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从于丹看沦为犬儒的中国知识分子

前段看了于丹关于《论语》的心得体会,很明显地在为某个阶级说话,说老百姓看到社会变革后,要保持好自己心态,意思是贪污腐败都很正常,谁让你是中国人。看完之后,只想啐她一口吐沫!还有关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调整油价,一些御用的文人出来说,中国的油价远远没有美国油价高,中国油价涨到十元都不高。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你能和人家美国比,自己都不知道羞耻!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味道都变了,正义感和责任感都消失了,原来并不是这样,知识分子以为能百家争鸣,但没想到是引蛇出洞,整了个半死……文革斗疯了,老舍自杀了,钱钟书写的书稿也烧了,鲁迅活着也的进监狱了……中国只有犬儒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问毛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兴衰的“周期律”。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几年后,黄炎培的几个儿子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五七年,大陆更搞了一回阳谋,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然后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此一时彼一时的把戏,中国现代的政治家们用得十分娴熟。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充满改革激情,但其后屈从于官权的收买,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合谋,变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戏子化与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泛滥。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所以大众文化的风靡,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表征着知识界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义良知的匮乏,也是知识诚实的空白(学术腐败的泛滥)。  

近几年来,随着“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不止一位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2004年10月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近两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谓“王道政治”,煽起“少儿读经运动”,还有人再次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名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著;同时,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本该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知识分子,即本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旋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马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了知识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
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

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因为全民调笑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尸,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于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
同时,知识精英也身体力行地加入腐败行列,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腐败泛滥之所以变成醒目的社会毒瘤之一,就在于知识精英已经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一方面,他们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党权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
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犬儒趋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对政治现实的失望,而这种失望则与政治现实的虚伪有关,是长期体验了虚假政治的结果。“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的掩饰手段。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方式,加剧了人人说谎、处处作假的道德危机,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

哈维尔(前捷克总统)曾这样描绘当年捷克的犬儒政治状况: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由此,人们不再在意说了什么,也不再在意相信什么,反正你就是不信也不敢公然说出不信。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难得糊涂”。人们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

社会迫使人们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就是最好和最理想的,或者使人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与此同时,社会中充斥着表示不满的异类文艺形式,如市井流传的笑话、顺口溜、段子以及手机短信等等。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必须说真话而且决不害怕说真话的理性公民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惊吓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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