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患深重是老大帝国的体检证明；
瘟疫和饥荒能重创一个社会，必定是因为有制度上的硬伤；
瘟疫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是有利的；
为什么大饥荒和大瘟疫后人口会有良性的增长？
计划生育相当于一场严重的战争损失；
大饥荒和计划生育都是马克思主义错误前提的自然逻辑结果；
当灾难严重损害社会的同时掩盖了制度上的缺陷时，而灾难又总是有利于“灾难管理总管”终生世袭地续位时，（看看朝鲜金家继位的理由），就成为一道正反馈的剪刀差，结果不是全民族自杀式的死绝，就是以崩溃的方式各自求生——>强大帝国因而瓦解，如果不是说乱世不可避免的话！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灾难主要表现为瘟疫和蛮族入侵的战争。
蛮族入侵的原因不再重复，蛮族入侵如果不是自已遭了难，就是目标帝国如拜占庭太虚弱，世界强国实际上都是食腐动物，看到老病帝国就想啃一口。所谓外患深重，在实体历史学看来，其实就是这个帝国自已制度落后，老病缠身的体检证明。拜占庭地区分布太广，不容易编大饥荒的故事，就编了许多大瘟疫，道听途说的都能作为证明，更何况瘟疫确实是出现过的，也死了许多人。编起来就更活灵活现的。
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是传染病学的一个内容，不必哲学而论之。任何瘟疫都不能感染所有的潜在宿主，任何感染都不能杀死所有宿主。明白生物进化实际上是不同种群的生物之间寻求共生关系，所谓瘟疫实际上就是这种“商谈进化共生协议的交易成本”。如果一种瘟疫能够重创一个社会，一定是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弱点同时在起作用，如印第安人的惨重损失。
进化论是什么？无非是生命演化的规律；瘟疫也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人类社会与生存环境不协调的产物。寄生虫类传染病尽管作用方式与病毒－细菌类有所区别，但生物间的作用模式是大同小异。被感染后痊愈的宿主，一般情况下就与病毒和平共处了，所以瘟疫和饥荒一样，杀死的同时人群中的老弱病残。从人类社会的生存角度上看，瘟疫其实是有益的，——>当然对于死亡的个体就不是这般感受了。
当瘟疫过后，人口就会由于“改善了年龄结构”而得到人口恢复。这与饥荒对人口的影响模式一模一样。毛主席就是因为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医疗技术和抗生素，所以在饿死几千万到一亿人后，可以“又生出几亿人”。所以瘟疫或者说灾荒，就象一个人生病一样，如果能够杀死一个人，一定是其体质脆弱而有“适症性”的原因。当一个病人康复后，一般情况下都能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上。
所以瘟疫对于拜占庭的打击就特别重是说不过去的，瘟疫在减小少量青壮年时，也减少了更大量的老弱儿童（的费用），对于经济的打击并不如想象中的大。雅典在瘟疫中死了三分一的人，仍然保持了战斗力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瘟疫流行期间，由于政府财税不能减少而导致经济崩溃，那是制度上的造成的社会脆弱的问题，而不是瘟疫本身的杀伤力。换言之连瘟疫后都康复不了的社会，一定有制度内伤。
战争极不同，战争中杀死的是青壮年，效果就如同中国的计划生育。由此可见，中国末来经济前景将会很灰暗，可以参考一二次大战后死了大量青年男性的（25%）的法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相当于已经连续打了30年一次大战，（还在继续！），不分男女杀死了50%以上的年轻人和总计80%以上的青壮年（没出生就杀死了）！除了非洲的艾滋病灾难，没有那种灾难可与之相比！
除非计划经济是终极真理，绝对不可怀疑的标准答案，否则计划生育毫无疑问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中最惨烈的错误，对中国社会的恶性影响甚至超过了毛灾！这一在邓的领导下对毛的错误的延续，笔者真不知如何评价了！一些官方学者还在说什么“人口红利”，”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如果不是专家也可以胡说八道的话，这些官方专家都应该判以叛国罪、反人类罪！死有余辜！
从道德意义或者从宗教故事上去看瘟疫，战争，饥荒这些社会形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永远得不出结果的。用哲学人道主义之类去看计划生育和毛主义，更是争不出结果。如果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不用争也有结果：生育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所以只能从社会学看“分歧”。显而易见毛灾大难或者计划生育的愚蠢，都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创造价值”的原始错误的自然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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