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硬挤进京沪广地区，只会害了他们

中国各地的中小学补课，对学生成绩构成的"压力"；
客居的农民工子女，是教育条件相对最差的群体；
解决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政策遗留问题，唯一办法是让农民工能够返回家乡的城镇化；
"反户籍制度"阻止中国农村的镇压化，无论是民粹还是政策，都是极权主义！
农民工子女硬挤进"京沪广"地区客居，只会害了他们；

对儿童教育的投资，主要是对人力价格的购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补课老师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贵。因此全中国各地城乡的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当地一线小学的学生，成绩如果不能保持在班上的前十名，老师就会明里暗里地，建议你的子女去补课。一来有可能对学生的成绩确有帮助，二来也为老师兼职提供了一笔收入；三来也催生了一个基于补课的产业，知名的机构如新东方，学而思等等。因应补课出现了大量的教材。中国今天的出版物，主要就是这类因各类补课所需要辅助教材，其他出版物一般要赔钱。

二线学校的学生，可能会退而求其次，仍然有大量的单个的家庭教师提供的补课，常常就是失业大学生，或大学生业余的兼职；也仅是档次有所降低；大同而小异。三线的学生中，父母稍稍有点文化，都会为子女增加课外的补课，夫妻双方都是文盲的机会不大。相对而言，农民工的子女是寄生在客地的特殊情况，客地消费水平相对于他们的工资比较高，因此这些勉强留居客地的群体的子女教育是最为劣势。以前述文盲农民工夫妻棍棒教育虐杀女儿"学品差"的案子看，他们的女儿的成绩，就本身言，已经很优秀了。

这里也可以顺便提到，象王海滨之流的公知，一味拿什么农民工处境，攻击于户籍制度。客观事实上，京沪广这些地区的公共资源，因其税源有限而确实有限。所谓离不开农民工，只不过是政治正确的欺骗！农民工本身作为廉价劳动力也意味着，相对于他们本身对税收的贡献，他们要达到当地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如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低几档的公共服务，唯一的合理选择就是阻止他们进入这些地区。既然中央集权要反户籍制度，非要鼓励农民工进入京沪广这些地区，除了拒绝农民工同等的福利，别无他法。

因此所谓"留守儿童"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农民工到京沪广"不再成为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充其量是他们在本地混不下去后的"可选方案"，——>不去深究农民工在自已家乡也混不下去，民粹公知竟然伙同极权政治，攻击于城市的所谓户籍制度？！毫无疑问的结论就是，中国公知"反户籍制度"，也不论有多少洋五毛参与攻击居民自治！参与损害着最根本的市民社会的萌芽，参与到反户籍制度的丑恶起哄之中！都已经足以证明了中国文人即民粹！这些民粹是极权主义！这些极权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切勾结。

留守儿童的父母若能回到家乡，生活水平没有明显下降，即让今天所谓的农村，基本上接近初级的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唯一办法，也是所谓的城镇化的唯一可能的，唯一不至和于成为灾难的出路。中国农村人口脱贫的唯一可能出路是，中国农村不再成为公有制帝国压迫下的地狱！此结论是先验的，任何异议者，必定是天良丧尽的极权主义的左棍！非要以"留守儿童跟进父母，进到大城市的难民营里"，——>这是"反户籍制度"的唯一后果，有些公知却指望农民工托起高房价！——>结果必定害了这些儿童及其父母。
ps:今天京沪广的离乡农民工，生活水平是自觉地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回乡在普遍而言，不会出现明显的生活水平下降；

农民工子女将在深圳被放到三四线学校之中。道理如同在学区房所在的名校社区，所谓地段生中的原住民，将被放到最被放弃的分班之中，——>这是名校法团从业绩自利角度出发，必定会采用的业务策略。今天京沪广深的"地段生"距离，3-5公里不等，都是足够广大的，足以提供足够数量的各类学校。所谓地段生也就成了教育部门可以随便操纵的变量，教育部门也就可以把优秀的生源，供应给3-5公里内必定具有的"某名校"；将下等如农民工子女的生源，供应到同一地段中的劣校劣班。然后，民粹就更有理由起哄"教育公平"鸟。

读书无用基本上是客观的现实

极左民粹的教育，从穷人"成功学"的教育开始；
家暴遇害女童的父母，不懂教育，不懂中国的应该教育，不懂中国的就业前景； 
过高的"发奋"期望，遭遇公有制就业前景暗淡的限制，读书无用的确是穷人的处境；
如果子女"成绩"让你感以失望，只不过是为人父母者过高的期望；
民粹公知煽动着"教育平等，工资平等"，只不过是有害地煽动着"过高的期望"与现实的矛盾；

 

对于人道与人权的理解不够透切的人，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将会很难理解，为什么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严惩家暴于子女，惩罚那些放纵自已情绪发泄的那些所谓慈良父母。法治的严惩不是报复，也不是教育，是犯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或曰自我放纵的选择后，本应付出的代价。法不容情，并不是一种"公德"，而是法学上的"科学公理"。法律因之而定，法制因之而行，因为法律制定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援例的不良事件的发生，即所谓"实现自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错，按程序修改法律就是了。
令人唏嘘的无关细节，笔者替这位父亲可悲，也为他被杀害的女儿可怜。因为这位父亲可能不明白，他自已家庭这样的条件，他的女儿能够在深圳的学校，混到中等学习水平，已经是多么优秀了。现在一般中间水平以上的学生，一般而言，都已经有另外的补课。他自已花钱补过课吗？他自已教过吗？他所谓的监督女儿学习，发现女儿抄写作业，只不过是想从"学德"上作棍棒教育。而且明显地，已经在发泄了他自已的不良情绪：老爸我这么辛苦，你这孩子还不懂事，——>完全懂事的，就不叫孩子了！何况，如果不懂事的是父母呢？

更可悲的是，在这件事上，就学习而言，不懂事的是这位父亲。因为在现在的应试教育环境中，抄作业没什么不好的。它可以节省学生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有用的地方。学生不可能跟老师对抗，不可能说"作业太多，不合理，对我不合适"，这时侯既要为自已留下空间，又要让老师有台阶下，这时侯抄抄作业，未必有什么不好之处。这位不明读书三昧的父亲，以女儿被投诉"成绩不算好"作判决结论，往女儿"学德"上找原因，严刑峻法：你本应很优秀，但是却不如意，一定是某种品德坏了坏了滴。此乃成功学！

这位因为失望而对子女发泄不良情绪的父亲，与此前出现的几起家暴致死案件中的狼爸狼妈，以及与马加爵的父母一样，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们目的模糊的却是严厉的道德教育，说明他们是成功学的迷信徒，在不可避免的挫折中，放纵地发泄自已的情绪。他们不愿面对简单的事实：不是子女不优秀，只不过是父母自已对子女过高的期望，与自已家庭根本不具备的教育能力，形成的结果冲突，不能自拨的为人的父母的自已！所以笔者一直忠告，请为人父母者，为了自已也为了子女，至少要发誓不要打子女；至少可以约束自已的不良。

如果你真的觉得子女让你失望，唯一的可能，就只能是你自已的期望太高了。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对于绝大部分贱民阶层来说，读书无用基本上是客观的现实，强行为自已的子女扣上远大的理想，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将力有不逮。指望通过棍棒教育，除了当泄仍然是发泄，降为将子女变成在自卑中压抑的潜在的魔鬼（如马加爵，郑民生），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前途，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你真的觉得郁闷，自已撒泡尿照照自已，看看子女有那点比不上你吧。说不定你阁下的心理就平衡点了；对子女的不足也就宽容点了。

如同民粹公知，在不停地煽动和伤害着市场经济的同时，无用地煽动着基层劳动者对工资收入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谓之"不平等"；大致是同样的民粹公知，煽动"教育改变命运""教育机会公平"，无非是要"国家为什么不进一步垄断教育，垄断就业分配"的潜台词！这种民粹"关注弱者"的所谓公知，他们不但是目前底层民众困境的制造者，事实也是害了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对自已的子女教育，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教育态度。各人自已算算，国考现在的成功率是多少，再看看这类农民工子女的机会，就明白了。
ps1:本篇结贴成文；
ps2:标题与本文相似的一文，被删到了163，因此强调一下小民百姓都会遇到的此生活问题；

学区房基本上是忽悠

学区房"投资价值，保值，为教育……"基本上是忽悠；
政府民生，开发商，教育部门联手垄断（教育＋土地），为革命搜刮民脂民膏； 
被民粹反户籍制度和政治利益集团联合"排内"挤走的土著市民的地段生学位；

 

如果"有资格作为地段生，入读好学校；为了下一代，吐血当房奴"，就是学区房的广告口径，那么此买房理由，即所谓学苑房，基本上是就忽悠，但却不一定是开发商的忽悠，更应视为政府利益机构联合地产商的忽悠。证据就是，"学区"的划定是一个变数，而且越是好的学区，越是不得不成为变数，但是商品房的地段却已经是定数。因此，如果学区不是总能够包括商品房所在地段的话，则学区房就将失去其价格支撑；而必定是一个忽悠；但如果学区房总是包括了商品楼盘，则显见政府部门与开发商的联手造市，同样是忽悠。

笔者观察的京沪广三地的学区房的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当地的高价商品楼盘，——>此即学区房所指！——>总是与新划定的学区一致，被踢走的总是周边"老城区"的地段生！这个结果既可以让反户籍制度的民粹群众们，多感受到一点"惩罚了城市最穷的居民"的公平；也可以说明，所谓反户籍制度，到底所谓何来？所谓"户口后面的福利"，到底还剩下什么？——>尽管本地居民的税后福利，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笔者想提醒的是，即便如此天经地义的"税后福利"，在市民户口登记的背后，还剩下什么？让民粹如此眼红？

尽管政府利益集团，到底如何与开发商和卖学区房的中介广告密切合作，以致于似乎风牛马不相干的教育部，也成了卖房子的掮客，其中细节既不透明，也属国家机密，不可能由你我小民证实或者证伪；但是可以用得上概率论上的社会经验，"一见不奇，再见为奇，三遇可视为证实"，（一见为缘，再遇为奇，三遇必为我敌），学区商品楼盘总是"恰巧留在学区内"的"巧合"，意味着此划分必定是教育部门的有意所为。按照笔者所了解的教育部门的熟人解释，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学校领导最喜欢学区房生源的"高素质"。

如果从"学区房"为了卖房子的博弈角度，可以通过虚拟人格技术，考察有关利益部门，将商品楼盘划入学区和划出学区，两种方案的各自好坏。将商品房划出学区的话，坏处是"学区房高价＝高税收"的促销承诺落空！好处是可以促使新的买家购买新划定的学区房，但是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已经成为重大的不确定性成本的"学区重新划定"的因素，而大大加强了学校收取择校费和赞助费的博弈地位。如果总是保持学区房所属高价楼盘的稳定，则相当于牺牲潜在的学校促销利益，但是确保了三方联合销售学区房的卖房利益。

显而易见地，将高价楼盘踢出重新划定的学区，符合名校和教育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教育部门总是"放弃自已利益的最大化"，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地方政府（或开发商通过地方政府）补贴了教育部门在划定时的利益损失，以保持教育部门"学区划定"的利益损失。这笔补贴又被作为"政府对本地教育事业的投资"，而被视为民生的仁政，堂而皇之。由此也不难了解，民粹和公知鼓噪取消择校费，效果相当于反户籍制度的民粹，联合政府利益部门围剿本地居民被剥夺了"地段生资格"后的择校途径，政府乐得借此促销学区房。
逻辑提示："三遇可视为证实，是上述利益逻辑的后验"；

学区不得不调整，原因也在于"名校"是固定的，但是人口流动是不固定的。名校构成了紧缺的资源，冲学区房和地段生，原住民就算有了新住址，赖着也不会把户口迁走；新移民花如此多的本钱买学区房，可见聚集到学区周围的动力有多大；结果必定是，学区"地段生"越来越多，无论学校如何扩招，终会超出名校的本来容量，不得不重新划定，从而构成了学区划定的不稳定。政府有关部门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为了卖房子而保持相对于高价楼盘的学区稳定；算是"不想忽悠"的一点诚意，但是到了学校内部的分班，就是另一回事。

随地大小便猪狗不如

明辨是非，要懂得避免在无关细节上争辩真伪；
尊重公知的个人观点，不等于不能指出公知的荒谬；
香港便溺案中荒唐的道德"裸奔有理，见者有罪"
"三急时的便溺权＝随地大小便的自由"——>猪狗不如！

如同李天一案一样，笔者在确定司法有效的主要环节以后，就避免再谈任何其他细节，除非有司法有效的新的举证。避免再谈，就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甚至不必再去指出细节中的明显荒谬，——>这样就为诡辩者留下了"虽然荒谬，仍然可以争辩"。在习惯道德鸡汤的中国文化中，很容易就被拖入枝节之中"各持已见"。即便看看本博圈中左棍翻滚的战术，都可以发现，这种"故意荒谬，引你批驳，因此可以争辩"，然后辩证法的"非也我也，指鹿为马，你是立场对不对"。由此严谨了，也建立了对"细节理性主义"的免疫力。

尽管笔者借杨恒均先生的错误作锲子，但也不会争论，杨先生认为已经掌握的细节及他本人的履历的细节真伪。后者与任何命题无关，（杨先生是公有制社会中，摆资历，显权威，仍然是细节理性主义的陋习），前者则是法学的，也是西方司法上的常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绝对的真实在上帝那里"。司法只考虑程序正义下的举证有效，因此杨恒均等任何其他人，都可以认为自已掌握了细节，笔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我们彼此对细节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彼此也可以认为，对方其实没有掌握真实。 因此才有陪审团！
笔者尊重杨先生及其他任何公知的个人观点，他们可以继续持有自已的观点；笔者仅仅按照已经解释的逻辑条件，指出他们的观点，按照该逻辑标准，分别归属那一种意识形态，有那种错误；在社会上"共识"到了一定程度，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偏好，造成对民主进程何种的不良后果。如果有人愿意将此视为"攻击，抹黑，造谣"，释听尊便！——>那也是他们的个人观点；笔者将仅仅反问：笔者难道不能在持有以上的个人观点？笔者不能保留自已的观点？笔者的朋友，不可以同意、转述，而成为他们的个人观点？
ps:这样将涉及到杨恒均先生等新自由主义者，未必同意的"个体价值观""你的心证不是我的心证"；此略；

对杨先生的观点错误不了解的，可以自已去看他的博文。笔者更加不会逐条抄录批驳杨先生的语句，——>语句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的。笔者仅仅按短暂阅读的记忆，提示一下，杨先生所称的"文明，不文明"如果不是道德标准，请问是什么？（其实这就已经足够了）。杨先生明显全盘地接受了国内公知的"道德翻案"，（显示了他有的媚俗偏好），举例说，他们将"摄了女童下体"视为"更大的不道德"，忽略"便溺在前，自已暴露私处在先，人家拍摄在后"，而且忽视了根本没有"不能拍摄他人自已暴露的私处"之说。

杨恒均等公知，显然将"公共播放时，应对隐私个人及部位，打上马赛克"，意会成了"不准拍摄"。前者按照一些地区法，可能涉嫌违法；后者就完全是意会。（我们的公知缺乏法学的严谨，喜欢汉语的道德表意）。在此案中，实际上就是说，无论便溺者如何违法，干预者都不能暴露他们的具体信息，——>那还干预什么呢？只能将公知那样虚空指责便溺者的道德？由此也可见，我国的公知可以一边指责中国公众"缺乏公德，不干预不文明行为"，但是当香港市民勇敢地在自已的城市里站出来，主动维护公共约束时，公知却反水了。

如果公知们的理据也意味着，假如有一个公共场瑰异中裸奔捣乱的女人（她自已暴露隐私），被任何人"看到""报入镜头"的话，不道德和违法的就不是女人，而是"看到的路人"。按这样的标准，毛左祼奔将成为很有力的革命战术，也只有瞎子才能在这种现象面前，才能声称"不道德"。此案中古怪逻辑还有，"不能随地大小便"的公共约法，被加上了"如果三急的话，应属例外"的拉屎拉尿的天赋权利，——>人非三急，还需要大小便吗？——>所以公知要维权的，其实是"随地大小便"的自由——>猪狗都未必全然如此！

杨恒均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

从便溺案看杨恒均先生与民主的距离；杨恒均先生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
杨恒均与毛左，就"一人一票，全民选举，选出新毛帝"达成的"民主"共识；

 

大陆游客香港便溺案虽小，大陆的民粹公知在此案中，再次暴露了他们与公民社会的民主观念的距离，无论对于中国民主进程及路径的判断，还是我们本身在这种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来说，问题就一点都不小。如果有人指责笔者借此"小事"炒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将宾语加上去。我们炒作的是"指出大陆民粹公知的愚昧和反民主、反自治的传统观念"，民粹公知炒作的是"香港citizen万恶的城市自治观念，香港市民万恶的自治习惯法维护的自觉性"（港独？），涉事父母则是在炒作"便溺有理，打人无过"以求免责。这几条都没错吧？

小小的便溺案，提供了回顾李天一轮奸案的契机。相比中国民主进程的正确判断，李天一等五个小英雄，轮奸了一个疑似道德不够高尙的疑似妓女，还有几个律师带着一小群水军叫好，又算多大的事儿？但是这一大一小两宗案子中体现出来的，民粹公知表现出的"道德枉法，舆论翻案，藐视约法，权利炒作"的虚拟人格，意味着他们理想中的"民主"与法治缘，也与人权的私有无缘。如果这些公知是众所周知的毛派，还可以归罪于文革对毛狗的洗脑；但如果其中包括了杨恒均这样的，一般性公认的"民主人士"，就让人表情严肃了。

杨恒均先生《陆港便溺之争：文明与反文明只有一步之遥》，看得出是想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创设一顶定义含糊的"文明人"的高帽子，以平息此事中的涉法争论。杨先生是一如既往地和稀泥。从团结左右派闹革命，杨先生试图弥合民间裂缝的动机，不可谓不高尙；但是从人权私有，"公民自治＝民主"的角度出发，杨先生暴露了对民主常识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集常识性错误之大成。如果公民自治权的确是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意味着杨先生在此文中的立场，背叛了自已追求的民主事业；除非杨恒均要的是公有制的民主。

笔者一直注意着杨恒均先生，将民主政治介绍给中国社会的诚意，也注意到杨先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常识缺乏。但是笔者非常肯定，杨先生不是《通往奴役之路》的读者。参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转换逻辑》，再参考杨先生的一系列博文中的观点，杨先生是比较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与绝大部分怪胎、民粹、毛派和西方左派相比，杨先生是正儿八经地有着"新自由主义"的财富资格。这个资格仅仅因为杨先生是澳洲公民，没有在中国的"均贫富"中受损的可能，反而因为倡导民粹而可能在中国政治上得益，而稍受损害。

杨先生对私有财产的考虑，只是"应该容忍"，但从来没有声称并遵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笔者甚至怀疑，杨先生是否能区分"特权私有"和"人权私有"，两者在法学概念上的差异。杨先生因此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曾经考虑过"自治"在中国民主中是否必要。因此他也自然没有考虑过"多数人暴政"和WBagehot现象，将是对他的"民主就是选举，选举后就一切完美"的信仰的全面证否，——>如果再回顾一下，毛派现在也开始主张杨所推销的"全民选举，一人一票，选出新毛帝"——>不知此是否足以让杨先生反思？

回顾杨恒均先生在通钢事件，重庆打黑等事件（包括这次），歧视案，杨恒均先生的优点是一般地，有可能做到"知错能认错"；但明显的缺点则是，一直以来当杨先生地提出他对国内外的任何独立观点时，几乎没有在第一感就是正确的。在性质相同的案例中，杨先生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而不得不认错，也难称得上"不二过"。杨先生似乎曾专职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但明显缺乏"经济学，法学，法律"等常识，让杨先生对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停留在简单的"民主好，专制坏，道德素质高或低"浅陋却不正确的误区之中。

中国文人为什么只会舔屁眼只会考试？

替格林斯潘作证，推荐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读书最好的方式是"无书"，大学无书；

 

在格林斯潘还是十多岁少年时，当时著名喜剧演员员乔治·杰塞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疑心较重的投资者不太情愿地参与股市投资。他先买入少量交易量很少的低信用公司股票，惊讶地发现价格立刻从10美元涨到11美元。这样一来，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位聪明的投资者，于是继续买入。最终，他一个人的出价把那只股票推到了每股30美元的高价，然后决定套现离场。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卖出股票，对方犹豫片刻后反问道："卖给谁呢？"。格林斯潘将这个故事称为"杰塞尔悖论"，显然可以解读为"庞氏陷阱"。

以上上笔者今天看到，流动性定律中作为先验的逻辑结论的，"庄家不可能从自已制造的波动中获利"的，适用于任何"价格套利市场"的炒作规律；从格林斯潘的口中的表述。逻辑上说，格林斯潘作为权威的嘴巴里说出的"杰塞尔悖论"，是对笔者先验结论的后验；而对于格林斯潘的粉丝来说，"杰塞尔悖论"是"权威鉴定"的真理；对于格林斯潘本人而言，"杰塞尔悖论"则是一句断言，可以作为个人认为的常识，但缺乏相关的证明；因此笔者提供的流动性定律，就构成了对"杰塞尔悖论"的"论证"，证实了格林斯潘的直觉。
ps:以上简单温习了"先验而后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相关的逻辑概念，如"断言"；
ps:"杰塞尔悖论"悖论是实体经济学中的"价格边际刚性"的表现。

有朋友问，您认为读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您说的"大学无书"是不是您的读书特点。笔者回答：本人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学无书；它表现在笔者从来不会引证任何"书本，论文，权威"以支持自已的任何观点；如果有任何出名的或不出名的学者的观点，恰巧与笔者相同，比方说奥地利学派的很多观点，汤因比说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基督教精神"，又发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基督教科学"的提法，托克维尔和麦迪逊等对多数人暴政的警告，等等与笔者独立观点相同，那都是后验的。笔者以前曾不当地称之为"旁证"。

笔者从来没有在博文中引用权威，其实不见得不愿意简单之"谁个权威说过的，所以这观点是对的"地就证明了；——>假如读者/听众，真的乐意接受这样的证明话，何乐而不为呢？笔者的思考也就可以直接托付权威可也！但是难就难在，笔者对于权威们，实在是很无知的；在得出本博几乎所有观点以前，笔者一般根本还未来得及看到那些个权威的书本！笔者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基本上是近十年才有金钱和时间上的条件才看，此前笔者的时间完全放到了技术业务和商业业务上，笔者专注的是那一方面的学习。

笔者是在确立了个体心证之交换创造价值后，才知道米塞斯《人类行为》中称之为"边际效用"。经网友介绍才知道"奥地利学派"，才发现此学派的观点与笔者的大量吻合。也是在看到西方（罗马法以降）后，笔者才知道自已试图拒绝哲学的那套广泛定义的逻辑方法论叫法学；在发现对欧美奴隶制的研究后，在知道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反思后，笔者才知道自已不是真的那么孤独。现在经常引用的奥卡姆法则，哥德尔定理；前者是在系统工程中的基本原理，后者被作为"辩证时自律的品德"，都是网友提醒才知道what they call。

今天向博友推荐的是笔者正在看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笔者并不是推荐熊彼特作为各位的权威，笔者也不是同意熊彼特的所有观点，笔者认为理解熊彼特的错误及其成因；笔者推荐的是，通过熊彼特的广泛阅读和熊彼特的视角，您可以了解近现代一系列"社会学"思想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演变过程。它后验了笔者的先验：西方传统文化的愚昧、无知、左倾和激进。《经济分析史》的书名，其实是障眼法。熊彼特是此书名，恍惚是说"经济分析学（技术）的发展史"，可能只是避免刺激许多哲学倾向的"社会学者"的无谓争辩。

公务员涨工资理由极其荒谬，动摇我党执政合法性

公务员阶级鼓噪加薪的"诉求行为"的存在即合理；
双边辩论中只能反驳"接近正确，疑似真实"的内容（哥德尔定理）；
"因为荒谬而无敌的宇宙真理"的合法性成本,公务员加薪是血酬
公务员阶级鼓噪"加薪"的荒谬理由，严峻考验执政党的合法性；

 

当北京的公务员群体代言人，借"国企离退休者加薪"（加退休金其实就是"脱离工作者加薪"） 的不合理惯例，鼓噪公务员"低薪"时，南方群体的公务员兼人大代表（这是中国特色，议员由公务员及其寻租的代理人兼任），也开始鼓噪加薪。相信有人带头就有人起哄，其他省市中央的公务员代言人，也会陆续加入起哄。按照笔者建立的"民粹行为的十字架"的模型的预测（不是先验的，是预测的，后者属巫师法则），公务员阶级的起哄会越来越互联网式流氓化，越来越女人法则，越来越象民粹公知曾经在李天一安中的颠倒黑白。

到目前为止，公务员阶级的种种加薪理由，已经接近于最宽松条件下的荒谬。诸如"美国工人阶级年收入十万美元，中国国企工人还远远比不上"（垄断市场的国资委称）；"香港大法官高薪，广东法官累得脂肪肝，收入比不上香港的法官"（广东省的人大代表），"农民工打泥水活的零工，最高一天可以得到350元，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天才300元"（大意），"RMB的通货膨胀让我们公务员阶级弄得年年飞涨，本来是为了俺们公务员年年加薪，结果俺们公务员自温总脱离俺民人民群众后，连续七年没加薪"，……诸如此类。
ps1:如果这些公务员不感到自已的荒谬，足证他们的圈子中，不知民生疾苦到了何等的程度；特权已经成为惯例的感受，到了何等程度；
ps2:广东的农民工如此让公务员羡慕，是不是应该大红花，欢送公务员永远当上农民工？有点象民粹记者羡慕"挟尸要价的暴利"；

当这类诉求理由已经荒谬化以后，并以宣传的形式强化其荒谬以后，除了有效激起公众的愤怒中的关注以外，已经失去了任何被批驳的价值；——>这也是许多哲学倾向的公知缺乏的常识。我们在双边辩论中，只可能反驳"疑似正确，接近正确"的那些错误，但是我们不可能反击荒谬。荒谬如自相矛盾的哲学，也如颠倒黑白的正义之类，就是因为无比强大地不可战胜，而成其为荒谬。对于显见荒谬的"理由"，只需要一一归纳列举，替他们把话说清楚，根本不必再附加任何其他细节（细节理性主义），就足以公众牢记自已的怒火。
ps3："荒谬不可能被反驳"即哥德尔定理；意指无限延展的外延，不可能被逻辑证否；但自身已经被证伪；可参考本博圈中"永远不死的左棍"；

在一个荒谬如"侵犯人权"等"不言而喻"不被先验地视为荒谬的文化中，荒谬当然具备了不可先战胜的先进性，这是宇宙真理为之骄傲的宇宙法则；但也是宇宙真理没有进一步挖掘出"大尾巴狼定理"（剪刀差原理，正反馈不具可持续性）的局限性；——>他们忽略了要令荒谬成为真理，所必须克服的公众怒火；即他们必须投入额外的镇压成本；——>如果他们的财政目前是充裕的话，他们本不必喊出荒谬的理由。这种荒谬政治舆论的缺点就是，如果不是加倍地投入成本（减他们的薪水）镇压公众的反抗，荒谬就不成理由。

如同李天一案中民粹公知的起哄，仅仅是动摇了上课党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他们荒谬的颠倒黑白，以至于搬出北大法学院，只不过证明北大至少有一个权贵阶级的左棍营；就算搬出最高法，只不过证实了"竟然连俺国的最高法也不具合法性"；就算骗来习先生"支持"，也只不过是让公众对习先生心理点头"这丫该革命鸟"；——>到此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元首法则"不是合法性之源；也即"国王至上"从来不具有天（赋）的合法性；——>因此可见，公务员阶级的荒谬起哄，如果不是无效地自取其辱，就是质疑着执政党的合法性。
公务员阶级荒谬的理由起哄加薪，其实质是"党不给俺们更多的特权，俺们就要叛党！重上井冈山啦！"——>血酬！！因为公务员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离退休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所有的加薪，都意味着在公众经济中加薪，——>当此政府财政短缺时，公众经济更是处于严酷的萧条之中，搜刮后者补贴前者，结果不言而喻！客观上也就让执政中心面临着一个常识中的选择：你是要进一步损害严酷萧条中的公众经济，强迫公众革命（到时公务员阶级一定会反戈一击，领导革命）；还是承认庞大的公务员阶级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腐败呢？
ps4:笔者不怀疑执政中心的雷锋精神，但是以自已名义侵犯民权，然后必定被公务员阶级之流作为替罪羊烹掉，笔者怀疑任何统治者，有此无私奉献的爱心；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是为给公务员涨工资打掩护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是为"低调给公务员加薪"打掩护；
"高调宣传增加离退休金"诱惑了离退休者，打中了追求免费午餐的民粹要害；
追求免费的午餐的民粹，是高调的反政府革命者，更是狂热的旧制度卫道者；

 

上星期开始出现在《臣民人报》等中央神庙级宣传单位的公告栏上，然后被漫延到各中小神庙布道场的，关于"（国）企事业单位离退休涨退休金"和"公务员加薪"的舆论，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前者应是国资委，后者估计是国务院） 试探民情，就是预作宣传烟幕（特别是后者）。这场宣传战役的战术组合，甚至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拉着离退休涨退休金作陪衬（毕竟已经连加了近十年），而实际上是为后者打掩护。如果民众反映强烈，就借以煽动离退休群体"不能涨退休金的民愤"，如果反应平静，公务员就胜利加薪了。

此宣传战役之舆论诱导的轰炸效果，恐怕是见仁见智。是否得到了体制内的感恩戴德，还在未知之数，但是以激起了体制外民众的满腔怒火而言，倒可以说是颇为成功。其后《臣民日报》等又开始出现了体制内的——>注意是体制内的！所谓"退休金加幅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哭诉，但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因为作为吸血鬼的庞大的"体制内"吗？拿着退休金的还可能哭诉"赶不上通货膨胀"，那么占全中国90%以上的体制外民众，根本没有退休金可言，承受着至少是同样的，实际上是更重通货膨胀，难道向体制哭诉吗？
ps1:体制外没有任何权力可交换的廉价服务，生活价格指数各方面都超过体制内；简单说，因为关系学的空间小，走后门更不容易；

关于"（国）企事业单位离退休涨退休金"，还是一道非常模糊的称谓，它到底是指社保的退休金，还是指未纳入社保的国企的退休金？如果是前者，为什么不称为社保退休金？如果是后者，那政府此前说的国企已经纳入社保又算是什么回事？双轨制吗？如果是双轨制，为什么是国务院批的退休金，不是国企内部的自理自定的退休金标准？尽管因为国企是基于特许权的，后者并不合法。明显不统一的三种退休金，"双轨制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退休金"，"上述企事业离退休金""社保退休金"，如果同义反复，政府部门本应统一之。
ps2:细节理性主义的五毛，恐怕不会将"澄清细节"作为政府责任，反而把"搞清政府部门瞒天过海的细节"作为问责政府的公民义务；

《臣民日报》有关舆论诱导中，似乎认准了怪胎民主派的民粹情结，煽情着"离退休的生活水平，被（离退休坚持支持的体制内造成的）通货膨胀，搞得追不上通货膨胀"。是瞅准了民粹的沃土下农药的高招。笔者就曾见过一名似乎试图用"国企下岗和离退休者"的所谓悲惨处境，作为反政府的革命借口的民运人士，攻击笔者等为"只有没有良心的（指笔者等，才会）否认下岗和退休者（几乎跟农民工一样了）的处境" ——>注意，不是臣民日报这样说，是骂着臣民日报的同时，也骂着户籍制度的民粹革命党人如是说！
ps3:为帮助读者理解，特别指出，本文以下针对的目标，已经转向体制外反政府的怪胎民主派（民粹者），他们是阻止民主进程的最根本的"气氛"。

笔者不能说这些"体制内才有机会下岗和退休"的群体，过着比公务员还要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算是悲惨的，还值得牺牲体制外的纳税人的权益，向他们优先倾斜的话，笔者很难想象，在这些民粹革命党的良心词典之中，他们置包括他们自已的体制外十几亿人于何地？最起码民粹最喜欢代表的"农民"无论是人数还是"悲惨"程度，大概起码是离退休者的十倍以上。是否终点回到起点，仍然是有没有免费午餐的问题？恐怕这就是中国改革以来的左的逻辑中的关键：如果民粹左棍一力追求免费的午餐，如何反对政府此番善政？

如果这些民粹本身是体制内的，我可以理解，他们发出的是臣民日报等正在奋斗中的舆论诱导，但是偏偏他们却是明确的反政府闹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革命"）的立场；——>但是谁能就此判断得清呢？乌有之乡的毛左，不是都代表了体制内的，特别是老一辈的文革余孽！？乌有之乡的毛左不是最狂热地反政府？指责着政府没有跟着薄熙来同志走上朝鲜的路子？乌有之乡和他们粉饰的朝鲜，不都是自称为"民主的，革命的"？可能这是《臣民日报》等发动惹人怒火的宣传攻势的底气！体制要闹革命的民粹，要的也是免费的午餐！

中国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特权社会

（（基督教＋暴力＝马克思主义）＋孔儒文化）＝五四精神＝毛主义；
五四革命理论的先进性，中国总体党的出现，国共内战的本质是路线斗争；
"枪杆子出政权"的建构，在中国惨烈的反复悲剧；
孙中山，蒋介石，毛上帝……；凌驾国民的先进性，根本上不存在！
五四精神遗留下的革命团体，到底是"先进性"？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将今天中国公众对天朝政治食利集团的不满，归罪于万里之外的美帝国主义的"敌对意识形态"的遥感影响，似乎解释了一切，也什么也没有解释，反而自证了天朝的宣传和洗脑是完全无效的。道理非常简单，天朝中国的宣传和洗脑，是目前世界上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以外，最强烈的本土洗脑中心，但功效居然敌不过万里之外的"（仅仅是）意识形态"，则天朝这套宣传中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竞争力，也可想而知了。乌有之乡等固然可以妖魔化美国，成为另一个具备本土宣传的中心（其实不是），但也不能解释万里外的宣传却更有效！

但是如果从"五四精神的灌输"的角度，则早在民国之初就已经深入人心；根本不必再宣传，反而需要费力"解毒"。五四精神倒似乎是与西方来的一种愚昧意识形态有关，它名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本质却是基督教中世纪观念。请注意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们两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革命主义者。特者是孙中山！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归罪于此两意识形态的"洗脑"，忽视了孔儒几千年传统的根基。如果不是孔儒类同社会主义的观念对基督教马恩的接纳，不会产生毛主义。
ps:墨索里尼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希特勒是社会主义者"天生的天主教"（自称），斯大林"我的所有世界观，形成于东正教的教堂"；

五四革命理论将中国一切问题，归罪于某种"统治阶级"，甚至于归罪于某个统治者；而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先进性的群体上。这种群体先是按马恩理论教条，寄望于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工人当时是以同乡会和黑社会的形式组织的农民工包身工，中国也从来没有自治市和特许权行会，根本没有中层的经济独立的劳动者阶层），然后是寄望于某种"思想已经超越中国现实而具备的带领党"的组织上，再由组织洗脑保持组织中人的大脑的先进性，因此他们具有统治中国愚贱万民，拯救苍生的权力。

这就是孙中山组织党国之国民党，蒋介石依靠军阀手段，建立起凌驾于中国国民社会的，枪杆子出政权的"党国"——>实际上国民党只是蒋介石军事组织的橡皮图章。毛党则在军事劣势下走出了"党指挥枪"（对蒋介石军阀手段的修正），再由枪杆子出政权，同样是凌驾于中国国民社会的先进性组织。国共所谓内战，只不过是此两个同源的五四组织的内部路线斗争而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已经至少两次经历了枪杆子出政权后的全国政治建构，两次的结果均以惨烈悲剧而告终！因为凌驾国民的先进性，根本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蒋介石留线毛党革掉命的那个同样自利的先进性军阀集团，还是毛主席留给现代中国的那堆有几千万人，通过特权所得的特权利益群体，这些前赴后继的封建集团，上一两辈的先进性集团，实际上是今天的封建权利集团！他们更恰当的称谓是"中国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毛党发动农民，解决了蒋介石那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阀集团，——>后者也认为自已代表了先进性，——>没有错的；确实是当时的历史进步。但并不等于毛党继续自以为凌驾于国民社会，就真的具有先进性了。后者的误区，就是日后文化大革命和大饥荒的肇源！

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并不是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更不是农民阶级，而是上述马恩毛主义带领饥贫贫民的传统起义！当他们上台再搞社会主义后，就形成了新的封建权利集团。更要命的是，基督教马恩毛孔儒教导出来的民粹革命家们，按照五四革命理论的教导，将这些封建利益集团，视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队"！与此同时，天朝制造着农民工和科举落第的举子们，这些封建小农集团之"既望权益者"，运用着同样的血酬定律女人法则，以"反户籍制度"为号召，成为新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视前者为"革命同志"！

所谓革命就是打算白吃白喝的暴民运动

英国"革命，内战"仍是"大宪章的兵谏"；克伦威尔砍掉的是"国王至上"的合法性； 
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共同点是，主体都是诉求于no votes no tax 的抗税集团；
中国，法国，俄国的"大革命"，主体全部是诉求于中世纪免费午餐的暴民运动；

 

英国内战很容易让听惯了"法国大革命，五四革命精神，中国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读者，意会为"英国革命"。不过，称之为"英国变色，变修，变资"更准确。无论是今天的英国人，还是当年内战中的双方，都只不过是将英国内战，看作是另一次大宪章事变式的"兵谏，逼宫"。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宪章事变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战斗在展开以前，就通过双方更新的协议所消饵。英国内战双方的冲突，则早在双方更新的协议所能消饵前，刀兵相见。因为英国内战的目的是有限的"讨价还价"，因此也打得温文尔雅。

由此可见克伦威尔，和他的由清教徒组成的新模范军，在英国历史中的作用，就是将一场抗议国王加税的"兵谏"，升级成一场颠覆"国王至上"传统习惯法的革命。兵谏升级为真正的内战，是因为伦敦和约克郡，甚至远方的苏格兰长老会，都开始扛不住兵连祸结对正常生意的影响。他们情愿出资资助肯打仗的清教徒（新模范军），最后结束了国王对兵谏的拒绝，把国王抓回到他的宫殿里；——>到此为止英国内战，仍然是另一次大宪章事变的"抗税型兵谏"而已；——>直到拒绝妥协的查理一世连同他的皇冠，被克伦威尔砍掉。

克伦威尔砍掉的，并不仅仅是查理一世的头颅，更是"国王至上"的皇冠。到了这个份上，意味着英国传统君主制赖以为生的"国王至上，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克伦威尔自已当然不会再觊觎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国王"的虚衔，宁愿自认为是英国大宪章精神和清教徒信仰的护法，即护国主。克伦威尔也的确以无敌的战功，从苏格兰到爱尔兰，再到作新教兄弟的荷兰，宣告强制实施的《海洋法》而开战，即第一次英荷战争。克伦威尔几乎是独力颠覆了"国王至上"的传统文化，也就难免对传统卫道的严厉镇压。
ps1:所谓的海洋法，其实是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政府穷慌了，效法丹麦在松德海峡一样，想在英格利海峡设障，收买路钱。
ps2:可以设想，就算天朝捧出毛帝故事，也只不过是促使一个砍掉隔代毛帝头颅的中国的克伦威尔出现；而已；

对比一下英国革命与日后被称为革命的美国独立，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此两者的起端，都是no votes no tax的抗税集团，跟国王总体党组织的讨价还价，——>这也意味着，一旦谈判破裂，抗税集团就有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本来可能被国王抢掠而去的额外税收连同正税一起，转而支持（勿宁说是雇佣）诸如护国主的新模范军，华盛顿的大陆军（大陆军的主力弗吉尼亚军团，实际上是自负盈亏的民团），对抗本来是武装到牙齿的国王总体党组织。在英国形成了国会军对国王军的武备优势，北美则令国王军无法镇压。
因此英美两国的"革命胜利"，实际上与大宪章事变中的"抗税胜利"本质上一模一样。所谓革命主力的军人集团，在抗税运动终场吹哨后，自然到了走下历史舞台的时侯。这对于自负盈亏的弗吉尼亚军团及其司令官，乔治.华盛顿而言，没有什么困难之处。对于自以为代表了最纯洁的基督教先进性的清教徒（新的）总体党集团，护国主克伦威尔在终场后还要打加时的恋权，自然而然地，抗税集团转而寻求将护国主送走的替代品，而无论是复辟的查理二世，还是跨海而来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带领的荷兰军队的"军事征服"。

反之对比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就根本不存在一下"no votes no tax"的抗税集团及其经济后盾；当然也不存在由经济后盾支持的军人集团，也不存在就经济利益与执政的总体党集团的讨价还价，（因此内战才成其为"有限的战争，有限的革命"）。这几个国家的大革命，都是前特权集团的边缘群体，抱怨执政的领导（不是总体党），执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跑得还不高道德高尚，而发动信仰着共产主义的愚民大众，对执政的领导诸如法王路易，俄国沙皇，清帝和蒋介石等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