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个人心证和"政府"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按良心的直觉之"好心办坏事"是邪恶的主流；
道德高尚无法阻止邪恶中堕落；

个人心证（直觉）尽管从属于个人的绝对的意识主权，但却不可能真的是上帝启蒙的信息，而独立于世俗社会生活和相关信息的无源之水。心证必定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根据本身利益损益感受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条件反射经验和基于经验的逻辑集合。固然有些人自以为得到了上帝的启蒙，但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中得到证实以前，这些启蒙什么也不是；一旦证实后，又纳入了经验集合；与上帝亦复无关。

因此任何个体的心证，可以视作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仅仅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接受的信息的广泛程度，而有所不同。对于信息相对比较闭塞的如农村人士，会从周边经验和口耳相传的民俗中确定自已的心证；而对于可接触外界世界事物的知识分子，其心证则可以从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但另一方面，对国际历史的解读，同样受制于每一个人的背景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

因此所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或者说"历史发展趋势有着巨大的惯性"，实际就是指在历史文化中沉淀的背景认知，最终对每一个国民心证的影响。别看东方毛孔儒西方的拜上帝，信的不是同一个上帝；一些国民"信了基督教"好象很时髦的样子；但是剥去彼此经文中的之乎者也，裸露出来的几乎统统仍然是公有制无私主义的那一套陈词滥调。

马克思毛主义教导我国人民，"政府控制大脑，人民永远是没有错的"，――>居然有很多"右派"信以为真！须知政府并不是上帝打进人类社会的补丁；政府也是社会文化容器中的产物；政府作为一个自利的利益群体，（马克思毛主义否认政府是自利的组织），也象一个普通的个体一样，同样是对客观文化背景的反应的集合。就算政府能控制某些人民的大脑，那政府的大脑，在原始状态时是谁控制的？

了解"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理解绝大部分现代社会所谓的奴役，其实并不是什么处心不良的统治者存心要盘剥自已的同胞；绝大部分情况下，只不过是因为缺乏经济科学的常识，雄才大略却必然好心办坏事，总是在无法预见的"意外"中得不偿失，亏空了本钱而不得不滥用职权，向国民转移亏损，避免自已的政治救亡方案就地破产，终成尾大不掉的"专制"。

今天我们所见的"几千万国企特权工人群体"，当其在毛主席带领下，真心实意艰苦奋斗时，何常不是自以为为人民服务流血流汗？（只不过同时期农民饿死枕席，他们也是听不到见不着，听着见着了也会失忆，不提）；但由于违反了"交换创造价值，自由经济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今天不就成了整个社会的癌症；为了证明他们这些毛左这辈子不是白活了，这些工人阶级不全都变成了统治阶级了吗？

恕本人直言，今天绝大部分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爱国分子们，真的闹革命造反成功，上台以后也无非是重复毛左从爱国救亡艰苦奋斗，变成了爱国鬼子，占着茅坑拉不出屎的祸国殃民的历史故事而已。又象"不患贫患不均"，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抄袭卢梭的"人人平等"，而象柏拉图一样，意会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当然就不可能是新政府能教导的。

当一些用中庸辩证模式的极左，自以为"极右美国的不要，极左朝鲜的不要，中庸如瑞典的福利社会最好"，这种思维方式普遍见于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当然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教导的；但是这些形右实左，动不动骂私有制自由经济是"极右"的进步分子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国企特权工人，不就是是实践"福利社会"才成为工团主义的特权阶级的吗？林语堂动物，也是不自知的。
假如本文的依据和逻辑推理是对的，那么就意味着"道德治国"将无法避免在邪恶中堕落；历史是否已经证明了这一推理？问各位自已的心证吧！

美国内战不是中央集权战胜了地方主义

常用汉译政法名词简义和混乱；
民主与专制的唯一标准在是否贯彻绝对的私有制；
美国内战不是中央集权战胜了地方主义；

 

汉语顾名思义会引起极大的误解，而在对象角色的主谓宾解读下，混淆的概念可以得到最大比例人士的Understand。政法译文中，有一些在完全相反的英文概念，在中文中会译成同一个用词，如“中央集权”；又或者英文中同一个概念，在中文中会变成两个用词，同样也如中央集权。当这些词与专制、独裁这类缺乏特定词义定义解释的“半形容词，又象名词”的汉语词汇混读时，会产生极大的误解。

笔者特指的中央集权指Depostism（Autocracy与之相近），Berucracy官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逻辑结果，专制政体必定官僚主义。Depostism与联邦主义Centralism有根本的不同。但在中国汉译美国政法文献时，则一般性把Centralism和Centralist（联邦主义者）译作中央集权，而又把Federalism（国民主权论）也译成联邦主义，而Centralism & DisCentralism其实都是Federalism的选择项。

Centralism同样译成中央集权，却可以是民主政体选择的权力分布。其本来含义是“对政府的授权和责任，主要落实在联邦一级的政府机关”。越是小国，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小到新加坡文莱这样的袖珍小国，又成了“专制政体也可以繁荣安定”的“论据”了。同样，Dicatator(独裁，独裁官)与Depostism（专制），和Tyrant（僭主，暴君）也有明显的区别。

即使是美国从林肯的内战以来近100年来的历史，一直到里根主义为止，都是“联邦主义”强化的阶段。联邦主义Centralism与地方分权主义DisCentralism相对；后者的意义是“公共权力授权，主要分布在地方一级”。两者都可以成为民主政体合法授权的结果，只需要地方主权经宪法途径，向中央联邦政府授权，并相应保留有监督主权即可。

美国内战的原因，表面上是Centrralism与DisCentralism之争（中央权力重心和地方分权）；实际上却是Depostism专制与DisCentralism之争。仅仅是中央权力重心还是地方分权之争，并不足以构成内战的动力。

美国内战实际上南方的分权主义者DeCentralism被奴隶制绑架卷进了战争；北方林肯共和党的Depostist（专制主义者）借用联邦主义的名义，联合了Centralism，征服了南方的分权主义者Decentraism。而在内战后40年中，南北方雄厚的Centralism势力又通过政治途径基本战胜了Depostism，保持了合众国今天所见的联邦主义形态。(美国近代史谐南北战争的段子暂停，日后继续)

而Depostism（专制）则是未经授权的，中央拥有压倒地方，强令地方执行未授予中央权力的政策。这就是专制，或称中央集权。同样，AutoCracy与Dectator，中文直译都是“独裁”，意义是有不同的。前者是未经国民授权的，是君主制的政治基础，即君权神授。而后者则从其产生之源，是国民授权应付强烈突发性危机的。如古罗马全面战争时期的“独裁官”，中译“狄克推多”。

同样，Democracy（民主）也常常与Populist（民粹或平民主义，此两者本身也有歧义）混淆，两者又与Liberian(民粹运动，解放运动)，后者实际上也与Freedom混淆。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教文化之中，人权（Human Rights）与humanitarianism的关系，就一直混淆。不但汉语中人，由于信仰的障碍，即使是英文人士之中，完全搞明白其中关系的人，也不算很多。

这些细微的区别，在民主政法的意义上简直是南辕北辙。但是在汉语译文的混乱和有意无意的混淆之间，在阅读和引用汉译文献时，又用直观的“一个人决策是独裁，问问大家叫民主，很多人七嘴八舌叫很民主”地意会，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专制或民主，只有一个办法识别，就是是否基于绝对私有制的授权。私有制本身就是产权内绝对集权的；经私有制的授权就是民主，未经授权的，就是专制。

用简义的逻辑公式表达 (专制 Vs 民主）的关系：
Federalism alias Democracy Power
｛Centralism or DesCentralism or even Dictator｝
beyond Privates，authorized by Citizens vote in Disctricts;
Vs
Depostism alias Royalism Power {Berucracy under Autocracy}
autorized by anything but beyond Citizens;
　　　what anything , ep 上帝，人民，群众，先进性，工人阶级，社会，进步，平等，公平，自由，人权……,etc

蒙代尔三角和民主进程和奇迹

不确定性解读“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奇迹”；
不确定性与蒙代尔及民主专制进程三角原理；

 

局部的不确定性成本，在形成事实性亏损后，理论上总是可以在全局中加以转移，只要有转移亏损的权力。因此只要肯投入成本，测不准原理三角中的“局部体现的不确定性成本”，就可以通过事实上亏损体现的不确定成本转移到其他个体，所谓“以邻为壑，以民为壑”，而只留下不确定性体现的“利润”。

因此测不准三角中的“局部限制”可以替换成“对成本的控制”；精确性在时间上可转换为“确定的期限内”，可靠性则转义为“确定的目标”；那么不确定性原理或称测不准原理，在完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就成了战争电影艺术里头饰领导同志气魄时一句颇为雄壮的话：“不惜一切代价（成本），在多少年内（如三年大跃进），实现某某目标（如赶美超英）”。

只要领导同志能够确保支付“不惜一切”的代价，没有发生破产，那么时间限度内的确定目标总是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真谛”。问题在于，第一“到底是谁付出了代价”；第二“确定的目标”的价值由谁判断，利益归于谁？第三“确定的时间限制”其合理性有什么依据？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优越性”，如中国奇迹苏联奇迹之类的科学原理。

由于限制条件的模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总是变成：“不惜老百姓一切代价，在领导同志不耐烦以前，保证实现领导同志自已认定的利益目标”。用毛主席的话来说，“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朝那代不死人”。如果了解到历史和现实中的“奴役，掠夺”，真正原因并不是“贪婪地转移民众财富”，而是转移事实性亏损，是好心办坏事后，掩而盖之，终成尾大不掉；是非观念当有一变。

（测不准＝不确定性）的三角原理有具体应用上有许多变形。如蒙代尔三角，“汇率锚定（如美元挂钩），资本流动（如外汇管制），独立货币政策（如克服外汇占款增加的输入性通胀）”，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同时控制三个条件。假如中国真的相信这条定律，就不会搞国际板这样花样了。美国是放弃了“汇率锚定”，而中国就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也就不得不承受无限制的被动通货膨胀。

在蒙代尔三角中，汇率锚定对应“精确的”，资本流动对应“局部（供需调整）”，独立货币政策对应“可靠的，自已可把握的”。如果换成进出口的汇兑成本的方式，蒙代尔三角原理就变成，“要无限期地（时间上）避免汇率自行调整（如人民币升值）而实施的外汇管制，代价（成本）是无限大的”。这就是国际热钱为什么象食腐的动物盯死尸一样盯着中国那三万亿外汇储备的原因。

又如在人类社会民主与专制关系，（测不准＝不确定性原理）同样以三角限制的方式，表现为民主三角原理“中央集权（局部与全局），社会稳定（可靠增长），放弃独裁（即民主选举，相当于精确政治决策，经济计划）”三者不可兼得。美国是放弃了中央集权，而中国则是放弃了民主选举。

转用成本控制的方式表示民主/专制三角原理，可以分别表示为：如果在一个专制形态的社会，强求在确定的时间内达成民主的政治状态，则将付出无限制的代价体现在社会的稳定上；反之：一个专制的社会，如果强求在无限制的时间内维持专制形态，对于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同样是无限大。显然是一条如何走钢丝的难题。基于“我的利益在那里”的保守主义或称“不折腾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从行情分析理解经济学“主流”

基本面分析是技术分析可靠性的基础；
面向对象的抽象是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实证桥梁；
从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理解主流经济学的伪科学性；

 

所谓“基本面分析是不是比技术分析更准确？”或“基本面分析好，还是技术分析好”，在逻辑上是毫无意义的；类似于“地基好还是房顶好”“身体重要还是思想重要”之类的概念混乱。基本面分析是投资者对买卖判断作出时的客观环境的背景评估，没有基本面分析的买卖，无论是否使用技术数学手段，都只不过是抛骰子的方法不同。

但基本面分析并不能保证买卖决策的正确性；（包括等待也是一种决策）；而既然是在市场上经营，决策是必须作出的；基本面分析与决策依据之间的鸿沟（gap，差距），就只能依靠显性的技术分析或隐性的主观判断加以弥补，（二者并无差别），并承担判断错误所带来的损失。原因就在于，基本面分析所依据的“客观依据”，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而基本面分析的逻辑过程，也不可能保证正确。

正如技术分析所依据的客观采样肯定是不全面的并必定带有某种失真；而技术分析所依据的数学模型，也不一定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要素运作的规则，因此技术分析的结论是存在失真的；基本面分析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真实”，以及逻辑过程可能存在错误。因此给技术分析带来结论的不确定性的所有因素，也必然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基本面分析的结论上，同样呈现测不准性。

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区别仅仅在于，基本面分析所依据的实证资料，是大维度的，低精度的，失真程度比较低的；个体逻辑的推理过程，错误和失真的程度也比技术分析的数学模型要低，因此基本面分析的特点是准确性高，精确度低；大时间维度的中长线判断准确性高，短周期即时决策参考价值低。而技术分析则恰恰相反：精确度可以无限提高，相应的准确性无限下降；“精确得不可信”。

如果不考虑完全是玄学依据的技术分析（如数学模型可以极其复杂的占星术），也不考虑完全凭投资者直觉的“天赋”，则连结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桥梁，就是面向对象的抽象分析过程。对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归类的总结，从而减少了采样时因杂质带来的失真；相当于调查过程中的定向采样。如人口调查就意味着根据“对象人 class human”采样，而不会把猪狗也算进“口数”之中。

通过定向排除杂质噪声，对象抽象过程后基于对象定义的采样，就大大提高了统计的精度；在此基础上，就为技术分析的客观性，输入了实证性基础。技术分析的数学模型是对象方法和逻辑属性的要素反映，（简化模型参考四要素原则），对象分析之所以为“对象”，就在于对象是带有客观事物的具实证性的逻辑关系，这样也就令数学模型不致于象数学占星术一样博大精深得不可能搞明白。

面向对象的抽象分析过程，实际上是基本面分析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实证逻辑。基于基本面分析基础上的技术建模及其分析结果，也就因为最大限度排除了统计噪声和模型错误，而得到了比占星数学家要高得多的可信性；也提代了简单的基本面分析所不具备的精度；而付出了“局限了预测领域”的代价。象人口统计的结果，不可能反映自然生态平衡，基于人口统计的计划生育只不过是占星术的表现。

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区别关系，正是今天基于个体边际效用的经济学如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萨缪尔森（凯恩斯主义）等主的计划经济学派的区别关系；也是今天美国市场经济大获全胜的原因；也是所有希望依据占术星信仰的优越性传统公有制帝国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基本面分析的逻辑，也正是笔者大历史观“大维度历史无须关注细节”的逻辑。大历史观，事实上也是“大现实观”。

基本面分析是对市场的基本分析

基本面分析是针对买卖行为的分析
基本面分析是对市场的基本分析；
基本面分析的结论可用作技术分析的依据；

 

纯粹的技术分析，本质上是玄学分析；技术分析的参考价值，取决于其实证基础，即采样的实证性和采集密集程度，以及“采样集”与预期结论的逻辑关联的合理性，即技术分析模型作为一个逻辑过程，是否符合科学理论的要求，结实证依据可以实际采样匹配。这样，技术分析要成为有现实的投资交流意义上的参考依据，就不得不引入基本面分析；正反映了未经对象化抽象，不能引入数学工具的逻辑原理。

“投资市场的基本分析”，这一其实是近二十多年来汉语上的语义创新，却会令很多汉语人士误以为“基本分析”是针对股票期货等投资市场的，其实，基本分析是针对买卖条件的，只要涉及到交换买卖，就涉及到技术分析。同理股票和期货，只不过是交换转手条件好，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而不是萨缪尔森分子们，不是这些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充分竞争”；股票期货市场也就是一种产权的交换市场。

即使我们只是去买菜，在市场上逛一圈左问右问，与自已心目中的历史价格匹对，这就是采样；说不出过程的“贵了，便了”的感觉，是技术分析，从相关的元素象人挤了，装修高档了，卖家精明了，某家卖家一向是诚实的，……等等并非感觉上的，而有明显逻辑依据和推理过程的价格判断，就是基本面分析。因此基本面分析是人人都会的，基本面分析非要说出个“数学依据”来，反而画蛇添足地不必要。

股票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是因为有投资大鳄，而是因为有大量的行政监管垄断，象国产管理层动不动偏袒投资大鳄（国有投资机构如券商、基金公司等金融利益集团），向国产机构大鳄通风报信泄漏散户资料，这些下三滥手段，在神奇的国产市场经济里，已经属于高尚行为；实际上可以神奇到到了控制散户买卖、机会，甚至随意变更游戏规则的程度；借口仅仅需要“散户不理性”。

笔者这样就完成了一段对国产股市的基本分析，同时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基本分析所作的基本调查即“以结论为体现的实证采样”，即国产股市是一个不公平的，行政垄断性质的，缺乏对国产管理层监管的，严重向投资大鳄偏袒的；明显向国企大盘股之所谓“国产蓝筹”倾斜的，具有人类操纵市场的所有智慧的股市。简言之国产股市的政治定位，主要体现为补允国企亏损的工具，而不是资本优化配置的工具。

国产股市确实非常不公平；问题是中国是宪定公有制的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对于私有财产的投资，都是不公平的，股市相对而言，还算得上是最公平的一部分了。大概这就是“相对论”。由此文可见，基本面分析的前提，就是分析者必须具有“得出结论”的个体权力，否则基本面分析既无法展开（缺乏实证前提），也无法得出结论；如此“虚心”的分析，只能变成经院哲学的玄学真理辩论了。

因此一些股神，或有股神政治素质的股民，嘴巴里吐出“散户不埋怨自已投资不够水平，投资者不埋怨市场不理性，却埋怨管理层干预市场”，这种论调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但是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角度，则甚至可以看作是股神们甘当五毛对公有制宪法的卫道：股民敢炒股，就让股民倾家荡产；股民不破产，管理层就一直干预到股民破产，因为管理层干预是不可以被埋怨的。

以上逻辑也揭示了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基本面分析的结论明显包含“可信赖性即实证程度”，因此实证程度高的基本分析结论，可以用作下一步分析的假定条件；而技术分析任何结论，都无法确定基实证程度，即“测不准”，因此不可以作为进一步的逻辑模型的前提。因此如“根据移动平均线结论，中国股市大大地看好，按中国利率，贷入资金做多必定暴利”，是不成立的。

纯粹的技术分析是玄学分析

纯粹的技术分析是玄学分析
技术分析的参考价值取决于实证；
有多少实证，技术分析就有多少参考价值；

纯粹的技术分析本质上是玄学分析，对市场的预测（也是计划经济的依据）也必然是不准的；就象抛着硬币赌球赛，或者象段誉闭着眼睛的凌波微步一样，看似"听风辩形"实则毫不相干；此所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对于信仰技术分析的人，看似唯心，但如果能够给投资者个人投资提供信心，有时感觉也挺灵。这就象士兵多半有些护身符，没有人说不灵的；直到给打死后，就没有人抱怨不灵的。

那么技术分析绝对没有参考意义吗？非也！答案仍在两个字：实证！有多少实证，就有多少参考意义；即取决于技术分析的采样所使用的模型，是否能覆盖所有可能性；而模型所涉及的采样，是否覆盖所有数据，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并且没有失真？绝对化的答案显然是不可能；但局部性地满足实证约束条件，还是做得到的。

举例说，移动平均线的采样可以是完全的；但是其分析的模型则是"历史会重复的"，因此移动平均线的方法论就是，"未来行情肯定是某一段历史的重复，如果是全新的话，也必定在未来再次重复"，（显然是一个自洽循环，笑笑）。历史当然不会重复，"不可能重新踏入同一条河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段移动平均线是完全吻合的；但毕竟回头看看的确有很多部分，"好象"是重复的。

原因涉及到两重实证：
1）移动平均线历史数据反映的平均成本和市场博羿习惯，在同一市场里的确是会重复的；而重复的方式和重复的背景则各不相同；
2）是否"好象重复"，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心证；心证对于投资者个体而言，本身就构成最根本的实证，即"信则有，不信则无"；

实证科学是基于个体判断的评价体系；实证的依归是每一个观察者的个人心证。则每一个投资 者（包括分析员）的个体心证，就构成了对其本人而言的最根本的实证；因此无论是多么荒唐的"技术分析，玄学分析"，在每一个投资者在自已的责任权限内（包括自有资金）作出的投资决策，其分析结果都是"客观的，理性的"，而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也不在于最终结果是赚了，还是赔了。

绝大部分分析员的长篇大论，好象投资理论一套套的高深莫测，新的理论新的模型层出不穷；其实全部都是先经心证得出了结论，在需要公开一点理由时，才瞎扯些数学至尊啊，技术啊，江恩啊，经验啊，炒期货曾经牛B啊，亏损了几十年终于高手了啊……的理由；仿佛是根据理由得出结论，但是理由本身模棱两可，结论也常常是模棱两可；结论固然是经常错误，理论也和结论没有多少逻辑关系。

即使以笔者自已的交易系统来说，其采样是根据每天跟踪基金的净值变化和300指数的比例；采样本身不可能完全正确和全面，（基金经常公布一些假数据），就算正确，也只是反映了基金作为一个整体行为人的历史买卖和平均仓位；而不能涵盖整个市场的行为；（有人曾说基金操作与市场走势完全无关，也是胡扯）；并且无法了解基金的板块持仓比例。

因此笔者的交易系统，在基金操作记录的采样上存在一些实证因素，但是在行情判断上，还是要经过自已的心证，对照一下如移动平均线等，主要还要夹杂基本面的分析，才能得出供自已操作物参考结论。笔者只不过是把大部分结论和思考的过程，在博客公布出来而已。这种结论用于指责他人不理性是绝对不够的；散友跟着笔者操作，也是不明智的；庄家如果想据此伏击笔者，那是找死。

引入数学作论据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中国股资者擅长玄学分析；技术分析本质上是玄学分析；
计划经济的依据的是玄学分析：
崇拜技术分析的股神，对计划经济缺乏警惕；

 

在股票和期货这些投资领域，市场投资的依据，都知道有“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两种。实际上还有第三种——>“玄学分析”，就是包括阴谋论啊，传闻啊，名人啊，某股神啊，占星啊，哲学啊，信仰啊，……，等等，总之是查无实据、胡思乱想、道听途说的“分析”。中国绝大部分“分析师”，其实都是搞玄学分析的。凡此种种，如果只是用作自已投资的指导，他人就无可厚非。

但在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中，所有“分析”似乎用于指责他人自负盈亏的不理性为多。原因在于中国的股神们都缺乏私有制的意识，撇开利益求真理，是他们的本能。指责别人对自已负责不理智，抬高股神替人家作主的高水平。任何社会中，能够忽悠来傻逼“替人家作主”，多多少少意味着一点利益；至不济还能把傻逼当猪卖了，比方说卖给管理层，“政府管理层替人民作主了”，也有一笔五毛收益。

因此，当这些股神指责这个那个不理性的时侯，他们自已则是非常理智地一子儿不掏，目的如果不是向管理层主子们卖乖，象那位呼吁资本利得税，严惩散户偶尔赚了钱的董登新教授，好象这位“证券”教授是炒房的，刚似乎又挺尚主席的人民币国际板了，的确称职！忽悠还信任股神的人让股神理财，赚有股神一分，亏了就是这些对股神们仍存信任的倒霉蛋。

很多人对“技术分析”有一种崇拜，甚至以为技术分析之于剧烈波动的领域，象期货市场投资，真的是一种“才能”。其实技术分析也是一种玄学，同样是查无实据的。技术分析之源出于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学，经马歇尔和费雪再对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不适当地引入了数学模型后，到了投资领域，就成了今天后见的技术分析。而实际上所有数学模型都只不过是一种行为假设。

正因为数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市场行为假设的数学表达，因此所有引入数学作论据的经济学，其实都是伪科学；技术分析当然也不例外。数学引进经济学领域而不能成为实证证据，原因就在于经济学中缺乏常数，（米塞斯语），而为克服个体主观不可测量性而作的统计依据，本身既不能确保合理覆盖采样对象，也不能保证统计数学本身不失真。芝加哥学派的“数学实证经济学”就是此类伪科学。

因此据采样依数学模型复原的曲线（符里叶变换），固然有多种可能曲线；复原的算法是否合理，也同样是无法断定。可以一句话揭示所有基于数学模型的“技术分析”的伪科学性：技术分析在什么时侯是无效的？该问题实际上是任何科学性工具必须回答的条件：该模型成立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万能的数学真理工具”，必然是伪科学；既是实证科学的结论，也是波普尔证伪的结论。

技术分析是不可能准确指示市场走势的，其原理与米塞斯证明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准确计算要素价格”，两者的机理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技术分析是可靠的，则计划经济必定是可行的。因此迷信技术分析的人，对于中国市场中的计划经济的干预行为，一般都不反对。所以，如果精通技术分析的股神之类，忽然露出毛崇拜的嘴脸，掉起“毛主席天才谋略”的书包，大可不必莫名惊诧。

事实上，象证监会这类管理层对市场的所谓调控，也同样是基于某种“技术分析”，其准确性，实际上与几千年前的占卜算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股神行为，和计划经济的特权，有很大的相通之处，都是摆弄着某种水晶球式的神秘模型，用占卦算命的水平，替人民做主，替市场作主，替投资者作主……，区别者仅在于计划经济是僭占了国民人权，称之为“宏观调控”，失败的代价是国民承担的；算命先生永远代表了先进性；而股神嘛，就是忽悠能够忽悠来的傻逼，或为计划经济当五毛；代价同样不是股神自已承担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外汇管制下的国际板

人民币国际板“圈了钱，带不走”；
人民币国际板要么无疾而终，要么令国破家亡；
取消外汇管制，就没有必要国际板；
世界上根本没有外汇管制下的“国际板”；

 

人民币国际板的实质，是将人民币债权的一部分，转移到离岸的外资企业的手上，用外资企业的美元股息作抵押——>中国早就不缺乏美元储备；而这些外资是根本不能用这些人民币支付其离岸业务的成本；这些外资（500强）又没有在中国人民币经济体内的业务；中国内地既然没有实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连中国国民也享受不了西方意义的国民待遇，国进民退之中；则这些外资在中国的业务又从何谈起？

这样外资手中无所用的人民币债权，多则十几万亿，少则几万亿，最少也有几千亿，所对应的问题就不是外汇管制下的人民币必然升值的趋势所意味着的，四分一以上当量的无本生利的汇兑利润，（想想防中国国民之富甚于防川，又是何种光景？）；而是这么多的钱，外资不能投资于国内严厉管制的商业环境，又不能用于国际市场的往来支付，中国央行还高价收购外汇；那么这些钱，怎么用？

实际上国际板圈走的钱，最大的问题是“圈了，却拿不走！”，且可能性的选择并不多。最简单就是重新卖给中国央行，6：1的汇率在4：1时从央行买回美元外汇，十万亿圈的钱计，无本生利就是一万亿美元纯利！真的不能怪汇丰这些外资对人民币国际板如此跃跃欲试；汇丰们就算打九千亿回扣给尚主席的证监会和上海私分了，有一千亿美元纯利也已经是满意无比了。这一条实际上还是危害最小的。

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房地产价格暴跌，（五毛专家们又常常说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房价暴涨，将他们的理据看作形容词好了），但是外资是不可能象这些五毛专家所声称的那样，可以让国际大鳄“买起中国”的；因为国际大鳄缺乏买中国资产的人民币筹码。只有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卖给中国美元换筹码，才能买中国资产，但彼时的资产价格也是最贵的。

人民币国际板给圈走的钱却拿不走，就完全打破了这个平衡；意味着国际大资本拥有了“廉价买下中国”的，由中国无偿支付的信用；而中国搞人民币国际板的目的呢？似乎是外汇占款太多了，希望外资付息替央行保管十亿八亿；就为了这么一点点蝇头小利，等于将中国的资产贱送了，——>是贱送了，而不是贱卖了！是外资发行了一些股份，便换得了中国资产的产权。但这一条也不是最危险的。

如果外汇管制放开，那么人民币汇率实际趋势是贬值的；这十亿八亿就可用于购买中国的资产；而坚持外汇管制，人民币就会继续升值，这十亿八亿就用于购买中国的外汇。如果两样都不准买，但外汇管制是终会放开的。这十亿八亿就等到中国出口成本高涨得受不了时，包括越来越厉害的国际贸易保护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金融危机之前），用信贷的方式交给要做空人民币的索罗斯们做免费的炮弹。

换言之，中国将会将苏联崩溃前一样，对外支付能力完全破产；如果不是重回闭关锁国，就是背下一屁股外债。

真的不能怪人家圈了钱，却最终只能人民币信贷的方式送给索罗斯们，制造超级的98年东南亚式的危机。因为这些钱实在是无处可去的；而信贷又必定是合法的，彼时的人民币就必然是高估得足以做空的。除非中国重回闭关锁国，否则人民币国际板的结局是无歧的：国际投资者的饕餮，中国国民的灾难。如果这叫“国际胸怀”，那就让这些五毛国际专家们，全都见鬼去。

反之，如果先放开外汇管制，汹涌的人民币持有者购买美元保值的买盘，（目前美元贬值是因为外汇管制），就会完全抵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帐目上看，只不过是国民手中的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央行回笼了人民币，当废纸一把火烧掉，人民币的通胀压力就没了一大半。房价可能会涨涨跌跌，但都是中国国内的此增彼减，和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们，委实没有任何关系。

取消外汇管制后，人民币国际板和美元国际板，就没有区别了。也无所谓国际板了。因此国际板是永远不需要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板”。而就国际板的“争论”，倒是说明一个问题，市场经济里，有谁想卖国，也是无国可卖；但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掌握行政垄断大权的人，真的有国可卖；还有本事卖得挺贱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是取消外汇管制

人民币国际化否决国际板；
人民币国际板是“藏富于外，藏汇于外”；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是取消外汇管制；

 

为尚福林主席的人民币国际板五毛的爱国股神们，其中理由之一是“人民币国际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又称为“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国际板”；（此二理由其实略有不同）；人民币国际化”绝不能成为“人民币国际板”的理由；而无论“国际板”是否有必要。相反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将disable人民币国际板。建议五毛股神们提高点五毛国际板的专业水平，以免让尚主席替你们挂不下脸。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尚主席还是主席的五毛们，似乎都没有明确解释“人民币国际化”是如何与“人民币的国际板” 逻辑上挂上钩的，唯一的关联似乎就是六个字里有五个字相同，“意会等义”的汉语特色，在尚主席的五毛笔下嘴里，就成了一句主义式的形容词。这不能怪尚主席教导不周，事实上咱国所有权威的专家和权威的五毛们，都没有明确定义“人民币国际化”是啥东东。

即使央行周行长小川，也只是提出“超主权货币”，所指显然不是人民币；也同样没有解释“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因此五毛笔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没有什么不同；都只不过是大而漂渺的目标，用作推动既定利益政策的意识形态借口而已。至少在尚主席的五毛们目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水平上，不构成任何依据；无所谓对或错，means nothing

反对国际板大跃进的人士如果反驳“人民币国际化”，则尚主席的五毛们必定会说，“此非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而另外给出一个很可能同样模糊的定义继续跟你“白马非马”。所以笔者此处所称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指如美元欧元式的国际化；即海外投资者、消费者，愿意持有人民币，甚至愿意屯积人民币；而中国央行也宁愿接受人民币，而不是其他进口的货币。

因此如果在中国仍然采取（压抑国内消费＋外汇管制＝低估汇率出口导向，屯积美元）的情况下开尚主席的“人民币国际板”，就将形成一条新和利益渠道；简单说就是继续奴役中国国民，所得的外汇这回不但不屯积了，还贴水送给老外，“藏富于老外，藏汇于老外”，除了尚主席代表的上海证券利益集团，人民币国际板连天朝帝党的利益也给卖了；不知天朝帝党会不会替尚主席数钱呢？

如果撇除了“生产成本型”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那么将人民币国际化理解为“向美元形态的消费信用型”的国际化，又排除掉政府消费代替国民消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条其实也是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规律已将其否定），则人民币国际化的唯一途径是无疑的，那就是“增加国民内需，刺激国民消费，减国有编制，减少政府消费”；一句话——>减税，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在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种定义后，如果尚主席出面替五毛粉丝们澄清，尚主席的人民币国际板，是服务于“生产成本型的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人民币国际板就成了尚主席谐主席夫人商量长官发财，或证监会利益集团如何善用特权自肥的“私事”；外人实无从置喙；但如果从人民币的“消费信用”型的国际化，那以“藏富于外，让老外消费”的人民币国际板，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就南辕北辙了。

因此人民币国民消费信用型的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板完全没有关系；而与国内政府职能退出市场，将消费的权力归还中国国民，“藏富于民”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密切相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核心是外汇管制，而不是有没有国际板。人民币升值与出口企业的成本问题，关键也在于“取消外汇管制”，人民币国际板的前提，同样是“取消外汇管制”。

美国蓄奴与废奴争论中的利益和虚伪

惠特尼轧棉机“罪恶的发明”；
美国蓄奴与废奴争论中的利益和虚伪；

 

发明家I.惠特尼实际上没有从发明中赚到半个子儿。美国其时是一个盗版技术一流的社会，充裕的市场需求和交通通迅的落后，令到任何人从欧洲带一件D版发明到美国，或者将发明从南方带到北方，都可以立刻投入生产赚大钱，赶到苦主索赔版权费，D版犯罪分子如果不是早破产了，就是已经洗手上岸。 所谓专利发明推动美国科技发展，就算不完全是假的，也是内战以后很晚后的事儿。

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1797年）将分离棉花的效率提高了接近一千倍；受到D版消费者的广泛欢迎。不过半年功夫，惠特尼的轧棉机就传遍了美国南方适棉区，谁也没想过给小惠付一点版权税。本来由于烟草不再是高附加值的农业，昂贵的黑奴成了奴隶主的鸡肋。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南方废除奴隶制的呼声一阵接一阵。

杰斐逊引经据典“奴隶制道德良心大大的坏了”，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投票废除奴隶制只差一票就通过了。轧棉机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令到适棉区用黑奴植棉，划一块附属土地让黑奴种粮食自已养活自已，成了一件极有投资回报的产业。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奴隶主不是鬼？利润丰厚的植棉业，连杰斐逊总统的自由平等也推成了种族主义性质的弗吉尼亚法案。废奴这事，在老斐那辈子，是再也不提了。

杰斐逊在黑奴养殖业不赚钱那会，确实呼吁过废除奴隶制；但是否真的给予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和选举权，需要某位历史学家亲自上天堂问问杰斐逊，签个确认状拿回来，才能确认积极的证据。美国一直到南北战争后三十年，所谓解放黑奴，其实是把黑人作为待遣返非洲的“不平等的人”，尚未遣返的就隔离起来，而成了种族隔离。杰斐逊的“解放黑奴”不大可能是给与黑人平等的权力。

在美国建国之初，个人权力在白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投票权与不动产权密切相关。1860年美国禁止蓄奴制的北方各州之中，同时实行着驱逐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其中六个甚至连自由黑人也禁止踏入！而南方蓄奴州，（蓄奴即允许黑人奴隶制合法化），则至少允许自由的黑人混迹其中，部分甚至有着自已的黑奴，并且也没有黑人隔离制度。提醒此细节，仅为说明，道德谴责奴隶制是没有意义的。

惠特尼的轧棉机发明得真不是时侯，因此美国很多历史学者，将其称为“罪恶的发明”。惠特尼后来发了财，是作为政府工程的包工头，承包了一万枝步枪后，发明了工业标准化，发的包工头的财。在轧棉机发明前，北方因为黑奴没钱赚，已经纷纷废除了奴隶制，同时也制定了将黑人赶出本地的种种措施。惠特尼轧棉机发明后，南方就反而抓紧时间赶在1808年进口禁令生效前，尽量进口最后一批黑奴。

1780-1800年新生美国南北发生的废奴、驱黑，再变成重新接受蓄奴的变迁，充分说明，黑奴之所谓种族优劣论，自由平等论等等道德说教，都只不过是利益遮掩的形而上学。黑奴之存是因为利益，黑奴之废也是因为利益。既然1797年以前在黑奴制已经不再有利益，北方能够废除蓄奴制，那么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黑奴植棉业渐成夕阳产业后，畜奴制仍能万世长存。

1860年的美国内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北方没有从奴隶制中直接获益，而南方经济已经完全依赖于奴隶制。有妥协者之称的享利.克雷曾经提出，用国家赎回解放所有黑奴；国家出钱开辟黑人殖民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黑人问题。但是按照1852-1860年的共和党人，却以道德理由，将这一方面一口拒绝。同期海地发生对白人奴隶主的大屠杀。这样奴隶制存亡，在南方居民看来，就成了生死存亡的大事。

美国工业增长的原因

美国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的成因；
标准化生产的发明者Ivy.惠特尼；

 

尽管美国弗吉尼亚时期是一个重农学派主导政治政策的时期，工业经济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美国平均每15年人口便翻一番，与此同时人均收入和人均工业总产值稳步上升。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试过的，并且完全是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下，而不是象中苏社会主义那样追求GDP或工业产值数字游戏的条件下取得的。换言之，彼时的美国经济增长，完全是可持续的净增长。

通过对比美国经济增长，与同期及此前的欧洲工业的滞胀，可以大致解译美国经济及其工业增长的利好因素。首先是独立战争为新英格兰为主的美国地区，打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出路，尽管当时半个地球世界控制在英帝国的手中。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美国人的独立，不但负担了本来由英国负担的防务成本，而且由于海洋法也适合于美国了，也减少了一部分美国的出口市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尽管美国独立了，但是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将美国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闹别扭的殖民地区。甚至在独立战争十年后，英国人仍然把国内犯了失业罪等可处死刑的孙志刚们，一船船地运往美国流放。英国早期正是用这类囚犯，将他们五到十年的劳务期卖给殖民地公司作契约奴（白奴），而开辟了美洲一个个的殖民地。这类上山下乡也确实减少了英国本土的就业压力和不稳定因素。

美国已经“独立”了，英国囚犯照样送来，可见英国根本没有当美国人是分家了的同胞；直到美国向英国抗议了，英国以后才把囚犯送往澳大利亚。事实上巴黎和议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并没有根据海洋法限制美国商品的输入，一直到1812年英美战争后，海洋法才适用于美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789-1812年拿破仑战争时期，美国是中立国家，美国的出口对于英国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独立战争的实际效果，是让美国完全挣脱了海洋法和英国殖民地法案对殖民地出口品种的限制，而成为全世界市场向其开放的单向最贸国地区。与此同时欧洲农民工大量流入，英法为回避战争也有大量的避险资本投入，以致于日后美国付息的总额，超过了欧洲流入的资本！（黄金）。在彼时，只要美国工业是足够自由的，就有着天然的起飞条件，直到生产过剩。而美国工业的束缚一直比欧洲少。

按照马克思主义继承李嘉图的重商主义（资本积累）逻辑，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列强并没有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却是从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和资本积累，而且是“输出农产品和原料，输入工业品的，殖民地性质的美国”（马克思语）开始产生？强烈的逻辑冲突没有令马克思主义者检讨马恩先知是不是笨蛋猪头，却转而臆想美帝国主义掠夺印第安人发世界战争财的基督教沙主义式的“原罪”。

美国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恰恰是因为美国人没有从事殖民主义的资本积累！美国甚至从1818年起，就已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现代工业革命到底是在英国先产生的，还是在美国先产生的？笔者倾向于是同时在英美两国产生。至少在1820年，美国I.惠特尼定立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产品标准，是大规模规范化工厂生产革命的标志之一。小惠的另一项发明轧棉机，延长了黑奴制并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

I.惠特尼最大的发明，也是基本上被“科学史”忘记的发明，其意义之重大，至少可与享利福特的流水线生产相提并论。惠特尼第一个定立了从产品定型到零件的全部规范化生产。从这一刻起，“图纸”成了工业领域不可缺少的元素。按同一标准提供的零件实现了统配，是大规模生产的最起码前提。而在当时的英国，甚至维修一杆步枪，都要经过几个工匠，因为他们的零件“富有个性”，无法通用。

殖民主义和资本积累，无助于欧洲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是从中世纪欧洲产生的；
欧洲近代社会经济管制非常严；
殖民主义和资本积累，无助于欧洲资本主义；

 

今天宣称欧洲基督教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拜上帝分子们，似乎无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工业文明，是产生于离开欧洲基督教文明控制的荷兰，英国和美国。欧洲中世纪的经济体系，较之东方类种姓社会的工商业限制，其实是相去不远。只有在英国和意大利这类地区，才有部分经过国王特许的自治市的行会，才在本身行业内有经营权。

中世纪特许权很接近于今天中国式的“经营执照”，经营范围不许超过特许权证的允许，除缴税外，还需按国王的定价向国王供应产品，履行“社会责任”，自负盈亏。另一方面，国王则也接受这些行业有排他的行业垄断权。这是自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新政后就渐渐成型的“行业世袭制”，如非经过学徒工，任何其他人等不得擅自从事该类行业。这样国王就通过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手段，控制了工商业。

学徒工与中国宋明清的徒弟师传制并没有大的区别，在出师前的待遇相当于契约奴。今天稍有类似的是为导师无薪打工的“研究生”。在提供了廉价的专业劳动力的条件下，也交换了未来从业的许可证。因此中世纪的行业限制对工商业的发展阻碍，比所谓的“军阀割据”严重得多，完全可以与日后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经国王特许权确立的行会之间垄断分割，也非常近似于今天的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单位。

中世纪行会也有点接近于1912年克莱顿法案解除了对工会的托拉斯限制后的工会。事实上，工团主义所追求的所谓“工人权益”，就是中世纪的行会特权。工团主义有多大的成功，就有多大程度令经济在这一行业领域，倒退到中世纪的行会水平。这正是接近于市场经济的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新政后渐渐堕入中世纪深渊的历史过程。

当工团主义终于获得完全成功后的社会主义，也就几乎是如假包换地重新回到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状态，只不过罗马教皇变成了先进性主义下的马列大帝而已。今天为了政治垄断而渲染“地方割据”的国家主义，声称“国家统一后废除了大量内部关卡，促进了经济”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内部大量地方壁垒并不是因为地方主义，而是因为地方行业割据；更不是因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互利倾向促进交流。

因此象美国内战以前，尽管各个州之间主权相对独立，但是合众国内部并没有关税壁垒。德国的统一废除的是行业性壁垒，各州之间就的关税流通壁垒，自然就消失了。而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存在国企行业壁垒，所谓的地方主义就成了政治难题。因此是封建的行业割据，才是阻碍经济流通的真正原因。由上而下的空降领导中央集权压制地方自治，将造成地方政治利益垄断，反而强化了地方主义。

中世纪形式的欧洲经济，造成了内部经济流通的巨大阻力（交易成本），经济逐利的方向就只能转向海外；其效果正如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国内经济流通成本太大，而不得不转而出口，利用中国政策层处于低估汇率赚外汇的马歇尔主义的经济思想指导下，通过出口补贴赚几个小钱。将欧洲企业“不得不出口”视作“殖民主义掠夺全世界实现资本积累”，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错误认识。

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大量掠夺回的资本，只不过是以通货膨胀的形式，相当于国内的加税。英国和荷兰的成功，是由于国王通过海外经营特证权私有化，允许私营资本通过海外业务赚钱，在对外业务上回避了欧洲中世纪行业壁垒的限制，而取得了对外殖民业务的成功。美国则由于国内管制小于英国（更不要说欧洲），因此不需要效益其实并不高的殖民活动，就足以发展起最发达的资本主义。

美国早期北方经济和欧洲农民工待遇

美国早期北方经济和欧洲农民工待遇；

将南方经济类比作今天的OPEC石油组织，北方经济也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纽约为主体的向南方供应"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并沿着五大湖和运河向内陆延伸；另一个是以传统的粮畜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后者对于南方的奴隶制并没有什么感受，反而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奴隶主，因为他们既担心奴隶取得公民权，将对土地分配造成竞争；也正头疼着"白种的黑人"爱尔兰社群。

五大湖枢纽的北方制造业资本方，因为从南方获得定单的工商业集团而亲南方。他们在欢迎欧洲新移民压低了本地劳动力价格的同时，也无法想象失去销往南方的利润丰厚的工业定单，将是何种光景。这种利益集团集中反映在被称为铜斑蛇的，主张和平妥协的民主党，和纽约市长Seymour主张加入邦联的愿望。这种愿望在1863年酿成了一场死亡105人的大骚乱。

在引进移民上，北方原比南方积极。而北方工业利润，取决于廉价农民工。移民中的三分之一，赚了钱就回欧洲了，和今天中国的农民工行为，那是一个鸟样。北方实际上是用没有本地权益分配权的移民，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改变了弗吉尼亚时期的惯例，将土地优先向本土居民（象新成年的独立的家庭成员）发放，这样就起到了相当于今天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地方福利的作用。

另一方面，教区（一般同时负责本地的基础教育）拥有政府划拨的地产，对于本地的贫民和同一信仰宗派的移民，起到了社会救济局的作用。所谓宗派，并不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这样的大宗，仅仅是英国新派就有几十个支派。这就是19世纪的美国福利水平。当时整个美国，都没有社会福利的概念，工人由于没有固定财产，也是没有投票权的，更不要谈新移民。

美国的经济一直比欧洲发达，福利投入一直落后于欧洲，美国人享受的总体福利水平一直超过欧洲；但无论是多是少，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保那保的福利，是三十年代作为（凯恩斯主义＋庇古福利主义＝通往奴役之路）时才开始成型，而且一直到1960年才普及到医保和养老，1965年民权法案以后才普及到黑人；但仅仅到1980年里根新政，就已经大幅削减了高福利。而开放移民政策，早在1928年就终止了。

因此所谓"剥离户籍制度后的税后福利"，至少在美国历史中是找不到根据的；而在欧洲现代史中，不但对外有着坚实的移民壁垒，欧洲内部而言，无论是从北欧的停滞，还是法国今天比美国严重得多的经济危机，也是一部失败的福利主义经济历史。真正应该剥离的，是公有制国有企事业单位体制下的特权，象公务员和垄断单位的高福利、高收入！反户籍制度的"移民"不是极左？恐怕他们也难自圆其说。

美国人对于移民还来的劳工低成本是垂涎的，这是他们声称"迁移自由"的利益根据；同时美国人又对移民冲击本地私有福利是敏感的。因此在20世纪移民时代，所谓自由迁移，被细分为居留权，新土地分配权，公民权，选举人权。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自由，只是对美国公民根据宪法中"州之间的同国民待遇"条款，方才具备。而新土地分配权则是不定期批量分配，并与教区向政府的推荐密切相关。

尽管美国早期是大量免费送出土地，但是移民常用，土地不常有。到后弗吉尼亚时期土地已经送干净了。移民便集中到了纽约这些大城市，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当然也对自已与户籍居民的"福利差异"大为抱怨。美国不是公有制的民粹社会，不可能"剥夺户籍后的福利"，何况美国宪法禁止收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只有土地特许权税才是潜力品种。这样美国就有了强烈的土地扩张动机。

美国南方的（黑奴＋植棉业）是发达的特异型经济

美国早期关税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不大 ；
美国南方的（黑奴＋植棉业）是发达的特异型经济；

 

1789-1860年的第一联邦时期，美国经济的特点是全面的私有化和渐渐提高的关税。高关税在学术上的依据是同时代的李嘉图主义，在财政上的依据是美国政府不能向个人和地方自治体征税，因此只能在特许权批让和关税以及国债中寻求收入；尽管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些税收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本身，是非常不利的。而事实上，美国的制造业却到1860年为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现代工业。

弗吉尼亚晚期以前的的高关税，对于其量的跨洋贸易而言，影响并不大。象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麦迪逊的《千年世界经济史》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意识到世界历史上诸文明的互相影响作用时，都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其时落后的交通，导致彼此影响的阻尼（交易成本）非常高昂，因此相对于各文明社会内部的活力来说，实际上全球趋势的形成要晚后得多。

第一联邦时期的跨洋贸易的成本，相当于今天的航空快递；只有高溢价的商品，才能经得起物流成本的支付。因此其时的世界贸易都只能停留在奢侈品如陶瓷，精丝，鸦片，香料，茶叶，烟草，咖啡，高档手工艺品，白银，黄金等物料上。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欧洲的高档工业品并不太适合美国的大众化需求，美国大众化的产品，一直到1860年才找到欧洲的消费市场。

因此弗吉尼亚时期晚期的高关税，只是阻止了当时并不存在的大众化工业产品的贸易，并对南方奴隶主为代表的富人的奢侈消费品加了税，相当于奢侈税。考虑到当时美国的政府规模并不大，从富人奢侈税中获取财政收入，应属最合理的方案之一。而当1860年以后，随着美国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大西洋航运的进步，美国继续保持高关税，就为美国带来了严重的萧条。（1889-1892年）

声称1860年以前的美国南方经济落后，只能是使用当时活跃在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工业生产力进步”的观点才能解释；而在当时却是李嘉图主义和重农学派主导经济实践的年代。因此，马克思本人可以认为美国的经济是落后的殖民地经济，因为美国输出的是农产品而不是英国纺织业的工业品。21世纪的眼光则认为输出纺织品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因此显见是不同的衡量标准。

无论是按出口导向的李嘉图主义还是按重农学派而言，美国南方的经济都不是落后的，而是非常发达的。1860年以前，美国南方的植棉区成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业，一度占有了美国80%的出口收入。美国的工业发展，实际上是为南方的棉花出口业服务的。棉花出口为美国赚来了宝贵的外汇（黄金），又通过购买北方的工业品，流入北方。北方和联邦政府用这些黄金还欧洲的国债，并进口欧洲的技术。

因此美国第一联邦时期美国的经济龙头并不是传说中的北方工业，而是南方的棉花制造业。高关税所针对的就是棉花业的利润，而北方引进的欧洲农民工所针对的，又是南方棉花田的劳动力，这样在南方看来，北方是占了南方的便宜还卖乖，从经济角度上看，南方的抱怨有其合理性。由于当时北方的工业产品不具外销能力，当北方抱怨南方奴隶制道德败坏时，南方也抱怨北方损害了自已的利益。

客观地说，南北经济弗吉尼亚时期是互补的。以出口收入而论，南方植棉业创造了美国主要的财富，而北方以粮产和人口而论，享受了主要的好处。南方植棉区，实际上是将黑人作为机器（或牲畜，等义）用的，带工业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世界经济地位，类似今天OPEC供应的石油。北方因为不适合植棉，反而在农村地带形成了自耕农的粮食产区，供应全美的粮食作物。

美国的人口和移民政策

美国成功在国民主权原理；
美国的人口政策和美国移民政策；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1824-1860年可称为后弗吉尼亚时期或内战潜伏期，站在弗吉尼亚王朝开国者政治一统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坛，八成会有一个中国党利益派的感叹：“民主真乱！”。而事实上，后弗吉尼亚时期，是美国政治全面民主化，政治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黄金时期。美国早期经济的特点，是人口迅速增长，一点不害怕人口危机，平均每15年人口翻一番。

1777年的美国人口，还只有不列颠的一半，到1812年就已经与英伦三岛算上爱尔兰的人口还多；是加拿大的9倍！墨西哥的1.5倍。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长并由于移民而带来的极优化的年龄结构，对于军队人数与战斗力密切相关的年代，也就意味着美国在本土面对任何世界强国，都将处于绝对的优势。欧洲国家常常倾向于看扁美国，认为美国的成功不可复制，更进一步认为美国人没有集体精神，不堪一击。

在俾斯麦的眼中，美国四面无强国，美国自已在北美无比强大，两面是不可逾越的大洋；因此美国不需要象欧洲国家一样，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国防建设。大概美国这一条“欧洲不可复制”的优越条件，可以称之为“欧洲特色”。俾斯麦看似不可怀疑的解释，实际上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成为美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换一种问法，“为什么美洲最强大的地区（州），会结合成美国？”

事实上1812年的美国甚至放在欧洲，也是一等强国，军事实力至少超过法国的一半，是普鲁士的两倍；是英国本土可动员力量的三倍！而到了1860年，如果没有大西洋，那么很难说是美国需要防范欧洲列强，还是欧洲小国要防范“美帝国主义”了。天然的地理条件，确实减少了美国人的国防成本，加快了美国的成功，却不是美国成功的原因。美国强大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对国民主权原理的吻合。

如果参照法国第一二三共和国的分界方式，而在1775年以前的历史，则统称为殖民地时期。可以把1775-1789年美国历史称为独立及邦联时期，将1789-1860年称为第一联邦时期，又分为弗吉尼亚王朝前后，可统称为弗吉尼亚时期；将1860-1933称为第二联邦时期。1933年以后又可称为第三联邦或全球美元时期。全球美元政策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1933年以后的美国政策，而不是所谓的新政。

人口迅速增加的原之一是很高的生育率和很高的成活率。美国农业全面私有化的结果，是将美国仅占世界三十分之一的耕地（算上历史开发时期，实际比例更小），实现了当时世界90%以上的农业出口，如果按跨洋贸易来算，那将是99%的出口量。因此美国人的“穷”是相对今天的富而言，就实际消费水平来说，美国甚至在建国以前，就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富。

发达的农业首先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如果不算南北战争后期的南方饥荒，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饥荒的国家。充足的营养和蓬勃的经济，就令本土居民和移民都有了生育的欲望，美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四孩以上的成活水平。另一方面，完全对欧洲开放的移民政策每年带来2-3%的新增人口；虽然不能立刻拥有公民权和选举权，但却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并令美国工资长期保持在低水平。

因此全面的资本私有化、充足的待开发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就为美国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了旺盛的创利能力。美国新西部的土地不是向老13州公民开放，而是向新移民开放，也就避免形成一个围绕老13州的富人的贵族殖民地帝国，从一开始就培养了美国的强劲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和广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层。美国的工人的“穷”也是相对美国的富人而言的，相比他们在欧洲老家，美国确实是天堂。

面向对象的社会科学

“面向对象”在社会科学上的含义即精确定义；
“面向对象”的分析天然符合单一逻辑规则和科学实证性；

 

“面向对象”本来是软件工程学中的术语，意即精确描述一类事物，抽象出其特征，以便于程序语言的无歧表达。换言之，程序语言所表达的对象，必须与现实生活之中的相应事物严密无歧地匹配，程序语言的演绎结果才能得以预期。电影《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就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仿真世界。

人类交流的基础是彼此可以理解的逻辑，思考本身可以视为自已不同的人格之间的交流。而逻辑的基础，就在于可以精确地描述一类事物，即面向对象；用他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加以描述，程序或数学都只是语言中的一种；被描述的对象的语言表达，就称为定义；对定义的理解，则称为概念；围绕概念的各种解释，就是语文中的名词解释。

因此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的方法论，与使用普通语言描述的社会客观现象，两者之间除了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以外，方法论上是完全相通的。世界上有各有特点的汉语，英语……等等，当然也不排除作概念描述的对象语言，以及数学上的描述“语言”。只要这些语言的目的是为了“精确描述”，而不是出于“巧妙歪曲”的目的，并且能完成精确描述的功能；那么任何语言都可以用作逻辑的基础。

事实上，软件之中使用大量的各有独立约定的“程序语言”，只要其接口定义符合约定的方式，（工程学上称为协议protocol），不同的语言之间也可以通过约定的protocol，在约定的接口interface上实现沟通。这就是现代信息工程最核心的“技术机密”。换言之，任何软件工程是不需要排定特定的语言的，只需要明确interface/protocol的定义。不尊重彼此约定的定义，或单方面标准，就无法沟通。

面向对象的信息工程在interface和protocol上的约定，意味着可以容纳不同的语言文化的开发员，共同开发一个既定功能的软件系统；并且可以利用以往一切可以利用的，符合interace/protocol约定的，功能符合当前设计需要的软件模块；而不会损害到既定工程目标。因此软件工程学的interface/protocol/对象定义的沟通规律，应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就是一种排斥公德排斥信仰，而尊崇法律的共同约定。

软件工程学的interface/protocol/对象定义的沟通规律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定理：明确对象定义下，不同文化或语言背景的人士，才有可能为达成共同的契约，经沟通而达成相互的妥协；即精确的定义是逻辑的开始，也是科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而无论是最高级的称为宪法的社会契约，还是细微到小朋友之间“一起玩”的游戏规则。

ps:用软件中常见的争端加以说明，则微软被指责，就在于其常常利用其市场占用率，单方面确定专利化的协议，而与行业共同尊守的兼容接口不兼容。微软实际上是基于专利权管制所形成的租值的再寻租性的商业行为。在微软这种案件中，只要专利法是合法的，微软的行为就是合法的；而不在于消费者同意还是反对。特别说明，按照奥地利学派这类对象逻辑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专利法不合自由竞争的原则。

因此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与科学的社会研究，事实上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而与单方面声明的事非善恶标准的任何哲学或信仰，有着根本性的明显区别。面向对象的社会分析的过程及结论本身可能有“研究过程中的失误”，但无论因何种意识形态理由，都不能否认，面向对象的社会分析，天然地符合天无二日的逻辑要求，因对象吻合的要求而天然地符合科学实证性要求。

逻辑是抽象的过程；抽象就是对客观世界说明。掌握逻辑的前提，是不要害怕逻辑；不应该害怕抽象；任何语言文字和任何有意义的符合，对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客观世界的时侯，就是一种抽象；抽象的结果，就称为对象。对象必然对应着客观世界的某种事物，从而构成了科学实证与实证逻辑之间的桥梁。当抽象得出的对象总是与某一确定的事物相对应，而不会误解为另一种事物，则称为无歧和无耦合。
遵循彼此的约定标准，而不是将自已一已之愿强加于人；面向对象的社会分析，恰恰体现了“人权个体自主的普世价值观”。

美国历史上的黑社会组织和格兰特的观点

美国历史上的黑社会组织和格兰特的观点；

美国梦，就是普通人也有发财致富的机遇的梦。在一个可以通过正常商业奋斗就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社会，黑社会做山贼这种高风险低收益行业一直都闹着民工荒。就算把教会式的严密组织、政党、邪教等等统统算进黑社会，美国有史以来也是世界上黑社会化的指标上看，也是最欠发达地区。就连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和当时欧洲殖民主义对全世界的奴役相比，算不得什么事。奴隶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遗产。

连严密的革命党一块算，比较算得上是黑社会大型案例的，只有南北战争前的一无所知党及其继现组织美国人党，南北战争后的3K党，和禁酒运动时的芝加哥一带，以意大利裔移民为主的黑社会。一无所知党之取名，就因为其组织严密，外人问内情，党员一问三不知"I know nothing"。该党象公产党一样，有主义也有党纲和入党宣誓的金字塔型政党。

就象纳粹党主宰德国政治一样，有这类党的存在，如果不是排挤出竞选，这就是这种党本身就不能对竞选发生作用，是社会边缘社群的组织。一无所知党实际上是美国北方针对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白色3K党"。美国人党也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因为其组织方式和纲领，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非常相似。事实上美国人党大部分党员后来加入了共和党，令早期的共和党名声颇为不佳，这是内战的原因之一。

格兰特上尉退役下岗后一段时间，曾经做了一个星期的美国人党的党员，主动退出该党。原因正是这类政党难以在美国社会扩张的原因，――>好端端的自由人，难道真的为了正义事业，找一个正义主子在自已头上拉屎拉尿？格兰特在回忆录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类政党评价的经典。格兰特的话，很清楚地显示，为什么东方政党环境中的多党制，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有秘密性质的，拥有自已誓言的政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危险的，而不管政党成立之初，其动机与纲领如何纯洁，如何高尚，听上去是如何地爱国。当一个政党发生了反对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上的冲突时，这个政党便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国家都应对此声明，并不计代价地严厉镇压"。（US格兰特）。作为共和党的格兰特总统，作为历史当事人，似乎并不知道美国人党与共和党的渊源。正是在此观念支持下，格兰特签署了3K党法案，在全国范围内镇压3K党运动。So，格兰特把白人和共和党，连共产党加上社会党，全得罪了。

在社会主义风潮和《公产党宣言》刚刚发表，狂热的工团主义者开始席卷整个世界时，格兰特将军此类立场，正如米塞斯被进步记者评为最反对的极右理论家，哈耶克甚至被凯恩斯称为最糊涂的经济学家，那么在事实上将美国联邦从集权共和国的死路上扯了回来的格兰特，被纽约时报的进步记者们，评为"美国最差的总统之一"，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按"福利社会的进步分子"标准，格兰特是极右翼总统。

3K党实际上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自然产物。美国南北战争本来就不是为了解放奴隶，解放奴隶只不过是南北战争时北方的政治手段，（参考林肯关于废奴宣言的信件），解放奴隶是以（内战＋内战后种族隔离）为代价的。无论是战败的南方还是支持战争统一的共和党人，都反对黑白真正平等。正如当初的共和党是要半黑社会性质的手段推动废奴，3K党也以半黑社会性质的手段，攻击黑人和白人中的活跃人士。

南北战争时纽约市投票决定脱离纽约州后，再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可见其时社会分裂）。但纽约州的宪法却不允许脱离州。结果空降的德威特市长接管了纽约民选政府后，将纽约变成了自已的地盘，成了官商一体的黑老大。1873年，格兰特支持纽约州长Tilden（狄尔登），由联邦（州）监视后全市重新选举，德威特老板被迫逃往西班牙，轻易便结束了美国唯一的黑社会地方政治势力集团。

黑社会不是犯罪，犯罪就不再是黑社会

依法将黑社会分子法办！
中国，日本，香港和意大利的黑社会；
黑社会不是犯罪，犯罪就不再是黑社会；

打黑不是民主进程的途径，也不是司法概念，对民主法治的作用，效果恰恰完全相反。最关键的概念混淆在于"黑社会不是犯罪，犯罪就不再是黑社会"，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因为黑社会就是这样定义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将"犯罪＝黑社会或 黑社会＝犯罪"而出现同义反复。黑社会固然不是什么良善之物，但也不是犯罪；中国实际上是将"黑社会"偷换为"犯罪"，而为非法人治制造借口。

实际上这就是道德治国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主义型帝国，是可以清除黑社会的；因为黑社会就是那一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但是具体起诉时，如果不是只抓到几个小兵，就是总有一些环节不具备罪名成立的证据条件。道德治国的特点就是"疑罪从有"，"看你不是好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样就用社会政治上的黑暗，取代了黑社会的小毛贼了。

黑社会的本义并不是"地下犯罪组织"，也不是"犯罪地下党"，而是"从事与公众普遍价值观不符的，没有明确犯罪证据的逐利行业的组织"。黑社会就是在目前法律定义的犯罪的红线以外的，又为公众所不耻的灰色地带。因此作为行政内容的"遏制黑社会"，相当于清理灰色地带；行之有效的方式经司法官提交为法案，就永久性地遏制了该类黑社会。而东方黑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公有制的自然结果。

因此"司法打黑"甚至就其含义而言，本身就是违犯，如果违反宪法和刑法、行政法等诸多行为，仅仅只是违法，而不是犯罪的话。一些为"非法打黑"辩护的人的质问，"难道坐视黑社会不管吗？"，他们实际上是混淆了黑社会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类似于将"违法"与"犯罪"和"道德败坏"混为一谈。（尽管都不是好东西）。当然，如果他们要的就是道德治国的人治，倒也算是求黑得黑也。

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象日本的山口组熊谷组等，以及意大利的黑手党；通过将失去土地的农民组织成施工队，低价承包大型建筑项目，用违法的手段（就某些个人而言可能达到犯罪水平）捣乱竞争者；垄断这些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行业，又煽动光头党打击移民（包括揭露非法移民），避免其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这样得到的利润，远远超过电影描述的所谓"贩毒，淫猖"，这才是黑社会的主营业务。

今天香港电影行业就基本掌握在黑社会手中，尽管并非指责邵逸夫就是黑老大。其黑社会手段就是垄断基层院线，找些烂仔捣乱新的独立竞争者；用挟迫和利诱的手段控制一些明星艺员，以免他们成名后跳槽，这样基本供求稳定，就在香港本地影视市场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业利润。但是尽管刘嘉玲给拍了裸照，但真的追查下去，充其量就是几个烂仔非礼，刑拘若干天之类。这就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业。

同样，大陆近来的拆迁战士们，以及追打小贩的城管，或者小贩联合起来跟城管打游击，这类在香港也有出现的业务，不同专营非专营交通路线之间的竞争拆台，闹大了还会打人，一不小心可能会死人，也归属于黑社会主营业务。总之，黑社会的特点就是尽量用未涉及犯罪的不道德手段排挤竞争对手，垄断某一部分市场的经济行为。以此为定义，股神呼吁管理层打压小盘股，其实也是黑社会行为。

此处并不是为了给黑社会行为涂脂抹粉，而仅仅指出真正意义的黑社会是什么东西，而不要仅仅因为电影或者红歌红舞，就将黑社会真的黑描成"反对政府的就是黑社会"（重庆某领导同志），进一步成了"领导不喜欢的就是黑社会"（如黑律师案），这样就人人自危；只不过是马丁神父定律的现实版。黑社会应该遏制，而不应该滥用司法，更不应"严打"；犯罪者就法办，依法"办"，也不容"严打"。

一些人简单地将"黑社会"与"犯罪"混为一谈，而无条件支持非法打黑的人治政策，只不过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再次证明。打黑运动中混淆还有很多；象"黑社会组织"是指"专营犯罪活动的组织"（这种组织存在吗？显然混淆顾黑社会与犯罪的概念）；而不是"有黑社会成员的组织"。收缴了很多刀枪，有刀枪的未必被指控，被指控的未必有这些刀枪，凡此种种。

任何社会都没有固定的阶级

任何社会都没有固定的“阶级”；
社会各阶层立场是连续的，模糊的，受外力影响相反移动的；
奴隶很可能会帮助奴隶主“抗击解放者”；

 

将农村之村镇一隅作为公有制社会民主进程的缩影，将发现“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症结，就在于整个社会除了上层土著贵族，有将既占特权私占的动机以外，整个社会从中上层的精英到中下层的顺民，都只是抱怨公有制下的分配“不够平均”，强调着“不患贫（不怕更穷一点），患不均（有人占多一点不公平）”，而不会诉求于私有制，就算是反抗者，也只是要求“更平均”！

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社会结构，正是这样的模式。顶层的奴隶主，将黑奴的人权利益据为已有，而自我辩护为“仁慈，人道主义，向弱者黑奴倾斜的，道德是高尚的，……”，——>这些理由并非完全不真实；但占有黑奴的人权就构成特权！中下层白人中，有一部分拥护联邦统一，反对奴隶制的同时也厌恶黑人，这些阶层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同时分界也不是固定的，是受外界因素影响的。

同样在中国农村之中，尽管不能排除其中有追求拥有自已土地的清醒分子，但与追随土著贵族的顺民，和追求“象城里人一样吃饭看病不用钱”的牛二，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分界也是不固定的；随着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变化。当看到城里人私有化富裕了，他们也会想到，“我们的土地也可以私有化啊”；当看到上级派人私有化时，他们中也有人会说“走资派分光卖光不得了哇”。无法预计！

所以当南方J.戴维斯下仅炮轰萨姆特堡时，未必能促使南方动摇者加入同盟，反而令北方大批摇摆者倾向于战争，——>当时北方联邦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将有四年内战，而倾向于教训教训南方佬，让他们重新回到联邦内部。同理，当林肯鲁莽地下仅征兵平叛时，弗吉尼亚四个州脱离了联邦，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三个州是被联邦颠覆了州政府，才加以控制住。这些就是“外界的因素”。

所以对于利比亚或者农村或者黑奴制中的美国南方，这类中世纪式的类种姓社会里，“解放军”如果自以为会夹道欢迎，那是大脑昏了菜！眼中自以为将解救彼于消火之中的奴隶们，很可能会帮着奴隶主们抗击解放军，而宁愿作为报酬，从奴隶主的手中赢得“自由”，然后作为自由人继续依附在奴隶主的门下。这正是罗马时期大量门客作为被释奴的主要来源。 原因同样是未来不确定性的难以把握。

即使是有一些看上去是清醒分子的反抗者“起义”，但是在外界看来，也无法断定，他们到底是黑社会中的一分子，希望在老的公有制中占有“更廉洁”的领导地位，还是要推行私有制呢？——>前者而言，当今土著诸侯上台，当初也是立场廉洁的；后者而言，内战就不可能是私有制；如果是从利益而言，牺牲未反抗者寻求分封妥协，会更为本小利大。更严重的是这几者之间界限是模糊的，也是会转变的。

另一方面就算上级象林肯同志一样，强行打烂奴隶们帮着土著贵族的顽抗，结果可能是鸡毛蛋打，是否真的解放了奴隶给奴隶带去了自由，实在是两可之间。就美国南方黑人而言，作为奴隶主的依附，和被隔离制度成等待送反非洲的难民，还要给三K党追杀，很难说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至于解放过程中的死亡和财产损失，都不计算在内了。英国通过“圈地运动”，相对和平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美英法干涉就象卡扎菲过分使用武力一样，都犯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类的错误。具体如毛上帝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其常识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社会阶层阶级”之间的界限是连续的，模糊的，会随着外力向反方向移动的。所以当镇压反xx时，原以为镇压100万足够，当差不多达到指标时，就发现更多的人成了“反xx”，需要镇压1000万，1亿……，直到所有人成为自已的反对派！

农村困境和美国南北战争

农村民主改革的困境是全国民主进程的缩影；
中国农村民主改革的困境正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废奴的困境；

 

为抑制农村公有制社会的腐败化而搞的“民主化”，成了“黑社会动乱化”，正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艰难的缩影。那些口口声声批评政府“道德败坏”，和政府口口声声批评国民“道德败坏”的信仰分子们，只不过是走在卫道公有制的反民主的路上。农村基层的民主，只能从私有化开始，按私有化的程度衡量民主的进度；公共投票只能建筑在“私有利益”的衡量上，这就是民主进程的瓶颈。

如果有由上而下的权威，就以权威实现私有化，就象杰斐逊的西北土地法案一样；如果不能，就承认土地贵族对农村基层利益的垄断，暂时不理它，直到周边社会经济基本私有化后，农村土地贵族对本地利益的垄断，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经济压力瓦解。这就是当年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所面临的处境，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城市对农村，甚至还不具备当前美国对北方的政治优势。

中国农村基层与世界后进社会如阿拉伯等的农村基层结构，并无特别的不同。在农村金字塔的顶层是“代表了农民利益”的土著贵族，他们反对户籍制度的原因是避免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在土著贵族下面是相对强势的小康农民，包括能够跑到大城市上大学不想回家的移民精英，次一等的包括跑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这一批人中反对户籍制度的，是表达脱离农籍的期望，问题在于他们向无关的市民索求。

这些移民精英就是中国小农意识的弱点，他们给A（农村贵族）糟塌了，却埋怨B（城市居民）占了他们的便宜；指责B（城市居民，富人）是既得利益者，然后渴望C（公有制特权阶级）狠狠惩罚B（小市民），直到小市民和他们在农村的乡亲一样可怜，这些小农牛二就认为世界终于均贫富了，终于公平了。他们这种平均主义理想，歪曲成“西方没有户籍制度”，就成了所谓的“自由，平等”。

无论是农村土著贵族，还是城乡移民精英，他们都声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不过事实上大部分高校毕业留在城市的移民精英，根本上不是农民，而是小城镇的居民，属落后地区的市民；但无论他们是否是农村的一分子，都只是农村社群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留守的农民们，就象黑奴一样默默无声。在舆论上，他们只不过是被他人代表了利益的“五分之三计数的黑奴”而已。

如果认为在农村底层居民会“农民起义”就错了。就象美国黑奴制度下的几乎没有反抗一样（最大的Nat Tunner起义，白人死亡56人），农村底层居民也几乎没有反抗。真正闹大的群众体育事件，是有点号召能力的土著贵族，因为自已的利益和高层冲突而闹起来的。因此在上级部门看来，这类事件具“黑社会性质”，其实不过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正常反映。其实国企特权工人的环境也类似，如通钢。

这就是持农民主义者如毛教徒等难以理解之处，农民几乎不会因为他们被顶头贵族压迫而反抗，却会跟着当朝大帝闹革命；但当朝廷有点开明地为他们谋利益时，他们多半会跟着土著贵族搞群体育事件；逃出这个圈子后，又会埋怨别人的社区人情冷漠，不象他老家的平均主义。这种现象是类种姓制度下的思维特点，并非中国所独有。无论是美国信基督教的黑奴还是印度的贱民或者阿拉伯部落，一律如此。

原因就在于类种姓制度（即公有制）下，社会资源甚至个人生命都掌握到德高望重的代表之中，生杀予夺顺彼者倡，久而久之就形成条件反射，以对顶头权力的顺从换取尽可能多的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将奴隶主或农村土著贵族，想象成冷酷无情的刽子手，也只不过是“农民起义幻想者”的臆想，“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无论在东西方，都是由奴隶主提出来的，象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基督教。

人类发展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

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是“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公有制文化总是呼吁“信仰缺失”；
信仰就是忽悠他人或让他人忽悠的个人迷信；
公有制和公有制文化需人“无私的宣传”

 

所以在公有制背景而未完成市场经济的去特权化以前，地方选举实现的是民粹，无非是通过选票或打杀战斗，过滤出真的地方暴君。既然是暴君，那么是选上去的还是打上去的，还是买选票上去的，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通过平均主义强化公有制，而不是实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存在“民主改革了，就实现私有制”，无论是地方还是全国政治，都只能是相反的路径：“私有化了，就民主了”。

这样就回到了国民主权原理下的“三角稳定原理”的适用性上。地方民主改革的路径，是尊重地方自治作为社会动乱的水密舱的作用，将社会公有财产，和无论是工作收工资做生意挣钱的权力，还是和老婆亲热生孩子的权力，都还给公民个体自已。对于村镇地方来说，由上级主持的私有化“独裁”，比地方民主选贤君，部分贤君选择私有化，至少成功面大一点，至少也少了一个动乱的步骤。

明白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教育的那样，“从私有制向公有制发展”，而是恰恰相反，“从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轨迹。无可否认的证据就是，古往今来所有信仰，所有传统文化，所有公共道德，甚至所有的哲学……，基督马恩儒道佛！等等！统统是鼓吹无私的，慷慨的，节俭的，利他的，而不约而同地宣扬仇富的，敌视私有财产的！

私有制并不是共产主义道路中的暂时的妥协，而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社会主义的初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最发达的阶段，因为它足够初级！由于对灾难成本的承受能力弱，人类社会首先形成公有制的团体社会。私有制的社会比例，是随着人类社会应对灾害的“灾害管理能力”的增加，而渐渐增加；同时为人类经济和文明的成长，创造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因此，私有制又称为自由。

指望在公有制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抑制（腐败 or 黑社会）的形成，也就不得不强调“无私的信仰缺失了”。啥叫信仰呢？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信仰可定义为“信仰就是让他人使唤自已或自已使唤别人的，不可置疑的自已的信念（迷信）”。因此信仰只适用于公有制社会，在人权自主的个体社会中，未经彼此自愿的契约约定，不存在“使唤别人或被使唤的理由”，还不可置疑呢！所以信仰是没用的。

当中国人的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已生来就是平等的人时，要重建“让中国人被别人使唤才合理”的信仰，确实有点难度。马恩毛选不够用，先搬来中央大教堂前的孔神像，又搬来基督拜上帝教的圣经，也算是生物自利的合理性忽悠行为。中国缺乏信仰嘛！依赖“无私的崇高道德”鱼肉公有制搜集的民脂民膏，就要树立一些不容怀疑也经不起怀疑的雷锋同志之类的无私典范。

无私的典范是让民众跟着学，更需要万年难有的廉洁无私的伟大领袖，用特殊材料做的传统大英雄，能够厉行打黑独裁，同时铲除（腐败+黑社会）而出污泥而不染；万一不成功也不要紧，既然能够独裁了，那就不用公开“实在不行的阴暗面”，就算万一走漏了风声，独裁之下严打真实的谣言，虽有惊而常能无险！

农超对接是猪头进化的

“农超对接”增加了市民负担
中国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优势，菜市场是中国的竞争优势；
照搬美国超市式农贸是猪头的计划经济；

 

菜蓝子危机，只是换季了，而不见得已经消失了。近日到市场和超市转了一圈，对比不同的鲜活食品的价格，感觉上是超市的中高档食品稍稍便宜了一点，市场上大众性的食品贵了不少。算到政绩上可能还会说农超对接有效果，但实际上市民的食品支出，因为农超对接这些市场白痴措施，而变得贵了。原因就在于，市民主要是通过肉菜市场买鲜活食品的.

尽管笔者自已喜欢到超市买肉蛋类，鱼却仍然要到肉菜市场买。真是想不通，发改委这些人，搞什么农超对接是基于什么理由？肉菜市场从田基到档口，已经把成本压到了极致。小商小贩啃面包滚地铺，完全是用人力资源的自我压缩，才提供了城市食品的相对廉价的供应。这点点收入创造了不少的小农小贩就业，却居然被分子眼红，要“向弱者的大型超市倾斜”。

超市在肉菜保鲜这些多品种商品的物流成本会更低吗？如果是这样，超市代替整个零售市场好了，还有什么商品不能摆进超市卖？发改委一声令下，以后所有工厂产品统统“产超对接”，岂非大大降低了物价？当市民同胞享用着相对廉价的鲜活食品供应时，应该多感谢这些起早摸黑赚个小钱的小贩，他们才是让你我买到便宜食品的恩人；而不是应该感谢党，不是感谢“人民”，更不是感谢计划经济。

有时侯真的怀疑，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从古猿进化来的，也许有些家伙是猪头进化来的，又蠢！面皮又厚！如果笔者猜测不错，“农超对接”这种馊主意，是一些公费到美国考察的专家们，照搬美国“超市零售模式”的结果。也许计划经济的同志们，真的是猪头进化来的，又会磕头，又会奉承，又会吹牛，没有一点点常识，脸皮特厚！公费吃喝全是一把好手！

美国由于人力成本昂贵，所以没有中国式的菜市场。美国人也极少自已烹调，经常吃快餐啃快递pisa，周末吃一顿大晚餐就感恩到半夜。所以美国人的饮食又贵又不健康，曾经到美国住过一年半载的朋友，大概身有体会。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同，中国大把廉价人力，人力资本的使用本身就是就业创造的过程。中国的饮食习惯和菜市场，乃是中国以家庭为单元的人力资源的最优化结果。

中国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而中国很多脑残的学者，背教条却是天才！看到中国人口就按欧美化石级的专家如马尔萨斯之流的教导，“中国人口太多，不能更多了”，信仰之而找理由，号称计划生育！根本不明市场经济所以然，不明人力资源所以然，胡乱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胡乱照搬萨缪尔森教条，胡乱照搬“超市代替菜市场降物价”。真是无言！

人民币国际板足以叛国

人民币国际板将令索罗斯们攻击中国顺理成章；
人民币国际板向海外财团提供免费做空筹码；
人民币国际板的“池子”作用可以忽略；
人民币国际板足以叛国！

 

“国际板人民币”论，明显地是金融垄断利益部门有组织的舆论反攻。僭占股民的利益名义，为出卖包括股民在内的全民族的利益“代而表之”。笔者是不会反对的也不会赞成，因为这不是一项可供投票的事项，而是一项利益垄断部门代民作主，由五毛专家们奉上形势一遍大好的“正名”。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都可以五毛成伟大的正确，人民币国际板舆论，当然在国有垄断利益部门的控制之下。

笔者仅仅指出，人民币国际板的后果是什么。而要承认人民币国际板的后果，首先要承认操纵汇率人民币低估的出口的后果。当一些张五常之类的粉丝专家，还在为低估人民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竟然为如此错误的政策涂脂抹粉的时侯，那么“人民币国际板”，就是他们的继续维持人民币低估，而提供的“解决方案”。

简单说就是把外汇送给老外，减小人民币短期通胀压力，维持长期通胀趋势，并令长期通胀曲线更加陡峭。

外汇储备过多显然与人民币汇率一直低估和事实上的出口补贴，现实的后果，就是央行被动增发了（美元储备×人民币购美元历史平均汇率）的人民币。这就是所谓的“输入性通胀”。这个数值目前大约是20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低估的结果，就是美元储备无处可去，只能重新借给美国用，甚至足够美国对中国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国内，就是人民币流动性无处可去，结果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

美元国际板的效果，相当于让海外注册的海外公司，向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发股份，将部分美元国债，换成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不致于涌入美国交易所，造成股价进一步暴涨，——>看看道琼斯指数，和石油黄金等物资涨价，就知道真正导致暴涨的原因，并不是美联储的QE2，而是中国美元储备这些主权基金逐利保值所致。

人民币国际板的效果，相当于让这些海外注册的公司，向中国的人民币池子里圈入若干万亿元人民币；——>不是为了在中国国内的投资，而是作为海外美元经济体内的资本金！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些圈的钱，必须重新向中国的外汇兑换成美元。实际效果仍然是这些公司是中国人增股了，仍然是用中国外汇美元支付了，而区别就是，为这些外资提供了无成本的套利热钱，赚取额外的汇兑收益。

对于中国央行使用储备金手段已经到了离奇水平，仍然苦于外汇占款的人民币泛滥，那么让海外公司通过国际板圈走若干万亿人民币，（证监会将会认为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可以限制发行数量），而这些物资除非在中国购买资源（将形成通胀压力），不可能投资海外（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货），等于让这些公司提供了冻结几万亿人民币的池子。

为了这些没用的股份（人民币资本金不能用于国际支付），这些国际板上市的豪门，又会将美元利润分一部分给国内，实现财经股神传说中的“低市盈率”——>这可能吗？如果没有国际板这种政策内应，索罗斯们是不可能打垮中国货币体系的。索罗斯98年要做空泰铢，是用极高昂的代价先收集做空筹码，子弹尽了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索罗斯在香港的惨败！

而现在，人民币国际板却是用虚拟的跨国公司的股份（可以无限增发），无偿地把做空人民币的筹码交到海外集团的手中！索罗斯们完全用低成本的条件合约，用商业合同背书的方式，换取对这个万亿池子资金的适时的控制权，在人民币升值到一定阶段，做空整个人民币货币体系。在中国国际板的帮助下，攻击人民币的索罗斯们，将比98年金融危机攻击泰国时强大得多，而变得不可战胜！

当人民币的含金量在索罗斯的攻击下惨不引赌，伴随着国内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又重新有了“低估汇率赚外汇”的动力了。这就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外汇占款过大＋人民币国际板）综合政策的利益动力。所以笔者才说，人民币国际板，抵得上一条叛国罪！

美国大法官讲政治 政府偷税漏税

德高望重的大法官马歇尔讲政治；
美国政府办国营银行代替收税；买国债回避众议院监督；
杰斐逊主义以利已为原则，摇摆于集权与分治之间；

 

德高望重的J.马歇尔大法官在“马里兰Vs央企侵犯税权案”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判决，当然不是什么不懂法律的条文。美国宪法制定者之中，马歇尔本人就是主要的法学专家。马歇尔法官的道德水平也是绝无问题，没听说过有贪污腐化，随地吐痰不一定没有，随地大小便的坏事，估计成年后就没有做过。马歇尔能够作出“默认权益属国家”的美国宪法解释，实际上是讲政治了！

即使是一位以法律为专业的大权威，一但讲政治了，就和法盲无异了。了解一下马里兰央企案的背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是债台高筑，财政平衡的一半，依靠国民银行认购的债券，国民银行并对债券面值担保。这样，美国国债就成了法定货币。国民银行肯定只能开到地方上去，所以如果允许马里兰州向国民银行分行收税，国民银行承销美国联邦国债的能力就会大大削弱。

美国联邦政府要通过国民银行借债要钱，是因为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征税项目，一律要经过众议院审批，参议院则有建议权。当时李嘉图同学还在上初三，美国人也没整明白国债等效于税收的原理。一直到到林肯以后，美国政府花钱委实太多了，美国议会才醒悟过来，“噢，原来国债也是钱噢”。所以早期的美国政府，不经众议院走开银行借国债的路，自给自足了。

马里兰银行诉讼案的民事原告是巴尔的摩分行的出纳Mcrock，本身就已经说明，该诉讼肯定是有联邦政府的背景，出纳当原告只不过是找个小卒子出面。甚至在起诉时，很可能就已经在最高法院里准备好了判词。J.马歇尔法官完全站在联邦政府一边的国家主义的判词，当时正是门罗总统宣言“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1816-1824)，（（联邦）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但和杰克逊主义是不吻合的。

杰克逊主义对于国家主义有着强烈的摇摆，与弗吉尼亚是否能领导美国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形式恰似美国领导国联时，就一马当先，英法抢去了国联的主导权，美国就孤立主义了。当费城会议前后，弗吉尼亚是北美老大时，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激烈的国家主义者；而当联邦政府的权力不再被弗吉尼亚完全主导时，杰斐逊主义就转向州的权力，最终成为地方主义分离的主力。

J.马歇尔在马里兰分行一案中讲政治，正是发生在弗吉尼亚王朝在政治力量上处于顶峰，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客观地说，新英格兰小州们对抗弗吉尼亚的霸权避免了弗吉尼亚的主导，和弗吉尼亚在后期为地方权益的抗争；这些地方权益的自私自利，有效地抑制了美国社会的中央集权倾向，最终令美国基本上保持了自治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带来了经济自由增长的巨大空间。

J.马歇尔在公共诉讼中讲政治，是不应该的，为了讲政治而颠倒宪法，是可耻的！这种由联邦政府控制的银行的税务角色，在杰斐逊时代就认为是违宪的。因此杰斐逊一当总统，就把第一国民银行关掉了。J.马歇尔在诉讼中判的，是麦迪逊时重开的第二国民银行。当杰克逊上台后，就秉承杰斐逊主义对银行的理解，把第二国民银行关掉了。J.马歇尔其实是白当了一次大黑脸。

马里兰银行分税案，也说明当时美国社会，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处于财政危机之中，甚至可以认为处于破产的边缘。但只要是私有制社会，藏富于民，政府破产不破产，是无关紧要的。政府的破产状态，正好说明政府的规模，仍然太大了，要消减，除非有足够的公共理由，能说服纳税人加税，这样美国在1810-1848年之间，就出现了对英战争，门罗主义和印第安人战争等等政治扩张行为。

民粹就是法西斯主义

专制与民主区分于权益默认归属权；
为什么民粹就是法西斯主义？

 

专制和民主并不是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而是分别基于私有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不同的行权方式。没有私有利益上的专制，就没有公共意义上的民主！当欧美从1870年马克思主义煽动起社会主义后，不停地把公有制的平均主义民粹，偷换概念为“自由，平等，博爱”，按基督教伦理的思维方式，攻击人权自主的私有制的进步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没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根本没有今天欧美文明的繁荣昌盛！

民粹或者说怪胎式的“民主”，常称为法西斯主义，与人权自主的私有制的民主的最根区别，就在于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表述，与J.马歇尔法官在“马里兰州诉央企侵犯地方税权案”的相反表述之中：“未经明确授权，未经明确禁止的权力，归属于何方？”，不妨将此原则称为默认归属权；笔者也称之为“真正的自由”，假如归属于个体的话。后者也被称为普世的(个体)价值观。

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就是“个人权益默认归属于个体自然人本身”。

不要以为专制社会就没有任何自由的，专制社会仅仅是将“默认归属权”，归属于君主。有时这君主也会改用其他名称，如“党”，“国家”，“人民”，“群众”，“集体”，“社会”，“领袖”，“工人阶级”，“上帝”，“大救星”，“正义”，“人道主义”，“公德”，“信仰”，“公平”，“道德”……之类，总之和公民个体和地方组织的利益和个体利益判断，没啥关系。

民主社会的区别，仅仅是将默认归属权，归属于个体。在地方内部，如未授权和未明确禁止的权力，归属于个人；在联邦政治之中，如未授权和未确确禁止的权力，归属于地方。这样，才把“政府，集团”的权限，限制在框定的供监督的授权范围内，并把此依法的授权，称为治权。也正因为“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公民个体和地方，对于中央和政府的行政才有监督权，国家政治才必须足够地透明。

民粹是建立在默认归属权归于“集体”，or sth else except for individual，因此又称为“集体主义”，以此为政治基础的政体，又称为中央集权。最极权的专制，也无非是将生命财产的权力，也默认归属于“集体”，或“集体”在“集体”认为必要时予取予夺，前者是权益本属集体，后者是集体可任意得取个体权益的权力，按权力和利益的对象模型，两者完全等效。

权益默认归属于个体以外的任何实体，这种制度就叫公有制，反之是私有制。自三四十年代以后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民粹进步分子们，所主张的民主或反对的专制，就是搜罗了从所有个体中剥夺的“默认归属于集体”的利益后，如何分赃才正义的争论。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民领袖主持分赃，被称为独裁；由一伙暴徒猜拳，被称之为“民主”；有人被指责分赃不匀，其他人就异口同声称之为腐败，彼此不服气打群架时，称为阶级斗争！两败俱伤就称之为“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当个体权益被剥夺了发言权后，实现了人人赤贫的均贫富的公平；同时也剥夺了利益创造最根本的效率“交换创造价值”。通过强盗分赃实现的经济进步，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失去了“个体利益”的产权发言权，连参与分赃的资格确定，也成了民粹式民主的大难题。古代雅典的民主，是通过身为国家奴隶的公务员，扯条绳子到市场拉选丁！在雅典如果关心国家大事，就勤劳点亲自去买菜！

罗马公民大会在实行百夫长制度前，是靠大会上吆喝声大定“多数”。花钱买吆喝在罗马民主中是名符其实，嗓门功能特异的人士非常受欢迎，奴隶释放为门客，门客提拨为公民。公民大会时彼此象亚马逊吼猴一般分群对嘴，齐声发出人猿泰山般的长鸣。马克思主义希特勒这些人，就把其他猴子的嗓门封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嗓门喉，然后只让领头的猴王嚎出红语录。这就是民粹分子们的民主自由。

美国房产税不是财产税

早期美国税收和关税反映的美国政治；
美国的土地房产税：房产税不是财产税，是特许权税；
债台高筑小政府，是美国两百年政治传统；

 

高关税尽管得到北方工业集团的拥护，实际上是伤害了他们的市场；也激起了南方农业集团的反对，总体上是得不偿失，还不如发国债。无论汉密尔顿本来的打算是高关税不是低关税，开征关税时只能从5%起步。最终在杰斐逊党主政下，也就控制在5%的水平。可以认为，是代表北方利益的汉密尔顿制定了美国关税，是代表南方利益的杰斐逊将关税保持在低水平。

对于南方农业优势产业如棉花，由于是当时主流工业丝织的必须品，土地税只需要加在出口价格上就行了。由于美国当时所得税和人头税因为宪法限制而非法，因此从税项设置看，对北方不利，这也导致北方不得不大量进口欧洲农民工，压倒劳动力成本。这样就拉大了白人之间的南北贫富差距，而北方又会对“关税不够高，保护不了民族工业”怨声载道，——>当时是李嘉图主义的时代。

由于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依赖于关税，因此19世纪的美国关税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大小，基本上成正比例。小政府低关税，这种情况一直到A.杰克逊主政，初步结束了弗吉尼亚王朝后才开始改变。美国另一项重要的税收是继承自英国的消费税，对于工业也有抑制作用，不良后果后来也同样被归咎于奴隶制。而事实上，南方人口虽少，贡献的消费税比北方多。（南方更富裕）。

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十倍于老十三州。因为英王詹姆斯颁给弗吉尼亚特许状的是“从大海到大海”，（弗吉尼亚首府也称詹姆斯顿，“Virginia”记念老处女伊丽莎白女王），所以乔治三世将弗吉尼亚领地重新界定于阿山脉以东，是弗吉尼亚举旗独立，换得自由向西拓展的权力的原因之一。由于马里兰等坚持分赃，阿山脉以西最终被杰斐逊定为新州领地，而不是由旧州瓜分，从而缔造了新的美国。

如果按照天朝张五常的思维方式，搞土地财政卖高价，（乔治三世的设想），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了。T杰斐逊（注意不要混同前文的A杰克逊，前者是1800-1808年执政，后者是1828-1836年总统）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方式，并成为美国传统。土地拍卖虽然有点收入，但可以说美国自诞生以来，土地拍卖收入连管理拍卖的成本也赚不回来，基本上等于是白送。

但土地送出后就产出征收的土地税（相当于中国的农业税，后来演变成房产税），就构成另一项归属于州的大收入。T杰斐逊将原属于联邦的土地资源，几乎免费送给欧洲移民，扶植了大量新州而将收入归属于州，等同于是国有土地的完整的私有化过程。对于构筑私有制的美国，意义不亚于独立战争或美国制宪本身。近来天朝打算开征的房产税，估计是向英国－香港和美利坚的传统学习的。

表面上看房产税是财产税，实际上是“国家土地特许权税”。在香港的房产税称为差饷，专用于社区的居民福利。在英国传统上，由于土地法律上属于英王（相当于美国的州长/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通过特许权交给领主承包，领主要上缴部分收入；后来演变成按土地产出征收10%的十一税。美国继承这一传统，将税收降到1%-3%，归属于州，今天专用于地方社区教育。

因此房产税的前身相当于中国的农业税，在美国低于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文景时代的三十税一。但是对于住宅就没有产出，也不乏人把土地圈成自已的住宅，这样就演变成美国的房产税。由于归属于州，所以不同的州的计税方式不同，但都会先剔除自用最低居住面积后应税。部分州按实租收入计，不出租就不用缴；另一些州按市场估租收入打个折扣（一般是三四成以下）应税。

主要是各州地方主义抗拒的缘故，美国的州的税收不高，联邦就更是入不敷出。林肯代表的辉格党激进派，用反奴隶制的名义取缔州的主权独立，也不为无因。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是有史两百年以来的光荣传统，仅在格兰特缩小规模后到克利夫兰时，才偶然有政府盈余。赤字主要就依靠内外国债，债主又主要是英国人为主；对内美国政府开设银行卖银行券，并承销国债，手段与今天卖美元，一个鸟样。

汉语不是一种成熟的语言

以逻辑和定义功能为标准，汉语已经不是一种成熟的语言
语文是沟通的“学说/技艺”，语文不能沟通就是失败；
逻辑从概念开始，概念从定义开始；语文从精确的概念定义开始；

 

逻辑是沟通的基础；准确一贯的定义，是逻辑的基础。以逻辑和定义功能为标准，汉语不是一种成熟的语言；或者说汉语只是上一代的成熟语言。以21世纪的世界社会合作水平为标准看，汉语作为一种文化的交流基础，已经显得落后了；导致由于缺乏沟通，人与人之间充满内斗内耗，因为无法就彼此利益作有效的和平的交流，——> 尽管从历史纵向看，因交流的改善，今天中国是最和谐的年代，而非最内斗的时期。
从交流的意义上，东方（汉语）的传统思维，是直接提供不可置疑的结论的状饰，而不倾向于理由的解答；西方文化则相反，重视原因的解释，而认为没有标准答案的结论，结论是个体性。由于东方视结论为道理，西方视理据为道理，因此东西方文化冲突之处，双方都会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汉语传统文化不容易接受，“修辞形容是次要的，逻辑理据是重要的”。

汉语是修辞型的语言，逻辑（理据）不是汉语文化重视的内容，因此汉语对于有心之人，特别容易偷换由汉字组成的概念，而令所谓的争论，如果不是无疾而终，就是从口水仗走向“千万不要忘记自相残杀”的内斗。因此，当讨论时发现对方固执于概念的偷换，对反复声明上下文的概念说明的歪曲时，应该停止争论，审视对方利益动机，意欲何为；远胜于没完了的口水仗。
中国传统议论文三要素的“论点，论证，论据”是八股文式的诡辩修辞文章，并没有强调取证的客观原则，也没有强调论证的逻辑性，反而更强调论点的政治正确，和“语不惊人誓不休”。这类议论文如檄文类，实际上是对于煽动激进行为，可能有点作用，对于彼此个体的沟通，并无助益。封建时代宣传煽动的文体，远不是语文主要组成部分，甚至不是较重要的一部分。
语文是为了沟通的科学；不能沟通就是语文的失败；偷换概念有着语言文字以外的逻辑机理。语文之争不在于繁体简体，而在于语文是否便于逻辑交流；繁体也许美丽，美丽的垃圾依然是垃圾；逻辑定义的清晰在于对象角色主谓宾的准确把握；汉语也可以用于逻辑的描述，只需要尊重约定的名词解释。名词的解释，可以通过引用英文定义，避免拆字的歧解；与繁简之争，完全无关。

西方科学文化，无论是社会类的还是自然科学类的，首先是基于逻辑定义的。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东方文化是没有思想的文化。因为缺乏逻辑定义的能力，只能泛泛而谈“好与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而这种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缺陷，却被东方权威文化自视为“擅长整体”。

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西方文化追求清晰，东方文化擅长混乱。西方文化清晰到每一个细节，就成了擅长局部；东方文人思维混乱，就成了整体——>一团乱糟糟的整体。脱离基本对象逻辑的东方修辞，或者引进了西方对数学的滥用，都无助于基本论点的陈述；东方混乱的思维引进西方滥用的数学，是最糟糕的“整体混乱”。

逻辑，从最简单的定义，也就是名词解释开始。自已解释自已的定义，自已在所有论述中信守这一基本的定义，是他人可以与我们自已开始交流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交流诚意的最起码表现。至于对方（其他人）是否同意该定义的，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只与同意该定义的人交流。反之，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的论题感兴趣，也同意了对方的定义，就是在对方的话题内开始另一主题的交流。至于彼方的定义，是否出自某一权威的名著，也是无关紧要的。

自由，平等，博爱酿造法西斯主义

美国历史上的“自由概念”的三阶段演变；
“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权对象模型的属性＝美式民主；
没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法西斯主义；

 

美国历史上的自由概念，忽略如卡尔霍恩的小歧解，也不考虑国际上的差别，仍然至少表现出四种不同解释。第一个时期是独立战争后一直到南北战争为止，表现为（私有财产＋地区自决）；第二个时期是南北战争一直到里根时期，重点表现为（国家主义＋平均主义），显然这是魔鬼三招中的两招。所幸的是魔鬼三招在美国压倒私有制的奴役之路，终于没有走完；黑人也在六十年代，全面获得选举权。

美国的国家主义别称是联邦主义，却侵犯联邦的根基“地区主权”；而平均主义的民粹浪潮，又利用着美国其时的确不平等的“民权缺陷”。围绕着1965年民权法案，意味着美国的户籍制度，至少在属地原则上的公民权（美国出生地获得公民权）实现了平等，从而将“民权平等”，从左派的平均主义诉求中剥离出来，事实上扩大了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因此1860到1970年的美国民主历程总体上进步的。

罗纳德里根实际上是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策精神的“自由”，围绕着私有制展开，则是对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集权化倾向的逆转。政策上表现为小政府和大规模的减税。“里根主义”（在英国是撒切尔主义）的私有制“自由”，经克林顿和两个布什，一直到次贷危机后的奥巴马，才有一点点的转变。可见，有人自称“自由派”宣称“自由，平等，博爱”时，最好深究一下，他们主张的到底是那种自由？

“自由，平等，博爱”，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启蒙阶段，就一直是要西方意识形态的口号。但很少有人关注过，“自由，平等，博爱”，到底是对“人权自主，即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自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修饰，还是自成“实体”。如果“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还包括人道主义）自成实体，则实体的利益依据是什么？当这一实体与”自主的人权”相冲突的时侯，又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两百年人间惨剧，很大程度就取决于，是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权自主的私有制”的修饰，还是成为压倒人权的意识形态“实体”，从而摧生了极权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无所谓不好，无非是剥夺了人权后，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而已。当“自由，平等，博爱”是人权的修饰时，将是美式的民主；但一旦用于压倒人权，则成法西斯主义。

但是按照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则难以解释剥夺了人权以后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底实体何依？为了弥补这一明显的逻辑缺乏，东西方的传统意识形态分子们，就在他们的哲学理论中，添加了诸如“人民，国家，工人阶级，优秀种族，先进代表，社会，正义，伟大领袖，人道主义……”，等等的可用于压倒国民人权的“更神圣不可侵犯”的玩意！反正，都不是人权！

从人权自主的普世价值观，可以很容易解释作为“人权主义”的细化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就是个体利益之内的绝对权力（如私有制），和未界定为排他的环境利益的声明和占有的权力；（参考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平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在法学意义上完全相同，即任何产权不包含他人的人权本身，即人身依附制度等同于奴隶制。博爱，就是管好自已后，在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但只要将“自由，平等，博爱”用于压倒人权，那么“自由”就成了独裁者假借正义之名，任意侵犯人权的马丁神父定律；平等用于压倒人权，就成了平均主义的“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博爱，就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用大多数人的人道主义的名义，可以剥夺你的生命”的社会权威。当彼时，“自由啊，多少罪恶以你为名！”将成现实！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

自由是个小姑娘

美国人的自由，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为解放而奋斗的黑人，转而为“不被赶走”而奋斗；
“自由”是个小姑娘，随您化妆啥模样；

 

林肯的黑人美洲殖民地计划，如果与二十年代的门罗宣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对比，（意即任何在美洲殖民的欧洲国家，美国将向其宣战），将发现有趣的逻辑。门罗宣言的真实含义，从日后的政策行为看，恐怕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美国可以在美洲推行殖民主义，但欧洲人就不可以，与美洲国家地区的“自由”，大概没有什么关系。

林肯“解放黑奴”的实本意，至少从其公开的演讲宣称上，可以理解为“赶走黑鬼，把土地留给白人耕种”。北方在南北战争中获胜，既是南方蓄奴制的覆没，也是被解放的黑人争取不被解放到非洲而奋斗的开始。黑人领袖C.道格拉斯在强烈谴责南方蓄奴制后，又强烈反对美国战后政府的“赶走黑人”的解放计划；一直到道格拉斯的生命最后一刻，道格拉斯仍然不是一位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1896年）。

少数黑人为全体黑人的解放而奋斗，（注意：绝大多数黑奴，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变成了全体黑人为不被种族清洗出美国，仅仅为留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而奋斗；双方都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真是历史意识形态的讽刺。尽管美国由于战争成本预算的限制，而最终没有把黑人殖民地的战争计划付之行动。但是种族隔离政策，在全美特别是在南方，取代了奴隶制，继续成为黑人的牢笼。

美国内战从历史意义看，除了扩张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外，无非是将奴隶属于白人私有的蓄奴制，变成了黑人处于全面制度劣势的种族隔离状态，并持续了一百年！美国如果不发动内战，是否就不能废除奴隶制？联邦主义的R李将军获胜，美国是否还会重新统一？历史虽没有标准的答案，“最优化决策”却值得探讨。美国黑人一直过了70年！才得到“被解放”的好处。一百年后，黑人才得到了公民选举权！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颇为模糊的“自由”立场，象德国是不自由的，英帝国是自由的，苏联奴役东欧又是自由的……，多重标准让人尴尬。但如果是从英帝国传统的“大陆均衡”去理解两次大战的美国国际政策，或者更能看出，美国的国际“自由”，在两次大战之间，就是“势力均衡”，但美国除外，——>看上去，20－50年代的美国国际“自由”，是世界级的门罗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自由”口号，颇有点符合魔鬼三招。对内是人人私有财产的平等，不掏平均税就杀人放火，——>真的杀人！真的放火！（参考林赛报告宣传过程），对外就是扩张到越南这些地方，喊出“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全人类的自由，做了什么”。在官方财政上，则是大印钞票扩张预算；自肯尼迪到卡特共五个总统，都轻松自然地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60－70年代的美国自由主义，显然与米塞斯哈耶克等一直倡导，在九十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中渐成主流的“自由＝私有制”，两种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哈耶克等与之战斗终身，奋笔写下《通往奴役之路》，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前一种“自由主义libertism”，而不是在奥地利学派所解释的私有制意义下的Freedom。将前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更易于识别。

因此纵观美国社会历史中的“自由”的含义的变迁，可以简单地说“自由是个小姑娘，随你妆扮啥模样”。今天美国社会的自由，是两种自由的争斗，一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福利社会的，凯恩斯主义的）“自由”，而另一种主要是共和党体现的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自由。而在国际社会中的美国推广的“自由”，还是理解为门罗主义，更准确一点。

林肯解放黑奴，轰走黑鬼

美国的自由，在历史上有N多版本；
美国内战双方，都在自由平等的名义下；
杰斐逊和林肯“轰走黑鬼，土地留给白人”的解放黑奴；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接近于人权自主的社会，政治口号却基本上是“自由”。但实际上美国的自由，自从《独立宣言》和美国费城宪法制定以来，至少经历了几次不同意义的历史解释。在独立战争时期，自由就是北美殖民地独立于英王权威的地方主权诉求。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波尔克时期，则是美国人向西扩张，夺取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土地的权力，因为移居者有“占有荒野开荒成私有土地的自由”。

与此同时，杰克逊一直到林肯的新共和党（旧共和党就是今天的民主党，即杰斐逊主义党），他们口中的自由，就是联邦至高无上，不允许联邦各州退出联邦，也不允许地方各州拒绝联邦政府勒令的自由，换言之是国家主义，当时则称为“联邦主义”者。显然此联邦非彼联邦，既然联邦主义不是建立在国民主权原理上的联邦，则“美利坚联邦”就只能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这就是美国内战。

与新共和党形成时期同一时期活跃于南方的C.卡尔霍恩，主张南方地方主权，对抗联邦主义的同时，则认为“自由”是保持白人对黑人奴隶的所有权的“私有财产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当杰克逊高呼：“联邦也需要保护，谁破坏联邦就吊死谁，（意即联邦比个人更重要）”，卡尔霍恩针锋相对“自由！比联邦更重要，总统先生”！卡尔霍恩大脑中“自由的美国”，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的翻版。

如果撇除卡尔霍恩的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剥夺了美国黑奴作为自由人权的自由，那么仅仅从字面上看，卡乐霍恩比杰克逊和林肯的观点，都更接近于“人权——>国民主权原理”的本来含义。不谈谁对谁错（个人认为双方都有错，双方也有正确内容），仅以美国血腥前夜的争论来看，“自由”甚至在美国社会同一时期，都可以有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其相反的冲突程度，足以促成一场惨烈的内战。

美国内战之中如果是从意识形态的“主义”看，南方有卡尔霍恩－杰斐逊.戴维斯的“黑奴私有财产＝自由”论，也有R.e.李的“渐进消除奴隶制＋州主权不容联邦侵犯”论。真正担负起抗击北方的战争任务的，是后者而不是代表了奴隶主利益的前者。战败的R.李仍然被美国主流历史视为美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是否因为R.李捍卫了真正意义的联邦，政治上挽救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北方阵营中，也有林肯－格兰特－谢尔曼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取缔蓄奴制）论者，和L.加里森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本人甚至是联邦分裂者，主张北方脱离联邦！真正担负战争任务的是前者。美国内战就是一场双方都自以为是继承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在同一宪法下不同解释的内战。内战实际上是一场黑奴制背景下的“联邦主义 Vs 州主权”的战争，与解放不解放黑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将林肯是“取缔蓄奴制”，或者将废奴主义者等同于“解放奴隶”，是对历史认识的粗枝大叶。尽管杰斐逊第一个主张废除蓄奴制，并为费城制宪会议7：6决定保留奴隶制痛心。但杰斐逊真实的意图，却不是让合众国吸纳黑人公民。从杰斐逊到林肯，所主张的是禁止奴隶制，保证美国农业小自耕农化，而将黑人象印第安人一样，驱逐出白人美国的居住区，以降低种族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内战以前，北方州高呼自由平等的口号，要求南方“解放黑奴”的时侯，北方州自已却是种族隔离主义，把黑人赶走！当时黑人号称奔向自由，所奔向的是“北极星”的加拿大，而不是美国的北方州！林肯在胜利后，寻求的是将“被解放的黑人”赶出美国，送回非洲，或在南美开辟（隶属于美国的）黑人殖民地，——>林肯的大脑中，认为殖民地居民，是自由的；殖民主义不算是“侵犯自由”。

全盘西化可能成为全盘不开化

反思"全盘西化"可能成为"全盘不开化"；
（（全盘西化＋个体差别＋威权选择性体验）＝威权选择性西化＝马克思主义）
美国社会也可以被曲解的；
天无二日――>"人权自主"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法理标准；

利比亚战争在国内的影响，让笔者感到有必要反思"全盘西化"的提法是否易于被误解。笔者早前就已经将"全盘西化"，修改为"法制上全盘美式民主化"，现在看来，仍然不够。因为即使是最接近于人权自主的自由社会的美国，也有大量的历史恶法，如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案，沉淀在美国的法律栏中，直到在某一次诉讼中的确让法庭感到无法解释，才会真正提交议会废除。

因此只要有恒心，有选择性的筛选恶法，五毛信仰者们，完全可以从"自由的美国法制"中，找到全套"马列主义法西斯专制"所需的养料。而事实丰，全盘西方甚至在更基础的起点，就已经被拜上帝教的信仰污染了；拜上帝教将他们的个人信仰，当成了人类社会的"不成文法"，本盘西化成了"全盘基督教化"，"全盘天主教化"……！这显然和人权和民主，没有什么关联。

全盘西化需要框定全盘西化的内涵.但是在"民主"的法学定义都没有明确以前，全盘西化的提法已经被曲解，而变得有害的。象怪胎民主派，就完全忽视了今天欧美国家，在本土公民权获得上的苛刻审批，也忽视了即使象美国，居留权的放松，居留权与公民权，公民权与选举人权的分离，也是到1963年才最后合一（不包括居留权），更不要说每一个地区（主要是州）的地方内政的差别。

所以怪胎民主派，实际上是运用着马恩毛们在革命时代所主张的"全民投票"的法式民主，忽略了法式民主演变为后来世界上的独裁社会的血腥过程，换上一副民主自由的标签，重新开始了马恩毛的悲剧革命历程。因此，当马恩毛反地"西方"，如刘仰先生等热衷于对西方妖魔化时，马恩毛和怪胎民主派们，至少在目标的社会建构的形态上，是完全一致的乌托邦；群众运动（暴民运动）是他们共同政治观。

将"全盘西化"定义为实现今天类似美国的社会为目标，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又将"照搬今天美国的某项制度"，和"按照美国的人权自主的自由法理，一点点改良当前社会"的两项目标，非常近似却也非常致命地混为一谈。原因就在于，象中国和美国，毕竟有大量的区别；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全盘西化，（起码中美两国的人种衣服的体格，就不能全盘西化），结果也必然是"选择性西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中国的路径可以表达为：（（全盘西化＋个体差别＋威权选择性体验）＝威权选择性西化＝马克思主义）。

一旦跳过"人权自主至高无上"的法理限制，客观条件限制下的"有选择性""全盘西化"时，不同的社群，就会从各自的主观上，挑出自已最喜欢的内容"西化"，结果就是计划经济的西化来了凯恩斯主义，毛左派西方来了通往奴役之路，拜上帝教西化了只有上帝才能教中国；怪胎民主派西化来了"美国人一个ID均贫富"，国企利益集团西化来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反托拉斯法打倒民营企业垄断"……

连美国的法制环境中，也可以选择性的过滤出足以体现马恩毛内核的材料。整个美国多元社会，条件所限而不得不有选择性的"全盘西化"，与全盘不开化，实在没有不同之处。美国社会也可以被曲解的，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上看，这种曲解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合法的，因为个体价值观的心证，是科学实证的最后归依。这一条，是笔者接受"全盘西化"口号时，考虑不周到的。

"全盘西化"如果作为一种"小政府进程"的描述修辞，但如果将其与"人权自主不可侵犯"等价，则直接侵犯了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要求；从而出现"为了全盘西化而否定人权"的可悲结局。因此当全盘西化出现如此之多的歧义时，只能将其放弃，确保人权自主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民主进程的唯一法理标准。其道理如同"自由"如果与"人权自主"冲突，则以"人权自主"为标准，放弃自由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逻辑混乱

马克思主义小农意识没有意识到"产能过剩"的惨重代价；
马克思主义将"产能过剩"视为财富，把资本主义的"萧条"视为挣扎；
农业时代的阳光土地令小农意识忽视了"可持续性"是生存的关健条件；
英国重农学派与中国传统的急农和茅于轼的耕地红线；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民粹哲学，将一知半解的现代名词，辩证得一塌糊涂地，将小农意识里所有肮脏的东西全部包装起来，专用于各类民粹政治项目。中毒者是不缺信仰的自我说服，在辩证自闭的自洽循环里信仰升华，嘴里念念有词"刀枪不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不顾身冲向无辜者的自卫红线；如果不坚决将其消灭，多半就是惨遭其残杀！

马克思主义混乱的逻辑，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小农意识自以为不可怀疑的真理，所谓"生产创造价值"。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创造价值"的逻辑结论，对其残酷性的正义掩饰，对人与人的差别高度妖魔化，对人与人的平等沟通完全否认，一意孤行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已，必定是宇宙终极真理的一种意识形态，――>希望不会错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因为笔者觉得"传染性精神病"似更为合适。
如果从交换创造价值"生产需要成本"的角度，不难理解产能过剩所意味着的毁灭性的信息。但是如果是从小农意识"生产创造价值"出发，产能过剩就等于"点石为金的功能极大发展"，也就难怪马克思主义会将资本主义的产能过剩，视作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将资本主义的萧条治疗，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整，视作"市场不理性""垂死的资本主义"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危机！

小农意识的"生产"，除了自已劳动力的投入，很少有成本投入和可持续性问题。今天所称的化肥农药之类，已经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去考虑了，而在农业时代，只要土地有肥力，阳光雨露正常，所谓"风调雨顺"，撒在田里的种子，自然就能收获相应的粮食。只有在土地本身是有使用成本的，比如说劳动力成本或农业税；才令土地经营者，开始考虑成本要素的"可持续性"。在英国就出现了圈地运动。

因此小农时代的农业，可持续性是由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提供的，从而就令小农的思维方式，有了"资产是自然增殖"的食利的基础。历史上自罗马时代起，也确实有农场种植园主，将农场作为单一的资产，从中收取年10%-30%的产息，而将经营交给某一固定的奴隶（一般是释奴）领导下的一群奴隶经营。这种种植园，是后代的农奴庄园的雏形。

既然土地产业时代，是不需要考虑可持续性的，有了土地，除非发生santorini火山爆发那样的大灾难，否则有了土地就有了产出；因此土地的产出与其他类型的产出，在一些人看来，就有了特别不同的，甚至于是神圣的意义。17-18世纪这间，英国出现了"重农学派"，就认为人类一切财富都来自于土地；仅仅是经过"经济学"再重新分配。重农学派的观点，中国人不会陌生。

古代的商鞅，"现代左派骂茅于轼"，"美国人要饿死中国"，"中国粮食要自力更生"，还有毛主席饿死几千万人后，"忽然发现粮食很重要"的"以粮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几乎就是全套的重农学派观念。在英国，重农学派显而易见与当时的圈地运动的深入有密切的关系；道理也与今天茅于轼反对耕地红线，以国土粮食局为代表的对茅于轼的人身攻击的理论，大同小异。

重农学派实际上是将"无须成本投入的可持续性"当成了价值的来源；骨子里就是小农意识的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或者说，忽视了土地的"可持续性"也是需要投入的，否则地力就会下降；又或者说，忽视了人类社会每一项合作，都必须以可持续性为前提的。圈地运动之不可避免，就在于成本高涨时，土地业主如果不改变经营，就会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最终将因入不敷出而丢荒。

牛奶倒入大海，创造了什么价值？

生产本身不是资源，而是消耗资源的过程；
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垃圾永远是过剩的；
牛奶倒入大海，创造了什么价值？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要关注成本的"主义"；如果算得上是主义的话。所谓资产阶级，就是替人干活有胆量伸手要足工资的自私自利；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积蓄投资的私已钱，可以留给自已养家糊口送终的唯利是图；所谓人权就是没相干的人要你免费干活可以说"不"；所谓私有制就是牛二正义卫道要拿你的血汗钱替天行道，你可以拿家伙操他妈十八代祖宗的，大刀只管向正义鬼子头上砍去的"蛮不讲理"。

所以资本主义就是劳动者自食其力，不做寄生虫更加不做奴隶的主义。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如果有那头信仰王八说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那就让他滚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队伍里，为立志当上按需分配的寄生虫而奋斗终生好了。被马克思主义者污染了大脑的人士，将大萧条的"生产过剩"，视为"资源短缺"的不准确，而自以为"过剩的生产就可以按需分配"。显而易见地，他们把"生产"当成了"资源"。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只需要重新套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生产创造价值"，那么价值是资源，生产也是资源，"资源创造资源"，没有人类什么事了，――>看出荒唐，但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理解世界的。所以会说"资本会自然增值"。如果是从实体对象方法论，可以看到"生产"是对资源的消耗，生产消耗的是资源，购买生产成果的购买力是资源。

生产本身不是资源，而是消耗资源的过程。因此大萧条的"生产过剩"，恰恰就是"资源短缺"的同义词，即成本短缺以致销售价格不能下调；而消费者能调用的资源，已经不能消化生产的产品，同样是资源的短缺。是资源的短缺导致生产过剩。正如粮食的供应缺口，会导致所谓的人口危机，而不能说人口过剩，令粮食按需分配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用辩证法，把对立的"短缺""统一"成了过剩。

如果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只不过是（原料――>产品）形态的转变，如果能够补充成本，即成功实现了市场销售，那么就是新的社会资源；如果不能补充成本，就是多了一堆谁也用不上的垃圾，完整流程就是（原料――>产品――>垃圾（污染）），短缺的永远是原料，不缺的永远是垃圾。马克思主义正是将垃圾过剩，当成了"价值过剩"，而油然而生"按需分配"的正义感。结果就在饥饿中枕席而亡。

大萧条中牧场把牛奶倒入大海，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腐朽的象征；――>大概他们以为那些牛奶，本来是给马克思主义者免费喝才对。（注意，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购买力资源不足）。把自已的血汗产品倒进大海里的，当然不是什么大资产阶级，而是已经在牛奶牧场产能投资过多，背了一身债的劳动者而已。

田纳西州的农民，辛辛苦苦的牛奶，千里迢迢运到纽约；原来的经销商已经关门倒闭，市场要求的买奶价格，不到牛奶成本的一半！倒牛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在这些老实巴结的农民心里，恐怕只是两个字：悲愤！当你是这些农民的时侯，你是卖牛奶，还是倒牛奶？你是回家继续把牛奶赔钱往纽约送，还是回家把奶牛宰了？

如果这些含辛茹苦的资产阶级，不是忍痛把自已的劳动产品倒进大海，那么几百万的产能投资就全泡汤了。而继续生产牛奶的每年一百几十万的流动成本，不足是谁付这笔帐？笔者相信，如果凯恩斯主义者愿意让纳税人支付这笔成本，这些资产阶级是很乐意做些免费送牛奶的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大萧条的农民会把牛奶倒入大海，广州春节花市的花农也会打烂卖不出的鲜花，道理一模一样。

当大萧条刚开始时，所有人都以为萧条会迅速结束；那么到底是明确宣示成本底线，"宁愿坏掉也绝不降价"，让持币观望的购买者入场购买，至少能以此确定需要报废的产能好呢？如果几万美元的牛奶倾倒能够挽回几百万的损失中的大部分，那估计只有无私的王八才不会这样做的。将"倒进大海"视作实物销售的广告，对于产业投资者来说，难道不值得吗？现在那种广告花钱不是山里海里去的？

扎瓦赫里：从郊区医生到基地组织头目？

路透开罗5月3日电(记者 Tom Pfeiffer/Marwa Awad)---继本・拉登後最有可能执掌基地组织的人并非出身于开罗拥挤的贫民窟，也没有在任何的宗教学院或神学院形成其好战思想。

相反，出生在埃及的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ri)是在开罗郊区的迈哈迪(Maadi)区长大，这里到处是深受西方国家人士欢迎的舒适别墅。他就读于开罗大学，并取得医生资格。

这位药理学教授的儿子在他这一代人中并不特别。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对上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主义者的境遇感到愤慨。当时，埃及正在社会主义者纳赛尔的领导下向苏联一党式国家的方向发展。

数以千计的人因被怀疑进行颠覆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扎瓦赫里年轻时的偶像之一、穆斯林兄弟会杰出人物--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以试图推翻政权罪于1966年被处决。

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伊斯兰运动专家Khalil al-Anani表示："扎瓦赫里是纳赛尔政权的众多受害者之一，他们有着深刻的政治不满并对埃及在1967年被以色列打败感到羞耻。他长大後成为了一名激进分子。"

扎瓦赫里跃升为基地组织二号人物，并在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後成为领导基地组织的主要候选人。

扎瓦赫里1951年出生于开罗一个望族，祖父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清真寺之一的阿兹哈尔(Al Azhar)清真寺的高级神职人员。

20世纪70年代，当他还在攻读医学硕士时，扎瓦赫里便在随後演变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活动中表现活跃。

对于扎瓦赫里是天生的好战者还是因反对埃及对伊斯兰主义者的镇压而变得如此，认识他的人对此看法不一。

扎瓦赫里曾因与纳赛尔接班人--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身亡有关而遭受审判，他因非法持有武器而入狱三年，但主要罪名被判不成立。

上世纪70年代曾同扎瓦赫里一起在开罗大学读书的人回忆称，当时的扎瓦赫里很活跃，去电影院，听音乐，并喜欢同朋友开玩笑。

曾同他一起学习的一位医生称，"当他出狱後完全变了一个人。"

其他人称，致使扎瓦赫里走上政治暴力之路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同年萨达特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完）

 

2011年 5月 4日 星期三 16:36 BJT

路透社

股民的民主素质可能较高

股市不可能离开经济，经济不可能避免政治的影响；
股民是中国民主素质程度最高的社群；
理解了中国的经济，也就理解了中国的股市，也就理解了中国的民主；
忠告立志当股神的五毛，比股民更要多学一点经济学常识；

 

有些股友，将笔者的股博称为“股评”，笔者是不高兴的。笔者公开部分实盘记录，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在这个市场中的投资应变的经验；不对任何人的操作构成建议，笔者也反对股友跟着笔者操作，为免一些股友误入歧途，明知大一点的资金量，与小量资金的操作不完全一致，也不加说明；以免没完没了地，就成了股评；——>亏损的经验，可以更好的教育一些股友，学会独立思考。

笔者避免测市，不是道德信仰上的原因，而是测市是测不准的；但笔者仍然有时会预测后市，作为自已操作的依据，并用自已的真金白银实践之。股神们的操作是“扬名立万收集追随者”的，所以他们如果作股评是引诱散户跟进，或者谩骂不跟随他们的散户。股神的股评是让散户花真金白银，实验他们的“股评”，尽管股神自已正确的机率，不会超过50%。这就是笔者与很多股神（股评家）的不同之处！

曾经有一位知名的股评名博，首先声明：“本博客只谈股市技术分析，与任何政治无关”。在一个可能因言获罪的社会里，这位名博的谨慎经验，完全可以加以理解。笔者仅指出，股市不可能离开政治，被政治干预的股市，就已经不存在技术分析；其次，中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用茅于轼的话来说：“天天说言论自由，现在让你说，你又不敢说了”。

笔者公开部分实盘博客，只不过是因为股票确实是很多买卖股票的读者关心的；而这些读者也必然在中国市场里，因为股市被操纵，至少曾经损失惨重过。中国的股民实际上是中国民主素质最高（最密集）的一部分社群，因为从股市就可以开始关注经济，经济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纽带。所以股民中能够理解“行政干预就是对社会的最低效的税收，自由放任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笔者的股文，并不是为了让股友赚到钱；（那是股友自已的事），而是让股友明白，是什么外在因素，让大家总是亏损了钱；回避风险的要点在那里。跟从党的指导赚钱，当然可以回避最大的风险，问题是党的指导是含混不清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当党的意思明确后，基本上就是行情转势的时侯。又象打压小盘股，更多是各路股神挟制管理层干预市场，而不见得是管理层本来的意愿。

股神们的“技术”特点，就是总是错误估计了市场，然后鼓噪管理层为什么不管；终于借管理层“惩罚了市场”，股神就欢欣鼓舞：“瞧股神测市就是准，股福音早就预言过了”！对大小盘股价的有分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股价应该让市场自然体现出来，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去体现，这就是笔者一贯不变的立场，笔者从来祝大盘股信仰者好运的。一个完全没有行政干预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赚钱的市场；一个完全没有行政垄断的市场经济，是只有很少失败者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富不过三代”的同义词是“穷不过三代”，市场经济自动消除贫富差距。

一些股神爱好者，不以管理层现实干预了市场为批评依据，而是以笔者持有股票有帐面损失而否决笔者对市场经济意义下的公平要求，是很有趣的五毛逻辑。坐视管理层操纵市场，不管批评管理层，却卖弄股神“猜政策牛逼”，有脸面批评市场，批评自费的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同样可以在股市里，找到最好的例子！——>笔者的感叹，最早也正是从欣赏股神评论家的五毛言论时发出的。

对于一些希望“技术”测市换取一点五毛信心的股神们，笔者忠告一句话：当散户已经有点经济学的常识，知道中国股市的低迷，是被各级管理层内内外外干预造成的恶果；那么五毛股神再摆五毛posture，就再也没有市场了；五毛自已信心可以爆棚，没有人反对的；只不过人人鄙视五毛股神们，连最起码的经济常识也没有。当股民们都有了这般最起码的常识后，管理层干预市场，心理压力就大一点了。

混淆了证人和法官角色的理性主义

混淆了证人和法官角色的理性主义；
读书学习中的理性主义；阅经，权威；
打倒了米塞斯哈耶克，人权就不是人权了吗？

 

理性主义的权威思维，混淆了彼此个体观点上的法官和证人的角色，造成了可笑的追求绝对的真相，追求绝对的公允价值标准（西方常称为自然法标准），追求谁是对方个体利益的更高级权威，追求那个权威是宇宙真理的绝对权威等等，陷入到这些可笑的“真理”辩论之中。此类争论本来就无所谓对错成败，陷进去的就是脑残，越是认真投入的，越是不可救药的。

这些违反个人主义原则的蠢猪式的理性主义脑残们，在自已的观点把握上，将自已当成了证人，将争论的对方当成了他自已的奴隶主（法官，君主）；搜肠刮肚的向他自已的不特定的主子们，申请拥有自已观点和处理自已利益的临时许可证。但是当涉及到别人的观点和利益时，他们又自以为成为别人的君主，成为别人的观点的法官，将别人当成了别人自已的利益的证人。

倒转了彼此利益决策权的“证人与法官”的关系，是传统文化观念的人们非常奇特的脑残错位，也是理性主义者必然与公有制结合的思维定式。混淆在（或根本没有区分）证人与法官的关系，第一意味着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也就没有个人观点的余地；第二意味着任何利益、财产、观念，将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方式分配；第三追求成为理性主义的权威，成为唯一利益自保的手段。

倒转了彼此利益决策权的“证人与法官”的关系，现实例子之中比比皆是。三纲五常时“个人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里轮到当事人吭声”，就是很好的注脚。现代股市中，看好看空，买大买小；本来是投资者个人财产自担风险的投资行为，却变成了“那种才是理性投资的真理”标准答案。如果市场走势不符合“辩论出来的真理”，理性投资们就呼吁看得见的手，强制市场“纠正错误”！

又如读书学习所得的知识（先不谈对错），书本的作者本身是对书中的个人观点负责，对于所有读者而言，书中所叙事项无非是作者提供的一项证词；精钻这些书本的学术精英，更无非是转述作者的观点的另一个证人；作者观点是否正确，转述者对作者的观点理解是否正确的裁决权，在读者本身，——>读者才是书本观点采信的最高法官！

在阅读学习书本知识上，法官大人（读者）如果认为转述者不正确，就disable其证言；如果认为作者不正确，就disable其证言；最高法官可以完全不看这本书，就disable该书的引证；此乃疑证从无。因为读者自已，是对读者自已观点负责的法官大人！但偏偏就有一些超级读者，可以从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出理性主义来，成为权威的哈耶克分子。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将哈耶克“权威”起来了！

有了权威，就有了歪曲权威的利益价值；也就冒出无数的“权威的权威的转述者”。哈耶克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要紧，（本来就不要紧），要紧的是哈耶克分子对哈耶克大脑的权威的解释；马克思是什么意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对马克思的权威的解释，被断章取义的米塞斯说过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抹黑米塞斯的分子们，一口咬定“米塞斯就是这意思”；全是老套的五毛手段。

当米塞斯和哈耶克，也被信仰分子们权威起来后，笔者天无二日大学无书的逻辑认识体系，就发挥了作用；——>试问笔者有那个观点，是援证于米塞斯或哈耶克的著作？那一观点耦合depend On米哈两个大师的观点解释的？没有！笔者仅仅是说“独立得出了与奥地利学派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 ；“发现了哈耶克和米塞斯”。信仰分子就算打倒了米哈两位，充其量是说笔者“理解米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