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硬挤进京沪广地区，只会害了他们

中国各地的中小学补课，对学生成绩构成的"压力"；
客居的农民工子女，是教育条件相对最差的群体；
解决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政策遗留问题，唯一办法是让农民工能够返回家乡的城镇化；
"反户籍制度"阻止中国农村的镇压化，无论是民粹还是政策，都是极权主义！
农民工子女硬挤进"京沪广"地区客居，只会害了他们；

对儿童教育的投资，主要是对人力价格的购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补课老师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贵。因此全中国各地城乡的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当地一线小学的学生，成绩如果不能保持在班上的前十名，老师就会明里暗里地，建议你的子女去补课。一来有可能对学生的成绩确有帮助，二来也为老师兼职提供了一笔收入；三来也催生了一个基于补课的产业，知名的机构如新东方，学而思等等。因应补课出现了大量的教材。中国今天的出版物，主要就是这类因各类补课所需要辅助教材，其他出版物一般要赔钱。

二线学校的学生，可能会退而求其次，仍然有大量的单个的家庭教师提供的补课，常常就是失业大学生，或大学生业余的兼职；也仅是档次有所降低；大同而小异。三线的学生中，父母稍稍有点文化，都会为子女增加课外的补课，夫妻双方都是文盲的机会不大。相对而言，农民工的子女是寄生在客地的特殊情况，客地消费水平相对于他们的工资比较高，因此这些勉强留居客地的群体的子女教育是最为劣势。以前述文盲农民工夫妻棍棒教育虐杀女儿"学品差"的案子看，他们的女儿的成绩，就本身言，已经很优秀了。

这里也可以顺便提到，象王海滨之流的公知，一味拿什么农民工处境，攻击于户籍制度。客观事实上，京沪广这些地区的公共资源，因其税源有限而确实有限。所谓离不开农民工，只不过是政治正确的欺骗！农民工本身作为廉价劳动力也意味着，相对于他们本身对税收的贡献，他们要达到当地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如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低几档的公共服务，唯一的合理选择就是阻止他们进入这些地区。既然中央集权要反户籍制度，非要鼓励农民工进入京沪广这些地区，除了拒绝农民工同等的福利，别无他法。

因此所谓"留守儿童"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农民工到京沪广"不再成为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充其量是他们在本地混不下去后的"可选方案"，——>不去深究农民工在自已家乡也混不下去，民粹公知竟然伙同极权政治，攻击于城市的所谓户籍制度？！毫无疑问的结论就是，中国公知"反户籍制度"，也不论有多少洋五毛参与攻击居民自治！参与损害着最根本的市民社会的萌芽，参与到反户籍制度的丑恶起哄之中！都已经足以证明了中国文人即民粹！这些民粹是极权主义！这些极权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切勾结。

留守儿童的父母若能回到家乡，生活水平没有明显下降，即让今天所谓的农村，基本上接近初级的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唯一办法，也是所谓的城镇化的唯一可能的，唯一不至和于成为灾难的出路。中国农村人口脱贫的唯一可能出路是，中国农村不再成为公有制帝国压迫下的地狱！此结论是先验的，任何异议者，必定是天良丧尽的极权主义的左棍！非要以"留守儿童跟进父母，进到大城市的难民营里"，——>这是"反户籍制度"的唯一后果，有些公知却指望农民工托起高房价！——>结果必定害了这些儿童及其父母。
ps:今天京沪广的离乡农民工，生活水平是自觉地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回乡在普遍而言，不会出现明显的生活水平下降；

农民工子女将在深圳被放到三四线学校之中。道理如同在学区房所在的名校社区，所谓地段生中的原住民，将被放到最被放弃的分班之中，——>这是名校法团从业绩自利角度出发，必定会采用的业务策略。今天京沪广深的"地段生"距离，3-5公里不等，都是足够广大的，足以提供足够数量的各类学校。所谓地段生也就成了教育部门可以随便操纵的变量，教育部门也就可以把优秀的生源，供应给3-5公里内必定具有的"某名校"；将下等如农民工子女的生源，供应到同一地段中的劣校劣班。然后，民粹就更有理由起哄"教育公平"鸟。

读书无用基本上是客观的现实

极左民粹的教育，从穷人"成功学"的教育开始；
家暴遇害女童的父母，不懂教育，不懂中国的应该教育，不懂中国的就业前景； 
过高的"发奋"期望，遭遇公有制就业前景暗淡的限制，读书无用的确是穷人的处境；
如果子女"成绩"让你感以失望，只不过是为人父母者过高的期望；
民粹公知煽动着"教育平等，工资平等"，只不过是有害地煽动着"过高的期望"与现实的矛盾；

 

对于人道与人权的理解不够透切的人，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将会很难理解，为什么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严惩家暴于子女，惩罚那些放纵自已情绪发泄的那些所谓慈良父母。法治的严惩不是报复，也不是教育，是犯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或曰自我放纵的选择后，本应付出的代价。法不容情，并不是一种"公德"，而是法学上的"科学公理"。法律因之而定，法制因之而行，因为法律制定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援例的不良事件的发生，即所谓"实现自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错，按程序修改法律就是了。
令人唏嘘的无关细节，笔者替这位父亲可悲，也为他被杀害的女儿可怜。因为这位父亲可能不明白，他自已家庭这样的条件，他的女儿能够在深圳的学校，混到中等学习水平，已经是多么优秀了。现在一般中间水平以上的学生，一般而言，都已经有另外的补课。他自已花钱补过课吗？他自已教过吗？他所谓的监督女儿学习，发现女儿抄写作业，只不过是想从"学德"上作棍棒教育。而且明显地，已经在发泄了他自已的不良情绪：老爸我这么辛苦，你这孩子还不懂事，——>完全懂事的，就不叫孩子了！何况，如果不懂事的是父母呢？

更可悲的是，在这件事上，就学习而言，不懂事的是这位父亲。因为在现在的应试教育环境中，抄作业没什么不好的。它可以节省学生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有用的地方。学生不可能跟老师对抗，不可能说"作业太多，不合理，对我不合适"，这时侯既要为自已留下空间，又要让老师有台阶下，这时侯抄抄作业，未必有什么不好之处。这位不明读书三昧的父亲，以女儿被投诉"成绩不算好"作判决结论，往女儿"学德"上找原因，严刑峻法：你本应很优秀，但是却不如意，一定是某种品德坏了坏了滴。此乃成功学！

这位因为失望而对子女发泄不良情绪的父亲，与此前出现的几起家暴致死案件中的狼爸狼妈，以及与马加爵的父母一样，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们目的模糊的却是严厉的道德教育，说明他们是成功学的迷信徒，在不可避免的挫折中，放纵地发泄自已的情绪。他们不愿面对简单的事实：不是子女不优秀，只不过是父母自已对子女过高的期望，与自已家庭根本不具备的教育能力，形成的结果冲突，不能自拨的为人的父母的自已！所以笔者一直忠告，请为人父母者，为了自已也为了子女，至少要发誓不要打子女；至少可以约束自已的不良。

如果你真的觉得子女让你失望，唯一的可能，就只能是你自已的期望太高了。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对于绝大部分贱民阶层来说，读书无用基本上是客观的现实，强行为自已的子女扣上远大的理想，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将力有不逮。指望通过棍棒教育，除了当泄仍然是发泄，降为将子女变成在自卑中压抑的潜在的魔鬼（如马加爵，郑民生），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前途，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你真的觉得郁闷，自已撒泡尿照照自已，看看子女有那点比不上你吧。说不定你阁下的心理就平衡点了；对子女的不足也就宽容点了。

如同民粹公知，在不停地煽动和伤害着市场经济的同时，无用地煽动着基层劳动者对工资收入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谓之"不平等"；大致是同样的民粹公知，煽动"教育改变命运""教育机会公平"，无非是要"国家为什么不进一步垄断教育，垄断就业分配"的潜台词！这种民粹"关注弱者"的所谓公知，他们不但是目前底层民众困境的制造者，事实也是害了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对自已的子女教育，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教育态度。各人自已算算，国考现在的成功率是多少，再看看这类农民工子女的机会，就明白了。
ps1:本篇结贴成文；
ps2:标题与本文相似的一文，被删到了163，因此强调一下小民百姓都会遇到的此生活问题；

学区房基本上是忽悠

学区房"投资价值，保值，为教育……"基本上是忽悠；
政府民生，开发商，教育部门联手垄断（教育＋土地），为革命搜刮民脂民膏； 
被民粹反户籍制度和政治利益集团联合"排内"挤走的土著市民的地段生学位；

 

如果"有资格作为地段生，入读好学校；为了下一代，吐血当房奴"，就是学区房的广告口径，那么此买房理由，即所谓学苑房，基本上是就忽悠，但却不一定是开发商的忽悠，更应视为政府利益机构联合地产商的忽悠。证据就是，"学区"的划定是一个变数，而且越是好的学区，越是不得不成为变数，但是商品房的地段却已经是定数。因此，如果学区不是总能够包括商品房所在地段的话，则学区房就将失去其价格支撑；而必定是一个忽悠；但如果学区房总是包括了商品楼盘，则显见政府部门与开发商的联手造市，同样是忽悠。

笔者观察的京沪广三地的学区房的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当地的高价商品楼盘，——>此即学区房所指！——>总是与新划定的学区一致，被踢走的总是周边"老城区"的地段生！这个结果既可以让反户籍制度的民粹群众们，多感受到一点"惩罚了城市最穷的居民"的公平；也可以说明，所谓反户籍制度，到底所谓何来？所谓"户口后面的福利"，到底还剩下什么？——>尽管本地居民的税后福利，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笔者想提醒的是，即便如此天经地义的"税后福利"，在市民户口登记的背后，还剩下什么？让民粹如此眼红？

尽管政府利益集团，到底如何与开发商和卖学区房的中介广告密切合作，以致于似乎风牛马不相干的教育部，也成了卖房子的掮客，其中细节既不透明，也属国家机密，不可能由你我小民证实或者证伪；但是可以用得上概率论上的社会经验，"一见不奇，再见为奇，三遇可视为证实"，（一见为缘，再遇为奇，三遇必为我敌），学区商品楼盘总是"恰巧留在学区内"的"巧合"，意味着此划分必定是教育部门的有意所为。按照笔者所了解的教育部门的熟人解释，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学校领导最喜欢学区房生源的"高素质"。

如果从"学区房"为了卖房子的博弈角度，可以通过虚拟人格技术，考察有关利益部门，将商品楼盘划入学区和划出学区，两种方案的各自好坏。将商品房划出学区的话，坏处是"学区房高价＝高税收"的促销承诺落空！好处是可以促使新的买家购买新划定的学区房，但是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已经成为重大的不确定性成本的"学区重新划定"的因素，而大大加强了学校收取择校费和赞助费的博弈地位。如果总是保持学区房所属高价楼盘的稳定，则相当于牺牲潜在的学校促销利益，但是确保了三方联合销售学区房的卖房利益。

显而易见地，将高价楼盘踢出重新划定的学区，符合名校和教育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教育部门总是"放弃自已利益的最大化"，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地方政府（或开发商通过地方政府）补贴了教育部门在划定时的利益损失，以保持教育部门"学区划定"的利益损失。这笔补贴又被作为"政府对本地教育事业的投资"，而被视为民生的仁政，堂而皇之。由此也不难了解，民粹和公知鼓噪取消择校费，效果相当于反户籍制度的民粹，联合政府利益部门围剿本地居民被剥夺了"地段生资格"后的择校途径，政府乐得借此促销学区房。
逻辑提示："三遇可视为证实，是上述利益逻辑的后验"；

学区不得不调整，原因也在于"名校"是固定的，但是人口流动是不固定的。名校构成了紧缺的资源，冲学区房和地段生，原住民就算有了新住址，赖着也不会把户口迁走；新移民花如此多的本钱买学区房，可见聚集到学区周围的动力有多大；结果必定是，学区"地段生"越来越多，无论学校如何扩招，终会超出名校的本来容量，不得不重新划定，从而构成了学区划定的不稳定。政府有关部门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为了卖房子而保持相对于高价楼盘的学区稳定；算是"不想忽悠"的一点诚意，但是到了学校内部的分班，就是另一回事。

随地大小便猪狗不如

明辨是非，要懂得避免在无关细节上争辩真伪；
尊重公知的个人观点，不等于不能指出公知的荒谬；
香港便溺案中荒唐的道德"裸奔有理，见者有罪"
"三急时的便溺权＝随地大小便的自由"——>猪狗不如！

如同李天一案一样，笔者在确定司法有效的主要环节以后，就避免再谈任何其他细节，除非有司法有效的新的举证。避免再谈，就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甚至不必再去指出细节中的明显荒谬，——>这样就为诡辩者留下了"虽然荒谬，仍然可以争辩"。在习惯道德鸡汤的中国文化中，很容易就被拖入枝节之中"各持已见"。即便看看本博圈中左棍翻滚的战术，都可以发现，这种"故意荒谬，引你批驳，因此可以争辩"，然后辩证法的"非也我也，指鹿为马，你是立场对不对"。由此严谨了，也建立了对"细节理性主义"的免疫力。

尽管笔者借杨恒均先生的错误作锲子，但也不会争论，杨先生认为已经掌握的细节及他本人的履历的细节真伪。后者与任何命题无关，（杨先生是公有制社会中，摆资历，显权威，仍然是细节理性主义的陋习），前者则是法学的，也是西方司法上的常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绝对的真实在上帝那里"。司法只考虑程序正义下的举证有效，因此杨恒均等任何其他人，都可以认为自已掌握了细节，笔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我们彼此对细节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彼此也可以认为，对方其实没有掌握真实。 因此才有陪审团！
笔者尊重杨先生及其他任何公知的个人观点，他们可以继续持有自已的观点；笔者仅仅按照已经解释的逻辑条件，指出他们的观点，按照该逻辑标准，分别归属那一种意识形态，有那种错误；在社会上"共识"到了一定程度，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偏好，造成对民主进程何种的不良后果。如果有人愿意将此视为"攻击，抹黑，造谣"，释听尊便！——>那也是他们的个人观点；笔者将仅仅反问：笔者难道不能在持有以上的个人观点？笔者不能保留自已的观点？笔者的朋友，不可以同意、转述，而成为他们的个人观点？
ps:这样将涉及到杨恒均先生等新自由主义者，未必同意的"个体价值观""你的心证不是我的心证"；此略；

对杨先生的观点错误不了解的，可以自已去看他的博文。笔者更加不会逐条抄录批驳杨先生的语句，——>语句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的。笔者仅仅按短暂阅读的记忆，提示一下，杨先生所称的"文明，不文明"如果不是道德标准，请问是什么？（其实这就已经足够了）。杨先生明显全盘地接受了国内公知的"道德翻案"，（显示了他有的媚俗偏好），举例说，他们将"摄了女童下体"视为"更大的不道德"，忽略"便溺在前，自已暴露私处在先，人家拍摄在后"，而且忽视了根本没有"不能拍摄他人自已暴露的私处"之说。

杨恒均等公知，显然将"公共播放时，应对隐私个人及部位，打上马赛克"，意会成了"不准拍摄"。前者按照一些地区法，可能涉嫌违法；后者就完全是意会。（我们的公知缺乏法学的严谨，喜欢汉语的道德表意）。在此案中，实际上就是说，无论便溺者如何违法，干预者都不能暴露他们的具体信息，——>那还干预什么呢？只能将公知那样虚空指责便溺者的道德？由此也可见，我国的公知可以一边指责中国公众"缺乏公德，不干预不文明行为"，但是当香港市民勇敢地在自已的城市里站出来，主动维护公共约束时，公知却反水了。

如果公知们的理据也意味着，假如有一个公共场瑰异中裸奔捣乱的女人（她自已暴露隐私），被任何人"看到""报入镜头"的话，不道德和违法的就不是女人，而是"看到的路人"。按这样的标准，毛左祼奔将成为很有力的革命战术，也只有瞎子才能在这种现象面前，才能声称"不道德"。此案中古怪逻辑还有，"不能随地大小便"的公共约法，被加上了"如果三急的话，应属例外"的拉屎拉尿的天赋权利，——>人非三急，还需要大小便吗？——>所以公知要维权的，其实是"随地大小便"的自由——>猪狗都未必全然如此！

杨恒均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

从便溺案看杨恒均先生与民主的距离；杨恒均先生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
杨恒均与毛左，就"一人一票，全民选举，选出新毛帝"达成的"民主"共识；

 

大陆游客香港便溺案虽小，大陆的民粹公知在此案中，再次暴露了他们与公民社会的民主观念的距离，无论对于中国民主进程及路径的判断，还是我们本身在这种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来说，问题就一点都不小。如果有人指责笔者借此"小事"炒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将宾语加上去。我们炒作的是"指出大陆民粹公知的愚昧和反民主、反自治的传统观念"，民粹公知炒作的是"香港citizen万恶的城市自治观念，香港市民万恶的自治习惯法维护的自觉性"（港独？），涉事父母则是在炒作"便溺有理，打人无过"以求免责。这几条都没错吧？

小小的便溺案，提供了回顾李天一轮奸案的契机。相比中国民主进程的正确判断，李天一等五个小英雄，轮奸了一个疑似道德不够高尙的疑似妓女，还有几个律师带着一小群水军叫好，又算多大的事儿？但是这一大一小两宗案子中体现出来的，民粹公知表现出的"道德枉法，舆论翻案，藐视约法，权利炒作"的虚拟人格，意味着他们理想中的"民主"与法治缘，也与人权的私有无缘。如果这些公知是众所周知的毛派，还可以归罪于文革对毛狗的洗脑；但如果其中包括了杨恒均这样的，一般性公认的"民主人士"，就让人表情严肃了。

杨恒均先生《陆港便溺之争：文明与反文明只有一步之遥》，看得出是想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创设一顶定义含糊的"文明人"的高帽子，以平息此事中的涉法争论。杨先生是一如既往地和稀泥。从团结左右派闹革命，杨先生试图弥合民间裂缝的动机，不可谓不高尙；但是从人权私有，"公民自治＝民主"的角度出发，杨先生暴露了对民主常识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集常识性错误之大成。如果公民自治权的确是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意味着杨先生在此文中的立场，背叛了自已追求的民主事业；除非杨恒均要的是公有制的民主。

笔者一直注意着杨恒均先生，将民主政治介绍给中国社会的诚意，也注意到杨先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常识缺乏。但是笔者非常肯定，杨先生不是《通往奴役之路》的读者。参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转换逻辑》，再参考杨先生的一系列博文中的观点，杨先生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与绝大部分怪胎、民粹、毛派和西方左派相比，杨先生是正儿八经地有着"新自由主义"的财富资格。这个资格仅仅因为杨先生是澳洲公民，没有在中国的"均贫富"中受损的可能，反而因为倡导民粹而可能在中国政治上得益，而稍受损害。

杨先生对私有财产的考虑，只是"应该容忍"，但从来没有声称并遵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笔者甚至怀疑，杨先生是否能区分"特权私有"和"人权私有"，两者在法学概念上的差异。杨先生因此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曾经考虑过"自治"在中国民主中是否必要。因此他也自然没有考虑过"多数人暴政"和WBagehot现象，将是对他的"民主就是选举，选举后就一切完美"的信仰的全面证否，——>如果再回顾一下，毛派现在也开始主张杨所推销的"全民选举，一人一票，选出新毛帝"——>不知此是否足以让杨先生反思？

回顾杨恒均先生在通钢事件，重庆打黑等事件（包括这次），歧视案，杨恒均先生的优点是一般地，有可能做到"知错能认错"；但明显的缺点则是，一直以来当杨先生地提出他对国内外的任何独立观点时，几乎没有在第一感就是正确的。在性质相同的案例中，杨先生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而不得不认错，也难称得上"不二过"。杨先生似乎曾专职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但明显缺乏"经济学，法学，法律"等常识，让杨先生对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停留在简单的"民主好，专制坏，道德素质高或低"浅陋却不正确的误区之中。

中国文人为什么只会舔屁眼只会考试？

替格林斯潘作证，推荐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读书最好的方式是"无书"，大学无书；

 

在格林斯潘还是十多岁少年时，当时著名喜剧演员员乔治·杰塞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疑心较重的投资者不太情愿地参与股市投资。他先买入少量交易量很少的低信用公司股票，惊讶地发现价格立刻从10美元涨到11美元。这样一来，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位聪明的投资者，于是继续买入。最终，他一个人的出价把那只股票推到了每股30美元的高价，然后决定套现离场。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卖出股票，对方犹豫片刻后反问道："卖给谁呢？"。格林斯潘将这个故事称为"杰塞尔悖论"，显然可以解读为"庞氏陷阱"。

以上上笔者今天看到，流动性定律中作为先验的逻辑结论的，"庄家不可能从自已制造的波动中获利"的，适用于任何"价格套利市场"的炒作规律；从格林斯潘的口中的表述。逻辑上说，格林斯潘作为权威的嘴巴里说出的"杰塞尔悖论"，是对笔者先验结论的后验；而对于格林斯潘的粉丝来说，"杰塞尔悖论"是"权威鉴定"的真理；对于格林斯潘本人而言，"杰塞尔悖论"则是一句断言，可以作为个人认为的常识，但缺乏相关的证明；因此笔者提供的流动性定律，就构成了对"杰塞尔悖论"的"论证"，证实了格林斯潘的直觉。
ps:以上简单温习了"先验而后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相关的逻辑概念，如"断言"；
ps:"杰塞尔悖论"悖论是实体经济学中的"价格边际刚性"的表现。

有朋友问，您认为读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您说的"大学无书"是不是您的读书特点。笔者回答：本人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学无书；它表现在笔者从来不会引证任何"书本，论文，权威"以支持自已的任何观点；如果有任何出名的或不出名的学者的观点，恰巧与笔者相同，比方说奥地利学派的很多观点，汤因比说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基督教精神"，又发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基督教科学"的提法，托克维尔和麦迪逊等对多数人暴政的警告，等等与笔者独立观点相同，那都是后验的。笔者以前曾不当地称之为"旁证"。

笔者从来没有在博文中引用权威，其实不见得不愿意简单之"谁个权威说过的，所以这观点是对的"地就证明了；——>假如读者/听众，真的乐意接受这样的证明话，何乐而不为呢？笔者的思考也就可以直接托付权威可也！但是难就难在，笔者对于权威们，实在是很无知的；在得出本博几乎所有观点以前，笔者一般根本还未来得及看到那些个权威的书本！笔者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基本上是近十年才有金钱和时间上的条件才看，此前笔者的时间完全放到了技术业务和商业业务上，笔者专注的是那一方面的学习。

笔者是在确立了个体心证之交换创造价值后，才知道米塞斯《人类行为》中称之为"边际效用"。经网友介绍才知道"奥地利学派"，才发现此学派的观点与笔者的大量吻合。也是在看到西方（罗马法以降）后，笔者才知道自已试图拒绝哲学的那套广泛定义的逻辑方法论叫法学；在发现对欧美奴隶制的研究后，在知道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反思后，笔者才知道自已不是真的那么孤独。现在经常引用的奥卡姆法则，哥德尔定理；前者是在系统工程中的基本原理，后者被作为"辩证时自律的品德"，都是网友提醒才知道what they call。

今天向博友推荐的是笔者正在看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笔者并不是推荐熊彼特作为各位的权威，笔者也不是同意熊彼特的所有观点，笔者认为理解熊彼特的错误及其成因；笔者推荐的是，通过熊彼特的广泛阅读和熊彼特的视角，您可以了解近现代一系列"社会学"思想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演变过程。它后验了笔者的先验：西方传统文化的愚昧、无知、左倾和激进。《经济分析史》的书名，其实是障眼法。熊彼特是此书名，恍惚是说"经济分析学（技术）的发展史"，可能只是避免刺激许多哲学倾向的"社会学者"的无谓争辩。

公务员涨工资理由极其荒谬，动摇我党执政合法性

公务员阶级鼓噪加薪的"诉求行为"的存在即合理；
双边辩论中只能反驳"接近正确，疑似真实"的内容（哥德尔定理）；
"因为荒谬而无敌的宇宙真理"的合法性成本,公务员加薪是血酬
公务员阶级鼓噪"加薪"的荒谬理由，严峻考验执政党的合法性；

 

当北京的公务员群体代言人，借"国企离退休者加薪"（加退休金其实就是"脱离工作者加薪"） 的不合理惯例，鼓噪公务员"低薪"时，南方群体的公务员兼人大代表（这是中国特色，议员由公务员及其寻租的代理人兼任），也开始鼓噪加薪。相信有人带头就有人起哄，其他省市中央的公务员代言人，也会陆续加入起哄。按照笔者建立的"民粹行为的十字架"的模型的预测（不是先验的，是预测的，后者属巫师法则），公务员阶级的起哄会越来越互联网式流氓化，越来越女人法则，越来越象民粹公知曾经在李天一安中的颠倒黑白。

到目前为止，公务员阶级的种种加薪理由，已经接近于最宽松条件下的荒谬。诸如"美国工人阶级年收入十万美元，中国国企工人还远远比不上"（垄断市场的国资委称）；"香港大法官高薪，广东法官累得脂肪肝，收入比不上香港的法官"（广东省的人大代表），"农民工打泥水活的零工，最高一天可以得到350元，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天才300元"（大意），"RMB的通货膨胀让我们公务员阶级弄得年年飞涨，本来是为了俺们公务员年年加薪，结果俺们公务员自温总脱离俺民人民群众后，连续七年没加薪"，……诸如此类。
ps1:如果这些公务员不感到自已的荒谬，足证他们的圈子中，不知民生疾苦到了何等的程度；特权已经成为惯例的感受，到了何等程度；
ps2:广东的农民工如此让公务员羡慕，是不是应该大红花，欢送公务员永远当上农民工？有点象民粹记者羡慕"挟尸要价的暴利"；

当这类诉求理由已经荒谬化以后，并以宣传的形式强化其荒谬以后，除了有效激起公众的愤怒中的关注以外，已经失去了任何被批驳的价值；——>这也是许多哲学倾向的公知缺乏的常识。我们在双边辩论中，只可能反驳"疑似正确，接近正确"的那些错误，但是我们不可能反击荒谬。荒谬如自相矛盾的哲学，也如颠倒黑白的正义之类，就是因为无比强大地不可战胜，而成其为荒谬。对于显见荒谬的"理由"，只需要一一归纳列举，替他们把话说清楚，根本不必再附加任何其他细节（细节理性主义），就足以公众牢记自已的怒火。
ps3："荒谬不可能被反驳"即哥德尔定理；意指无限延展的外延，不可能被逻辑证否；但自身已经被证伪；可参考本博圈中"永远不死的左棍"；

在一个荒谬如"侵犯人权"等"不言而喻"不被先验地视为荒谬的文化中，荒谬当然具备了不可先战胜的先进性，这是宇宙真理为之骄傲的宇宙法则；但也是宇宙真理没有进一步挖掘出"大尾巴狼定理"（剪刀差原理，正反馈不具可持续性）的局限性；——>他们忽略了要令荒谬成为真理，所必须克服的公众怒火；即他们必须投入额外的镇压成本；——>如果他们的财政目前是充裕的话，他们本不必喊出荒谬的理由。这种荒谬政治舆论的缺点就是，如果不是加倍地投入成本（减他们的薪水）镇压公众的反抗，荒谬就不成理由。

如同李天一案中民粹公知的起哄，仅仅是动摇了上课党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他们荒谬的颠倒黑白，以至于搬出北大法学院，只不过证明北大至少有一个权贵阶级的左棍营；就算搬出最高法，只不过证实了"竟然连俺国的最高法也不具合法性"；就算骗来习先生"支持"，也只不过是让公众对习先生心理点头"这丫该革命鸟"；——>到此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元首法则"不是合法性之源；也即"国王至上"从来不具有天（赋）的合法性；——>因此可见，公务员阶级的荒谬起哄，如果不是无效地自取其辱，就是质疑着执政党的合法性。
公务员阶级荒谬的理由起哄加薪，其实质是"党不给俺们更多的特权，俺们就要叛党！重上井冈山啦！"——>血酬！！因为公务员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离退休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所有的加薪，都意味着在公众经济中加薪，——>当此政府财政短缺时，公众经济更是处于严酷的萧条之中，搜刮后者补贴前者，结果不言而喻！客观上也就让执政中心面临着一个常识中的选择：你是要进一步损害严酷萧条中的公众经济，强迫公众革命（到时公务员阶级一定会反戈一击，领导革命）；还是承认庞大的公务员阶级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腐败呢？
ps4:笔者不怀疑执政中心的雷锋精神，但是以自已名义侵犯民权，然后必定被公务员阶级之流作为替罪羊烹掉，笔者怀疑任何统治者，有此无私奉献的爱心；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是为给公务员涨工资打掩护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是为"低调给公务员加薪"打掩护；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诱惑了离退休者，打中了追求免费午餐的民粹要害；
追求免费的午餐的民粹，是高调的反政府革命者，更是狂热的旧制度卫道者；

 

上星期开始出现在《臣民人报》等中央神庙级宣传单位的公告栏上，然后被漫延到各中小神庙布道场的，关于"（国）企事业单位离退休涨退休金"和"公务员加薪"的舆论，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前者应是国资委，后者估计是国务院） 试探民情，就是预作宣传烟幕（特别是后者）。这场宣传战役的战术组合，甚至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拉着离退休涨退休金作陪衬（毕竟已经连加了近十年），而实际上是为后者打掩护。如果民众反映强烈，就借以煽动离退休群体"不能涨退休金的民愤"，如果反应平静，公务员就胜利加薪了。

此宣传战役之舆论诱导的轰炸效果，恐怕是见仁见智。是否得到了体制内的感恩戴德，还在未知之数，但是以激起了体制外民众的满腔怒火而言，倒可以说是颇为成功。其后《臣民日报》等又开始出现了体制内的——>注意是体制内的！所谓"退休金加幅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哭诉，但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因为作为吸血鬼的庞大的"体制内"吗？拿着退休金的还可能哭诉"赶不上通货膨胀"，那么占全中国90%以上的体制外民众，根本没有退休金可言，承受着至少是同样的，实际上是更重通货膨胀，难道向体制哭诉吗？
ps1:体制外没有任何权力可交换的廉价服务，生活价格指数各方面都超过体制内；简单说，因为关系学的空间小，走后门更不容易；

关于"（国）企事业单位离退休涨退休金"，还是一道非常模糊的称谓，它到底是指社保的退休金，还是指未纳入社保的国企的退休金？如果是前者，为什么不称为社保退休金？如果是后者，那政府此前说的国企已经纳入社保又算是什么回事？双轨制吗？如果是双轨制，为什么是国务院批的退休金，不是国企内部的自理自定的退休金标准？尽管因为国企是基于特许权的，后者并不合法。明显不统一的三种退休金，"双轨制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退休金"，"上述企事业离退休金""社保退休金"，如果同义反复，政府部门本应统一之。
ps2:细节理性主义的五毛，恐怕不会将"澄清细节"作为政府责任，反而把"搞清政府部门瞒天过海的细节"作为问责政府的公民义务；

《臣民日报》有关舆论诱导中，似乎认准了怪胎民主派的民粹情结，煽情着"离退休的生活水平，被（离退休坚持支持的体制内造成的）通货膨胀，搞得追不上通货膨胀"。是瞅准了民粹的沃土下农药的高招。笔者就曾见过一名似乎试图用"国企下岗和离退休者"的所谓悲惨处境，作为反政府的革命借口的民运人士，攻击笔者等为"只有没有良心的（指笔者等，才会）否认下岗和退休者（几乎跟农民工一样了）的处境" ——>注意，不是臣民日报这样说，是骂着臣民日报的同时，也骂着户籍制度的民粹革命党人如是说！
ps3:为帮助读者理解，特别指出，本文以下针对的目标，已经转向体制外反政府的怪胎民主派（民粹者），他们是阻止民主进程的最根本的"气氛"。

笔者不能说这些"体制内才有机会下岗和退休"的群体，过着比公务员还要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算是悲惨的，还值得牺牲体制外的纳税人的权益，向他们优先倾斜的话，笔者很难想象，在这些民粹革命党的良心词典之中，他们置包括他们自已的体制外十几亿人于何地？最起码民粹最喜欢代表的"农民"无论是人数还是"悲惨"程度，大概起码是离退休者的十倍以上。是否终点回到起点，仍然是有没有免费午餐的问题？恐怕这就是中国改革以来的左的逻辑中的关键：如果民粹左棍一力追求免费的午餐，如何反对政府此番善政？

如果这些民粹本身是体制内的，我可以理解，他们发出的是臣民日报等正在奋斗中的舆论诱导，但是偏偏他们却是明确的反政府闹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革命"）的立场；——>但是谁能就此判断得清呢？乌有之乡的毛左，不是都代表了体制内的，特别是老一辈的文革余孽！？乌有之乡的毛左不是最狂热地反政府？指责着政府没有跟着薄熙来同志走上朝鲜的路子？乌有之乡和他们粉饰的朝鲜，不都是自称为"民主的，革命的"？可能这是《臣民日报》等发动惹人怒火的宣传攻势的底气！体制要闹革命的民粹，要的也是免费的午餐！

中国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特权社会

（（基督教＋暴力＝马克思主义）＋孔儒文化）＝五四精神＝毛主义；
五四革命理论的先进性，中国总体党的出现，国共内战的本质是路线斗争；
"枪杆子出政权"的建构，在中国惨烈的反复悲剧；
孙中山，蒋介石，毛上帝……；凌驾国民的先进性，根本上不存在！
五四精神遗留下的革命团体，到底是"先进性"？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将今天中国公众对天朝政治食利集团的不满，归罪于万里之外的美帝国主义的"敌对意识形态"的遥感影响，似乎解释了一切，也什么也没有解释，反而自证了天朝的宣传和洗脑是完全无效的。道理非常简单，天朝中国的宣传和洗脑，是目前世界上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以外，最强烈的本土洗脑中心，但功效居然敌不过万里之外的"（仅仅是）意识形态"，则天朝这套宣传中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竞争力，也可想而知了。乌有之乡等固然可以妖魔化美国，成为另一个具备本土宣传的中心（其实不是），但也不能解释万里外的宣传却更有效！

但是如果从"五四精神的灌输"的角度，则早在民国之初就已经深入人心；根本不必再宣传，反而需要费力"解毒"。五四精神倒似乎是与西方来的一种愚昧意识形态有关，它名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本质却是基督教中世纪观念。请注意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们两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革命主义者。特者是孙中山！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归罪于此两意识形态的"洗脑"，忽视了孔儒几千年传统的根基。如果不是孔儒类同社会主义的观念对基督教马恩的接纳，不会产生毛主义。
ps:墨索里尼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希特勒是社会主义者"天生的天主教"（自称），斯大林"我的所有世界观，形成于东正教的教堂"；

五四革命理论将中国一切问题，归罪于某种"统治阶级"，甚至于归罪于某个统治者；而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先进性的群体上。这种群体先是按马恩理论教条，寄望于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工人当时是以同乡会和黑社会的形式组织的农民工包身工，中国也从来没有自治市和特许权行会，根本没有中层的经济独立的劳动者阶层），然后是寄望于某种"思想已经超越中国现实而具备的带领党"的组织上，再由组织洗脑保持组织中人的大脑的先进性，因此他们具有统治中国愚贱万民，拯救苍生的权力。

这就是孙中山组织党国之国民党，蒋介石依靠军阀手段，建立起凌驾于中国国民社会的，枪杆子出政权的"党国"——>实际上国民党只是蒋介石军事组织的橡皮图章。毛党则在军事劣势下走出了"党指挥枪"（对蒋介石军阀手段的修正），再由枪杆子出政权，同样是凌驾于中国国民社会的先进性组织。国共所谓内战，只不过是此两个同源的五四组织的内部路线斗争而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已经至少两次经历了枪杆子出政权后的全国政治建构，两次的结果均以惨烈悲剧而告终！因为凌驾国民的先进性，根本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蒋介石留线毛党革掉命的那个同样自利的先进性军阀集团，还是毛主席留给现代中国的那堆有几千万人，通过特权所得的特权利益群体，这些前赴后继的封建集团，上一两辈的先进性集团，实际上是今天的封建权利集团！他们更恰当的称谓是"中国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毛党发动农民，解决了蒋介石那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阀集团，——>后者也认为自已代表了先进性，——>没有错的；确实是当时的历史进步。但并不等于毛党继续自以为凌驾于国民社会，就真的具有先进性了。后者的误区，就是日后文化大革命和大饥荒的肇源！

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并不是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更不是农民阶级，而是上述马恩毛主义带领饥贫贫民的传统起义！当他们上台再搞社会主义后，就形成了新的封建权利集团。更要命的是，基督教马恩毛孔儒教导出来的民粹革命家们，按照五四革命理论的教导，将这些封建利益集团，视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队"！与此同时，天朝制造着农民工和科举落第的举子们，这些封建小农集团之"既望权益者"，运用着同样的血酬定律女人法则，以"反户籍制度"为号召，成为新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视前者为"革命同志"！

所谓革命就是打算白吃白喝的暴民运动

英国"革命，内战"仍是"大宪章的兵谏"；克伦威尔砍掉的是"国王至上"的合法性； 
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共同点是，主体都是诉求于no votes no tax 的抗税集团；
中国，法国，俄国的"大革命"，主体全部是诉求于中世纪免费午餐的暴民运动；

 

英国内战很容易让听惯了"法国大革命，五四革命精神，中国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读者，意会为"英国革命"。不过，称之为"英国变色，变修，变资"更准确。无论是今天的英国人，还是当年内战中的双方，都只不过是将英国内战，看作是另一次大宪章事变式的"兵谏，逼宫"。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宪章事变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战斗在展开以前，就通过双方更新的协议所消饵。英国内战双方的冲突，则早在双方更新的协议所能消饵前，刀兵相见。因为英国内战的目的是有限的"讨价还价"，因此也打得温文尔雅。

由此可见克伦威尔，和他的由清教徒组成的新模范军，在英国历史中的作用，就是将一场抗议国王加税的"兵谏"，升级成一场颠覆"国王至上"传统习惯法的革命。兵谏升级为真正的内战，是因为伦敦和约克郡，甚至远方的苏格兰长老会，都开始扛不住兵连祸结对正常生意的影响。他们情愿出资资助肯打仗的清教徒（新模范军），最后结束了国王对兵谏的拒绝，把国王抓回到他的宫殿里；——>到此为止英国内战，仍然是另一次大宪章事变的"抗税型兵谏"而已；——>直到拒绝妥协的查理一世连同他的皇冠，被克伦威尔砍掉。

克伦威尔砍掉的，并不仅仅是查理一世的头颅，更是"国王至上"的皇冠。到了这个份上，意味着英国传统君主制赖以为生的"国王至上，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克伦威尔自已当然不会再觊觎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国王"的虚衔，宁愿自认为是英国大宪章精神和清教徒信仰的护法，即护国主。克伦威尔也的确以无敌的战功，从苏格兰到爱尔兰，再到作新教兄弟的荷兰，宣告强制实施的《海洋法》而开战，即第一次英荷战争。克伦威尔几乎是独力颠覆了"国王至上"的传统文化，也就难免对传统卫道的严厉镇压。
ps1:所谓的海洋法，其实是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政府穷慌了，效法丹麦在松德海峡一样，想在英格利海峡设障，收买路钱。
ps2:可以设想，就算天朝捧出毛帝故事，也只不过是促使一个砍掉隔代毛帝头颅的中国的克伦威尔出现；而已；

对比一下英国革命与日后被称为革命的美国独立，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此两者的起端，都是no votes no tax的抗税集团，跟国王总体党组织的讨价还价，——>这也意味着，一旦谈判破裂，抗税集团就有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本来可能被国王抢掠而去的额外税收连同正税一起，转而支持（勿宁说是雇佣）诸如护国主的新模范军，华盛顿的大陆军（大陆军的主力弗吉尼亚军团，实际上是自负盈亏的民团），对抗本来是武装到牙齿的国王总体党组织。在英国形成了国会军对国王军的武备优势，北美则令国王军无法镇压。
因此英美两国的"革命胜利"，实际上与大宪章事变中的"抗税胜利"本质上一模一样。所谓革命主力的军人集团，在抗税运动终场吹哨后，自然到了走下历史舞台的时侯。这对于自负盈亏的弗吉尼亚军团及其司令官，乔治.华盛顿而言，没有什么困难之处。对于自以为代表了最纯洁的基督教先进性的清教徒（新的）总体党集团，护国主克伦威尔在终场后还要打加时的恋权，自然而然地，抗税集团转而寻求将护国主送走的替代品，而无论是复辟的查理二世，还是跨海而来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带领的荷兰军队的"军事征服"。

反之对比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就根本不存在一下"no votes no tax"的抗税集团及其经济后盾；当然也不存在由经济后盾支持的军人集团，也不存在就经济利益与执政的总体党集团的讨价还价，（因此内战才成其为"有限的战争，有限的革命"）。这几个国家的大革命，都是前特权集团的边缘群体，抱怨执政的领导（不是总体党），执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跑得还不高道德高尚，而发动信仰着共产主义的愚民大众，对执政的领导诸如法王路易，俄国沙皇，清帝和蒋介石等闹革命！

为什么中国经济思维现在仍然落后欧美300年？

侵略定义及指控于美国，日本，和蒙古的"侵略" ；
侵略，对于蒙古，日本，意大利，苏联和纳粹德国等，都是长期利空；
异族入侵者被同化，是侵略利益成本的结果，不是（如）汉文化"博大精深"；

侵略一般默认指"对外"侵略是公有制群体的特定条件的利益行为。侵略在行为过程，就是违反了"被侵略者"意愿的单方面强制。左狗派固然可以指责"美国横行霸道"，但是美国对外政治和军事行为基本不符合此"侵略"定义。美国近六十年的国际行为，实际上是"国际贸易协定－国际关税总协定"的"护法"，类似于普鲁士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的"邦际角色"。（此非本文主题，但自"德国历史"可以提醒中国人，国际大势之所趋）。尽管我们也无法阻止，左狗派非要认定美国的国际行为是侵略，反而是毛上帝是和平使者。

类似蒙古和日本，其邻国环境软弱得不能保住其可被侵略的，又足以让蒙古和日本眼红的财富，对于蒙古和日本这类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短期利好，长期的利空。所谓"财富"是指足以被劫掠回侵略者本国的有价值资源。如果路途的成本过高，侵略者又不能征服此国居民，则侵略仍然是不合算的；如果侵略者能征服该地，则侵略者也会变成移民统治者，而不会硬运回本国，反而倒贴成本。因此蒙古会入主中原，日本（因为现代交通条件允许）就将满洲作为殖民地，而中日战争的目的就着眼于在中国扶持与日本友好的中国政府。

仇恨蒙古和日本作为侵略者时，难免妖魔化的烟幕（如过分渲染的南京大屠杀），会掩盖最简单的事实：侵略是高成本的，因此侵略"能运回国"的净收益非常少。如果说宋朝的富裕是货真价实的，蒙古还只能变成中原新移民；日本所侵略的就是一个穷得多的中国，它从侵略中所得的净收益之少，完全可以从公平的国际贸易中，用代价低得多的商业成本换回来。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可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区区每月百万桶的文莱石油的来源。战后日本却以低得多的代价，得到了百倍于文莱储量的石油。

这些让传统愤青眼红的"侵略红利"不但微小，实际效果只是完成了"后发劣势"同样的机制。即，因为侵略者既可以通过侵略攻得了一点红利，延误了制度改良的必要性和时机；同时因为侵略战者的必要，整个社会制度陷入了更深重的"举国体制"的公有制深渊，不能自拨。侵略红利实际上又是如此的微小，则后续的侵略只好越来越冒险，敌人越来越强大，但内部短缺就越来越严重。而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前，日本一度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这种"侵略－更公有制－更短缺"的倒逼效应，也出现纳粹德国的连贯政策。
可以这样衡量，日本的经济腾飞，离不开运入日本的几十亿吨石油。靠文莱那一亿多吨可采储量，不可能支持日本后续经济腾飞所需的能源，何况那还是整个"大东亚共荣圈"所瓜分。日本之战败于美国，何尝不是美国挽救了日本于悬崖的边缘？反之，象满清，鲜卑，延安毛党等，这些一度入主富裕发达得多的地区的公有制革命群体，生存短缺的危机，借征服被奴役者而暂得缓解；则革命团体之间对公有制的忠诚，自然显得不必要。为了维持革命团体的凝聚力，当然就有了毛党"越穷越革命"的折腾，有了蒙古杀光中原汉人的倡仪。

毛帝"斩资本主义的尾巴"，与蒙古贵族进言屠尽中原汉人，以及满清保留八旗为皇帝亲辖的党政军组织（爱新觉罗氏相当于世袭了八旗府兵的政委），实际目的都是为了保持自已的革命团队，不因为环境宽裕而"亡党"；反之也可以说，根据"公有制是客观短缺的响应团体"，人为地制造对自已团队的短缺，以保留在宽裕环境中，实际上已经无必要的公有制团队。这种"宽裕对短缺的缓解"，是所有曾经入主中原的异族征服者群体，最终都被"中原同化"的根本原因。对于文化主义者来说，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的统计数字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侵略是公有制群体的特定条件的利益行为；
侵略影响体制（体制趋势＝危机的不确定性成本－公有制成本＋侵略收益）

 

公有制的初衷是在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之中（意味着危机的不确定性成本高昂），在群体组织的边界以外（如人类社会以外的大自然，或蒙古部落以外的定居民族），又具备可供公有制群体转移内部成本的潜在收益。外部的潜在收益在未搜取（同"开发，生产"）以前，谈不上短缺。因此存在着通过公有制组织提供的战斗力（即有信仰，政教合一，有共同思想，等等），侵略（"侵掠"外界）获得净收益的可能性。根据（侵略净收益＝外界侵略收益－侵略成本）的公式，只要内部管理的侵略成本足够低，侵略政策就有利可图。

侵略是需要成本，成本就是公有制的组织。抵销危机的不确定性损失（成本），也需要公有制组织的成本。因此从（危机的）不确定性成本，就可以得到公式（体制趋势＝危机的不确定性成本－公有制成本＋侵略收益）。代入侵略收益的公式后，得到（体制趋势＝危机的不确定性成本－公有制成本＋（外界侵略收益－侵略成本））。当体制趋势趋于正值时，意味着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成本在社会中导致的痛苦指数上升，（如中国和埃及历史上泛滥的水灾），社会民众就愿意承受更高程度的"被专制"，以抵销相应的危机成本。

将（侵略净收益＝外界侵略收益－侵略成本）的公式代入到国际社会之中，侵略外界的潜在收益与外界国家的富裕程度正相关，与外界国家的强大（自卫能力）负相关。由此不难理解自蒙古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对手的政治行为。对于蒙古来说，成吉思汗显然生活在一个蒙古部落非常幸福的年代。因为它们周边的国家，无论是中亚的花刺子模还是南方的金朝和南宋，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相比蒙古的茹毛饮血，都是富得不可想象的国度，偏偏相比蒙古从战争中打出来的骑兵，又是软弱得不可想象。蒙古甚至不必额外的动员！
ps:不无巧合地，"变得富裕的同时，也变得脆弱"是公有制帝国的特点；简直就是诱惑游牧部落"反人类"；是否就是"丛林法则也反公有制"？

将蒙古的周边环境代入到（侵略净收益＝外界侵略收益－侵略成本）的公式中，都可以消除对成吉思汗所谓"道德不好"的指控。换了任何一种人，无论他的信仰是什么，处于同样的诱惑下，指望蒙古铁骑不横扫欧亚，比指望李天一守身如玉，还要困难得多！与之相比，朝鲜大金国胖三陛下，有足够的理由羡慕成吉思汗的好运气。尽管美国，甚至美国的马仔日本，甚至日本下一级的马仔朝鲜，甚至仿效日本却还要逊得多的天朝中国，相比朝鲜而言都是富得不得了的富国；但相比朝鲜，却又都是强大得不得了的强国。

将朝鲜的国际环境代入到（侵略净收益＝外界侵略收益－侵略成本）的公式之中，可以看到侵略的潜在收益极高，但是侵略的成本迹近无限大。反之如果代入到美国的环境之中，就会发现侵略成本虽然不大，但是侵略外界的收益也不高。如果说日本帝国历史上的环境，有点类似朝鲜，而侵略成本却相对低得类似蒙古的话，中华帝国几乎在整个历史时代，就与美国的环境相似：自已本身就是当地最大最富裕的国家。实际上，对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在侵略成本上也逊色于美国，由于组织能力低下，对外侵略成本远高于美国。

以此简单的定性公式，足以解释公有制社会比重大的国家，如纳粹，苏联，毛帝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行为和意向。但是必须剔除"侵略要素"和"统计学"等作为（已经被定性于容器内的）细节理性主义的干扰，如同社会主义本来就已经被社会进化论，根据科学可行性被判处了死刑！但任何人要接受此结论，必须自已先剔除诸如"苏联统计，毛帝国统计，天朝神奇数字的统计"等等"生产要素的权威的统计学"的，已经被先验定性于容器内的细节理性主义的干扰。最后重温命题结论：侵略是公有制群体的特定条件的利益行为。

不要大是大非中抬杠，不要为了面子说傻话

不要大是大非中抬杠，不要为了面子说傻话； 

 

笔者一家对着朋友传回来的美国豪宅的录影赞不住口。离洛城三十公里的周边一万平米土地面积，带泳池有树林（可以养马了），建筑总面积2800平米，才250万美元。最新年交房产税3.5万美元定额。周边房价跌可以申请减，周边房价升，不能申请加税。这位朋友为方便计，另有一套洛城内的带楼层服务的小公寓，60平米另带小花园，才18万美元，不用交房产税。我国商品房类似无楼层服务的公寓。长女忍不住问"美国人的房子是不是都这么大的？"，长子急不迭地当老师："美国的房子又大又便宜，比上海的房子住得大得多"。
ps:公寓没有细问，朋友也说不清楚；估计公寓的分拆产权，相当于永久可转让的定额租约，因此产权税责任在"大业主"；但早定的税百年不改，一般很轻；
ps:中国商品房其实只是公寓apartment，前述大房子带园子是villahouse。

这时老婆当起权威："美国才两亿多人，（其实是三亿多），中国有十几亿人（沪苏杭三角的人口，比新英格兰少，上海的人口，不比洛城多），中国的房子怎么跟美国比？"，——>这种白痴话，是高房价利益集团最喜欢利用的信口开河。老婆实际上是只是跟儿女抬杠，无意中偷换概念，指望压住儿女的求知，当当权威，至于自已是不是正在放屁，其实并没有在意，——>这也是咱国诸如高房价的权威，喜欢抬杠，而不见得很喜欢高房价。任志强可能是其中之一，李天一轮奸案中的粉丝集团，很多水军专家，也是这样的权威。

老婆没有意识到，她实际上是在说"中国人口多，所以中国商品房的价格高得有合理"，——>这与她一向以来的立场是相反的，逻辑上却是偷换了"商品房是特许权，与满足居住的房子产权"不是一回事。世界上绝没有因为中国人口多就趁火打劫的正义！没有专门监管刚需，加税变成"特许权"，进一步让人口多的中国更少房子住（因此高房价）的道理。笔者却不宜提供标准答案"纠正之"，只好马上正色："（包括上面的话）美国人均居住面积远远超过中国N倍，人口多根本不是理由"；不过马上发现自已陷入了"细节理性主义"。如果真的要细察，还将深入到美国城市人口跟中国城市人口的多少（才能比房价），美国城市市区面积跟中国城镇总面积比，美国楼价平均与中国楼价比……那可复杂了。

因此笔者马上转到正题上，中国有小产权房，美国没有小产权房。中国如果放开小产权房，不加税就与商品房同等市场待遇的话，中国房价也会大跌，中国人均居住面积也会大增。这一条显然无可驳斥。老婆哑口无言之际，勉强争辩："你今天吃了火药吗？（其实是刚刚写了小产权房的篇子，大脑还在转呢）"。我也正声说："我是告诉你，以后别说傻话"。"不要为了面子上的抬杠，在大是大非上说傻话"，既是笔者对儿女的教育，也是对老婆的忠告，当然也是对所有自以为"支持中国法治，民主，市场经济"者的忠告。

在家庭里，这种傻话可能只是引来一场多余的争吵，但是在公共议题上，就会让人好奇你的真实用心，——>特别是公有制文化中习惯爱面子的中国文人，常常只是这种面子理由说傻话。如果这种傻话出现在美国社会，对别人无害，对你自已可能很有害，比方说别人会认为你是傻逼，如果你是政客，会认为你无能也无良。而在公有制背景的中国，这种傻话就会被利益集团如高房价利用。说者无心，但是说傻话的面子就成了女人法则的炮灰。

这是中国民主进程，经常被无聊傻瓜中断的情形之一。笔者估计，在笔者博客圈里，很多左棍也未必不可救药，只不过是这类傻话面子的爱好者，笔者也没耐心开导他们；而已。

鼓吹公务员加工资为那般？

"先验而后验"的世界观，理解"真实的谎言"的老技术；
《臣民日报》之"美国公务员两倍于普通工人退休金"的事实相反的解读；
迷信宣传的天朝官方，还没有意识到"合法性耦合"导致的"公信力丧失"；

 

昨天提到的官媒《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是普通工人两倍》及《多国公务员养老金待遇高》中，涉谣记者是官派的五毛，待遇崇高，绝不会给造谣罪抓起来。而且严格而言，这两位记者在细节上了没有编谎，属于细节理性主义之中，技术水平比较高级的"绝对真实的谎言"。即细节是上是权威的，严谨的，无可挑剔的；但是结论上是显见荒唐的。如果从传统如阿奎那－笛卡尔－培根的"观察－归纳"（即后验作先验）的方法论出发，那么因为他们的细节是真实的，因此理性主义根据成立，你就必须接受他们的结论，听他们的使唤、摆布！

这就是细节理性主义。由于中国是细性主义的重灾区，愚民公知几乎都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因此党国喉舌也很喜欢发挥公费旅游考察的优越性。不是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吗？小民有本事，先自已向党国要来"公费旅游考察"的待遇，您行吗？不行的话，就听他们的使唤吧！——>这主意不坏吧？于是乎，您就可以从官媒上，看到大量此类权威的"发言权"，可说是司空见惯。象有记者调查来，美帝国主义的公务员入驻私有食品企业的生产线，监督着食品安全标准（这条谣言水平低），或者说美国互联网严厉监管之类。

笔者解释的先验而后验的世界观到方法论，以及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讲的是同一原理。这里强调"笔者认为"，是不打算与任何人争辩"波普尔是不是真的这种意思"，免得左棍拿着波普尔的书本，争辩书本上的字字句句中的"细节理性主义"。这种人笔者称之为波普尔分子，这种诡辩叫中国式诡辩。如果从对美国社会能够运转的先验理解出发，根本不必跟这两位记者，争辩他们的细节真实。由于小民百姓也明白，党国政府有特殊部门利益的，"合法性耦合"也是先验的法学原理，因此甚至可以反过来理解，官媒必定造谣。

如果还有兴趣欣赏一下，类似这两位记者（还是一位？没注意看）的造假技术，到底发挥在那个环节。请自行鉴别，是否是以下的方式：记者所称的"公务员"与"工人"，在数据和结论之间，口径都改变了。当记者指公务员时，他排除了美国政府出于福利目的安排的，短期及长期的公共职位；这种职位占美国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比例相当大。因此记者实际采摘的数据是"长期在美国政府中稳定就业的中高级公务员"的数据。涉及工人时，记者就掉转了口径，排除了包括华尔街和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工资成分。

因此天朝臣民日报的官派记者，实际上是这样的结论："美国长期稳定就业的中高级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约两倍于"工作不稳定的，失业的，低收入的工人群体""，——>of course！您是否感叹细节理性主义的谣技巧夺天工？如果你差点给骗了，是否意识到，同样的数据，说明了美国公务员收入一般相对稳定，相对也偏低！妙在这两个记者只是记者！谣言编砸了，也没人怪他们不专业。谣言万恶work someway，他们就可以在口水战线上，晋升成为新一代专家权威了。天朝的专家就是这样，一层层地从基层磨炼出来的。

"宣传"是帝国永远不肯放弃的"喉舌阵地"，但也是实体社会学的"合法性耦合原理"先验地决定了，任何宣传必定是自掘坟墓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无论宣传执笔人是宗教意义上，本应"无误"的教皇（基督教有"教皇无误"之说），还是新锐的官方五毛；或是资深的天朝权威；抑或是天朝公安部长亲自披挂上阵，——>只要你是官府的人，或者是涉嫌从官府中得到利益的人，就难逃"合法性耦合原理"对你的"公信力"的先验否决。无奈天朝信仰着"人定胜天""无私党一定能战胜科学"，非要折腾得山穷水尽才罢休！奈何？！

公务员居然还要加薪！？没有天理了！

三中全会无数的民粹大利好中的极大美好

笔者没有仔细钻研三中全会的红头文件，但是短暂浏览有关公告，感觉到中央新政，除了一味试图讨好民粹，重复着（好听的口号＝荒谬的政策）以外，就是食利自肥的聪明伎俩，至于关键于国企去特权化，——>笔者建议，以为不要再使用含义不明的"改革"一词，——>，以及金融去垄断化，以及大政府压缩费用、编制和过高的福利和养老金等，以及中止凯恩斯主义的滥印钞票之所谓"拉动经济"，（美国轻微的凯恩斯主义，让中国的出口导向接了去，中国严重凯恩斯主义，谁来承担代价？），等等，所有关键环节一字不提。

明明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已经赤字，本应勒紧腰带过生活；偏偏各地新政却是公务员加工资，公务员加退休金，——>民粹自然也跟着说，全民福利向公务员看齐，——>配合得真好！当公务员和垄断国企的实际收入和养老金，都远远超过了普通民众，以至已经出现了考公务员的排山倒海时，居然还能提出"扩招，公务员加薪，加退休金"，——>倒是可以让公众都看看，天朝党国的合法性，是怎么一点点糟塌在他们自已利益相关的"合法性耦合"之中的。也帮助女人法则中追逐北欧模式的民粹公知，知道一下什么叫寻租腐败定律。

公务员还要加薪，唯一说得也出口，他们也真的说得出口的理由，就是所谓"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高"。但难道只有公务员经常着通货膨胀的痛苦？难道不是公务员的超国民福利，最大限度降低了他们通胀的痛苦？难道公务员加薪不是建立在国民加税的基础上？难道通货膨胀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造成？凯恩斯主义不是因为大政府所造成？如果再对照一下，任志强等高房价利益集团的猪坚强，恐怕公众更明白，什么才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腐败。跟老任争房价涨涨跌跌，是上了任志强的当；小产权房是私有产权，却是不可争的事实

又举例说，有官媒《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是普通工人两倍》及《多国公务员养老金待遇高》就是利益集团倾向明显的"权威细节"，如果您也认定作者在某处耍了花招，您试试看是什么地方吗？提示，"公务员，工人"的口径，是否始终如一？其前言（真实规章）与后语（标题结论）之间，是否有逻辑关联？这类"细节"文章，无论作者多么精明，从先验的角度，你都可以知道，"there must be sth wrong"，你就算看不出来，也不需要接受为证据。类似这类官媒集团的自我宣传，也可以让公众知道，什么才是中国最根本的腐败。此二《臣民日报》文章作者是两个记者，不是学者；但是如果此二记者五毛有功，在天朝恐怕就会晋升成学者专家，甚至权威。咱国权威很多是这样来的，如钮文新之类。

看着这一条条民粹大利好，笔者脑海中又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往纽约时报，报道希特勒先生的新政推广："他向所有民众许诺，一定会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他看出租房主许诺，房租会涨的，看租房的人许诺，房租会跌的，向农民许诺，粮价会涨的，向市民许诺，粮价会跌的……，除了他自已，好象没有德国人能够发现，今天他正在括着昨天自已的嘴巴。"，笔者忽然之间有点好奇，民粹公知看到这些一条条，顺着他们一直以来的口号的新政，是宽慰呢？满意呢？还是在想，按这种馊主意搞砸了，算是阿共的责任，还是民粹公知的罪过？

笔者奇怪的是，这么明明白白的全是胡说八道，假如还不是胡作非为的话，为什么不但各路官媒，甚至各路股神，都急不迭地嚷嚷"重大利好"？太正能量了！

中国推行城市化徒劳无益

中央政策迎合民粹将毫无意义，民粹公知将"逢政府必反"；
农民工政策和"反户籍制度"让城市化早就走入了死局；
中国现经济水平上早就到达了城市化的极限；
城市化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如同计划经济不可能拉动增长；

 

笔者语文水平不高，从三中全会的所谓经济政策新政中，看到的只是对历年来民粹呼吁免费午餐的大讨好，什么户籍制度啊，什么全民福利啊，什么最底工资啊，什么监管市场啊，什么政府保证舌尖上的安全啊（不是市场私有制原则的自我爱护，是政府特许权的保证），什么十八亿亩红线啊……，笔者不知道一路以来大声疾呼这些民粹口号的公知，现在是不是满意了？但是笔者敢打包票，习李轴心如果以为讨好一下民粹口号，让官媒跟着民粹的调子，也充充公知的样子；就能够让民粹公知满意的话，那是太不懂民粹和公知的心了。

民粹和公知，只不过是找一系列借口，对政府施压；而已。你政府不往民粹的路上转，民粹公知就拿民粹的口号对你施压；你政府如果往市场经济路上走，民粹就拿着社会主义向你诞辰，你向社会主义走吧，不要说经济一定搞死自已，民粹又会拿自由主义，向政府施压了，——>可别以为民粹真的要搞私有制的民主！政府自已都玩惯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民粹公知挟着所谓的民意，不照样处理？如果习李那套向民粹讨好的所谓新政，只是瞒天过海说说则已，——>其关是最不坏的结果！则民粹又会说政府没有诚信，不普世！

就以"反户籍制度"来说，往好里说，是政府准备再印24万亿人民币，让全中国的农村变成城市，或者让全中国的大城市，全部变成超级无敌日耳曼尼亚的千年古都！当然会极大的拉动中国的房价啊，GDP啊，水泥啊，钢铁啊，国企啊，大政府啊，高税收啊，anyway，让全中国的穷农民，统统在24万亿里就变成富市民，不是一件大好事吗？民粹会因此欢呼的。但是往坏里说，中国现在农村的精壮劳动力，正如天朝自已的数据所称，都已经在农民工的职称衔头称号下，跑到东部大城市混饭吃了！那么请问，城市化如何继续？

按我们摆摆这盘明摆着是死棋的棋局。变化一，农民工统统反掉户籍制度，成为千年日耳曼尼亚的一分子；但是不会增大城市规模半个子儿，除非"北京曼尼亚"再向全国加税漕运，否则"北京曼尼亚"还将退色变成"北平"而已；结果就是，今天城市中所谓扩大的基建，还是原来的那群人，农村就变成精壮劳力尽失的死地，就象男人全给抓到美洲当苦工的黑非洲！变化二，24万亿RMB向农村倾斜，指望农村被投资变成一堆小城市，——>至于通货膨胀和日后基建的维护费用另计，那么已经没有青壮年的农村，怎么城市化呢？

变化二的结果就是，如果农民工会到农村"小城市"中，（先不要说，小城市中那里来的就业和收入），东部城市的基建过度，不要说没有新的需求，本身还将大为缩容，则不要说一直以来的高房价（几十倍的小产权房还给锁在堰塞湖里呢！），土地财政的大政府，肯定不可以再无代价卖出几万亿几万亿的卖地税。那么政府是再发几十万亿国债，还是再印几十万亿钞票，填平两头的缺口？笔者的经济学水平真的不能理解，"克强经济学"到底在转什么主意？横行竖看，除了凯恩斯主义的洪水滔天，就是假定凯恩斯主义是救命神丹！

由于政府一直以来，试图从"反户籍制度"的民粹势力，形成的对中央集权的权与利的寻租中逐利，已经在农民工的环节上也走入了死地。不但农民工创造的所谓GDP是泡沫，连农民工本身作为"新城市人的城市化程度"也是泡沫。无论是接受农民工于城市之中（意味着二三线农村和中小城市全死掉），还是让农民工回到二三线中西部"待业"——>只可能是待业！因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创造就业！最起码，所谓"城市化拉动增长"，"计划经济大搞基建，拉动增长"也是绝不可能的，如同拉着自已头发飞向太空般不可能，同样地先验。

公有制苏联社会必然崩溃的经济学原理

苏联回报农民大饥荒的城市化的新饥饿；
苏联计划经济"出口机器，进口粮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苏联（工业化泡沫＝城市化泡沫＝GDP泡沫＝迟早休克疗法）；
苏联（农业集体化＝大饥荒），俄罗斯（拒绝土地私有化＝大饥饿）；

 

长子问，为什么苏联在二战后，仍然那么饥饿？俄罗斯已经不是苏联了，但仍然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因为苏联在二战后，有了东欧小弟的供养，搞了广泛的城市化"。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的本意可能都是想补偿一下，在斯大林大饥荒中吃尽了苦头的俄国农民，既然卖石油有了更多的美元外汇，东欧小弟又代替苏联农民的位置，可以向苏联相对廉价地出口粮食，苏联外汇也足以在国际市场买到更廉价的粮食，苏联也就变成"出口机器买粮食的发达国家了"，结果就是长子问题的答案。

按照卡尔马克思自已的教条，1880年的美国进出口产品，出口的是粮食进口的是机器，所以马克思认为美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同样的教条，1950年以后的苏联，（主要向东欧和社会主义易货）出口的是机器（包括武器）进口的是粮食，难道不就是梦寐以求的"工业国"吗？官方权威的数字上，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接近美国的80%（利润？成本？那是资本主义那一套，社会主义不管成本），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人均存款比美国还多得多（人均8万卢布，折合官方汇率16万美元），美国人高消费接近零储蓄。
按乌有之乡左棍跑来骂笔者时，所持的左棍理论："储蓄多，说明企业利润高"，苏联国企的利润，显然远远高于美国啦！乌有之乡之流悲叹"苏联大国的悲剧"就此揭开了哲学故事的序幕。因为随着石油危机关给苏联的石油美元干枯，更因为里根减税，导致苏联赖以出口赚美元的原材料价格（包括能源价格）大跌价！苏联号称是与美国争霸的大国，却是一个依靠美国发行的美元过日子的穷国！活象一个从老板手里领工资的伙计，不敢辞职又非要跟老板闹别扭。用石油美元歪歪自已比老板富，更奢侈地花钱搞军备。结果不言而喻。

苏联向东欧和越南古巴之流出口的机器，换回来的不是记帐就是粮食，对于改善收支赤字根本上不顶用。戈尔巴乔夫要争取西方友好的国家，继续向苏联提供贷款（不友好还真的不会贷款给苏联），就不能不表示一下公开化；要得到最可靠的贷款，就不得不讨好德国的统一愿望；希望东欧国家继续向苏联供应粮食，就不得不放弃让东欧接收劣质苏联"工业品"（经贸互助组织条约，华约中的"世贸"），失去了东欧定货的苏联工业，就露出了白生产的，产能过剩的泡沫本来面目。随后当然就是苏东巨变，停工的国企大休克了。

苏联泡沫化的工业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借反德战争的胜利，在军事征服东欧后的政治泡沫的经济化；苏联的所谓城市化，只不过是工业泡沫化的表现之一。客观结果是，苏联非但没有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的泥潭中恢复过来，反而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导致了苏联自已农业的崩溃被确认。以至于叶利钦升上政治局，是因为他在当州长时让工人改行当业余的农民，居然成为饥饿的苏联中吃得最饱的一个州。苏联分给公民的自留地，只占农业用地的3%，还是不便机械化农耕的边角烂地，但是供应自由市场的家产品一半来自这3%私田！

重温苏联战后失败的经济建设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工业化，攀比西方的盲目城镇化，是逻辑关联的两条脉络。赫鲁晓夫一面向美国示好"和平竞争"，一边寻求核武器自保，让苏联摆脱沉重的军备负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土地公有制，开辟中亚的新农田，但仅仅一年丰收后，又重新陷入饥饿，——>比起毛灾，赫鲁晓夫的成绩不坏。赫鲁晓夫的失败将勃列日涅夫推上台，勃列日涅夫更是进一步坚持了"苏联城市化，工业化，农业让社会主义小弟国提供"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还不愿意土地私有化，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

马克思主张白吃白喝

资本的定义，暴露马克思主张"白吃白喝，严惩工商" ；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愚昧观念，也是全世界传统文化的共识；
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中的缺陷，在中世纪晚期不能算是严重的缺陷；
马尔萨斯是斯密主义的"反动"，中世纪的复辟，哲学语义上似乎是斯密的门徒；

 

将"资本是被冻结的财产，专用于商业营运的成本"的定义，再去衡量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他们各自对资本的理解；就会发现，亚当斯密的话是"用于商业营运的个人财产的牺牲，是应该得到国家肯定的（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国富论》）。但如果再衡量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将变成"任何人如果省吃俭用，胆敢冻结自已的财产做生意，就是万恶的，国家必须没收他们省吃俭用的积蓄"，即谁敢搞经营，国家就惩罚谁！（资本论）！这就叫阶级斗争！在毛上帝的时侯，叫"斩断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灭门！此即社会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亚当.斯密的观念，其实就是中国"鼓励工商"。斯密没有明确涉及农业，不谈支持，也不谈"农业支持工商"；实际上是把农业视为"经营农产的工商业之一"。此处并非错误的"忽略" ，成为日后的马尔萨斯主义哲学钻空子的"命门"。而马克思主义（从《资本论》开始）则是"严惩工商"，甚至严惩"经营工商的企图"。基督教等民粹的"权利主义"，则鼓励"伸手白吃，免费的午餐"。一面伸手白吃，一面"严惩工商"！结果可想而知！恐怕已经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纯粹已经是"只怕天下不亡"也。

表现上荒诞的信仰，有着更深入的传统理念的支持。无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是多么地荒唐，但如果他们的目标的确是"个人财产均贫富"的话，当他们折腾到"亡天下""穷天下"时，倒也的确可以"达到"目的。传统文化也并不认同，早就亚当.斯密以前就已经提出来的"交换创造价值"。基督教文化一直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零和"，因此犹太人如果是富裕的，一定是剥削基督徒所致。因为基督教为了劝化犹太人的贩依，已经禁止了犹太人从事任何"生产创造价值"的渠道，那犹太人如果还有财产，除了是贼还乍的？

只要对比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业，投机，零和"的观念的认识，就可以发现，基督教的观念绝不是孤立的，反而是伊斯兰教的观念，更接近于"鼓励工商"；也更接近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模式。亚当.斯密的观念只是对历史文化中，合乎逻辑的经验的总结，远远称不上是完美无缺。亚当斯密认为"私有财产（经商）是脆弱的，国家应授予特许权保护之"，潜台词已经是中世纪式的观念"合法的财产权益，是国家授予的特许权"。这种观念与人权私有的"人权天赋，国家因收税而本应提供保安义务"，有着明显的差异。
ps:实际上也是中国宪法目前所称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距离；

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在斯密所在的中世纪晚期，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良。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市场开始成形后，就被TR马尔萨斯偷换成了"马尔萨斯主义"。在马尔萨斯的概念中，资本的定义，就是国家有史以来所授予的特许权，——>无疑，封建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权利，就是封建权利！封建权利又无疑地，是封建国家财税的根基，——>马尔萨斯以此论据，论证"向土地特许权倾斜的谷物法，对于英国财税稳定的必要性"（请参考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对中国财税稳定的必要性"），实际含义就是"财民与工商，都要向封建权利倾斜"。

马尔萨斯实际上是斯密主义的反动（叛徒），但是在哲学语法上，却仿佛是斯密的门徒！可以看到，今天任志强为高房价的卫道，攻击于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时，与马尔萨斯当年卫道于谷物法，是多么的相似。很多人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印象深刻，实际上人口论的目的，是要解除马尔萨斯主义（谷物法）在垄断土地、强制工商民生向土地倾斜时，希望解脱中世纪传统习惯法对政府的人道主义责任的约束。"人口反正是要无限增长，总是要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不如让战争，瘟疫和大饥荒，自然消灭过多人口"，这样也就有了计划生育。
ps:"中世纪传统习惯法对政府的人道主义责任的约束"就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即民粹；

中国必然是内斗和自相残杀的内耗型社会

"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的必要性；
任何公有制的当权派，都必定是镇压和恐吓绝大多数时的"一小撮"；
短缺导致公有制的"统治者 vs 被镇压多数"的剪刀差的扩大；
越来越广泛的镇压需要，"敌人目标"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可能锁定；

 

"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在任何公有制的氛围之中，将是任何政治的必然。原因就在于，当公有制将私有权益，过分地集中到"中央"（即集权）时，女人法则也就成为公有制博弈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论，——>由于个体意识主权的客观存在，运用着女人法则的"派别，个人"必定是无限多的。为平息女人法则的争抢，公有制帝国必定强调"洗脑，有信仰，某国梦，集体主义，统一思想……"，但必然是徒劳的，因为个体意识主权的彼此差异是客观的；结果无非是女人法则们，不断地更换借口罢了。

因此女人法则中的任何一派当权，所需要"忽悠，镇压，肃反"的"他方派别"都是无限多的，任何当权（派）都只是一小撮。受制于公有制体制不可克服的客观的短缺，当权者无论如何天下为公，出发点是好的，共产主义的三个许愿都是必定无法满足，也就意味着"忽悠（宣传），镇压，肃反"是社会主义必定永远不变的主题曲。此即所谓"（搞社会主义，就只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意味着对于任何公有制的当权者的政策而言，他们的政治本身，从来不可能致力"经济"，阶级斗争必定耗去其，至少接近全部的精力。
ps1:朝鲜和毛帝国，内耗的阶级斗争所耗者，肯定超过100%的财力，国家因此益显穷弱和离散，内耗也就不得不越发激烈；

对于任何当权者来说，如果不能够广泛镇压，那么忽悠（宣传）就肯定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之《聋子的较量》，目的如果不是安抚着尽可能多数的敌对者，使之保持中立；就是帝国开始对"一小撮恶劣者"行使"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时，尽可能地让这些敌对者感到恐惧。因此"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恐吓性的忽悠，这也是公有制的"法制"不可能采用"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这样就不是公有制了）"的民主法治的原因。因为法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自主契约的约法环境，法家的目的是为了恐吓目的的忽悠。
ps2:这将意味着，"加强宣传"将是"镇压即将到来"的前奏，因为宣传必定无效；
法家排斥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无罪推论）"，因此法家无论看似多么坚决，都不可能精准地镇压于准确的敌对对象，只能满足于严刑峻法的杀鸡儆猴，从而为不满意的反抗"提高了违法的成本"，这也是恐吓为目的的镇压，必须配合广泛的宣传的原因。但是其最成功的效果，无非是增加了"反抗的预期成本"；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则预期死亡的代价，就可能超过"反抗的预期成本"，镇压的不（可能）精确，进一步"分摊了反抗的预期成本"，当时导致更广泛的"预期反抗成功"的冒险效益，此成本剪刀差也就必定走到尽头。

因此任何公有制的当权者，最终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随经济环境（受客观短缺压制的）恶化而恶化的结局：越来越广泛的（忽悠＋（法家）恐吓）也无效的反抗，需要越来越广泛的镇压，而需要被镇压的对象，就越来越模糊，越不可能被准确锁定。当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处境还比较缓和时，这种矛盾还相对缓和，实际上是人心本来思稳，只要还有可能，都愿意看看经济环境是否会好转。毕竟造反的风险成本相对高；但是当生存环境（不可避免地）转为恶劣时，公有制的当权者，除了广泛镇压以外，别无他法，直到政治破产为止！
ps:如秦二世，隋炀帝等换代时的动荡，原因就在于"形势改善的预期遭到重挫"，与当事人的二代表现，关系不算大；

更麻烦的是，任何公有制的当权派，当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广泛镇压"时，也是他们的政治成本（一般表现为稳定的，民众反抗不会因之而激化的）财税破产告馨的时侯。对此剪刀差的预期，会导致公有制的当权者，——>如君主制，其极端的组织就是"当权的总体党"，会在剪刀差合拢以前，预先转入广泛的镇压轨道，——>但敌对的目标却是不明确的和不可能锁定！结果只能是"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既是斩草除根，同时也是成社群的灭绝（如犹太人，古拉格群岛），增加恐吓的效果。最终就是20世纪总体党政治。

2013政府卖地收割三万亿民脂民膏，房价涨还跌？

"2013政府卖地三万亿"，预兆了房价涨，还是房价跌？
"先验而后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后验"证据"的被动选择性；
"后验作先验"的伪科学，对"后验证据"的主动选择，和伪证的不可避免；
"2013政府卖地三万亿"是"影子银行高房价"的完美后验；

对于能验证笔者先验预期的"后验"信息，笔者最感兴趣，也最具加以评论（实际上是提示"后验"的事实）。此即先验对"事实"的采证，也包括了事实的证伪，即不加调查就根据先验标准，断定"古怪的事实"是造谣，诸如"亩产百万斤，转基因吃死人，社保没破产，国企很赚钱，统计数据很崛起，高房价是小民自已掏钱炒起来的"之类，对于所有这些可以在哲学永远争下去的"新闻事实"，笔者坚持"没有调查研究的先验科学更有发言权"，统统断定它们是谣言，必定在某些地方是造假的。所以说，科学采证，也是选择性的。

不过先验而后验的科学采证，是被动后验，因此没有必要"创造性伪证"（即造谣）。原因也在于，先验之所以为先验，就因为它不依赖于后验的任何因素，无论是某些人的亲身诉说的经历，还是权威机构高调宣扬的数据。这也是基于"后验作先验"的所有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等的"经济学"，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造假数据的原因。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先验之所谓理论，既然来自于后验的数据（或经验），也就成为自证的循环。那么当遭到公众的质疑时，这些后验数据支撑的宇宙真理，除了造假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诡辩。
ps:以上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常识太重要，笔者会反复地在具体事例引证中，反复强调；

在笔者两天前，根据先验的常识，断定徐斌先生指称"苛捐杂税大政府，怎么还可能负债"（此结论，看来也是徐先生的先验）是胡说八道的博文中，最后提到的"去年卖地三万亿"，是笔者非常感兴趣的后验信息。因为它证明了笔者关于高房价不可能持续，否则将导致中国经济灾难性崩涓的先验预期，在后验中何等真实。仍然置疑者也必定是左棍无疑！顺便提醒一句，从逻辑完备性而言，证伪了"后验作先验，数据作实证"的方法论，天朝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到计划经济，从凯恩斯主义到滥印钞票的经济学，就全部成为伪科学。

如果是在后验的宇宙真理，如凯恩斯主义的高房价理论中，典型如任志强和董藩等人（大概包括了徐斌先生），"2013年全国卖地超过三万亿"，完全可以作为高房价正方的女人法则的又一后验论证。笔者甚至可以先验地预言任志强的腔调："三万亿卖地款，向下封死了房价下跌的空间（意味着开发商不允许亏本，也不允许破产），高房价为了消费被政府纳入财政的三万亿还要涨"，然后任志强等人同样可以在女人法则下，再说出他们的先验："土地财政的高房价，一直拉动着天朝帝国的GDP"，逻辑组合就是"高税收拉动经济"。

如果笔者没有记错，三万亿政府卖地收入，将是中国前年房地产业全部销售的总和相当。要知道中国的房地位收入，即便是在限购情况下，也是依靠于房贷，而且还去买地的只是很少数。那么以下结论大概是不可置疑的，三万亿超出了中国房地产业的所具备的自有资产总和的若干倍，是现金存量的大概几十倍。笔者的问题是：买地的RMB是那里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任志强所称的，地价占了房价成本的三分一，那么意味着，要消耗这三万亿卖地款对应的新建房（未建），就需要至少十万亿新增货币，——>RMB从那里来？
这笔RMB数还没算上现在积压的房子，另一方面居民所有存款的总额，只有30万亿！仅此一条就足以将任志强的粉丝，都煽无数个耳光，——>至于老任，要赞他一句"超级忽悠的老千"！——>仅此"卖地三万亿"已经证明了笔者关于"金融垄断＋凯恩斯主义＝坏帐＝土地财政＝高房价"的全部先验的结论：银行，央行和影子银行"仍然很宽松"！由此终点又回到起点，房价是否继续涨，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之"印钞票给政府用"是不是没有成本的免费的午餐！是否滥印钞票只会象蒋介石的金元券，总是拉动强势崛起的GDP？

愚民总是大多数

愚民总是大多数！"主流是好的"是公有制文化的自欺欺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只是"最不坏定理"中的小片段；
公有制社会将权益过分地集中到中央，难免"庞大而低效"的特色；
"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必然；

 

"杀鸡儆猴的法家"与"扩大镇压的肃反"，是公有制统治无可避免的政治选择。无所谓道德善恶，只在于功效成败。成则为圣，败则为妖。既是当年毛上帝之所以仍能在毛神庙里当上帝的原因，也是今天在朝鲜大金国上演的善恶美丑的判定标准。公有制帝国最虚伪的自欺欺人之处，也是公有制传统对奴才洗脑最彻底的地方，就是声称（以为）"主流是好的""坏蛋是一小撮"。实际上无论是在任何一级镇压者（或称统治者，简称上级）的亲历的角度，人民群众的主流无疑是坏的，好的与无害的，反而分别是梭子两端的一小撮。

所谓的革命者（按文革用词，芳名"人民群众""革命群众"）似乎是监管着独裁者的，但是换一个视角，将其逻辑统一到上述抽象模型之中，所谓"代表了进步"的人民群众，其实只不过是对"金字塔顶的那个统治者"的镇压者；而已。颇象动物斗兽棋的食物链，大象踩狮子，狮子吃豺狼，狼吃猫，猫吃老鼠，老鼠整死大象……；但显然不能说，老鼠比大象更高尚更进步；充其量只能说，大象的主流也是坏的，大象主流的两端，无害的也是无用的和特别坏蛋的，也都是一小撮；同样地，能够让老鼠整死的大象，总是最不坏的那个。

托克维尔激动不已的"发现"，后验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在实体社会学中无非是先验的"最不坏定理"中，关于"更坏的老鼠整死最不坏的大象"的一个片段；而已。与公有制"主流是坏的（关心国家大事的愚民总是大多数，其实暴民，愤青，也是大多数）"相对应的，就是私有制社会之中，"主流总是不关心政治的"。根本原因就是，公有制是一个"集合利益于中央"的政治社会（中央集权（益）），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肯放下面子"女人法则"，就会"无争来大我，何能存小我"，还有谁能矜持？有几个能有点底线？

可见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相比，与道德信仰善恶完全无关的客观（被预定的前提），是公有制国家的"公共"永远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对于私有制社会来说，私有的不言而喻才是权益才是主体，国家公共只不过是边缘性的，好事者如政客之流谋之的普通职业。这样就形成了公有制如社会主义的官僚，廉洁贤明方面的评价，较之私有制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社会主义的干部总是贪腐低劣得不可比拟，可以参考骆家辉映衬出来的天朝圣品。实际上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公共是边缘利益，随便摆个普通人上去，都会显得很称职，很清廉。

在公有制的游戏规则下，社会利益被过分地集中于中央，导致任何个人无法承担其责任的同时，又因为彼此的女人法则而不得不将权力集中到一个世袭领袖的手中，公有制帝国的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庞大而低效。"庞大而低效"既是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特色，也是公有制社会的军事特色，同样也是公有制经济基础（如国企）的经营特色，如此众多的特色搅拌在一起化学反应，正常人的智力都知道，社会主义这堆大杂烩将是何等的"优越性"。如果不怀疑公有制的干部同志都至少有正常人的智力，则他们卫道的五毛肯定就是冒充的精神病。

最不坏定律，反映在愚暴贱民对统治者的镇压时（常称为革命），当然也将在临着"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的，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必然。因此现实中就有了对历史上所有"独裁者，反动派，既得利益者……（此几者，在革命语言中是同意所指）"的妖魔化，对被抓起来的统治者的报复（如革命群众将卡扎菲鸡奸至死），同样也有了，同时代表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人民群众的愚暴的毛上帝，实际上是被毛狗粉丝们要挟着，所发动的"毛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ps:能够同时代表"坏的统治者"和"坏的人民群众"的两者主流，中国历史上也只有黄巢，洪秀全，毛上帝等几个；毛左说你如果不比他们更坏，就不能认为他们是坏蛋；

所谓五四运动纯粹是神经病

社会主义感受的短缺的危机，和危机感受中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完全没有"短缺，边际"的概念；
基督教千年的政治组织经验，作为统治者的总体党；
总体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群体行为特性；

短缺会令资本主义不断地更新生产关系。如使用信息技术取代实体办工，通过网店和快递，取低了传统的门店，让所谓的房地产保值，沦为凯恩斯主义必须为之保驾的泡沫……，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信仰者，颠倒了此二者因果的关系。卡尔马克思称，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技术进步，让生产力极大进步"——>这东西居然没有想到，生产是需要原料的，"生产力越进步"就越短缺！他完全没有短缺的概念！中世纪式僵化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不可避免的短缺，因此社会主义永远感受着短缺的危机，感受着对内奴役和对外侵略的必要性。 ps1:张五常也是在"短缺不能通过资本主义产生的替代而被克服"的逻辑前提下（即中世纪），论证了特权和奴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ps2:短缺会导致传统之中，低效的生产关系组合被淘汰，崇拜中世纪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因此谴责进化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一个因为短缺的不可克服感受着灭顶之灾的社会群体，——>常称为"危机"，五花八门地，可见其灾难深重，因此就总是满耳都是"居安思危"——>时刻感受着对内镇压（奴役）和对外侵略（掠夺，补充短缺）必要性和总动员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的。即一万步来说，就算临时有个政治家发昏了，在社会主义里搞什么"'一人一票，全国普选'"的"西方民主"（西方真是这种民主吗？），也会因为不允许保留私有自保，而被迫在彼此女人法则的血酬之中，陷入无底线的自相残杀。因此社会主义必定需要专制，直到极权。

总体党作为一个严密的军事性动员组织，在公有制传统中的确有着相对于"宗教诱导，国王专权"（如中世纪的欧洲，沙俄，路易法国，清朝，民国军阀等）式的，中世纪式专制政权的无比的优越性。后者也被总体党组织，意会为"资产阶级，旧社会"，以彰显其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时的正义感。总体党对内可以成为严厉镇压的机器，党章取代了任何制约镇压的残酷性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习惯法，因此也就有了索尔仁尼琴呼呼的"斯大林要信信神，俄国要回到中世纪"的"觉醒良心"，对外可成魔鬼三招侵略扩张的政治核心，如纳粹党。

"政府"常常被歪曲成"统治者"，从而给了马列主义教导的五四精神病人以错觉，以为"逢政府必反"就是"闹革命"，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能够闹革命的政党，必定是总体党；一个总体党本身就是一个未执权的政府。反政府而不反"政党"，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更进一步而言，一个总体党就是一支未配备武器的严密组织的军队，（如伊斯兰圣战者）。因此总体党只要夺权，就会与其要将其"革命"的"反动政府"，再没有两样，一般会更糟糕！总体党只要配备武器，同时就成为军阀，也意味着漫长内战和暴政的到来。

了解此政治学常识，就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现代的灾难史，就是一部总体党的"阀"组织，不断地祸国殃民的历史。因为总体党不可能容忍政权不在自已的手上，因此国共两党要剿灭南方的联省共和，也要剿灭北京的国民政府，自称是"反帝反军阀"；因为一个总体党内部不可能容忍另一个总体党，因此国民党必须清共；一个总体党控制的国家内部，也不可能允许任何其他总体党的存在，因此希特勒要解散其他一切政党，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内战；因为总体党不可能容忍政权脱手带来的"亡党亡国"风险，绝不可能搞"多党制"！
三国阅读题：请对比一下习先生的反腐败，和曹丞相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或可明白红二三代的苦衷；

自民国以来，中国文化一方面舍不得放弃自已几千年的封建渣滓，一面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人家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科学客观精神等等，所有好的东西，几乎是一点儿学不来；但是人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明的"教会，总体党，列宁主义，血酬"等等，所有阴暗面中国人都学了十足！还青出于蓝！今天中国的土左洋右，拿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总体党政治观念，要革目前"执政（的总体）党"的命！此总体党组织已经松驰——>但显然并非解体！——>不要说土左洋右无非追求着又一次治乱循环，最起码，他们也要先组建一个革命的总体党？

中国留学海归垃圾更民粹

新爱国华侨"海外赤子"心理扭曲，可能比国内的左棍还要民粹；
只有黄皮白心融进西方社会的华裔，反映的西方才可能真实，如骆家辉；

 

笔者并不打算通过"童言无忌辱华事件"，证明"旅美爱国群体"的"反政府+极左"的政治倾向。任何历史和现实的个案，无论真实与否还是细节与否，都只能作为后验的归纳，唯一的用处就是对先验的核证。这是大历史观/大现实观，与传统文化"以小见大（细节理性主义）"的区别。崔永元本人也正是因为不明白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原理，才会巴巴地跑到美国"实地调查'美国人不吃转基因'"。如果小崔明白大历史观（社会进化论），就知道他什么也证明不了。反而中央台记者跟着到美国，是对崔永元"调查"的有效辟谣。
ps1:大历史观"先验然后验"的方法论，与毛帝教导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极大的冲突；
ps2:在所有历史和现实的举例中，都请明白"先验而后验""个案没有代表性"的基本原理；

通过"童言无忌辱华事件"证明的，对"旅美爱国群体"的评估。他们非但不是"了解西方，了解民主，掌握着中国前朝的钥匙"的权威，相反由于他们本身出自于中国特级社会中某种特权才供养得起的"出国移民"的家庭，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情结；又因为他们在美国异乡，必定感受到被歧视的失落；甚至因为他们曾经盲目地崇拜着美国，可能是他们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天堂，而被美国实用主义的现实所震憾；这些旅美的华人群体，除非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否则比国内民粹还要左！甚至比毛棍还要极端！

笔者可以相信如骆家辉这样真正已经黄皮白心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所介绍的"美国社会"或者是真实的。天朝官方可以堂皇地，一边指责日本参拜几万个灵位之中有几个被称为战犯的灵牌的那座神道教灵堂，一边却可以整个主教团，跑去骑手毛上帝那团木乃伊独占的国教毛神庙！！但是天朝官方却不得不尴尬地承认，骆家辉先生不肯到他们的钓鱼堂国宾馆受贿，接受天朝耗民脂民膏，免费提供的"美味"，不肯象天朝父母官那样，用尽特权横穿直撞地"为人民服务"，那种天朝官员无法想象的清廉，让天朝官方的谎言尴尬得粉碎！

但是笔者不信任那些旅美爱国人士的所谓赤子之心，如果他们声称自已是爱国的话！如同笔者在生活中，实在无法相信那种明明满腹怨言，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老实话的家伙，他们那些辛酸动人的故事里，还能有几分真实。即便不说司马南朗咸平这几个活宝，就以笔者记得的什么大V，崔哥，乔什么，高美妇之类而言，后面这些人尽管不一定象活宝那样存心忽悠，但即便他们以为自已"实地了解着美国"，但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美国，是否能够比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更多呢？他们反馈回来的美国，是想象还是他们的感知？

只需体验旅美啊旅欧啊这些"爱国"群体们，他们那种从马尔萨斯主义的优越感中，跌落到"帝国主义的户籍制度"给他们制造的失落感，痛惜于中华大帝国为什么不强大得，让他们在资产阶级的故乡里，也能象老家时那样横行霸道……，或者体味一下六十四日党那些民运，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并不顺利的旅美生活，如果他们仍然受到中华传统公有制的等级文化的影响，——>若他们还不是黄皮白心，这些人的心目中将产生何种的扭曲？是否也是大概率的女人法则的群体？是否也会"为革命而造谣""不择手段地，唯恐天下不乱"？

如果这些人埋怨，笔者以上对他们的预防性的怀疑是"歧视"，那么笔者要反问，他们是否也同样地，曾经抱怨，甚至现在还在抱怨着"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由此而煽动着国内愤青仇美的种族主义？他们为什么？为了什么？又能得到什么？但是笔者并不认为是歧视他们，笔者欢迎他们能够自我举证，证明他们是尊重人权私有的基本价值观的，笔者非常欢迎他们，即便不是自觉地，至少也在遭到怀疑时，能够证明他们自已不是通往奴役之路的民粹！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碰到几个装逼的牛逼，愿意表面承认一下"个人主义"！
ps3:各位不妨自已调查一下，美国知名的华人中，有那个是共和党的？茶党里的华人，您见过吗？笔者自已从来没有见过"华裔共和党人"！别说茶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