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总是大多数!"主流是好的"是公有制文化的自欺欺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只是"最不坏定理"中的小片段;
公有制社会将权益过分地集中到中央,难免"庞大而低效"的特色;
"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必然;
"杀鸡儆猴的法家"与"扩大镇压的肃反",是公有制统治无可避免的政治选择。无所谓道德善恶,只在于功效成败。成则为圣,败则为妖。既是当年毛上帝之所以仍能在毛神庙里当上帝的原因,也是今天在朝鲜大金国上演的善恶美丑的判定标准。公有制帝国最虚伪的自欺欺人之处,也是公有制传统对奴才洗脑最彻底的地方,就是声称(以为)"主流是好的""坏蛋是一小撮"。实际上无论是在任何一级镇压者(或称统治者,简称上级)的亲历的角度,人民群众的主流无疑是坏的,好的与无害的,反而分别是梭子两端的一小撮。
所谓的革命者(按文革用词,芳名"人民群众""革命群众")似乎是监管着独裁者的,但是换一个视角,将其逻辑统一到上述抽象模型之中,所谓"代表了进步"的人民群众,其实只不过是对"金字塔顶的那个统治者"的镇压者;而已。颇象动物斗兽棋的食物链,大象踩狮子,狮子吃豺狼,狼吃猫,猫吃老鼠,老鼠整死大象……;但显然不能说,老鼠比大象更高尚更进步;充其量只能说,大象的主流也是坏的,大象主流的两端,无害的也是无用的和特别坏蛋的,也都是一小撮;同样地,能够让老鼠整死的大象,总是最不坏的那个。
托克维尔激动不已的"发现",后验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在实体社会学中无非是先验的"最不坏定理"中,关于"更坏的老鼠整死最不坏的大象"的一个片段;而已。与公有制"主流是坏的(关心国家大事的愚民总是大多数,其实暴民,愤青,也是大多数)"相对应的,就是私有制社会之中,"主流总是不关心政治的"。根本原因就是,公有制是一个"集合利益于中央"的政治社会(中央集权(益)),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肯放下面子"女人法则",就会"无争来大我,何能存小我",还有谁能矜持?有几个能有点底线?
可见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相比,与道德信仰善恶完全无关的客观(被预定的前提),是公有制国家的"公共"永远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对于私有制社会来说,私有的不言而喻才是权益才是主体,国家公共只不过是边缘性的,好事者如政客之流谋之的普通职业。这样就形成了公有制如社会主义的官僚,廉洁贤明方面的评价,较之私有制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社会主义的干部总是贪腐低劣得不可比拟,可以参考骆家辉映衬出来的天朝圣品。实际上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公共是边缘利益,随便摆个普通人上去,都会显得很称职,很清廉。
在公有制的游戏规则下,社会利益被过分地集中于中央,导致任何个人无法承担其责任的同时,又因为彼此的女人法则而不得不将权力集中到一个世袭领袖的手中,公有制帝国的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庞大而低效。"庞大而低效"既是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特色,也是公有制社会的军事特色,同样也是公有制经济基础(如国企)的经营特色,如此众多的特色搅拌在一起化学反应,正常人的智力都知道,社会主义这堆大杂烩将是何等的"优越性"。如果不怀疑公有制的干部同志都至少有正常人的智力,则他们卫道的五毛肯定就是冒充的精神病。
最不坏定律,反映在愚暴贱民对统治者的镇压时(常称为革命),当然也将在临着"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的,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必然。因此现实中就有了对历史上所有"独裁者,反动派,既得利益者……(此几者,在革命语言中是同意所指)"的妖魔化,对被抓起来的统治者的报复(如革命群众将卡扎菲鸡奸至死),同样也有了,同时代表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人民群众的愚暴的毛上帝,实际上是被毛狗粉丝们要挟着,所发动的"毛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ps:能够同时代表"坏的统治者"和"坏的人民群众"的两者主流,中国历史上也只有黄巢,洪秀全,毛上帝等几个;毛左说你如果不比他们更坏,就不能认为他们是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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