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祖国而战斗的奴隶们

布匿战争真正的转折点；
出卖奴隶与索取赎金的共同性；
为保护"祖国"而战斗的奴隶们；

出卖奴隶与索取赎金基本属同一性质，可以在坎尼战役后得到证明。汉尼拨恭维了罗马一番后，向罗马索取一万名俘虏的赎金，非罗马的俘虏，则一分钱不要全部释放，以此作为瓦解罗马－拉丁联盟的措施。历史是罗马元老院反复考虑后，拒绝了汉尼拨的建议，宁愿将用国库的钱赎出为罗马人服务的一万名奴隶，许以罗马公民权，编成两个新的军团；连同征集老人小孩的另两个军团，一起保护罗马。

对于一个在战争中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约四万人，另外四万是同盟者）的青壮年男子的城邦来说，一万名战俘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恰恰是罗马元老院拒绝赎回一万名战俘，其中有大批元老子弟，甚至被俘的元老本身；看似不通人情的决定，构成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转折点。尽管没有历史资料的证实，但是笔者断定，汉尼拨向罗马索取的赎金，远远高于汉尼拨能够出卖罗马战俘所得到的金钱。

杀光罗马战俘，将令罗马人同仇敌忾；出售罗马战俘，罗马终归可以从奴隶主的手里，赎回大部分罗马公民。而汉尼拨就得不到急需补充军备的资金。从军事潜力来来说，用汉尼拨索要的赎金武装新的军团所补充的战斗力，超过赎回一万名战俘而不能补充装备。更重要的是，罗马拒绝赎回战俘，给拉丁同盟者以强烈的信号：罗马并没有失败；罗马决心打下去！罗马也有力量打下去！

因此如果罗马接受汉尼拨的建议，效果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罗马在更弱的军事力量和汉尼拨可以组织起攻城装备，同时拉丁同盟又瓦解的状态下，很可能最终被摧毁并全部卖为奴隶的，就不是迦太基，而是罗马本身。这一很少人注意的历史细节，至少说明了，出售奴隶是替代于赎金的贱卖方案。汉尼拨当然知道，罗马将最终能赎回大部分战俘。但是，那需要时间。

将战俘卖为奴隶，等于向奴隶主收了一笔押金，并令其在一段时间内离开战场。因此对于将战俘卖为奴隶，对于战胜者来说，既是有利可图，也是一种避免施行屠杀的仁慈。如果顺利的话，当罗马能够赎回沦为奴隶的公民时，战争已经打完了。汉尼拨没有预料到战争将延续二十年之久。而另一方面，被罗马国家赎回组成两个军团的奴隶，则显示，至少有一部分奴隶，对罗马国家没有敌意。

危急时态武装奴隶"保卫祖国"，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商纣王武装了大约7万军队（奴隶占一部分），结果"前徒倒戈"。另一次是章邯出的主意，将修地下金字塔的若干万国有奴隶装备起来，（估计是配合秦中央近卫部队），结果效果不错，打败了周文甚至项梁的军队，至少撑到了北方王离带着蒙恬的部队南下。至于日后战败，那是后话。全部战败部队中的残余，基本上被项羽活埋在新安城南。

包括英布在内，都是修郦山的苦工中一位。郦山施工队显然不乏对秦朝苦大仇深的人民群众，但至少说明，也有一部分奴隶愿意通过服役换取自由，甚至从此变成人上人。（估计郦山奴隶是分等级的，秦民是高级农民工）。如果秦末章邯武装的的确是奴隶，那么效果可以和罗马武装奴隶军团救急相媲美。这支军队后来一度成了罗马军的主力，攻破叙拉古杀死阿基米德的，估计就有其中的一分子。

因此断定奴隶就是仇恨奴隶主或奴隶主国家，只是基督教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臆想，更无所谓"仇恨奴隶主阶级"，即使是在反抗最剧烈的西西里，奴隶起义所针对的也主要是"为主不仁的奴隶主"。一般说来归属于国家所有的奴隶（象秦朝）命运会比较悲惨，但归属于私人的奴隶，尽管缺乏人身权利保障，命运要好一点；要知道整个罗马国家，真正有人身保障的，也就只有几百个元老寡头而已。

奴隶贸易与绑架勒索及拐卖妇女儿童有共通性

奴隶贸易与绑架与拐卖及严刑峻法可行性；
奴隶主不是让奴隶丧失自由的人；
奴隶贸易与绑架勒索及拐卖妇女儿童有共通性；
一味严惩"绑架""拐卖儿童"不一定有正面效果；
以色列的强硬和强硬的正反效果的正态关系；

只要奴隶社会能够运作，奴隶主就不是让奴隶丧失人权的人，除非将绑架者与支付赎金的人，统称为奴隶主阶级。谴责奴隶主购买奴隶形成奴隶价值链，效果如同谴责野生动物制品，构成了野生动物盗猎的价值链一样是无效的。以华汉文化圈一度盛行的虎骨贸易来说，只要相信中医所称的虎骨疗效的人士仍有支付能力，并且老虎没有灭绝，虎骨贸易就不可能被中止；反而会因为禁止而变本加厉。

就保护华南虎而言，最终毛主席灭绝了华南虎，完成了前人所不能的禁绝虎骨贸易的伟业（最后的华南虎估计胜利换回一点外汇）。但假如"虎骨换成黑奴"就不妙了。"奴隶的供应链"即使可以因"对奴隶消费"而繁荣，但造成奴隶供应的因素，独立于奴隶的消费市场。单纯禁止奴隶贸易，结果无非是造成奴隶供应过剩，用某种方式处理掉。通常这意味着屠杀，相当于绑架中的"撕票"。

将奴隶贸易与"绑架赎金"类比是有意义的。这两种社会现象的起源，都是有一些匪徒，因为某种利益驱动（可能是生存所迫，如游牧民族或黑社会的边缘群体），暴力剥夺了被绑架者（如奴隶）的人权后，向另一方支付者勒索报酬，并转移对被绑架者的控制权。同样地，如果得不到报酬，就不是释放被绑架者，而是杀害之。经济行为上，相当于资本主义中生产过剩后没有市场，就倒入大海。

奴隶贸易与绑架索取赎金的区别，仅仅在于，绑架者是向人权关切者如亲属索取，定价权在绑匪一方；并参考被绑架者家庭的支付能力；而奴隶贸易则采购权完全取决于奴隶主；由绑架者与奴隶主之间议价完成。"绝对禁止"显然未必有害于绑架现象的禁止，而取决于其时的绑架现象是否广泛存在，（如奴隶社会初期），但严惩绑架则加大了绑匪撕票的机率，则是普遍现象。

一些人以为对违犯现象，简单地"严刑峻法"就可以加大犯罪成本，而减少了犯罪。这是对人权经济法学无知造成的误解；包括一些官方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严惩绑匪就相当于于加大了犯罪成本，但实际效果是两正反方面的，第一是加大了被撕票的可能性，而导致被绑者家属避免通过官方渠道解决问题，效果相当于走私，而在事实上加大了绑匪的收益并减小了风险。

第二是在有大量市场需求的时侯，增加了消赃的收益，也同样降低了"绑架业务"的风险。奴隶社会早期的广泛的绑架奴隶是此类情形，今天拐带妇女儿童，也属同样的情况。在此种经济限制条件下，单纯"严惩绑匪，严惩拐卖妇女儿童"，效果并非良好，多半是会有反效果。但如果不满足"广泛的终端需求"的条件，而令绑架成为零星事件时，拒不妥协的强硬惩罚手段，就可以减小绑架犯罪。

后者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以色列对人质劫持的一贯强硬姿态。决不对恐慌行为妥协，决不赎回人质（私下赎回是另一件事），宁愿花大本钱营救人质，营救不来，就不惜代价地加倍报复。以色列的强硬，在事实上等同于恐怖分子绑架的人质（通常是平民），如果不是认输放生，就是相当于杀害平民，而以色列是反击武装人员。既然如此，倒不如直接用人体炸弹攻击以方军政人员，政治效果还好一点点。

因此对于绑架类案件，所谓强硬如以色列或南北战争，或者考虑强硬后果而强调"伤人撕票者方才必死"的"软弱"，无所谓绝对的"对"或者"错"，而受限制于客观供需条件，是否提供了强大的终端消费的租值，以及禁止消费和严打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如果构成一个统计图表，相信是一个抛物线的正态关系，而非哲学家想象中的"直线相关的正义程度"。妖魔化之，只会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明之初的奴隶制是仁慈的善事

文明之初的奴隶制是仁慈的善事；
"卖为奴隶"是保存战俘及家属生命的办法；

在文明之初的前后，奴隶制的主体是仁慈的，避免杀生的；也只有既有财力又愿意接纳奴隶的人，才会从等死的战俘群中，选中自已认为合用的奴隶。理论上，倾囊而出当然可以拯救更多，但是个人的财力有限，如果收纳了奴隶后，不能保住所有人的生活，最终如果不是去掠夺另一批奴隶，就是自已变成奴隶。对于战胜者而言，将战俘及其家属掠为奴隶出售，似乎是残忍的；但如非如此，就会全部死掉！

对比一下马克思提供的标准答案，"奴隶社会留着战俘比杀了好"也不算错误；只不过马克思没有"交换创造价值"概念，不知道征服者没有能力役用那么多奴隶，如果不是卖了，就只能杀掉（象蒙古人）。关键在于奴隶社会时代或更早的原始文明时代的战争，战胜者不会是那些过得好好的农人，如果不是差遣他们出征的城邦（国家）陷入生存危机，就是他们自已陷入生存的危机（如罗马的蛮族士兵）。

因此象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以及中华文明等深受游牧民族攻击之苦的农耕文化所感受到的，野蛮人闲着没事干就打仗抢着玩，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能说没有，却是非常偶然；凡是出现残酷到足以出现奴隶掠夺的战争，攻击者或其本身所在的群体，就是处于生存危机之中，而不得不以攻击掠夺求生。象中国的长城越坚固，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就越强烈，攻击就越猛烈。

即使象匈奴最后实在打不过西汉，逃荒到中亚欧洲就是了。新的游牧民族先是更厉害的鲜卑，然后是更厉害的蒙古就占有了草原……，而一旦当掠夺者通过掠夺实现了自已的生存后，也就断绝了失败者及其家属的生计。有限的生存资源，不可能养活多一倍甚至几倍的人，（不要忘记了打仗还消耗了不少资源），如果不是把这些战俘杀死，就是任由这些战俘饿死，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就是卖为奴隶。

从道德意义上谴责奴隶主的残酷，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所有战俘都不是奴隶主掠夺的！相反，如果奴隶主不买下来话，这些就会被处死，或饿死。奴隶主买奴隶，当然不一定是为了慈善，（事实上很多时侯是行善），但既然付出了一笔钱，就至少要让奴隶活到能够尝付这一笔钱的代价为止。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白种契约奴的美洲，都不乏这样的奴隶主："只要我收回本钱，你们就自由了"。

当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进步分子们谴责奴隶主时，就掩盖了将自由人掠夺为奴隶的攻击者，当然也掩盖了攻击者本身处于生存危机之中，（如匈奴和蒙古人），更掩盖了被掠夺者如不沦为奴隶，则几乎必定被饿死的命运。类似被掠夺后却没有卖为奴隶的事例，出现在蒙古征服过程中，也出现在斯大林和毛主席制造的大饥荒中。被抢去最后一点口粮的农民，不得不靠吃先饿死的死人肉甚至子女父母的肉为生！

蒙古战争中的人口急剧下降，常常被解释成蒙古人的屠城；——>蒙古人的确屠城，但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很少，根本不足以构成大量的下降；同时"被屠杀"的地区，还有大量强大的归附蒙古的地方豪族，及其庇护下的难民，或称奴隶。真正的原因是，蒙古取食于敌的战略，掠夺了大量居民的生存要素，同时缺乏将这些人卖为奴隶的市场；最终制造了大量的难民而服务于对方的军事力量。

除了托庇于归降豪族的以外，乱民必有难治之乱事，反反复复汲取的经验后，蒙古就开始扫荡乡间见人就杀。（蒙古屠杀还有另一个原因，类似于曹操屠徐州）。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蒙古所特有，连"文明之师"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索底里格那（粟特，阿姆河地区），霍去病在匈奴后方的"惊人战功"，斩首多少万之类；极可能还包括战国时代的白起，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屠杀平民的事而已。

原始国家怎么出现的？

奴隶制不等价于奴隶社会； 原始国家怎么出现的？
人类社会与哺乳类群居动物的最大区别，类同于昆虫社会；
原始国家可能在十万年就出现了；

 

生物进化论基于"人性本私，个体（含共生群体）具有生物行为一致性"的原始奴隶制的"危机——>扩张——>吸纳——>灾难弃子"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在基督教世界，发展论与进化论共用一个名词revolution），基于基督教世界的人性本恶的观念，而认定奴隶制社会是由于"强大奴隶主剥削本性"而导致奴隶社会的产生相比，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基于人性本恶的假定，（基督教错误的民主观，即民粹，也会引用人性本恶，如罗素），将奴隶制社会的最终出现，作为阶级斗争与文明共生的证据，而断言是因为"奴隶主们，依靠工具的优势，主动地侵略，掠夺了奴隶和生产资料，而建立了奴隶社会"。而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则认为，奴隶社会的出现，是被动的客观环境条件改善后，出现了生存资料剩余后自然出现的。

奴隶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群体危机环境中的生存组织形式，已经在人类及其哺乳祖先的生存模式上，至少存在了两千万年，——>与哺乳动物开始群居生活的地质时间同龄！而奴隶社会的出现，最多只有十万年的时间，能够记录下生存过的遗迹的历史社会即所谓"文明"，目前只有8000年历史。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奴隶制只是奴隶社会继承生物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

人类社会与哺乳类原始群居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社会的智力可以组织出"群体性的储蓄备荒"预期和能力；这种能力是哺乳类中独有，但不是生物界的独有。象蜜蜂和蚂蚁就有同样的群体备荒的能力。从抽象的角度，可以认为工蜂和工蚁，就是蜜蜂和蚂蚁群体之中的"奴隶"，它们的角色和分配待遇，与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奴隶的角色和分配方式，几乎没有区别。

"群体性的储蓄备荒"的预期和能力，令到人类社会（群体）较之狼等原始群居动物，拥有更大的吸纳"奴隶"的能力。因此，当丰年年月，群体就会在酋长的领导下，定居下来，并且把一年以外的余粮储蓄起来，当余粮超出群体预期的灾害所需（一般灾年不会连续三年），就允许个体/家庭保留更多的余粮；并允许个体家庭在自已拥有的余粮的基础上，任意繁殖人丁。人丁，才是奴隶社会真正的财富。

因此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原始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剥削价值而杀掉俘虏"，是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俘虏有被杀死的例子，但不是因为没有剥削价值。对于人丁的爱护，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在进入奴隶社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在战争中损失太多的人丁，而盛行象征性的战争。象希腊城邦之间的绝大多数的冲突，或者中国春秋时期的"礼仪之战"。

当一个服务于群体的储蓄备荒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后，原始的国家（定居部落）就出现了。为了强调储蓄的神圣，会发展出相应的宗教；为了避免公有制民粹的动荡，又会发现出世袭的王权。宗教和王权结合，一个以世袭的国王/祭师群体为社会看夜人的原始国家就出现了。这些国家的储蓄设施，围绕着确保储蓄主导权力的神圣化，包括预测灾荒来临和消除路径的巫师，等等，就可能在历史考证中留下遗迹。

这些因为环境留下了丰余而形成的原始国家，也会因为环境变化而消失。今天在中亚广泛内陆中留下的已经有上万年历史的远古灌溉体系，就是这种频繁起伏的文明遗迹。当它们被今天的考古学家发现其文字记载时，就称为"古文明"。目前最古老的文明是8000年前的杰里科古城；最远古的文明遗迹可以上溯到15000年前。按进化论的时间维度，史前文明估计会有几万年的历史；已被发现的只是少数。

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是原始奴隶制

奴隶制是生存环境恶劣的求生机制；
人类原始奴隶制"危机——>扩张——>吸纳——>灾难弃子"的过程；
公有制所有传统美德，都是原始奴隶制的生存技巧；

人类社会的原始奴隶制与哺乳类生物的群居杂性，在进化历程中是无缝衔接的；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阶段，所谓的奴隶制，与原始奴隶制（即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原始共产主义）也是无缝衔接的。并非象基督教社会学者所臆想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的观点），是生产力发展了，剥削奴隶就有了剩余价值，奴隶制就产生了。而是奴隶制一直就存在的，生存环境好了，活下来的奴隶就多一点了。

原始奴隶制的部落时代，与几千年后帝国主义时期的生存空间战争时代，游戏规则大同小异。奴隶制本身，并不是什么"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的工具"，而是应付部落（后来的国家）的生存危机的工具。奴隶制的金字塔层次，并不是分配奢侈品的层次，而是生存保障和部落渐次放弃的层次；相当于围棋中"弃子"的次序。今天所谓的公有制的传统美德，几乎都是原始奴隶制环境下的生存技巧。

当生存资料收成好时，就会进入繁殖旺季；年成好时，由部落首领（后来的国王）负责储蓄；当生存资料匮乏时，大家节约着用，直到人人平均；当生存资料非常短缺时，就优先分配部落首领，渐次放弃老弱病残，甚至把老弱吃掉！当老弱处于被放弃的危险状态时，也是部落寻求扩张的时期，如果扩张失败，就会发生整个部落的迁移，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迁移的部落与仍然定居者之间，又发生新的冲突。

因此所谓征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利用已方人力（实力）的优势，扩张自已部落的生存资源，尽可能地让自已的底层成员也保留有生存的机会。如果自已部落是弱小的，就会寻求强大的部落的吸纳，而宁愿成为奴隶制金字塔的下层，接受强大部落的庇护。这种游戏规则不但见于实考的近现代部落，也见于如利比亚这类已经接触了现代文明的沙漠民族。

征服的过程，是夺取生存部落的过程；首先表现为把竞争者驱赶离开竞争地域，——>原始社会时期，没有严格的领土概念。对于跑不了的老弱，抓住的俘虏，投降的对手，除非按宗教民俗如血亲复仇杀掉少数以外，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所臆想的那样，"因为缺少剥削价值就杀掉俘虏"，而是直接归入自已奴隶制下线。不可避免的更贫困的现象，就是下线的"奴隶成员"急剧膨胀。

由于侵吞的新集团，除非拥有如欧洲人对印第安人那样领先的文明和技术优势，一般情况下对原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比不起老住民；因此侵吞的结果，就是令新的部落的下层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从而导致新的部落有着更强烈的扩张动力；在后期的文明社会里，就表现为"野蛮人的侵略性"；所《狼图腾》这样的文盲书籍里所谓的"狼性"。

这种扩张特征并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所有缺乏得天独厚的稳定农业环境的民族，都有这种传统。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周边可扩张的领地不能再带来生存利益为止！此时为了避免无法养活的新的底层成员动摇整个集体，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杀降杀俘；恐怕这才是蒙古这类游牧民族扩张过程中显得非常残酷的根本原因。而当新的资源相对于新增成员增加来说，是足以提供生存保证，屠杀又重新转变为吸纳。

人类原始奴隶制社会的这种"冲突与俘虏变成奴隶"的过程，即"危机——>扩张——>吸纳——>灾难弃子"的过程；有着现存部落的行为证据，也有着人类文明史的证明，包括汉逐匈奴，匈奴逐月支——>月支逐斯基泰；以及雅利安人一批批入侵印度；以及恺撒记录下的高卢部落迁移；还有上溯到如猴群狼群的行为；只要不存在基督教类的信仰对进化论的抗拒，不难理解此显而易见的进化事实。

夺取意识形态制高点 绑架国民争夺权力

林肯践踏宪法的"奴隶制不道德"圣战之源；
基督教文化"谴责奴隶制"是意识形态的假象；
基督教的道德优越感：赞美农奴制，指责奴隶制；
奴隶制是历史中性名词；基督教妖魔化奴隶制的政治目的；

南北战争之中，北方的林肯政府的入侵，在当前的宪法意义上，是不具备合法性的。今天对林肯的辩护，主要集中在道义的出发点是正义的理由；即建立在一个道德假定上，就是"奴隶制是天然卑鄙的""南方竟然不反对立刻废除蓄奴制，天理难容，人人可诛；由此可证林肯政府出发点是好的，践踏宪法，那是因为宪法不是好的"。林肯是正确的，如果林肯有错误，请参考第一条；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辩护，林肯都建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可以政治家，可以用道德的理由挟持国民；再用道德理由，打掉任何国内的或国际的既定的约法，将此战绩作为政治家登基伟大领袖的垫脚石！在林肯身上既可以隐隐看到今天欧美强国一些不良作风，也可以看到希特勒和日本帝国的影子。林肯是一个好人；但是谁能保证希特勒们仍然是好人？也会早早遇刺？魔鬼总是藏在天使的背后，此乃一例。　

但是奴隶制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人人可诛，奴隶主用征杀劫掠建立起来的残暴"吗？不谈斯大林毛上帝金将军的制度是否类似奴隶制，仅以欧洲地中海自已的历史计，基督教社会对奴隶制的描述，就是不准确的，意识形态化的。而中国今天的教科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系列的"社会发展论"教材，还是"民主分子"从西方再抄回来的西方主流意识，都只不过是重复了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既定标准答案而已。

完整地介绍奴隶制，并不是一种强制建立的社会形式，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或市场衰退过程中，在生存资料短缺的背景下，服务于群体生存最优化的组织方案，根本就不是"奴隶主没有良心"，需要从奴隶制的形成机理（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并且遍历主要的著名的奴隶制社会（如希腊罗马），和不著名的奴隶制，如蒙古、后金、阿拉伯、南美印第安人，以及直到到民国仍然存在的奴隶制。
但这样一个奴隶制专题，既枯燥而且要花费大量的篇幅；不如留到介绍这些各自的文明的社会背景时，再作介绍。这里仅仅强调，基督教对奴隶制的普遍观念，是在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宣传观念"，而不是真实的奴隶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用错误的进化论（社会发展论），将奴隶制视为"低级社会的一种过渡形态"，则是此意识形态既定下的雄辩的历史假设。

自基督教入主罗马之日起，对奴隶制的曲解的方式贬低，就是基督教本身道德优越感建立，并最终确立在西方的宗教特权的不可缺少的功课。因为自其时起，西方的奴隶制开始转变为农奴，以贵族仆人的名义，取代了当初可以计价转让的奴隶关系。对农奴及封建下属的"产权"是不能转让的，只能通过基督教教会划拨。基督教就自以为"与奴隶制划清了界线"，开始攻击他们的敌人。

基督教的敌人，既有罗马的宿敌如萨珊波斯及其的奴隶制；也有基督教前身的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奴隶制，就象今天红朝攻击"旧社会"一样，也可以证明基督教权力得位之正。并且虚构罗马帝国"慧眼识上帝，专门迫害基督教"。（笑笑）。当基督教社会遭受到伊斯兰教的攻击后，对奴隶制在道德上不停地妖魔化，（奴隶制本身是中性的，是环境适应性的），更是基督教文化日复一日年复千年的政治课。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攻击，本身有基督教社会"欧洲民族化"，带有面对伊斯兰的攻击，"不愿做（伊斯兰）奴隶的人们（基督徒）团结起来"的合理意义。而对于在古兰经中早就公开训诫"释放奴隶是一种功德""虐待、杀害奴隶将被惩罚"的穆斯林来说，不介意基督教往自已祖宗的面上抹黑，还会等赞助一臂之力！恰如新教与西班牙，互相指责对方虐杀印第安人，假话比真话多，最终双方丑不可闻。

民粹分子总是将人道代替人权拒绝人权私有

阻止民粹血腥漫延是合理的；
毛左与"民主怪胎"造反派高度接近；
真正的民主只能从自已的利益出发，"我的利益在那里？"

盲目反抗的文化，必定是盲目暴力的正义，也必定是一种报复性的文化。在正义自淫的面具下，"正义啊！多少罪恶以你为名！"——>"和解吧！我们都是法国人！"——>难道仅仅是法国人的鲜血，让罗兰夫人等，仅仅对法国人呼吁？二十二年前，笔者仍然是半个廉价愤青，对于六十四日党的主流的反对是直觉性的，缺乏完整逻辑联系的。今天，笔者已经明白是为什么了。

二十二年前笔者反对六十四日党五四化，但并不反对"民主诉求"的本身；如同绝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笔者认为民主毕竟是正义的，只是诉求的方式"合不合适"，当其时笔者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民粹，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进程最大的敌人"。笔者只是直觉感觉到，中国的民主不是喊几句口号，"敌人土崩瓦解"；六十四日党绝大部分人士，连阿拉都不如，实在当不起治国重任……；
在游历了解过法国大革命，南北战争和巴黎公社等"革命历史"后；笔者慢慢意识道，当年的直觉虽然是真实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年的五四化运动，本质上仍然是传统公有制文化下的民粹运动。这样的运动，永远不会到底民主的彼岸。尽管六十四日党的流血悲剧令人遗憾，但是不能称当年的镇压是不合法的。从东西方民粹运动的血腥看，六十四日事件，阻止了血腥在中国的无谓漫延。

在中国传统的暴力文化中，"反政府"一向被视作当然的正义；这一点甚至在毛氏的文革中加以"主义"化。这种反政府主义（正义）体现在六十四日党的身上，就是"只要俺不当权，俺就反他娘的；只要俺没有特权，俺就操他娘的"；而号称"社稷一分子"的乌有毛左党，同样持着与六十四日党同样的"反政府"的立场，只不过他们换了一个名字叫"反腐败"："只要俺没份最腐败，俺就反腐败"。

从这些人的"反抗立场"，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一个字提到"私有制"，更不愿遵守私有制的原则；不愿意承认"私有制是没有腐败寻租的公值空间的"。这些六十四日党和乌有毛左的社会诉求基本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全民的公有制，多数服从少数平均分割公值，分不成的话，就反腐败"，——>他们从骨子里认同"公有制理想"，而认为因为当权者腐败，才没有让公有制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乌有毛左们作为僭占着"最后一点点国企特权利益"的主要群体，尽管可以动员了几万名毛丑"公审茅于轼"，但这群丑类既没有真的实权，也是垂垂老败的若干朽类；黑色幽默能够表演几个，扰乱社会大概无能。但仍然不乏新生代的"革命民粹斗士"，就不能加以轻视。当一些人自以为可以争取某些"进步分子"闹革命时，这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站在民粹的立场上，争取着民粹的朋党之援。

民粹分子总是将人道主义代替了人权，总是拒绝人权私有，作为鉴别社会是非的标准；总是主张超越人权的"第三方正义"而称之为客观；将"博大精深的哲学"坚持为真理，而拒绝个体认知最起码的要求，——>基于自已利益损益感受的心证；反而将每一个人的认识，斥之为"主观，唯心"，——>试问这些"人"所持的理性主义，与希特勒马恩毛主义等等，有什么区别呢？

当权者，总是招怨的，而无论他干了什么。专制政体向民主社会的转变，只要没有最后变成民主社会，就总是欠透明的，也就总是会让当权的招怨者，承担起所有的责难。因此如果从所谓"民主正义"出发，就将很难判定，其暴力所指到底是"让专制转向民主的当权者"，还是"阻止专制转向民主的打黑领袖"。当其时，与其发泄各自的愤青正义，为什么不从现实利益出发，"我的利益在那里"呢？

远离意识形态

明确美式民主优越性，否定"全面西化"的口号；
洋五毛未必存心毒害东方社会，只是把他们自以为好的"公有制品德"，让东方发扬光大；
将欧美视为"民主的权威"，将把中国置为欧美的殖民地；
将主流作为"民主的权威"，将令中国重回"主义"下的公有制；

 

在公开笔者对英美及西方成功历史因素的观点时，笔者越来越觉得早期的"全面西化"提法，如无限定范围是不妥当的。全面西化是针对"帝国主义即将灭亡，英美即将崩溃""西方的衰落"之类否定英美现实成就的竞争优势所发的，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脱亚入欧"，"脱掉第三世界的帽子，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明确了英美现实制度的优越性后，再提全面西化，就成了大尾巴狼了。

英美两国无疑是近代到现代最成功的社会和国家政体，但同样是英美两国，在笔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但在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嘴巴里，反复强调的却是异样解释。一遇为缘，再遇为奇，三遇？必为我敌！这些意识形态分子对于事实的曲解，显然已经不能再理解为"误信" ，而应该是迷恋，或者是别有用心地，就是要解释成这个样子的，以维护他们脱离心证的，基于意识形态的谎言大厦！

而站在我们称之为洋五毛的欧美左派的角度，他们也未必真的那么关心后进社会进步与否，相反，他们可能是和盘托出他们自以为是残存的最优秀的文化，而将他们坚而持之的现实制度如私有制，自以为与传统基督教的公有制品德冲突，而羞于启齿。这些洋五毛，即谓身在福中不知福，享用着文艺复兴私有制革命以来的福荫，却放下碗骂娘（骂私有制）。

西方基督教伦理的迷信者，他们自以为珍珠的无私公有制伦理，恰恰是东方从来不缺的垃圾；而他们自以为是西方糟粕的"私有制法治，市场经济"，方才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这种行为与中国今天的传统卫道，向亚非拉介绍中经验时，摆出的是毛猪孔子，而不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更不是走鬼满街自食其力，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责怪西方洋五毛故意毒害东方民族，只能说传统卫道，总会挑选所需。

在肯定西方的进步和领先的前提下，否定"全面西化"的口号，笔者认为这是从自已做起的，远离意识形态的新的开始；实际上就是否定英美两国，或者基督教，作为中国现实社会体制变革的权威。英美两国的成功是现实的，但导致英美两国的成功的因素的解释，则是个体的。应该学习英美什么内容，是每一个个体的中国人的心证。

我们坚持从进化论、经济学、实体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英美成功的历史，但在不伤害我们自已的个体观点自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反对其他人用任何哲学、信仰，出于任何目的去理解英美的成功路径，而仅仅公开自已立场："we dont think so!"。任何解释只要不符合我们认为是科学的进化论、经济学、实体社会学的解释要求，我们一概不支持；如果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大刀就向道德鬼子的头上砍去！

中国人无疑应该无条件否定英美对自已成功历史的之于中国实践的解释，因为这样将把中国本身置于英美殖民地的处境。争论"美国政府廉洁可信，还是中国政府更廉洁可信"或如"是美国发美元自觉，还是中国印人民币自律"，这些争论都是意识形态的，毫无意义的。美国政府现阶段确实比中国政府廉洁可信，但那是对美国公民负责的！美国财政的确自律，但那是对美元经济体负责的！

中国平民同样应该否决官方标准答案对英美成功路径的解释，比如历史教科书里对美国内战解释的权威；因为那将意味着政治利益者垄断了社会利益的解释权，换言之是传统专制政体，换了一个宣传的花样。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缺少意识形态的"主义"的社会，而从来都是一个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不变的公有制特权政体的社会。换一个"美国主义"与原来的"马克思毛主义"，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黑人是一种善良的，快乐的，单纯的生物？

基督教"人人平等"观念的演变史；
诞生自基督教的种族主义和卡尔霍恩的古怪理论；

卡尔霍恩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基督徒。指望用基督教那一套理论批判卡尔霍恩，那是作梦！与纳粹曲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科学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卡尔霍恩的所有种族理论，全部来自于基督教。这本身就说明，种族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并无必然的关系；种族主义的根本土壤，恰恰就是欧洲社会的沙文主义情结。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进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则是题外话。

在1860s的美国社会，无论是黑人白人，都难得找到一个不信基督教的；而新教信徒，又占了大多数。用20世纪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的段子去批卡尔霍恩，不是隔靴搔痒，就是口水仗难解难分，——>因为1820-1860年之间，美国社会跟卡尔霍恩围绕着基督教义和《独立宣言》，打口水仗打了40年!一直打成内战后，才告分出胜负。再套用基督教常用的段子，反倒有点象掩丑。

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远非21世纪的东方新教徒所臆想的那样传统而牢固。事实上如果是从中古的平等传统来说，基督教比不上伊斯兰教。这也是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在伊斯兰教的攻击下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基督教"人人平等"的信念是哲学性的，因而是混乱的，模糊的，易于曲解的，如果不是用于流于空洞，就只能用于自我安慰的。

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人人平等"也至少有三种解释，一种是基督徒都是有灵魂的，所以人人平等；另一种是"信仰正确的基督徒"是有灵魂的（这就涉及到教派和异端的问题）；第三种是"人类都是有灵魂的"。第二种观念，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引起了无数的仇杀。第三种则是文艺复兴后的创意，真正的覆盖全人类的进步；但是在1860年的殖民主义高峰时期，很难说已经是多数基督徒的想法。

20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除东方新信徒以外，绝大部分教派才最后接受"全人类所有民族，无论信仰什么，都是有灵魂的"；但仍然坚持"只有信基督教的人才能得救"，换言之"不信基督教的人就要下地狱"。如果以为地狱天堂之类的"不平等"就让上帝去操心，现世间基督教总算承认"人人平等"了，那就太天真了。在21世纪的基督教的"人人平等"，主流解释又变成了"财富平均"的均贫富了。

卡尔霍恩是完全认同"人人平等的"，他反对的是"人人生而平等"。博大精深的哲学不去谈它，卡尔霍恩的理论在美国政治中，就是美国公民之间是个个平等的，每一个州之间的权力也是个个平等的，州与州之间应互相给予国民待遇；（这就是国民主权原理）；但黑人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黑人与白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

为了避免与基督教和的"人人平等"语义上冲突，卡尔霍恩还提出一种古怪理论："黑人是一种善良的，快乐的，单纯的生物"。如果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卡尔霍恩的"黑人生物"论显然站不住脚，因为这种生物是可以跟"（白）人"繁殖的。于是，南方的基督徒们，又提出，"只要血液里有一滴黑人的血，就不是白人"。19世纪基督教的卡尔霍恩等，实际上较罗马斯多葛时代的乌尔平，还要退步了。

乌尔平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奴隶制是既定的事实；而主张奴隶与自由人，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一点倒是与林肯类似。不过"奴隶与生物"之间的混乱，也发生在乌尔平的大脑里，"爱护动物，动物与人类也是东东平等的"。这些混乱的思想，今天仍保留在基督教文化中，比方说走火入魔的"东方信徒拦路打劫，拯救狗狗"之类。如果用进化论澄清"人类"的定义，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问题。

哲学真理不是论证出来的，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卡尔霍恩的种族哲学和南方的道德优越感；
林肯的"种族动员"与南方的种族主义那个更激进？

C.卡尔霍恩，是四肢发达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永恒的政治对手，也是南方的精神支柱。美国主流历史将南北战争的责任，推到1850年去世的卡尔霍恩的种族主义理论上，就如同东方帝国的劫后余生者们，将自已国家的劫难归罪于马克思的哲学太具欺骗性一样。一个典型的也许是真实的故事，是说两名残废的联邦士兵，经过卡尔霍恩的坟墓时发生的对话，可以说明美国社会的一般观点：
士兵甲："看来，这就是伟大的卡尔霍恩的坟墓"；（大概相当于毛国人磕拜毛神庙时的神往）
士兵乙："他真的太伟大了，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场战争，你我就不会残废了"

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卡尔霍恩，被称为铁涛的人，以衬托其顽强（或者说顽固）。卡尔霍恩的哲学迎合了南方特别是卡罗来纳地区的奴隶主利益的立场，通过对《独立宣言》的重新解释，而令这些支持蓄奴制的人拥有了与北方如约翰.布朗或L.加里森等论战的口水武器，具有平衡的甚至是更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但南方独立权力的法理依据，却是法学家，参议员RYHayne所阐述的国民主权原理，完全是正确的。

杰斐逊"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由于缺乏人权与人道主义的精确定义，卡尔霍恩轻易就推翻了，——>缺乏对象定义与实证匹配的能力，任何哲学，只要你想推翻就一定可以推翻；而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一定不缺理由。哲学的真理不是论证出来的，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枪杆子能够打出来革命成果，还要找一个理由让自已不作恶梦，那就是哲学；或者叫信仰。

卡尔霍恩称："人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婴儿与成年人就不是平等的，婴儿需要成年人的照顾"，"黑人是低智的人类，从他们的外形就可以看到，和猩猩没有很大的分别，他们的智力也比白人差很多，他们是需要白人照料的""黑人在美国的确是奴隶，但仅仅是比位比白人低；如果他们在非洲，他们同样是奴隶，而且命运更悲惨，更缺衣少穿"；"将白人与黑人等同，是对白人传统的背叛"

卡尔霍恩的论点，强调"白人照顾了黑人，如果黑人不是成为奴隶，环境会更差，生存都会成为问题"（部分是事实），强调了"白人比黑人优越"，"强行废除奴隶制，将损害白人社会的纯结性，并令南方社会崩溃"。不得不承认，卡尔霍恩的论点不但有符合事实的内容，无论是用人权还是人道主义，仅从哲学上也不容易反驳。除非能证明，奴隶制对南方没有好处。说到底，仍然是利益。

卡尔霍恩转而要挟北方的政治对手："你们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你们是站在白人的立场说话，还是站在黑人的立场说话？你们徒劳地让黑人与白人平等，害了黑人，更害了幸福的白人国家，你们是什么用心？"；这种语调，今天中国人在品味毛派的乌有之乡时，可能已经耳熟能详。卡尔霍恩，无非是将"白人"作为"白色民族"，而构建出一个"白种美国民族"的民族主义，于白人至上主义，而已。

南方邦联的分离运动，本身既是对宪法权力的正确理解；卡尔霍恩又提供了"蓄奴制既是白人的利益，也是为了黑人的生存"的理论依据"；说起来，南方的美国人，比起北方人三心两意的"解放奴隶"来，更感到是理直气壮。更何况照顾北方的关税的确损害了南方的利益，南方关税提供了联邦财税的主要份额，约翰布朗还跑进南方滥杀无辜？南方闹独立时，毫无疑问地认为，正义是在自已这一面的。

这一点甚至于连林肯也不反对。林肯面对北方选民的公开的政治立场，乃是"清洗南方的黑人"，这一含义包含着比卡尔霍恩更激进的种族主义，等于向北方的种族主义者献媚："我比南方更白人主义，我要把黑鬼洗出美国ing"。尽管在联邦主义和州权自主上有分歧，林肯北方与南方，至少在种族主义上有着共同语言。南北双方对黑白种族主义的共同理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后的种族隔离。

评估政治家的立场，只需考虑公开一面

评估政治家的立场，只需要考虑"公开一面"；
格兰特披露的北方政治立场；
北方反对奴隶制是反对"黑人呆在美国，那怕是作为奴隶" ；
南北战争是（宪法分歧 Vs 国家主义），黑人问题是导火索；

与林肯不同的是，南北战争的吉祥物，约翰布朗先生，是真心实意"解放奴隶"的，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正义为号召。林肯－格兰特为代表的北方军政系统，采纳了约翰布朗作为战争宣传的吉祥物，也采用了约翰布朗的"内战解决南方道德问题"的暴力正义；令许多人产生了林肯－格兰特政府在黑人－奴隶制上的政策是追随约翰布朗"解放奴隶"；这是错觉。

如果不考虑无法考证的"林肯其实是怎么想的"的"绝对真实的历史"的话，那么林肯公开的立场，就是（容忍奴隶制＋不支持奴隶制＋联邦必须统一）。探究林肯究竟是怎么想的，杰斐逊－戴维斯是不是真的要分裂联邦，还是目的在于修正不利于南方的宪法，关于奴隶制的条款，（JD在内战前曾提交继密苏里妥协后的第三道妥协议案《Federal Slave Code》，被拒绝），都是无法证真或证伪的猜想。

政治家有两张面孔，多少需要向选民负责的林肯，较之英明大帝毛Z东金正日之流，更难识见"内心是怎么想的"。相对而言，不太懂得遮掩内心的直筒子格兰特，是窥见１９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价值观和常见观点的更好的着眼点。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何粉饰这位直肠直肚的战争英雄格兰特的形象，真是难煞了共和党（随后７０年里统治了美国的政坛，称为老大党）的党政笔杆子了。

"黑人是在违犯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送进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的，南方不得不将自已和黑人绑在一起，确实令人同情；但是他们（南方）却强迫北方替他们追捕逃奴，不但令人厌恶，而且激起了北方对黑人的同情；……，他们称脱离是不能接受与黑人平等，现在（战争结束２０年后）他们也看到了，黑人并没有和白人平等，他们（南方）本来就是多余的……"，us.格兰特.1885年。

"黑人和白人平等，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国家不属于黑人……，我们可以帮助黑人回到非洲，也可以开辟南方的殖民地；象波多黎各（即海地，波多黎各，古巴），那里可以生活1500万人口，（全美1880才6000万人口，1860年才3000万人口，面积是波多黎各的３30倍！），黑人可以全部到那里生活，象一个州接受合众国的保护（保护国？），美国政府一直认真的考虑实施这个方案"。us.格兰特

格兰特的话，真实地反映了1850年－1890年之间，北方白人社会对南方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真实观点。美国北方以"纯粹的白人社会"而自豪，而鄙视南方被黑人"污染"。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才会在日后作为内战北方主力的缅因州看到驱逐黑人，殴打黑人，而把这一幕扣到南方奴隶制的头上。美国北方反对奴隶制，实际上是反对"黑人呆在美国，那怕是作为奴隶"。

格兰特无意中指出，1850年的《加利福利亚（黑奴）妥协协定》中追捕逃奴条款，对于恶化南方的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方作为限制蓄奴制扩张（即禁止在北方，作蓄奴制作为投票议案）的交换，要求北方帮助追捕逃奴，（在此法案下，后来就出现了"逃往北极星"的黑奴逃亡通道），是大失策；既恶化了公共形象，其实也无裨益（十年只有3万名逃奴，追回不过几千人；北方出工不出力）。

但共和党历史学家WJBennett所称的，南方（JD）提出的<Federal slave code>中，要求全美取消对蓄奴制的限制，是侵犯了北方的主权，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戴维斯的要求，不是北方必须实行蓄奴制，而是允许将蓄奴制，作为北方州议会投票的议案，是否采用蓄奴制由各州决定。JD是为南方蓄奴制解除宪法限制。撇除蓄奴制不道德以外，侵犯北方州主权的指责，无从谈起。

结合上黑人作五分之三众议院权重，而白人移民却作100％权重，（两者都没有投票权），南方对北方（因为移民）渐渐控制众议院而愤慨，认为算少了自已的名额；而北方同样认为黑人的五分三是南方占了大便宜。1850s的美国，对于蓄奴制的存废的争论就越来越激烈。随着1850s南北双方各自的经济体系，各自碰到麻烦，又彼此归罪于对方。奴隶制道德与否，只不过是占燃导火索的火引而已。北方反对的是"蓄奴制"，而不是反对"黑人和白人不平等"，也不是因为"黑人的人权被侵犯"。这是今天很多人，没有搞清楚的。

同志加兄弟的美国内战和政治家的利益

南方邦联CSA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D）支持联邦统一；
林肯和JD"政治家的利益"；
南北战争双方军队"同志加兄弟分歧"

从民主宪政的原则或者是从"善政"的角度，评估林肯的政治生涯，大致是(55% vs 45%)，功在大于过。但如果是以同样的要求，那怕是站在南方邦联CSA的政治利益的角度，去评估南部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D），JD先生除了道德品质高大全以外，军政决策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令人费解之处也极多，确认正确的，似乎只是任命RELee为司令官等几项，算是做对了。

一些美国野史援引道德史观的春秋笔法，对JD先生作妖魔化文学处理，但JD给联邦活逮了以前，品德好得不但国民赞不住口，连JD家里被解放的奴隶，面对企图检诉身陷监狱的JD的联邦检察官，也说不出JD对奴隶有那点是不合人道的。杰斐逊.戴维斯尽管是南北战争的"叛国贼"，但战后又重新返回政治界，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死后佛州对其国葬，诞寿成为佛州公共假日。可见此君名声确实不错。

杰斐逊戴维斯（JD）的名字是美国国父执笔《独立宣言》的"杰斐逊"，也可见其家庭对杰斐逊"人人平等"信念的崇拜。战争期间创意不多，战后就象RELee一样，热心推动民族和解。自然，格兰特支持下，最终解除了对杰斐逊戴维斯的检控，至少也是格兰特为南北和解，创造了切实的条件。预先肯定一下JD不缺民主信仰的良心品质，是因为此君在战争领导工人各的闪光点，确实不多了。

JD的代表性著作是回忆录《The Brief History of CSA》（CSA简史），以及内战前提出的《Federal slave code》提案（联邦蓄奴自主权提案）。这些提案比较清楚地表明，杰斐逊戴维斯的政治立场是（坚持奴隶制＋统一的联邦＋州权自决），在政治战略上坚持明确南方独立的权力后，重新谈判加入联邦。因此战争摊牌后，林肯与JD的立场区别，乃是"无条件返回联邦"与"有条件返回联邦"之争。

戴维斯用人人皆知的炮轰萨姆特堡，那是授人以柄，而得不到返回联邦的条件。尽管那是在林肯已经下令征集军队，宣称要入侵南方的情况下。但毕竟，萨姆特堡30人的守军，不可能对南方构成真正的威胁，炮轰本身，为林肯已经开始的战争动员，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借口，"联邦受到攻击了"。林肯听到萨姆特堡挨轰的消息，估计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考虑到当时南方CSA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体，JD的目的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用自以为是象征性的"开火"，促使南方各州真正组织起来；也由此争取欧洲援助，"我们是真的要独立，不是闹着玩的"。如果炮轰萨姆特堡，确实只是一次象征性的开火，JD的决策未必是错的；但其时战略主动权在林肯手里，JD就大错特错了；钓鱼岛主义，毕竟是愚蠢的。

北方的林肯和南方的JD，两位同样支持联邦同一，同是在杰斐逊主义的熏陶下成长成来的美国人，却在南北两面的政客位置上，各自推动着整个美国社会走向内战，美国内战的悲剧色彩，就显得殊为浓厚。从政治利益的层面可以更容易解释一点，林肯推动战争，目的是为了稳固已经动摇的总统职权，和看似已经动摇的联邦政权；JD推动战争，则是为了自已的总统更象一个总统；——>都是政治家的利益！

如果再对照南北双方的军队，（联邦主义＋废奴主义）立场的南方军事将领RELee和石墙杰克逊，与（联邦主义＋同情奴隶主）的北方将领如格兰特，谢尔曼，谢尔登和麦克莱伦等，彼此的立场和利益是何等相似？按东方的标准，完全可以做到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何况"南方邦联领导人"，也公开声称并不反对联邦的统一？南北战争作为民主社会的悲剧，成为民主政体的最大问号！

南北战争政治主题的转变

南北战争政治主题的转变；
蓄奴制——>杰斐逊主义的存废；
南北战争是蓄奴制诱发的，国家主义与杰克逊主义的战争；

 

作为林肯的崇拜者，格兰特对林肯仍然有所回护。比方说林肯赴任，是用地下党的方式化妆潜进华盛顿就任的；一直被时人讥之为"懦夫"。格兰特则开脱称，如果林肯不是做地下党的话，未到华盛顿就给暗杀了。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性是无法否定的。但是林肯就任时，美国南方七州议会或政府，已经宣布独立，包括军队在内的军政机构，也已经开始瓦解，都是明确的事实。

而比南方七州独立更严重的是，中部另外七个州，包括后来加入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后来被林肯解散州政府加以占领的马里兰（华盛顿市本来是马里兰的一部分），都在摇摆之中，观察林肯如何应对南方闹独立的棘手问题。这是美国建国以后前所未有的宪政危机，林肯可能遇刺，未必是确实的威胁；但是在蓄奴州包围中林肯政府被废黜，却不无可能性。

林肯后来回追忆，自已是在忠于联邦的马萨诸塞州的国民卫队进驻华盛顿后，才不再担心被蓄奴州劫持。因此林肯召集军队（就是将国民警卫队征作联邦军），一定程度上是战争恐慌所致，而未必完全是为了进攻南方。但即使是这样，新英格兰各州的军队通过马里兰时，仍然遭到了民众的抗议。联邦军队通过巴尔的摩，向扔石子的民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妇女儿童在内平民若干。不幸美国人手一枪，民众还击，衔头驳火，四位战士遇难。

林肯为了有更多的军队救驾，下令占领马里兰州，解散州政府和州议会；一度打算逮捕最高法官坦尼（后软禁），因为老法官要宣布林肯违宪。林肯后来投入内战的军队，实际上是在支持林肯的大湖区和新英格兰各州的国民警卫队的基础上，用原联邦军的库存和军工，重新组建。（留意《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最凶狠的奴隶主，是一位新英格兰人；作者斯托夫人，也是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缅因）。

正是由于除以北方人为主的海军早已成型以外，南北双方的内战军队，都是在内战宣布开始后才真正开始组建。因此在开战之初，经历了墨西哥战争的南方军的指挥者，就比北方的军队有实战经验。墨西哥战争在美国南部，参战部队60%以上是南方州的国民警卫队。而美国美国内战真正的战斗，则推迟到1862年中，双方都完成陆军组建后，才正式开始。

1862年林肯政府甚至还能好整以瑕地对南方分离各州作最后通牒，必须在三个月内回到联邦内。南方其时已经这道通牒是政治性做给北方的反战派看的："不是我林肯要内战，是南方佬不听劝"。南北战争的战场尽管惨烈，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在战场以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战争开始前被动的林肯政府，最终能够争取到中立摇摆的政治派别，是渡过危机的关键。

南北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中部摇摆的七个蓄奴州的立场。这些州的立场是州的自治权不可侵犯；但奴隶制的可以考虑在在宪法框架内限制直到废除。换言之，如果林肯政府提出一项妥协案，就支持林肯，如果林肯诉诸武力，就反对林肯。对这些州的不信任，是林肯召集北方国民警卫军的原因，也是这些州倒向南方的原因。林肯征集军队后，又预防性地占领马里兰等三个州，等于将弗吉尼亚等推向南方。

正是由于中部七个蓄奴州的摇摆立场，美国内战的性质，就从最早的"奴隶制存废"的分歧，变成了"州自治主权存废"；或者说是杰斐逊主义与联邦（国家）主义之间的战争。南方内战的主力也不再是激烈主张独立的南卡来罗纳州（该州的白人与黑人奴隶的比例是1：4），而是奴隶比例不到十分一，一半领土没有奴隶（后来的WV）的弗吉尼亚州。战争的主题也从奴隶制的存废变成了州的自决权之战。

何清涟：中国政治的两大“破局”之举

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充满各种变数，除了经济领域的各种变数之外，让观察者惊讶的主要是中国政治所出现的两大"破局"之举。破局之人一是温家宝，二是薄熙来。

一、中央集体领导的权威受到挑战

检视中共政治，会发现其经历了一种变化：毛泽东的独裁政治――邓小平的有限专权（邓本人对部份元老的政治权威有限）――围绕第X代核心形成的中央集体领导。目前这种围绕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正受到温家宝与薄熙来的挑战，温的挑战主要是言论方面，而且温本人也未打算将言论付诸实施；但薄熙来却是有计划且大张旗鼓地推行"重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行动都对中央权威形成严重挑战。

先说温家宝的挑战及其有限性。回顾中共历史，从来只有领袖享有创设理论之权威，其他人即使理论上比领袖高明，其思想理论也得奉献给领袖让其笑纳为"伟大思想"的一部份。中共元老、理论家当中，从张闻天到陈伯达；从范文澜到艾思奇，谁也没少做这种事情。毛在世时，奉献者没人敢对此吭半声，但到毛驾鹤西游之后，不少人就要求认领思想权与著作权。面对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平息来自党内人士的知识产权要求。

回顾这段历史，是说明中共的理论传统曾经是只允许一个大脑、一种思维。其他人的思想理论即使被采纳也得挂在领袖名下。温相从去年以来屡次提不具备任何实质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一演讲，算是进了一步，提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尽管温并不打算去实施这些主张，但这种姿态已与党中央的思想路线如"五个不搞"之类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毛时代甚至在江泽民治下的中国都不可能出现。当年朱镕基就是因为在外放言"地雷阵、万丈深渊"之类的话，回国后被迫在国务院内所属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温比朱走得远，但从其锲而不舍地重复这个话题，可见作为"老大"的胡锦涛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并未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

二、"重庆模式"的华丽包装

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更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这一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前可追比春秋末年楚庄王问鼎之举，后可与晚清朝局相比——晚清经太平天国之乱，由原来内重外轻之局变为外重内轻（即地方权力日重，中央权力衰微）之局。尽管胡锦涛从上任以来就热衷于参拜西柏坡回延安之类，方向似乎与薄的唱红歌一致，但胡总对薄督此举之僭越未必欣赏，始终对"重庆模式"不置一词。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再到学界一班趋炎附势者，看到主弱诸侯强之势渐成，再揣摸一下十八大人事布局，为政治保险起见，于是以物美价廉的唱红歌作秀以预结薄督欢心，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预留退步，于是唱红歌蔚然成风。最近逢中共"九十高寿"，渐成政治潮流的唱红歌更是被推向高潮，等到对外视野最广的外交界与被目为最"出世"的宗教界这两大"行业"的人热情加入唱红歌行列，北京、重庆、成都三地学者们共聚一堂一本正经地为"重庆模式"理论加冕之时，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就值得探讨了。

什么是"重庆模式"？对这个模式的通俗形容是"唱红打黑"。由于"打黑"备受批评，这面旗帜已被悄悄卷起，大力张扬的是"唱红"。从薄多年宦海遨游、始终徘徊在省部级这一门槛及其年龄来看，十八大是他此生最后一搏，唱红歌为表的重庆模式是其十八大晋位的政治资本，这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薄之所以高举毛泽东这面有不少污秽的破旗，一是因其理论资源匮乏，二是现今的政权继承的是毛的政治合法性，毛的政治遗产和经过谎言包装的形象可以用来作为政治权争的武器。

抛开"重庆模式"唱红歌这一表征不谈，这个模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到底有什么特点？且先看薄熙来的学界追随者是怎样为重庆模式赋予意义的。

"薄粉"崔之元曾为重庆模式苦心总结出四条经验：一是经济上的国民共进；二是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涨价归公"；三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四是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但崔的这一理论总结不具备理论推广的战略高度，薄督大概只当作"重要参考"，还得继续找寻智囊将"重庆模式"总结成"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理论。 2011年6月12日，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三地的一些学者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会。据与会学者概括，"华盛顿共识"已经破产，在此际推出重庆模式具有以下重大意义：第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根据是薄熙来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第二，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第三，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从理论上讲，在十七大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构建了一个框框，但并不完善，因为由"邓论、三论（三个代表）和科论（胡的科学发展观） "还在相互整合。这些薄粉们的意思是说，加进了重庆模式，中共就能够形成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薄熙来理论核心重心的经济理论，即薄主张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呢？这些智囊准智囊搜索枯肠，总算是发现了几条（以下是本人根据长达几万字的《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讨论会纪要》概括）：

一是在生产时要问姓社姓资，才能保证食品安全。薄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认为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决不会允许假冒伪造，所以，不问姓资姓社，无论是针对食品安全还是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二是和改革相结合的民生动力论。据说薄熙来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认为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

三是干部考核不能只看GDP。薄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薄粉们说，现在学术界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而薄督将"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好得很，抓到了点子上"。比如重庆干部的"精气神"就是一例，上班实行是"5+1"，将星期六都投进去了。

四是开展"唱读讲传"红色文化活动，再加上打造城市名片，比如重庆现有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三、"重庆模式"：中央权威衰退下的政治怪胎

上述"重庆模式"，很有一点"拿来主义"气概。先说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毛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未生产出什么优质产品，都是工艺落后制作粗糙毫无竞争力之物。 70年代末打开国门之后连人家生产的折叠伞都成了当时中国人艳羡之物。从现实看，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地正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而不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生产时问姓社姓资"又如何能够解决质量问题，恐怕只有薄粉们才能自圆其说。至于反对透支环境发展经济，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7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保主义的宗旨，与大跃进时砍光树林、改革时竭泽而渔这类不择手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何关系？

再说第二点，民生动力论这个名词勉强可以算创新，但内容却是标准地"拿来"。近十余年来，学界一直在检讨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使得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国内消费萎缩。为什么标上"重庆模式"这个说法就姓了薄？第三点干部考核指标中要加上社会正气，这如同当年毛泽东时代考核干部提倡讲社会主义新风一样，也是效颦之作。 "5+1"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义务劳动"的变种罢了。只有第四点算薄督创新，但于解决当下社会矛盾似乎无补。在没有毛泽东这尊活神的情况下寄望于唱红歌加强思想控制，总体效果未必比意识形态淡出的"面包契约"好到哪里去。

自毛泽东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开始，中共当政者就陷入了意识形态与执政行为完全分裂的状态。进入邓小平以救党为实质目标的经济改革时期，所谓"革命理念"更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物，自我服务的自利行为成了各级政府的日常行为模式，权谋和权术成了执政党的基本运行方式。薄熙来以唱红歌为表、意在为其十八大上位而倾力打造的"重庆模式"，只是​​中共中央政治权威衰退下的一个政治怪胎。从这个模式中找不出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迹象，只看到政治权威可以肆意干预经济、锻造"民意"，让本来就非常虚伪与无耻的中共政治变得更加寡廉鲜耻。

宪法若可以以道德名义蹂躏，那宪法就没有任何价值

南北战争是民主观念最大的创伤；
宪法若可以以道德借口蹂躏，那宪法就没有任何价值；
民主的宪法是可以践踏的，民主就没有任何价值；
人权原则无所谓道德优越感；道德优越感针对"公德或人道主义"的他方利益处置；
为什么南北战争没有实现妥协？皆因人道主义的道德优越感"不容妥协"；

尽管可以援引春秋笔法的历史忠奸脸谱，给南北战争的双方盖棺定论，奉上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毛主义者所持者何尝而不是南北战争与美国达成了共识的"标准答案"？如果是用人权标准看双方的是非，非黑即白的是非是套不到双方的头上。南北战争的双方都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南北战争不是一场非黑即白的正义战争，而是两头斑马之间的内争；打主场的南方败了，客队北方胜了。That is it。

希特勒在民主的德国上台，是民主社会的一道大伤疤；而民主的美国没有避免内战的发生，并以内战的正义理论，否定了民主作为联邦根基的可能性（国民主权原理），则是一道更大的、更根本的伤害。如果美式民主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那么美式民主本身就没有任何必要性。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政府，真的遵守了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了吗？为什么民主妥协的政治交易，在1860年的美国，竟然失效了？

原因是明摆着的；当"奴隶制"以其名称之可恶，而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变成了一种道德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的站队时，在今天不可能反思林肯政府对民主宪法框架的违背，在当时就会将一切妥协，视为"对邪恶的让步"，——>既然是不能妥协的；既然是"不容谈判"的，那民主还有什么用呢？类似地，在国际问题中当领土争端是"不容谈判"时，就是"不容谈判的"一方，选择了战争。

逻辑回溯"人权自卫"的底线也是"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自由不可侵犯"，这一条同样是不可谈判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等传统卫道们的高深哲学，则是力图论证"你的人权处置，是可以让毛左们讨价还价的"），因此一旦我们的人权被侵犯或断定将被侵犯，自卫就是我们选择的战争，大刀将向极左鬼子的头上砍去！而不必再理采乌有毛左的嘴巴里，是不是一面讨好地念叨着博大精深的哲学。

在个体权益上的极度专制，就构筑了公共利益上的高度民主的最起码的条件！今天很多人学会了彼此指责对方"道德优越感"，实际上，道德优越感只能是基于"权威的公德"，至少也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基于个体主权意识的观点立场，即个人主义，是不构成道德优越感的。因为在个人的位置对自已的东西，是绝对专制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不是你的！这是产权声明！那里还需要"道德优越感"

但是当自卫的红线超越自已的人权利益，而涉及到他人或某些有争端的利益时，那么"不容妥协"也即"不容交换"，等价于独霸天下，并不惜为之诉诸暴力，不惜一切代价！个人主权的利益立场（人权）是不容妥协的，否则就不会存在"协商妥协的人权主体"。或言之，必须承认你我是一个人，具有协商合作的个体资格，才能谈彼此的合作。否则，如果不是河水不犯井水，就是一方征服另一方。

而常被传统文化讴歌的"不容妥协"的美德，实际上就是对主子忠贞不二，不再思考自已的利益，主张的却是人道主义，或忠于代表了人道主义的君主；"红线"一旦超出个体人权的边界，立刻变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并拒绝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沟通、交换的可能性。拒绝人类社会合作的生物意义上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永恒的阶级斗争"。

基督教马恩毛孔儒这些传统文化，都不约而同地反诬人权自主的市场交换为"弱肉强食"，称市场经济买卖自负是"丛林法则"。人权是作为妥协的底线，是因为人权自然人可以明白妥协的代价，保证自身权益的可持续性（不亏损或不累积亏损），这是人道主义做不到的。南北战争不能达成妥协，就在于北方的政治诉求，是基于人道主义基础的废奴主义的道德优越感，而自以为不可妥协。

粮食价格是高还是低？美国为什么农业补贴？

再投四万亿的水利就不会"过剩"吗？
粮食价格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
美国为什么要农业保贴？为什么要搞生物能源？是粮食价格过高了吗？
美国的农业补贴，和中国的农业补贴，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农业补贴，成本很高，通胀很高，得益人却是美国？

现在开始"政治正确"的是"四万亿水利"国策。看来凯恩斯主义真的是某种人物的命根子。四万亿水利可以看作农业国有企业的补贴，主要得益者既不是种田的农民；相反农民的收入会因为粮价下跌而受损；而水利也不是千年万载的；毛领袖在毛制大饥荒后搞的小水利，无论是用途还是使用寿命，都比毛大炼的钢铁好不到那里去。公开的样板，可以参观一下农业学大寨的"狼窝掌小水利"。

所以好象"绝不会投资过剩"的N万亿水利，与先前自以为"绝不会过剩"的路桥和三峡等一样，实际效益多半未如一心印钞票为人民服务的计划经济精英们所想的那样。如果按科斯的"交易成本"论，路通财通本来是物价下跌才对，结果却弄得运输小贩个个破产；为什么呢？因为交通运输要成本核算，就一定要收钱；如果不成本核算，那就要问，要修多少路桥，才能省点钱买面包吃？水利的道理也一样。

水利投资涉及到一个与毛灾敏感和北非危局相关的"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那就是"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毫无疑问地"水利投入增产，从长远看可以降低通胀"，"老百姓保证有饭吃，就不会象阿拉伯人那样造反"。这几条理由，在任何政治经济工作会议里，都有极高的说服力和煽动性，尽管经济学上看，并不正确。国际粮食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粮食安全的系列中已经初步说明了。

美国人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农民收入的，避免农民放弃土地转营他业；原因是因为国际粮食价格为美国农民提供的收入，显得太低了；奥巴马所谓的乙醇燃料，只不过是将原来的农业补贴换了一个名字；并没有真正加大美国的财政预算，因此，不能称美国人的生物燃料计划拉高了粮价。而实际上却是，如果不是因为粮价太便宜了，美国也不用一直不停地补贴农民的收入。

而象东方帝国等，由于土地是公有制的，固然抑制了粮食的产量，（很多适粮土地处于抛荒的状态，实耕面积大约只有11－13亿亩），也令对农业有重视传统的东方"农业补贴"，主要落到农业系统的国有利益部门的收入，却因为国有单位（高成本）供应的（低价）粮食的竞争，而令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由于土地私有还是公有的区别，美国的农业补贴与东方公有制农业补贴，效果和成本殊然不同。

计划经济下的农业补贴，虽然与农民的收入无关；但却反映了计划经济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精明，那就是针对性的操纵"恩格尔系数"，效果如同各类市场经济的产值，都可以在计划经济下操纵出神乎其神的经济奇迹一样。农业补贴带来的相对低的粮食价格，可以在国民收入没有增加的前提下，（意味着公有制特权成份不必削减），"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尽管降低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对比一下东方公有制帝国与西方私有制农业如美国的农业补贴，可以发现两点不同。东方帝国重视农业的传统是几千年形成的真心实意的信仰，绝无虚假；农业补贴在增加了产出，暂时降低了物价的同时，也损害了农民的收入。而西方土地私有制如美国，农业补贴没有产生新的产能，都让农民补贴生活消费去鸟，倒是拉高了工业品的物价是，也没有降低物价，当然没有损害农民的收入。

因此美国市场的粮食低价格，不是美国的农业补贴造成的，相反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致力于推高粮食价格（补贴农民收入）。这是朗咸平这些人指责美国"农业补贴"时，没有加以澄清的关系。美国的粮食低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于后进国家如东方帝国的农业补贴，在损害了自已农民的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美国农民的收入，让美国农民"失业"了。当美国对此救济时，后进社会就惊呼"粮食危机"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谁把谁扶上领袖地位？

*先有毛泽东？还是先有张闻天？*

今年7月，是中共建党90年。曾在红军被围剿仓促"长征"中遵义会议后当过总书记的张闻天，是中共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共内部有说法认为，是张闻天把毛泽东"扶上领袖地位"，但是，这种说法引起争议。

*于幼军出书谈党史，高度评价张闻天*

曾被誉为广州四大才子之一的中共高干于幼军最近出书《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到1965》，高度评价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1900-1976)。就是这位中共17大前从文化部党组书记位置上"栽"了的前山西省长，在"两年蜇伏期"间用章回文体写出的中共问世后的45年中国"社会主义"历史。
于幼军曾当过深圳市长、广东和湖南省委副书记。2008年，已经是文化部党组书记的于幼军突然被宣布撤销文化部党内职务、中央委员，留党察看，从此开始"蜇伏"。两年后，他东山再起，被委任为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于幼军在其最新出版的书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关键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让位后每况愈下*

张闻天在延安正式让位毛泽东后，一直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只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毛泽东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副帅"而下台，文革遭受残酷迫害。
从1969年起，张闻天名字不得再用，而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1976年7月1日(中共55周年生日)去世，终年76岁，火化时妻子给他的花圈上写着：献给老张同志。同年去世的有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也是在同年10月，中共宣布"粉碎"了"四人帮"，结束文革。

*于幼军：张闻天有三大贡献*

于幼军在其中书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博古等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和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和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立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于幼军还说，(三、四十年代)在延安期间，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人说话、允许争论、鼓励探讨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五十年代后期)，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顾劝阻、大胆发言分析大跃进错误，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彭德怀'仗义执言'"。
张闻天把位置"让"给毛泽东后，曾和毛泽东一度"合作无间"。中国历史学者刘明纲撰文(网易历史)说："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 (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梁衡：张闻天把毛泽东扶上领袖地位*

中国记者、作家梁衡最近撰文说，中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艰难时期，是张闻天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地位。曾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在北京文学第五期)发表长文《一个尘封垢埋却越见光辉的灵魂----建党90年想起张闻天》说，是张闻天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地位。
中共1921年建党后有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担任总书记，接下来就是张闻天。梁衡认为，"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位置，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三是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

*梁衡：毛尊称张为"明君"*

梁衡说，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张算第五期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梁衡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梁衡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梁衡：毛张君臣恩怨，解开党国谜团钥匙*

梁衡说，"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毛派"乌有之乡"发文反驳梁衡*

针对梁衡文章，有署名湖南"纪文"者在毛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章，批评梁衡之观点。文章说，并不是张闻天把毛泽东扶上领袖位置。文章引用毛泽东话说，权威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不是树起来的。"同理，成就毛这个伟人的，是他自己在革命实践中所建立的历史功勋，而自然地受到党和人民的拥戴，绝不是哪个人扶起来的。文章说，1935年一月遵义会议，毛泽东是经选举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张闻天所起的作用，按投票计也只能有一票。"

*梁衡：张闻天一生三次受辱，见其量、节、志*

梁衡还认为，无论如何，张闻天一生"三次受辱，长期埋没。"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做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
"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

*邓小平盖棺论定张闻天*

1976年10月，张闻天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1979年，中共为其平反。邓小平致悼词说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
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张闻天文集出版。2010年，人民日报出版第一期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谁主政中共？*

谈中共历史，不能不谈遵义会议。旅英作家张戎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上了书记处书记"。中国学者高华也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高书：83页)。北京理论工作者何方在其书(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05年版7页)中说，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何方说，在遵义会议后，"很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洛甫)。"不过，何方也说，1936年6月，张闻天给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抵达延安后的情况时说，中共当时常委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

*杨尚昆：遵义会议后张为总书记*

中共元老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后来说，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这篇文章说：1997年，杨尚昆对张闻天妻子刘英说，遵义会议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张闻天去世三年后得到平反，北京为张召开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

*梁衡：胜者与败者，霸业与人格较量*

北京的作家、记者梁衡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2011年 7月 13日

VOANEWS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中国人心态要远离阴谋论干扰

不久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掌门人来到中国，在某电视台做了一些访谈。有人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会怎么进入中国经济，并像过去掌控某些欧洲国家经济命脉那样，控制当前中国经济。不论这种提问是否有礼，我的解读是，"阴谋论"在中国很有市场。这种阴谋论的流行，使不少人都相信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暗算，并时刻处于国家危机中。

于是，大家对西方的阴谋抱有很高的警惕性。与其认为中西方的博弈是正常制度的运转，还不如深究西方背后阴谋的运转。这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那些勾结起来、瓜分了西方蛋糕的银行家集团发现中国是一块肥肉，他们需要在西方以外有自己的代理人。按"阴谋论"的逻辑，中国某些利益集团，与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金融集团"臭味相投"。当年，在金本位货币体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英国人的老师；而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政府要借钱打仗，又不知道通过发行货币来集聚战争资源，国际金融集团又成为了美国人的导师。现在，轮到中国了。

对"阴谋论"在这次金融危机后的盛行，我们不能轻视。"阴谋论"能顺畅地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它的盛行是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持有偏狭态度的结果，这种不健康心态对中国未来发展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以弱者认知产生两种国家理念：对强国时代的怀旧和对成为未来强国的期待。过去的强者和未来的强者的期待，隐含着我们对现世强者的认定。在这样的认定中，很多改革会无从进行。

其次，社会心理普遍脆弱。缺乏独立的社会文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心理之所以对西方满怀仇恨，民粹主义流行，对金融阴谋和国家阴谋深深铭刻于心，就是这种脆弱心理导致的。

最后，我们的国家危机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能力相对低下。周有光先生最近讲到，在强调强国崛起时，我们要认识到在多个方面都是落后的，但这种落后不能被理解成民族无能。中国人在脆弱的社会心理下，常常认为国家在多方面低下就等于民族无能。所以，我们宁肯以探知别人的阴谋来理解别人的强大，也不愿意建构自己的阳谋，在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中提升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期待是，我们要塑造国家的阳光心态。民族精神要健康，不要在过去和未来的强者期待中隐瞒真实的国家状态。民族要致力于发展所有制度化的建构，包括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才是民族的希望。政经制度法制化是健康心态的保证，我们不要到政经制度背后去进行探究。这样才能使社会心态趋近于正常化，解决改革难题，而不至于通过激发人们的阴暗心理使人们对民族未来发展产生晦暗的心态。

南北战争记念曲《CountryRoad》随风而去

南北战争的记念曲《Country Road》；《随风而去 where have all the flows gone》；
故乡之路“Almost Heaven……”——>此处已寸草不留！“the die every one”；

笔者对战争的印象是与歌曲联系在一起的。对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印象，脑海中总是浮荡着《莉莉玛莲》；英国人上战场，就想起《利伯蒂（liberty）的女郎》，苏联的代表性歌曲是《喀秋莎》《神圣的战争》——>抗日战争给笔者的印象，也是这两首曲，而不是《义勇军》或《游击歌》；因为笔者认为，抗日的主战场是蒋战场，并且抗日战争的战略目的也不明确。

当翻开任何美国独立战争的章节时，笔者的大脑中就响起了《星条旗之歌》。如果能欣赏英文诗，就会感到这首歌非常豪迈高亢：“Oh say can your see,by the dawn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 we hale……rock red glare,the bomb bursting in air……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star spangle bannerring  yet wave ，over the land of the free (高八度)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低吟)”。另，美国形象的代表性音乐是德沃夏的《新世界交响乐》，和《红河谷》。

官方对南北战争的代表性歌曲是《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腐烂》，该歌曲在中国给重新填词，为《团结就是力量》，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原曲。的确是一首雄壮的进行曲！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追溯，和对南北战争政治经济背景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这首本来耳熟能详的战争煽动曲，从笔者的大脑中淡化，越来越变得可憎，就象《歌唱祖国》中的毛氏段子一样可憎。

与此同时，另一首更为熟识的，似乎从来没有表现过政治意味的乡村代表性音乐，却忽然之间，令笔者感到作者的原意，并不是真的怀念对弗吉尼亚农村的向往，而是彻头彻尾的一首对南北战争的反思的调子。由于当其时政治正确的社会压力，这种情感只能隐晦在歌词之中，如果缺乏对南北战争背景和过程的了解，是根本听不出其中的抒情，所为何来。

这首曲子，就是约翰.丹佛(John Denver)的《故乡之路，Country Road》。Country，在英语中，可称为乡间，故乡，这就是该曲被称为“乡村音乐”的原因，但也可以被译为“州”。因此曲名，也可以译作“（西）（弗吉尼亚）故州之路”。今天，一旦读到任何南北战争的章节，笔者耳边就响起“故乡之路”的旋律，“Almost Heaven，……”

这首歌曲怎么会联系到南北战争？笔者当然是猜想，是否属实，必须由JDenver本人确认。但笔者感到，JD要表达的就是笔者所了解的。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本来活得好好的），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blowing  like a breeze.  (gone with wind，随风而逝)，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in 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这么好的地方，都让sb给糟蹋了)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hours she calls me.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And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I get a feeling sould have be home yesterday,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首歌曲忽然让笔者联系到南北战争，是笔者因公驻留Inwood时，浏览周边景色时，忽然想到了美国骑兵名将PH.Sheridan于南北战争时，就在彼此留下的名言：“此地已确保鸡犬不留，寸草不生！”（原文，就算一只乌鸦飞过，也要带上它自已的口粮）。谢里登将军的另一句名言是贡献给印第安战争的：“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注：谢里登将军其实不是战争狂人，并同情印第安人）。

谢里登向林肯汇报“确保鸡犬不留”的地方，就是Shenandoah峡谷。当时是弗吉尼亚的粮仓，在峡谷的东段是老弗吉尼亚州，在西段是战争爆发后，脱离弗吉尼亚独立加入合众国的“WV，西弗吉尼亚”，第35个州；但没有加入战争。Shenandoah是南北战争中的东线主战场之一；另两个是华盛顿与里士满之间的公牛道渡口孟纳萨斯，和切萨皮克湾弗吉尼亚南侧的半岛登陆场。

Shenandoah峡谷既是连接弗吉尼亚的中枢，既是北军包抄里士满右翼的必经之路，也是南军入侵北方的唯一通路。后来发生的葛底斯堡战役，就是RE李将军所率的南军，经Shenandoah峡谷绕过华盛顿进入华盛顿后方的北方诸州，最后在马萨诸塞州的葛底斯堡被当地国民军拦截时发生的。石墙杰克逊的生死荣衰，也都发生在Shenandoah峡谷。

别的话与“Country Road”扯不上多少关系；只需要将Country Road 故邦之路，与谢里登冰冷的汇报联系起来，将是一部《探索》历史实录剧的绝妙搭配。故乡之路“Almost Heaven”——>此处已寸草不留！另一首更悲沉的歌曲，后来用作越战的反战曲《Where have all the flows gone》，“Where have all the flow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they dead every one ……”

马克思主义者到底在追求什么？

低人权的人道主义是中世纪及奴隶社会的特征
剥夺工人劳动权益（人权）就是剥夺了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强调工人人权，工人处境一天天改善；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到底什么？

 

将南北战争以后工业社会的资本家妖魔化，象恩格斯那样将中世纪的类种姓社会乌托邦化，象马克思那样把工业革命前的君权社会称之为“私有制”，象庇古那样幻想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后工业时代的“福利经济学”，……，林林总总！都可见传统文化抗拒国民人权的解放，是多么顽固，其思维方式又是多么古怪；他们骗取部分公众感情的文学艺术，又是多么的高明绝伦。

在前工业革命时期，没有农民只有农奴；或者就是种植园的奴隶；同样没有工人只有学徒和契约奴，要么就是被权力剥夺劳动收入的农民工。剥夺工人劳动权益就是剥夺了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剥夺了国民大众成为工业产品消费者的权力和机会，也就剥夺了工业化的前景。这种人道主义目的的低人权是中世纪及奴隶社会的特征。换言之，低人权的劳工政策，维护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世纪权贵的等级社会。

比较典型的历史例子是英格兰都铎王朝时的“反懒惰法”，工人如果失业，第一次挨打，第二次割鼻，第三次就吊死，不然就充军美洲作为契约奴隶。这是强行压低工人收益暴力政策，强迫工人向资本家廉价出卖劳动力的措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处于奴隶制的表现。17世纪的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程度与欧洲大陆除荷兰以外的大部分国家相比，都算得上先进，但与工业革命后的欧美社会相比，只能算中世纪。

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美洲对土著居民勒索劳动力的米塔奴役制。印第安人土著社区被摊派劳动力名额，也如同东方帝国一样，他们的利益和申诉被代表了，“坚决不搞西方未来那一套”，“西班牙人的代表最能理解印第安土著的利益”。当印第安人死亡枕席之际，全心全意为印第安人服务的西班牙干部同志们，注意力仍然关注着为他们带来GDP的“国有金银矿”等的产值，根本就听不到印第安民间痛苦。

这些被米塔奴役制强行征召到矿山的印第安工人，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所得的工资连养活自已都不够。表面上是劳资交换，实际上是国家奴隶制，将土著奴隶分给国家特喜欢的几名“资本家”。结果就是印第安青壮年男性的大量死亡，一年劳役期满的死亡率一度高达80%！“矿山多一奴，山野少一贼”，青壮年男性死光了，印第安人连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印第安人就自然而然地被计划生育了。

用计划生育对付潜在的民变，保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民众不会不顾大局发动任何有威胁的起义，西班牙美洲强化计划生育的宝贵经验，值得东方同业五毛们参考。由于抑制了印第安人过多的人口增长，西班牙美洲政府对于南美洲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同样功勋卓著。今天南美洲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亚马逊河还是地球的肺呢！按东方计划生育理论，拉丁美洲现在一定富得流油！还是流血？流泪？

明明是中世纪的西班牙国家的殖民地政治，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古怪地将这种历史上的罪恶，硬套在因为没有沾染同类的罪恶而强大起来的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头上；而西班牙天主教之类的的基督教神学家，又把明明是天主教西班牙的罪恶，移影换形地硬套到所谓“不信神信科学”的无神论者的头上。这类古怪的意识形态如果还有人相信，只能说这些人愿意信仰之。既是信仰，信仰自由，那又争什么呢？

与后工业时代的欧美社会相比，南北战争以前的工人处境的确不太幸福；但比起没有机会被资本家剥削的农奴们来说，比方说还没有被欧洲列强侵略的东方贱民的生存处境，那些被资本家“剥削”中得到工资的工人们，可以说是平民中的富裕贵族。用“马克思同情工人处境”为马克思主义复辟中世纪的公有制奴隶社会狡辩，为今天复辟中世纪的进步分子打掩护；多少有点可耻；或者，仅仅是无知！

南北战争揭开了现代道德圣战的潘多拉魔盒

南北战争如果不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避免血腥的；
林肯（政府/政党）的错误不是解放奴隶，而是寻求法外渠道解放奴隶；
法国大革命和南北战争，都是基督教沙文主义对人权错误解读的社会后果；
南北战争最恶劣的影响，是开了先例“发动无限制战争的道德理由”；

 

南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联邦被双方的极端的意识形态分子分裂了，在分裂后北方侵略并征服了南方的战争。黑奴制是引起争论的原因，却不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联邦主义的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负有领导世界民主革命的天命”（即扩张主义）付诸实践的战争。基督教沙文主义，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还是在南北战争之中，对人权的错误解读，都起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意识形态的狂热，将政治解决奴隶制和南北分裂的可能性，都给一一堵死了。可以说，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内战的可能性和残酷性，双方的意识形态分子选择了战争，并挟持国民投入了战争。南北战争的双方都缺乏正义的因子。即使是从战争公开宣称的目的“维持联邦统一”来计，如果林肯不是孟浪地推动了战争的话，（炮轰萨姆特堡的目的是为了挟迫南方的动摇者支持独立），南方本身就会在炮声中分裂。

对于黑人来说“非法的”南北战争无论是谁获胜，都不能解除黑人在全世界陷入劳役的状态。如果说美国黑人在一百年中多少算是一点点好了起来，那么仅仅在南北战争后20年，正是在巴西废除黑人奴隶制的前后，欧洲列强将整个非洲分割“托管”称之为“（基督）教化黑人”，全面殖民化（国家奴隶制），种族主义也出现在欧洲。南北战争至少没有起到世界模范作用，而在实际上激化了种族压迫。

由于当时南方各州的议员退出了联邦，但并没有经过地区全民公投。联邦政府违犯当时宪法第十修正案的，林肯声称“州脱离联邦需经联邦全体通过”，这条理据在联邦宪法或国民主权原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任何州要独立都必须经过本地公投，并且不能阻止如“西弗吉尼亚-Westingina”这些亲联邦的地区脱离原来的州加入联邦。南方当然有激进白人主义者和南卡这样的激进州，但主流是摇摆不定的。

因此林肯政府和联邦及其控制中的国会，就有权要求各州及各地区全民公决脱离。这样就会直接判了南方邦联分离者的政治死刑，不会将南方的联邦主义者如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等同情联邦的，实际上是南部联邦的优势政治群体，硬是推到奴隶制邦联一边，也不会引起北方反战运动的高涨。后者就成了今天的民主党。局部冲突可能仍然难免，但是规模就会小得多，后遗症也会小得多。

南北战争最恶劣的历史影响，就在于开了法国大革命式的“道义理由的无限战争”的先例。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两次欧洲大战，而法国大革命其实就是一次欧洲大战，如果不算三十年战争的话。法国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法式民主曲解了“人人平等”，将民粹当成民主，就令到法国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推翻王权专制”的有限革命，最终对法国民族也构成了灾难性的结局。

南北战争没有需要推翻的王权暴政，在南方也没有明显的恶劣的反人道措施，黑人奴隶只是浑浑噩噩地当奴隶，和今天中国的群众体育运动相比，黑人起义规模小得可以忽略。偶而较冲突，也是北方废奴主义者（主要是基督教的狂热背景）南下搞串联，象约翰布朗。以罗伯特E.李为代表的南方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争论“如何废除奴隶制”。在这种条件下强调战争解决是明确，是不明智的，更谈不上正义。

林肯(政府/政党)的错误并不是“解放奴隶”，而是“没有避免通过内战的方式解放奴隶”。战争能否最终避免，不以林肯的意志为最终转移，但是坚持解放奴隶的原则，（林肯的政治立场不是解放奴隶，是废奴驱逐黑人，两者有明显区别），尽力寻求和平解决，本身就是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必要的政治手段。相对南方社会的分裂摇摆和战争的巨大损失，林肯有苦衷，但答卷显然是不合格的。

工团主义的行为与黑社会很难区分

工团主义就是工业时代残存的小农意识；
工团主义损害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将自已变成特权工人；
工团主义的行为与黑社会很难区分；
工会罢工与工团主义之间的摇摆；
欧美近代政府面对工团主义的暧昧，格兰特和克利夫兰的“反动立场”；

 

工团主义直接向企业产权开刀，非常符合传统封建帝国治权术的九字真言“劫小康，用牛二，保权贵”。工团主义之所以泛滥20世纪全世界，就在于很多深受基督教马恩毛孔儒毒害的信仰和小农分子们，以为劫杀资本家，倒霉的不是自已，运气好的还可以解决自已一辈子就业。殊不知马丁神父定律，不会放过每一个牛二糊涂虫；绝大多数牛二，就此成为奴隶。这就是小农意识害人害已的大灾星！

工团主义看似是为工人谋利益，却是一小部分工人结团，而侵略其他工人，特别是竞争上岗就业的劳动者的利益。由于限定了工会与企业是否加入工会而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因此是否加入工会不是工人说了算；要交多少工会费，也不是工人说了算的；因为企业的让步而“减免工会费”被视为向资产阶级投降。工会领导也是由一个小群体内部给代表选举了。这就是美国工会与政党最大的不同之处。

不同的工会强制缴费的水平不一样，象中国党委分支式的工会，工会费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实事求事）；但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工会，工会费一度高达10%！如此厚利的工会，自然滋生了密集的工人运动，宾夕法尼亚在1890s发生了一万多起罢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当然是工人运动高涨，帝国主义频于灭亡了。从美国早期工会的运作来说，更接近于黑社会组织，而不是民主社会的政党。

19世纪的美国工会行为，与黑社会很难区分。工会之间也同样由于争夺工人和排挤非工会成员，不同的工会之间争夺肥肉级的大企业，在大量罢工的同时，也彼此大打出手。在政府与工会之间，同样也是在镇压与妥协之间摇摆。激进的工会被当成黑社会3K党之类镇压了，温和的工会则与政府达成了妥协，如未经政府同意，不得举行大范围罢工，等等。客观上等于削弱了私有制，强化了政府大青天的地位。

美国的工团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同行在苏联和新中国那么夸张，但也是受了伦理正义的鼓励。特别对于罢工时资本家不准再开工的条件，乃工会必争之地。研究美国工运的学者发现，如果罢工发生时，企业可以招用其他工人顶替工作，则罢工必定失败，反之，企业就不得不让步。但是当大行业工会罢工时，如果企业有办法复工，那么大工会本身就会有生存危机；反之，企业本身就面临生存危机。

因此不难理解，在工会组织罢工，企业寻求复工，和失业者寻求替代，大小企业之间“利用罢工”等多方利益之间，会发现激烈的利益争夺；以至于在罢工－复工争夺之间，会发生频繁的流血暴力事件。美国政府和法院，在罢工事件中的立场，对于罢工双方的得失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胡佛站在罢工工会一方，令美国钢铁工会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实际上也加强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

相反，当美国铁路工会组织大罢工时，克利夫兰总统下令美国军队开火车；当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阻止军队开火车，军队和工人驳火，流血若干，罢工领袖被逮捕起诉，军队转行当了铁路工人，工会也只好投降。克利夫兰就成了美国历史中评价特臭的极右总统。20年后发生在北洋时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只不过是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中国版本，同样是在流血后复工。GCD在彼次事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左派春秋笔下评价极差的，除了克利夫兰，至少还有US格兰特；重温格兰特不无杀气的名言：“所有秘密性质的，拥有自已誓言的政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危险的，而不管政党成立之初，其动机与纲领如何纯洁，如何高尚，听上去是如何地爱国。当一个政党发生了反对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上的冲突时，这个政党便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国家都应对此声明，并不计代价地严厉镇压”。（US格兰特）。
不妨想想，是否也可以适合于针对企业产权的工团主义，和组织严密的工会？格兰特真正所指的是3K党类组织，还是当时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但格兰特的话似适用于当时开始意识形态化的工团主义，而当时的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正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天空上，一点点凝聚成乌云。斯大林和毛上帝等血腥进程中的亿万平民的冤魂，即将在旷野中哭泣！3K党比得上吗？

纳税人和应税人的区别及户籍制度

纳税人的概念；纳税人与应税人的区别；
“反对户籍制度”与工团主义的关系；
地方自治权（户籍制度）即地方共同利益体生存的权力；
地方自治权是集合结社，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权力；
地方自治权即私有财产的自主选择权；
地方居民共同体是主人，移民是客人，劳务输入者是雇佣工人；

 

缺乏产权意识的条件下，很难区分，为什么地方福利自利的户籍制度（即地方自治权）是合理的，而工团主义排斥外来求职者就是不合理的；“不是先来后到吗？”；同样的迷乱也存在于欧美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社群（温和左派），为什么均贫富是不合理的，而公共权力表决上的人人平等，就是合理的，——>财富享用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吗？民主人人平等不是均贫富吗？民主不是平均主义？

民主社会的左右派标准，或者说民主社会的是非标准，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或者说私有制下的公平标准，（此四项标准等义），就是人权产权的归属为依据，是判断是非唯一的标准。因此地方纳税人拥有对地方的福利排他的独享权，除非有地区与地区之间（含与联邦之间）的利益契约交换，地方利益就是排他的，则地方税后福利就是私有产权的契约权益，而不是“先来后到”的优先关系。

工团主义的情况与之相反，企业产权是归属于资方的，否则就不称为“企业”。因此就算企业老板是最后一个购入这家企业，是最后一个作为经理人从企业领取薪水，这位老板也是企业事务的仲裁人，并以产权的损失风险，对自已的决策负全部责任。因此企业的决策风险是产权所有人“资本家”承担的，而地方高福利成本和风险是由地方纳税人承担的。在地方自治的意义上，地方纳税人就是本地户籍居民。

纳税人指全体本地国民，而不是“应税人”，即不是向本地税务局真金白银缴了税的人。纳税人和应税人，是两个完全独立没有关联的概念。这是任何提及“纳税人”这一公民社会的概念时必须具备的常识。纳税人不一定是应税人，象不符合应税资格的穷人、老少弱残，及法定免税者，但仍然是纳税人,；而应税人也不一定具有纳税人资格，象外资企业产权人。混淆纳税人和应税人，也总是会混淆政府与纳税人的角色。

纳税人等同于有本地政治权力的公民。用纳税人代替公民时，强调的是采纳了本地税收的政府对本地民众的社会责任。纳税人的概念，等同于一个结成地方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法学上称为主权。利益共同体的特点，就是可以拒绝外来者。但除非是共同体内成员自动放弃（如美国公民可以自愿放弃美国国籍），或被驱逐（如希腊时代大量盛行驱逐代替死刑），否则不能拒绝对本土老弱者的法定共同责任。

因此所谓的“地方自治权”，实际上就是“地方是否有共同利益？”“地方是否有结成共同利益契约联盟，让共同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就是私有财产是否必须排斥共同合作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的权力？在政治上又常称为“公民集会结社的权力”，市场经济上称为“公民自由交换，缔约和履行契约的权力”。至少在国民主权原理下的私有制社会里，或称民主社会或市场经济里，答案是“SURE”！

因此所谓“户籍制度”所指的地方治权，实际上就是地方社群私有财产权益。没有被接纳进利益共同体的，如美国绿卡暂住证者，相当于客人；劳务输出至本地服务者如农民工，则是地方雇佣的工人。所谓“农民工对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分享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这种论调在私有制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相反却能够从侵犯私有制的工团主义中找到同类。工团主义就是“工人合法侵犯企业产权”论。

工团主义所侵犯的企业产权，则是企业投资者即所谓资本家的权益。资本家者，则如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股民”就是资本家。“农民工”或“技术劳务工人”作为地方利益共同体“雇佣”的工人，要“分享地方福利权益”，分明就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下的工团主义的变形。类似于家庭里聘请了保姆，保姆要求分享家庭财产和主人家的遗产，总之“保姆与家庭成员拥有同等财产权”，合理吗？谁还敢请保姆？

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基督教沙文主义＋工团主义）

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基督教沙文主义＋工团主义）；
马克思及衍生主义越来越激进的机理；
中国的右派信仰欧美社会最愚昧落后的一部分；

部分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极端路线的工团主义者，争辩说"马克思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反对暴力，马克思的真实主张是议会斗争"，这种观点不一定完全错误，而实际就是基督教沙文主义和欧洲工团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性纲领。从马克思的所处的年代和马克思主义从霍享索仑德国到当时议会制下的英国的生活经历，则马克思带来反对霍享索仑专制而幻想英国议会制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相反，资助马克思的英国大工厂主恩格斯先生，就相当于寻求与工团主义妥协结合垄断同盟的资本家（该类的成功人士在美国是享利福特和洛克菲勒），怀着同样的社会主义理想，厌恶于英国的议会政治，对霍享索仑德国的专制成就，对法国大革命的民粹运动，和巴黎公社的暴力工团主义运动，予以巨大的同情，也同样可以理解。马克思相对恩格斯，更温和一点；马恩列斯毛，一个比一个激进。

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正是处于民粹工团主义放弃基督教沙文主义的"劝诫努力"，转向民粹暴力运动的初期。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社群，在此摇摆环节中，退往基督教的"和平传教努力"，还是向更激进的(斯大林主义 or 纳粹主义)挺进，都是可能的，并分别在历史的选择都是可能的，并在历史事实中存在过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是脱胎于（基督教沙文主义＋工团主义）的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基督教沙文主义＋工团主义），随后更极端的"马恩列斯毛波尔布特 or 纳粹"的出现，是信仰坚定的错误追求的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其价值观"生产创造价值"是错误的，在现实经济运作中是亏损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继承人，要么承认"经营会亏损"的事实，而重新回到"成本管制避免破产，保证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要么就是将亏损的责任归罪于"阶级敌人"的破坏。

因此信仰越是坚定，就越是不可能意识到"交换创造价值"的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用"种族进化优越论（纳粹）"" 民族文化优越论（东西方民族主义）""工人阶级先进性""基督教的文明开化"等等理论为自已打气，用理性主义的哲学服务于继续革命的专制特权，又将错误的原因归咎于"资产阶级（犹太人）破坏""地主阶级顽固""农民愚昧""异教徒不开化""道德腐败"之类。结果可想而知。

马恩（希）列斯毛（波），一个比一个激进，与（工团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亏损压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希特勒的激进性介于恩格斯与列宁之间）。"生产创造价值，因此工人可以代替资本家经营，计划经济可以代替市场经济"的设想即社会主义，显然与交换创造价值所决定的米塞斯原理直接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设想中的任何经济项目，都将呈现亏损。

公有制设想的现实亏损越大，马恩希列斯毛们就越激进，正是"善恶与极端指数公式"的体现。因此美国的工团主义，只是导致了西奥多塔夫脱和胡佛们捣蛋出来的大萧条和罗斯福的新政，英国的工团主义就闹出了凯恩斯主义和艾德礼的北欧模式；瑞典的经济和外部市场条件最好成了最后的幻想；条件恶劣的苏联和毛帝这样的穷蛋，就一个个变成人间地狱。
国内没有真正理解私有制的"右派"，自以为欧美工团主义为基础的福利社会，是对"绝对私有制的自私自利的市场经济"的改良，（茅于轼和温领导也是其中之一）；对实施不良的恶果，就归罪于市场道德不够'以致"淮南之桔，淮北为枳"。其实欧美工团主义本身就是欧美社会最愚昧落后的部分，没有破产那是因为在欧美相对富裕社会。 无非同样的DNA在不同经济环境中的死期死相不一致而已。

为什么只有美国民主制度得到持续改善？

为什么只有美国民主制度得到持续改善？
美国政治交易市场运作良好；为彼此妥协提供了方便；
美国政治在民粹成为威胁前，就实现了核心利益的妥协；

通过替天行道“向弱者倾斜”的民粹运动，成功地成为某种伟大领袖的政治天才，在人类文明史中，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但成功实现了民主效果的立宪的，只有英国；而独立地不因外界影响而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性地民主进步的，似乎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独家经营。英国的成功在于基督教神权的贵族体系的弱化。而美国的成功，则因美式民粹，从来没有达到摧毁政治交易市场的缘故。

美式民主绝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今天的人人投票的水平。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统治者绝不会让出特权利益”的观念，则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式民主在选举权上的扩大，竟然基本上不需要经历战争。马克思主义事实也无法理解，围绕着私有财产权益最大化的“美式民主”，怎么会是最成功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将民粹运动（如文革），当成真正的民主了；却把私有制的民主，称之为“虚假的富人民主”。

美式民主在历史上的每一次保守，都是事出有因，而最终的让步，都是因为政治交易市场（学名选举），向双方提交了可接受的妥协，而不在道德谁高尚上扯个没完没了。只要这个政治利益交易的市场运作正常，则美式民主就完全没有必要将东方神圣正义国家一样，将利益的分歧动辄付诸战争。当这一利益交换的市场也在人道主义的挟持下失效，连美国人也不得不陷入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场内战之中。

美式民主最早期，仅仅局限于有不动产的家庭的男家长之间的民主。换言之，如果有钱人不买房子土地，作为加入本地教区的筹码，（买地买房过程中要交税，并向教区捐钱），根本得不到当地的选举权。可以说是最早的买房入户的“蓝牌户口”。美国人这样安排是出于担心无产者得到了选举权，会着眼于侵犯私有财产，而不再是老老实实创造财富。（《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

考虑到欧洲移民无穷尽，移民基本上都是无产者，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历史中悠久的“向弱者倾斜”的道德挟持能力（宗教伦理的号召力），美国人设计美式民主时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几乎同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法国大悲剧，就是证明。（有些号召“北欧福利社会”的民粹进步分子还嫌法国大革命死人不够多）。而当美国人对于私有财产以明确尊重后，这一条限制就和平地被消除了。

解放黑奴与黑人选举权，是美国政治历史中的两回事；这一条是连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的历史真实。解放黑奴的本意实际上在今天的话解释，是种族主义的“清洗黑人，建立白色的美利坚”。主张黑人选举权的，是反对解放黑奴的美国民主党！反对黑人平等选举权的，是以解放黑奴为号召的共和党，后者建立联邦中央集权才是真实目的。这一历史角色的错位，恐怕更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所以共和党主张的“解放黑奴”和与之相关的美国内战，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没有什么相干的；结果就是内战成为唯一的选择。而黑人平等选举权，则是一场合理的民权运动，但在民主党主张时，目的却只是要向共和党的政治霸权挑战。所以美国人给予黑人的民主选举权是三心两意进二退一。1866年的平等选举权第14修正案，到1966年《民权法案》才实现，刚好过了一百年！

黑人平等选举权，归根到底是黑人和平争取，（代表性是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平等运动），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白人政治集团的妥协的结果。除了废奴主义以外，美国社会发生的民粹浪潮，没有一次真正威胁到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这样就为既得利益者通过合理妥协，提供了政治交易的空间。因此象罗素所谴责的美国议会“利益政治”“院外利益集团”，实际上恰好就是美国民主成功的秘诀。

 

《北欧模式的神话并不复杂；专制小国大量采用北欧模式，成功幸存者没几个》
《北欧模式并不成功；北欧模式就是“国家垄断下的大福利”设想；中国改革后一直奉行北欧模式》
《北欧模式的欺骗性和马克思主义；免费的午餐让社会进步，对小农意识有强烈的诱惑力》
《北欧模式不是经济学命题；北欧模式是意识形态口号；瑞典福利投入很大，福利水平不高；》
《北欧模式不是欧洲最糟糕的经济模式；越是大国，越需要采纳（自由＋消费）经济制度；》
《德国模式最值得中国参考；欧盟中的“左派国家”和“右派国家”；欧元体系面临分裂挑战或改革》
《女权运动是“强调不平等合理”的民粹运动；妇女的家庭劳动有重大社会价值；女权运动民粹化》
《男女平等和女权运动鼓吹的不平等；为什么现代职业女性就业难？为什么现代职业女性职业空间小？》
《民粹运动的三要素；民粹结果不是造就小范围的特权，就是得不偿失；女权运动是选举政治下的民粹运动》
《新民粹运动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吗？为什么只有美国的民主一步步得到改进？》
《为什么只有美国民主制度得到持续改善？
美国政治交易市场运作良好；为彼此妥协提供了方便；
美国政治在民粹成为威胁前，就实现了核心利益的妥协；》

学点经济学不能帮你发大财

经济学可以提高你的效益；经济学不能让你发横财；
大多数股评财经人士是经济盲；
建议股评家、财经人士和股民，多学点经济学；少练点股市武功；
股市最根本的公平是不能行政干预市场！

目前活跃在股市中的财经评论员或称"股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经济学常识简直贫乏得可怜。一位很受股民欢迎的，还是经济学专业毕业的股评家，对于通货膨胀，曾经出语惊人："为什么中国通货膨胀很厉害？因为很多企业发了大量的代币券，购物卡……，这些代替货币的东西泛滥，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言之凿凿！可怜！如此经济盲！卖了他自已还替人家数钱！

股评多半都是经济盲！所以股评家才会变成疯神，周而复始地呼吁管理层行政干预股市，以证明股评家们挨套的票子是"理性投资"！此所谓"市场是错的，市场是不理性的"信仰。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中一些股评家们，可以在股市投机（高风险的投资博弈）中赚到钱；只不过如果不是贩卖这种"经历的信用"的话，再重复成功的投资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会倒过来赔进去。

啥股票涨跌可以算是投资观点的分歧，恭喜人家获利，恨咒别人亏损；骂庄家忽悠，都算得上是言论自由；但股市既然称之为"市"，阁下既然入了"市"，则就必须面对一条红线：不可以骂买卖自由，不可以骂市场不理性，不可以骂人家投资不理性，不可以鼓励管理层干预市场！这些都是同一条红线的不同体现："人权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股市最根本的公平！

监督管理层不能干预市场，是每一个投资者的天职；――>鼓吹干预市场的股神，假如根本就没有入市买股票，那就是最缺德的行径；大板砖大刀片，往这些无私鬼子的头上砍去就是了。投资者如果在管理层干预市场的瞬间赚到钱，"不忍批评"，大可以保持沉默。这就象森林失火，趁火打猎吃点肉；人之常情；但故意纵火，那就犯了红线，赚那点缺德钱，未必补得上你日后的饥荒；纯属损人不利已。
否则，就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活证明。
很多人对经济学的兴趣，是"学点经济学，帮助自已发大财"，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学算命可能会帮你发大财，假如你忽略同样大机率的倒霉可能的话；学金融也可能帮你发大财，如果不考虑破产的风险的话；……，但学经济学，只能帮助您避免破产，让你的投资总体上有效益，也可以帮你了解目前的游戏规则，是否让你预先付出了代价，象凯恩斯主义或者官方自利的市场干预！

如果世界上真有那么容易发财的学问，就不会再有相对地穷的人了。尽管象美国这样最适于经济学技能的社会，其"穷人"，在不要说比充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方帝国，就是和联合国评分最高的北欧模式相比，都更象是富得不得了的富人。（哈耶克语）。股市里的新手和老的股评家们，钻研什么技术分析之类的武功秘笈，估计没有少花功夫的，建议各位，花一点点时间，了解一下经济学。

经济学不能帮你发大财，只能帮助你达小康，建立合理的期望，心态平稳，生活质量提高；如果万一老天爷真的垂爱于你，一摞金子砸你个半死，你还能剩下半条命享受这些金子，不会傻逼逼地又亏了去。经济学的门派不少，但可以针对"不破产"的成本管理而论学的，似乎只有奥地利学派和部分芝加哥学派的著作。理论上缺乏信仰的唯物论者，就算读读《资本论》也不会中毒。

只不过《资本论》林林总总，就是要告诉你阁下投资股市赚大钱是罪该万死。你一般炒股一边信了马克思主义的忽悠，万一赚了点钱，你妈算是白养你了；否则此书于你理财没有什么用处。但如果你阁下炒股是立志闹革命，《资本论》倒是可以提供一些做强盗的正义借口。如果革命征程中没有给人家当野狗打死了，或者几十年后您升任革命老同志，也有机会三公消费公费医疗为人民服务，也说不定。

忠告五毛型股民不要拉皮条

忠告五毛型股民不要拉皮条；
“市场被干预，人权被侵犯”；不存在学术分歧，只有利益的冲突；
市场才是经济，干预市场必定要付出经济的代价；
民主表决“干预法案”，就是公民利益的责任背书；

 

股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利益博弈的缩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在股市中，要比真实的世界之中，表现得更为真切。与五毛股神相比，这些五毛型的股民就显得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或称政府万能教，信仰更为虔诚；既如是，这些股民又何必买股票呢？等着国家均贫富，定好股价再买，不就“理性投资”了吗？或者干脆买国帐，定期存款，就更不会“投机”了。

股神忽悠，可能是庄托，也可能是托机构；近来发现有不少精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业余专家们，一边做疯神，一边卖货币战争《股市志异》之类的鬼怪书，——>疯神也是人性本私！脑残责任自负；人家只要把书能够卖给脑残收到银子；再脑残的书也是精明大典。但五毛股民又是为啥呢？想当股神？还是害怕其他股民比他聪明？忽悠来一两个接棒的，庄家还会轮到他小散得益？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都说民主，人权好，政府专制不好；但就有一些人，没有吃到特权的好处，偏要幻想特权的好处落在自已的头上，声嘶力竭地为干预市场呐喊；呐喊还罢了，还用最恶毒的词语，骂谴责管理层干预股市的公众。世间上的林语堂动物不少，但拼命为他们的娘亲拉皮条，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嫖客都骂成他们娘亲的免费恩客，这种林语堂动物，暂时见于股市。

看到这些五毛型股民（由于他们不可能是真正上岗的五毛，只能称为五毛型）拉皮条，不禁想起《药》里的情节，大致如下：
某狱卒：我狠狠地打他了（可能是指革命党），这家伙竟然说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说该打不该打；
五毛看客：该打啊，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换我也打；

对这些将算命下注当成求生技术的糊涂股民，笔者仅仅忠告他们一些简单的社会常识：
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经济终结于市场被干预；当市场被干预时，客观规律的反击，就会侵蚀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你我都不能幸免；所以在市场被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是不存在任何“观点不同，学术分歧”的，只剩下利益的冲突，甚至是生死的冲突。如果市场是可以通过（调查＋分析）预知的，民主的投票也不再有必要；计划经济必定优越于市场经济；如果你信仰计划经济，何必买股票呢？
为什么民主社会的“干预”必须要法案的方式，通过民主程度的表决进行呢？原因就在于凡是干预必定有代价；民主表决的过程，就是公民利益的责任背书的过程：干预的代价就这么大，大家伙认为目标值得的，就全都别反悔。比方说，发生战争时，全国管制工资和物价。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也就让全体国民通过选票，表决战争是否值得这种代价。就这个途径，美国人的战争总是能适可而止。

所以批评管理层对股市的不当干预，无论当前是否利好你手上的持股品种，都是为了你我的根本利益。希望这些人不要再做愚蠢的五毛。

地方债务危机提醒国产银行高估值

地方债务危机提醒国产银行高估值

今天的调整，据信是由于地方债务危机。但是地方债务危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笔者已经不止一次提及地方财政危机，通过凯恩斯主义在国有银行积累下的坏帐。如果不是对中国经济太不了解的人，是不会一味鼓吹国产银行的所谓投资价值的。

所以不如说是机构对银行股所谓理性投资的牛皮吹破。这样五毛股神又到了受考验的时刻：到底是厚着脸皮再鼓吹什么国有垄断银行股的无敌利润，而承受凯恩斯主义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他五毛股神忽悠来的钱（如果有的话），赶得上人民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五毛如果不信，为什么不回顾近十年的业绩呢？

又说是民间利息非常高（这是事实），大小非急着抛盘去放债，（这就假了）；难道放债只能是大小非，就不能是一直炒股的理性投资？新股有几亿超募，如果民间利息非常高，打个折扣，是不是也有一年几千万的利润？几千万股的小盘股，光利息就一元一股利润，不比银行股PE还好？笔者不是说小盘股就真的放贷，而是说，机构股神五毛上岗时，是多么具有"选择性"。

向北欧模式学习的南欧最糟糕

美国是完整经济体，欧洲是一串国家；
除非闭关锁国，否则越是大国，越需要采纳（自由＋消费）经济制度；
北欧模式不是欧洲最糟糕的经济模式；

 

美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而美元经济体则远远超越了美国的边界。欧洲经济体则是一个有一连串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市场，欧元经济体仍然主要局限于欧洲领土。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经济体是美元经济体的附庸，而目前的欧元经济体正处于退潮之中，欧元和欧洲经济体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美元经济体所残食。

在欧洲一体化市中的“国家经济”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制度体，而是一个一体化市场中的激烈竞争的单位。大的国家如德国类似于一个市场之中的托拉斯组织。而小的国家如北欧瑞典，则相当于一家较大的公司。更小的国家象卢森堡，只不过是一家中等的公司规模。欧洲市场与美国市场的不同，是理解欧洲经济现象如“北欧福利社会”的最起码的常识。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欧洲主权国家之中“福利制度好还是不好”，相当于在中国社会里分析某一国企部门内高工薪好还是低工资好；或者相当于美国经济体内某一大企业如三大汽车公司，是接受工团主义好，还是象谷歌那样的自由管理好。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级别的经济研究，接近于管理学的内容，却也更接近于各门各派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应用。

但无论欧洲国家是否采纳如凯恩斯主义或瑞典福利社会模式，这类学说如新制度学派成立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前提下。一体化市场如果崩溃，这些各门各派的马歇尔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就会重新陷入到20世纪初欧洲主权国家战争对杀的社会状态。欧洲一体化市场当然比WTO要密切，但是原理上大同小异。

因此中国或日本如果要考虑北欧模式，必须在WTO的框架内，并且国家规模要足够小！最好是小到象新加坡的水平上，——>似乎有难度！而（WTO+北欧模式）的必然结果，就会相当于一个一体化市场里过分庞大的垄断托拉斯企业，由于市场支付能力无法承受其产出，而垄断利润又无法抵销大型企业的管理成本，市场经济将消灭垄断企业的经济原理就会作用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傻逼恐龙的身上。

因此象在欧盟或WTO这样的一体化市场里，越是大国越是必须采用松散自由鼓励消费的制度，否则自身的经济安全都不能保障；而越是小国反而有可能采用相对集权的体制，而增加市场的适应能力。这就是北欧这样的小国还不致于构成灾难，中国、日本、印度这样大家伙，就只能堆砌笑话般的GDP，和廉价出口卖血肉的闹剧。不过相比于毛帝闭关锁国的惨剧，傻逼恐龙出口导向的闹剧，又显得象大喜剧了。

但是北欧模式并不是欧洲最糟糕的制度模�。南欧模式即笨猪N国更为失败。南欧国家的税收同样不轻，凯恩斯主义和赤字倾向同样严重，货币信用被强烈透资，实际好处却主要被政府公务员和福利部门所得到，基层民众反而得不到多少真实的好处，而失业水平就节节上升。与瑞典相比，南欧国家主要的区别是基层民众得不到好处，凯恩斯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要严重得多。

南欧形态的恶性化就会延伸到东方大帝国的现实困境：表面上是贫富分化，实际上是福利差距；福利化社会的好处依政治权力的远近，沿着国有和权力部门渗透，主要的好处被政治特权阶层掠夺，民众并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反而承担了越来越大的税收，承受了凯恩斯主义一切恶劣的后果。这种情况恰恰就是凯恩斯主义经银行渠道发生作用的社会后果。今天的欧元危机，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  

瑞典经济是最失败的资本主义，也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欧模式不是经济学命题；北欧模式是意识形态口号；
瑞典经济是最失败的资本主义，也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福利投入很大，福利水平不高；

北欧模式并没有在经济学上的严格框定，是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口号，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北欧国家之间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的制度差距，不会比东方大陆与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差距小。而如果将北欧模式指定为瑞典模式，也无法界定，到底是指二战结束以前瑞典与纳粹德国极类似的社会制度，还是此瑞典整个投靠北约集团对抗苏联的威胁时的制度，还是2006后的瑞典新政？

北欧模式在经济学上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按一般的理解如２０世纪的瑞典模式，等同于有没有"国民经济单一国企化，投入一体化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赢利个案"；至于成功个案本身如何赢利，则是管理学的内容。北欧模式第一是缺乏成功可信的个案，其次个案没有代表意义；第三是依效北欧模式的大量国家，无一例外的或迟或早或深或浅地走向地狱。一种模式到此种地步，不知还有何研究意义？

北欧模式在政治上也没有研究价值，无论国际乌托邦联盟如何替瑞典国民幸福，瑞典国内物价很贵，失业很高，税收很重，赤字天量……是明摆着的，但只有瑞典国民才有资格说"不"。无论经济学如何认定北欧福利模式是失败的，瑞典人国民愿意选择这样的模式，承受相应的代价，对于瑞典人来说就是最优的。就算瑞典仍然是希特勒时代的专制体制，选什么样的制度，也是瑞典内政，他人不容置喙。

将瑞典称为高福利的成功社会，则成功两个字，需要特别定义为"瑞典的成功，就是干得比人家糟糕，但暂时还没彻底破产"。客观地说，瑞典搬弄了朝鲜天堂一样的制度，几十年里能够折腾得一个人没饿死，比起卡斯特罗的古巴好得多，比1936年的斯大林帝国或1960-1962年的毛天堂，瑞典的制度，真的称得上"成功"二字，当之无愧。

但如果是按"人均持有的福利水平"来说，瑞典空有福利占税收比例的冠军称号，人均总量在北欧比不上挪威和芬兰、丹麦这几个小兄弟；向南比不过德国，向外比不上美国，甚至比西欧较穷的英国和法国都有所不如。由联合国颁予的瑞典GDP挺高的，但瑞典的物价非常贵，是中国4-6倍，和日本的物价差不多。可以说，在瑞典这个地方，除了出国旅游是便宜的，所有消费都是贵的。

所以尽管瑞典的GDP与美国和德国相当（有时还稍多一点，视乎汇率的变化），但瑞典实际人均（消费能力＋社会福利），只有美国中产阶级的十分一左右（美国中产阶级一般信贷消费，比实际收入水平还要高），或德国的三分一。而且不要忘记了，瑞典社会总消费很大的一部分，是以国家福利的形式，用公有制的方式体现的，质量差而效率低，消费者也不能加以选择。

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是很重的，福利比例45%-60%。美国同类口径如果不考虑美元赤字转嫁了国家成本的话，大约是25%，如果考虑美元优势，美国约15%。中国如果将国企和政府开销视作养特权先进阶级为主的福利投入，大致占GDP60%左右。如果是只将普惠性的社会福利作价，则减小到3%以下。而挪威和芬兰、丹麦等国的福利占比，约是25-30%之间；相对而言，反而比德国要低（约30%）。

以上福利投入占GDP的百分比，只是概略的估算；不同的年月和不同的口径会略有不同。但大致可以显示出，瑞典的福利投入仅仅比中国三公革命消费和国企特权可比还算有点特色；而北欧其他几国实际上福利占税收水平并不高。与此同时，德国的福利占税收水平尽管与英法两国相似，却不是以（福利＋赤字）为目标的投入，而在事实上超过了北欧大多数国家。那么，德国是否更称得是"福利社会"呢？

北欧模式的神话并不复杂

北欧模式的神话并不复杂；
北欧模式是失败的道路中剔除的少数幸运儿；
专制小国大量采用北欧模式，成功幸存者没几个；
北欧模式仅是最亲美的民粹小国的样板；

 

北欧模式就象雾中看花，梦中的情人，容不得“掀起你的盖头来”，只适于用作反政府闹革命的意识形态炸弹，反正是查无实证。万一真的有那个造反天才如“毛小上帝”之类再次登基，发现北欧模式原来是西贝货，也只需继续向毛老上帝学习做皇帝闹革命说明书后续第二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围追堵截，以致北欧福利社会无疾而终，云云”，如共产主义之故事，对于忽悠傻逼粉丝们而言，即可！

北欧模式的成败，与资源净收入占国民经济纯收入的比例密切相关。七十年代北海石油发现，英国与挪威同时获得北海收入两下平分，同时采用了今天称为北欧模式的福利社会；挪威撑到1990年才出现财政危机；而英国到1980年就撑不下去了。原因就在于英国的经济体，是挪威的十倍。石油收入对于支付福利亏损的效果，与挪威不可比。（不妨想想，中国的资源收入与人口，与英国可比？与挪威可比？）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上分析北欧瑞典为代表的福利模式，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实际运作方式不是经济学内容的，而是政府干预经济程度非常高的管理学的内容。这几个国家，实际上是以“挪威国家公司”“瑞典国家公司”“芬兰民族公司”的面目，用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出现在欧美市场经济体之中，（类似的典型还有冰岛，轻一点有丹麦）。

北欧模式的神话，实际上是剔除了象卡扎菲的利比亚，金家上帝的朝鲜等失败案例后的成功故事；——>矮子拣的高个，和高个里拣的矮子，遥遥比对，look like不那么象矬子。公司经营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出色的公司，也有非常不出色的公司，越是小的公司可选比例越大，越是小的公司奇迹越多。小到如某一个人，可能无赖一辈子，发了六合彩的横财，也可吹嘘一番瘪三的成功模式。

但越是大公司，奇迹越难再现。实在只不过是作为经济社会的容器，“大国家，大公司”的恐龙比重，委实不方便把不确定定律形成的亏损，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转嫁到他处之故。所以大如苏联，中国，甚至于印度墨西哥之类，都象即将进入联合国申遗项目熊猫一样早早面临绝种。而小至如北欧小国，吨位袖珍至老鼠级，又处于冷战前线，能够得到欧美大国无限制接济，奇迹机率自然最大。

当这些“国家公司”经营危机时，可以从欧盟和美国得到援助；特别是在与苏联冷战时，作为前线小国的北欧国家得到财政援助。即使是美国冤大头看来，也显得天经地义。这也是北欧模式的破产，会推迟到21世纪初的缘故。北欧模式，实在是（博羿论＋不确定性＝前沿小国最迟被淘汰）的定理，是管理学中的胜利概率，而非经济科学社会进化论中的天演结果。既不可复制，研究的意义也不大。

其实这种小国国家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并不仅仅限于北欧，还包括东方的新加坡和非洲的利比里亚，以及南美的秘鲁、智利等大量小国。就传统的小国家而言，有能力而不取北欧福利社会模式的小国，真的没有几个；不具备领悟用福利换取君权永继的君主，也委实没有几个。但这些小国实际经济成功的比例很低，完全只能寄望于概率上帝对小国最多几十年的垂青，就有着根本性的经济科学的规律限制。

“高福利”对于小农意识有着强烈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也以共产主义式的“公平且富足”的天堂宣传一样，被道听途说或走马观花的的人士“实地调查”的感叹所感染，进一步发挥出想象力空间的憧憬，而变得社会主义式的正确起来；而没有意识到，70年代的苏联，卡扎菲的利比亚，古巴，朝鲜以及阿拉伯石油君主国，都是类似北欧式的福利社会。试问，长期稳定的有几个？成功的有那一个？

瑞典是凯恩斯主义驱动的福利社会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玄学会成为政治主流？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学术中立，利益中立”的吗？
瑞典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前身；瑞典是凯恩斯主义驱动的福利社会；

 

从实证科学的标准看，凯恩斯主义的一系列学说，包括著名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是伪科学性质的经济玄学；而仅仅因为有利于当权垄断者利益的解释，而被奉为正统，——>这是值得所有并非“当权”，却乐于吹捧正经权威的经济学人们反省的现实。广义的经济学是涉及利益的学说，而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就算经济学家试图利益中立，采用某一经济学派的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中立。

因此“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利益就必须中立”与“经济学是利益中立的科学”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象凯恩斯主义就不是利益中立的学说体系。同理，“利益中立的经济科学”与“利益中立的经济学家”又是不同的语义。出于阶级斗争立场，刻意曲解基本概念的马恩毛左们，可以继续为混淆概念而奋斗，但任何希望了解社会的经济规律原理的人士，都应该对概念以准确的把握。

实证科学的标准是明确的；继续讨论凯恩斯主义学说是否具备科学性，将成为信仰级别上的哲学命题。而从道德角度指责凯恩斯爵士，为什么会用诡辩的手段创立了一门伪科学，也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凯恩斯爵士个人的道德无懈可击，而道德好坏也无关于任何问题的讨论。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作为伪科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玄学，会象马克思主义一样为害世界已达半个多世纪，而仍未止境？

事实上，凯恩斯爵士在1920年战后通胀时期，采用了完全相反于1933年强烈主张通胀有理的立场，本身就足以说明，凯恩斯爵士清楚通胀的危害。凯恩斯主义本身就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危机应急的策略，（效果姑且不评），而为了推行这种策略，凯恩斯将一项政治性的临时主张，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这层学术由于利益强烈倾向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才是凯恩斯诡辩成了“主义”的真正原因。

哈耶克在1968年不无惋惜的感叹，很有代表性：“凯恩斯是因为三十年代的通货紧缩带来的恐惧，才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如果凯恩斯不是早死，看到今天这些人（指美英六十年代福利主义时期的货币政策）乱印钞票，我相信他也会提出另一套相反的学说的”，“凯恩斯先生其实不懂经济学，也不需要懂经济学；凯恩斯先生本来就足够伟大了，不需要再搞一门假的经济学才出名”。

有些权威崇拜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专业研究生等，（也就是没学懂经济学的研究生），同样惋惜于凯恩斯的早死，“否则凭《通论》，凯恩斯至少可以得到两次诺贝尔奖”，——>这是很有可能的。实际上，没有经济学传统的耶鲁大学，能够仍为芝加哥学派最大的“学术竞争者”，所依靠的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力挺民权的同时（这是对的）又力挺肯尼迪约翰逊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出了萨缪尔森一串权威分子。

萨缪尔森是一位完全没有经济学建树的“学家”，（严格意义上说，萨缪尔森不懂经济学，也从来没有正确过），萨缪尔森和他的五位学生，实际上是代替已经逝世的凯恩斯领的诺贝尔奖；就象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实际上代替刚刚逝世的米塞斯，获颁了诺贝尔奖。哈耶克领奖，某种程度上是对奥地利学派的诲辱！因为经济学奖实际上并不是科学奖，而是“诺贝尔伪科学谐经济学错误奖”。

诺贝尔经济学评委中也不可能是利益中立的；而必然是当时的“主流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特别是在推行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福利社会的北欧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和平奖都是有政治性宣传意味的。瑞典学派本身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前身！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必然是世界左派中的主流政治利益集团所钟爱的学说奖，凯恩斯主义诺奖的“比例”大大超过了现实世界政治的凯恩斯主义成分。

造谣无罪 信谣者责任自负

结论是个体性的，谎言只能针对细节；
任何细节都不构成绝对意义的实证，长远而言，谎言毫无价值，有害无益；
任何细节，如果不能被他人认同，就全部视作谎言。
传媒不对绝对真实负责，如果传媒的谎言有害，那是因为传媒行业的管制；
您如果对谎言不满，只需要说明您为什么认为它是谎言就行了。

 

等级社会的权威支柱必定是理性主义，只有理性主义才能指责他人的思想结论不符合标准答案。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则任何谎言都必定只能针对细节而言，而不可能针对任何结论；原因就在于，结论必定是个体的；同一“细节故事集”在不同的人眼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结论；因此“结论是谎言”是不存在的。因此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谎言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任何细节不构成绝对意义的实证。

由于“结论必然是个体性的”，这也等同于对任何人的任何评价式，在评价者本人看来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构成人身攻击，也不是谎言，因为“人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象乌有之家伙们攻击“袁腾飞认定毛主席是个畜牲”是人身攻击，退一万步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乌有之家伙们倒也可以认为“袁腾飞也是一个畜牲”，其实也不构成人身攻击。
由于细节不具备实证意义，而结论（一般以评论的方式出现）又必定是个体的，而不存在标准答案；那么无论细节是否真实的事件，都不一定构成对个体结论的实证支持，其中的差距就是个体的选择性差异。这样将意味着，所谓造谣，在没有权威的标准答案的民主社会，必定是合法的。因为结论性评价（有时称扣帽子），既然是个体性的就不可能是造谣；而细节虽然可以捏造，却没有实证的意义。

一些象马恩毛左这类人，以为向听众供应（包括捏造的）细节时，听众自然而然就会接受他们的标准答案，既是忽视了听众独立的心证，也低估了听众最起码的逻辑能力了。结果就是这些权威信仰的马恩毛左本身，也成了听众评价的对象：“马恩毛左在说谎”；有时侯这些马恩毛左会下意识反咬一口：“你们象文革一样扣帽子？”——>听了毛左谎言的听众，不能给毛左扣帽子吗？

由于细节个案不具代表意义，基本结论是个体性的（不同的），不具实证意义。即使是细节，在任何人眼中的任何其他人的主观选择性和主观“创造性”不可避免，则天然的结论就是：造谣无罪；信谣者责任自负；任何谣言不会因为谣言本身而危害社会的任何利益。看上去似乎是造谣自由，谎言自由；但相应的逻辑结论也是：任何细节，如果不能被他人认同，就全部视作谎言。谎言由此失去了社会价值。
因为意识形态依靠谎言，就是有“政治正确”“标准答案”的信仰；有信仰就有了“绝对真实”，当然也就有了上帝先知下凡，比方姓洪名秀全，或新生已死一代姓毛，等等；意识形态依靠谎言卫道，攻击谎言，甚至用谎言攻击谎言，是愚蠢的；谎言在人权心证的真相认知面前，将土崩瓦解。要卫道意识形态的谎言大厦，的确需要信仰；对专制传统文化卫道士来说，今天的确缺少了信仰；非常缺少！
今天中外传媒的确是谎言连篇，专业评论缺乏专业常识。但由于结论是个体性的，意味着记者传媒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但如果要求传媒和记者对其结论支持的证据和结论“绝对真实符合标准答案”负责就太过分了；因为绝对的真实，只可能存在于上帝之处；如果公民有造谣的自由，记者和传媒当然也有同样的言论自由。如果传媒的谎言有害，那多半是因为只有监管造成这些垄断的传媒有谎言特权之故。

同理，任何历史观的任何结论，首先都是个人的结论；但当以理性主义的方式强加于人，即以道德的勒索要求他人同流合污，如果不肯强奸这些人就要接受这些人的强奸时，就被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是从来不是从于自律和自利的目的，春秋笔法的根据是一意孤行的道德，春秋笔法的目的也是一意孤行的道德；在精神病学上，可以称之为“偏好将自已的道德（意愿）强加于人的偏执狂”。
因此，对任何您眼中的细节性的谎言，首先要明白，您是对所有这些谎言真假评判的最高法官；但却不是提交给他人的标准答案的法官。相反，在他人的面前，您就是当事人，也充其量是一个证人而已；他人才是他自已观点的最高法官。而任何他人的结论，对于他人自已来说都必定是“真理”，就算是荒唐的结论，人家也有荒唐的自由。您如果对谎言不满，只需要说明您为什么认为它是谎言就行了。

博弈论和凯恩斯主义都是伪科学

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宏观经济学系统逻辑错误的伪科学；
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是博弈模型吗？

 

凯恩斯主义“流动性三大定律”的逻辑错误，又将导致否定“博弈学”，以及将基于“积分（个体博弈倾向）＝微观经济学”的科学性全面否定的必然结论。从实证科学的定义看，博弈论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尽管冯.诺依曼业余几分钟内创造的现代计算机系统模型，乃是天才之作。但他的毕生呕血之作“博弈论”，尽管被美国国防部采纳用于伊拉克战争，却是如假包换的伪科学。

按照实证科学的标准，观察博弈论的系统过程，无论是在美国国防军事性，还是在股票期货操作上的博弈论，都只不过是对不确定性定律的反复运用，通过不断投入的成本克服不确定性成本实现利润。对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垄断资本和无成本限制的美国国防策略，倒是满足了“不断追加或转移成本”的能力。

所谓博弈论，就是假定某一类行为人“最大可能性”的行为；而微观经济学就而将个体可能性，作为一个微分的因子，按预期的权重（占人口的比例）积分得到累积，就作为宏观博弈的依据。凯恩斯主义的三大流动性定律，简而言之就是假定“大多数人偏好流动性资产”，假定是80%，假定偏好比例是80%，（注意是一个断言，还要两个假设），积分起来，确定宏观调控货币政策，需要增发多少钞票。

显而易见地，所谓的博弈论就是“我想社会是这个样子，按这个假设模型，我怎么办就行啦”，所引进的微积分关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数学游戏。照此想法，可以套用任何模型去“预测宏观调控”。举例说，可以假定“祭天投资与失业率的关系模型”，假定每年祭一次增加就业，如果不准将是祭天投入模型的权重不对；反复测试之，看上去符合模型线索关系为止，——>凯恩斯主义试验了六十年！

以同样的逻辑方式，也就有了所谓“西方经济学三大假设”的说法，除了是对西方经济学缺乏了解，又将凯恩斯主义为始的博弈模型宏观积分的方法论绝对化为“真正的经济学”后的逻辑错误。这些错误之明显，令人惊奇这样的凯恩斯主义，居然能够盛行东西方的“宏观调控利益集团”！？难道仅仅是“学术上”的胜利？而不是因为利益集团在既得利益上的自利选择？

凯恩斯主义号称“宏观经济学”，但却是“单一假设模型”下，依靠众多假设性权重断言的多逻辑结论；明显不符合实证科学；其准确性也不会比根据星相学的“宏观调控”好到那里去。宏观社会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不可以；研究的方式也的确是需要建模；但是模型必须是针对个体利益的实体，作为模型匹配的客观对象，一一匹配地进行；而不是搞一个角色混淆的星相学模型，就指导苍生了。

凯恩斯主义是应大萧条的表面“通货紧缩”的现象，根据费雪“价格下跌世界大乱”的假设的应景艺术作品。其本意是针对流动性陷阱，通过增加货币投入的方式，强迫持币个体放弃储蓄，如果不是投入投资领域（造成的价格虚涨，称为泡沫；又美称为虚拟经济）；就是快快吃喝掉，以够在通货膨胀中变得一钱不值。凯恩斯在《通论》中，只不过是运用了所有手段，为这一设想所作的诡辩而已。

最后看看奥地利学派的根基“边际效用”，形式上也是博弈模型。那么与（博弈论＋微积分＝微观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边际效用适合所有个体，而不存在“权重的假设”；第二是边际效用本身符合进化论的成本效益比；因为反复违反则导致个体利益的消失，即破产或死亡；而不复为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因此在大维度下，不需要使用微积分；就个案而言，也不排除有少量的特殊反例。

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是正确的荒谬

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是正确的荒谬；
流通性偏好三大"定律"只不过是三大"断言"；
流通性偏好三大定律违反个体边际效应；是错误的；

由于完全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因此除了指出其假设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并且指出其中显见的概念混淆以外，没有必要再深入研究凯恩斯个人为什么会得出如此错误，而更适于分析一下，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在西方，也被视而不见地捧为"主流经济学"？即使在21世纪初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如萨缪尔森之流，仍然在学术界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利益关系，就更令人深思了。

其实凯恩斯在提出"资本边际效率＝（远期预期收益/当前资产价格)"时，前一个因子是符合边际效用的，也是凯恩斯最接近于正确的一小部分。但偏偏凯恩斯随即便抛出了"资本边际效益对照一览表是很重要的……"，意义大至相当于"男人最佳择偶个人标准与身高肥瘦对照表"；如果真是个体价值观，是不存在"个体价值"一览表的。所以凯恩斯最终仍在没有一点是对的。

凯恩斯《通论》中其余章节，别看数学公式满天飞，其实统统查无实据，一多半还是道德鞭挞储蓄，和不愿代民消费是多么的不识事务。这些属于凯恩斯个人信仰内容的经济哲学，大致可以分为"流动性偏好"与"工人名义工资偏好（流动性偏好的推论）"两部分。所谓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显然只能让心理学大师去证明的科学定理。名称虽然原创，内容却是费雪教条的再发挥。

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的三条假设性断言，简单说，凯恩斯认为公众就是赚了钱不受花的，存起来的，并且不喜欢买东西的，就光拿了着钱的往地下埋的土财主，――>以此观察中国经济学大师们勒紧腰带搞出口，屯积美元备危机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凯恩斯的观察完全是错误的。世界上的笨蛋土财主虽然多，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土财主；笨蛋土财主的实际比例是不可测算的。这就是凯恩斯利率理论的弱点。

为了令资本边际利率（注意这是从投资者逐利角色上而言的），与"宏观性"的自然利率得到逻辑上的统一，凯恩斯提出了"储蓄倾向"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注意这是违反了个体边际效应规则的。换言之，这三条所谓的经济学"规律"，是凯恩斯提出的主观假设，是缺乏证据的断言。

"流动性偏好"大白话的解释就是"公众都是偏好储蓄的，储蓄都是偏好钞票的，钞票都是偏好埋进地窖里的"。而名义工资偏好则是，"让工人降工资是不可能的，裁减工人是不道德的，通货膨胀让工人竹篮打水一场空是高明的"。凯恩斯随后用微观经济学，把这几大偏好变成理性人的of course，再用积分变成人类必定的"信仰"。

照此算法，凯恩斯可以用数学证明全人类都是克隆他凯恩斯的克隆人。如果觉得凯恩斯这几大科学规律委实荒唐，那么凯恩斯在荒唐的"科学规律"后的政治经济学就一点不荒唐了：政府可以乱印钞票乱花钱，不乱花钱那是不道德，既可以平衡公众偏好储蓄，又可以满足公众偏好钞票，还可以让埋进地窖的钞票成古董，最后，还可以让不知好歹的工人工资养老储蓄竹篮打水一场空！多好！真高明！

人性本私！从道德意义上批判任何人，都是不应该的；何况凯恩斯爵士除了表现出民粹情结以外，没有什么表面上的道德可为人咎病。从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出发，也不应该去争论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三大定律"是不是真理。只有从实证出发，在经济学上就是从人权产权的排他权益出发，才能揭示出凯恩斯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种用数学工具掩盖道德主张的哲学。当然就不是真正的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凯恩斯主义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对的；
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是错的；

经济科学的特点，就是必须从角色利益的立场去考究"经济观点对或错"。凯恩斯主义是对是错，要看从那一个角色出发。如果是从全球任何一个政府的自利角色出发，凯恩斯主义等于不受监督的税收特权，有啥不好的？弄不好，谁敢说"埋葬凯恩斯主义"就埋葬谁！就连笔者的专用五毛都敢说，"博主反对凯恩斯主义，就是反对宏观经济；就是反对国家；博主是什么用心？！"

即使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也要看是那一国的老百姓。当美元霸权在全世界仍然有效的时侯，只要世界上还有自愿朝贡的大傻逼，美元的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国民来说，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全面推崇的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始作俑者，在《自由的选择》中，苦口婆心地劝告美国国民，不要对进口赤字大惊小怪。只要张五常能忽悠中国继续低价出口；弗里德曼告诫美国人，买就是了！

相比于一般商业流通的需求，美联储增发的美元确实是不少的，但美元却是全世界唯一的通货紧缩的货币！可见美元还有凯恩斯主义的空间。原因就在于，美元信用正比于国际大傻逼的数量，和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定性的公式可以表述为[美元信用价值＝（美国经济实力×国际大傻逼的屯积）/美元货币存量]。美元仍然是通货紧缩，本身就说明（美国经济实力×国际大傻逼的屯积）增长速度更快。

指望只有美国实力几分之一（估计只有十分一以下）的人民币帝国，能够将人民币"国际化"，赚美元今天赚足的便宜的人；大概是根本没有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有过了解的人，不知这帮家伙之中有多少过了解过美国人在《黄金法令》中付出的代价？克鲁格曼主张美元超级流动性的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国民的利益上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国民的利益上，人民币的凯恩斯主义就是错误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或者是欧洲，所有这些经济弱势的国家，都应该放弃凯恩斯主义；把自主消费的权力还给国民，尽最大的努力减税，关闭国企，不要再垄断国计民生；尽力完善法治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总之就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这样美元已经滥发的流动性，才会重新流回美国市场，而由于其数量过多，美联储如果不回收美元，美元本身就将失去信用。

无论美元是否对美国经济的波动构成影响，美国的经济实力是不受影响的。各国放弃凯恩斯主义所影响的，只是（国际大傻逼的屯积/美元货币存量）的大大减小。由此可见，类似次贷这样的危机还会陆续有来，却根本不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大傻逼供应链的危机。危机中的大傻瓜的出路，也不是什么金本位，而是缩小市场经济制度劣势的私有化为核心的法治维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因此仅仅依靠放贷"注入"流动性的手段，即使是茅于轼抄袭孟加拉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或者重庆对大学生创业的小额贷款，都是不正确的；无效的。高利贷固然是合理的，（茅于轼受困于此），但贷款如果用于生产，获利的机率取决于市场内生的需求，而不会是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如果这类主动贷款是有效的，则凯恩斯主义必定是正确的。

如果受款人将贷款用于消费，（实际上是无法监督的），无非变成个人劳动能力担保下的消费贷款。信用取决于就业机会――>仍然取决于内生的市场需求。如果这是有效的，则凯恩斯主义也必定是正确的。茅于轼和尤努斯（2007年炸药奖）显然没有真正钻研过经济周期和贷款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小额贷款实际上是小额高利贷，本金损失的机率很高，虽然合法，但政府不应作任何干预。

罗斯福《黄金法令》意味深长和凯恩斯主义

罗斯福的《黄金法令》意味深长；
不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美元政策为什么非常成功？

 

凯恩斯主义无疑是扩张政府权力的有效工具，在一个封闭的特别是大政府经济体中有着非常恶劣的后果。但大萧条以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过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修正，实际效果还不怎么坏。原因就在于把凯恩斯主义的负面因素，转退到了将美元当成收藏品，而奉献了自已的物资和各种产权的国际主义大傻逼们。美国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后进国家的制度劣势的差距，有效地转退了凯恩斯主义副作用。

凯恩斯主义无论在美国造成什么后果，显然令美国政府大大扩张财政赤字体现的权力，（相当于税收权力），同时又令美国人用美元将全世界尽可能多的物资的产权收购于名下；当被收藏的美元回流市场时（物价上涨），美国人可以抛出物资平抑物价。美联储也可以放松银根（降息），借杠杆购买物资平抑物价。因此自大萧条以后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将“储蓄的权力”给国有化了。

美国政府将美国国民储蓄的权力国有化体现在罗斯福的黄金法令和白银收购。该法令对内相当于外汇管制，美国国民只允许保留不超出一百美元的黄金。收购价格非常优惠，溢价60%（白银溢价80%）；相当于美国政府用美元作抵押，全面收购坐庄全世界的黄金和白银。将这些黄金（还有白银）统统锁进诺克斯堡，基本上再也没有流通过。(1935年)。007是否阻止了金手指引爆原子弹，根本就是没影响的。

罗斯福坐庄黄金和白银，是为了避免黄金和白银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是一场依赖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战争，也是唯一场货币战争，不是阴谋是阳谋！等同于全世界范围内“管制黄金白银”。从此以后，世界各国象中法英等，就算打算尝试黄金储备，也无非是从美国手中高买低卖，吃尽苦头纯属送钱。刘军洛宋鸿兵等宣称“回归金本位，抵制美元霸权”，纯属对经济历史的无知。

罗斯福坐庄黄金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世界黄金存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因此黄金法令，只不过是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时侯，避免美国家庭两三百年来的“卖出美元，保留黄金”的储蓄传统，对大萧条中复兴的造成的消极影响。其中的思路，在凯恩斯《通论》中有完整的描述。实际上美国人并不是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有所变动，效果却出奇地好。

罗斯福对黄金的坐庄，与张维迎所称的“藏汇于民”，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由于美国是私有制社会，没有庞大的政府规模。因此黄金法令的庞大美元现金支出，全部落实到美国个人的兑换收入。而不象中国的外汇管制，新增人民币是跑到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大黑洞里。因此尽管是极高的收购溢价，对于美国经济却没有明显影响，相当于给消费者发了一大笔新钱，还强迫消费；因为通货膨胀。

由于美国社会早就持有大部分黄金，黄金又不容易增产，（否则金本位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中国日本这类国家，效仿美国黄金法令，“高价收购美元”，那可怂大了。美国黄金法令是无法仿效的。黄金法令终止了一切物质本位制的可能性，是站在美国在当时已经拥有全世界70%的消费能力和50%以上的有效生产能力的经济基础上的；是美国从对英出口导向，转为美国强迫性本土消费的转折点。

因此尽管罗斯福的凯恩斯主义本身也不是令美国走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但是奥地利学派全面否定罗斯福新政，也是不客观的。奥地利学派主张回复金本位，是对货币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造成的无知。美国在随后半个多世纪，能够把自已的社会成本转嫁到全世界，黄金法令disable了本位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美国凯恩斯主义并不成功，但却让美国内需转型下的美元霸权战略的成功，给掩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