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6日星期六

汉语中几千年道德口水仗的文化陋习

哈耶克知识论中的"知识",观点和科学知识
命题,断言,判断,假定,"必定",假设,等定义;
"不同观点","扣帽子",批评,批判的定义;
"定义"是判断真假逻辑的逻辑依据

与逻辑相关的定义参考
哥德尔定理,奥卡姆法则,逻辑完备性》系列和
科学的必要条件,单一逻辑系统》系列
以及以下文章;
世界观方法论和意识行为的参考定义
完备性体系的逻辑常识和道德,法律,伦理
定义:文明,文化,民族和国家
科学理论完备性,验证,体系外实证是绝对性的;体系外逻辑证伪是无关的

什么是可争辩的观点,什么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可以从个体意识主权中得到完整解答。但是在现实沟通中,特别是在左棍哲学家故意偷换概念时,自感对"观点""命题""意见""知识"仍欠缺精确定义,可能造成笔者自已表述和读者理解的混乱。哈耶克在知识论中的表述对笔者有所提示。哈耶克经常这样说"(根据某现象的某种逻辑结论)只是知识性的",——>即不可争辩(不再争辩)的逻辑结论,除非颠覆其逻辑前提(如偷换概念)。当该逻辑结论来自科学体系的实证前提时,就可称之为"科学知识"(参考实证注册表)。

"知识"在汉语文化的习惯,常常仅指"书本上的(权威)结论,或公认的真理"。后者的定义显然与哈耶克不同,笔者常用"常识"指哈耶克的"知识"的概念,即科学前提下的逻辑结论,汉语中避免使用"知识"。"常识"一词,其实不太准确,在汉语中实际上是指"生活中人人皆知的经验"。传统上缺乏科学观念和概念的汉语,确实找不到更简洁的词语,如果用"科学知识",就与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同义。但是不过哈耶克本人的知识,不完全是科学的,而是哈耶克本人的个人哲学上的观点。笔者将仅使用"科学知识"。
ps:由"知识","书本权威的知识"和"科学知识"之定义区别,笔者原创有"大学无书"及相反的"中国式诡辩"之说,意即"科学不是掉书包"

"观点"必定是个体的,等价于"个人观点"。但不是原则,原则也不是个体的。在可以称为沟通的环境中,原则不可能是个体的。道不同不相与谋,在共同的原则认同下,才可能展开沟通。这也是左棍经常违反的原则,该行为称之为理性主义。观点不是科学性的原则(逻辑前提)的逻辑结论,否则就是科学知识。缺乏实证的逻辑前提也可以有逻辑结论,但不是科学知识。因为实际上最终依归是个体的(不一定是沟通环境的,即别人不一定认同),因此缺乏实证前提的逻辑结论(符合哈耶克的知识的定义)是观点,但不是科学知识。

按照"天无二日的逻辑系统"的科学体系的要求,(该定义同样是笔者的原创,来源于对米塞斯所称的"多逻辑系统"的感悟),命题显然就是待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假定。此处避免使用在汉语文化中常被滥用于哲学的"论证",后者实际上已经等义于"哲学论证"。假定也要避免使用"假设,Assumption",后者笔者称之为断言,以免与汉语词义混淆。"断言"是未经实证证明的原则;一经实证证明(如实验,观察)就成为科学原则(定理),在此逻辑上的证明的假定,就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也不是可以争论的假定

笔者经常使用"断定""判断",指按个人逻辑所理解高度确定的观点,但不强迫他人接受。袭用米塞斯常用的"必定,must be",指科学知识的结论,不容争辩,非同意可沉默(即不懂者),但反对者必非我道中人。"不同观点"是东林学派等文革陋习的常用词,因为凡是观点必定是个人的,默认是不同的,除非是达成共识。批评与批判也是曾被笔者错用的词。"批评"是指"根据科学知识的不同,指出某人观点的错误,并且该观点从原则(或共同利益)出发,是不可容忍的"。批判,就是在道德上,任意地妖魔化

关于扣帽子,我们一直是是"定义某人的左棍",而左棍就始终是"对人对物对事的评价",——>个人主义会"评估(他人)(后定义)",但会作(道德)评价吗?但是"定义(某人)vs 评价 "在传统汉语中,就全部称为"扣帽子"。所以说,尽管我们不作任何道德评价,但扣帽子自由很有必要,否则我们连自已作定义的权力也没有。定义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排除评价。即使"对象描述"被视为评价,也在定义的基础上。借此可以判断"真假逻辑":"依赖定义的是逻辑",定义可以彼此作实证校对,但评价就永远是个体的。
ps:此前怪胎民粹派所提的"级差地租",作为马歇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定义,实证可知是客观上不存在的权利,实指"不对等财产税的国家权力"
以上是关于逻辑相关的命名约定,笔者日后的博文将据此约定陈述。不过,笔者自已也是汉语文化中成长的,旧习惯难免,因此才能感悟到上述词义的混淆。所以如果不经意中用错词,欢迎随时指证,笔者会也会尽量改正,以免误解。同样建议读者,习惯类似的严格的用词表述,一点点清除汉语几千年道德口水仗的文化陋习。排除了含混的道德意味,就可以得到明确的利益鉴别,在民主社会就是趋同利益者的集会结社,在丛林法则的公有制帝国就是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敌我识别;也免得习惯朋党相拥的旧文人的稻草人战术或表错情。

“取缔私有财产和自治权后,经济将有极大进步”,显见地荒谬

水利帝国和科斯定理都是盲目接轨中国的国际惯例;
偷换了"編户齐营 vs 自治自理"概念的"反户籍制度";
偷换了"自治自理"概念后"人口自由流动"的"科斯定理"

"苏杭现象"是公有制帝国不可避免走向专制集权的原因,而不必再寻求诸如"水利帝国"的理论。专制的帝国未必搞水利,象俄国,莫卧儿和纳粹,中国真正依赖于北方水利的时侯,反而是不太专制的汉唐时期。不能因为世界上的古文明主要出现在大江大河附近(当然了),就把"专制"跟"水利"画等号。由于"水利&帝国"之间的逻辑关系无法构成实证,大江大河也没有几条,因此"水利帝国理论"不可能超出历史地缘哲学的范筹,不能引入社会进化论的科学范筹。类似地引入中国的还有科斯主义,所谓的"科斯定理"。

科斯本身既不代表着真理,科斯本人也不肯对"科斯交易成本定理"作任何限定条件的描述,由威廉姆斯表述的科斯交易成本定理,有着显著的"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前提。而且威廉姆斯本人,也同样不是真理的权威。但是到了中国文人的哲学万能的嘴巴里,先是张五常把苏杭现象特供链中的"特供"混淆于"私有产权",再是反户籍制度的民粹,滥用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变成了"取缔私有财产和自治权后,经济将有极大进步",显见地荒谬!但科斯本人和张五常都未加以澄清,反而是张五常反复显示出关键概念的混乱。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侵犯贱民人权压榨产出封建特权"的特权私有的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默认权益归于(人类)个体"的私有产权基础上。张五常事实上是错误地解释了科斯定理,混淆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反户籍制度的民粹公害,是在张五常的错误上,把"要素的自由流动"哲学化,完全偷换了"私有制"的基础,从而构筑了"公有制制度下,因为没有自私自利,所以交易成本最低"的伪命题,同样被称为科斯定理

"反户籍制度"故弄玄虚的"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哲学性的。法学概念上明显是偷换了"不能自由离开的农奴制編户齐营"与"不能自由进入的自治自理"。经济学上的错误,是因为否定了人权自有的"自治自理"曲解了科斯定理;把"人权自治的排外",视同政治干预的"监管"所构成的"市场阻力"。如果不是从"人权私有"的角度,无论是从语法上还是从哲学上,都无法将其与科斯交易成本定理加以区分,而科斯定理却被张五常等人绝对化了!一旦法学概念上的私有制原则被偷换,所有经济学原理都将得出相反的结论。

缺乏对"默认权益归于(人类,国民,公民)个体的私有权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尊重,将无法区分"人权私有的自利"与"政府监管的逐利"之间的区别。科斯定理就会变成了"政府监管后个人的自私自利后,自然实现最优化配置"(即否定私有财产,否定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坚称的"计划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吗?反之逻辑前提被限定在私有制的原则上,科斯定理就变成"交换创造价值"的同义表述。 可见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是伪科学,如果不是不必要的,就是用于否定人权的。

所谓的"人员自由流动",实际上通过否定任何私有财产、保障和互助,以保证苏杭现象税利贡献的最大化。剥夺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则只不过是为了苏杭现象利益链的"节流",以便保证供应毛左特供链。已经能自由到任何地区的牛二,他们仍反对户籍制度,无非是为了得到(他们支持剥夺之的)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如果他们的政治目标"全国一样的福利",中央政府剥夺全国私有财富,通过绝对清廉的官僚系统,能够公平地覆盖全中国所有人,——>这就是苏杭现象的利益链!毛主义的理想!民粹就是革命时代的毛左

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大饥荒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列宁和斯大林革命,杀死是想吃饭的市民

"排外"是褒义词,"不要盲目排外"是利益建议;
"反户籍制度"是民粹特征,比毛左更危险的极左;
"反户籍制度"是天朝政治正确,革命是对私有财产的革命;
民粹公害蔑视对自治自理的高度关注,没有澄清暴民运动的嫌疑

"反户籍制度"是怪胎民主派的显著特征。由苏杭现象的特供利益链,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户籍制度,实际上只不过是带有地方经济水平差异的地方税后社会服务体系。中国的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水平,(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相当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低档,而且基本欠缺!户籍制度当然未等价于自治自理,但自治自理的正是基于"户籍登记的公民权"的排外组织。有趣的是,"排外"在天朝汉语中是贬义词,实际上是却至少是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因为排外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西方只是利益上建议不要"盲目排外"!

"反户籍制度"能够成为怪胎民主派的特征,因为它在东方帝国社会中的概念,显而易见地混淆于"苏杭现象的特供利益链","中世纪农奴社会的編户齐营"。这三者区别如此清晰的概念,如同狗不同于猪,猪不同于牛,如果真的有分不清的人,如果不是疯狂的白痴,就必定是已经没有道德底线的强盗!现实中国中最大的危险,恐怕不是毛左复辟文革的疯狂,而是中国公众,似乎没有意识以,怪胎民粹是比毛左更危险的极左!追求极权的革命者!就象六十年前的中国人迷恋毛主席的伟大,八十年前的德国人疯迷于希特勒的良知。

"反户籍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是天朝帝国的政治正确。因为邓老人在明确遗诣"中国不允许变成资本主义的联邦共和国";只要政府不需要考虑纳税人税负痛苦指数的税收最大化的事业,"反户籍制度"既然可以剥夺"户籍公民(税后)福利",也绝对可以对户籍居民无穷加税,直到他们也只好坐下来,等着政府充满爱心的分红,糊口!otherwise饿死!毛主席的大饥荒,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杀死的就主要是还想吃饭的市民。因为湖南家乡拆迁而要杀广州儿童的牛二,足以说明这种政治行为的"历史合理性"。

"户籍制度"的确还不严格等价于"自治自理",因为中国仿古还不存在自真正的自治自理。因此如果有我们认定的民粹公害,认为我们误解于"反户籍制度"的真意,希望洗脱在他们身上的极权革命家的嫌疑,他们可以申辩,甚至非常简单地作出声明,他们奉守"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私有,个体私有的权益是绝对的权力"的私有制原理,并因此尊重中国人任地区的居民"自治自理,排外"的天赋权力(集会结社),因为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所生长生活的土地,默认权益不归属于任何其他势力或者帝国,土地属于居民自已。

以上问题并不复杂,任何人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明白我们的意思。笔者为了向认同笔者观点的同道解释以上原理,已经为"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私有,个体私有的权益是绝对的权力"的私有制原理,写了几千篇博文,写了几百万字;笔者可以断定,任何人必定明白我们(即任何认同笔者个人观点的私有主义者)对上述表述的理解。任何人对民粹公害的认同,只能证明他本身就是民粹。请观察目前目前仍然算是言论自由的互联网中的自由民粹,再观察有官方舆论管制的官媒言论,有没有一字半句让我们认为,他们接受私有制?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自我标榜"向弱者倾斜"民粹公害,要剥夺我们的对私有权益的拥有,剥夺我们"排外地,集会结社"的自由;充其量许诺"历朝历代都会给你们留下一点点私已",——>他们认为这就是私有制!——>的确,连毛主席在文革和大饥荒里,也给我们的父辈留下一条狗命,还养了起来嘛!我们这些被强制剥夺私有权益,连说"不"也是政治不正确的人,却不算"弱者";不管是否存在真比我们更弱更穷的人,这些民粹公害强行干预于我们与"弱者"的关系,这就是不受监督的绝对的权力。他们说,这叫革命!

请不加怀疑否定一切权威

请不加怀疑否定一切权威;
杨恒均先生对民主认识的误区;
南方系可能是改革的权威,但不可能是民主的权威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个人主义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因此笔者非常关注否定一切权威。首先当然是自已,笔者不是权威,笔者甚至决心永不留名,又谈何权威呢?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匿名的权威"。其次,笔者非常关注笔者还认同一些知名人士的错误,不是针对这些人士本人,而是针对他们可能被错误地视作权威,如铅笔社,也如薛兆丰先生。

象杨恒均先生在搜狐上的一篇《网上关于民主的十个误区》就有很多误区,该文新浪版可能给壮烈了。其中第一和第五条是明显的误区,其他几条似乎是对,但似乎都是独立而模糊的断言,很难称得上是"逻辑一致的单一断言体系"。杨恒均先生还有一些误区,没有出现在此文中,如杨恒均先生也是把民主当成反腐败的手段,高估了反腐败的作用,也误把"高福利"(其实是澳大利亚勉力维持的不正确的制度)当成了民主。几乎民粹派每一个民主误区,杨恒均先生都难完全洗脱嫌疑,而杨恒均先生又从来没有明确表述接受"默认权益归属个体"。

另一个被当作"民主权威"是南方系。必须明白,南方系不代表民主,但可能代表改革,仅仅因为改革不一定是民主!此处并非否定南方系的向善,而是要提醒,南方系是一个很大的报系,南方报,南方都市,南方周末,南风窗……,都叫南方系。正如铅笔社如果持个人主义的出版立场的话,南方系也必定是五花八门地有兼容性;必定有足够左的棍子。因此把南方系视作民主的权威是非常危险,不要说民主不存在权威,何况南方系本身就党报,要听党的话,必将服务于国有利益集团。这是天经地义的,无涉任何言论自由之类。

具体的名字不必一一点出,以笔者观之,南方系中真正称得上"个人主义素质"的,几乎没有,开明而温和的有几个,但总体上至少有一半,其实是怪胎民粹派的左棍

受害人举证太重要

"受害人举证"太重要,及常被左棍曲解的"误区"
人性本私的方法方程式:受害人举证
不敢断定左棍哲学家的恶意,无法把握最简单的法学常识

昨天强调《"默认权益归属个体"之"受害人举证",诊断"病灶,病原体"及"解决方案"》是原创,会让一些左棍思维方式的人,以为笔者"表功";实际上笔者就是针对这种人的愚昧崇拜权威的本能,强调"受害人举证"的原则,不要指望从别处看到权威,才把它当一回事!因为极可能根本找不到别的出处,但是它又太重要了。不出所料的是,真的有一些左棍,试图将"受害者原则"混同于"谁主张谁举证(谁维护)",然后又把如此重要的私有制法治的原则,当成是"黑爵表功"的意气之争。笔者认为此"误解"是恶意的

因为"受害人举证"区别于"谁主张谁举证",太重要了。后者可以兼容于法家暴政"总有一条法治死你""你说你是无辜的,拿出证据来"!前者仅适用于"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私有制的法治社会。在笔者为此原则的解释,已经写了几百篇博文以后,如果没有细读就作出武断,是对笔者的不礼貌,决非善意;如果细读后仍然有此误解,此人理解力仍暂时令人非常地遗憾;如果是故意"混淆",则是显见的恶意。因此笔者断定此人是恶意的。"受害者举证"是原则,不是观点;笔者认为此人是恶意的,是观点,不是原则。
公式表达如下: 谁主张谁举证=受害人举证- 默认权益归属个体;
或: 受害人举证=谁主张谁举证 +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
笔者命名其为"人性本私法学方程式"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相信是同一个左棍,进一步把"受害人举证"以摒弃既有之恶法,混同于"不能以道德理由,回避依法执法责任"(也可以参考《枉法是分裂之门》)。的确,从马恩毛狗的"哲学形意思维"来说,"以道德理由而废弃既存之约法"和"以缺乏受害人举证而置恶法",在汉语文句上,无非差别几个字而已;在他们的左棍大脑中,汉语差不多就是意思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一样……,否则此两者的区别,实在是太明显了。如果白痴不能写出如此通顺的语句,持此类论者,必定是左棍无疑,毛棍也必定如此争论。

这位左棍气势汹汹地质问了一连串反问句:"法制社会一定要依法办事,绝对不能人家依法垄断,你就非法买票,人家依法放火你就非法点灯?人家依法没收,你要非法摆摊,人家依法强拆你要非法建筑,人家依法钓鱼你且非法卖淫?",其含义就是"公有制帝的所有恶法,都要一条条地用到无权小民身上",换言之,毛狗是说"毛狗当权,就总有一条恶法治死小民",——>yes!从来都是如此!千万要相信他们的许诺:"李自成不是最后一个";此时用得着上文澄清的结论(不仅仅是观点):《依法执法,不是镇压》。

如果没有猜错,这个以为"受害人举证"是可以气势汹汹斗嘴的"观点"的毛狗,就是那个曾经拿着"米哈耶克"的章句,想当权威的哲学鬼子,笔者讥之为"哈耶克分子"。因为"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之"受害人举证"原则太重要了,这位毛狗哲学家的文革斗嘴的,恰是最常见的误区,因此笔者专门借此毛棍哲学家的光,解释一二。如果伤害了这位左棍网友的心灵,特此致歉,按受害人举证的原则,他可以请法医出验,证明造成了他的精神痛苦,比方说精神失常,误工若干之类。此即受害人举证的诉讼原则的用例

如果有朋友(可能包括上述"嫌疑左棍")会担心"冤枉了人,认错了人,误解了,不团结,不中庸……",那么首先说明,笔者没有团结、中庸的义务;"认为此人是左棍"是个人观点而不是刑事处分,因此不存在"冤枉",也不存在可以上诉之的绝对真理——>这正是前述毛狗哲学家的误区!其次就是笔者今天刚刚对儿女的严厉训斥:"如果你感到可能被误解了,冤枉了,反思你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人误解?"——>笔者的儿女是因为贪玩装疯卖傻不认真学习,挨了他妈的藤条,对于毛左哲学家,笔者早就忠告过:不要故意曲解

2013年1月21日星期一

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于文革复辟,仍然是完全没有免疫力

鉴定袁黑明粉与薄熙来集体宣传的关联度;
对袁黑明粉不敏感者,如非历史无知,就是文革粉丝;
袁黑明粉通过道德編罪,为体制缺陷洗脱责任;
袁黑明粉赵高指鹿为马式的文革政治流程

袁黑明粉之所以引起笔者的关注,不是因为笔者关注袁崇焕这个太微小的小人物,与明显政治导向的舆论炒作,构成"微不足道 vs 巨大宣传"的强烈反差。这种借小炒大是文革运动时代的政治惯伎。与袁黑明粉炒袁崇焕一样,"海瑞罢官"也是一个小枝节,但是与后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政治集团的炒作,形成强烈的反差,意味着某种政治势力,为某种可映射的政治目的,正在不惜一切代价。与海瑞罢官类似地,袁黑明粉也最终暴露出与重庆模式的政治联系,其中的积极分子,与薄熙来集团的有往来的政治关系,至少90%以上。

重庆模式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如果就明粉袁黑炒作的积极名人,开列一张黑名单监视之,估计可以对日后的极左政治运动,提供很好的预期作用。"黑名单"不是治之罪,不能算侵犯言论自由。令笔者惊讶的是,袁黑明粉的炒作,试探出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于文革复辟,仍然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正如袁黑明粉的炒作者所预期的那样,"汉皇/民族主义"对于极左意图,起到了绝佳的迷惑作用。只有极少数对民族主义完全不感冒的人,才会由其民族主义之中,嗅到完全不同的,极其不祥的恐怖性质的气息。

袁黑明粉炒作,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年,似乎已经被许多的,当初被深深迷惑的人所渐渐淡忘。但是重庆模式提示所有人,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袁黑明粉的政治炒作,也必定会再次回归。了解这种炒作的政治思维和价值观,可以帮助识别是下一轮舆论导向,就算不能阻止它,至少自已可以避免不恰当的卷入,甚至象许多自以为"历史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不知不觉之中为虎作伥。文革的政治炒作,就是针对这些人在传统文化中的常见缺陷,所制定的定的政治导向的宣传,以便把这些人变成红卫兵类的炮灰,至少是起哄的粉丝

袁黑明粉的要害,就是把历史教训中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次要的执行人,(如叛徒,内奸,工贼,当权派,老右派,富人,资本家,地主,富农,袁崇焕,王立军……),洗脱独裁者的主要责任(如崇祯,毛主席,斯大林,薄熙来);把所有人的贡献归因于独裁者个人,(如崇祯赶跑了满洲,斯大林打败了德国,毛主席赶跑了日本人,薄熙来改善了重庆的民生),让独裁者承担一点次要的责任,(如用人不察,用错了袁崇焕,王立军),从而为体制缺陷洗脱责任(明朝很民主,重庆模式就是好,文革是天堂)。

非常不巧的是,晚明官僚体制的党争,非常接近于文官集团内部的小文革;又很象天朝"民主改革"中的"两会廷议",黑袁由此以当朝的政治正确,以极左满意的定位,以明朝"谁的道德高"的道德治国的方式混淆所有体制和职务上的责任,用令中国文人麻木的汉民族主义的掩护,用似是而非的细节历史,几乎是长驱直入,差不多已经为文革和毛领袖,完全翻了案!这套文革把戏,无须具备对明朝的具体历史知识,甚至仅仅是从最起码的职务责任上,都可以发现其宣扬中的反动邪恶,如玻璃板上的苍蝇一样明明白白。

因为如此分界太明白了,"不是左派阶级"的人可以清楚看到袁黑明粉的文革伎俩,"左派阶级"的潜在粉丝被民族主义的意淫灌输得如痴如醉,为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明白无误的政治打击目标和跟班起哄的看客。这类政治炒作越是显得荒唐,反而越是显示其政治诱导舆论背后的强大的文革实力,——>没有足够强大的黑暗政治势力,不能推动如同赵高指鹿为马政治歪曲。越是让你感到难以接受,越是显示"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警告作用。这种政治势力真的政变登台后,对待异议者,恐怕就不是黑名单那么简单了。

道德治国的官僚体制必然失效

东林党作派的伪君子
袁黑明粉毛左民粹的东林党遗风
东林党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崩溃后的产物;
东林党是道德治国的必然产物,信仰"道德信仰万能";
东林党不对实际问题负责,用道德理由阻止一切自救

笔者不关注袁崇焕个人评价,(袁崇焕恐怕是映射彼时试图宣扬普世价值的温氏),笔者关注的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麻木!以及他们在甚至是虚幻的"汉皇/民族主义"面前,仍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今天这些人可以指责文革的极权,指责毛的残暴,但他们却对文革文化之源的明朝政治,和政治舆论操练文革的袁黑明粉,(如果真的不关心也就算了),能够积极地以"汉皇(毛?)民族主义"的理由,加入到指鹿为马的一方!当他们把对"中国古代"的浮夸,视为"爱国主义"的温度计时,笔者称之为"牛皮爱国主义者"。

当民族主义成为预设的前提时,这些人不可能再以稍为客观的态度去理解明清的历史,也不可能有理智对待当前世界上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冲突、矛盾和合作。他们却能够把这种愚昧的狂燥,美其名为"爱国主义精神"。如果因此而以为民族主义就是极左的全部武器,那是以为法西斯主义是最恶劣的极权了。事实上"民粹"较之民族主义,甚至是毛粉怪胎这些极左更为强大的武器,他们也同样可以把民粹,称为"向弱者倾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坏蛋",大概也不能自觉"民粹者必定是坏蛋",笔者称为魔鬼三招

袁黑明粉的所有"历史依据"基本上都是明代东林党在巨变后残余分子,所谓明朝遗老遗少的,混杂了幻想和武侠的模糊记忆。袁黑明粉在政治资助下,无疑能把这些模糊记忆的白字黑纸都咂个遍!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能够把这种记忆中的文字,拿来为明朝低效的制度涂脂抹粉,居然能够拿来为文革翻案!这种古怪现象,到底是传统的汉文化渊源,遗留到今天而与眼前政治需要结合的"巧合",还是象海瑞罢官那样,是有具体政治目的的历史题材的挖掘?简单说是文化陋习,还是特定政治项目?但无疑地,黄仁宇的书也被牵涉进去。

东林党在清朝所修的明史之中,是正派精英的文人群体,几乎等价于明朝守皇道教诲,有皇道良心的代名词。除了他们的价值观完全不符合人权私有的资本主义以外,东林党具有传统文化的一切美德:无私,忠君,奉献,不畏强暴,向弱者倾斜……!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解决问题,而且阻止一切关键问题获得解决。东林党是明朝灭亡前的文人现象,而不是明朝官僚政治的特色,是明朝官僚政治完全失效,所有改革完全失败后的清谈文人的集合,是在《万历十五年》以后,万历皇帝完全放弃文官集团,也放弃一切改革产物和尝试。

但是东林党却是明朝道德治国的必然产物。道德治国的官僚体制必然失效,道德批判必定比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更为轻易,通过道德批判博取个人的利益和声名,也要比解决实际问题所负担的骂名,来得更轻巧和更实惠。因此当僵化的体制再也不能适应变化的政治,(实际上是短缺,或者说苏杭现象的尽头),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批判集团,就会用道德哲学的理由,高尚无比地批判一切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批判一切贪污腐败。道德万岁!哲学万能!任何人与事,肯定能找到道德批判的切入点,何况御史可以合法造假,"风闻奏事"。

东林党人不是坏人,只是信仰"道德万能"的可怜文人。明朝的困境本身就是东林党人所卫道的"道德治国,等级社会,不缺信仰"的必然恶果,明朝的崩溃是苏杭现角利益链崩溃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东林党人只是一味指责任何改革之不符合等级社会的道德之处,如何克服苏杭现象的枯竭,那是当权派的事。东林党人象毛左和民粹一样,信仰"只要道德好了,等级秩序清楚了,一切自然都好了""现实如果有困难,一定是某些人事道德滑坡了,缺乏信仰,不守等级本份了,没有二次分配了" ——>笔者称"东林作派"。

东林党有一段自吹自摆的上下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笔者把这联子稍改,或更合事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咬文嚼字;国事,家事,天下事,假仁假义
横批:伪君子!

举国体制下君主专制的合理性

东林作派是谋求法家暴政的道德发泄;
苏杭举国体制下君主专制的合理性;
明清君主专制下文字狱的合理性;
怪胎民主派和毛左在今天的东林作派

所谓东林作派。本质上是一种文人精英在绝对权力失落后,谋求法家暴政而不可得的道德发泄。法家暴政"总有一条法治死你",在明朝时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没有把握该项权力的东林党人,就在道德上发作"总有一条道德骂死你"。袁崇焕必须被凌迟处死!正是对此种道德发泄被压抑中发泄的残暴的注脚。他们之不负任何责任的"总有一条道德骂死你",对于任何着眼具体问题解决的责任者,都是极大的人身威胁。袁崇焕,熊廷弼,陈新甲等人的死,并非真的失职,不如说是给这些道德君子骂死的,也掩盖了君主错误和体制缺陷

"总有一条法骂死你"的东林作派,与现实中如苏杭现象,因为客观短缺而不可调解时,其针锋相对也就必然导致党同伐异。任何试图解决具体问题的官僚,如果不想在问题被尝试解决前就倒下,除了组织自已一党与东林作派对骂,不要说做事,连自保都难!明朝官场的党同伐异,与其说是东林党人的道德败坏,不如说是明朝专制极权政体开始失效的表现。与此同时,明朝政府机能的失效,也说明所谓"极大民主"的东林作派,充分表现出"公有制不能搞民主""君主制是公有制是合理政体"的社会学规律。

今天细节如"袁黑"能够成为天朝文人的舆论焦点,意味着此事背后强大的政治诱导及其组织。毛左辈的作派与东林党人极为相似,同样以为自已是全心全意地天下为公,是无私付出捍卫天朝正义;他们的作法也是指责任何改革措施(或对或错)和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符合马恩毛经的皇朝正义。乌有毛左所使用的任何哲学,文学,细节,数字,权威……,只不过是预设马恩毛前提后的烟幕,就算是造假也是为正义造假。由东林作派自明流传的遗风,清朝的"文字狱",在当时君主制前提下,未尝不合理。

但是东林作派却不仅仅是乌有之乡毛左的作风,也是自称为"民主派"的民粹极左的作风。怪胎民主派只不过是把道德改了一个名字,叫"民主",甚至改为"普选,一人一票,革命"。所以笔者不能断定,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东林作派,愚民公害总是死灰复燃,还是政治诱导文革复辟时,不由自主的让东林作派故态复萌。不妨试想,文革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何尝不是毛选圣经下的东林作派?只不过是把东林作派的特许权,下放到孔庆东和张宏良这些造反派的手上,社会因此更为混乱,政府更为失能;而已。

东林党人相信"道德好了,一切自然完美,反之就是当权者道德坏了";毛左派认为"尊毛文革,一切就自然好了,反之一定是背弃了马恩毛的光辉道路",怪胎民主派则信仰,"只要民主了;一切就都好了",他们所指责的"不民主"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不够民粹"的道德指责;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普选才是民主",不愿面对"多数人暴政",不想知道苏杭现象,那些都是当权者的事!怪胎民主派只是宣扬自已"更向弱者倾斜,所以更民主",当改革者试图解决问题而不能立得时,他们指责"统治者不肯放弃权力"。

所以怪胎民主派和毛左,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斗争手段",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价值观都是公有制前提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斗争手段都是文革手法,也就是东林作派。完全可以预期,他们会在新文革中,一起变成造反派,也会在新文革的新武斗中,分别变成文革武斗里的左派右派;也同样会在私有制民主的资本主义进程中,成为对资本主义围追堵截的同盟军。如果对此判断有所怀疑的话,请您从"如何解决中国现实中的苏杭现象"出发,看看怪胎民主派,有一条不是象毛左一样,不是解除,反而是从根本上强化了苏杭现象

2013年1月19日星期六

倭寇是日本而来的海患是张冠李戴

随着苏杭现象的枯竭,"左右"将融合起来闹革命;
明朝的边患和动乱,几乎清一色因为苏杭现象的枯竭;
明清"反户籍制度的改土归流",得不偿失的烽火连绵;
黄仁宇把"财政悬崖后的崩溃 "归因于"明朝爱民,不肯收税"

毛左和怪胎"反政府,闹革命,向当权派的造反"的共识,因为客观短缺规律的不可抗拒,因为苏杭现象不可避免的枯竭、衰退,毛左和怪胎节节融合,革命队伍节节成长。无论是今天的怪胎和毛左似乎是"神似而形不似"的左右互咬,还是明末怪胎张献忠和毛左李自成的双剑合壁,或者是被仍处盛世的明朝镇压的荆襄流民大起义,都说明了似乎是左右互搏的毛左和怪胎,随着苏杭现象的退潮而结合。如果说革命的总爆发就象地震预测一样无法预知,则在短缺原理下,苏杭现象的是必不可免地步步退潮,直到革命的必然地突然爆发

甚至连明朝的所谓边患的发生,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苏杭现象的税源的枯竭,财政利益链不得不步步后退所致。明清西南苗疆的边乱,几乎清一色与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政策有关。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本来是由土著奴隶主作为包税人的部落,改为直接隶属当地官员,向当地政府服徭役和纳税,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作为当地的奴隶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当然是封建官僚比奴隶主进步,实际上却是土著奴隶主对属民(奴隶)负有直接的人道主义责任,中央政府虽然也是充满爱心,却要经苏杭现象分配,而且连汉贱民也顾不上

改土归流的本意是希望废除土司包税人这一层利益集团,政策目的是却是把少数民族的部落自治保障体系国有化,换言之反户籍制度,剥夺穷鬼土著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以便全国一盘棋,补贴人民政府的革命事业。广大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自然跟着他们先前的奴隶主反革命土司,成为让天朝解放军疲于奔命的武装黑社会。明朝三大征之一就是对川西杨应龙,消耗上千万两白银。安邦彦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清朝。明清两朝如果算算帐,恐怕会发现,改土归流想省点钱,结果是激起少数民族起义,花了百倍的钱,明朝甚至亡了国

努尔哈赤部反明,何尝不是东北版本的"改土归流"惹祸?本来是明朝边镇的喀尔喀蒙古(永乐时的朵颜三卫),因为苏杭现象的短缺,早在宣德时期就已经脱离了明朝的怀抱。东部蒙古几经北元变迁,到万历时已经成为东北李成梁要对付的边患,其入侵甚至弄死了前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如松将军。万历短缺的财政让东北边防军就地解决米饭,李成梁为了抗蒙古大业,借口边民谋反,让士兵到处打黑!剿人家的村镇犒军,让士兵自已当强盗,给自已出工资。清朝同样的行为被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明朝就逼出满州七大恨告天。

如果说明朝与蒙古的恶劣关系,还算得上是外交纠纷,那么前溯嘉靖朝的"倭寇"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从细川和大作部内讧,到徐海与王直部与明军作战,都可看出称倭寇是日本而来的海患是张冠李戴。明清的海禁,稍类似于今天的"外汇管制",倭乱起于明中叶,真正的原因是税源吃紧,因为财税不足,便国进民退垄断海贸,逼反了沿海居民。这些开源创流,也不断国进民退逼反民众的维稳措施,在苏杭现象未断流时,还似乎给历史学家一副明朝盛世的假象;当税源终于财政悬崖时,整个明朝就崩溃 ,类似于医学上"失代偿"。

黄仁宇精研明代财税资料,普天下暂时无出其右,但居然不能发现明朝财税"苏杭现象"举国体制低效,以至得出"明朝灭亡,是因为税收太轻"的怪异结论,也非常符合今天中央财税(苏杭现象难以为继)时,国进民退的政治正确。但是从黄仁宇对明朝财税的研究,仍然显示了,明朝在低劣的税收和行政效率下,苏杭现象透支到了尽头,帝国财政和整个社会经济也在苏杭现象的失代偿中"亡天下"的不可避免。明朝在走钢丝的死亡循环中,难逃财政悬崖的"失代偿"中崩溃经验,又让卢麒元等乌有毛左,找到了国进民退的新信仰。

以中国文人拍马屁的天斌,估计法学很快也会成为真的显学

狭义法学没有政治偏向,广义法学包括孔儒,马列,和宗教
归纳自已看过的书,可以发现民粹曾经看过的书;
民粹极左自觉拒绝"通往奴役之路",主动钻研官学"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
被哲学化的"显学"之经济学,即将被哲学化的下一代显学"法学"


黄仁宇是天朝少数几个不算是史盲的"历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因为,笔者从卢麒元这样的典型的毛左笔下,和包括一些"民主派"的笔下,都看到了明显是采摘自黄仁宇错误的"专业观点",笔者会直接忽略黄仁宇的错误,也算是爱护黄先生作为学者的虚名。但是左棍如同当年的马克思能够集古往今来传统文化的所有错误之大成,也如同当年的中国革命派准确的逐臭的天斌,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准确地捕捉黄仁宇的错误"拿来主义",笔者不得不指出,黄仁宇认为"明朝因为极低税而亡国"的观点,是显见错误的

地球世界不算大!即便一些读者不能发现笔者所用的资料,分别出自何处;不知道笔者读过什么书,但是笔者可以从绝大部分活跃的博客文章中,知道他们读过什么书。而且因为笔者看过的书,一般都要重新归纳整理,所以既不会当成经书一样掉书包,即所谓"中国式诡辩",一般也知道这些书的思想精华和逻辑上的错误漏洞,还了解这些作者形成书本中的思想的教育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所以笔者一般清楚,目前中国社会中错误的燥动中的思想,如民粹和极左,他们所掉的书包,到底来自何处,他们哲学烟幕是如何组织的。

很多毛左的前身就是怪胎民粹。民粹怪胎与毛左的区别,现实中似乎仅区分于"是否已经享有不当国有特供",在意识形态上怪胎似乎仅仅少了没有捧起民选。事实上绝大部分民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就是《资本论》。部分人可也读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凯恩斯的《货币,利息和就业》(如卢麒元),入门的会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由于公有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总是象卡尔.马克思读《国富论》一样,总能撇除其中私有制的内容,永远都能够在这些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上的各种名著里,找到必然存在的关于公有制均贫富的精妙名句

不难想象,这些怪胎民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如何的亲和了!他们可以一面走在通往极权的路上,一面称之为革命,自以为反对的是"当朝的极权"。社会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过程,所谓的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体精神,都只不过是预设了公有制前提后,在不同时期所包装的哲学烟幕。这些极左和民粹都能够很自觉地拒绝,诸如《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的选择》等通俗易懂的个体(人权)经济学的著作;自觉钻研凯恩斯主义这些"权威官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很难说这是官方安排的洗脑

经济学今天似乎是"政策参议上的显学",也比左棍和哲学鬼子攻击为"经济学的帝国"。实际原因却是因为,自朱镕基和温家宝先后接掌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以来,中央政策的理论根据,已经从早前的马列毛选,转移到西方主流的,但恰恰也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中国文人只不过是跟风领导的又一阵文化哲学的烟幕,同样很精巧地推开了《通往奴役之路》。习先生的进修专业是"法学",相信会帮助"法学"成为中华新词。以中国文人拍马屁的天斌,估计法学很快也会成为真的显学,而且法学与哲学的渊源,远比经济学为大。

狭义的法学是没政治偏向的,专门为了精确表述社会行会的概念定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清晰化,减少彼此的误解,避免在执法过程中的曲解和混淆。但即使是西方学者,所指的法学常常是广义下的法学,实际上如同主流经济学一样,只不过是用于论证历朝历代的当前政策的正义性(正义法)。孔儒从广义上说也是两千年中国帝国皇朝的主流法学。这类中国文人并不陌生的法学,最擅长道德挂帅,服从指鹿为马的政治需要,专职偷换概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如果您准备崇拜法学,请记住,宗教,马列和孔儒也归属法学。

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

从王老吉商标案,探讨产权认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标准

从王老吉商标案,探讨产权认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标准
"私有制的有效持有认定"和"公有制的特许(公)证认定"
契约有效的依据是契约责任的利益主体认定
没有"默认权益归属"之有效持有认定,就不存在契约的市场经济
王老吉商标判归广药,违反私有制原则,导致三方皆输

今天借王老吉和嘉多宝,再次解释"私有制产权以有效持有的原则"。此处并非指责广州中级法院在此案中的偏袒国企广州药业,如果不考虑"有效持有"的私有制原则的话,广州中级法院把王老吉商标,判归广州药业,在表面上符合"有效契约为据"的"英国法治传统",文化上也符合"民间如不能举证国家的产业授权,就是无法产权"的公有制习惯。

如同明朝对私有土地作国有化时,要求地主拿出地契,(拿出的)就要求原来的卖地者拿出"合法的卖地依据",一级级上溯,总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如此说来,明朝也是法治的,承认产权可以私有的,唯一没有奉行的就是"私有产权是一直有效持有的权力",而偷换成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党和政府授权的,才有合法的财产权"。这也是中世纪欧洲,包括英国时代的财产权观念。因此,广州中级法院以"嘉多宝不能出示广药转让商标的契约"为由,把该商标判归广药集团,至少符合明朝和同时代的英国司法标准。

一些仅仅关注"英美法治的契约形式"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契约的依据是能够履行契约义务的利益主体,必须首先确认该主体权益的认定方式,才谈得上有效的契约。它实际回答了"法治起源"最根本的问题,也回答了"国家从那里来"的问题。假如财产权不是按"有效持有",那么任何人对自已的利益,比如说自已的身体,需要先证明"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已的",不然需要向国家颁授"我是自身的主人"的许可权。至于说"向弱者倾斜",言下之意就是"我的利益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是弱者"——> 这是法治观念吗?

"没有默认权益归属个体"(有效持有)的私有产权,也就没有契约合作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逻辑关系,您真觉得很复杂吗?

再次强调,笔者对此案并不了解,也不评价当事人的道德好坏,是否有遗漏情节;笔者仅仅以此案作例解释,"默认权益归属"与"政府(国王)特许财产权"的区别。笔者知道,"饮料行业"在八十年代,不是向民营企业开放的产业;并且早在五十年代国有化时期,除了毛帝管不着的香港以外,所有传统名牌商标已经全部收归国有。估计"王老吉"从彼时起,就被划拨到广药集团。因此如果嘉多宝在当时打算要借广东的凉茶文化,在饮料市场创立一个地方性的民族品牌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广药集团借壳,租商标。

类似的"腐败,原罪",广泛存在于彼时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民营实业企业,除了后来根正苗红,凭国家特批的开发证的房地产商以外。后者现在赚的钱,也远远超过任何民营实体企业,只有金融和央企除外。简单对照一下这些民企出现前后的商标甚至土地等资产,就可以发现当时完全是沉淀中的废物,而且因为被国家控制的特许权限制,完全不可能被市场开发。但也由于彼时国家对民营的严厉监管和限制,只要摆脱"默认权益归属"的"有效持有原则"的话,追溯原罪,实际上可以把近二十年出现的民企的主要资产,收归国有。

如果按"有效持有原则"的话,那么嘉多宝一直投资和持有王老吉商标,是无疑的;广药一直没有持有异议,也是没疑的。而且自八十年代起,必定已经超过了民事追诉的二十年期限。一个有效持有和投资超过二十的的商标资产,因为过去被监管的原罪,而可以被无偿国有化。民营企业在一个公有制体制中,创新,创业,都是何等艰难,甚至是徒劳无益。

类似对国企的偏袒,对广药有利吗?如果笔者没有估计错,此案的后果,第一是让嘉多宝无端端支出又一笔重建品牌的广告费;第二是骗了广药自已!白白投入一笔钱,想摘王老吉的果子,结果是除了国企在银行多了一笔坏帐,积压了一仓库卖不出去的王老吉,广药什么好处也没有。违反私有制"有效持有归属"的原则,嘉多宝,广药和政府税利,三输!合理的判罚是,承认嘉多宝二十多年来的有效持有;在此基础上按广药的有效举证(如果有的话),再按嘉多宝由此获利而不亏本的上限,充其量让嘉多宝对广药作一次性补偿。

张五常的俨然经济学的理论,只是错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策的掩护性烟幕

张五常和他的粉丝,掩护苏杭现象的哲学烟幕;
"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哲学谜底是"苏杭现象税收最大化";
张五常和谢作诗等人在苏杭现象中的各怀鬼胎

苏杭现象可以解释诸如"出口加工业对财税的意义""人民币升值是好是坏""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等等,这些争论的烟幕背后的真实的政治哑谜。苏杭现象下两江三角洲的对外加工业,实际上是对苏杭现象的强化,以便两江三角洲的财税重地,更能承受整个国家的税负。所谓的农民工低人权政策,实际上是半强制的,同时用两江三角洲的"户籍"作诱惑的,对此两地的出口导向的来料加工业的补贴。人民币不能升值,所谓向农民工倾斜,纯粹是烟幕屁话;真实原因是保住两江三角洲的税收,同时用农民汇薪,补贴后进地区。

所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与否"的争论,实际上分别处于"市场经济改革,必须放弃人民币管制"和"保持举国体制计划经济前提下,低估人民币和出口导向,是对苏杭现象的最大维护",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前提下的烟幕。更妙的是,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谢作诗,甚至把后者称之为"市场经济改革"。还能强词夺理地声称"货币必须干预,货币不存在市场价格"。对照一下后进地区的民粹对苏杭现象的支持,可以看到谢作诗所谓"为四川农民工"而支持苏杭现象的出口导向,与薄熙来在重庆的民粹获得部分川人支持,道理大同小异

张五常所称的"中国的县级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再配上"朝鲜工人会很守纪律"(即低人权优势)……,这些话连起来,就不容易让人误解了(或者说不易为张辩护),张五常的体制设想是英国中世纪的权贵下的等级经济,即被资本主义革命的都铎王朝以前的经济模式,也是英国在殖民地实行的经济体制模式。张五常显然没有理解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史。所指的现实情况,是中央政府试图解决苏杭现象的尝试:通过放权并向中西部县级投资,希望这些地方产生财政自足的增长,从而最终消除对苏杭现象倾斜的历史。

通过苏杭现象的税收净余,向西部倾斜,扶持西部建立自足,最终消除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财政依赖,是自明朝朱元璋向西部移兵开田,就已经开始的政策。明清和毛朝的"改土归流",是该项政策的延续。毛朝的大三线建设,算是走进了军工的歪路子,朱温内阁的"西部大开发",是集中在经济设施建设上的倾斜政策,也是"三驾马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西部的路桥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衰败时,不妨衡量一下,西部的净税是否已经可以自足了?类似的尝试,以不同的形式,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结果是清一色的劳民伤财。

张五常和谢作诗称的"人民币不能升值(所谓货币尺度稳定)""美国比中国财政更纪律,更能维护美元币值稳定"等等强辩,甚至不能算是经济学的命题。不必争论美国债务上限,QEn和财政悬崖对美元币值稳定的影响,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美元币值真的是因为美国财政纪律而坚挺,也只不过是中国外汇储备,到底是向越南出口屯积越南盾,还是向美国出口屯积美元的区别而已。关键在于"中国经济依赖于苏杭现象的出口,以便让中央财税最大化"的既定政策结论。张谢等人,只不过是此政策下,各怀鬼胎的烟幕弹;而已!

因为张五常和他的粉丝的种种俨然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只是错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策的掩护性烟幕。张谢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苏杭现象是举国体制的中央集权的现象,不可能存在"如何通过经济学规律,让苏杭现象最优化"!把落后地区的精壮劳力吸引到出口加工区,赚取微薄的薪水,再用税收倾斜回馈,效益是低下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任何证据指责张五常和谢作诗教授等人的人品和经济学专业常识,但需要认训到,即使张谢不是严格意义的体制内利益集团,但仍然在错误的政策传统下,自费当上五毛烟幕弹

黄仁宇的明代史,实事求是的睁眼瞎

黄仁宇的明代史,实事求是的睁眼瞎
"明朝税负低"逻辑类同"天朝税负还有增长空间";
明朝民众已经转死游离,中央财税赤字日渐崩溃;
黄仁宇完全忽略了明朝政治低效率,却默认"明朝经济发达"


明朝依赖于苏杭现象的举国体制极低的效率,居然让信仰举国体制的文人,产生了"明朝(16世纪早期)经济繁荣,税收很低"的错觉。道理如同天朝的帝国税务局,代表了中国的纳税人,实际上也颇得"高福利,国家包起来"的毛左和怪胎民主派的精神支持,他们声称"中国税负不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假如中国经济的确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假如中国行政税负的不是苏杭现象的继续,假如政府是会下金蛋的,不同领导人只是"如何给国民分红"的观点不同……,假如这些乌托邦的理想都是现实的话,他们是对的。

不要以为只有马恩毛左才信仰举国体制,至少在中国文化圈内,马恩毛的批评者的绝大部分,信仰的也是举国体制。比如说目前中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黄仁宇先生,在他已经是力图摆脱道德史春秋笔法的历史研究中,仍然表现出对中央集权、举国体制和孔儒传统文化,先人为知的结论,从而让他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显得象一堆睁眼瞎的细节哲学。黄仁宇的研究是认真的,资料是丰富而且对笔者也很有用,但是他的资料是明显证否他的结论的,类似的情况在贡德和麦迪孙等人,对明史的研究中也存在

联合阅读在黄仁宇的著作,扩展到黄先生对汉唐和荷兰和威尼斯税收研究,可以看到黄仁宇完全没有"税收效率,行政效率"的概念,如同贡德和麦迪逊等人,没有"远洋运输成本"的概念。前者把明朝漕粮帐面定收的,诸如四百万石作为明朝的税负,实际上那相当于后者的"到岸价"。由于明朝极低的行政效率,因此明朝极低的净税入,与威尼斯每年约500万两白银的税收完全没有可比性。黄仁宇的错误,是把接近资本主义水平的威尼斯和荷兰的税收和行政效率,想当然扣到举国体制的明朝头上,去感叹明朝税收"太低了"!

不要说明朝正税年年欠帐,总是通过附加税填补缺口,即使以糟粮计,实际税负都大大超过早在朱元璋时定下的定额。仅仅是在朱元璋强性规定的"永不起科"的名义限制下,转用其他名目征收。而且由于明朝的定额是以到税,后来是以到达户部的"到仓率"来计算税粮,因此真实的税负水平,远远超过黄仁宇所错误以为的3-5%,五倍是非常保守的,算上十倍不会是过分的。无论实际税负是多少,总之达到了两方面的极限:在民间是苛捐杂税让民众宁愿逃难流死,而在朝廷财税上就永远是缺口,皇室内库又因而与户部正薪争工资!

由于黄仁宇和贡德等人,本身显然不是就郭沫若这种马恩毛的文革队伍的干将,又是在美国学术环境中镀着金的,很容易让一些缺乏历史和经济常识,却显然跟随着名人做粉丝的觉醒派,以为他人是"右派的历史经济学的专家,权威",而忽略了他们本身也是处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普通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和方法论可能是有缺陷的,他们本人的价值观可能也是比较左倾的。尽管如黄仁宇等人实事求是的历史采证,在可以供我们完全不同中的实体经济学等方法论,得到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解释,和对明朝经济状况完全相反的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央集权的文人,黄仁宇所在的蒋氏同样是一个党国一体的政治专制集团,蒋也一直在宣扬着"儒教社会主义"。黄仁宇对财税和明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凯恩斯主义最盛行的的六七十年代。如同布罗代尔一样,当这些历史故纸堆中的专家,想找点主流经济学镀金时,不大可能找到默默无闻的平民屌丝米塞斯和哈耶克,几乎肯定变成凯恩斯主义的"白银促进经济,铸钱促进经济"的粉丝。如果再以中庸姿态接受吴晗孟森等人断言的"明朝是发达的前资本主义",黄仁宇著作的政治观点,已经可以预期。

明朝经济不可能发达,如同中世纪欧洲不可能繁荣

明朝经济不可能发达,如同中世纪欧洲不可能繁荣;
明朝的君主承担了制度的后果,明朝的臣僚替君主承担了恶名;
明朝大部分"现代派历史"是凯恩斯主义改写的历史;
米塞斯:每当出现新的理论,历史就被重写一次


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等人尽管是实事求是的睁眼瞎,但是比起袁黑明粉之类的天才绝顶的大话王,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得多!只要理解了实体经济学的方法论,完全可以忽略黄仁于和布罗代尔等人,明显是东施效颦的经济史的个人结论,轻易验证我们自已的预期。不理解大历史观的人,就会象马恩毛一样陷入精神错误之中:个人主义者可以采集如黄仁宇,朱镕基和雷日科夫提供的资料,却拒绝他们个人的观点!这些毛左哲学家甚至打算"精通哈耶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以证明哈耶克是马恩毛哲学家,不难理解他们因此而狂燥。

苏杭现象既不是古代中国财税的特色,也不是中国特色。如同西班牙帝国在与明朝大约同期,也执行了类似的抑制新生经济产业的政策,以维持旧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垄断。苏杭现象实际上是任何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特点,帝国规模越大,苏杭现象越明显。最终,帝国因为苏杭现象的极限,而在一个其实不太大的规模上,达到扩张的极限;在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后,开始持续的坍缩,直到曾经强势崛起的帝国灰飞烟灭。西班牙帝国的苏杭就是后来爆发反抗的尼德兰。尼德兰独立后,西班牙的财税转而压在加泰罗尼亚身上(前阿拉贡)。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臆想的"封建社会后,社会主义前"的一个形态时期,而是市场经济达到一定的经济份额的表现;就可以直接排除,诸如"西班牙和沙皇俄国,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在这些严酷管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中,可能存在着后日马克思主义极以形态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暴政极权,但不可能存在值得重视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再理解中央集以帝国对苏杭现象的依赖,也将直接推翻黄仁宇,郭沫若和吴晗等人"明朝经济水平发达"的猜想。如同基督教断言的中世纪繁荣,是根本不存在的

笔者不接受金庸所称的"明朝的君主,就平均素质而言,比清朝君主差几个档次"。这种所谓素质,本身既无法对比,也是无关紧要。如果对明朝下一个粗略的评价,笔者认为明朝的君主实际上承担了制度缺陷的恶名,而明朝的大臣,无论是严嵩还是被抹黑的袁崇焕,都是因他们君主的政策后果而承受了道德恶名。但是当明朝"生产力水平"被马克思主义者定为"前资本主义的发达社会",并得到汉皇民族主义者等牛皮爱国鬼子的起哄称是时,整个明朝的历史也就象欧洲中世纪一样,被锁定在不可解的道德哲学的烟幕中,口水乱飞

黄仁宇等历史学家,开始尝试从"政府财税运转的条件""货币条件与历史经济的相互作用"等角度去理解历史,无疑要比几千年的道德史在方法论上的进步,——>但并不等于他们的个人观点就是正确的,更不说明他们就是"经济史"的权威!他们实际上是用先验的"中央集权优越论(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去重写历史,如同米塞斯预言的:"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历史就被重写一遍";凯恩斯主义盛行的20世纪后期的"经济史",甚至是历史本身,大部分都是凯恩斯主义"重写"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先验的社会理论"重写的历史,对于个体主义者来说,当然不可能作为现实社会理论的论明,否则就将构成逻辑上的"自证循环"。后者正是德国历史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逻辑缺陷。这是一些盲目信赖黄仁宇的觉醒派的误区,在忽视了明朝极低的行政和税收效率,更忽视了明朝税负不对称的苏杭现象后,这些觉醒派因此而在政策立场上,而向马恩毛靠拢。既然黄仁宇可以在明朝亡天下的结局面前说"明朝因为太爱民,税收太低",天朝税务总局当然也可以说"天朝更爱民,所以中国税负不高,还有增加的空间"。
思考题:大历史观的历史解读,也是社会进化论下重写的历史,请问是否也构成自证循环?为什么

2013年1月17日星期四

明朝是一个依赖于苏杭的帝国

明朝是苏杭现象的巅峰,明朝亡天下是苏杭现象的崩溃

明朝是苏杭现象的巅峰,而且更集中在太湖以东。当时称之为"嘉湖熟,天下足"。明朝可以视为一个更为透支苏杭现象的宋朝,以便把防御前线远远地推向中原农业区与草原的边缘。对苏杭民生的透支,固然"减少"了地区差距,因为苏杭地区的税负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的身上,似乎了"减少"了该地的贫富差距,"平息了民愤"。但是不知是因为明朝竭泽而渔的政策,导致了苏杭居民的反抗,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一直到张居正末期,都在江东地区执行着摧毁新生产业。按黄仁宇的观点,这是避免新生行业形成新的政治组织。

明朝对江东地区透支性的税负和消极性地抑制新生经济的政策,按正史说是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仇恨,难以自圆其说。张士诚是朱元璋的败军之将,仅仅因为宁死不降,就让朱元璋迁怒于嘉湖民众,并且迁延数百年之久,牵强得不值一驳。嘉湖民众怀念"诚王",不如说是对比于朱元璋以降的暴政,不太坏的张士诚,也显得爱民如子了。这就如同经历了毛灾大饥荒的陕西老农,在党媒采访时,不但不感恩老毛没把他饿死,还不知好歹地说"阎锡山时生活最好"……,咔嚓!导演采编的干活!阎锡山爱民如子吗?充其量相对老毛而言吧

明朝在苏杭地区的透支性税收,很可能是明朝本身的前进政策,更依赖于苏杭地区尚有净余的地税。明朝整个行政系统,可以说中了苏杭现象的毒瘾!整个明朝的北方防务,也依赖于经大运河向北方转运的漕粮,区区四百万石米!明朝甚至早在永乐时期,江东的农民因为逃税,就已经一度让多达一半以上土地抛荒!此后虽几经起伏,都没有回复到张士诚的产出水平,尽管同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可能有所增长。无可置疑的是,从嘉靖到万历,嘉湖地区产出直线下降。到崇祯末年,无论是北方防务还是西北赈济,已经无能为力

明朝是一个依赖于苏杭现象的帝国,其北方防务和落后地区的赈济,完全依赖于极少数较发达地区的定向税收,该地区的经济又被长期的压榨而枯竭,整个帝国在专制监管下也没有产生出替代性的税源,帝国既不愿让地方自治以减轻帝国成本,也不愿意与武力独立的边疆区和平相处。无论是对北方的蒙古人,还是对西南苗疆,或者对东方的海上贸易华人组织(被正史指责为"倭寇"),还是对东北的满洲,明朝都持僵化的、好战的前进政策,所谓"拒不妥协"!反而作为国内竭泽而渔的新旧借口,迫反全部民众,直到亡天下!

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帝国,一旦东方税源不可避免地枯竭时,将是何等样的内外交困,也将是何等样的不可救药。有限推行前进政策的宋朝,北方防务崩溃时,并没有出现明朝那样的逼反西北(最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西北处于西夏的控制之下,与其说西夏为宋朝增加了麻烦,也不妨说西夏替宋朝安定了上一代的李自成。宋朝相对保存良好的东南经济圈,也足以在北方防务崩溃时,轻易组织起依托长江和嘉湖的防务,并且因为北方防御线后退到淮河,国防成本反而下降了,南宋甚至比北宋更为繁荣富裕

但对于明朝就不同了,依赖于苏杭现象,却是过分前缘的防守,因为僵化的国防政策而恶化。前方的崩溃因为后方经济实力被掏空了;当前方因为后勤接济不上,崩溃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组织象宋朝那样的"第二防线",真是谈何容易?1644年的后金也远比1120年的女真,更了解中原汉族社会。只要这些满洲军政集体,当时唯一成型的,并且已经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经受了的锻炼的新生国家,难够推迟一下享利,以吊民伐罪的姿态,在中原亡天下的时侯,要入主中原,真如探囊取物一般,又何必归因于"天意?昏君?汉奸"?

南宋放弃北伐时,南宋反显得比北宋更为富裕

唐宋明均亡于苏杭现象枯竭后的"失代偿"


如果不考虎西汉的关中和汉晋的洛阳与苏杭现象的大同小异,则南北朝自宋梁两代南方经济全面发展以后,苏杭现象就已经左右着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绑定于政治体制的皇朝兴亡。唐朝国威之衰可归咎于安史之乱,但唐朝之亡却是因为唐朝无法适应大运河开通后,东南经济的蓬勃发展。隋唐政治重心迁就苏杭税负区,以减轻帝国政治成本的尝试,随着隋炀帝的死亡和隋朝的覆灭,江都梦无声而逝(顺便说说,隋炀帝不是一个昏君),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令不出洛阳,更谈不上适应苏杭现象,财力短缺也令唐无力措置诸藩镇。

宋朝定都大梁,可以说是对唐朝几乎所有"失当政策"的调整。宋朝既然不可能放弃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也就不得不陷入到底是透支苏杭现象,还是在国政成本上对苏杭现象妥协的两难选择。传说中宋太祖迁都洛阳之说,是因为争位的原因而被晋王(后来的宋太宗)否决,但是观察一下当时洛阳的漕运能力,远远不如大梁,而宋太祖拒绝渡大渡河征战西南,希望付款于辽帝购回山南(燕云十六州),与辽东两安守边等政策,都说明迁都洛阳的想法,冲突于宋太祖妥协于苏杭现象的既定国策,被群臣和太宗否决自在情理之中。

宋朝采取了对"苏杭现象"的妥协,避免对苏杭地区的税基竭泽而渔,宋朝国用也就显得相对宽绰,社会经济也显得相对繁荣。但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不改,尽管宋朝的财力在历代封建王朝之中首屈一指,但仍有国力不支覆盖的边际。西夏党项的反叛,尽管不能视为明朝逼反建州女真的翻版,骨子里仍然是宋朝不愿再承担中唐以后,对吐谷浑(及党项)极为有利的丝马汇率的边境贸易,而欲直接开通往西域的丝换马贸易的通道。唐朝因为需要吐蕃和吐谷浑的马与雇佣兵,丝马汇率非常优惠(五倍于市价),这是宋朝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因此也就产生了以垄断西北贸易通道为目的而存在的党项西夏国,以维持对宋朝不利的"丝马贸易"。北宋一直无法在实施如王安石变法,以套现征服控制河套的兵力,还是司马光和范仲淹所主张的,放弃昂贵的西北马路,专注于步兵建设之间取舍。王韶一度在王安石透支苏杭现象所得的增税支持下,控制了河套地区;基本上压制住了西夏的兵力,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实际上是苏杭税收不堪透支,北宋军不但前功尽弃,甚至连对辽金的守御也趋于崩溃。明朝因前进政策而财税崩溃之症,致退而困守,已现于王安石变法前后

北宋的崩溃,以女真代为北宋选择的方式,让王安石变法无疾而终;敌忾之下,南宋也放松了对地方防务的钳制,而在事实上拥有了远胜于北宋的地方防守力量。南宋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诸道厢军的,远较北宋为强大的战斗力,如南宋四川地方军,而不是岳飞军这样的侨客"新北府兵"。后者相对于北宋的禁军,既不见得比柴荣和宋太祖时代的禁军精锐,规模兵力更是远为逊色。由于北方对于宋朝来说,本来就是消耗税收的地方,北方的丧失对于南宋政府财力的影响不大,当南宋放弃北伐时,南宋反显得比北宋更为富裕

明朝则在朱元璋收复中原后,由蒙古人"替明朝"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以透支苏杭税基为代价,把防御前线维持在草原边缘,甚至一度推进到草原深处。但终因草原的军事行动,相对于中原帝国来说,边际成本高于高昂,对于蒙古来说则相反。明朝终因财力不支而渐渐退守,实际上只不过是比王安石变法后的神宗政策,更激进,更漫长,崩溃也更彻底地再次尝试。辽东战争只不过是明朝依赖于苏杭现象的前沿困守的崩溃,崩溃也的确是从苏杭现象被透支破产后,财税所得再也不能补贴"西北灾荒"后的民变,先从内部烂透了

明朝与宋朝的政策,实际效果几乎相同

苏杭现象中高宗,秦桧和岳飞;宋朝,明朝和清朝

从苏杭现象可以轻易理解,诸如高宗和秦桧等"汉奸"的合乎理性的政治动机,以及岳飞等"民族英雄"的不知,与现实政策冲突的自取灭亡;以及中华传统帝国几近永恒的内敛、萎缩和崩溃的历史模式!道理非常简单地,当中央集权的统一,依赖于苏杭现象对极少数相对发达地区的压榨,补贴贫困地区,作为这些地区"支持统一"的回报,中央集权就将陷入了两难的政治处境。如果不是依靠相对发达地区的财产,持前进政策,直到经济崩溃后后退,(如明朝),就是放弃对边缘地区控制,冒边缘地区转为敌对的危险(如宋朝)。

明朝与宋朝的政策,实际效果几乎相同。依靠苏杭现象保持的政治统一(前者政策),必定以相对发达地区因为重税负而导致的经济衰退,从而削弱中央政权的补贴能力,让后进地区分裂甚至反抗。无论是持明朝式的前进攻击政策,还是持宋朝或明朝中后期的消极防御,实际上边疆防御成本大同小异。在缺乏国民主权的联邦体制情况下,较发达地区(如中原)的战争成本远远高于边疆地区亡命民族(如蒙古),在拒绝西方现代那一套民主联邦休制,剥夺边疆的自治自卫权,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除了从边疆地区节节后退,别无他法

事实上明朝甚至仅仅是在仁宣年间,尽管明宣宗宣德皇帝仍然尚武,但是明朝已经转向与宋朝类似的防御和岁币政策,仅仅是在名义上称之为"朝贡",好听一点,但是成本甚至更为浩大。前进政策的边疆区的浩大成本,总是让朝廷指望在边疆区"以战养战"就地取用,结果就是因为对边疆民族不可避免的压榨而激起边变,进一步构成浩大的边疆战争成本,如明清两朝的西南苗疆的连年战争,可以视为汉民族皇权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野蛮征服和血腥的大屠杀,较之所谓"美国西进对印第安人"的屠杀,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进政策不但会激起边变,事实上也对帝国本身的安全构成毁灭性的"外族入侵"的策源地。造成明朝灭亡的建州三卫的叛变,就与李成梁的辽东边兵的掠夺取饷有关,甚至连努尔哈赤的爸爸塔克世也被明军屠杀。表面上看,西方苗疆因为地险缺马,难入中原,——>真的是这样吗?那就看看广西太平天国是如何借宗教为名,转进江南腹地的。太平天国起事之处,就是明朝西南战争中大藤峡大屠杀之处。当年的壮族兵就以骁勇而为宋明的厢军和边卫,太平天国的壮族兵,至少在早期主力中的主力,也是"一个顶一百个"的老革命。

清朝的政策吸取了宋与明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不象明朝那样禁绝边疆贸易,强迫边疆危难民族拼命造反进攻,如明朝拒绝俺答和后金的求和;另一方面也不象宋朝那样被动地"纳贡买平安"。清朝的武力迫使边疆民族承认清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慷慨地以赏赐的方式"买平安",同时垄断西北贸易通道,皇室再与蒙古联姻,将蒙古变成清朝雇佣军的自治领。相反,当清朝在西南继续了明朝的压迫政策时,清朝西南苗疆同样是兵连祸结,尽管势力威慑到了缅甸。宋朝的政策自太祖起就避免入征西南,倒和大理段氏得以睦邻友好。

宋朝的财税之苏杭现象,早就已经到达了承受的极限,北宋之丧失北方边疆区,正是极限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秦桧当然最了解财政支撑不起对北方的战争。北方本来就是接受苏杭现象下的财税补贴,岳飞军要求北伐与北方本来要求补贴,对于秦桧来说完全没有区别,也知道(国制不改)打不赢也守不住。但对于岳飞来说,就类似于今天"反户籍制度,要向北方地区倾斜"的要求一样,放弃北伐就意味着岳飞军变成客寄于南方朝廷的,不满而孔武的团伙,简直就是侯选的侯景,加上岳飞与高宗君臣相疑,南宋朝的政策不难预期。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基督教文化视角中的"黑客帝国"和创世论;
基督教文化对进化论和古生物学抵触;
古生物学是"物种间利益合作的成功,失败和尝试的历史"
古生物学的意义在于,古生物学就是社会进化论

笔者8岁的长女正处于人生观的启蒙阶段,有时问问题非常刁钻。可能是恐龙游戏吸引了一段时间,今天忽然问:古生物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不好问答,估计也没有多少人回答得上。它涉及到非常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生物学?生物学有什么用?古生物学有什么用?今天很多世界观上最根本的问题,之所以难倒人,也因为世界观在这一年龄开始形成。

孩子的问题可能只是朦胧的疑问,笔者自已因之的思考可能远远超过孩子的期望。如同孩子看过黑客帝国,忽然似乎是重复剧中的话:"What is the real,How do we define the REAL? Whether we are living in A Matrix World?",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显然不是答案。笔者好一回才答,"短缺边际,是物理世界(真实)不可模仿的特征"。如果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家庭,黑客帝国的问题相对容易面对。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创世主,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黑客帝国的存在,符合"创世,设计论"的世界观。

黑客帝国,无非是"创造,设计"世界的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本人,就肯定是控制了世界的一个魔鬼。黑客帝国就其创意来说,其实有一部前集《Cyber World》。说的就是未来世界时兴搞虚拟世界的电子游戏,今天的世界就是未来世界中的一个电子游戏版本,万没想到游戏中的科学家创造了另一个虚拟世界,居然发现了"边际规律"不可以被电子智能模拟。游戏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因此认为虚拟世界不道德,因为游戏中的"虚拟人物"有独立的灵魂,按基督教的观念,他们是真正(有灵魂)的人,而不是游戏中的人物角色。
ps:Cyber World中主人公验证虚拟世界的办法,是驱车长驱直出,在足够远的地方,将看到电子的边际

但是"什么是生物学?生物学有什么用?古生物学有什么用?",就是基督教家庭的禁忌话题。因为上帝是造物主,生物万物都是上帝的作品,(因此基督教认为转基因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生物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目前的生物有什么种类,按什么根据这样分类"。基督教对环境保护是下意识的,"因为上帝创造的每一样生物,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有意义的,都应该得到保护"这种观念演化成今天的"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但至少也符合"生物学有什么用",至少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相互作用,也是与不同的生物合作的问题。

但是古生物就完全灭绝了!已经灭绝的古生物,当然不可能对现代人类,还能有什么用处。基督教甚至认为,古生物学除了用来攻击基督教,什么用也没有。

对于基督教的家庭来说,古生物学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因为除非接受"上帝创造了进化论的规律",否则古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必定会推翻圣经和"上帝造人"的故事,从而颠覆基督教文化的全部伦理,至少需要为其中仍然被认为合理的部分,找到额外的论据。象米塞斯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哲学,其实就是类似的尝试。正因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必定抽掉了基督教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一向被认为"不言而喻"的依据,所以从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开始,进化论(古生物学)就处于被基督教攻击的焦点。

笔者很了解基督教,但笔者的家庭不是基督教文化,因此没有此类禁忌。笔者一直介绍的社会进化论,就是"古生物学有什么用"的答案:"古生物学反映物种间寻求利益合作的黉试,和物种间利益合作的成功与失败的客观规律"。换言之,古生物学所研究,就是为人类社会的相互合作,提供符合科学三要素的实证根据。古生物学,就是社会进化论。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

民粹公害信仰政府是下金蛋的活神仙

多数人暴政在寻租腐败中,自觉卫道苏杭现象;
民粹公害依靠要挟政府的血酬实现寻租腐败
民粹公害不承认政府不能创造价值,不承认物理世界存在短缺边际;
"信仰政府创造价值+政府趁机无限加税"=人间地狱


《黑客帝国》是一部好的电影,但是相信公害民粹都不愿意看,或者根本看不懂!因为所有公有制信仰的民粹,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就停留6-8岁儿童的智力水平:没有短缺和边际的乌托邦!不错,Matrix就是这样的乌托邦!那里没有短缺和边际的限制,因此生产的意义只是敲打键盘时不同的数字,如Neo需要武器时,送来一个军火库!《黑客帝国》是一部很有思想深度的现实片,现实中唯一不同的就是,自觉维持Matrix/动物庄园的,不是Agent和机器人的镇压,而是公害民粹的"无短缺,无边际"的信仰,他们称那叫"有信仰"。

在多数人暴政自觉维持下的中央集权,寻租腐败中形成的苏抗现象,或者更细微具体的如"公立幼儿园免赞助费""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强行要求北欧模式高福利,却拒绝延迟退休!",如此这般的民粹现象还有很多,每次总是能够引来无数的"这个公知有良心啊,关心弱者啊,号召免费啊"的起哄。部分香港良心学者,利用了国内正在虚心向外学习的民众的更大混乱。所有这些良心民粹的共同点,其实就是信仰"这个世界是没有短缺的乌托邦""政府可以无限创造价值的",因此民粹只要无限索取,就成了为民请命的公知!

民粹公害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但如果传统文化完全没有感受到边际,他们就不会号召"节欲""居安思危""计划生育""限制消费"……,所以这些同样被视为传统的美德的行为号召,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从整体上感受到了"短缺"的压力。但是当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体,自行通过储蓄/投资/替代,试图至少克服短缺对自已的恶劣影响的时侯,传统民粹一方面声称"均贫富,向穷人倾斜,所有储蓄国有化……",剥夺任何个体自备危机的积存,马克思甚至指责这些危机储备为"资本,资本家",凯恩斯主义则视储蓄为经济灾难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用印钞票的方式,通过稀释自治个体的货币储蓄的办法,把个人备荒储蓄国有化!尽管个体在储蓄领域的货币功能被摧毁后,还可以回到古老的易货贸易,改为储蓄可预作易货的收藏品,诸如房子黄金白银古董贝壳烂石头之类。这些东西储蓄,总会比没有备荒要好,但易货交换效果当然远远低于货币经济的流通,无论是从储蓄备荒,还是从投资替代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凯恩斯主义对老经济的损害,对新经济的压抑,可能仅次于中世纪式的特权经济。凯恩斯主义泛滥,经济迅速地滞胀,不是偶然的

民粹公害信仰政府是下金蛋的活神仙,而且可以通过人民监管,彻底消灭腐败。如民粹公害相信,互联网极大发达的"网络反腐",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监督官员的作用,如同民粹相信,一人一票的普选不是多数人暴政,因为可以把腐败的坏蛋马上换下来。总之,可以无穷下金蛋的政府,之所以不能把追求白吃白喝高福利的劳动人民,全都象乖宝宝似地养起来,搞成"欧洲文明的高福利",那是因为中国官们没信仰,当官腐败都贪光了!甚至想象出这些贪官把人民币赃款都带到外国,或者兑换成外汇了,显然又没有兑换的限制概念

民粹公害信仰"政府创造价值",恰恰就是寻租腐败之所以构成多数人暴政的持久精品的"苏杭现象"的注脚,因为政府恰恰也信仰着"政府可以无限收税""无限收税积极花钱,可以拉动经济",这一套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已经被唾弃的显见错误,仅仅因为"欧洲成功""北欧模式""凯恩斯主义"是泊来的洋货,公害民粹就仿佛找到了权威,至于洋人屌丝学者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被民粹公害们很机灵的扬弃了!"民粹信仰政府创造价值"加上"政府信仰无限加税",双剑合璧,还有何等地犹不可造就?

交换创造价值而不是生产创造价值

交换创造的"价值"未经严格定义;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积累)"与资本等价;
价值是用于抵销需求满足所需的成本的收益;
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是"短缺,边际"

"交换创造价值"而不是"生产创造价值",不是可以争辩的哲学命题,而是"短缺原理,边际原理"所决定的客观现象。因为客观世界的资源,对于任何既定的需求来说,都是短缺的,都将被渐渐消耗,因此才必须交换创造价值,释放彼此的边际,寻找彼此的合作和替代。基督教马恩毛孔儒这些民粹,最大的公害就在于,他们都具有用"主观的哲学"回避"客观的短缺"的特异功能。每当你指出实际运作中的限制条件(短缺)时,他们就跟你"向弱者倾斜""毛主席万岁"之类,跟你没完没了的哲学,这些畜牲道德优越感强得很!

"交换创造价值 vs 生产创造价值"之所以会一些哲学鬼子,误以为是哲学命题,主要原因自然是哲学鬼子都有点精神病,总是以为他们的哲学可以解释一切克服一切;即哲学无短缺限制,或称哲学万能。其次是"价值"一词虽然是约定俗成的理解,但也的确没有加以明确的定义,但等到用"价值"作为概念去描述"交换 vs 生产",就发现这是一个可以白马非马的偷换要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价值"什么的,笔者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啥,不过知道他们是分别抄袭自亚当斯密和js穆勒的作品

由于"价值"一词一向缺乏单一的定义,如果被哲学起来就会没完没了。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要把"价值"的争论赶出经济学领域;这句话是萨缪尔森的弟子斯蒂格利茨针对罗斯巴德说的。斯蒂格利茨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无法面对罗斯巴德对价值的质疑,因为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认为大萧条证否了短缺原理,因为生产是过剩的;钞票就是财富,是可以无限"创造"钞票拉动经济的。没有短缺观念的凯恩斯主义者,要把"价值"赶出经济学,不是当污点证人揭发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而是说"只有凯恩斯主义才是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和价值体系中,有着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描述,至少不是"单一的无歧定义",没有必要深究。大致上,很难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价值与资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显然完全没有"交换创造价值"的观念,尽管理论上有所妥协,"某些过渡性历史阶段,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非常模糊的烟幕,但是"生产创造价值""生产(掠夺)创造资本"是马克思主义非常明显的观念。这种误区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笔者问孩子:"怎么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短缺?"8齡童问答:"多点工作啊"。
该问题是在孩子们看了《黑客帝国》后作恶梦,笔者解释说:"真实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是真实世界有短缺和边际,无法模拟(不可能计划经济)"。笔者感到这是一系列很好的问题,也是很终极的回答,也已经带出了"价值"的定义:价值就是可以抵销个体需求中的成本的收益。在外界环境足够大,对于个体需求来说可以认为无限大时,如个人身处中的市场经济,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短缺限制的,这就是每个人直觉的生活体验。数学上相当于"无限接近即等效,如无穷小等效于零"的微积分中的"无穷,接近"。
ps:笔者也曾就"无穷,接近"向孩子解释,甚至用到了她们数学漫话里的"无穷魔王利维坦"作比喻,但终于失败;至少8岁前不能理解无穷与绝对之间的数学概念

价值是抵销个体需求的成本的收益,意味着我们创造的任何价值,必须服务于既定的某种需求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需求,彼项价值对我们也就是没用的,所以我们不去占有海水,除非是盐被专卖。它也意味着张五常常用的"机会成本"必须是假定有确定价值量度(如稳定货币),并且人是有不计其他需求的单纯逐此量度之利的本能,这种假定不成立的。因此机会成本实际上是在封闭货币环境中的金融博弈的概念,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生产不能创造价值,原因就在于我们必须先介定需求,同时支付的成本资源是趋于短缺的。

京沪广和二三线城乡房价的背离

城乡二元经济是苏杭现象的侧影,"城市欠农村"是伪命题;
苏杭现象解释了京沪广和二三线城乡房价的背离;
落后地区的城市"补贴消费型"的户籍背后确有不当福利;
牛二移民却指责付出额外税收的"苏杭居民""户籍背后的福利"


所谓的"中国(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经济论"(如朗咸平),类似于忽视了南北半球前提后的"七月是夏天还是冬天"哲学命题,忽视了所谓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实际上只不过是苏杭现象的一个侧影,是对中国官民二元经济真相的掩盖。如同用两维的空间(城乡二元)描述四维的真实世界,不但完全失真,而且入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城市阶级对农村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路子,根本不可能再反映真实经济世界中,因为中央集权的多数人暴政而构筑和维持的苏杭现象,也不能理解目前京沪广房价,与二三线城市之间房价的背离。

中国所谓城乡二元,所谓"城乡欠了农村的""城市要回馈农村""政府行政手段,减少城乡贫困差距",是反对户籍制度的主要理由,也让代表了农民喊"农民苦"的天使面具,几乎清一色扣在民粹魔鬼的猪狗不如的畜牲面上!只要从苏杭现象上观察就可能发现,无论是就发达地区,还是在落后地区而言,所谓的"城乡二元",除了挑拨穷苦平民之间的互相仇恨,唯一的效果就是掩盖了对民间经济敲骨吸髓的"官营看得见的手"的掠夺;而仅仅是对"发达地区,比起落后地区,更城市化"的意会,幻想成"城乡对农村的欠债"。

事实上,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和广东,也有大量的贫困市县,只有少数市县(其实就是两江三角洲的少数市县)算得上是较发达的。即使是在这些少数发达的市县,贫穷的本地居民也是占了大多数,除了富得流油的国营和垄断公业和编制内的公务员,(合同制和临时工不算),真正富起来的人也是很少数的。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苏杭现象所制造的贫富差距是全方位的,也说明少数富人是何等地,在事实上承担了全国的税收和补贴的负担。反过来也可以说,当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时,中国经济将是何等的翻番飞跃!

那么在所谓城乡二元的反对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中,所谓的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到底是定位为"城市阶级"还是"农村阶级"呢?事实上,去年无论是东莞,顺德,南通,韶关,还是中山等地,发生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工群体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被认为是"户籍制度黄金地"的上海,杭州,广州和深圳,(南京差点啦),而是发生在当地还有能力接受外来工的,但却是相对比较贫穷落后的二三线城市。换言之是这些"发达地区"的边缘贫困的群体,与落后地区中相对强势的群体(所以才能千里移民)发生的冲突,那么谁是弱者呢

所谓发达地区如两江三角洲,尽管是相对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但并非是占地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城市,而仍然是城乡夹杂的,农民比市民更多的综合地区。在这些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城市阶级和农村阶级"的对抗,反而的确存在着"贫困土著与强势移民"之间的冲突。同理,在占全国90%的其他可称为落后的地区,同样也有城市。那些地区的政治型城市,的确成为压榨当地农村居民经济的寄生虫,一方面需要本地被统治的农村的供应,另一方面需要中央财政的补贴返还,与发达地区创造着中国主要财富的商业城市截然不同。

落后地区的政治型城市(它们的地方经济管制也严厉得多)由于是吃补贴的,的确存在着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比较明显的福利,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它们的福利主要是通过国营和政府公务员系统输送的,跟体制外的小百姓没啥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些城市的平民子弟,才会离乡别井跑"移民东南飞",到人家的城市里找新生活的机会。如果说要求那些一直吃补贴的的落后地区城市"反馈农村",道理上说得过去,但他们显然没有能力;而让从来没有拿过落后地区城乡一分钱的"苏杭地区"感恩负疚,无非是牛二均贫富的逻辑;而已!

ps1:后进地区的城市化,实际上是让吸引该地区富裕农民在城市大量消费,农村因此更萧条;类似于资金集中到京沪广炒楼,各地包括楼市都跟着萧条
ps2: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开始出现,农村中其实已经没有可以更多余的劳动力,可供向城市移民的城市化了不明白李总理的师爷,竟会出这种笨主意!
ps3:"城镇化"最伪差的暴露就是,其潜台词是"后进农村不可以城市化",否则"城市化"不存在与"移民"的必然关联。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多数人暴政的公有制社会中,永远是拉帮结派人多力量大

苏杭现象的多数人暴政,证明革命,普选,一人一票均不可行;
民主不是否决自治的多数人暴政;
自治自理的宪法条件下,事实性移民的接纳才成为可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土著居民的自治体和移民利益的自治共同体的协商与排外

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所导致的地区差距之苏杭现象,并不是什么独裁者对少数地区的专制统治所能维系的;而是因为多数人暴政的寻租腐败现象,因为多数人中对公有制的认同中,而把他们的个人努力定格在"寻租腐败"的远大志向下,正是在多数人作为牛二,在他们"为自已的特权而奋斗"时侯,中央集以的举国体制,所谓公有制帝国的暴政,得以坚如磐石!试问就算是顺从民粹的牛二的愿望,闹革命搞掉几代统治者,或者搞成"一人一票,全国普选"的法式民主,中国是否就能够成为一个人权自治自理的联邦国家?

事实上,甚至于联邦社会中的普税制,"普通都是纳税人",都被偷换到中央集权的现实和历史中的苏杭现象。明明是极少数地区中的少数人,在多数人暴政的强奸下被抢劫,这些不能对自身税负sayno,也不能索取他们任何税后市民福利的"强者",未必被视为纳税人,——>如国资委就声称"国企创造了大部分税收"——>他们干吗不说国企,税务局,海关和中央银行,及金融垄断,和中国政府,共同创造了全中国税收呢?信仰着公有制绝对权力的民粹公害,不是一直闹北欧模式,指望绝对的权力,能够公平地给他们优先分红吗?

当这些实际上毫无纳税人所享有权力!更遑论自治!终于在名义上被承认为(仍然是毫无权力的)纳税人时,却又带上"不是亲自纳税的,才叫纳税人"——>这在自治自理的公民社会的宪约中,可以作为等效的正确,但前提是所有用税法案,是经过自治自理的联邦民主体制所审批的预算,从而保证对富人和富裕地区加征的公共税收(美国就是联邦税),不是出于多数人暴政的"再分配"的目的。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公民在"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宪法保证下,公民才与纳税人的意义等价。民主不是否决自治的多数人暴政,切记!

只有在明确人权自治自理的联邦国家,如何解决苏杭现象构成的"流民"的问题,才能作为彼时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确定人权自治自理的私有制原则基础上,被提上自治自理中的广东江东诸自治城市的公民议会的议事案中。这样的自治城市必然是排外的!——>不排外就不叫自治了!也就无所谓民主了!但并不排斥历史遗留问中的移民,以适当的条件,最终成为城市自治公民中的一员,但绝不等价于"开放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只有在自治条件下,移民接纳才成为一个内收的历史遗留,而不再是苏杭现象下的开放成本。

人权自治自理的民主改革,是建立在自主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力的基础上;当然就包括排斥外来者的权力,因此才会有"私有财产,私有家庭"的概念。基督教和民粹,在故意混淆"农奴制度不准迁移"与"自治自理制度天然排外"之间的区别,所谓的"迁移自由",只是说明了,基督教和民粹就是多数人暴政的传统公有制的信仰,与资本主义没有半点关系。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然也允许同质的移民结成"移民之间的自治团体",以此作为与本地自治公民议会之间的利益协商者。作为此团体的利益自保,也同样会自然排外

人权自治自理的任何组织,都是排外的。在多数人暴政的公有制社会中,永远是拉帮结派"人多力量大",这种行为将导致成本畅口不可控制。除非用于革命,否则根本不可能用于民主团体之间的利益协商。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为什么与革命势不两立,绝不可能由革命实现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原因。移民自治团体,如果是为了打倒苏抗或者广东的土著公民阶级的自治权,就会拉上全中国的穷乡亲"代表了",否则就会自然排斥那些拉车边侯鸟,限制"入籍"对本地居民造成的成本负担。这样就看到了美国的户籍制度

市场经济去特权,农村自然城市化,经济腾飞自然而然

市场经济去特权,农村自然城市化,经济腾飞自然而然;
苏杭现象下的"城市化"是"高税收+高房价"继续"拉动经济";
"高房价不能拉动经济"等价于"大萧条不能拉动增长"

通过让渡地方自治权,让后进地区也能自治自理,从而省去中央的救济成本,至少也就省去了中央印钞票的部分压力,大概也为对经济相对发达,但已经奄奄一息的重税负地区的减税,创造实质性的条件。如农村如此市场化,预期下任的总理先生的"城市化",腾飞就是题中之义,根本不必折腾,也不必计较什么GDP,但也就不必提什么城市化了。反之,如果否定了各地自治自理的前提,东方仍然运行在苏杭现象的光辉大道上,待总理的"城市化"国策,很难与一名凯恩斯主义培养的本科生的作文相区分,虽然还有无数的五毛马屁。

用举国之力争辩"凯恩斯主义就是真理"是很容易的,绝对是"1+1等于几?总理说几就是几",否则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政府印钞票构成的附加税,因为主要作用于尚有积蓄的,货币经济也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富裕居民,只不过是强化了苏杭现象的中央留成比例而已。如果李先生打算通过凯恩斯主义去拉动各地的,由政府"积极花钱的财政"(仅仅2012年12 月,全国突击花钱两万亿!)去搞基建的所谓城市化,只不过是三架马车"高税收拉动经济增长"的同义反复。相比之下温的所谓四万亿,就算完全贯彻了,也不值一提。

不能指望,中央会反过来补贴经济相对发达的两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说句不好听的话,能给这些相对不那么穷蛋的地区减减税,就已经是善莫大焉。不过那样的话,这些地方怎么城市化,也就不关李总理什么事也。何况,两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早就远远超过内地的任何地区。所以李总理如果不是,实际上不知城市化来龙去脉的所以然,幕下权威师爷说啥,总理大人就跟着鹦鹉学舌当权威的话,所谓的城市化,大概就是"全国剥夺户籍制度的福利""高房价拉动经济增长"的同义词,只不过可能是要把房地税收到中央手中。

如果不考虑饥荒时代开始,为了避免城市饿死人的影响更坏的话,所谓"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早就没有什么好剥夺的。所谓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那是要等待城市自治自理,本地税收留成归于自治市政府后才能考虑的未来学问题。至于高房价拉动与本地户籍的挂钩,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二十年!买下本地房子,为土地财政作出的贡献的,早就已经入籍了本地户口。所以笔者真的很难理解,今天的民粹公害所谓"反户籍制度",到底跟"打倒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更看不出,李总理"城市化"还能有什么不坏的新意?

正在被现在的官媒宣传机器大举吹捧的"城市化",很可能是拍脑袋的,甚至只是试探五毛有多傻逼,或展示继续教育后,刚刚精通了凯恩斯主义!显然不仅仅是待总理把凯恩斯主义当成权威。一位叫童大焕的公知,平时的字还活灵活现,只要接触到房地产,就会变反户籍制度的民粹公害,无非是因为此君写了一本书,让粉丝买了必定会永远升值的中国房子!——>只要苏杭现象不会令经济因此萧条的话,童先生的建议,至少有某些年月会对的。童大焕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无知而成的公害,可怜他还真的以为自已"信仰公平的民主"。

高房价是土地财政的衍生现象,京沪广的高房价是结合苏杭现象的衍生现象,本身都是实体经济萧条的伴生现象。高房价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大萧条不能拉动增长"的同义反复!银行大量因房地产的坏帐可能,与大量的房子空置,都是土地财政下(房价涨)的经济萧条(大量空置)的表现。不要说哭闹要入户籍的已经是穷移民,(有钱的早买房了),就算这些移民统统买房入户,也只不过是消化了现存的积压房子(还没算二手房),GDP早就已经算进过去的帐里,又怎么可能拉动增长呢?除非那是凯恩斯主义的艺术化

自治自理地区,完全没有社会福利可能会更好

"城市化"如果不是"反户籍制度",不如如何解释?
"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与体制内特供相比,不值一提;
"剥夺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但保留体制内特权,社会成本不可控;
自治自理地区,完全没有"社会福利"可能会更好;

理解了中央集权帝国王朝下的苏杭现象,和苏杭现象在基层牛二中的寻租腐败现象,不难理解盛行于天朝帝国的"反户籍制度",到底是何种样的正义了。牛二民粹的"反户籍制度"之令人作呕,不在于其损失利已的初衷,更因为他们是"损人不利已"的必然。对于已经长期在一地生活的移民来说,如果他们不是放任、鼓励苏杭现象下,"全中国穷地方的人都可以自由移居到别人家里",他们作为一个自治团体,甚至仅仅作为零散的支持居民自治自理的一分子,早就已经被接纳为本地居民了!拒绝民主进步的,难道真是独裁者吗

与此同时,预计将是下任总理的李先生的"城市化",就不知还能如何解释了。因为从苏杭现象的成因,可知落后和贫困地区是如此广泛,根本原因根本不是什么"缺城市化",如同病人不是"天天吃药化",病人如果没病却吃药,那是没病吃出病,还没病的,那叫神经病!争论城市化还是不好,纯粹就是"南方应不应该供暖"的烟幕哲学,可笑的是,几乎全部官方权威"经济学家"全部陷入其中,难道双是命题作文的口水作业?贫困地区的"低城市化",原因是这些地方更严厉的管制,政府更庞大,更加无所不管

由苏杭现象的成因,可以看出落后地区,除非实行全国的自治自理的民主改革,否则在现有体制下,依靠掠夺自少数富裕地区的税收,经中央补贴的,依靠土著公务员和国企这些特供阶层消费的城市居民,同时也是让一些民粹公害垂涎的"城市人的福利待遇",本身就是需要被补贴,本身就同时掠夺着土著的更穷苦的农民和穷人,还怎么"扩大城市化"?由此可见,在苏抗现象的前提下,贫困落后地区现代体下的"欠城市化"的落后,是公有制中央集权背景下的衍生现象,所谓城市化,充其量"公立幼儿园免赞助费"样的新政而已

"公立幼儿园免赞助费"向公众展示了,所谓"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也不值一提,与特权阶层的特供差之甚远。民粹公害鼓噪的"反户籍制度",充其量是让"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摊薄到完全没有为止!却不会为带来牛二民粹幻想所宣扬的"废除户籍制度后,就成为有政治特供的市民了"。虽然在"必须否定自治自理制度的合理性"(如邓老人称决不搞资本主义的联邦制)的前提,完全剥夺居民税后福利,倒也不失是让牛二民粹失去盼头的好办法。但是在特供现存时,将意味着不可控的成本畅口!即高税收、强监管、无福利!

在完全自治自理的地区,就算完全没有"户籍制度下的地方自治福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甚至会更好!因为需要求济的人会变得很少,私有化的慈善本身就可以解决救济需要;而且"危难救济"从来都不是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如同美国也可能收留古巴的难民。问题在于,公有制帝国的苏杭现象下的"发达地区"的政府福利,也是短缺的,只能以特供的方式供应当地的官僚和党员干部同志们,大约消耗了九成左右的相关税收;只有零头才会被用以所谓的"户口相关的福利中",——>正因为短缺,所以才最后与户口挂钩

在这些地区留成的税收中,照样是10% 以下的没有丝毫纳税人权益的富人,向政府输送了税收利益,补贴了这些王八蛋,把自已地方的经济监管得奄奄一息!如此暴政,甚至在当地,也是在其他90% 的,没有丝毫市民意识的所谓"穷人弱者"的多数人暴政的跟进下,为了零头的所谓"户口制度背后的福利"!如上海土著居民自矜的"上海户口",蔑视于所谓的"外地港督,苏北的穷亲戚"。这些土著牛二狭隘的地方本位,偏偏被外地民粹牛二跟进,要将其户籍福利也剥夺之!报应?!大概也可以算得上是马丁神父定律的又一实例

2013年1月14日星期一

各地区和部门年末突击花钱的妙用

各地区和部门"年末突击花钱"的妙用;
真实的地区差距比四六开大得多;
江东与广东承担全部绝大部分净税收;
接受补贴的地区越来越穷,类似西班牙的美洲白银;
苏杭现象是举国体制伤害极少数地区居民的多数人暴政


将朱镕基先生透露的信息,与各省市实际税负贡献(自用与返还比例,与GDP排名不成正关联)对比,就将发现,真实的地方差距,比四六开还要大得多。广东省估计提供了净税收的二分一,江东吴下(不含苏北)提供了三分一以上,其他地区能够提供的,只是帐面上的税收(中央返还大于其上缴),和帐面上可以随政府积极花钱而增加的GDP。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和广州的市长会拼命地花钱,办了世博办亚运,不明内情的市民,还跟着外地人骂这些市长"乱花钱太腐败",大概以为钱没花,就真的可以留在广州和上海了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有什么地方是想独立的话,广东和江东,也许还有福建,这些净税出的省市,最渴望得到类似香港那样的财政自治权。也可以预计,在联邦制下,广东和江东这些地区,因为更多税收留在本地,经济和福利水平,即使在现有经济程度上,也能马上增加一到两倍。因为市场衍生的效应,笔者估计在十年内会增加十倍左右,珠三角和上海的民生富裕程度,会马上超过香港市民目前的平均水平。也将反过来证明,除了中央加在这两个地区身上的沉重负担以外,香港的经济制度,其实比广东和江东地区都落后

因此中国真实的行政经济,是十分一的发达地区,补贴着九成以上的落后地区。而在落后的地区之中的贫困农村,则补贴着这些地区中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与广东和江东的城市不一样的是,落后的地区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消费性的,由国家控制的国企及政府消费食客,构成了这些地区的主要的消费阶层。正是在这种等级社会文化浓厚的传统地区,盛行了其实是南方净税收补贴的,令人作呕的所谓"京派文化,北派艺术"。包括袁黑明粉和毛教逆流,就是在这种补贴下泛滥的。这也是笔者不喜欢国内御用影视和文学的原因

极少数地区承担了整个帝国的主要税负,经中央政府的周转,补贴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这种现象并非当代特色,至少在汉唐开始,就已经而是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古语称"天下之半出于关中(汉)""苏杭熟,天下足(全国财税就足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清初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所指都是这种现象,不妨命名为"苏杭天堂现象"。明朝时江东地区的净税,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仅仅是苏州一府就达到20%!松江府(上海)占全国税负的5-10%!所谓大运河的存在意义,根本原因就在于苏杭现象,而非商业目的。

整个帝国的税收压在少数发达地区上,强制少数地区补贴中央财政(明朝)或其他贫困地区(当代天朝),自然是对资本主义分子和地区的严厉惩罚,所谓"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显然是对这些地区的奴役,是对自治自理的合理权益的粗暴侵害;但除了帮助维持了一个全国一统的帝国官僚政治以外,即使对于得到补贴的贫穷地区,也只是为当地官僚阶层提供了补贴,也扩大了他们管制社会的能力,——>不要忘记,这些地区同样处于财政的短缺之中!补贴让这些地区落后,类似于西班牙得到美洲白银,却越来越穷

中国自宋明以后的中央集权下的积贫积弱和领土内敛,与中央集权的政治造成的苏杭现象密切相关。苏杭现象其实就是以举国体制之力,伤害于极少数地区的居民的多数人暴政,所谓"不患(大家都)贫,贫(少数人自力致富的)不均"的体现。在经济效果上既是抑制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潜力,同时令政府财政和投资受补贴的大多数地区的经济萧条,同时拉大了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显而易见地,最贫困的不是发达地区的穷人,而是不发达地区中,那些补贴城市贵族的农村居民!他们是最凄惨,最无望的

苏杭现象的成因是多数人暴政的举国体制有效地运转

联邦社会自治自理,不存在苏杭现象;
苏杭现象的成因是多数人暴政的举国体制有效地运转;
苏杭现象损害发达地区的同时,更损害了落后地区的农民利益;
反户籍制度的牛二,是试图寻租于苏杭现象的民粹腐败

在地方自治自理为政治基础的联邦国家中,苏杭现象是不会出现的;也就不会出现举国体制国家那种难以克服的地区差距。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接近于荒芜的地区,但是该州的居民就算跟香港人比起来,也是富得不得了的富人。一旦中国放弃导致苏杭现象的政治体制,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得到真正的腾飞,至少民生个人生活水平,改善几倍的同时,大大减少了社会中贫富差距,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结果。一个向此转变的社会,怎么可能有内乱?针对统治者的革命?但未必没有牛二的内战

苏杭现象的难以克服,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被压榨的极少数地区的居民的不反抗,而在于压榨少数人的多数人暴政的举国体制的有效运转,并且得到多数地区的民粹的支持。从反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可以看到,就算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也不能克服苏抗现象,反而会因为中央的节制也消失了,苏杭现象反而会变本加厉!苏杭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央贪财恋位,而是落后地区的民粹公害,以自比弱者地位(他们比发达地区的官僚特权阶层穷一点),迷恋经中央权力周转后的补贴!尽管这种补贴,让这些地区的穷人,更穷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落后地区的官僚和国企特权阶层,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他们认为,象薄熙来那样不择手段地,从全国纳税人身上咬来的大肥肉,至少对本地不是坏事!只要假定举国体制的帝国前提下,的确不能说是错的!甚至于这些地区中的城市边缘者,通常是这些地区二三线城市和富裕的农民家庭的人,他们从落后地区的城市户籍制度,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好处主要是当地的土著公务员和国企贵族分光了!他们却能跑到江东和广东这些地区,要求"废除户籍制度",而全然不顾这些地区的官僚特供,并非通过户籍制度。

这些在他们的家乡,时时刻刻伤害着自已的乡亲的聪明鬼,到了别人的家乡,却能用被他们伤害的"家乡穷人"的名义,伤害别人的乡亲!还美其名为"向弱者倾斜"!他们是统治者吗?难道这些怪胎民主派,不也口口声声要民主吗?试问他们装腔作势的所谓民主,有那条不是卫道着举国体制的苏杭现象?试问他们有没有为他们的家乡父老的利益考虑过半分,有没有批评过举国体制?有没有承认过人权自治自理的合理性?毛左如果不是享有特供的特权阶层,恐怕就是纯种的民粹牛二;民粹如果夺权,无非是新一代毛左;而已

可以看到,这些民粹牛二在苏杭现象的背景中,所谓反对户籍制度,其实就是寻租腐败者索求不当特权的强盗行为。因为其来自苏杭现象对应的,必定是大多数的贫困落后地区,所以他们也反对联邦制,反感于"多数人暴政"的提法(反对《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观点),他们所谓的民主,是全国普选,由他们代表的多数人暴政;在此以前他们要求无限制入户于"苏杭天堂"的江东,广东,和补贴最多的帝都和卫城,北京!天津!但是无论所谓都市化如何吹嘘,苏抗现象下的京沪广这几个城市,不可能接纳全国牛二,而免于亡天下!

在苏杭现象中,考虑到少数发达地区的税收,实际上也是这些地区的少数富人所提供,不难想象广东和江浙的民企真实的税负,到底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走官商和赖昌星之流的路,根本不可能长期保持盈利!又考虑到广东和江东的诸如"公立幼儿园补贴"所展示的福利分配,不难想象,这些所谓富裕地区的民生,是如何的"高税收,无福利,高失业"。但是牛二民粹却仍在以这些发达地区的特供阶层为标准,要求在当地享有特供;京派为主的民粹公害,也在煽动仇富的什么"二次分配"。民粹牛二欲壑难填,可见一斑

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为暴力建构的基督教宗派

马恩毛左,怪胎和基督教分别闹的那些"民主";
基督教标准下的"绝罚""开除出教"和"独裁,不民主";
除非特别声明且信守诺言,基督教的"民主"可视为民粹;
排斥资本主义的基督教,也认为自已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先进性

毛左尽管嘴巴上也要民主,但是他们那种独裁者主持下的,只允许奉承的毛左粉丝,同时无端端要逐批杀灭同胞,所谓不断革命!但肯定不是创造了灿烂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民主!怪胎民主派也自称民主,但是他们要的是"均贫富,不允许人权自治自理的",实际上就是"不患贫,患不均"的民粹。从毛主席煽动牛二闹革命的历程,可以看到怪胎民主派的所谓民主,其实就是毛主席要闹的革命。有些怪胎民主派,还从基督教的神学哲学家笔下找到论据,则进一步说明,基督教在脱离人权自治条件下的所谓民主必定是忽悠

基督教对于革命的信心来源于基督教代表了"先进性"的信仰,类似于马恩毛也相信自已代表了"全人类的先进性";基督教信徒可能是以为,全世界善男信女联合起来,围剿于不民主的国家,也必定会帮助任何革命后的国家,按创造了灿烂的现代文明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模式,"全盘西化"——>他们要的恐怕是"基督教政治化"!从而跳过了革命后的稳定和建构的大难题。只要把基督教宗教战争的历史代进来,就可以发现"不民主"的罪名,相当于从前的"绝罚""驱逐出教(相当于中共的开除出党)",基准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价值观

现代基督教眼中的所谓独裁者的标准,不区分私有财产自卫需要对抗马恩毛的民粹运动,还是公有制理想走到尽头后的极权主义!基督教与马恩毛在价值观上的完全同源和吻合,基督教甚至会把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正常的市场契约,对马恩毛这些左派的镇压,视之为"不民主""开除出教"的理由,称之为"右派",而视任何被判为独裁者的人或社群,为异教徒,因此按照基督教宗教战争的古老习惯,就可以人人得而诛之!"杀一个异教徒,灵魂升上天堂"!如非基督教特别澄清,否则可把基督教所声称的民主,视为民粹的本身。

如果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确就是基督教的先进性,不能说基督教信仰者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尽管可以相信,基督教的本意可能是好的。问题就在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成功,根本不是基督教的原因,恰恰相反,是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自由",直白点说就是"把基督教路踢进阴沟里的自由",因为人权自治自理的自由,通过独立于宗教的战争,拒绝了基督教神权对人权私有的控制,抵御了教皇对民族国家的控制,摆脱了教皇对社会经济的盘剥,因为基督教从世俗政治中的退潮,西方资本主义才成长起来,才有了现代文明!

很多怪胎民主派,本身就是基督徒;怪胎民主派冲突于人权自治自理的政治主张,其信念也基本上来自于基督教的"自由liberty,绝对平均,人道主义的博爱"的烟幕文学;马恩毛和怪胎民主派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主张,本身就来源于基督教的"肃反潜伏在基督教中的撒旦信徒"的歇斯底里和"铲除世界不信教的魔鬼"的宗教战争。前者不太为东方民众所了解,还以为基督教是"宽容,仁慈"为怀的新宗教。绝大部分人也是把宗教裁判所,视为"迫害科学家"的宗教机构,其实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目的,就是镇压涉嫌潜伏的"假"基督徒

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为暴力建构的基督教宗派,毛左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小农意识),怪胎民主派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中国小农意识)。他们对于革命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吻合地如出一辙,与构成了革命喧哗的民粹冲击波的整体。如果他们所向往的,的确是资本主义所依持的人权自治的民主(对马恩毛,这个条件也不存在),那么他们都错判了民主的的过程,不知道不是"革命成功了,也就民主了"!他们都把言论自由,当成了趁机闹革命的好机会!仅仅是顽固地信仰着统治者(即撒旦)是天生坏蛋,是不会妥协让步的。

革命本身摧毁社会既有积蓄,革命是旧制度一个版本的结束,是旧制度的延续

英国内战是对大宪章精神以武力再强调;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内战前社会的截然不同;
没有成熟的自治组织,革命的结果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革命仅仅是对旧制度的一个版本的结束,是旧制度的延续

英国尽管爆发了内战,但是英国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城市自治体。英国内战本身,又是寻求议会权力独立于国王的内战。所谓英国议会,由于目的在于完成纳税任务,因此实际上是自治城,商业行会和部分贵族,这些集中了英国主要纳税实体的富人的议会。所以英国内战本质上并不是什么革命,只不过是no votes no tax大宪章精神,以武力手段的再次确认。英国内战与法国大革命的内战所截然不同地,英国内战从来没有陷入法国大革命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误区,克制程度远非法国大革命可比

尽管法国在大革命以前也有如里昂和马赛和旺代等自治省市,但是法国自治体不但远比英国弱小,而且不是纳税人主体,由于路易十四长期的"出售免税特权"的政策,法国的税负集中在最穷的农民的身上。因此法国自治体是被作为革命的对象之"特权"对待,法国革命所谓的"平等",是指剥夺各自治体从路易十四和其他国王收中高价买来的"免税权",让自治体与农民一起纳税!而不是反思法国中央集权政体的过高的税负和过低的效率。法国大革命目的,根本不是英国限制国家税收,强化国家预算的大宪章精神,截然不同。

并不复杂的欧洲资本主义民主途径,自法国大革命后,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升化后,就被毒化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就是要通过事实上是新一代宗教战争夺权,因此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的话,一些因为基督教的原因或者是被马克思主义毒害的"民主人士",对法国大革命的吹捧,对法国大革命完全没意义的民族同胞间的仇杀的掩盖和文过饰非,则至少可以说明,这些人并不了解欧洲资本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冲突关系,也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的民主如果不是民粹,就只是革命而已

在没有成熟的自治组织的情况下,革命不但是血腥的,缺乏克制的,而且是徒劳的,最大的可能是一代革命者不如一代,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革命折腾中建立的新一代暴政,也是一代比一代残暴而独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革命本身摧毁整个社会的既有积蓄,甚至革命本身就通过诸如"自由liberty(不是freedom),平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和政治,摧残国民经济和生存环境本身(如法国雅各宾专政时的经济政策),同时革命的暴力需要也导致军事化组织的强化和林立,大量灾民需要救济的社会环境,也根本不允许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革命过程中的不同的军事化政党实体,通过成功实现分裂分治消除内战(韩国?),根本不可能通过彼此协商实现共治,更不可能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放弃内战。在一个具有统一政治习惯的国家之中,革命的结果必定是内战!直到最后一个强大的党政合一的实体(相当于从前的政教合一)实现统一为止!无论是比革命前的旧政权,暴力强大得多的新独裁者,还是因为革命内战的破坏,厌倦于口号和意识形态,并为自已生存所奔波的民众而言,一个统一的能够救济的,强力恢复生产的独裁,都比民主选举更实际

因此革命仅仅是对旧制度的一个版本的结束,在重建一个新版本的旧制度以前,不可能开始民主革命的本来用意之"民主建设"。在中苏所发生的历史,则进一步说明,当革命内战后的凄惨重建过程中,既为了迅速恢复,也是为了避免外国力量乘虚而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资源替代,建立最极权的中央制度,实际上是以建构主义的方式,回复到更遥远过去的,实际上也是更愚昧残暴的最古老的国家奴隶制暴政,如斯巴达式的乌托邦,对于新的独裁者有极大的吸引力。国家规模越大,这种乌托邦就越有可能成功建立一段时间

ps:此两文与威尼斯,荷兰和英国民主过程的话题重复,但仍是处于革命适用性条件的命题系列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英国民主是从最不起眼的言论自由开始

自卫,独立与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既有的自治自理组织
自治自理的地区,能够抗御专制的统一;
贵族阀型割据的地区,不一定能抵抗"统一的正义";
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前的自治和威廉三世新政推进的自由;
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始于"言论自由"和"政治不正确(信仰)的自由"

自卫和独立与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行使自卫与独立的武力的,是已有的自治自理组织,而不是大革命后,一个甚至多个军事化政党和组织,在狼藉的社会中再逐鹿皇鼎!如果没有"自治和独立"的前提,贵族割据的地方武力本身,就会在战略上变成"一隅敌全国"(都是专制)的劣势和中央统一地方割据的"统一的正义"。是否正义,取决于中央能否统一;明清帝国终于统一了云南贵州,统一就成了正义的;唐宋明清都未能控制越南和朝鲜,那就变成侵略的不正义了。这种专制之间的割据与鲸吞与自治独立在人权上没有共同点。

因此具备自治体的地区,如果能够抵御"中央的统一武力",就会越过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过程,和革命后必须再建构回到革命前的状态的必要过程,甚至连言论自由再组织的过程也免了,直接就是自治下的资本主义。而对于前者的大革命来说,要保证革命后再建构后,不再出现导致革命的"暴政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的历史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国家社会越大,抵御外来干预的能力越强,传统暴政以"革命后的新社会"的方式再现,就越顽固。以中国和俄国为例,新社会革命政权,几乎是一个比一个更暴政

由自卫与独立,直接进入资本主义或近资本主义状态的地区,正是资本主义政体渐渐从城邦政治,摸索出联邦民主政治的过程。先是威尼斯以接近和平的方式,借拜占庭与教皇之间"圣像战争"而独立,然后是威尼斯凭一国之力,抵抗了教皇号召几乎是整个欧洲对威尼斯的进攻,保持了独立。然后是荷兰邦联,抵抗了西班牙帝国的统一战争。最后是众所周知的美独,把英国维护民族统一的解放军打跑了,诞生了更广泛的,资本主义也更彻底的美利坚合众国。这种以人权自治为政治基础的新型国家,还没有被东方传统卫道所理解。

英国的古典民主,是贵族权力从绝对王权中的独立,而产生欧洲日耳曼特色的"党内民主"。但是英国的现代民主,实际上是荷兰民主的延伸,荷兰民主本身,又是威尼斯制度的延伸。英国现代民主,并不是来源于大宪章,而是荷兰的威廉三世征服英国后,把荷兰的民主经验和政治制度,带进了英国。威廉三世的目的,是要让英国成为荷兰的军事盟友,而不是要从政治上征服英国;并且为了抑制英国本土王权的复苏,威廉三世乐于放纵并鼓励英国国会,大大扩充了长期议会以来的权力,将英国国王的权力降格为象征性的君主立宪

国王革命实现了民族地方主权,从基督教党中央绝对神权控制下的独立,大宪章就是实现了贵族权力从绝对王权的相对独立,——>在欧洲这不出奇,至少阿拉贡和波兰甚至德意志兰(前德国)的党内民主程度也不亚于英国;——>威廉三世不但把大宪章精神下的贵族独立绝对化(君主立宪),而且把下院选举权推广到非贵族的富人阶层;更重要的是,根据荷兰的政治习惯,确立了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普适于没有选举权的所有英国国民!相比之下,威廉三世在上院创设新贵族争取多数,反而可以忽略了。

不是已经不起眼的威廉三世对英国的征服,更不是英国内战的军事革命,甚至不是英国"宪改,立宪,有了一部宪法";英国民主是从最不起眼的言论自由,政治不正确(信仰)的自由,这些不起眼的变化开始!默认权益在不动声息之间归属于个体的微小变动,从此步步扩大民主覆盖范围,步步走向成熟。"言论自由,政治不正确(信仰)的自由"是任何倾向于民主政治的社会都可以学的。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声称英国民主是因为信了基督教,或者是因为契约传统,甚至是跟贵族特权立宪(如毛左),则既不可学,学了也没用!

蒙古人杀尽小民防革命的治国策略简单有效

蒙古人"杀尽小民防革命"的治国策略简单有效;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七月份是夏天还是冬天"?
互联网,市场经济,自治,人权,集会结社,言论自由……阻止革命的前提是私有制社会!
公有制宪法之口号大全令"改革"命题不可解;

革命的确需要依赖于"沟通和结社"的"联络,煽动,组织"。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更需要"私有权益,自由议价,契约互利"的过程,并通过"集会结社"降低自已保障权益的成本,实现个体利益的最优化配置。镇压"自由沟通与集会结社",肯定能够阻止革命;如同蒙古人把居民全杀光了,肯定就没有人民起义了,剩下的无非是赤贫中的统治集团的继续自相残杀的窝里斗。因为小民已经杀光了,税收也没有了,市场也消失了。计划生育直到地大物博的美梦,立马就成真了!这就是所谓"绝食饿死病菌"的神医疗法

任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特权领导阶级的特权迟早会玩完,又令绝对的权力,把"沟通和结社"视为造反的组织,大体是也可以未必是错误的的传统观点。对于习惯了拍脑袋决策后找五毛的领导同志来说,很可能会因为上述传统观点,根本上没有理解短缺原理对公有制的客观诅咒,而把笔者所称的"互联网和自治,集会结社"阻止了革命的观点,视之为类似于领导同志烟幕战术的忽悠!他们会把对沟通和集会结社的镇压,视为维稳;也会把对言论自由的开明,视为"仅仅是让民众有一个发泄的渠道,以免马上革命了!"。

传统文化的统治者,完全不理解自主的沟通和自由的合作,是民众广泛的试探,探讨更优化的合作关系和资源替代,以克服短缺限制的唯一出路,也是唯一的生路!民众不是革命闹着玩,更不是为了发泄!民众如果真的支持革命,一定是为了自已的生存!否则民众是天然的"反革命"!打着左灯向右拐,锚定公有制却希望避免革命!东施效颦的"有专制特色的市场经济",被称为"帝国宪法"的那一套口号大全所宣誓的"公有制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所迷惑,随之而来的烟幕哲学和细节,可能把领导同志自已也搞给得迷里迷湖的。

为了自已一党永久执政的特供!拒绝承认公有制的不可救药(革命将不可避免),想"有限度,有控制"地向右拐,拒绝私有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是中华帝国160年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推迟一两代的时间"变色",也付出两三代人的代价。一百多年来,统治阶级和他们称之为爱国者的牛皮粉丝,显然是毫不在乎的。但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因为默认权益的归属霍然不同,根本不可能存在"恰当的调和比例",不是no votes no tax的绝对的私有制,就终归回到黑暗极权的绝对公有制。

在"公有制宪法"的干扰下,互联网到底是稳定了社会,还是促进了革命;市场经济到底是减小了贫富差距,还是制造了不稳定因素,自治自理到底是分裂了国家,还是稳定了社会,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涨。烟幕哲学越多,五毛细节越糊涂,命题本身就越是不可解。这就类似于"七月份是夏天还是冬天?",在忽略观察地点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相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前提条件下,将变成哲学可以任意辩证法的不可解。而绝大部分公众,也会想当然地从身边的感知,以为"七月份当然是夏天",——>前提是什么?

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取决于默认权益归属于私的私有制。东方帝国近160年的进步,包括近三十年来的进步,也将包括"公有制改革后"的任何"进步",必定只能跟随在西方列强的后面,充其量是可以挥舞锄头,让帝国主义离自已的既当奴隶远一点的"强势崛起"。原因就在于公有制帝国的进步,仅仅是引进了西方技术替代后的资源,和西方替代后的成熟组织(如企业,货币,买卖)。东方公有体制,不是没有发明,却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替代性创新。互联网,自治,集会结社抑制了革命,必须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结论才成立!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帝国王朝早在最终灭亡前,就已经积弊如山,不自由必定亡

帝国王朝早在最终灭亡前,就已经积弊如山,不自由必定亡!
帝国王朝要在"改革与镇压"的摇摆中最终难逃"特权诸神的黄昏";
预防帝国王朝被短缺原理灭亡的办法是对国民百姓预先屠杀净尽;
在国际社会中,杀灭国民亡天下,换取延续绝对权力的法子行不通

绝对的权力过分自信,就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常常美其名为监管,改革),不介意中小业主的无谓破产,通常也的确抱有完善社会保障,"向弱者倾斜"捞点民粹分的诚意,但是历朝进代的,都是在奸臣昏君们竭尽全力的救济,终因和积弊如山而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崩溃的。习惯道德治国的卫道士,如基督教和毛孔儒,这些活化石总是喜欢用贪婪奢侈,或者淫乱腐败解释亡国之因,但实际上亡国之君臣,一般而论都是比较欠缺条件贪婪奢侈,反而是盛世明主时,其贪婪奢侈之象也堪称盛世;而腐败只不过是树倒猢狲散的自然现象。

当绝对的权力过分自信时,就会产生"最好永如今天"的固化本能。这种本能充分表现在"为了鸡毛蒜皮的安全不惜代价(如,外汇多得很,税负并不重,税负还有增加的余地)""为了控制经济而监管社会"的国进民退。假如短缺原理不是自然科学,假如贵族国企的特权不会令经济萧条,假如公有制帝国不是一天到晚这样危机那样危机(短缺原理的现实作用)乍呼,这种理想可以算得上是永系万世的宏才大略。但是秦始皇的万世表只及二代,明太祖搞的社会主义,甚至在他在世时就已经频临崩溃,原因就是短缺原理不可抗拒

如果不是因为"短缺原理"的话,"严刑峻法,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监管",甚至阻断"交流和集会结社",肯定是阻止革命发生的好办法。但是短缺原理如果是科学现象,那么公有制帝国,如果因为鸡毛蒜皮的安全理由,不惜鸡毛蒜皮的小民百姓生计无着,不惜一切代价地浪费着其实是短缺的安全成本,实际效果就是将黎民百姓逼上梁山!而且公有制帝国必定有一天因为财政破产而无法镇压,与此同时却因为福利责任(因为财政危机)缺失,而天怒人怨!公有制帝国的历朝历代的亡党亡国亡天下,就是这样不可避免的

除非公有制帝国以长远的目光预作杀灭,如计划生育,把必定会造反的下一代杀死在子宫之中;或者象斯大林,把必定会造反的农民圈禁在农村中饿死!或者干脆象蒙古人,把必定会造反的被征服者,全部杀死!就算不怀疑统治阶级有此革命意志!但是,又何必呢?!黎民百姓,无非是要一条生路罢了!只要把私有权益自治自理的人权,交还给国民,只要把交流沟通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交还给国民;在上的不胡乱折腾,小民百姓自然安定,老百姓有生路可去,除了几个立志要当上新领导的民粹,又有谁会折腾造反呢

同样是因为短缺原理,旧的政治体制的特权阶级,必定会因为特权特供的特权,而让毛左这些"弱势(特权)群体"作革命状;旧的政治特权阶级,大概可以用国进民退的方式,抚慰这些特权弱势的牛二,(毛左自称是"执政党的基本群众",可见其有奶便是娘的狗腿子本性),以复古的方式,以改革的名义,以过分的自信,重新把整个社会复辟到较(上一期改革前)更不稳定的公有制帝国状态,而在镇压与革命的消长中,迎来特权显贵们"诸神的黄昏"!否则旧的特权阶级,必定因为对社会过大的损耗,而渐渐丧失其特权地位

固然可以把特权地位,如"永远执政权"视为亡党,甚至称之为亡国;任何时侯对特权特供的眷恋,也必定不乏乌有毛左之类的舍身粉丝;但是仅仅是特权的丧失,仅仅是成为国民平等一员的公民,与诸神的黄昏中的亡党、亡国、亡天下,显然有极大的危机等级和危机代价上的不同。在自由的"交流与集会"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公民社会,当然也会以"交流和集会"的习惯法,让特权阶级重新调整它们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如果这就是天要塌上来的危机,那么早作屠灭同胞的镇压,的确是有必要的,计划生育,也只是小儿科!!在封闭世界的帝国时代,对国民的预作杀灭,大概可以让少数统治集团在赤贫中延续,但是在今天开放的国际社会中,这条路也走不通!帝国主义"亡没人性之国之心"不死啊

权力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新生价值

绝对的权力不能区别民粹与资本主义的具体威胁;
绝对的权力垂涎有奶便是娘的民粹,垂涎愤青可以招安成狗腿子;
绝对的权力不能被民粹监督,但可以被私有制监督;
绝对的权力过分自信时,就在"强势崛起"中自掘坟墓

绝对的权力过分自信的背后,是不可克服的自卑和恐惧

绝对的权力并不见得专门反对私有的利益。真正反感私有利益的,是垂涎统治者的特权待遇,立志成为新的统治者的民粹革命家。他们为了显示代表了更多的粉丝,更有资格成为新的统治者,也就更口惠而不费地声称"向弱者倾斜""等我当上皇帝以后一定兑现"。所以革命家与资本主义者形成本来很鲜明的的对比,前者被称为民粹,将是代表了别人(常称之为弱者),他自已当买办(broker);后者最关注自已的利益,仅因为自已的生存环境而关心其他人同等权益,因此资本主义不寻求夺权,但在任何时侯追求私有权益的独立。

绝对的权力不能以开明专制的方式,准确界定"自由沟通,集会结社"的合理界限,也不能界定"私有财产之被合理国有化"的界限,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竟然不能区分,本是鲜明对比中的民粹革命与资本主义个体者!他们会把资本主义者寻求独立,视为对绝对权威的挑战而视之为造反,与民粹专意的颠覆等而量之,甚至由于前者与公有制帝国的价值观对立而罪加一等!但是绝对的权力不愿区分,原因可能在于资本主义的个体者不会索求,但也无法收买,而民粹追求的是特权,有奶但是娘,有打赏便忠心,是可以招安为狗腿子的

绝对的权力不是被民粹监督的,民粹的造反革命党,或者民粹的"一人一票,普选",也不是关住权力的笼子,充其量是换一个行使绝对权力的弱者买办,照样代表了弱者(或称真理,主义之类)要小民百姓称臣纳贡,还外加无数的折腾。绝对的权力只可能被资本主义的个体独立,no votes no tax的大宪章私有精神所圈制。而当绝对的权力在国进民退剪羊毛,剪出了信心(也必定损害了经济基础),甚至恰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有制残余发作,甚至西方也多少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绝对权力甚至会幻觉自已真的是上帝了!

但是绝对的权力显然不可能是真的上帝!绝对的权力擅长收税、加税、苛捐杂税,但绝对的权力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新生价值!国进民退剪羊毛损害着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损害着社会的政治基础,却让绝对的权力过分自信,以为可以不必考虑市场经济中鸡毛蒜皮的利益,进一步搞些互联网实名制维稳之类的新政,美其名为"改革",而关注于诸如互联网文字伤害了弱者的精神健康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安全威胁",就会构成安全的竭斯底里,在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发作的时侯,进一步透支公有制帝国其实已经脆弱的财政能力

结果就是历朝历代几乎所有大型帝国,都是在某次新政改革的回光反照后,似乎是在随后冒出的几个奸臣昏君的道德影响下,轻轻易易就崩溃!在这样的改革名单上,可以列出长长的光晖故事,从先秦开始李斯,桑弘羊,王莽,唐朝刘晏,王安石,张居正,……!道德鞭挞亡国前后的几个昏君奸臣,拿着几本教条就自以为比当事人高明是很容易的;所以民粹公害多得是,却鲜有能能够认识奸臣昏君所面对的破败局面的成因的学者。"国进民退"本身就是权力过分自信的产物,国进民退的搜刮又令权力更加过分自信!重庆是一个例子。

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并不能够分清"侵犯私权的合理界限",但是又过分自信,骨子里却是不可克制的恐惧和自卑。轻则以为真的能明察秋毫,可以精确计划天下苍生!重则不介怀民企私企的破产失业;只要保住国企有特权,国企效益就能稳住一批老头粉线,减少一大批鸡毛蒜皮的重大威胁(典型如互联网),天朝帝国外汇多,五毛多,撑得起!这种统治心理实际上也得到了民粹公害的强烈支持,甚至要挟;象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监管论,不介意的是中小企业的倒闭,几年来的互联网安全的竭斯底里,已经让数百万从业者失业。

2013年1月8日星期二

计划经济不可能适度,公有制必定走向极权

绝对权力一般性认同"自由沟通,集会结社";
绝对权力错误认为可以"准确把握私权自由的限度";
界定所有制的标准,在于默认权益归属于公还是私;
公有制的不成文习惯法一般被称为"公德";
不是绝对的私有制,终归会在成本压力下兑变为极权的公有制

资本主义社会依赖于"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一般性地可以得到绝对的权力的认同。这就如同张维迎曾经不知所云的话,"历朝历代都不完全是公有制,都不否认民众的柴米油盐",言之下意可能是不能接受"自古以来就是公有制帝国",因为公有制社会总有一点私有利益的空间。它意味着"没有绝对的私有制,绝对的权力可以准确拿捏(私有/公有)的界限",也将意味着不能用"私有制与公有制"分定社会了,因为私有制社会总也需要公共服务,公有制社会至少给活着的人留一条狗命(私有),这是马恩毛左的辩证法

张维迎这些话是不知所云的,很可能是为了说明其他主题时(张本意可能说明中央改革不针对私有财产),信口开河的烟幕现象。但类似张教授的这种辩证法,最经常出现的就是在乌有之乡这类哲学集汇之中,以说明绝对权力的绝对可以信赖。但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至少在乌有之乡的上帝出场时,大锅饭大食堂,就共产了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饿死了几千万人。事实上私有制如果不是绝对化,就不可能制定其有可执行的界线,最终因为"公的亏损"而国进民退,直到彻底的公有化。界定所有制的标准,是默认权益归属于公还是私。

不能因为私有制社会可以纳税团购公共服务(政府),就说社会主义是合理的;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也允许贵族私有领地和属民(封建特许权),甚至允许贱民拥有一般不被关注的私用财产,就说社会主义(封建)不是公有制。古希腊的奴隶也有由神庙保证的,不被奴隶主侵犯的特种财产;中国今天所说的也只是财产权,而不是产权,明白无误地说明,中国私有产权的保障水平,仅仅处于古希腊的奴隶的水平上,而提供保证的神庙的公正程度,大概比党的主义更值得信赖。尽管今天比起毛帝当朝时,已经不知进步了多少倍!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不存在可以明确标定的界线,与绝对权力仁慈关照下的私有财产,不可能被准确标定合理界线,道理大同小异,实际含义就是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准确界定"可供计划的合理界线",那么绝对的权力就会在强盗本能的驱使下,很自然地把成本转移到仍然私有的利益上,直到私有的生命也最终消失,如毛帝治下的大饥荒!在马尔萨斯主义中,国王名义上的权力是绝对的,实际上是受贵族监督的;国王与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才是绝对的,生存成本就会被转移到贱民的身上,这就是中世纪!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不存在可以明确标定的界线,是经济理由上形成的"自由主义的习惯法"。在公有制社会,习惯法一般会被简化为不成文的道德,而常被哲学分子称之为"公德"。公德所在的习惯法,是由公有制的绝对权力提供支持,自由主义的"习惯法"则是由经济成本的客观原因,惩罚任何不遵守客观规律的任何人和集团,没有积怨,也没有怜悯!用道德分子的抱怨来说,"经济很缺德"。(笑笑)。原因在于,"自由沟通,集会结社"如果试图设一界线,就相当于设了审批权,平添了审批的交易沟通的成本。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界线的,从小至买菜卖菜,男女婚爱,再到公司整合,生意协调;中到社区同类相聚(如基督教社区,犹太社区)(也意味着排外),大得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反应到利益调整后的制度化,常常被称为"改革(东方),新立法(西方)"。假定是后两者之间设一界线,那么前两者组合起来的社区,就会变成对后者大的特权利益集团的造反组织,直到开放整个"自由沟通,集会结社"的自由。如果向鸡毛蒜皮开始禁绝,社会就会从有能力造反,渐渐向无能力生存衰退
ps:特别提张维迎先生,不是指责,而是提醒马尔萨斯主义(右)绝不是市场经济的人权私有制;因而笔者高度警惕

公立幼儿园退还赞助款是一起腐败事件

公立幼儿园退还赞助款是一起腐败事件;
民粹造成的损失,百倍于官员腐败;
腐败不是大问题,贪官是个小问题,民粹是个大灾难

民粹公害忽悠公众,增加少数人特权,转嫁给纳税人

所谓异地高考,基本上就是如公立幼儿院的"取消赞助费"一样,是民粹公害为了自已要腐败,炒作普通人也没有的腐败特权。某市某区号称限期退还"公立幼儿院收的赞助费",自然会带上受益家长们"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作注脚。但是总共是多少人呢?94!所有这些人给得起赞助费上公立幼儿园的,既不是穷人,也是有官场关系的人,但他们却以"向弱者倾斜"的名义,要挟退费!那么该市有多少只能上私立幼儿园的这?保守估计1万人!公立幼儿园的政府补贴,每年是四千万元,总数不超过两千人!

这个例子,可以看看民粹所谓"向弱者倾斜"是什么东西了。在已经支付了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再禁止公立幼儿园收赞助费,到底是加大了不公平,还是消除了腐败?还是因为少数人更进一步僭占了纳税人的权益,而实际是一起更大的腐败事件?在这次退费中,纳税人至少损失了200万元。按文强的死刑标准,过五年后,此次改革的责任者,就该枪毙了!很多人以为"反腐败"很重要,其实腐败是件事,根本不是一件大事!民粹造成的损失,百倍于腐败。不反民粹,腐败没有必要反。民粹是"很多人的腐败",似乎就不是腐败了

公害是有眼光的,他们不会去上没有政府补贴的私立幼儿园,不是指责私立幼儿园收费贵,就是没有配上奔驰坦克型校车。公害机灵地看中了有政府补贴的,还有名额限制的公立幼儿园!不是要求政府取消对公立幼儿园的特殊补贴(对纳税人的侵害),而是以这种(公务员)腐败福利为标准,要求对他们平等,因为他们代表了"弱者"。有趣的是,咱中国这国家,为他人得到特权开心,自以为自已也得到精神安慰的林语堂动物,还是不少的。他们成功了,该枪毙的改革家免了他们该付的钱,把代价转嫁到纳税人的身上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反对户籍制度"上,代表了永远不能进入"北上广"的农民大众这些"弱者"的良心公害,他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比农民更苦的弱者。他们不是要求取消这些地区的政策特权(特别是京沪津),要求是是这些地方的特权阶层的福利,至少也要让本地居民的税后福利也剥夺掉!有趣的是,连《铅笔社》也有如此公害,偷换了"外来工也是纳税人"!如此逻辑,苹果也是中国的纳税人,向中国政府,纳了许多进口关税,中国的国民福利,是不是要缴给苹果的股东?显然是完全没有自治概念,无疑地是民粹左棍!

中国文化最虚伪之处,就是洗脑洗出出这些口是心非的民粹公知,明明是为了他自已的狭隘利益,而且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已,偏偏打哑迷"俺是向弱者倾斜"!

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其政体,不可能不亡国,不可能不不亡天下

交换创造价值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自然现象;
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才能产生替代(创新)克服短缺;
"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指责的是马尔萨斯主义权贵垄断经济;
公有制的政治特点是根据旧生产经验固化经济模式

所谓交换创造价值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自然现象,就在于人类的智力,在私有制自治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自主议价实现广泛试错的方式,结合出更优化的合作关系,同时也由自治体自主地,自负成本地试验出替代性资源,从而克服了,对同样来自于进化论的"短缺原理"的限制。实际上,"更优化的合作关系",如劳资自由合作关系,不正是对落后的奴役制度的替代?这就是人类的智力,甚至导致远远超越其他任何生物的种类发展水平,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是主张权贵经济的马尔萨斯主义所不考虑的。

所谓"交换创造价值",并不是信仰中的此派彼派,而是"效益上先进的合作关系,对落后的耗散关系的替代",结合"市场经济的自主交换,实现了对短缺的资源要素的替代"。前者实现了成本的节约,也就实现了对种种"危机中短缺的资源"的节约;后者则通过替代产品的生产和普及,实现了对"本来短缺的资源的节约"。前者通过为吝啬的成本控制降低了成本;后者通过逐利的驱动扩大了生产,两者的生物行为的核心,都是尊重他方人权利益前提下的逐利本能的实现;也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也唯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

无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短缺原理"不会因为信仰而消失,只能被自主合作的市场经济的替代(创新)所克服,如果天堂级的共产主义的确存在,一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相反马克思所自以为的"垄断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封建特权下的权贵资本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甚至就是毛国和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自已!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把一个在限定条件后,近似于正确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剥夺了限定条件下,张冠李戴地把高帽扣到自已头上,然后把异已者异议者清一色指责为阶级敌人

人权自治之所以既是进化论的要求,也是经济学概念,就在于人权必须在自治的,即私有制状态下,才能通过自主的议价和逐利的履约,实现交换创造价值的"替代"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短缺对于社会发展的限制,也因此才能克服几千年公有制历史中,因为要素总是趋于短缺,无法长期实现稳定的政治体制的痼疾。表面上农业社会只需要土地就可以"稳定生产",即盛行于东西方农业时代的"重农学派",可以上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实际上,农业时代的"地力损耗""灾害"导致的资源短缺,从根本上动摇了所有农业帝国!

公有制因为剥夺了国民的人权自主,所谓低人权,包括以监管的方式限制了国民探索新的生产关系和替代资源的自由。如东方帝国把一切默认的自然资源和土地,"归于国有",实际上也就剥夺了一切新的技术和商业机会的出现,至于就业和综合国力,想也别想!低人权也包括限制民众之间的集会结社和自由的交流,如只有文字狱目的才能解释的互联网实名制;更主要的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甚至以"不患贫患不均为名",为私有财产扣上"必须救济他人"的道德原罪,实际上就是强行指定,只有奴隶制才是合法的合作关系

因此公有制的政治和体制特点,就是在原有的生产"成功经验"上固化所有合作模式,典型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税制和经济体系,又如苏联和毛国的计划经济。固化的生产关系和供需,也就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变得在操作上具备可能性,——>假如不是因为短缺,总是让计划经济的短板不可避免,从而大大扰乱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价格和供需关系的话。正是由于短缺,导致计划经济不得不处理级数增加的供需调整,新的替代性生产要素永远不会出现。在这种条件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其政体,不可能不亡国,不可能不不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