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

“反垄断情结”与社会主义思路的深远渊源
发掘垄断背后的行政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
反垄断情结与“均贫富”可以划等号
“反垄断”的传统信仰和经济科学的客观
中国有多少人怀疑过“理所当然”？
反垄断命题中体现的“伪经济学”和数学滥用，——>数学能论证人权可以任意被侵犯吗？

 

了解一下“对供应商垄断的恐惧”，对“自由市场的物价波动的恐惧”，而导致的政府全面管制，用“可靠的政府垄断（含监管）”代替“不可靠的个人大户的私心”的后果，是不是就是反垄断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产生和作用途径，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不理解“反垄断”的影响，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成功，也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

如果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逻辑颠倒的立场上，是很难解释强大的行政权力垄断市场的“反垄断”，会比汇源在市场多一个百分点更善良的。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一直以来是用“反资产阶级垄断”起家的，所谓“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是最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是从“主义”出发的话，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更腐朽更垂死的。

当反垄断法中所涉及到的垄断，以不侵犯人权交换的自主询价为前提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反的。但只有到此程度，反垄断才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学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生活中的直觉：“垄断了就是坏的”是不是真实的？“垄断的资本家会不会凭垄断地位控制社会，成为世袭的君权？” ，对此的一系列探讨的答案是：不可能！

除非存在非市场因素的特权，否则垄断在市场经济中自然被消除。有稳定的垄断存在，就一定是因为特权的存在，发掘其背后的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忽略了[特权＝垄断]的常识定律，轻则陷入中国人政府万能教式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重则陷入中国《反垄断法》成为“国进民退法”的现实悲剧，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严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极权的出现。

如果说“反垄断是否必要”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那么包括咱国发言人在内的断置无疑的“垄断当然是要反的”（注意他们正处于行政垄断的大爷地位），有多少华汉小民曾经怀疑过半分？这些在特权世代压榨下的进步人士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特权的存在，却对资本家（平民）做大了生意的所谓垄断，如此敏感，以至于同样是以断言“垄断肯定要反”？这还是学术争论吗？

类似反垄断的断然置之的“信仰”，还有对市场经济的无端怀疑，“难道市场是万能的吗，政府可以放任市场吗？”，请问这是学术讨论吗？市场可以满足任何有支付力的需求，需要怀疑吗？那么放任市场满足需求，让供应者自主询价确定满足成本的需求，不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了吗？不就保护环境了吗？同理“市场工业经济损害了地球环境”，是欲加之罪的断言，还是“学术命题”？

如果说“反垄断”“均贫富”这些信念，只在不关心经济学的小民百姓的大脑中回转，还算得上是人云亦云，那么茅于轼先生作为市场经济的启蒙者，断言“垄断是有害的”（这只是学术错误），还说“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垄断是有害的”，就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权威的洗脑到了何等程度！也足以断定此命题中微观经济学必定是伪科学，方法论是错误的，是先下结论后再倒腾数学魔方的“科学”。

当垄断的基本定义难以确定时，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个体模型如何抽象？其累积有何意义？从茅于轼的“反垄断”中可看到数学的滥用！整个垄断命题完全在“人权利益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就可以求解，根本没有数学可以引入的空间，更没有引入的必要。当数学可以用于侵犯人权的论证时，请问，那还是“数学”吗？奥地利学派一直排斥数学工具的引入，这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