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 民不聊生

采邑居民生存处境较好是普遍规律；生存环境与执政合法性的绝对性成反比；
中央集权实际上就是"唯一采邑"；中央集权"民不聊生"；
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育灌输观念是自相矛盾的；
采邑空降现象，阿克顿原理，国民主权原理；

一个执政合法性权力受到约束威胁的的采邑性质的地方政权，民众的生存环境要比周期性的空投领导强，是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常态。如果晚唐地方发展水平被视为"军阀混战"不被很多人知晓的话，那么春秋时代在家臣的统治下要好于在诸侯的统治下，则是人所共知，否则就不会有孔子主鲁时要堕城，也不会有三家分晋。因为这些分占领地的大夫，害怕领地的丧失，对治下的民众也会相应地人道一点。

但是这种采邑的"优越性"是因为领主害怕失去领地的动机，而不是采邑领主天生比空降领导仁慈，（也就是公共管理者的自利假定），所以当这种采邑通过中世纪基督教式的严格的家族世袭权力限定后，采邑贵族不用担心因恶行失去了领地，采邑贵族的暴正就会迅速赶超空降的领导。

所谓"采邑割据即军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论，一是将中央集权的历史包袱推到崩溃期，二是假定了军阀都是吃饱撑着就会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无私打仗的。实际上生存环境与执政合法性的绝对性成反比。因此当一个"采邑贵族"升格为最高领导时，即中央集权的"唯一采邑"时的状态，民众生存处境最差。换言之，中央集权"民不聊生"。

此可称为采邑现象或空降原理：执政合法的绝对性与小民生存状态成反比。称阿克顿原理：绝对的公共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原文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阿克顿原理实际上是国民主权原理的变体。强调阿克顿原理公共权力（power）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在法学上最大的忽悠就是异解了"权力和权利"，所以笔者视"权利论者"不是法盲就是极左！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人利用汉语西译的词义转移，将公共权力（power）转义为个人权力（right），就成了中国怪胎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的口头禅，"绝对的（个人）权力（即权利）是绝对的腐败"――>即无私地反对私有制，从而也就有了"中国越来越有私有意识了，所以中国越来越缺乏信仰了"。

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一个只有一名世袭领主的"唯一采邑"，无论是一统天下，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不能被侵犯"，一旦被确认胡作非为不受约束，也不用担心小民跑到其他地方躲起来，"不要问皇帝对你做了什么，问你为皇帝贡献了什么"的单方面义务就变得无所顾忌。所以中央集权下的小民生存状态，（包含空降领导理），是不及领主采邑中的百姓的。

所以实体社会学中，无论是从符合进化论中人性本私的公共权力的自利倾向假定出发，还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事例，对于小民权益最大化的立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民主社会的自治社区是最优化状态；不是最高领导的世袭领主的小民生存状态，要好于空降领导的行省中的小民处境，后者等同于中央集权下的小民生存状态；同时采邑领地中的小民生存环境，随着世袭权力的合法化程度而恶化。

所以乌有毛左的毛左式们推销的的"毛氏君权私有化"。实在是一个马列哲学水平极高的大忽悠。当毛左对于君权还只是僭占时，多少还要顾虑一下"公信力"，一旦有脑残让毛左忽悠了，真的对毛左让步，毛左不用再担心君权有失，那时侯就可以见到魔鬼现形，如今天的朝鲜金上帝状；――>考虑到朝鲜也不是法定金家的，可以相信金上帝还不是最坏的上帝。

实际上乌有之乡毛左所称的"一个皇帝比很多个贪官好"是不成立的命题，因为（贪）官必定是皇帝的衍生物。所以乌有之乡的毛左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可能他们根本上就不清楚），只不过是反复强调着中央君主集权下的"一个皇帝比很多个采邑领主好"的马克思主义集权观念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乌有之乡的毛左的观念，实际上与大部分自以为是"民主派"的怪胎的社会观，是完全一致的。

一些自称"反对中央集权"的知识分子，却声称反对地方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户籍制度和地方自治），坚定信仰空降领导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央集权）优于地方领主，如果从仇富（仇视身边的优越者）的小农意识角度，和中央集权几千年宣传所渲染的"分治社会是乱世"，"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类，并不难理解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仇视地方主义（实际就是仇视民主）的观念是从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