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困境和美国南北战争

农村民主改革的困境是全国民主进程的缩影；
中国农村民主改革的困境正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废奴的困境；

 

为抑制农村公有制社会的腐败化而搞的“民主化”，成了“黑社会动乱化”，正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艰难的缩影。那些口口声声批评政府“道德败坏”，和政府口口声声批评国民“道德败坏”的信仰分子们，只不过是走在卫道公有制的反民主的路上。农村基层的民主，只能从私有化开始，按私有化的程度衡量民主的进度；公共投票只能建筑在“私有利益”的衡量上，这就是民主进程的瓶颈。

如果有由上而下的权威，就以权威实现私有化，就象杰斐逊的西北土地法案一样；如果不能，就承认土地贵族对农村基层利益的垄断，暂时不理它，直到周边社会经济基本私有化后，农村土地贵族对本地利益的垄断，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经济压力瓦解。这就是当年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所面临的处境，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城市对农村，甚至还不具备当前美国对北方的政治优势。

中国农村基层与世界后进社会如阿拉伯等的农村基层结构，并无特别的不同。在农村金字塔的顶层是“代表了农民利益”的土著贵族，他们反对户籍制度的原因是避免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在土著贵族下面是相对强势的小康农民，包括能够跑到大城市上大学不想回家的移民精英，次一等的包括跑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这一批人中反对户籍制度的，是表达脱离农籍的期望，问题在于他们向无关的市民索求。

这些移民精英就是中国小农意识的弱点，他们给A（农村贵族）糟塌了，却埋怨B（城市居民）占了他们的便宜；指责B（城市居民，富人）是既得利益者，然后渴望C（公有制特权阶级）狠狠惩罚B（小市民），直到小市民和他们在农村的乡亲一样可怜，这些小农牛二就认为世界终于均贫富了，终于公平了。他们这种平均主义理想，歪曲成“西方没有户籍制度”，就成了所谓的“自由，平等”。

无论是农村土著贵族，还是城乡移民精英，他们都声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不过事实上大部分高校毕业留在城市的移民精英，根本上不是农民，而是小城镇的居民，属落后地区的市民；但无论他们是否是农村的一分子，都只是农村社群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留守的农民们，就象黑奴一样默默无声。在舆论上，他们只不过是被他人代表了利益的“五分之三计数的黑奴”而已。

如果认为在农村底层居民会“农民起义”就错了。就象美国黑奴制度下的几乎没有反抗一样（最大的Nat Tunner起义，白人死亡56人），农村底层居民也几乎没有反抗。真正闹大的群众体育事件，是有点号召能力的土著贵族，因为自已的利益和高层冲突而闹起来的。因此在上级部门看来，这类事件具“黑社会性质”，其实不过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正常反映。其实国企特权工人的环境也类似，如通钢。

这就是持农民主义者如毛教徒等难以理解之处，农民几乎不会因为他们被顶头贵族压迫而反抗，却会跟着当朝大帝闹革命；但当朝廷有点开明地为他们谋利益时，他们多半会跟着土著贵族搞群体育事件；逃出这个圈子后，又会埋怨别人的社区人情冷漠，不象他老家的平均主义。这种现象是类种姓制度下的思维特点，并非中国所独有。无论是美国信基督教的黑奴还是印度的贱民或者阿拉伯部落，一律如此。

原因就在于类种姓制度（即公有制）下，社会资源甚至个人生命都掌握到德高望重的代表之中，生杀予夺顺彼者倡，久而久之就形成条件反射，以对顶头权力的顺从换取尽可能多的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将奴隶主或农村土著贵族，想象成冷酷无情的刽子手，也只不过是“农民起义幻想者”的臆想，“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无论在东西方，都是由奴隶主提出来的，象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