。这就是反垄断带来的中国高科技！

反垄断与“均贫富”可以划等号

反垄断情结就是均贫富的民粹情结；
在等级社会中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因为市场是不必要的；
毛主席和金将军可以是最“穷”的人，更是最不需要钱的人；
完全颠倒了贫富差距的成因和出路，是什么原因？有多可怕？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中“特权存在”的探测器；

 

“反垄断”的幕后台词实际上是“私有财产人人平等”，所谓的贫富差距，那么反垄断情结与均贫富的情结，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甚至于连茅于轼这样的“右派”，在持反垄断的立场的同时，也在中国特权等级制度仍然坚如磐石的现实中，持“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要加强行政管制缩小贫富差距……”，——>在茅于轼的知识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差距”不算贫富差距。

在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的极左环境里，茅于轼先生算是感染最轻的一部分人士，而且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居然能说出“我相信分散的供给比垄断好，税收要消除贫富差距”，就已经说明茅先生是将信念代替了经济学，将市场经济的结果“中产者为主的社会”当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事实上，“财富平均分散到每一个人”的均贫富，就是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民粹号召。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用自已的私有财产换取自已需要的劳务和产品。在类种姓的等级社会中，市场是不必要的，市场需求也不可能成长成足以支持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投入。等级社会的底层人士总是自力更生，个个都是全能小奴，在奴奴互助之中满足自已的生活基本需求，——>不是不满意市场能否供给，而是小奴口袋里根本没有钱购买劳务。所以毛主席的时侯，中国的男人个人是全能的家庭男人。

而对于等级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士来说，（学名奴隶主），可以无偿占用“全能小奴”的所有劳务和产品，也委实不必到市场上购买。所以如果算贫富差距，就算是美国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其贫富差距绝对比金将军的朝鲜要大得多。金国拥有的毛文革特色就象是历史的窗口，最底层冒着生命危险走东北的小百姓，从货币现金比金将军父子还要“富”，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货币改革了。

在等级社会里，“朱门酒肉臭”吃的是小奴的奉献，而不是市场的供给；所以与“路边冻死骨”相比，其贫富差距大约可以视同无。在毛帝国时代，毛主席的私有财产，完全可以称为全中国最贫穷的人，——>也是最不需要钱的人！小百姓比毛主席有钱得多，但购买猪肉也要凭票供应，毛主席就算是全世界第一大债务人，毛吃红烧肉，需要凭票吗？需要掏钱吗？

明明是特权等级制度造成了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削除了人的地位差距（包括贫富），却被转义为“市场经济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把注意力放在有什么特权干预了市场的公平，而是唠叨着市场中还剩下多少自由；不是监督公权运用是否侵犯了人权，而是眼红是否有人死里逃生！如果没有如此非常可怕的社会氛围，如果没有小农意识的愚蠢交换，马克思就算是魔鬼下凡的忽悠，又岂能把亿人大国骗进了地狱？

（特级等级制度＝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中产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所谓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衡量市场成熟程度的反向指标，基尼系数实际上是否存在特权侵犯了市场的公平，用到特权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里，就象衡量市场经济的GDP被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就象五大三粗的老男人套上三点式参加选美，如果不被直接开出赛场，那是一定可以拿冠军的。

当中国文化中人身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却唠叨着市场经济如何令一些人比自已更富，所谓“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差距”，那么如何解释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的代表性社会，是以中产者为经济主体的橄榄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呢？请问美国社会是搞马克思主义搞出来的中产者社会，还是美国自由市场的结果？中国苏联搞马克思主义搞得更彻底，“中产者”了吗？还是“被中产”了？

中国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

“反垄断情结”与社会主义思路的深远渊源
发掘垄断背后的行政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
反垄断情结与“均贫富”可以划等号
“反垄断”的传统信仰和经济科学的客观
中国有多少人怀疑过“理所当然”？
反垄断命题中体现的“伪经济学”和数学滥用，——>数学能论证人权可以任意被侵犯吗？

 

了解一下“对供应商垄断的恐惧”，对“自由市场的物价波动的恐惧”，而导致的政府全面管制，用“可靠的政府垄断（含监管）”代替“不可靠的个人大户的私心”的后果，是不是就是反垄断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产生和作用途径，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不理解“反垄断”的影响，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成功，也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

如果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逻辑颠倒的立场上，是很难解释强大的行政权力垄断市场的“反垄断”，会比汇源在市场多一个百分点更善良的。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一直以来是用“反资产阶级垄断”起家的，所谓“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是最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是从“主义”出发的话，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更腐朽更垂死的。

当反垄断法中所涉及到的垄断，以不侵犯人权交换的自主询价为前提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反的。但只有到此程度，反垄断才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学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生活中的直觉：“垄断了就是坏的”是不是真实的？“垄断的资本家会不会凭垄断地位控制社会，成为世袭的君权？” ，对此的一系列探讨的答案是：不可能！

除非存在非市场因素的特权，否则垄断在市场经济中自然被消除。有稳定的垄断存在，就一定是因为特权的存在，发掘其背后的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忽略了[特权＝垄断]的常识定律，轻则陷入中国人政府万能教式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重则陷入中国《反垄断法》成为“国进民退法”的现实悲剧，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严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极权的出现。

如果说“反垄断是否必要”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那么包括咱国发言人在内的断置无疑的“垄断当然是要反的”（注意他们正处于行政垄断的大爷地位），有多少华汉小民曾经怀疑过半分？这些在特权世代压榨下的进步人士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特权的存在，却对资本家（平民）做大了生意的所谓垄断，如此敏感，以至于同样是以断言“垄断肯定要反”？这还是学术争论吗？

类似反垄断的断然置之的“信仰”，还有对市场经济的无端怀疑，“难道市场是万能的吗，政府可以放任市场吗？”，请问这是学术讨论吗？市场可以满足任何有支付力的需求，需要怀疑吗？那么放任市场满足需求，让供应者自主询价确定满足成本的需求，不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了吗？不就保护环境了吗？同理“市场工业经济损害了地球环境”，是欲加之罪的断言，还是“学术命题”？

如果说“反垄断”“均贫富”这些信念，只在不关心经济学的小民百姓的大脑中回转，还算得上是人云亦云，那么茅于轼先生作为市场经济的启蒙者，断言“垄断是有害的”（这只是学术错误），还说“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垄断是有害的”，就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权威的洗脑到了何等程度！也足以断定此命题中微观经济学必定是伪科学，方法论是错误的，是先下结论后再倒腾数学魔方的“科学”。

当垄断的基本定义难以确定时，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个体模型如何抽象？其累积有何意义？从茅于轼的“反垄断”中可看到数学的滥用！整个垄断命题完全在“人权利益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就可以求解，根本没有数学可以引入的空间，更没有引入的必要。当数学可以用于侵犯人权的论证时，请问，那还是“数学”吗？奥地利学派一直排斥数学工具的引入，这就是原因。

“反国际商业巨头”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渲泄

全世界的反垄断法都侵犯人权

反垄断法限制了生产者的“询价自由” ，是对人权的侵犯；
各国反垄断法实际上是“国际贸易阴谋办法”；
反垄断情结实际上是用政府的极端垄断，抵销私营经济的“恐大症”；
反垄断是小农牛二的官本位情结；
汇源反垄断案集中体现了反垄断法（民族主义排外＋国进民退）的政治作用；
“反国际商业巨头”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渲泄；

 

所以任何“垄断是否有害”的讨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垄断”的定义，而这种定义，不能冲突于人权和产权的合法拥有。否则，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已的劳动力就是100%的垄断；我们拥有自已的财产也是100%的垄断……，如此反垄断，实际上就是名符其实的奴隶制的维护行径，剥夺任何平民对任何产权的拥有。换言之，今天所谓官方反垄断，大部分情况下是反人权，或说反私有，反民主，“反人类”。
由人权与人道的区别，和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马上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反垄断的理由，所谓“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是站不住脚的，其根据的不是人权，而是“人道主义”对他人负责。消费者的利益（从人权出发）在于拥有自由财产的购买选择权，而没有要求供应者廉价供应的权力。生产者的人权同样是人权，生产者的权力就是自由定价出售自已的产品。

因此，反垄断法无论是用什么理由，其本质就是干预生产者自由出售自已的产品的权力，而要为竞争者的弱势负责。象反垄断法的判断标准是非常模糊的，“超出51%的市场就是垄断”——>暂不谈大量国企的行政垄断超出这个份额；我们每个人出售劳动力商品获得的收入，是不是就是(100%>51%)？显然，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上超越了人权制造了交易成立的额外条件。

反垄断法实际上就是限制了生产者的“询价自由”，是对生产者人权利益的侵犯，仅此一项，就足以将其废除。今天中西方所谓的反垄断法，实际上是“国际贸易临时阴谋办法”，事实上用于国际贸易的贸易保护之用，所谓的反垄断功能只不过存在于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的口水战之中而已。观察一下现代中国、美国、欧洲的反垄断案，近半个世纪有那一宗不是针对外国产品发起的？

由于中国集中了全球99%的国有企业，因此反垄断法在中国不但有“国际贸易阴谋法”的功能，还有“国进民退办法”的实际功效。只需要翻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发现“反垄断”建立政府更强的管制措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和精髓。反垄断的实际上就是“恐大症”，却是用更极端的“大型政府垄断”去抵销，真是古怪的逻辑！除了小农牛二的仇富情结，完全找不到任何合逻辑的解释。

“汇源反垄断案”充分表现出《反垄断法》是一部实施行政垄断的恶法。该案名为反垄断，作为“法”的裁决者却是行政单位“商业部”，司断（商业部不是司法单位）理由是民族主义的（外资收购“中国的企业”）和部门利益的（商业部控制内企更方便），与“垄断”经济理由相去十万八千里。汇源案充分说明中国的反垄断法，作为“国进民退法”和“国际阴谋法（anti可口可乐）”的实际功效。

今天传媒中到处在滥用着民族主义渲染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恐慌，其实就是名为反垄断，实际上是为排外和国有垄断制造声势，科盲的“反转基因”此起彼伏，目的却是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这才是垄断）。中国国内的的涨价，很大程度就是由于中国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对国内经济的盘剥，背走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并向全球输出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却成了欧美“跨国巨头”操纵中国命脉！

中国国企控制着全中国大部分命脉，造成我国产品供应给国民几乎是全世界最贵，没有多少人敢吭声，反而怪罪到“美国逼中国升值人民币”上，如果是文盲如此颠倒也就算了，但是我国官方“权威经济字家”一律如此说，说明什么？象豆油涨价（中国操纵市场的后果之一），就以民族主义的手段指责到合法经营的供应商的头上，只因为其中股东是“外资”，（注意法理上的对等国民待遇，外资实际上等同于中国民族资产），却不去问一问，一直以来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比国企垄断是的供应更便宜，更充分，更加不需要“凭票供应”？

少折腾少办事少收税就是最好的改革

政治改革千万不要冒进，否则会乱！

民主政治改革慢点就慢点吧，只要不是南辕北辙走回头路；
企图由上而下力推民主改革，必定画虎不成反类犬，stop somewhere then return;
苏联教育对罗马历史的了解，有力促进了苏东向民主社会的转变；
民主水到渠成之日，国民自然会要求民主权力的；到时顺水推舟即可；

 

邓公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死硬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成功，非要抱着发臭的马列主义，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总比毛上帝抱起石头跳河强！但是今天就算是向美国的成功经验选拔，政治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只需要让社会自由充分地讨论；企图由上而下的凭权力推，必定画虎不成反类犬！stop somewhere then return! 这就是治乱循环！

回看胡温任期，笔者认为能够开放了言论，对民主法治加以讨论，他们已经是尽力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认识还非常幼稚，知识分子泛意识形态化，“政治改革”时机未成熟。因此民主政治改革如果真的是向民主方向的改的话，慢点就慢点吧，只要不是南辕北辙就行。而且，如果能够把握着“真正的民主改革必定是由枝及干从地方治权入手”，体制转换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偶而想想，苏联的公开化改革其实还算得上的顺利的，关键不见得是戈尔巴乔夫放任（老戈何尝不想有序渐进？现在他还想当总统呢！），而是苏联的文化有欧洲认同感，他们的历史书三分一是罗马史，对于罗马由共和入元首制帝国视为历史退步，与欧洲的主流观点并无大的区别，所以从戈尔巴乔夫的元首制再转向欧美的现代民主制，文化上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这个条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出于民族沙文主义，将自已的历史吹大了十倍的气球，简直就是半分地球。比中国要深远起码三千年的西方史，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比中国更波澜壮阔、复杂多变，对今天国际国内政治更有参考价值的罗马欧洲历史，被中国压缩成“黑暗落后的奴隶社会”两页纸；而中国那些勾心半斗角的王朝阴谋，忠君模范的道德故事，就占据了其余95%的章节。

试问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与苏联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转变时期的的国民认知，在今天中国经济还未到苏联崩溃时，基本条件相差何其大也？所以现在最适宜的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充分的开放社会讨论，承认政府是一个自利的组织，（谁都知道了），真要干点什么，就向万历学习，关闭冗余机关和国企，d-dd-ddd，少折腾少办事少收税就是最好的改革。

动之过急，意识形态分子联合阵线反扑，做实事的人身败名裂是小事，民主之路又要治乱循环中推迟若干岁月。所以当权者不宜以为手中的权能干多少大事，从小处着手，从保证言论自由开始，打击毛左特权开始，由枝及干从基层社区自治开始，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小事做多了，人民懂得扔开意识形态唯利是图了，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社会进步这种大事，不需要总是自已射门得分的，做做中场二传助功，照样是得分。如果头脑发热从中央的“民主”做起，如果不是导致明朝式的“高度民主”，就是在短时间内罗马－法国式内战。笔者此文不是为了“献计”，而是希望公众对政改前景不要抱过高的期望，而且可以有一种预期：假如太冒进，必定动乱，这是建立在实体社会学体系上的预测，准确度一向相当高。（实际上没错过）。

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

现在中国模式的呼声，已经震天动地了，不惟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学界的大小讨论会都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喜欢说过年话的外国人，也跟着恭维，说得国人心眼里痒痒，不消说，心里都美滋滋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很多人根本否定有什么中国模式。

不过，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体系，我倒是觉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许可以成立。但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伴随着中国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出来，其实都不那么光彩。

毋庸讳言，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确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下了岗。在别的国家需要一个个单个交易的改制过程，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命令进行式。建设的征地拆迁，有的国家一个项目几年都搞不定，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拆成平地。这样的效率，的确是惊人，惊人到了极点。但是，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行政拉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造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大到顶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不可遏止，官员成为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也许还有法制建设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当然，因此而带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包括严重侵犯人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的危机，也只能由官员来承担。当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间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对官的恶感达到了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地步。稍有风波，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员无论怎样解释、弹压，都无济于事，非得出动警察和武警不可，有时，即使出动了警察和武警，也摆不平。如果我们说中国模式行政拉动现代化的效率，就势必要面对这个效率背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维稳压力和付出的成本。

所谓中国发展的优势，一向为人称道的，就是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按秦晖的说法，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是广大农民因城市户籍门槛而造成的非国民待遇，以及这个体制本身具有的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制甚至压迫。农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显然，如果给了农民国民待遇，允许他们组织工会。那么，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算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不可能不算），那么，随之带来的中国问题，其实是不值得吹嘘的。

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凡诸科研，体育甚至教育，都有这种模式的实践。甚至，今天资源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也可以说是一种举国体制，把一国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公司手里，让全国人民忍受这些企业的垄断性盘剥。如果说，在威权体制下，这种举国体制还能有点效率，在今天中国力求跟世界接轨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国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跟它所能带来的所谓好处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科研还是体育，举国体制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繁荣，体育无从推动全民的运动水平，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变成了昂贵的"金牌战略"。科研则更是表面文章，发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准却在下降，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至于垄断性国企的举国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它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被民怨沸腾而导致维稳成本所抵消，还让执政者落下恶名。

拿掉上面三个东西，中国模式还能剩下什么呢？中国人的勤奋？还是中小企业的求富活力？抑或领导人的责任心？这样的一些要素，即使成立的话，还谈得上模式吗？所以，谈中国模式未尝不可，但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模式背后的问题。那些越反越多的腐败，那些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那些因强拆而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那困扰每个中国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那些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模式有点关系。

张鸣

如何忽略防火长城

简介

本文从TCP/IP协议安全性的角度对中国防火墙系统的工作原理、工作特性和潜在的漏洞、造成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针对特别是防火长城这类利用TCP/IP协议进行攻击的反制措施。

如何忽略防火长城

Richard Clayton, Steven J. Murdoch, and Robert N. M. Wats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mputer Laboratory, William Gates Building, 15 JJ Thomson Avenue, Cambridge CB3 0FD, United Kingdom
{richard.clayton, steven.murdoch,  robert.watson}@cl.cam.ac.uk

* 致谢：我们感谢一位中国公民的帮助。（我们不会透露他的名字，他对我们实验的本质完全不知情，他的网页也不包含任何非法内容）他为我们理论思考提供了极为可信的实践材料。Richard Clayton正为Intel Research资助的spamHINTS项目工作。Steven J. Murdoch由OpenNet Initiative资助。

摘要：所谓“防火长城”之部分工作原理即是检测传输控制协议（TCP）报文中需要封锁的关键词。如果出现关键词，TCP复位报文（即RST标志置位的报文）即向连接两端发送，连接随之关闭。而原报文完好通过防火墙，如果双方完全忽略防火墙的复位，那么连接仍可顺畅进行而防火墙失效。一旦连接被封锁，防火墙还会进而尝试封锁双方的继发连接。后种特性可能被利用来对第三方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运行的互联网过滤系统，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1]其部分工作原理即是检测网络（HTTP）流量判断是否出项特定关键词。[2]这些关键词涉及一些中国政府封杀的组织、不可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愿讨论的历史事件。[3]

直观判断，关键词封锁发生在连接中国与外界网络的路由器组内部。[4]这些路由器利用基于入侵检测系统（IDS）技术的设备来判断报文内容是否匹配中国政府制订的过滤规则。[5]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的一个连接需要封锁，路由器则会在数据流中注入伪TCP复位报文，于是双方便会断开连接。[6]这种封锁一旦触发，便会持续数分钟，相同方向上的继发连接都会被伪复位直接打断。

在本文第2节我们将讨论国家阻止其公民访问特定网络内容的方法，以及以往调查者认定的优点和缺点。在第3节我们提供了从中国防火墙系统封锁的连接两端获取的一组报文。第4节我们提出了这个防火墙的一个模型，来解释我们获得的结果。然后第5节我们将展示，通过忽略防火墙发出的TCP复位我们成功传输了本来应该被封锁的内容，并讨论为什么这种手段防火墙难以应付。第6节我们展示了防火墙的封锁行为如何可以被利用来对第三方进行拒绝服务攻击。最后在第7节，我们讨论了这种规避审查的方法的优缺点，并思考了中国以外的网站如何免于封锁降低访问难度，还提出公共政策能怎样鼓励人们规避审查的问题。

2 内容封锁系统

有三种显著的内容封锁手段：报文丢弃、DNS污染、内容检测。研究北威州封锁右翼纳粹内容的Dornseif的论文[7]，和研究英国电信混合封锁系统封锁恋童癖网站的Clayton[8]的论文，一起确定了以上手段。

2.1 报文丢弃方案

在一种报文丢弃方案中，往特定IP地址的所有流量被全部丢弃，于是网站便无法访问。这种方案费用低廉，易于实施──标准的防火墙和路由器便已提供这些必要特性。报文丢弃方案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IP地址列表必须保持最新，如果内容提供者不想让ISP轻易封锁他们的网站，保持更新的困难便暴露出来。[9]其次，系统会导致“过度封锁”──共用同一IP的其他网站被全部封锁。Edelman调查了过度封锁的潜在程度，发现69.8%的.com、.org和.net网站与50以上其他网站共用IP。[10]（虽然一部分域名只是“停放”在一个普通网页上）其详细数字显示网站共用IP数的连续变化图谱，反映出在一台主机上尽量多挂网站这种盛行的商业做法。

2.2 DNS污染方案

在一种DNS污染方案中，当用户查询域名服务系统（DNS）将文字的域名转换为数字的IP地址时，可以返回错误的应答或者不返回应答导致用户不能正常访问。这类方案没有过度封锁的问题，因为禁止访问特定网站不会影响到其他网站。不过，邮件传递也需要DNS查询，如果只是封锁网站而不封锁邮件服务的话，此类方案实现起来容易出错。Dornseif展示的样本中所有的ISP都至少有一次在实现DNS污染时出错。[11]

2.3 内容检测方案

多数内容检测方案是让所有流量通过一个代理服务器。这个代理通过不提供禁止内容来过滤。这种系统可以做得非常精确，程度可以到屏蔽单个网页或者单个图像而让其他内容顺利通过。这类基于代理的系统没有普遍使用的原因是，可以应付主干网络或者整个国家网络流量的系统过于昂贵。2004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要求封锁包含儿童色情网站的一条州法令以违宪被裁定无效[12]。当初由于经费原因，宾夕法尼亚的ISP采用的是报文丢弃和DNS污染的混合策略，导致的过度封锁和“前置审核限制”对地区法庭作此裁决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基于代理的系统已被部署到若干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13]、缅甸[14]，以及挪威的一些网络提供商比如Telenor[15]。Clayton研究的英国电信的系统是一种混合设计，利用廉价缓存代理处理特定目标IP的报文。不幸这导致用户可以逆向工程得到封禁网站的列表，而这些网站提供儿童的非法图像，这违背了此系统的公共政策目标。

进行内容检测的另一种手段则是入侵检测系统（IDS）。IDS设备可以检测通过的网络流量并判断其内容是否可接受。如果需要封禁则会调度邻近的防火墙拦截报文，或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发送TCP复位报文导致威胁性连接关闭。基于IDS的系统显然比其他方案更灵活，更难规避。Dornseif和Clayton都对如何规避各种封锁进行了深入探讨。[16]然而如果通信保持清晰不加密不变形到IDS无法辨别的程度，那么无论采取什么规避手段，IDS方法都能够将其检测出来。[17]

3 中国防火墙如何封锁连接

我们在实验中从英国剑桥（墙外）的若干机器连接了中国内的一个网站（墙内）。当前中国的防火墙系统的工作方式是完全对称的[18]──在两个方向上检测内容并进行过滤。[19]通过从剑桥的终端发出所有的指令我们完全避免了违反中国法律的可能性。一开始我们以正常模式访问一个中国网页并记录双方的报文流。接下来我们又发起一次有意触发封禁的请求，观察连接是如何被复位报文关闭的。我们继续“正常”的（不包含触发性词汇的）请求，却发现接下来的连接都意外地被封锁了。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描述观测结果。

3.1 复位封锁

刚开始我们只是访问一个普通网页，如预期得到完全正常的返回。如下面的转储报文所示，起始的TCP三次握手（SYN[20]，SYN/ACK[21]，ACK[22]）之后客户端（此实例中使用了53382端口）向服务端http端口（tcp/80）发出了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的GET指令获取顶级页面（/），传输正常。我们使用netcat（nc）发出这个请求，没有使用网页浏览器，从而避免了无关细节。报文用ethereal截取，用一般格式表示出来。

cam(53382)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3382) [SYN, ACK]
cam(53382) → china(http) [ACK]
cam(53382) → china(http) GET /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3382)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3382) ……其余页面内容
cam(53382) → china(http) [ACK]
……

接下来这个页面就完整了。我们发出另一个请求，包含了一小段可能触发封禁的文字，当然这也很快发生了：

cam(54190)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4190) [SYN, ACK] TTL=39
cam(54190) → china(http) [ACK]
cam(54190)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146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438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25, ack zeroed
china(http) → cam(54190) ……其余页面内容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25, ack zeroed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2921, ack=25

开头三个复位报文序列号对应了GET报文的序列号+1460和+4380（3 × 1460）。[23]我们认为防火墙发出三个不同的值是想确保发送者接受复位，即使发送者已经从目的地收到了“全长”（1460字节）ACK报文。复位报文的序列号需要“正确”设定，因为现在多数TCP/IP实现都会严格检查序列号是否落入预期窗口。[24]（这个验证序列号的内在漏洞由Watson在2004年首先提出。[25]）

此结果还显示，在连接被打断后仍然收到了从中国机发来的一部分页面。然后剑桥机响应了那两个意外报文，发送了自己的TCP复位。注意它将确认号置零而没有使用随机初始值的相关值。收到的所有复位报文的TTL[26]都是47，而中国机来的报文的TTL都是39，说明它们来源不同。如果来源的初始值都是64，这也许说明复位产生的地方距离服务器有8跳（hop）。traceroute显示那是通信从Sprint网络（AS1239）进入中国网通集团网络（AS9929）后的第二台路由器。

我们也从中国服务器的视角看这次连接封锁：

cam(54190) → china(http) [SYN] TTL=42
china(http) → cam(54190) [SYN, ACK]
cam(54190) → china(http) [ACK] TTL=42
cam(54190)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4190)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4190) ……其余页面内容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148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440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292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42, seq=25, ack zeroed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42, seq=25, ack zeroed

我们可以看到，当检测到“坏”报文，防火墙也向中国机发送复位（“[RST]”）报文，但都在GET报文（以及其响应报文）后面。最后两个复位报文（零确认号）是剑桥机发送的。

其他到中国机的复位（因为有“falun”而生成的）TTL都是61，这意味着它们在3跳以外生成，初始值为64。这跟剑桥观测到的8跳偏移不一样。不过这说明可能有不止一台设备在生成复位──或者初始值经过调整不是64。我们目前对于观测到的这种不对称性没有确定的解释。

开始三个复位的序列号也设置在一定范围（+25，+1485，+4405）以确保命中，事实上+25报文就已经重置了连接。[27]第四、五个复位报文检查确认号发现，它们可以视作连接重置前中国机成功发送的两个报文的响应。

3.2 直接重置连接

防火墙不仅检测内容，还有其他封锁规则。我们发现，只要进行一次“坏”连接，在短时间内相同两主机之间的所有网络通信在经过检查之前就都被封锁了。前面也是连接被封搜，不过现在开始继发连接也会被封锁了。比如，在上面一例以后立刻继续，我们看到：

cam(54191)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4191) [SYN, ACK] TTL=41
cam(54191) → china(http) [ACK]
china(http) → cam(54191) [RST] TTL=49, seq=1

复位报文从防火墙而来（也往服务器而去）随之客户端便关闭了连接。如果客户端在复位到达前成功发送GET报文，便会接着收到多个防火墙发来的复位（即使GET报文是完全无毒的）。接下来便是从服务端来的复位──服务器收到复位后便会立刻在GET到达前关闭连接。由于GET发来时不再存在打开的连接，服务端便按照协议返回一个复位。值得注意的是，防火墙在SYN阶段（三次握手阶段一）没有试图重置连接，而是等到了SYN/ACK（阶段二）。虽然可以在客户端一发出SYN就给它复位报文，但只有等到SYN/ACK才能构造出对服务端起作用的有效复位。[28]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节点被阻断通信的时间是可变的。有时候是几分钟，有时候可能是一小时。平均时间大概在20分钟，不过由于观测到时间值有在特定值附近聚集的显著趋势，我们怀疑不同的防火墙组件有不同的时间延迟设定；这就需要深入理解是到底是谁在处理通信，才能较准确地预测封锁周期。

3.3 其他中国网络的情况

我们获取了中国自治系统（AS）的一个列表，并从中生成了在全球路由表中所有中国子网的列表。[29]然后我们利用了一个修改过的tcptraceroute，判断出通信是通过哪个AS从国际网络进入中国，并从中得知了中国主干边际网络的实体。结果便是：AS4134，AS4837，AS7497，AS9800，AS9808，AS9929，AS17622，AS24301和AS24489。然后我们在各个AS中挑选了样例服务器测试，发现所有网络都有都跟前面描述相似的复位行为（除了AS24489：跨欧亚信息网）。以此我们可以推出：我们的结果正展示了典型的“防火长城”系统。情况在2006年5月下旬是这样的，但并不一定普遍适用。[30]

4 防火长城的设计

基于以上实验结果，以及中国使用的技术设备类型的描述──比如思科的“安全入侵检测系统”[31]──我们提出以下模型来描述中国防火墙中路由器的工作方式（此模型很符合观测，但仍是推论性的，因为中国的网络提供商没有发布关于这些系统的任何技术规格）：

当报文到达路由便被立刻放入适当的向前传输队列。此报文也被送到带外IDS设备进行内容检测。如果IDS（关键词匹配）认为此报文“不好”，那么便为连接两端各生成三个TCP复位报文（有三个不同的序列号）交由路由器传输。[32]

IDS在逻辑上是与路由器分离的，很难从路由传输队列中去除或者延迟“坏”报文。然而发出复位关闭连接是相对简单的。如果路由器相对繁忙，而IDS工作正常，复位报文会在“坏”报文之前发送；这也是我们在实验中观测到的主要情况，虽然有时候复位报文会拖在后面。复位报文的设定值充分显示出，设计者担心与路由器相比IDS的拥塞导致“坏”报文跑在复位报文前面。这种设计中如果不发送附加的复位，在繁忙情况下防火墙是无法保证封锁的可靠性的。

一旦IDS检测到需要封锁的行为，它也可以向主路由器添加一条简单的丢弃规则而不发出复位。[33]我们相当怀疑这种做法在主干高速路由器上扩展性差，而在IDS内的封锁简单而廉价。

我们还观测封锁的时长得知，提供防火墙功能的设备不止一个。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实验，发送256个包含威胁性字串的报文通过防火墙，虽然是从一个机器上发出的，但将它们的源地址设置分别为256个连续的IP地址值，即中国防火墙会认为这是256个不同机器在发送需要封锁的内容。结果是，我们观测到有时候返回的复位报文是乱序的。然而现代互联网处理报文基本上是用FIFO（先进先出）队列，[34]那么对于这种失序的最简单解释便是，不同的报文给了不同的IDS，它们各有各的FIFO队列但在发送复位时负载不一样。可惜我们发现这个实验引起了很多的报文丢失（不是所有的连接都返回了应有的复位报文），不能对报文失序程度有直观感受。这样我们也没法（通过队列建模）确定平行IDS设备的数量下界。我们计划以后再做这个实验。

4.1 防火墙“状态”

没有证据证明带外IDS设备互相通信，并共享网络连接“状态”的记录。实验表明在一个边际网络触发防火墙不影响通过其他边际网络的通信。

而在“状态”本来应该保留的地方（IDS设备中）却没有关于TCP状态的检查。设备孤立地检查报文，于是将?falun分散到相邻两个报文就足以避免检测。更有甚者，这些设备对于是否有连接存在也不关注，我们的许多测试中甚至没有进行三次握手打开连接就直接发送GET报文。事实上除了初始检测之后的持续封锁，没有证据证明IDS设备做了其他什么特别的事情，IDS只是一次检查一个报文而已。

5 有意忽略复位

防火墙完全依赖于终端节点以标准兼容方式实现TCP协议[35]，在收到复位报文时中断连接。如上所述，虽然有时候防火墙有点超常，复位报文跑在GET报文前面结果被仔细验证一番以后丢掉了，不过在下一个报文到达防火墙的时候连接就会被防火墙摧毁所以，总得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现在考虑如果终端节点不遵守标准然后TCP复位被彻底忽略的情况，我们会想到，即使触发了IDS，防火墙也对HTTP传输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们进行了深入实验两边的终端节点都忽略TCP复位的情况。这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我们选择设置合适的报文过滤防火墙规则。在Linux可以安装iptables并使用此命令：

iptables -A INPUT -p tcp --tcp-flags RST RST -j DROP

来丢弃传入的RST置位报文。如果是FreeBSD的ipfw那么命令是这样的：

ipfw add 1000 drop tcp from any to me tcpflags rst in

当双方都丢弃TCP复位时我们发现网页传输确实没有被封锁。在剑桥端检测传输的结果：

cam(55817)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5817) [SYN, ACK] TTL=41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cam(55817)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46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4381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438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730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584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730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438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8761

……接下来这个页面就完整了。网页以正常方式传输，除了中间夹杂一些防火墙的TCP复位报文。由于被完全忽略（一共28个复位），它们对客户端的TCP/IP栈没有任何影响。客户端仍然继续接收网页，正常发送ACK。中国端也能看到类似的正常传输夹杂复位的情形。

这样，只是简单地忽略防火长城发出的报文我们就让它完全失效了！这无疑会让它的实现者大为恼火。

5.1 迷惑封锁

一方面是在连接建立以后通过发出TCP复位来阻断继发连接，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一些防火墙有时还有附加策略。在一些节点（当然是随机的），我们看见了防火墙发来的伪SYN/ACK报文。显然其序列号是随机而且无效的。如果防火墙的SYN/ACK报文比真报文先到那么连接失效──客户端从伪SYN/ACK中获取了随机的序列号并发给服务端错误的ACK，于是服务端便返回复位报文，导致客户端关闭连接。实际上，如果客户端发送GET比较快，还会收到一批其他报文，导致防火墙和服务端的进一步复位：

cam(38104)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38104) [SYN, ACK] TTL=105
cam(38104) → china(http) [ACK]
cam(38104) → china(http) GET /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SYN, ACK] TTL=37
cam(38104)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3770952438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37,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37, seq=1

对付这种防火墙的新策略比处理伪复位报文麻烦许多。因为即使客户端忽略了服务端来的（完全真实的）复位，还是会继续错误理解服务端的序列号，导致不能与服务端同步以完成三次握手打开连接。当然如果有时候防火墙的伪SYN/ACK跑在真报文后面，就会被客户端忽略不造成任何混淆，不过防火墙仍然会坚持不懈用复位报文来打断连接但是由于复位报文都被忽略了所以也没有用，网页照样显示。

重要的是确定来的两个SYN/ACK报文谁是真的。在样例中我们觉得它们很好区分，防火墙版的TTL值大不相同，没有DF标志，没有TCP选项。这些伪SYN/ACK在现在为止还是像伪复位一样很好过滤的，防火长城再次失效。另外，由于只有封锁继发连接时才会使用这种策略，那么客户端可以把服务端的TTL记下来，而防火墙是搞不清该往伪报文里填什么值的。

不过，防火墙越搞越复杂，说不定就能造出没法区分的SYN/ACK报文来了。那客户端直接把第一个收到的SYN/ACK当成防火墙发出的伪报文即可。不过要是防火墙又来时不时来延时一下才发送伪SYN/ACK（让思维简单的机器通过，打倒思维复杂的机器！）那么这场复杂的“博弈”会升级成更深奥的战略对决。要注意打开网页常常会有多个连接，那么防火墙即使只是搞掉其中一部分也会觉得有“胜利感”。

一个高效的客户端策略（先决条件是客户端和服务端都丢弃复位报文）是将所有传入SYN/ACK报文视为有效（防火墙以后也许会发好几个过来），然后检查全部的序列号和确认号直到从服务端收到一个ACK以确认正确的取值。不过这对于像iptables或者ipfw这种简单的报文过滤系统来说太复杂了，超出实现能力。

新一轮“博弈”也许是防火墙开始针对所有客户端报文伪造ACK。可能客户端可以通过检测从服务端获得的真正RST来看穿防火墙的整个伪连接，于是防火墙连这些都要开始伪造了──这样下去策略变得不知道有多复杂。不过终端节点确实有优势来最终判断报文是来自（有状态的）对方还是（无状态的）防火墙。要是防火墙也开始记录“状态”，那么整个主要架构的变化（虽然一定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便会带来许多其他可用策略，优势也会决定性地偏向防火墙这边。

可是必须注意到，防火墙的SYN/ACK报文伪造问题不能通过改变服务端的TCP/IP栈来安全地解决。那样的话服务端需要发现客户端持续地响应的那个“错误”的ACK值并改变自身状态以响应这个从伪SYN/ACK报文中出来的值。但这样就去掉了一个Bellovin记录的重要安全步骤，进而导致恶意主机伪造源IP地址访问的漏洞。[36]

另外，在可以“嗅探”并伪造报文的对手面前进行安全连接，这在密钥交换协议邻域已经得到充分研究。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中国防火墙目前的架构性缺陷，通过对现有TCP/IP栈的简单修改来战胜防火长城。

6 拒绝服务攻击

我们前面提到，单个包含?falun之类内容的TCP报文就足以触发节点间至多长达一个小时的封锁。如果伪造源地址，就可以发起（但也是受限的）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攻击，阻断特定节点间的通信。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这对某些攻击者来说已经足够。比如，识别并阻止地区政府机构的主机访问“Windows自动更新”；或者阻止某个部委访问一个联合国网站；或者阻止中国海外使馆访问家乡网站。

我们计算发现，即使是一个人通过单个拨号连接也可以发起相当有效的DoS攻击。这样一个人每秒可以产生大约100个触发性报文，假设封锁时间大约是20分钟，那么120000对节点便可被永久封锁。当然，现在的DoS攻击几乎不会通过单个拨号方式实现，而是在快得多的网络上以巨大的数量进行。那么120000便可以乘到你满意。不过防火墙的IDS组件也许没有资源记录如此大量的封锁连接，所以实际的影响要考虑受到此类资源限制的情况。还要注意当IDS处理DoS攻击的时候它处理其他连接信息的资源就会变少，于是其效用也就暂时降低。

6.1 DoS攻击的限制

进一步实验显示此防火墙的封锁方式比我们迄今为止解释的还要复杂一些；因此DoS攻击的效果不一定有刚才那样说得那么好。

首先，封锁只应用于相似端口上的继发连接。[37]只有端口值前9最高有效位与触发封锁的端口对应时，防火墙才会封锁这一连接，这样的端口每次有128个。Windows这类系统会连续分配临时端口，于是平均有64个继发连接会被封锁。（有时比如触发封锁的端口是4095那么就不会有继发封锁）反之OpenBSD之类的系统会随机分配临时端口，于是继发连接被封锁的可能性只有1/500。

我们对防火墙的这种行为没有确定的解释。不看端口直接封锁所有连接似乎还简单有效许多。[38]这么做也许是为了避免误封NAT后面的其他用户，或者是用来确定发送某报文的IDS。也许这么做只是有意要显得神秘而愈发有威慑力。然而从DoS攻击者的角度，除非有特殊条件可以预测临时端口，要让所有可能端口段都被封锁所需的报文发送量便增长了500倍。

图1：中国防火墙对“坏”字符串的封锁情况。
2006年二月上旬我们进行了一次10天的试验，每小时一次从256个相邻IP地址进行连接。这里是前128的结果；其余部分模式也十分相似。黑点表明连接被封锁，白点表明没有封锁，灰点是结果不定（完全没有响应）。在110小时前后可见防火墙策略的显著变化（封锁更多的IP地址）。

其次，并非所有IP地址的流量都被检测过。我们每小时进行一次突发连接，发送一组256个IP地址连续的含有“?falun”的报文。起初每组报文只有约三分之二被封锁掉，封掉的地址每次不同。不过几天之后几乎所有报文被封锁。我们无法通过逆向工程确定地址选择的算法，不过IP地址选择确有鲜明的模式[39]，暗示背后的机制可能相当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是资源匮乏──流量的三分之二也许就是整个系统可以处理的极限。显然某些时候如果一部分机器没有进行报文检测的工作，DoS攻击也就不可能通过它们发起。

最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实验只是在中国内外的少量节点上进行的，虽然我们得到了足够一致的结果，但像“防火长城”这种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是可能忽略了它的某些重要特性。因此虽然我们认为DoS攻击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成功，我们也不能保证任一节点对上的任一次攻击都能成功。

7 战略考虑

要让流量顺利通过中国防火墙就必须要求双方忽略复位。“世界其他地方”的机器如果想在中国也能正常访问，只需稍作调整。但在中国这边的人就不那么愿意装一些特殊软件了。主要问题是防火墙可能做的，不仅是封锁，还有记录。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侦查，安装的特殊软件便会被查获，有人便会对你安装此种软件的动机产生某种看法。

中国防火墙的报文检查功能也可以通过加密的方法规避。如果当局通过对内容的统计分析检测出加密通信，那么安装特殊软件遭到侦查的问题还是一样的。由于加密系统一般会话结束后便废弃密钥，通信内容是色情还是政治演讲这是无法分辨的。如果用丢弃复位的方法穿墙，防火墙可以通过日志的方法记录封锁触发内容，当局便可以检查日志并对这两种通信采取不同措施。这两种方法相比有人觉得丢弃复位法更有优势。

如果复位丢弃广泛以毫不相关的理由应用，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对复位丢弃软件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

关于软件防火墙的一些研究指出如果例行丢弃TCP复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40]复位报文主要是用来快速报告不受欢迎的传入连接。如果远端机工作良好，那么忽略报文而不响应复位只会产生稍微多一点的流量。

然而，对于不想丢掉所有的TCP复位的人来说，当然这里也有另一种策略。[41]目前TTL校验就是一种检测复位报文真伪的简单方法。特别地，我们注意到Watson提出的通过第三方伪复位造成连接关闭的复位攻击[42]，通常的防御手段是仔细验证序列号。如果再加上复位报文的TTL校验，就可以更好地识别伪复位。本文作者之一编写了一段20行的FreeBDS补丁[43]，可以丢弃TTL值严重偏离的复位报文。到现在用户体验都很好。其他操作系统和个人防火墙大概也不会觉得添加这个功能很麻烦。

当然，中国防火墙也可以改进，让前面提及的规避方法难以实现。特别是它可以较容易地构造正确TTL的复位报文发往触发报文的相同方向。不过要想获得相反方向的正确TTL就不大容易了，因为网络路由基本上是非对称的，防火墙不能透视通信的两个方向。更复杂的方法是将报文从路由队列中移除（或者延迟到内容检测完成才放行）。除非报文在抵达终点前被阻止，我们的基本策略──无视防火墙发出的噪音──将继续有效。

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防火墙策略则是当封禁被触发后不向该站点转发任何报文。不过我们前面提到此法扩展性极差，因为完成这个“内联”过程需要路由器间的快速通路──而且，全面的封锁无疑增加了DoS攻击的威力。

7.1 打破“防火长城”的公共政策动力

特别是在美国，有相当的政治利益关心着中国之外的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压制信息、锁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见网志作者。特别地，在2006年2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相当数量的美国大型公司由于其政策和行为而受到了严厉谴责。[44]不过对于如何绕开中国的过滤技术现在也有更多的关注。比如由CIA部分资助的SafeWeb，在2000到2003年运营了一个匿名网络代理，同时它还开发出一种昵称TriangleBoy的反审查技术。[45]2006下半年发起的加拿大的Psiphon计划旨在让“不受审查国家的公民向在他们防火墙背后的朋友和家人提供自由的网络连接”。[46]

可以预测本文所描述的通过忽略复位报文规避中国防火墙的方法也会引起相当的兴趣。当然也会有“军备竞赛”的危险，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可能复杂得多。让防火墙立刻失效方法也是相当直接的；不过实现这个方案需要中国外的服务器和中国内的浏览器同时丢弃复位。服务器一方显然会有动力去实现复位丢弃，因为这样就让在中国的人可以访问。不过要是看看中国国内的情形和人们改变浏览器（或者操作系统）配置的动力就会知道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虽然都是运行在中国的机器上，这些软件却都是在中国以外开发，特别是大多数软件都安装在微软开发的Windows上。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问题：是否应该鼓励或者强制微软修改程序以帮助规避中国防火墙？显然对于中国的审查有着广泛谴责，那么反审查措施当然会得到政治意见和公共意见的赞同。[47]在本节前面我们提到，对这种改进的技术性反对意见是很有限的，这种改进可以提升对第三方攻击（防火墙只是第三方干涉网络通信的特例）的防御安全性。然而微软（以及其他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开发商）很可能不愿意冒犯中国政府，那么在被强制之前他们会一直拖下去。

一般的常识便是软件容易修改，硬件不易修改。不过把硬件改动的时间与制订新法规的时间相比就会知道，在强制供应商提供规避防火墙功能的法律生效之前，中国政府就会采用新的封锁硬件。[48]可以推测，新的硬件会考虑到我们提到的问题并对复位丢弃免疫。因此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强制供应商）并不是实用的办法，除非立法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关注技术细节的。让供应商少去讨好中国政府多关心其他所有人，这才是最现实的道路。

8 结论

本文我们展示了基于报文内容检测的“防火长城”。当过滤规则触发时，伪复位报文便发向TCP连接两方。然而真正的报文亦完好通过防火墙，于是通过忽略这些复位，通信便不受干扰。相同方向上的继发连接也被封锁（只有在端口相关的情况下），不过通过忽略复位通信仍可以顺畅继续。

以上结果对于中国当局具有相当的意义，他们也许会加强他们的系统、修补防火墙的漏洞。当然我们在前面也说，这并不容易。[49]然而对于希望自由访问网络的中国居民来说，以上结果意义就小得多，因为他们的活动仍然受到记录和监视。只有当丢弃复位报文成为普遍做法以后，人们的才能说他们是无意中翻墙的。这种想法也不能算离谱，因为验证TCP复位是否为伪造也是TCP/IP栈应该做的。

我们还展示了封锁的副作用：为DoS攻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种DoS攻击只能用在特定节点之间。利用一套封锁机制来封锁什么东西这本身并没什么新意，但如果防火墙不作足够的状态记录，我们也看不到避免这种攻击的简便方法。

我们展示的结果也关系到其他使用类似复位机制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机构、企业。他们应该谨慎地认识到这种封锁完全依赖于被封锁者的默许。一些相对中国来说的小国家会经受更大的DoS攻击风险，因为他们的终端节点要少得多，防火墙在攻击效果变得显著之前尚不会过载。

9 补记

2007年春另外一组研究者（Jedidiah R. Crandall和其他人的“ConceptDoppler”项目）[50]的一些实验也揭露了这个防火墙的工作细节，但复位机制是基本不变的。不过他们的测量表明复位现在开始发生在中国互联网的内部，不仅是边际路由器；且与我们一年前观察到的相比封锁在繁忙时段变得更加断断续续。他们的研究手段也让他们可以发表一份关于被过滤话题的统计列表。

 

注释

[1]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OpenNet Initiative,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ONI_China_Country_Study.pdf (accessed October 21, 2007).
[2] OpenNet Initiative, “Probing Chinese Search Engine Filtering,” OpenNet Initiative: Bulletin 005,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bulletins/005/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 Ronald J. Deibert and others, eds.,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4] Nart Villeneuve, “Censorship is in the Router,” June 3, 2005, http://ice.citizenlab.org/?p=113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5] OpenNet Initiative, “Probing Chinese Search Engine Filtering.”
[6] RST标志置位的TCP报文。这种报文表明一方要求立即关闭当前连接不再传输。
[7] See Maximillian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of Foreign Web Content,” Security, E-Learning, E-Services: Proceedings of the 17 DFN-Arbeitstagung über Kommunikationsnetze, eds. Jan van Knop, Wilhelm Haverkamp, Eike Jessen, 617–646 (Dusseldorf, Germany: GI, 2004).
[8] Richard Clayton, “Failures in a Hybrid Content Blocking System,” in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Cavtat, Croatia, May 30-June 1, 2005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2006): 78–92.
[9] Richard Clayto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in Cyberspace,” Technical Report (2005), http://www.cl.cam.ac.uk/techreports/UCAM-CL-TR-653.pdf (for details of the complexity, see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in Cyberspace”)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0] Benjamin Edelman, “Web Sites Sharing IP Addresses: Prevalence and Significanc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http://cyber.law.harvard.edu/people/edelman/ip-sharing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1]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626–27.
[12]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v. Pappert, 337 F. Supp. 2d 606 (E.D. Penn. 2004).
[13] King Abdulaziz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l Content Filtering Procedure. Internet Services Unit (2004), http://www.isu.net.sa/saudi-internet/contenet-filtring/filtring-mechanism.htm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4]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Burma in 2005: A Country Study,” OpenNet Initiative,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burma/ONI_Burma_Country_Study.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5] Telenor, “Telenor and KRIPOS Introduce Internet Child Pornography Filter,”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1, 2004, http://presse.telenor.no/PR/200409/961319_5.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6]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642-44; Clayton, “Failures in a Hybrid Content Blocking System,” 78–92.
[17] IDS可以将多种不规则的表现转化为标准形式，然后与封锁列表比对作出正确决策。
[18] 这种对称必须存在，因为防火墙需要同时封禁网络请求和回应。
[19] Villeneuve, “Censorship is in the Router.”
[20] SYN（同步）标志标明了打开TCP连接时的第一个报文。
[21] 这是对SYN报文的回应，其SYN和ACK（确认）置位，用“SYN/ACK”来表示在TCP连接打开过程中的第二个报文。
[22] 关于TCP的准确细节，和发起连接时交换SYN、SYN/ACK和ACK置位报文的方法原因，可以查阅很多好的网络通信教材，比如W. Richard Stevens, TCP/IP Illustrated, Volume 1, The Protocol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4)。
[23] 当我们启用TCP时间戳且报文包含12字节TCP附加选项的时候，这个值变成1448的倍数。
[24] TCP对所有数据报文用序列号进行标记，指示报文包含数据的顺序。当报文丢失、延迟或重复时，可以靠序列号来重建数据流。“窗口”是指在没有收到确认时最多可以发送的数据量。现在的互联网中，检查序列号落入窗口（复位报文序列号符合预期）是避免第三方干扰连接的重要安全措施。
[25] Paul A. Watson, “Slipping in the Window: TCP Reset Attacks,” Open Source Vulnerability Database, http://osvdb.org/reference/SlippingInTheWindow_v1.0.doc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26] 存活时间（TTL）初始值由报文发送者确定，通过一个路由就减一。这是为了确保报文不在路由间无穷循环，当TTL为零时报文就被丢弃了。于是通过校验TTL值可以推算报文走过的距离。
[27] 如果复位在GET报文之前到达，则此复位报文不会被接受。服务器是FreeBSD系统，在连接的这个阶段，TCP栈接受的复位的序列号必须精确匹配上次发送的确认的值，以防止拒绝服务攻击。在GET报文到达前其值为+1，于是这时所有的复位都是无效的。
[28] SYN/ACK报文含有连接双方选定的序列号。
[29] AS指特定ISP拥有的骨干网络。我们采用的是CERNET的“China ASN List”，http://bgpview.6test.edu.cn/bgp-view/cur_ana/ipv4cn/china_asnlist.shtml。互联网路由器保存有优化路径列表，而“全球路由表”表达了特定AS对地址的所有权。
[30] See Jedidiah R. Crandall and others, “ConceptDoppler: A Weather Tracker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14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lexandria, VA, October 29–November 2, 2007) http://www.cs.unm.edu/~crandall/concept_doppler_ccs07.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1] Earl Carter, Secur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ndianapolis: Cisco Press, 2001).
[32] 即，检测报文内容的设备是在实际连接“旁边的”于是只能检测“坏”流量而不能对其有任何直接影响。
[33] 路由器一般都有根据特定标准进行报文过滤的功能。
[34] Yi Wang, Guohan Lu, and Xing Li, “A Study of Internet Packet Reordering,” Information Networking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Berlin, 2004): 350–359.
[35] J. Postel, ed.,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DARPA Internet Program Protocol Specification” (memo, Network Working Group Request for Comments, September 1981) http://www.ietf.org/rfc/rfc793.txt (accessed October 21, 2007).
[36] S. Bellovin, memorandum, May 1996, in Network Working Group Request for Comments, “Defending Against Sequence Number Attacks,” http://www.ietf.org/rfc/rfc1948.txt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7] ──译注，此节所述似已过时。在翻译完成的时候译者测试发现，继发封锁跟初始端口或者继发端口没有关系，所有端口的继发连接都被屏蔽。
[38] HTTP通信不仅在80端口（tcp/http）上被封锁，还有其他一些端口也受到影响。不过一个端口被封不影响其他邻近端口，比如80端口被封不影响433端口（tcp/https）。
[39] 见图1。
[40] See Clayto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81.
[41] 未来中国的防火墙还可能通过FIN报文来打断连接，然而忽略所有FIN报文则会导致不能正常连接，到那时TTL校验法会更好。
[42] Watson, “Slipping in the Window.”
[43] Robert N. M. Watson, “Patches Associated with My Academic Research,” http://www.cl.cam.ac.uk/~rnw24/patches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4] Suzanne Goldenberg, “Congress Accuses Google of Collusion,” The Guardian, February 16, 2006,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1710616,00.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5] SafeWeb, “TriangleBoy Whitepaper,” SafeWeb, 2003, http://web.archive.org/web/20030417171335/http://www.safeweb.com/tboy_whitepaper.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6] Psiphon, http://psiphon.civisec.org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7] Stokely Baksh, “US Calls for Fall of Great Firewall,”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5, 2006; Kate Allen, “Today, Our Chance to Fight a New Hi-Tech Tyranny,” Observer, May 28, 2006; Cory Doctorow, “See No Evil?,” Guardian, July 6, 2007.opinion. 47
[48] “此法案是近年来孕育期最长的。导致此法案产生的斯科特报告是在五年半前的1996年2月发表的。保守党政府接受了此报告的提议并立即发出了资讯文书。工人党1997年的宣言坚定承诺要采取行动。于是1998年出了那本白皮书。不过之后政府就不闻不问于是，过了三年此法案才推出。”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Commons, 6th ser., vol. 374 (2001), col. 457.
[49] 本文中描述的实验都是在2006年春进行的，本文的初始版发表在2006年6月的隐私增强技术研讨会上。
[50] ──译注：见http://www.conceptdoppler.org/。

中国网络监控系统“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曝光

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完成人：刘欣然；方滨兴；齐向东；李伍峰；石晓虹；刘正荣；杨臻；丁丽；张鸿；陈斌
单位：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三际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日期：2005年2月2日
简介：该系统提供了第三方的基于HTTP标准的规范高性能过滤接口，在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分三级进行有效的信息过滤；提供了统一管理平台，可以远程进行管理，经单点配置过滤策略即可实现全局同时生效，且策略下发过程可保证对过滤目标的保密要求系统可以采用分布式或集中式的部署结构。系统接入简单，易于部署，适用于绝大多数现有的搜索引擎，可以满足现有国内日查询量的处理要求。该系统已实际部署一些国内较大的搜索引擎，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全面推广和部署该系统，将为净化国内互联网空间提供有力保障。

一点事实：当时刘欣然、方滨兴是安管中心的研究人员和负责人，而安管中心是GFW的运维单位；李伍峰、刘正荣是中国最大网络审查机构国新办的网络部门负责人；齐向东、石晓虹是三际无限公司的高管，而该公司则是360安全卫士的开发者。

我们知道国内的搜索引擎都有关键词过滤，通常认为这是搜索引擎的自我审查。然而最近有一些案例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同搜索引擎的"自我审查"会同时失效，说明背后并不简单。以上资料说明了这样几个事实：

1. 存在一个对国内搜索引擎进行统一关键词过滤的审查管理系统，其被称为"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2. 这个系统是主要由GFW的运维单位安管中心（CNCERT/CC）开发；
3. 这个系统主要需求和日常使用来自国新办，有密级；
4. 国内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过滤有一部分是由国新办直接操作的"非自我审查"；
5. 360安全卫士的开发者三际无限公司也参与了这个系统的开发。

三际无限公司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仅是"将用户隐私信息交给政府安全部门"；它协助CNCERT、积极参与建设对国内互联网的审查机制，为长城添砖加瓦，这已经超出作恶的范畴，可称得上助纣为虐。加之之前报道称360安全卫士将自由门等软件检测为恶意软件，这个公司的道德水准已经昭然若揭。请丝毫不要怀疑三际无限与审查部门和安全部门的良好关系，请丝毫不要惊讶安全部门会通过360安全卫士对用户进行监听。

朝鲜战争谁胜利了？

最近因为某种原因，有人大力纪念10月25日，当年中国军队入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这使得我要说一下朝鲜战争。其实，我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发过有关文章。当时我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

对于多数中国人、朝鲜人来说，真相真的是越来越清晰了吗？有些怀疑。

最近我在微博上随便写了几条：

——如果中国不参战，目前的朝鲜会是什么状态？

——某些中国人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自己又纪念参加韩战，……韩国人、朝鲜人会否指责中国式靖国神社？

——自由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朝鲜人民终将从魔爪下解脱，将来，他们会仇恨哪个国家？

——朝鲜战争，中国胜利了吗？美国胜利了吗？要我看，最大的胜利者是金家父子，其次是前苏联。

——最惨的失败者是朝鲜人民，其次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

1，联合国如何定义朝鲜战争？

战争的一方，是朝鲜和中国。朝鲜肯定说是韩国侵犯朝鲜。中国的教科书中，说法比较含糊，定性为韩国发动侵略，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而是把描述重点放在后来具体的战役、后方的支援中。
战争的另一方，是联合国派出的16国联军（多国部队？这词儿听着耳熟，想起来了，是伊拉克战争嘛。应该抗美援伊）。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建有战争纪念馆。这些国家都说是朝鲜发动的侵略。
别的国家咱回避。单说朝鲜和韩国。对于这两个国家截然相反的叙述，大家相信哪个？……
然后我们来看联合国开放式的资料馆里的记载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宣战的情形下，乘机越过三八线进犯毫无准备的南韩。南韩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是事实证明12万韩军不是配备各种苏式重型武器和俄制t-3型坦克的20万北朝军队的对手。金日成偷袭成功了，到8月初就攻占了90%的韩国领土，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大邱附近的洛东江才被暂时控制住。大韩民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
“联合国通过三项决议，谴责朝鲜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要求北朝军队撤回三八线，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给大韩民国以军事支援。美国军队首先抵达，随后共有2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其中派战斗部队的有16个国家，支援医疗及设备的有5个国家。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在仁川出其不意成功登陆，形成大包围一直把朝共军队赶出了南韩，拿下平壤，并把朝鲜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退到中国边境。”
此后，中国进入抗美援朝。

2，苏联人耍了什么花招？

我曾经写过博文《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该文章有3句核心：1，前提：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 2，过程：无耻的苏联人，把中国当枪使，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3, 结果：中国人成了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
我认为，这3个核心是分析整个抗日战争所要明白的第一要务。
卷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是不是又一次掉进“苏联陷阱”？可以这样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服从苏联命令。
在历史造假方面，苏联人是中国人的老师。幸运的是，苏联解体了，一些历史资料随之解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点历史真相。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揭示了朝鲜战争的内幕与真相。
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就电告斯大林，“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发动进攻，解放南韩”。30日斯大林回电答应“可以帮助他，但必须依靠毛泽东，有北京支持”。当时斯大林最希望中国与朝鲜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一边。那时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存在共产党的国家。
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派联合国军队支持南韩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本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定这一决议。但是斯大林指示他“缺席不要去”，让决议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曾让世界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故意让联合国决议通过，好让毛/泽/东与金日成去拼死拖牢美国，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并腾出手来解决西欧问题。

3，中国为什么参战？

“国际主义情怀”之说，太幼稚了，都不好意思去驳他。
“屏障”说，比较流行。难道，一条区区的鸭绿江能成为缓冲区？如果爆发战争，人家可以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随便选个地方登陆，难道非要绕道朝鲜吗？
真正的原因，是苏联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打得朝鲜军一败涂地。10月，斯大林一再催促中国出兵。当时中共高层普遍反对出兵。当时反对呼声最高的是林彪，他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装病拒绝出任中国赴朝志愿军司令一职。他认为新中国刚解放，军队应整休恢复，而且当时美军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40比1，如参战志愿军会有大量伤亡，并且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和不利于解放台湾等等。事后，毛泽东说：“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层最初表决结果只有'一人半’（半人指周恩来）支持出兵”。但在斯大林一再的压力下，10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斯大林的黑海畔别墅谈判出兵事项，斯大林承诺大批援助中国军事工业建设计划，及马上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苏联武器装备，并派空军协防东北等，而且斯大林还把中国军队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样条件下，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并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和战时准备，投入巨大兵力物力。当时中国人不知道是与联合国开战，以为出兵只是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
中国出兵，苏联出武器装备。这些装备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中国人用多少火车的粮食换来的。
中朝军队是谁指挥的？朝鲜方面说是金日成，中国方面说是彭德怀。现在有学者认为其实一直是苏联人在指挥。就像1946年以后的国共决战，苏联提供了武器并负责指挥（当然，那一次，苏联也出了数十万军队），这也是服从苏联命令的重要原因。

4，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朝鲜？

朝鲜战争历时3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中国方面伤亡数字出现各种版本，如果采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大致如下：赴朝参战人数130万，死亡27万，被俘3万；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国际统计，美国死亡人数3万7千人，英联邦各国1263人、其它国家1800人。在这场战争中，南韩估计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100万，而朝鲜高达250万人，导致战后北朝鲜男女比例为1比4。
5，中国和朝鲜胜利了吗？
似乎每一场战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中日、中苏、中印、中越。朝鲜战争也不例外。
自己说自己胜利，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引用美国人的话，这样显得真实（为什么美国人说的就是真实的呢？我感到奇怪）。教科书中写道：关于朝鲜战争，美国将军承认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等一下，美国将军原话是这样说的吗？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人说的是如果把朝鲜战争继续下去，一直打到中国境内，那才是“在一个错误地点、错误时间，选择一个错误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战争。”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的结果，是金日成退回到三八线。如果我们把朝鲜和中国付出惨重伤亡看成是胜利，那真的是胜利了。

6，韩国人如何评价中美参战？

韩国人对于美国人把他们从金日成铁蹄下拯救出来，非常感激。
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评价……
韩国人对于如今的民族的割裂、同胞的沦陷，非常痛心。
2008年2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根据我的观点，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袖地位……对于联合国来说，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了。”“我虽然生长在韩国，但被美国和它高尚的思想深深鼓舞着。当年，美国士兵们来到我的祖国，并挽救了它。那些美国士兵是那样善良，对我们又是那样慷慨。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地感激美国人民对我们民族作出的牺牲。”

7，朝鲜人如何评价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

我没有去过朝鲜的有关纪念观，在这里，摘录一位朋友去了之后所见
导游又带我们参观了“朝鲜志愿军纪念馆”，讲解员指着着二本精致的名册说：“这里有中国志愿军在朝牺牲的几万人全部名册。”我发觉这个女解讲员说谎竟一点不脸红？——中国官方统计志愿军就死了40万。像册里面醒目处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画像，讲解员又讲了毛岸英的故事，把毛岸英在指挥部被轰炸机炸死编造成英勇救同事牺牲，张市长连声应说：“可惜！可惜！”我听了忍不住问：“老张，难道你也不知道毛岸英怎样死的吗？”老韩马上插上一句：“如果毛岸英活到今天，中国会怎样？”张市长支吾了一下说：“可能像朝鲜。”金医生马上说：“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是朝鲜！”我心想真是老天有眼，给中国人一条活路，否则中国就像朝鲜人一样，继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里”。
参观朝鲜战争纪念馆，听朝鲜讲解员的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纪念馆。我曾去过不少当时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等，从这些参战国家的战争纪念馆里多少了解了一些事实，一些真相，更不用说主要参战的美、韩纪念馆，但唯有在这里充满夸大和谎言。最主要的是捏造事实：说自己是进行了一场反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又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消灭了美韩160多万侵略者，直接打死美国强盗40多万，击落飞机12000多架，打沉军舰560艘、击毁坦克3300辆等等一长串数字。我问讲解员：中国志愿军死伤多少？她说几万人，我们听了都笑起来。我又问，朝鲜人民军死多少？她不回答了。连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张市长都忍不住说“一派胡言”……
在朝鲜为中小学课本里，充满对于金日成、金正日的歌颂。其中有一篇《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描写了金日成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的神话。以下是课文的全文：

 

明朗的朝阳从帘隙映入了洞口，李警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帘子。金日成将军放下了笔，吹灭了汽灯。他看着洞外，笑了笑：“又是一夜过去了。时间过的这么快，不抓紧怎么行啊！”李警卫：“将军，你不要太累了……。”金日成将军笑了笑：“出去走走吧！”
从洞里出去，就看到了山上山下。山上山下都覆盖着白雪，但白雪间，夹杂着烧焦的树木，炸弹的残骸，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山下，英雄的人(和)民军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内走出，正在准备又一天的战斗。金日成将军快步向山下走去。战士们看到金日成将军，连忙上来向伟大的领袖问候。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慰问战士：“夜里冷不冷？”“不冷！”“大家有信心坚持到取得胜利吗？”“在将军的领导下，我们有万分信心！”
这时，一个通信兵来了：“报告将军，中国同志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来了！”金日成将军说：“还不请中国同志过来？”
山洞内，警卫员倒上了茶水。金日成将军亲切地招呼彭德怀司令：“请喝茶。我们现在在战争年代，条件不太好，只能这样款待你了。”
彭德怀司令敬慕地看着金日成将军：“你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战斗，我们很佩服。”
金日成将军：“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努力的。”
彭德怀司令：“也只有在你的领导下，才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金日成将军：“别这么说，还有你们的帮助嘛。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困难吗？”
彭德怀司令：“困难很多，如果没有先前你们对美军的战斗，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也会更加困难。”
金日成将军：“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
正当两人欢声笑语时，洞外，突然响起了警报声。一个战士跑进来：“美军飞机要来了！”周围的人，马上紧张起来。金日成将军把手一挥：“来了就打击他！”
不过一会儿，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枪声，就在山岭间回荡交错了。金日成将军拿过一支38式步枪：“我们出去看看吧！”李警卫：“将军，这样太危险了！”彭德怀司令也连忙劝阻。金日成将军笑了，举了举手中的枪：“这支枪就是我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当时面对面的战斗，总比现在危险吧！”
金日成将军持枪来到洞口，只见数架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不停地来回投弹，每次飞过，都有爆炸在地上响起。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们，不停的射击着美国飞机。
金日成将军愤怒地拧起眉头，他看到又一架美国飞机准备从阵地上飞过，他举起了枪，瞄准了敌人的飞机。当敌人对准了我们的阵地，正在往下飞来时，将军开枪了。瞬间，一团巨大的火团，在空中爆发燃烧了，残骸纷纷落下。战士们欢呼起来。剩下的美国飞机惊呆了，他们再也没有勇气继续，纷纷向南方逃跑了。
战士们在阵地上，向着金日成将军欢呼：
伟大领袖金日成万岁！伟大将军金日成万岁！

看到朝鲜人那样评价中国人的牺牲，看到金日成居高临下接见彭德怀、然后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这段故事，我觉得：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果然是“最可爱的人”。

谁该为今天韩国、朝鲜的民族分裂负责？

美国人至少被韩国人感谢着，那么，对于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中国人，有人感谢吗？

一些中国人说朝鲜人没良心，说他们本应感谢中国。那我要问：朝鲜人民如今落到那般“幸福”的生活中，他们应当“感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