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批斗大会和文革批斗大会异同

运用"鉴定左棍的金标准"鉴定不同生活环境中的左棍；
拒绝人权私有原则："声称拒绝"与"因他人承认而攻击他人"是不同层次的行为；
"听其言，未必真；观其行，不会伪"。行动胜于言语；
互联网匿名条件下，"隐瞒私有制原则"不必要，批斗人权将是最恶毒的攻击；

人权私有是鉴定左棍的金标准，所有鉴定方式仅仅在于如何贯彻此一金标准，排除"战术性否认"的情况。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经历过被宗教迫害的年代（绝大部分情痀是被他们自已的教派争端所迫害），因此都有"面临被迫害的危险时，可以否认自已信教"。因此如果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极浓厚，仅仅公开宣称"我接受个人主义（人权私有）的价值观"就会遭到围攻和迫害的情况下，否认自已对私有制原则的完全接受，并不能够证明此人是左棍，——>注意"自已表面上否认人权"与"攻击他人的承认"是不同的行为。

自已否认对人权的承认，但并没有攻击如他人的接受，此种人仍然可能是接受人权私有制。这种情况广泛可见于很多官方的和知名的"偏右"的学者，象茅于轼就是一个。而一旦攻击于他人"接受人权私有"，就意味着此人是现行的"侵犯人权/意欲侵犯人权"，必定是左棍无疑。这就如同绝大部分人不会否认"我可能会杀人"，并不能说明此人要杀人犯罪；但一个人的行动已经是杀人，或声明要杀死某个、某类人（甚至是嫌疑犯），意义与"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自卫可能会杀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左狗派经常要混淆的概念。

反之，在一个公有制传统文化氛围极浓厚的社会中，（也将意味着浓厚的文革氛围），也可能出现一些人"我是你们一伙的"伪"个人主义"者。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把"人权私有的个人主义"视作文化大革命党团中的"此派彼派之一"。因此无论是否在表面上承认"我承认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即"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个体对此原则的信守，取决于他方观察其在行动上上的贯彻。此可以称为"听其言，未必真；观其行，不会伪"。行动胜于言语；——>在互联网的匿名条件下，最攻等级的侵犯人权，是针对个人观点的批斗大会。

在现实生活的实名状态下，个体承认接受私有制的高风险，无论是从批斗大会，还是从文革的革命实践，以及从今天围绕着茅于轼和袁腾飞老师（这两位其实还是偏左的）的现实围攻，都足以让"个人否认接受私有制原则"，成为一种可以被私有制（利已）原则接受的现实妥协。这样一种妥协，又常常被基督教马恩毛孔儒等左棍，指责为"没有诚信"；持此类指责者，至少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称得上是"数典忘祖之叛教言论"，除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已信仰的宗教，根本上就是一些举着基督教的旗帜"我是基督一伙的"伪信徒。

但是目前的互联网仍然是匿名，——>这也正是互联网匿名的好处！就算是左棍招开批斗大会，也没有能力伤害私有言论者，——>除非你自已暴露了隐私！其实也意味着此人已经违反了私有制的自保的、不谋求道德优越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开承认接受人权私有制，充其量只是遭受到左狗（一般也是匿名的）批斗大会的攻击。只要具备正常人的雍容大度，这种批斗大会只不过是精彩上演的左狗连续剧，告诉我们左狗大三阳的东东，都底有那几种演技，还有那些新变种。如果你比正常人的心理素质差点，把博客评论关了就是了。

因此在互联网的匿名条件下，匿名者不存在"否认私有制，否认承认资本主义以自保"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将"攻击他人对人权原则的坚持"（注意"攻击"的宾语）视为事实上的不承认，就可以统一"互联上匿名"与"实名制"的区别。这样"听其言，未必真"的逆定理"听其否，必为左棍"就成立了。换言之，对人权原有制原则的拒绝公开承认（自我信仰的范筹）并不构成左棍的充分条件，公开声称"我是人权右派"的意义也不大。人权私有制原则鉴定左棍的方法，就是"承认者，未必是真；否定并攻击者，必定是左棍"。

科学要求逻辑一致

软件工程中的分析文档，伪代码，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科学要求逻辑一致，"逻辑一致"指对象概念前后一致；
伪代码帮助确定对象概念的逻辑一致；不涉及命题真伪；
社会科学的（文档，伪代码，代码）与社会哲学的（论文，引用，注解）的区别；

如果一些读者，以为笔者是使用代码，作为"论证证据""帮助理解"，那就是会错了意。笔者的博文基本上相当于通俗解释伪代码的说明文档。如果能博文阅读都觉得艰辛，那么伪代码不会提供任何理解上的帮助；更不要说正式的编码了。笔者的伪代码的用意，也就与软件工程的伪代码的用意，一模一样；是帮助软件工程师（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经理人员之间的沟通的逻辑桥梁。同样以引用代码的文章（如论文，博文）为基准，伪代码－代码在系统工程中的作用，相当于传统论文中的"参考文档，注明出处"。

一项MRP,ERP这类业务流程重组的软件工程（BRP），项目经理绝不是掌握着"最优解决方案的仙师"，而是帮助业务经理（通常是一把手，或下任的一把手）检讨业务流程，确认那些环节在业务逻辑上是合理的。那些是重复的；那些是脆弱的；那些是不宜电脑解决的；那些是信息技术可以代替的……，一个个环节优化，因此而提高了流程的效率，降低了业务成本。确认是否尝试"更新"并承担失败风险（成本）的是业务经理，而不是工程项目经理；因此确认环节是否合理是双方的技术意义上的共识，是否采用仅取决于业务经理。

业务经理是看不明白代码的，但必须理解说明文档；并能够在顾问和工程师的帮助下，校验伪代码是否与文档解释相匹配。而执行工程师（程序员，及狭义的项目工程经理）和测试工程师，就分别参考伪代码，设计出相应的程序和系统结构，确定编码量、硬件标准和测试用例。同样具备相应的解释文档。最后这一系列文档，如果不打算外协开发的话（印度目前提供的外协性价比最高，韩国手机软件外协的性价比最高），就需要在内部安排预算、人力和时间，完成编码和测试。完成编码的人不是各程序员，一般叫编码员(Coder)。

了解商业流程软件工程的两个环节，可以帮助理解实体社会学与"编码，伪编码"之间的关系。业务项目重组的分析和解释文档（相当于笔者的博文，或一般的论文），供业务公理和公司管理层理解，如有歧义，请参考相应的伪代码；工程人员如认为伪代码功能不能编码实现，必须预先指出。分析和解释文档解释了"why"，伪编码解释了"what actually is it,how to proceed",具体的编码就是"make it work"。后者的工程技术细节，不需要业务专业经理了解。整个流程中，没有哲学的位置，最忌惮就是任何一方的哲学，辩证法。
在社会学领域，"老板"就是公众，"业务经理"就是政府；"BRP"就是"改革"；"博文，论文"相当于"BRP的建议，分析，解释，why,how,工程步骤、细节，预算"等等。公知的道德文章，社会学角色类似于"博文，论文"。作一对比，可以理解公知文章，与BRP文档的关键区别：
1)BRP提供分析文档，要求尽可能解释清楚；概念和环节易混淆处，可以通过伪代码澄清，——>参考的是澄清概念的伪代码，目的仅仅为了保证概念一致；与调用该概念的命题真伪无关；象"什么是左棍"（概念）与"左棍是不是畜牲"（命题）无关；概念抽象是否与现实生活相匹配，取决于每个人的心证校验。
2)公知的道德文章,要求政治正常,道德高尚,博大精深;概念和环节有争议处,要求提供<圣经,圣人>的出处;——>参考的是权威圣经注解,保证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显然，与伪代码的"澄清概念"完全不同；但是角色与诸如"（朱熹）对论语的注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神学家对各自圣经的注解，与列宁和毛选（对马克思圣经）的注解相似。

软件语言是严格的数学逻辑，可以描述一切实体

软件语言是严格的数学逻辑，可以描述一切实体；
软件语言只局限于描述实体，不能描述"不可测"的偶然性；
"万物皆实体"的奥卡姆法则，及"议论哲学家，但不讨论哲学"

"objects is everywhere,everything is objective，万物皆实体" ，这是《Thinking in Java》的启蒙句。但不等于所有对象都需要完成编码。仔细阅读过《Thinking in Java》都会对启蒙篇中，作者示范性地对"Class Flower,Class Tree"（演示对花和树的建模）编码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作者仅作为示范性的"every thing can be objective"的建模编码；但是按照笔者在历界新员工培训中的小调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所有笨得一字一句敲打过这段编码的人，都掌握了java技术；所有明得一掠而过的人，几乎都是半途而废。

原因就在于，如果不是对"everything is objective "这句话有了初步的理解，不会真的去敲打这段编码，看看是不是真的可能反映最简单的事物；如何去反映；只有完全没有感受到"objects is everywhere"的人，才会以为"这不是软件秘笈的关键内容"，一跃而过；——>不求其解，不注意理解基本的概念，只想着立刻拿到绝招金钥匙，不但是"民主革命/改革派"的通病，同样是中国教育的通病。大概因为这样的原因，有人越来越不喜欢笔者的博文，因为口号越来越少；有人说博文是自动翻译的，因为没有汉语八股的抒情美感。

软件语言是严格的数学逻辑，但仅仅是一种用数学方式表达的语言；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哲学。软件语言可以对任际存在的实体建模，用代码表达之；但不能代表不存在的实体而论证之！软件的确可以虚拟现实，但前提是必须存在"对应的现实"，软件不可能以"虚构的现实"作为社会学的任何论据。这是软件语言（或者数学）与哲学之最根本的区别，也是软件技术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限制。因此《Thinking In Java》的作者尽管几乎指出了"面向对象"的思想精华，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就将犯下重大的"形而上学"的错误。

面向对象的建构（编码）使用随机函数，可以模拟不确定性的发生，但是随机函数是第三方观察的，在主谓宾角色明确的社会科学中，不能使用随机函数仿真"个人主义，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其道理正如量子力学之中，无论多么强大的计算机，尽管使用随机函数模拟的"不可测原则"是多么逼真，但只是从第三方观察的角度模拟（不可同时测定（速度＋位置））粒子特性，不可能以此克服不可测原理，预测粒子将在何处以何种速度出现。类似的还有，可以用随机函数表现弹着点的黎曼散射，但不可能预测每发炮弹的准确弹着点。
ps:有些不理解"不可测原理"的哲学家，把"不可测"当成了"不可知"，从而把量子力学说成是"哲学"；

道理完全相同的就是，除了可以断定是利益自利的以外，人权主观的价值判断及其选择行为的结果，尽管在发生后对于他人是一个客观结果，但是就其预测而言，对于他人看来是"不可预测的"。（事实上象自已将会爱上谁，甚至连自已都不可预测）。因此尽管在诸如BRP等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需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如战场指挥员）的环节，可以使用随机函数加以模仿，（测试实例和演习即以此为据），但实际上除非是按被信赖的操作规程、条令、契约……提供可预测的参考，否则责任人的判断也是不可预测的。

奥卡姆法则之"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可视为"万般皆实体"的同义表述。因为立足于哲学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东东"，并不是实证科学所能表述和研究的实体。大白话就是，你的个人存在对我来说可能是实体，但是除了你我彼此所共约的认识，其他仅仅是你大脑中博大精深，不是我所理解的实体；反之亦然。因此奥卡姆法则绝不是说哲学家无权认为自已大脑里转的映象是不真实的，（注意主谓宾），但这些映象对于他人来说，并非必然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说，"研究哲学家"（实体），但不理会他的哲学（非实体）。

集体主义的中国梦从来不是梦，连恶梦都不是

集体主义的中国梦从来不是梦，连恶梦都不是；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但是强调诚信人必定是左棍；
竭斯底里的道德明星，既不是经营者，也不是消费者，甚至不打算成为消费者；
指责股市的股神，既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股市投资者，却恨不得中国股市死掉；

老实说，咱国的"公共舆论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地中国梦，全是集体主义的好精神。所以公知也很乖巧地不敢在面对公共商业环境之恶劣，却能对无权无势的平民投资道德，高标准地严要求。人家生意还能支挺得下去，公知们就鸡蛋里面挑骨头，指责这些平民投资"没信仰，不诚信，没暴利（不分红）"；人家真的赢利了，就"均贫富，要向弱者倾斜""肯定来路不正"；人家的确亏损了，就骂"垃圾股，比不上有特权的国企经营"好……，总之就是，市场总是有罪，国家为什么不管！——>这不是中国梦，是什么呢？

昨天看到叶檀骂了半天"没诚信"，没有说出半条论据，——>论点过剩，论据严重短缺，——>但举了一条例子，大概是说某公司（忘了那家），上市几年后，变成了负债80%，云云；故而道德良心发作。但是如果仅仅是叶小姐提供的这些供词，则只能说明凯恩斯主义环境中最正常的逐利避险行为，（自然，在信仰者眼中，逐利就是没诚信）。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债权人受损，债务人受益，欠债的是大爷，有钱的是孙子。所以与其拿着融资"圈来"的钱做孙子，不如借债再欠款做大爷。叶檀指责别人，却忘记自已支持凯恩斯主义。

叶檀小姐给人的感觉是"观点缺乏一致逻辑的一连串主流术语"；也没有"人权不可侵犯"的底线。但是如果对比公知评论员的话，叶檀其实还算相对比较忠厚的，偶尔还能冒出几句人话。咱国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专攻道德，兼修几句主流术语的文学家；咱国的其他学家，其实也是专攻道德专业，兼修某类专业术语。专业作文全部是"道德极大高尚，缺乏逻辑一致的一连串主流术语"，没有"极的"，只有"更的"。最简单的判断特征：诚信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信仰是个人的；因此强调"没诚信啊，没信仰的"的必定是左棍。

但如果再到诸如新浪财经版去看看民间股神的占卜，就连主流术语也没有了，只有占卜术语下的一连串的道德高尚；唯恐民营不死，唯恐股市不死。这些体制内外的国产股神学者们，在实体经济中，民营企业在公营体制的压迫下，奄奄一息，他们就骂民企，没有国资委吹嘘的那种"暴利的极高效率"；个别民企熬得有点生气，他们鸡蛋里面挑骨头，不是不够暴利就是没诚信。他们自已不但不做生意不做生意难，甚至不是所指责产品的消费者，却能竭斯底里地妖魔化市场经济，妖魔化民营企业（如食品安全），"反转基因"……。

这些体制内外的道德公知们，对待公营体制下的中国A股，也同样是拿着西方市场经济的高大全，对中国民企如创业板，作高标准的严要求。西方股市明明是散户市，咱国的公知就妖魔化中国的散户；西方从来没有"强制分红"，中国公知就能说"强制分红，以证诚信"（叶檀）；西方从来没有"国企不垄断，难道让私营垄断"，更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梦，但是中国的公知们，就能够用西方企业盈利水平，要求中国的民企，具有克服所有制度障碍的"成功学"神技。他们为什么不要求中国实现"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市场经济呢？

笔者可以理解，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公知越是民粹，越是围剿资本主义，过剩的道德和良心，也可以赚来更多的愚民粉丝，也可以为大革命的煽风点火，作出一点贡献。他们认为，这就是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相反，如果不是象笔者这样一直匿名，任何实名的学者，如果启蒙"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资本主义，必定会落得，连米塞斯和哈耶克都不如的屌丝下场。象茅于轼那样，几句人话，就被公知带领着人民群众喊打喊杀，算是很温和的待遇了。集体主义的中国梦，从来不是梦，连恶梦都不是！真实的地狱！但愿只是恶梦！

奴隶制＝成功学＋人道主义

成功学的"向弱者倾斜"的中国梦；
成功学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奴隶制＝成功学＋人道主义；
最火暴的革命者＝最驯服的奴隶；及转化条件；

正是因为对传统公有制价值观之成功学的认同，让股神和左棍们热衷于隐私武器，编出真的假的伟大战绩，以证明自已掌握着克服制度不公平的特殊哲学；从而也向他们的粉丝（个如有的话）证明了，他们的粉丝如果仍然是屌丝，不是制度不公平，是屌丝成功学之学艺不精，要怪怪自已！这种对成功学之信仰，基本上与等级社会中的权贵地位正相关。毕竟在公有制的奴隶金字塔上，奴隶的等级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成功。因此在公有制价值观的前提下，成功学的权贵大师们之中国梦，大概就是"但愿千秋万载，永如今天，一统江湖"！

成功学可以视为马尔萨斯主义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奴隶社会可以视作是（奴隶制＝成功学＋人道主义），大白话就是"成功的高贵人士要向弱者倾斜"。成功学的励志语句，语法上上与米塞斯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完全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一个人不成功，只能怪自已"；成功学的语法只不过是阉割了"资本主义"的前提，变成了"（任何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不成功，只能怪自已"；甚至谴责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变成了"如果在资本主义不成功，就责怪别人；如果在社会主义中不成功，就责怪自已"——>这也是中国梦？！

最底层的屌丝如果不是狂热的革命分子，就是驯服的人科动物，因为成功学的信仰，两者之间随时可以互相转变。最驯服的人科动物，也是潜在的爆炸的火药库；最火爆的革命者，也可以变成最驯服的奴隶。前者的药引是"不公平"，后者的镇静剂是"不缺信仰了，绝对的权力因此有了公信力"。而上层者都有着成功者的自得，象李稻葵先生对华西村关系学之成功的推崇，也如李大鸟同志的千金成为国有电力系统大姐大时的豪气。小琳同志声称"全凭自已本事，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时，是何等的成功学的信仰和自鸣的得意？

也正是因为对成功学的不认同，对权贵经济和公有社会体制之不公平的不可克服，因此笔者强调的是"科学认识社会"，了解自已奋斗的极限，和限制自已成功的，也是共同限制了所有小民百姓成功的客观体制障碍。笔者称之为"谷物法"。在成功学的辞典之中，不存在"阻碍社会公平的谷物法"；而在个人主义理解的社会之中，谷物法是现实的，切身之痛的。因此笔者的实业经验和股市投资的总结，无一不是成功人士和政治股神们批判笔者的，所谓"对国企和行政垄断特权的怨声载道"，"反对公有制的反社会"的灰暗心理。

如果不能理解公有制的成功学（有时又被主流称为经济学），与发现阻碍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环节的经济科学之间的区别，读者将无法理解笔者，与革命家和华西村之类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也无法理解笔者的股市分析，与各路股神力证自已是神仙之间的区别；就会以为人权私有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千百种主义中的一种；如同哲学家认为，科学只是哲学中的一种；人权只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个人私人只不过是信仰中的一种，甚至不能称之为有信仰，……，总之是公有制真理中，此派彼派的口水一分子；而已。

经济科学认为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客观环境对个人努力的限制，可以通过关系学这类权力秘笈，借用行政权力把自已的成本转移到权力弱者者的身上，而实现某种公有制传统上认同的"成功"；但是如果要避免把自已的成功，建立在对别人的不公平上，更要避免别人将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对我们自已；我们必须废除限制我们所有人，总是把权贵的成功，建立在对我们小民不公平的谷物法上。经济科学认为对作为实体障碍的谷物法的废除，与建立新的谷物法（限制，监管），有着显著的区别。而哲学家，显然有能力继续混淆之。

大明宝钞的凯恩斯主义和流动性过剩，加税和极限状态的税负

国企不能封装成本，私有制利在封装了成本；
不可能使用（国企＝行政垄断/宏观调控）解决m2流动性过剩的灾难;
塞浦路斯"向银行存款抽税的国际惯例"和明朝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国企/加税；
大明宝钞的凯恩斯主义和流动性过剩，加税和极限状态的税负；

任何情况下不存在可以封装起来的，达到"行政调控＋无成本转移"的行业和业务的封装"个体"，如国企。这是为什么不存在"国有化"后，便于行政调控的可能性；如果强行贯彻之，只不过是强盗行为的行政权力，把成本强行倾泄到民众生存其难的"私田"。这就是国企为什么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代替私有企业的原因，而不在于国企是否有分红的意愿，是否希望在有余力时，再承担多一点"社会保障的责任"。但是明白着的事实是，如果国企不能代替私企，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只不过是对国民经济纯粹的税收负担。

私有制的企业通过财产私有，封装了经营的成本，"神圣的后花园"意味着拒绝任何非共约的外来权力的干预。该原则常被比喻为"破房残屋，风能进雨能进，但是国王与狗，非请勿进"。私有企业通过"私有"承担了成本转移甚至破产的风险，实现了成本封装，而具备了"管理（调控）"的经济意义和合法性。而私企的本身，还需要交换公共的服务，而缴付法定的税收和共约的公共责任。因此在考虑到私企的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国富论》结论甚至在国家主义前提下仍然成立。国家可以购买私企服务和产品，同时避免经济危机。

由于国企的成本没有封装，国企在国际市场上，除了卖国，啥好处赚不来；用国企（或组建国企）对付m2流动性过剩，如金融垄断，也是讨不了好去。百万亿的m2流动性过剩，本身就是凯恩斯主义下的（金融垄断＋行业监管＝国进民退）造成的，当然不可能用国企解决之，而只可能是雪上加霜。但是对于不缺信仰的革命同志来说，信仰本身就是用来打倒科学规律的嘛！那我们也是死马当成活马治，看看能否通过国企制造一下"市场化的池子"，以便减轻m2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压力，为进一步宽松提供空间，或为从紧提供时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的m2"不是国有资产！因此不可能把处于各式人等手中的m2货币，行政划拨到国企池子之中。不过对于精熟向国际接轨的天才信仰专家来说，塞浦路斯对银行存款征大额"存款税"提供了向国际接轨的诱人范例。注意！不是利息税，也不是财产税！是把人家的存款强行划走一笔，补贴给"亏空破产的银行们"！在塞浦路斯的改革模式之中，得到行政权力"划拨"特殊关照的银行们，就是用于对付m2过剩的池子。但正如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那样，它只不过是对银行支付和金融环节，抽了沉重的买路钱。

性质类似的是明朝的钞关，店面钞税，钞中盐……。明朝确实是一个极大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四百年前就学会行政垄断法定货币后，无限制地印钞票（宝钞）的凯恩斯主义，拉动明朝的经济建设。以致（m0=m1=m2=基础货币）地极度膨胀，此后当然是钞法大坏。明钞过多了，明朝当然不能再搞凯恩斯主义拉动经济增长了，但"发展是硬道理"！"钞法"（明朝钞法，就是整套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要再变成国家财政的实物税收，需要减少民间流通的钞票，今天称为"货币回笼"。明朝的办法就是办国企，回收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虽然已经变成垃圾，但是终究已经全部流入民间！明朝必须回笼宝钞，才能成为m2的池子。明朝的办法就是加税！但允许用宝钞缴纳。当宝钞变成垃圾后，用垃圾缴税，似乎也不算太大的负担，所以也没有遭到时人的反对。但是明朝当初把宝钞定为法定货币时，已经捞了一大笔（现金税），为回笼宝钞而"临时性"增加的钞税也被永久化了！黄仁宇等人声称"明朝钞税（因为是垃圾缴税）其实不重"时，也忘记了宝钞滥发时的荼毒民生！用"债务货币化＋李嘉图等效"很容易理解，明朝真实的税负，早就达到了极限以上。

国有资产不值钱

国有资产不值钱，行政垄断不能卖；国企不可以卖；
出售国企"填补赤字，回收流动性"相当于明朝钞关式的加税

由于国企是对划拨的国有资产的产权的管理，而m2却跟国有资产的概念无关！因此，用国企"制造池子管住m2"，除非是向塞浦路斯的国际惯例接轨，或者向明朝的钞法学习如何收拾凯恩斯主义残局的历史经验；否则，不可能使用划拨的方式，而只能采用"吸引投资"的方式。办法一出售国有资产，——>但是国有资产并不值钱，实际市场价值，远远低于其帐面记帐，值钱的是国有垄断的特权。因此"出售"国有，如果不是特权私有化的苛政，几乎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买者无意垃圾贵买，卖者更怕背上"贱卖国有资产"的罪名。

一般情况是，如果国有资产不是配上国有垄断（常称为特殊政策），根本卖不出！如果配上国有垄断，则国有资产纯属搭配。一旦成交，就将成为三方都感觉吃亏的赔本买卖。作为购置的资本方，总是觉得高价买了一堆垃圾，主角的"持殊政策"则是朝不保夕。政府经办人既要为"特殊政策"授予担当风险，又要背上"贱买国有资产"的罪名，随时给双规，弄不好屈打成招；国有集体的人民群众既感到特殊政策之私有化不对头，又不肯承认国有资产根本不值帐面的虚报数字，如果再有几个闹革命的毛左煽动，通钢事件就会频繁上演。

张维迎"赎买国企（或特权，他没有明说）"的话，可能是笔者听得不太完全，有时侯是似是而非概念模糊；近来的另一些讲话，就似牛头不对马嘴。其中一种可能是，张教授自打"直言直语埋葬凯恩斯主义"吃了政治大亏后，学聪明了，不方便把话明讲时，就打哑迷；也有可能是知名人士，迟早会被帝国招安的客观现象。笔者仅仅指出，赎买国企其实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垄断政策"不存在赎买，因为政策权柄不属于国企，属于授予之的政府。政府取消就取消了，不存在赎买。而国有资产是不值钱的，不值得赎买。

所以出售国有资产（或配有国有垄断政策），既回收不了滥发的货币，也没有多少资产真卖得出去。如果不是象德国托管局那样不计原帐大甩卖，世界历史上还没有那次是卖得出个结果的。美国的Canyon洲际高速公路和胡佛大水坝（相当于三峡），倒是私有化了，却是政府倒贴90%的价格，剩下10%作价还要政府担保着分期付款，几乎等于是白送，已经完全不考虑"回收投资"了。目的只是为了摆脱罗斯福以来的凯恩斯主义，为美国留下的赤字手尾。尽管不能回收投资，但不必再为维护填上大价钱，也算得上是一大成就。

由此可见，出售国有资产以回收流动性，第一是实价买断的话，卖不了多少钱；第二是国企垄断政策作私有化，相当于包税人，个人承包政府部门；不会比原来形态的垄断国企更公益。两个必定要面临的难题，最直观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国企"证券化"，在股票市场上，把国企包装成一块块的，永远卖不完的新公司，但永远不会把控股权卖到51% 以下。理论上就同时"解决了"两大难题。从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角度，的确不失为妙计。但是如果是从实体经济学的等效角度，很明白就是自欺欺人式的改革，掩耳盗铃式的进步。

因为导致滞胀（如m2和通胀先后爆炸）的原因就是国企垄断，它不会因为你上市不上市，卖了没卖了，而不再是国企式的垄断。这就如同帝国皇室，也只不过是承包了政府的私人（独裁者），但绝不能说帝国公权的私有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尽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直作出概念混淆的信仰。要害不在于行政垄断的特权，行使者是被政府监管的国企，还是"三权分立"监管下的官僚，或者被政府监管的分封贵族，（这是行政垄断特权任使的三种形态），而在于行政垄断伤害公民人权和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应该保存。

太平洋涨潮，会影响太湖的水位吗？

货币流通的闭环系统：太平洋涨潮，会影响太湖的水位吗？
私有制元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中金银本位及空锚的货币，流动障碍，及池子；
《国富论》《资本论》《货币战争》和张五常的共同的货币观念和分别的歧解；

在私有制元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如果不考虑货币的来源，货币本身确实接近于《国富论》（针对金银货币的流动和分布）和《资本论》（针对金银货币的来源）中所称的"资本"。注意上述命题中"私有制元素＋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的两个逻辑前提，没有了前者就成为公有制极权的"中国特色的科斯定理"（中西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信仰之），如果没有后者，就会忽略海关、兑换和行业管制，限制了自由流动而形成的一个个池子，却幻想成没有现实的阻力的"货币战争""出口导向"……，其实全是一回事！

所以，如果说房地产炒作崩了，资金会流向股市；或者说股市崩了，资金会流向实物炒作市场，如兰花，金，银，古玩，玉石，茅台，普洱茶…等炒作的池子；或者这些池子如茅台崩了，钱就会流向实体商品经济，由于流动性的释放而推高生活物价，——>只要凯恩斯主义继续，这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如果说日本印日元了，流动性过剩就会跑到广东炒地产，日元就会跑到中国炒股票……，这种货币战争式的意会，就算是在《国富论》所在的金银本位年代，都由于海关的控制而不可能成真，更何况今天的各自本币的流动"内湖"？

请问太平洋涨潮，会影响太湖的水位吗？尽管都是"太"字辈的大小水池！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本币经济的闭环系统"。但是宋鸿兵的那套货币战争，刘军洛那套世界经济阶级斗争的歪理，以及张五常等人那套其实是曲解平价购买力的理论，就完全没有考虑这一最简单的客观限制。同样是人民币，国内的人民币是贬值的，因为通货膨胀；但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是"稀缺涨价"的，因为外汇管制，海外资金对人民币有汇率升值的预期。同样情况出现在1929-1938的民国银本位时期，以及同期严重的白银外流（类似人民币外流）。

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开始建立时到法币改革（1936年）之间。在国内的白银是贱的，但在海外是贵的，白银大量地从国内走私出口。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支付是黄金，但中国民间的出口接受的是白银。随着世界各国转用金本位，大量白银在民间初年流入中国，类似于中国补贴出口赚来巨额的外汇储备。政府和公债收到的白银税，必须用于收购黄金支付海外进口和债务，这样就形成了国内银价的低落。两者结合必然导致了财政和逆差的双料赤字。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低银价，国际支付（黄金）高负债，和事实上的高税收。

如果说《国富论》从金本位中抽象的"资本"与今天兼容空锚的"货币"概念上有混淆，但毕竟提出了正确的方向性的理解。《国富论》认为，减少阻碍"资本"（其实就是私有制前提下的商业要素）流通的障碍，可以互利促进交换双方的经济水平；当此交换一方终归各自的国家时，对各自的国家当然也是有利的。《资本论》就放弃了《国富论》中正确的（尽管是直觉）的结论，将其论据中含混于金本位的"货币"笼统地称为"资本"，并与"权贵的权力"和"私人的积累"含有一谈。自相矛盾的理论发挥出无比的哲学威力。

《资本论》断言生产创造价值，断言自然界不存在短缺，断言交换是零和，自然就能够得出了任何"增殖"必定是"私心对他人的剥削""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阶级斗争达成共产主义（复古）的革命理论。宋鸿兵和刘军洛的货币战争理论，只不过是把《资本论》的错误"国际化"，试图用民族主义把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变成国际化中的"国际剥削，阴谋论"，仍然是继承了基督教沙文主义的陈词滥调。张五常则声称"出口导向"是致富的，只不过是与宋鸿兵《货币战争》同样逻辑概念错误上的"一左，一右"的左右派；而已！

“口号代替理解”是左棍的同盟军

"口号代替理解"是左棍的同盟军；
人性本私博客文章目前的思路和主题；
知其所以然的逻辑甚于口号；

罗马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系列还没有收尾，这一系列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天朝邓氏制定的"一退而不能到底"的交接班制度，将与国企利益集团系统结合，转变成罗马共和国的父权世族的代表，在元老院中分派搏杀的政治模式。明朝政治史是为了对比地说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至于迦太基和斯巴达，只是说明后者的来源的知识铺陈。明朝政治史部分基本上已经解释完了明朝政治经济体制的大部分，只有大明律和盐政，分别与目前的法治改革的常见误区，和货币和房地产政策有鲜明的现实参考价值，还没有介绍。

"圣徒战术"只是实名制时政系列的一个延伸，也是为了说明常见的"革命现象"和手段，包括在本博网上elf和假女人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中的原型。实名制系列本身则与本博的停博和续博，也与习李新政的取向判断有关。因此才放到其他系列以前。凯恩斯主义与目前政策上沉重的味道取向，同时也象实名制一样，显而易见的官媒铺路式的宣传有关，让人严重怀疑习李新政将是变本加厉的凯恩斯主义。但是这个系列已经基本上介绍完了基本原理，不必再从头说起。目前仍在系统地揭示基督教反民主和凯恩斯主义必须被埋葬的章节中。

笔者一直希望画龙点睛地，把时事在股评序文中说完则了。但是如果不是为了与邹恒甫和高连奎等文人的争风吃醋，则要说明目前官媒常见的，为凯恩斯主义铺路的种种"论据"的忽悠逻辑，开笔才发现，不是一天半天可以说完。因此干脆停下圣徒战术，先把这段"临时"的话题说完。笔者所有的结论，（左棍视之为空洞的口号），都是在大量基础知识和连结这些知识的逻辑介绍下的自然结论。如果读者"只愿知其言（口号），不耐烦知其所以然（原因）"的话，那么在本博圈坚定不移地阶级斗争的各路左棍，就有了最广泛的盟友。

逻辑是简义的对象逻辑，人人可以从生活中体验；知识全部是基础性的客观框架，不牵涉具体细节，笔者唯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避免成为"批判与被批判"的口号哲学中的一种。笔者所有结论，更不牵涉任何的道德，而仅仅把离不开道德辩论的东西，称之为道德鬼子。正如所有人看到的，假女人这些左棍，可以把任何帽子当成口号，扣到笔者头上，而不必考虑其中任何逻辑基础。但是，如果读者只希望从笔者博客中看到革命的口号，则笔者的努力是白费的。

写博文不同于写一篇单独的革命议论文，需要有大量的基础知识和逻辑的铺陈，遗憾的是后者是绝大部分读者所不具备的。写博文也不同于写一本书，可以不受干扰地完成一个主题的全面陈述。一来这样的书在咱国，难以出版，二来这样的书，也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还需要特别的推广一，还必定要争议。而目前要介绍我国中公共层面到个人应对，需要涉及大量的问题。写书，来不及了。写博文会受到大量的时政的干扰，有优先级的安排。如果不是亲自写过系列的博文，读者不可能理解其中的难点。

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认为，近三年博文的质量，远远超过前三年的原因。如果有朋友认为笔者的博文退步了，那是说明他们自已的阅读能力的限制，或者根本没有仔细阅读。本博的真正的敌人，是一些博友不见其解，把笔者的博文当成"另一种哲学的一堆口号"。读博文也的确跟读书的习惯不一样，如果不是一直跟着读下来，就会类似从书的最后一页往前读。因为博文是从日子上，是实时写出来的。不可能写好几百篇后，一一贴出来。而且，读者的阅读也有限度，一度情况下比笔者写作的边际水平还要逊色，所以多贴无益。

基督教自古以来就是现代化的政党模式

中国公众对基督教还缺乏了解，基督教与伊斯兰与东方宗教的不同；
基督教自古以来就是现代化的政党模式，伊斯兰教是军队中的政治部；
太平天国和毛主义运动，是基督教形态的政党对中国传统农村的必然冲击；

基督教进入中国已经上百年，基督教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但是中国公众对于基督教，一般而言还缺乏了解。仅仅停留在辞海式的表面文章，极易被各种宣传误导。很多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信众，正是在几乎不了解基督教的情况下，贸然地自以为信了基督教，然后将自已被传统文化中的BUG，想当然地冠之以"基督教"的名字，实际上只不过是文革的极左，换了一个"基督教"的衔头。而很多自以为不信基督教的公众，也在不了解基督教的情况下，贸然将其视为"毕竟是民主进步"。此两者于所有人都是很危险的。

在公共信仰的角度，基督教和天主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仅仅是内部教义的不同；在其形成之初，反映着欧洲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利益。将印度教，道教，佛教，这些东方的宗教（以下统称为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相比，多神单神之类的教义是表面性的，从政治的角度上看，基督教是一种先进得多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从其诞生之初，就有着政党型的严密的教会组织。换言之，东方的宗教确实是宗教，尽管有时会被政治利用，但一般而言仅仅是宗教；而基督教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利的政治组织。

伊斯兰教可以认为是由最后一位先知垄断其解释的基督教的分支（来源于罗马时期的叙利亚的两性说），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军事传统的再组织。伊斯兰教相当于一支军队中的政治部。这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最大的区别。所以伊斯兰教能够接受异种信仰，就如同征服者的军队不会把被征服的民众，全部编入自已的军队。在阿拉伯帝国早期，因为不需要太多的军队，但需要更多的人纳税，（伊斯兰教徒有服兵役圣战的义务，但不用缴人头税），"贩依伊斯兰教"类似于满清"抬旗"，是限制性的，需要上级领导恩准的特殊待遇。

可以看到东方宗教以及希腊罗马这些（西方中的）"异教"，与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西教"相异的重要特点。东方宗教实际上是民众之间自治型的宗教；号召"信徒自律，超脱，顿悟，立地成佛……"，但没有号召革命。东方宗教可能会被政治权力利用，但局限于彼此的妥协，典型如印度教对军事权力的妥协，视之为刹帝利。东方宗教也有可能反抗，但如果不是因为自治的目的而再次与权力达成妥协，就是因为不适于"争夺中央权力"的野心所要求的政党型组织，而在激起中央权力关注后，迅速失败。典型如东汉的道教。

当西方的宗教以政党化的模式传入中国后，对于中国传统自然中的农村社会的冲击，由此形成太平天国和毛主义运动，就是中华民族难以逃避的灾难。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教义上的分歧，不会大于其汉字表义与圣经洋文的差别；完全是表面性的；19世纪中期的清朝农村，也远未到达明末社会灾变的程度。关键在于，太平天国引进了基督教的政党型组织，这是传统中国农村及其帝国无法抵挡的。孙蒋的国民党（同盟会）是另一个类似组织的政党，因为公有制的信仰贯彻不坚决，而在无限革命的决斗中，败于同样性质组织的毛主义党。

观察中国历史就可以理解，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真正的冲击，就在于其"圣徒战术的无私信仰传教"，促使了中国民间的群体政党化；培养了民众仇视资本主义（基督教视之为万恶之源）的不妥协情绪。基督教的确有着将中国改造成"神国"的无私理想，尽管此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却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清道夫，为太平天国，孙蒋的法西斯主义事业，和毛主义的运动，扫清了传统文化积淀的障碍。这种机制今天仍然可以见于，顶着基督教的帽子，唱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围剿资本主义的国产基督徒的身上，他们正在干着同样的事情。

中国的基督徒一般不了解自已的宗教

中国的基督徒一般不了解自已的宗教，更不了解新教；
天主教是组织严密的全球性政党，各新教相当于马恩毛的路线斗争；
基督教是一个大社群，什么鸟儿都有，同样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不要说中国公众不太了解基督教，自封为基督徒的国产信徒，一般地也不太了解他们自以为信仰的宗教，并象马恩毛教回避自已的真实党史一样，回避基督教真实的历史，也回避今天基督教在西方的真实地位；他们也如同马恩毛教号称"只有马恩毛才能救中国，没有马恩行就没有新中国"一样，照样是贪天之功，忘记了基督教本身对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百般围剿，一方面继续谴责现代科学（如转基因）和资本主义（如"将灭绝人类"），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的成就扣在基督教头上。此种贪天之功的信念，被他们称为"信仰"。

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国产基督徒，虽然不了解他们自已的宗教，但是如果辩证他们的圣经某段文字，就能滔滔不绝。这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所谓"我信仰基督教"，跟马恩毛教徒自称"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信仰毛泽东思想（以毛为先知的毛教）"，除了此派彼派的门户之争以外，各自的圣经教义的语言发音各有不同以外，价值观和社会政治诉求，并无任何区别。除了彼此内斗的情况下，国产基督教与马恩毛，基本上可以随时互相变换角色。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本质上也无任何价值观上的冲突。

国产的基督徒，大部分连基督教本身都不了解，更不要说了解"新教"了。尽管他们为了割裂基督教负面的历史，会声称自已是新教，而谴责于所谓的"天主教的愚昧落后"。而当保罗二世代表的天主教，公布了对人权私有的保守主义的无条件支持时，这些所谓的新教，就援引了古老的基督教公有制的信条，把自已修饰为新瓶装旧酒的"新自由主义"。所以基督教尽管是一个大林子，什么鸟儿都有；但唯一不可以区分好鸟还是坏鸟的，就是用"教派"的标准。新教教派之争，只不过是党派之争，路线之争和阶级斗争的同义词。

新教中有好鸟也有坏鸟，天主教中也有好鸟也有坏鸟。天主教确实继续坚持，宗教决议取决于教皇一人的独裁的解释，就如同美国宪法的最后解释，取决于大法官的垄断。很难说梵蒂冈的枢机主教团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教皇，"民主程度"就比不上美国总统任命其终身的大法官。但即便是天主教对圣经解释的独裁，也局限于宗教决议的（相当于中国党的十几届几中全议的决议，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诺干决议，所谓盖棺定论）条款，除此条款以外的理解已经是释听教徒自便。这与新教的理解是一样，而新教也基本同意梵蒂冈的所有决议。

天主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全球性政党，其严密程度不亚于马恩毛政党，显然超过了美国式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并不等于宗教战争后的新教，就不是组织严密的政党。无论是加尔文还是路德教，无论是圣公会还是东正教（旧教），其组织的严密都不亚于天主教，部分民族主义的教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路德新教后来的确主张"对圣经的解释是个人的事，不由梵蒂冈垄断"，但同时却比天主教更狂热地，强调对本地教会的忠诚。宗教战争后几种新教所强调的，是在绝对服从教会和国王的忠诚后，各人自已解释的教义，才是自由的。

从基督教各教派强调的对本地教会和国王的绝对服从，已经隐隐可见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政治的雏形；从基督教围剿异端思想（包括所谓自谓自私）的狂热，也可见后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始所指向的假想敌，与基督教新旧教派所指向的"平民资产阶级，犹太人"完全一样！如果说马丁路德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初步启蒙，那么真正在制度上试验宗教信仰自由的，是Penn的宾夕法尼亚；一直到美国国父J.麦迪逊的权利法案得到合众国国会通后，宗教信仰自由才成为国家制度的现实。

教育从不打骂子女开始 任何情况下发牢骚都是错的 任何情况下抱怨外人都是错的

从发誓不打骂子女开始的教育；
任何情况下发牢骚，都是错的；任何情况下抱怨外人，都是错的；
"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怜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怜天下父母心，笔者绝对相信自已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但是未必所有做父亲的，对子女都有足够的耐心。很可能是父亲在烦燥时的一些行为，给笔者留下了相对不良的记忆，因此当笔者即将为人父母时，就暗暗发誓，决不拿子女出气，决不打子女一下。久而久之，有了奇妙的效果。因为自制不可以打骂子女，无论自已多么不顺心时，都不能拿子女出气，子女无论有什么令人恼火的行为，笔者都不会付诸简单化的棍棒"教育"；也就必然要另想办法，也就不得不更有耐心地理解子女尽管年幼，但未必没有道理的心理，循循施教。

老婆大人还没有笔者的涵养，常常抱怨子女调皮之类而颇转神经质，实际上是因为其他事，迁怒于子女。这时笔者都会加以制止。制止的只是其烦燥，而不是干涉她对子女的施教。笔者毫无避讳地教育子女："任何情况下发牢骚都是错的，任何情况下不要在内部，去抱怨外人"。实际上也是批评老婆大人，不能自负为女人，就放纵自已的情绪，毕竟已经是为人父母，就算不对子女负责，也要对子女负责。发牢骚之所以是错的，就因为对自已的任何事，都没有帮助；只会让自已失去客观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如果抱怨可以为自已带来利益，不妨对外人抱怨；比方说向老师投诉："谁谁谁欺负我"。但是在家里抱怨"别人怎么坏，对自已怎么不好"，只不过是无用牢骚的表现。这种"不牢骚，不抱怨"，对于情绪稳定要求极高的围棋比赛，特别重要。象上一次围棋作校际选拨赛，教育局让定点学校兼主办和裁判；我们是不是定点学校的国家培养，就变成了自费学棋兼打公家的客场。主办方裁判员兼运动员，为了保住国家投资的定点资格，明目张胆地作弊，甚至故意藏子！我们只是抗议；但没有抱怨也没有牢骚，保证了自已的水平发挥。
不抱怨不等于不抗议，不发牢骚不等于不保护自已的利益！"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怜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生活的客观态度。同样的态度用于积弊如山的社会现状分析，是客观取证和理智结论的基本条件；无论社会现状让我们多么有发牢骚的理由。假如我们不能控制自已的情绪，试图从发泄中减轻"社会压力的心理负担"，就会很自然地把一切原因，归咎于万能的道德万能的信仰，"道德信仰是个筐，万恶之源往里装"，在牢骚和抱怨外人中，越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子。左狗总是闹革命，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能够时刻告诫自已"沉住气，不要发牢骚"，那么自然就不会往别人的道德直找发泄，而无论这些人的道德，令我们多么可鄙。如同为了让自已学生入围的作弊裁判，填子数棋时，手里藏着几个子（少算几目），让阿拉长子当众揪出来，其狼狈之余固然让人鄙视的职业道德，但是如果仅仅顾着批判其"职业腐败"，就忘记了自已的目的，是要让裁判找个台阶，在胜负登记栏上，让落败一方承认我方获胜的签字。社会科学不能指责别人的道德，只因为由此才能发现，市场经济民主进程的阻力，到底是统治者，还是愚民大众。

科学的结论是明摆着的。现实中侵犯我们的利益的，也不仅仅是统治者，而且首先不是统治者。革命不是我们的目的，保护我们人权的私利，才是民主的目的。那么就不得不直面真正的阻力——>传统公有制社会的中，一直行使着多数人暴政的愚民大众。如果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私有制，为了保卫自已私有的人权利益，保卫自已神圣的后花园不被豺狼践踏，那么本身就意味着革命是有限的；不可能存在无限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尽管革命作为可能必要的选项，不被排除，（请对比"革命是必然的选择"的区别），但显然只是选项；而已。

国企利益集团高效率，高利润意味着祸国殃民地成本转移

"私有制改革"一定要明确真实的含义；
私有制提供了成本管理的封装边界而具备了高效益；
国企利益集团"高效率，高利润"意味着祸国殃民地"成本转移"；
调控/监管掩耳盗铃，不能阻止以新的形式反复加剧的经济崩溃；

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就是一个通过多头强力部门管理的严密的行会组织。"私有制改革"在中国一定要注意政策中真实的含义，到底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私有承包行政垄断的部门，对国家负责"，还是产权归于私人，国家不对其亏损和破产负责的私有制。此者形式的产权实际上属于国家，尽管仍称为企业，责任人也僭称为企业家；但是其亏损和破产将由国家转移给公众；如果"更换责任人"，则意味着其虚假的"私有产权"的欺骗性。一些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称北欧是私有制，实际上是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北欧体制是中世纪。
ps:一些基督教思想的人，所谓的"没有神圣的后花园"，其实就是指行会对国家所负的责任；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行会工团主义相搭配。

完全可以理解，金融垄断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声称国企和金融垄断部门是高效的，是暴利的，而是不愿意承认所谓的高效，只是行政垄断的权力向公众转移其内部成本时的麻利；所谓的暴利只不过是权力垄断经济时的贪得无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成本转移"了。如果将此结论视为"指责"，特殊利益集团的理论家，显然无法向公众澄清的"自然效益"与"成本转移"之间的关系。困难的确是客观的，因为两者之间体现为成本的延续，根本上就是没有可分割的边界的。私有制之所以是最高效益的制度，就是提供了成本管理的边界。

指责金融垄断的特殊利益集团"自利的卑鄙的道德"，就会了陷入"哲学性地辩论自利好不好"，尽管与国富论中的"自利好不好"语法一样；但却忽略了人权私有的前提（行政垄断侵犯公民人权），成为没完没了的口水仗，如果不是现状不允许改变的预定结论，就是枪杆子出真理的哲学，"论证了"现状不允许改变……，典型如国资委的强盗逻辑：国企不垄断，难道让民企垄断？又如证监会的强盗逻辑：机构不操纵股市，难道让散户垄断？……！但是李总理所称的"拒绝改革，拼死抗拒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指他们吗？不好说！

如果抛开真理谈如果，如果国企和金融垄断在不伤害社会公众的前提下是有效益的，中国就不会有改革的必要，不会有天量的m2，不会有"形势一遍大好"时的民怨沸腾，不会有金融系统和社保系统事实上全部破产的崩溃危机……；如果国企和金融垄断的"极高的利润"是有用的，苏联也不会玩完，戈尔巴乔夫不必改革。国资委的五毛写手大概不愿意知道，即使是在苏联陷入崩溃的1980s，苏联政府和国企，无论是卢布还是美元核算，仍然是极大的红利，源源不断地补贴着各加盟共和国的民生，只不过无法弥补其造成的损失罢了。

如果帝国穷尽全力给予最严密的监管的金融行业仍然无法控制其收发本来自如的货币，那么指望"监管起房地产"就能"拉动中国经济"并解决所有暴露经济存在危机的问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处又要明确一个最简单的常识：不要杀死送来坏消息的信使！今天包括m2天量在内"反映经济危机的信号"不是经济危机的本身。仅仅头痛治痛地外汇管制，贷款额度，资本控制，汇率操纵，股市监管，股指期货，"反腐败"……，只不过是试图"杀死信使"，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的本身。经济危机将会通过新的途径，给出新的信号。

把金融垄断所必须的成本转移，恶劣后果的责任推到房地产业的身上，作为加强监管的理由，是很容易的。事实上，今天民粹公害指责市场没监管的诸如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只不过是逻辑相同地，试图把国企垄断造成的恶劣后果，责任推到市场经济身上，作为更进一步的国进民退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基督教等通往奴役之路的革命分子们，一味把公有制垄断经济造成的成本失控的危机，推到（本来是管理成本所必须的）私心贪婪上，更是容易的。但推卸责任并不等于客观的成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危机就会以崩溃的形式再度展开。

为什么建构主义的改革必定落入灾难深渊？

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尔定理和奥卡姆法则；
为什么建构主义的改革必定落入灾难深渊？

房地产业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可能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他任何行业也与房地产一样，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强行划分房地产业的边界，就回到了中世纪的"特许权"的经济水平，本身就将否定"房地产提供了几千万人就业"的自吹自擂。更为根本的是，行政人为的划分，固然是"内敛"的，但是此内敛的"特许行业"，就成了个案，而不具备宏观的统计意义。对于不愿意理解的人，公式固然不愿意看（更不好懂），文字表达的数学，甚至是简单的逻辑，也会被误以为是哲学，而成为哲学家偷换概念的温床。

如果不是因为逻辑上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否定了对象抽象的可能性（形成可宏观操作的宏观类型集合），就是因为人为的划分，而不具备宏观的统计意义。这是数学集合论提供的否定性结论，也就是哥德尔定理的逆定理。使用"面向对象的集合"很容易理解哥德尔定理和奥卡姆剃刀法则。"面向对象"的本身就是奥卡姆剃刀的表述"如无对象实证，不要引入对象实"。哥德尔定理本身就是"对象必须内敛"的表述，"如果一个对象不存在对应的实证，任何外延的延伸都不能证明对象的实际存在"——>对象外延必须是封装、内敛的。

用马恩毛国家耳熟能详的阶级斗争为例，此定理的描述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人群层次的划分是无缝而连续的，而不可能准确界定政治打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为界定"某种阶级"，而成为让少数人作为替罪羊的多数人暴政。相反如果毛左之类主动声明其毛革命，则公众应对特定毛左自行宣战的应对，就不是阶级斗争。而用针对"国企，房地产，战略产业"的调控和计划经济为例，则是：如果不能明确界定这些仅仅被行政划分的"行业"，则无法界定调控和计划经济，是否把成本转移到划分的体制以外，如毛的工业化导致农民大饥荒。
ps:联想一下，是不是跟"测不准原理"的表述很相似？量子世界也是因为内部没有一个固定关系的常数；

即使是以中世纪的体制，通过特许权（如商业许可证，商品房项目审批）和行政垄断（如国企），以及从业者受政府监管的自治（行会），从而将整个行业组织成一个排他的、内敛的对象（行会），（基督教工团主义的理想，就是中世纪的行会），内部现金流动的速度，虽然是可以测定的，也是可以受接受命令，但仍然是不可以控制的；强行控制之，如果不是遭受（似乎是）不可预见成本（事件）的累积损失，就是因为具体操作人，为了避免亏损和现金边的中断而作的努力，所谓"搞腐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处于彻底的垄断和国营控制之中的中国银行和金融系统，即所谓的"中国金融秩序"，仍然造就了天量的m2和广泛的经济危机，就是证明。尽管中国多头强力部门，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金管局，银监局，证监会……，监管之强举世无双！但是中国的金融内患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中国的行政垄断系统把银行和银行造成的巨额亏损，转移到小民百姓身上，反而体现出"巨额暴利"。成本最终被行政权力转移到农村农民的身上。农村"改革"必定无效，也因为如此积累的转移将造成广泛生存危机，非农业整体作为生存保障不可。

中国建构主义的改革必定是落入深渊，就在于试图避免再次落入苏联和文革模式的"开明改革"，以逃避经济规律对"拉动增长"的惩罚，居然是是以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德川时期）的体制为蓝本！即马尔萨斯主义！为方便政府监管而缔造的中世纪行会，尽管监管对象是内敛而明确的，但是成本仍然是外延的，成本又是客观的，与系统外不受监管的社会系统交换的结果；政府可以监管行业的资金和行为，却不可能监管行业运作中的成本于可接受的水平。如果不是放弃监管，就只能是成本转移到体制以外。这也同样是国企的逻辑。

为什么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房地产拉动增长"的"计划经济/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
计划经济必须针对外延内敛的对象的属性"计划，调控"；
房地产等行业根本上没有明确内敛的边界，不可能作宏观调控；
"边际作用递减"明确否定"房地产拉动增长"；

假定基础货币M最终转化为m2的乘数，在一定数量范围内没有明显的边际效应，（乘数不可能是常数，同样受到边际效用的约束，参考米塞斯的《货币的信用原理》），乘数K就与货币的流转速率v成反比，即（K=1/v）或（m2=MK/v）。这样就会诱发非常强烈的冲动，希望研究微观经济的流转环节中，何处导致v的速度下降的；用诸如"货款额度""出入境审批""贷款任务"等等的行政管理，针对某几个"大的主导行业"，所谓宏观调控其中的货币速率，那么在令行禁止的"金融秩序"中，显然是可以调控超发货币的流动性的。

计划经济之所以诱惑权力犯罪，就在于如果公权控制者缺乏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总是被"意外因素"搞得适得其反，得不偿失，甚至灾难性地头破血流以前，计划经济看上去永远是可能的，而且是容易实现的，完全没有理由逡巡不前。但是正如西方凯恩斯主义正在泛滥发酵中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萧条和衰退，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正在迅速翻番，中国正在加速步日本的后尘，落入比日本更为惨重的深渊，……，更不要提苏联模式几十年的失败，毛帝国大饥荒的悲惨往事！……计划经济，权力干预，全部失败！

但是只要稍稍具备实体经济学的逻辑常识——>仅仅是面向对象的逻辑常识，就会发现计划经济"估计能成功"，似乎伸手可及的，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原因就在于，支持计划经济之可行性的所有理由，只不过是权力滥用者过分的自信，而不具备任何具体对象的抽象、封装，因此更谈不上可测量、及政府加以控制的属性、变量。企业可以做计划，因为企业具有明确的边界，——>但是国企没有！国企总是垄断和亏损的成本，通过行政垄断，转移给纳税人。但是任何行业，就以"最大的行业房地产"的定位为例，根本没有内敛的边界。

声称"房地产拉动了经济增长"，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房地产？房地产如何封装成一个可以调控的"内敛的"社会对象？商品房开发商是房地产，预售房的信贷算不算房地产？中介算不算？建筑业算不算？水泥业算不算？钢铁业呢？交通和城建呢？被拆迁者的再居住是否也创造了GDP？房地产多了，就要"废除户籍制度"，以便有农民进城抬高房价和租金，才能掩盖房地产的生产过剩，那农民进城是不是也拉动了GDP？……，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不难把全中国能够想到的行业，或远或近地，都拉入"房地产（拉动）"行业之中。

这就是"房地产拉动了中国经济"以及"城镇化""废除户籍制度（即禁止城市自治体因素，换言之，先人为主确定了'谁是城市，谁是农村'）"的理论依据。如果这算得上是逻辑的话，这逻辑显然不是根据一个外沿清晰的对象提取的属性，而是沿着一个渐变的、无缝的、开放的边界延伸的无穷尽的"区域"，如果不是最终囊括整个社会，就是抛弃其最早的逻辑命题。如果说"对象Objective"还显得有点新潮，仍然少有人掌握的话；那么该"逻辑"显然没有考虑任何"边际作用递减"的经济常识，后者可是辩证法的解义之一。

由此显然不是基于可核证的对象，显然不受"作用边际递减"的客观规律约束的所谓"理论逻辑"，从哲学的想象力可以发挥为"房地产业拉动了全中国的经济，提供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其实就是"生产创造价值"，只要房价足够高，总能拉动中国经济强势崛起，赶超美国的信仰。不能说这种信仰是凯恩斯主义所独有，马克思主义就是"生产创造价值"的泰山北斗，人有多大胆，房有多高价，一直是毛主义的座右铭。但是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引入边际递减的话，就意味着房地产的拉动边界虽然不可预测的，但是必定是极有限的。

计划经济不满足市场自然的最优化，拔苗助长，过犹不及

经济增长存在"最优化"意味着不可能"拉动"；
计划经济不满足"市场自然"的最优化，拔苗助长，过犹不及；
为什么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是伪科学？没有考虑边际递减的限制；
计划经济的信仰是"经济学存在一个恒定的常数"，否认边际效用（递减）的客观性；

经济的确可以在市场自然中达以最大增长，即威廉姆斯的科斯定理的理想状态"最优化配置"，但一旦到达（接近）最优化，再拉动就会弄巧反拙，对于具有"物极必反"（辩证法的解义之一）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以理解。但是在"强势崛起""赶美超英""超上日本""追赶美国"的国家主义思维下，如此简单的常识被彻底掩盖了，反称为"有信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多的精华，被彻底弃之敝履！"经济增长可以促成到达自然最优化状态"，也就等同于"（权力干预）拉动增长根本不可能"，但此二概念显然被混淆了。

根本不必与公有制信仰争辩到"生产创造价值（没能边际效用的递减的限制）"还是"交换创造价值（兼容边际递减，保证增长可持续性）"，只需要想想每个孩子的成长，尽管可以创造最好的营养和锻炼条件，让他们的成长处于最优化的自然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南韩身高明显超过北韩的"种族"优势；但却绝不可能拔苗助长，扯着脑袋"拉动身高增长"。此即自然最优与"拉动"的区别。计划经济的错误，就在于不满足于"市场自然"的最优化，如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样，强求超越自然的拉动增长，弄巧反拙。

计划经济结果也体现在，据说是"联合国统计"的幸福指数极高的朝鲜和古巴的身高，远远落后于周边国家；以及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的计划经济，全部归于失败。计划经济的诱惑力，就在于"边际效用的递减约束"，在小量"试点"时并没有明显的体现，道理就如同小量开采石油，并不会感受到"石油短缺的危机"。但是一旦付之全面经济计划的"大跃进"，边际效用就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越来越强烈地，反映到这种那种的短缺限制，最终是大量生产过剩时，某种必须品却供应断裂，谓之这样那样的"短缺危机"。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注意，有"两个弗里德曼"），所谓"实证经济学"的"仿照物理学"的"小量采样经济实验"，其实就是天朝"政策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的美国版，纯粹就是自欺欺人的数理哲学。缺乏逻辑对象匹配条件限制的依据的采样，完全没有考虑边际效率的递减，将否定任何小批量集合（经济政策试验）对于推广后效果的实证意义，即"个案没有统计意义"。类似没有双盲限制的"医学疗效调查"，正方肯定可以筛选出神医的证据，反方也肯定可以筛选出诸如"转基因害人"，更不要说采样直接做假了。

所谓拉动经济增长（即政府干预，计划经济），其价值观就是公有制的信仰基础，即"生产创造价值"。意即自然界（反映到社会）之中，有一个恒定的常数K，只要增加乘数的因子，就可以自然得到更多的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为例，"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与当时的生产力技术水平的乘数）的凝聚"，即（Value=K*work）。而在凯恩斯主义之中，就是"滥犯钞票乱花钱，拉动经济增长"（Value=K × Money）。所谓"积极的财政拉动增长"，含义就是（Value=K*tax），如此类推。

由于边际效用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与任何价值定义相关的任何参数之间，都不存在这样的常数K！而必定让任何努力，都受制于边际效用所约束的边际递减，从而构成了无法克服短缺的剪刀差，尽管由于（同样因为没有常数K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边际递减的准确速率，因此无法预知危机爆发的时间点。这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不存在常数K！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必须是基于边际效用，而兼容于边际递减的客观规律的。所谓"边际效用"也不是博弈论所假定的心理学，而是客观个体感受到短缺的痛苦，即成本。

完全否定金本位

黄金和金本位是古老财富记忆的残余；
黄金的"实用性"不比生产过剩得要倒入大海的"商品期货"差；
黄金及郁金香等炒作的池子的凯恩斯主义负利率的客观结果；
炒作的池子爆裂或被捅破，流动性的堰塞湖就会转成恶性通货膨胀

黄金的牛市，确实是各国凯恩斯主义泛滥下，廉价资本暴增而事实上负利率时，古老的黄金财富残留的记忆，成为廉价资本逐利抗衡负利率的场所，此即所谓"商品大牛市"。平心而论，指责黄金啥实用性没有，比不上其他商品有投资价值，是说不过去的。黄金虽然已经不具备财富的象征，但毕竟是几千年财富的记忆；无论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南美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把黄金视为个人财富的最后归宿。而在凯恩斯主义积累下的生产过剩中，炒作石油啊，有色金属啊之类的"商品"，也只不过是曾经短缺留下的古老记忆。

比方说印度的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全凭挂在身上首饰的多少，没儿子的兼上首饰少，如果早死了老公，按古老的殉夫风俗，说不定就给烧死了，（实际上是叔伯兄弟不想背这个包袱）。所以有一句评论是很老实的：有几百个经济学家相信，黄金已经没有投资价值，但是有几十亿人还相信黄金就是财富。 黄金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古老的记忆"。至于一些米塞斯分子声称回归金本位，以及银行无实物金担保的纸黄金，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古老记忆的残留，不等于说金本位是可行的，假如这些米塞斯分子，不是因为自已在炒金的话。
ps:注意"米塞斯分子"指"断章取义利用米塞斯的语录作圣经"的哲学家，类似地还有哈耶克分子，黑爵等；

黄金牛市，竟然上就是全世界的散户平民"古老的黄金记忆"和少数知识分子"古老的金本位记忆"在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下的产物。其性质的确与炒郁金香，炒兰花，炒文物，明清时代炒食盐，今日天朝炒房地产……，也与今天在互联网上炒比特币，以及当年炒约翰.劳的南海公司差不多。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那样，指责这些形形色色的炒家们"资本主义的逐利""道德堕落""没有信仰"，不如给予这些被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逼得走投无路者同情。被迫炒作是权贵侵蚀市场的不民必然，炒作中出现暴跌亏损，则是炒作的必然。

这些炒作在其高潮期，都形成一个个"流动性滞留"的池子，即所谓的"投机，虚拟经济"，货币对于实体经济，跟留在银行里的m2差不多；并没有造福于实体经济。好处是不用银行为之负担利息和坏帐，这是m2最大的毛病；坏处是它们类似于藏富于家，近挖个坑把钞票埋入墙底式的流动性陷阱。另一个间接的好处，就是毕竟也退出了实体经济的采购，所以减少了泛滥的流动性对必需品供应价格的冲击。但也将形成流动性的堰塞湖，一旦炒作终结，比方说加了转手税，池子就泻了，如果不能流到别的池子，就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

各式各样的池子在延迟了央行增发的基础货币，转化成通货膨胀的时延，即货币政策见效于通胀通缩，有段时间。但只是时延，而不是免于为凯恩斯主义的寅吃卯粮还债！最臭的天才经济之一，就是以为可以向这些所谓的"影子经济，虚拟经济，黑市炒作"征税。因为他们不是实体经济的增益，实际效果只是降低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变相税收）的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如果一收税，池子玩完了，寅吃卯粮透支财政造成的堰塞湖就崩了。非但征不来新税，用原来的税也被通货膨胀稀释，又要喊"地方/中央财政危机"了。

笔者对黄金投资的看法，经历了相对看好，到相对看空，到完全否定金本位，特别是完全否定纸黄金的投资价值和避险的过程。从"抵押房子买黄金"到抛掉黄金买股票，似乎都避开了高潮崩塌的时间点，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不过一来笔者自已没有真正操作，从中获利；二来这是错误的知识前提下，似乎正确的投机策略，万一有朋友真的信仰了这种杠杆投资的主义，真的碰上房价和黄金同时崩盘的情况，双料杠杆的亏损，可就惨透了。五年前过高估计了黄金的投资价值，在三年前才纠正，也算是笔者历史上曾经犯下的错误。

凯恩斯主义偷换内需和加税

凯恩斯主义偷换的内需和加税，及林语堂的动物；
股市中"强制分红""实物分红"的林语堂动物；

出口是外需，似乎谁都知道；但是光出口不进口，光朝贡不回收成本，那还叫外需吗？出口算是外需，逻辑上进口就必定是内需。但是几时听说过"鼓励进口"呢？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国产评论员嚷嚷得多了；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进口"，（假设是市场条件下的）进口，将把国内的通胀输出到国外，平息国内同类产品的通胀，国产评论员有没有提醒过呢？进口就是内需吗？萨达姆进口了二十亿美元的"王宫设施"，是不是内需呢？中国进口天朝专用，或者如公务员国际考察，公款花掉一万亿美元，算不算内需？

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总需求＝总供给"，可以说是经济学上偷换概念的似是而非的范例。因为在需求与供给之间，把个体的角色主谓宾抹煞以后，"需求"和"供给"之间是可以辩证的。最简单的现实就是，在国民被枪杆子强制"低人权"后，政府对于滥收钞票乱花钱的需求，政府不敢节约开支而寄望于"苛捐杂税"的需求，必定是无限的；因为国民天赋的大宪章的精神已经给"枪毙"了，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税收；那么政府极大发达的税收，政府滥印钞票代替老百姓的花钱，所谓积极的财政拉动，是不是内需呢？

曾经有些自以为觉醒的革命分子，自愿被凯恩斯主义彻底洗脑后，气势汹汹地跑到笔者博客里，嚎叫"凯恩斯主义是错的（为了表明跟笔者是一伙的，先讨好一番），但是国际先进经验是积极的赤字财政，政府（乱花钱的赤字）拉动增长可以消解泡沫"——>不搞凯恩斯主义，怎么支付赤字呢？赤字难道是天下掉下来的免费午餐？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听说过"李嘉图等效"也没有听说过"赤字（国债）货币化"；还有"如果三驾马车不能拉动，博主说一种能够拉动的"……；凡此种种！请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发此论者是官方五毛！

如果作此奴才仗马之鸣的是官方的学者，笔者还能理解，那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五毛；如果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是"用足政策"的自利，毕竟制度缺乏不是这些利益集团造成的；尽管特殊利益集团总是阻挠制度的修补，宁愿同归于尽，也要达成不惜洪水滔天的"共识"。笔者奇怪的是，作此凯恩斯主义自费五毛的，其实是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和子女毕业就是失业；养老金天天被通货膨胀蚕食，储蓄被一点点掠夺，利益天天被国企集团侵害，但是他们偏偏能够长着凯恩斯主义的大脑，还能对着笔者恶狠狠的！

读者可以自行看看，互联网上显见不是正规五毛的自费的财经，股市，房价以及最普通的忧国忧民之中，这种林语堂动物，到底是个别的白痴，还是普遍的现象？！

股市中的林语堂动物，疯狂起来，可以把所有贪官污吏连同郭树清都比下去。象机构集团炒作"强制分红"，实际含义就是固化国进民退的垄断后"奖励（股民）纳税积极分子几个子儿"，明显的倒行逆施，倒也符合特殊利益集团本来自利的本性；但是咱天朝中就有一些公知股民（包括评论家），不是问责证监会权力的滥用，不去问责国进民退，却跟着机构股神起哄"强制分红"。显然，他们不认为中国的熊市是被干预出来的，不认为国进民退是熊市的根源，他们认为A股质量差仅仅是因为"上市公司不分红"。

强制分红甚至鼓噪出"实物分红"！试问萧条期那家公司没有为"滞销"伤透脑筋？实物分红，就是把上市公司卖不出的产品，作一个高价配给股东，请问这分红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要说"实物分红"都是些没用的废品，就算真的需要"产品"如伊利牛奶，笔者不会自已到市场买吗？还要上市公司配送？尽管只是一小部分股民，纯粹为了发泄地起哄"实物分红"，大部分人只是觉得实物分红炒炒好玩，也不无揶揄"实物分红荒唐"之意，但是由此假设而得，也可见"强制分红"之荒唐。回望咱国公知，反对强制分红有几个？

有害的不是储蓄，是公有制侵犯市场的权力

"储蓄是否有利增长，还是有害"的哲学命题完全无意义；
缺乏货币政策（本位制，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储蓄是利是害"无意义；
"储蓄"就是"资本逐利"，费雪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识；
储蓄是经济制度在经济中的自然反映；
有害的不是储蓄，是公有制侵犯市场的权力；

从储蓄与真实的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逻辑关系），可以发现"储蓄是否有利增长，还是有害"的命题，没有考虑其货币政策的逻辑前提。很多学者由于缺乏逻辑常识和客观的治学，不知不觉之中就会滥用自已的学术权威（如张五常），将一个不成立的命题，导入到"对与错谁正义"的哲学辩证之中。其结果固然是毫无价值的，政策如果贯彻到现实冲突之中，就导致惨重的损失，至于学者本身是否是如此用意，已经无关紧要。而且以张五常类的故作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辩证学术，也不可能搞清楚他的本意。

"储蓄有害于流通论"不是始自欧文.费雪。欧洲重商时代就已经感受到储蓄将导致硬通货的紧缩。明朝后期，白银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如张居正也已经意识到，民众对白银的储蓄导致了通货紧缩。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其中用意，就是强行将民众储蓄转移到国库，谓之"国用富足"。顾炎武称张居正的一条鞭实为恶政，明朝因之而亡，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朝白银巨量增加后的通货紧缩，由于缴税的负担，储蓄白银既不可能，民众转而储蓄"永远保值的食盐"，如同今天的中国人屯积房地产；直到最后盐腌死人作为渡荒食粮。

欧文费雪终究是第一个试图描画通货紧缩之有害的学者；尽管费雪的论据是所谓"心理学的数学"的均衡（博弈）理论，外加一张比喻的图画！说白了，所谓通货紧缩之有害，其实就是储蓄有害，需要用通货膨胀抵销之。如果不是经过凯恩斯主义对费雪个人观点（显见不符合事实）的神化，如果不是让费雪和凯恩斯主义那套博大精深唬住了，一般人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储蓄如果有害，必定是因为有其他条件；如同如果说"一个人显得胆怯有害"，但必定有让其胆怯的原因。直接抵销储蓄的通货膨胀，相当于"抵销胆怯"的督战队。

欧文费雪甚至约翰.凯恩斯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金银本位"的年代。各种形式的本位制，已经主宰了货币概念几千年，他们无法理解"没有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概念，因此他们无论是否真的认同今天主流政治所解释的凯恩斯主义"滥印钞票乱花钱"，在当是时的要条，都是摆脱本位制对经济造成的通缩压力，其结论都必定是不顾实际金银储备的限制，定量或者是不限量地向市场倾泄急需的纸币媒介，以此抵销本位制中，由于储蓄而导致货币短缺造成的衰退压力。但是祸首显然不是储蓄，而是本位制！

理解了本位制与通货紧缩的必然关联，也就明白今天的左右派所争论的各具巧妙。一百多年来的主流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实际上是把政治权力才能强制保持的本位制，偷龙转凤地指责对居民散户储蓄的"不理智"上，所谓"逐利的投机"；逻辑上与马克思主义把权贵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大脑急转弯地转移到平民散户"资本积累的剥削"上！平民散户何德何能，竟然能够"资本积累"？无非就是积谷防饥的"储蓄"罢了！而所谓的右派（如铅笔社和共和党），则以反思凯恩斯主义的名义，把本位制神圣化"重返天堂"。

如果包含了本位制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储蓄是否有利增长，还是有害"仍然是不成立的命题，储蓄是经济制度反映到市场中的现象，如同"发热（症状）是否有益健康"，如果不是感染的话，发热有个屁用？发热只是被感染后的症状，发热当然有利于治病，但绝不能说发热有利健康，然后天天蒸２４小时桑拿（宏观调控）。储蓄实际上是经济社会中，对应着与权力干预和垄断经济造成的"交易成本"的正相关，因此储蓄只是对"个人积谷防饥"有利，绝谈不上有利或有害于经济增长。有害的，永远是公有制侵犯市场的权力！

国企分红旱涝保收！结果呢？！

高储蓄即经济低效益，"高储蓄拉动增长"不成立； 
显见错误的凯恩斯主义的"高储蓄拉动增长"，苏联和"出口导向"；

导致M2乘数上升的原因，与货币流动的速率v成反比。如果货币流转的速度足够快，所需要的基础货币的数量就比较少；反之就需要更多的货币。m2暴升意味着货币流动不畅。但是要探索其具体环节的成因，如果就某行业或个人持币的细节研究，将因其局部不具统计意义；而在宏观的流转上，将无法界定"持币不动（储蓄）"与"因故阻滞"，而局限于理论的先验判断。后者已经在实体经济学中已经是定论："金融垄断×市场监管"（意味着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自然导致货币流动的迟滞。

该结论倒是可以兼容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陷阱"加以解释，即货币流动速度可视为自然，再加上储蓄停留。换言之货币流动的速率(V=aver(自然速度v+流动性陷阱))的平均值（averge），货币的自然流动速度可视为与当时的交易成本C负相关的恒量，因此货币流动速度可以视作流动性陷阱（储蓄R）的线性函数(V=K×R/C)。换言之储蓄R近似正比于交易成本。储蓄R的数量越高，货币的流动性越差！m2的乘数就越大，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堰塞湖越危险。因此假如凯恩斯主义不成立，则"高储蓄拉动增长"也不成立。

人民币M2爆炸性增长的原因是"国进民退＝行政垄断，≈金融垄断×市场监管"导致的乘数过高，导致基础货币比欧美的凯恩斯主义更明显地转化为M2；也就自然证否了长期被视作"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正能量"，即所谓中国和日本的储蓄率比较高，因此中国的增长还可以持续若干年月。（谢国忠也是如此观点）。中国和日本的储蓄率高，并不是因为东方人特别节俭，而是由于行政垄断本身的低效益，在抬高了国民的生存成本（如无法筹集养老和育儿的资本）的同时，限制了国民的投资收入的机会，国民不想死，就只能储蓄。

因为监管和被垄断，（可参考从食品安全竭斯底里，到股市中的"机构化"，再到判死吴英的诸领域），国民不能从投资之中取得回报，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债券和存款吃息（这是郭树清新政的目的），尽管承受着负利率，但总比被监管和垄断"割羊毛"的亏损机率来得强。这样就体现为国民的高储蓄。因此国民高储蓄，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滞胀"的表现，也是凯恩斯主义不能造福于平民百姓的证据。但是在东方特色的经济学中，就被视为"政府可以进一步投资，而不用增发基础货币"。完全颠倒的定义，自然有了颠倒的逻辑结论。

中国和日本持有的美元储蓄（外汇储备），其实就是相对于美国经济的"储蓄"。中国和日本等主权基金存了外汇不消费，只是存回美国的银行或者债券，就相当于中国小民赚了人民币不敢花，存进银行里"准备危机"，两者的心理一模一样。如果中国小民的储蓄是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美元储蓄，也必定可以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假如"储蓄拉动增长"（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正确的话，则中国和日本低估本币对美国出口，屯积外汇不花，就将同时推动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增长。这正是张五常"经济学"。

原理上并不难理解，显见荒唐的"储蓄拉动增长"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也就等价于，如果政府强制发工资通过银行（成为存款），并且冻结所有存款的提取，只允许最低水平的消费配给，以保证银行的高储蓄，理论上可以提高最高的增长速度，——>这正是苏联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以至于当苏联人民根本不能从市面上购买到任何产品时，每个公民的积累的工资存款，平均达到２０万卢布（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是１：２，但不准兑换）和理论上将配给的养老金，足以让每个苏联公民成为百万美元的富翁，国企分红旱涝保收！结果呢？？！

立志改变他人信仰的极端宗教

左派的声浪与其极端者数量无关；
基督教煽动革命的影响力，比毛教和伊斯兰教都大得多；
基督教运动推动极权的专制，与基督教的圣徒战术有关；
基督教是罕有的"立志改变他人信仰"的极端性质的宗教；

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在西方的退潮，基督教似乎从宗教战争的暴戾中，渐渐又恢复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形象，照样抄袭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无病呻吟的所谓"宗教迫害"。但是众目所见，至少中国社会没有迫害基督教，就算是在朝鲜和毛帝。也不能说基督教比其他民众，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迫害。如果说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模一样的社会诉求，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左派学者的反复强调的话，在东方中国就被"民主进步"集团显而易见地忽略了；而就信仰的追求来说，基督教比马克思主义要极端得多！顽固得多！

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人数并不多，比例上远远低于韩国和菲律宾，与印度和日本的基督徒相似；社群上也远远少于中国传统声称的任何信仰中的一个。但是正如乌有之乡暴露后展示的那样，尽管中国民间大批穷人，是把毛主席当成了满天神佛之中，那个最适合当看门狗的那个；真正在乌有之乡之中狂热煽动毛式革命的毛教徒，人数不超过两万人。基督徒的数量尽管不大，却是目前狂热煽动革命者之中，基督教的声浪至少不亚于毛教徒，与基督徒的真实数量是不相称的。这也说明，左派的声浪，与其极端者的人数并无直接相关。

人数并不多的基督教在煽动革命时的真实的影响力，比毛教要大得多；比伊斯兰教也大得多。在了解了圣徒战术的机理后，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因为基督教实际上是传统公有制的价值观，采用民粹的方式号称"向弱者倾斜"拉拢任何对现实不满的群体，尽管基督教本身并不能对改善任何弱者的境遇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基督教号召的对资本主义的围剿，符合任何传统文化的直觉，基督教号召对统治者的无限革命，符合任何不满者的宣泄；基督教的圣徒战术让他们有着烈士的光环；基督教的非暴力使他们有"不极端"的假象。

从圣徒战术公式的效能＝专制程度/圣徒暴力，可见对于专制程度可以视为常量的"共识"，基督教的非暴力效能，远远超过毛教和伊斯兰教。毛教号召的是无限制的革命，伊斯兰教号召夺权后的有限度的圣战，"要么贩依，要么纳贡，要么杀头"。显而易见地，毛教和伊斯兰教，实际上还有法西斯主义，在行动起来的革命而言，比基督教更为主动；但是在号召对（无论好坏的）"权力"革命时，号召效果远远不如基督教。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容性，让这些信仰的"革命动员"甚至无须逻辑，只需要喊几句口号就行了。

当毛教和伊斯兰教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夺权"成型时，基督教就反过来号召非暴力，似乎是革命的阻挡者；如此反复，形同借刀杀人，在挑动各派的自相残杀之中，直到基督教本身登极为中世纪的教会帝国为止。然后就是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以同样的方式，在教会利益的分歧下，开始宗教战争。基督教将这种夺权、挑拨社群内斗的血腥游戏，视之为"对权力的监督"。在基督教对权力的定义中，在他们缺乏定义的"极权"帽子中，看不到任何界定"侵人的权力"与"私有的权力"的区分。基督教导向极权专制不是偶然的。

基督教是罕有的"立志改变他人信仰，otherwise消灭之"的极端性宗教之一。"立志改变他人信仰"所意味着的必然的暴力，与圣徒战术所自称的"非暴力"，两者之间的强烈冲突，构成了基督教魔鬼和天使的两副画皮。基督教号召的非暴力，更接近于是对世俗强权的暂时屈服的战略谋略，而不是对他人人权的尊重。事实上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圣经信仰之中，"不信基督教者"就算是"barbarian noble(野蛮贵族，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也不算人类。基督教对强求信而不得的异信仰者，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动物保护"。

人类社会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过程

传统公有制的价值观掩盖了基督教信仰的邪恶；
信仰只有在私有领域才是善，任何公共信仰都是永远邪恶；
基督教信仰是西方通往奴役之路的精神动力；

人类社会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尽管孕育于人类文社会形成之初，推动了文明的每一个进步。但是在公有制解体的过程中，亡恩负义的公有制卫道，必定会把社会仍存的一切问题，归罪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不会反思是公有制本身的痼疾。这一点在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中，清晰地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台词：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在的所有问题，归罪于"个人的私心"！如果不是由于传统文化在公有制的情感共通，由基督教明显与马克思主义耦合的邪恶观念，不会逃过中国公众的审视。

如果不是由于传统文化的革命共识，基督教"无限革命的圣徒战术"不会被视作公知，不会因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对统治者的革命"，就被视为"革命的同志"，而容忍基督教对私有权益的同样的攻击；尽管绝大部分中国公众，其实并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为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公有制文化的根源缺乏警惕，如果不是因为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高度相关的渊源缺乏了解，就不会高估基督教"支持革命"的进步意义，却低估了基督教带着善意面具，所鼓动的宗教战争的残酷性。尽管基督教自已认为在做好事。

"信仰是个人私有时才是自由的，奉行于公共领域就是邪恶的"（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只有对于持有个体价值观的公众，才有意义；对于信仰"不信基督教就是邪恶的；如果不信基督教，至少也要围剿资本主义，才不是邪恶的"这些诸如基督教的信徒（公有制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基督教！）来说，"信仰自由，意味着信仰是私有的"法学原理，如同对牛弹琴！！尽管一些人声称接受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因是因为个人基督教信仰，——>笔者接受这种个人观点和社会立场；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接受，却并不依赖于基督教。

当古老的公有制被视为终极的真理之善时，毛主义的公有制传统信仰就会被忽视，毛帝国的悲剧似乎仅仅是毛个人的私心，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文革时代的疯狂，四人帮个人因素"。如果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能被忽视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否认苏联和毛帝国曾经出现的人间悲剧，也可以认为苏联和毛帝国所奉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同他们否认"太平天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但是请问攻击"人性之私"的基督教，他们是否认为也象毛那样，认为苏联和毛的大饥荒的起因是"私心作怪"？

当基督教为达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被视为终极理想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被认为是因为"资产阶级拒不妥协"而让良心革命党的迫不得已。基督教信仰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议会手段达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被认为是温和的进步者。北欧模式和福利社会，这些通往奴役之路的倒退，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改良"；基督教的费边社会主义（1840年开始，一直到苏联灭亡）一直以基督教所特有的信仰和"圣徒战术"奉行着无限革命的鼓动，但是他们不认为极权主义是自已的杰作。

正是在"革命必定是进步"的信仰下，基督教的圣徒革命分子们，当他们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他们就妖魔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封为代表社会公平的先知！当他们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如苏联和毛帝国的极权时，他们的攻击对象就转变成"极权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极权主义正是他们的信仰所缔造的怪胎！可以称得上是"基督教（国产）国际"的政治集团，进行着与马克思主义一模一样的国际运动的愚昧反动的本质，但是被"温和非暴力革命"的手段所掩盖，被错误地以为是"人权民主进步的进步先知"！

中国特色的崇洋媚外，崇拜西方二三流的跟班

有中国特色的崇洋媚外，崇拜西方二三流的跟班！
基督教通往奴役之路上的魔鬼信徒！自以为普渡众生！

近200年来，遭到西方二三流国家及其优秀学徒，凭技术和制度方面优势，给予东方帝国文化的自信连连重击后，东方帝国的虔诚爱国的臣民，一方面把万恶之源校定在西方超一流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利坚的身上，一方面向西方自顾不瑕，要跑到东方找外快才能养家的二三流"强国"顶礼膜拜。自以为可以团结英法俄这些二三流的走狗，就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策源地的美利坚，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霸权"。给人家打懵了就产生了对人家狗腿子的崇拜，对着人家的二三流奴才三跪九磕，自以为是开明得虚心好学，此即所谓"崇洋媚外"。

基督教得东风之利，"从西方来的"，自开始就看上去披上一层"进步的，文明的，先进的，开化的"外衣。而极少有人注意到，派出传教士的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少数是法国的天主教会），彼时已经是日薄西山，欧洲资本主义固然与基督教没有关系，所谓的新教也只不过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简单成功上的撤销，才显得博大精深。天朝帝国的基督教，在文革毛主义统治下，是所有受灾受难的信仰者中待遇最好的一部分，国产基督教似乎又平添了一付"受难者"的圣洁，倒象是基督教代替全国人民受难，打倒毛主义，挽救了全中国似的。

任何信仰集团的狂热者，推销自已时都会极尽谎言造假之能事，吹嘘自已贬低别人。只有"个人主义"除外，——>假如非要把"个体价值观""科学客观的世界观"视为无私信仰之一的话！基督教集团作为公有制信仰之一，本来并无特别之处，"西来"得东风之利，算是基督教的特点。但是西来的新鲜信仰也不只基督教一家，马克思主义尽管源出基督教，但毕竟算是自立门户，宣传造假的手段之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有凯恩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科斯主义，福利主义，工团主义……，等等，性质行为大同小异。不一一而侃；

东方虔诚的学徒，将基督教视为"向西方进步思想贩依的时髦的时尚的象征"，可能已经西方二三流，七八等的"成功奴才"迷得神魂颠倒了，居然忽视了，西方社会是是一个大场子，里头什么走兽都有，很成功和很不成功的基督徒和民族都有，显然与基督教本身无关。基督教社群也是一个大林子，什么鸟都有。真正极端的鸟儿，才会飞到东方传教！基督教本身固然代表着西方的传统文化，成为每一个西方人极左的心魔，也构筑着西方社会今天的通往奴役之路；从这个角度上说，基督教尽管比不上孔儒哲学，也是非常地成功的！

基督教大抵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心理慰藉"的层次，或者是"泡妞勾仔"时吹嘘"阿拉时髦得很进步"，相当于娱乐业的谈资。所谓基督教代表了现代文化，基督教哺育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基督教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成功，而得而苟延残喘），基督教代表了公平，基督教代表了进步……，作为个人信仰歪歪，未尝不可；作为与沟通的论据，已经自绝于他人，作为"公德"的奋斗，本身就变成魔鬼的跟班。毕竟他人有他人的信仰，并不认同基督教的自吹自擂。如果上帝真的主持末日的审判，这些魔鬼的信徒，无疑是要下地狱的。

当一些立志改变他人信仰的基督徒，自以为头上顶着光环时，笔者真切看到的，是他们额上长出的两付尖角。用哈里波特对伏地魔的的规劝：忏悔吧！赶快忏悔吗！忏悔你们对人权的亵渎！对于这些魔鬼的信徒洗脱罪恶，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但是魔鬼的信徒之所以令人怜悯，就在于当他们沦落为魔鬼的使徒时，却自以为在为自已的上帝效劳。当他们走在通往地狱的奴役之路上，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人类乌托邦的美好天堂而奋斗。传统文化与他们相融的世界观，为他们的无知恶行奉上掌声，更让在通往奴役之路上的基督徒，如痴如醉！

用房产税代替土地财政的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国五条的舆情反扑，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阻力； 

中国社会积弊如山，经济困境如临深渊，与其说是统治阶级不肯妥协，不如说是朝野利益集团达成了"宁愿洪水滔天"的共识，阻止现实问题的任何解决。当执政者试图着手解决其中某个盘根错节的难题时，朝野共识者就简单地煽动"对统治者革命"了事。事实上，革命已经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卫道的血酬武器。典型如国五条，针对土地财政的调控，压低炒作房价的预期，就被大批宁愿洪水滔天者顽强攻击。用新浪推荐的谢百三教授的话来说，"国五条"天怒人怨；但是所谓天大概就是谢教授，所谓人，也只是炒房才算是人了。

只要土地财政（核心是垄断土地的公有制）是合法的，那么限购就肯定是合法的；在法理上这一条完全没有疑问。如果说高房价是土地财政的自然现象，不应使用行政权力限购的手段，笔者也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必须否定土地财政，否定"房地产拉动经济"，实际上是就是必须否定土地公有制。但是谢百三先生坚决反对！谢教授认为房地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滥印钞票乱花钱的高房价，毕竟提供了国企几千万人的就业（至于减少了几亿人的就业和收入，就不提了），国企是不能关闭的，金融是必须垄断的……！您明白了吗？谢百三教授还扛出朱镕基总理的主义来，笔者倒真的期望，朱总理真的能现身证明，谢百三嘴里说的，正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呢！

其实，不用限购而能结束高房价，办法非常简单，并不是更为争议的房产税，而是让农民的小产权房完全进入市场，实际上就是放弃房地产开发商的特许权和预售房。那就是土地私有化的一部分（宅基地完全产权），但是仅此一条就足以因为房价下跌，让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几乎全部破产！象谢百三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同样反对。所以房产税是否会被转移到买家，而导致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还因为先缺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解答；但是通过房产税打压房价的设想，是完全可以先验否定的。

天朝打算用房产税代替土地财政的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只有卖地卖房收入的零头，就是因为全民铺开后，导致居住成本过度上升，成为全民普收的人头税，相当于直接把通货膨胀，用税收的形式转移到国民头上。但如果是限制在持多套房上，指望以此打击多套房的话，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上涨的预期就会仍然存在，卖房者就会把增税的成本，转嫁到卖方，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上涨；条件就是土地财政所对应的"大政府，积极财政拉动，凯恩斯主义拉动增长"的条件不变。

中国最大问题是不承认错误的共识，还要火上浇油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朝野达成不承认错误的共识，还要火上浇油；
把凯恩斯主义滞胀的原因倒打一耙，只需要把罪责归咎于小民的私心；

基础货币M最终形成m2的乘数K＝市场交易成本＝(金融垄断×市场监管)≈"国进民退"，可以看到，高m2也罢，高房价也罢，黄金涨也罢，炒石头炒兰花炒婊子也罢，统统都是凯恩斯主义拉动不了经济后的滞胀的表现。只要交易成本因为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而得到下降，所有高m2，高房价，黄金上涨，商品期货牛市，以及通货膨胀，以及投机炒作的泡沫什么的，就会自然消失；而市场供应就会物美价廉。今天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的问题，而是犯了犯错后，朝野的民粹公害们，非但不肯承认错误，还要火上浇油！

火上浇油让中国死得更快点，非常容易实现，只需要把威廉姆斯的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的定义，偷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斯定理"，把交易成本偷换成"政府监管、垄断下降低交易成本"（如外汇管制＋操纵人民币汇率）下，就会出现相反的结论。中国今天从张五常的专家级，到他的粉丝坚持的"外汇管制＋操纵汇率"的"自由贸易"，一直到民间炒作食品安全之类的竭斯底里；从天朝国资委"国企极大先进"的跑马圈地，到民间毛左民粹鼓噪的"国企（保留垄断）分红给全民高福利"，都可见倒行逆施。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斯定理是断言"私心是交易阻力，抬高交易成本；因此政府监管和垄断，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实际上由于成本是个体利益的痛苦感受，交易成本的衡量取决于"个体充分的议价权"。滥发的货币并不能够象"科斯主义派"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所称的，"滥发的货币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拉低了经济"。科斯的交易成本缺乏实体匹配的定义，但是必定与"货币增加无关"。但是"货币增加降低交易成本"，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前提断言。仅仅是中国的m2爆炸，本身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证否。 

但是，天朝《臣民日报》声称"国企效率已经不再低效"（显然又是偷换了成本管理的"效益"，和生产创造价值的"效率"），既意味着国企利益集团跑马圈地拒不让步；也说明了为什么近十年来，随着国进民退中国经济迅速m2爆炸及所有的种种滞胀现象，如失业，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生活和经营成本上升，高房价的恶性炒作…………，这就是诸如"房地产提供就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又当天朝学者，把m2的爆炸性归罪于"金融垄断和监管还不够时"，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还要火上添油！民众处境也将雪上加霜！

中国的确是积弊如山，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因为毛主席曾经折腾出文革和大饥荒，而在于今天的朝野不承认毛的错误！！中国的问题之严重，并不在于政府犯了一些错误，而在于面对事实，居然还不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尽管政府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当一些国民，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统治者身上时，完全忽视了国民传统文化之恶，正是政府错误的根源和依托，而且今天的国民，正以革命的狂热，强制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却谓之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大概这就叫"有信仰"？！

中国（金融垄断×市场监管）导致增长的质量远远逊色于美国

世界第一的中国M2的合理性解释，但不是合理的理由；
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基础货币与M2之间的乘数关系；
基础货币与M2之间的乘数K＝国进民退； 中国M2爆炸因为高乘数；
中国（金融垄断×市场监管）导致增长的质量远远逊色于美国，

中国世界第一的M2的成因中，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体制导致了基础货币的经济效率很低，转换为流动性的乘数后，就体现为M2的高涨。简单点说，就是单位数量的基础货币发出以后，如果经济流动不畅，货币资本的投资效益下降到利率水平以下，持币人就会倾向于把货币存在银行，等待机会；而不会投入明显将亏损的流通领域。这些（贷出来又）存回银行的货币，就会体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借贷两帐的同时上升，中间的缺口是存款准备金。如此反复，体现为银行存款的m2就将体现为基础货币的乘数和银行坏帐可能的同步增加。

理解基础货币与流动性的关系，就可以理解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会有"N种宽松，超低利率，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原因就在于，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利率稍高，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货币流动就会因为倾向于存银行，而导致实体经济中缺货币，以及如m2的爆炸性增长。但是如果理解该货币政策的机理，就会发现，凯恩斯主义之根本错误，就建筑在"通货膨胀导致的事实上负利率"与"货币的宽松"正相关。因此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滞胀解药"，实际上是中毒者加速自杀的毒药。笔者奇怪的是，道理真的那么难理解吗？

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M并不体现为m（x）中的任何一个，因此牛刀用m(x)去解释央行是否滥发货币，在概念上有错误。按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提供的经验以式，m2与存款准备金率R负相关，公式体现为（m2=K(M/R)）。存款准备金率越低，则乘数越高。中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极高的，世界第一！达20%！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央行对于m2其实是同样的敏感，指望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抵销基础货币的"超发"。根据美国银行业的经验，中国20%的准备金，对应着五倍于基础货币的乘数K。

但是问题出在K并不是常数，而是一个与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都相关的变量。美国是目前市场经济最完善的经济体（尽管不是完美的），因此其K的数学是比较低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远远不及美国，因此同样的基础货币下，乘数实际上比美国高得多！该结果如果仍然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上看的话，就是中国的金融效率和经济效率都比美国低，因此单位GDP和增长率所需要的货币代价，都比较高。也可以把过来理解，中国的GDP和增长的质量，都比美国同类指标的质量，低得多！

乘数K大致于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成反比，不过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有重大缺陷。如果参考威廉姆斯的科斯定理的解义，可以认为K=market(金融垄断×市场监管)，(交易成本＝金融垄断×市场监管)大致相当于"国进民退"，因此中国M2的公式就可以表达为 m2=(基础货币×乘数)＝K×基础货币×（金融垄断×市场监管）＝K×基础货币×国进民退＝基础货币×交易成本。同样是"向美国接轨"的央行和货币政策，由于中国拒绝在金融垄断和市场行政垄断上让步，交易成本远远超过美国，导致"保八"之类的政策带来m2的泛滥。
合理的解释，不等于合理的借口；更何况此合理的解释，也不是凯恩斯主义"合理性"的支持，事实上证否了凯恩斯主义"货币拉动经济"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滥发的货币不可能影响实体经济制度中（如行政垄断）的不合理之处；如同输血不能治疗血栓，只会加快爆血管（滞胀），此即m2恶性膨胀的堰塞湖。从中国天量的m2货币的成因中，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因为减少了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加，算是缓解危机的麻醉剂之一。但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改革，降低中国的交易成本，M2自然就会下降。

印第安人来自中国大陆，黄种人，血统上与东亚人种一样

现代人何时及如何进入美洲？印第安人和kennewwick人；

在《Pocahontas，风中奇遇》动画片的引导下，8岁的长女开始搜集"印第安人如何进入美洲"的人类学知识。笔者向老婆夸耀："很多是高等院校的历史教授，也不了解的'历史知识'"。他们多半是不了解的，因为主流的历史是道德史，只有赞扬这个谴责那个的故事，无论是何种信仰，文科出身的教授们，一边下意识抵制进化论，更不要说"社会进化论"，因此他们无法把握理解历史和理解现实社会，所必须的最重要的工具。他们所谓的"借鉴历史"，也只不过是一系列道德说教的新哲学新谎言。他们认为这就是学问。

科学的历史本身不含任何道德的说教和诱导，只有客观的事实和对客观事实作合理性解释的进化论。这是8岁长女理解"印第安人进入美洲"的人类（学）历史的起点。

人类线粒体的证据，明确无误地显示，人类第一次抵达美洲，在4万到2万年前之间。在欧洲人全面殖民美洲以前，人类至少有三次进入美洲。第一次是在两万年前，冰河时代因为海水的下降，第一批现代人顺着白令陆桥进入了北美，但是他们不是印第安人，是白种的，血统接近欧洲人的kennewwick人。在一万到两万年前之间，地球进入了最后一次冰河时的温暖期，海水重新上涨，淹没了白令陆桥。因此在在一万年以前，北美并不存在印第安人。此后是公元八世纪，维京人在隋唐温暖期之间进入格陵兰，随后在寒冷中灭绝。

印第安人来自中国大陆，黄种人，血统上与东亚人种一样。在BC9000年以后才通过再度冰封的白令地峡进入北美洲。仅仅在一千年之间的窗口期，白令陆桥再次被海水淹灭，再也没有畅通过。随着印第安人在一万年以前进入北美，早前至少一万年已经到达北美的kenewwick人，还有一直在北美生活的冰河期大型野生动物，在短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全部灭绝。显而易见地，他们与它们的灭绝，都与印第安人进入美洲的历史事件有关。如果不理解进化论的规律的话，就会认为这是印第安人屠杀了弱者和动物的"丛林法则"。

一万年后欧洲人重新进入北美洲后，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种族崩溃的事件，原因几乎完全相同地出现在面对印第安人进逼的kennewwick人的身上。但是并不是屠杀和征服的"弱肉强食"，而是弱势群体在疾病和劣势武器的双重压力下，步步失去优越的栖息地，最终在恶劣得多的营养条件的病魔折磨下，在条件恶劣得多的栖息地中人口大减，甚至被全部稀释在人口多得多的，作为后来者的优势种族之中。这种情况在一万年后，也出现在面对英国人定居的澳洲土著身上，同样也出现被汉民族逼入山区，人口大减的苗蛮"少数民族"。

在食物和栖息地短缺的压迫下，特别是灾难季节，彼此种族之间的争夺自然是激烈的。人口少而长期与其他族群隔离的族群，（如北美和大洋洲土著），无论是社会形态的发展，战备能力、工具先进和对疾病的免疫力等等方面，都会因为更少的交流（包括与病毒的交流）而更慢地进化。因此一旦与多数群体重新汇合时，就会在彼此竞争时面临绝对的劣势，不但自已的人口未战先大幅减少。印加和阿兹台克人的军队，甚至在迎战西班牙人以前，有时已病损80%以上的战斗力。在迷信的年代，这些民族会认为，神已经抛弃他们了。

无论是在科尔特斯征服阿兹台克，还是皮萨罗征服印加； 这两个善战著称的印第安人帝国都几乎没有象样地组织过抵抗。被瘟疫彻底征服后，他们的国王主动向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投降求援，自以为迎入西班牙的神，才能免于瘟疫的折磨时，被他们视之为神的西班牙人"征服"的。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面对英格兰移民的土著印第安部落的身上。根本不必等待殖民者的屠杀，至少90%以上的北美印第安人，已经在与殖民者发生冲突以前，就在碾转不停的瘟疫中消失了。

成本是社会学的关键

成本是个体利益感受的痛苦，社会学具备科学性的关键；
任何个体利益的获得，如果没有成本的支付，必定是因为成本的转移；
"自主交换"和"成本转移"，界定了"合作 vs 抢劫"，"交换 vs 生产"的区别；

无论实体社会学的框架覆盖多广，但是所谓的"进化论的支持"，归根到底是服从于成本效益原理的关键——>成本！成本是整个实体社会学的关键，决定着任何个体和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也决定着什么是经济学。不涉及成本和可持续性的任何理论，无论是如何声称它是经济学，肯定不是客观科学范围的那种经济学。但是，什么是成本？什么是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如何定义呢？就象"什么是函数"，查查工具书抄出一段文字作为答案，但是那与您解构经济学所针对的那个对象，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定义者也不是"辞海"的词条。
ps:中国文人爱翻的《辞海》，相当于"圣经注解""论语注解"，只是"前人对某个词曾经有的解释的总汇"，科学上是没有用处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很多教科书，将成本限定在"企业管理"的角度，不是经济学内容）中，成本是为个体为某种特定的收益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但是隐含的对象前提很严格，（也就很容易被辩证法偷换'对象角色'）。成本必须是与收益同类的财质（同一类class），并且必须是由同一对象所衡量，衡量的标准取决于该个体的痛苦的感受。因此在限定前提下，成本是个体利益损失的痛苦感受。此即为什么米塞斯所强调的 "边际效用"，会被马克思主义等，与基督教的"道德经济学"一同斥责为"唯心主义"。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之"人权就是隐私"，也就是人权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个体是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心证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实体经济学不是哲学口号的集合，因此不存在从某句固定的口号上，通过辩证法，用概念偷换的方式作逻辑上的延伸；但是同一客观实体（如个体的心证）也就可以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同义表述；如同我们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姿态。米塞斯和哈耶克常常被主流政治和经济学者，否认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则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学说），因为其逻辑依据是"心理感受"。

在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基督教）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心理感受"从来都被视为"主观"。在这些自命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他们理论中所称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主观"必定绝缘于客观，水火不能相容。因此当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复强调，经济学的逻辑依靠是边际效用时（对成本和效益边际的心理感受）时，也就等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伪科学定位。（注意逻辑体系内外的角色差别）。因此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实在只是屌丝级的平民学者，但居然会代替了滥印钞票的凯恩斯主义，被指责为权贵的经济学。

但是个体获得特定利益的时侯，表面上未必真的支付成本，如强盗的抢劫；或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或封建主从农奴中获得的贡赋，也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指责资本家"用钱投资获利，不劳而获"（马教等结论已经预设了"劳动/生产创造价值"的逻辑前提）。成本定义的逻辑结论，就是如果所获得的利益没有显见支付的成本，必定是由于成本的转移。成本的转移，既可以是自主的交换，也可以是强制性的转移，也可以是时间上的转移。时间上的转移就构成了预付后的提取，或赊帐，或因时间转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损失。

"成本转移"与交换的区别，也就界定了自主交换与强盗行为的区别。强盗抢劫不是自主交换，"开发大自然"的生产没有经过自主交换，也不创造价值；都是成本的转移，而因短缺而面临可持续性的考验。交换创造价值的原因，就在于通过自主能够衡量的成本，消除了"成本转移"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了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这就已经解释了什么是经济学。各种工具书中"什么是经济学"的解义，几乎就是"如何管理社会"。事实上，经济学是研究"因为成本转移而让经济活动不可持续（短缺）的规律"的客观科学。
ps1:本文是顿悟"成本是个体利益感受的痛苦"的笔记；由此顿悟开始，可以完全解释整个经济学和社会学；
ps2:边际效用的"唯心的心理感受"与经济科学的客观实证，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逻辑联系，是理解的难点，也是社会学的最关键起点；
ps3:马克思解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作用于物质"，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无法抽象成任何"外延内敛的封装实体"
ps4:传统文化的"公平"，没有关注"成本是否被转移"，却强调"不要寻求利益的获得，不要计较成本的支出"的"美德"；

在社会学科（如经济学）上被滥用的数学

实体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帝国"；
面向对象的生物学，进化论，社会学，软件，编码和数学；

实体社会学是一个可以包罗人类社会所有可定义的领域的庞大的"科学帝国"，足以让哲学文化全部改行搞艺术！实体社会学可以根据施用领域的不同，暂时展开了实体历史学（大历史观），实体法学（制度改革的公民利已性的校验标准和方法），实体经济学（政策和主张的公民利已性的成本效益校验标准和方法）三个领域。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通过个体（对象）的逻辑联系（Object的方法和属性）组成的，因此基于个体心证（边际效用）的面向对象（Objective）的实体社会学分析，适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整个生物界。

以笔者的阅读量，到目前为止仍然可以确定，实体社会学（Objective Sociology）是笔者最早原创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笔者一度不知如何表达，甚至命名这一从来没见过，但显然很好用的方法体系，而称之为"面向对象要素的抽象模型仿真运演的社会系统分析工程（Abstract Object oriented relationship Anaylysis for Society Modeling and Similation,AORASMS）"。工程方法论出自笔者早已纯熟的企业流程重组（管理学基础，在企业管理上，通过信息系统实现的改革进程），"Objective"代替了古怪的术语描述。

表面上说实体社会学依赖于进化论（生物学），但是实际上正如进化论（生物学）的逻辑依据，并不是习惯于"圣经思维（笔者又称之为'中国式诡辩'）"者所以为的，来自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反而是生物学的进化论，兼容了达尔文思想，并能纠正《物种起源》中不符合后续生物学发现的错误。实体社会学的方法论如果延伸到生物学领域，也将兼容进化论（生物学），在囊括解释所有确证的实证材料的同时，也可以纠正生物学和进化论理论上的错误。如"物种的相互淘汰"是错误的，只是"合作关系淘汰"的非绝对的附带。

面向对象的软件技术训练和数十起工程项目的经验，（这些工程项目最终不算彻底失败者，十不存一；从事过软件业商业开发的人士都明白的），让笔者结合新旧获得的历史和社会资料，分析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如鱼得水。无意之中的必然，笔者发现，所谓的"面向对象的软件技术"，如java的底层系统技术，其实只是描述生物学分类方法的抽象，即对"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逻辑上的伪编码系统。 无论是基于"分类研究"的生物学，还是"面向对象"的信息技术，都是数学集合论在实际领域中的运用。
科学世界真的有点奇妙！
"面向对象"的实质就是"按照生物学规律编制的逻辑分析系统"。这样就把笔者本来颇为丰富的，很多方面已经是罕有该专门的大师们能及的各识，（自我评价而矣），如在历史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法学和管理学，通过严谨的软件工程技术，融会贯通地组织起来，不需要引入其他数学工具，就可以验证其逻辑冲突和相互的作用，客观框定任何一个因素变化时，相关对象及其属性变化的可能性（选项）和变化的可能范围（range）。可以从《黑客帝国》的Oracle的提示"what is ur choice，what is ur result"理解。

"Objective technology"还轻易校验出，数学不是科学的必要条件，而是可以被科学调用的逻辑工具；自然也就校验出，今天在社会学科（如经济学）上被滥用的数学。该结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Objective technology"本身就是严密的数学（集合论）的技术表述，没有较之更为合适的数学；同时它能处理最复杂的数学条件，——>庞大的软件信息帝国，就是证明！在未被Objective technology校定在相应的对象的可测量属性以前，其他的数学工具无论多么高深，都是没有意义的。请用您的诚意，理解此最简单的常识。
ps:本文是顿悟"成本是个体感受的痛苦"的前缀；

生活中处处都是函数和函数的结晶

"什么是函数"的科学，哲学，逻辑和技术；
生活中处处都是函数和函数的结晶；
函数是被封装的固定的逻辑关系，是科学成为技术的关鍵；
函数具有重复性和他证性，函数IN/OUT如果有实证配合，就成为科学；
哲学不具备函数，也就不具备封装，甚至不能明确校定IN/OUT与实证关系；

老婆大人冲俺嚷嚷："你来回答你儿子的问题吧！什么叫函数？"。据说儿子一般亲妈，女儿常常亲爸。13岁的儿子如果有什么问题，爱跟他娘亲投诉，好象问了老爸的问题就丢了自已面子似的。8岁的长女就跟她的小同学炫耀："我家有一本百科全书，他的名字叫爸爸，我只有问一个关键字，'它'就哗啦哗啦地全告诉我……"。不过，"什么是函数"的问题，也确实不好回答。其一是一般人就算接触过函数的求解，但很少什么注意"定义"；事实上用到函数的数学书上，几乎没有解释函数的话，（记忆中）。
"解释什么是函数"似乎是语文的活。但是语文教科书有点闲工夫，早就博大精深地抒情去了，啥时侯见过解释"函数"？其次，儿子是拿着奥数问问题，已经查了常规的定义，"函数（function）表示每个输入值对应唯一输出值的一种对应关系"，是不明白这句话到底说什么才问的。这种问题，自然不能象真理的高手那样，查查辞海，就打发得了。笔者的大脑中马上反应过来软件技术时的定义（当然是自已概括的定义）：函数就是输入的因子input与输出的结果output之间固定的逻辑关系，或者说函数就是固定的逻辑关系。

笔者强调了"固定的逻辑关系"，这是函数最重要的属性。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笔者忽然之间明白了，"科学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科学建立在一系列逻辑固定的函数的解释上，哲学就不是。因此科学可以封装出现代的各种技术，哲学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博大精深。"什么是函数"的问题，等同于"什么是封装（技术）"，在软件之中就是"模组化,modulization"。模组module只对输入与输出负责，调用者不必理解其内的细节。此即科学能够转化为技术的关鍵！它意味着我们不必精通一切，但可以把握科学。
函数（模组module）的输入输出所对应的逻辑关系必须是固定的，符合重复性和他证性的要求。函数的逻辑必须具备重复性，不允许是随机的，当然更不允许"辩证法"。如果这是随机函数，那么"随机ramdom"的性能也必须是固定的，不允许出现中国特色的"电脑抽奖""电脑派位"之类，极有中奖规律性的那种"随机"。（笑笑）。当输入输出的数据来自于实证测量时，固定的逻辑搭配实证的校验，就完全满足了科学的三要素要求，成为科学的本身。从抽象后得以固定逻辑的封装，已经可以看到大历史观的技术原理。

在天无二日的逻辑体系中，所谓的"（逻辑一致的）科学理论"就是函数，要搭配上对输入输出的实证校验后，在此函数封装的范围上，就是如假包换的科学。此即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谁说科学真理是依靠大师宗师的圣经传授，而是不是在生活之中的触类旁通？笔者曾经煞费苦心地表达，科学体系与数学哲学宗教信仰之类的区别，所谓的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系统，居然在小儿问题的提示下，就表达得清清楚楚。物理世界所有"工具（如电脑）"，组织，如工厂，企业，实际上都是一系列函数，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哲学与科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除了哲学家（及其粉丝）的心证直觉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证可以衡量其理论（函数）的输入输出，——>这还是假定其"哲学函数"是逻辑一致的。实际上，哲学与科学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哲学是不具备函数封装的，他们的"函数"外延是模糊的，被辩证法搞得博大精深，无法加以抽象！就算勉强looklike函数（某种定律，如阶级斗争理论），其输入与输出也是随机的，无法预期其结果。甚至连"准备输入"与"已经输出"的结果（比方说阶级敌人），也是在辩证法中随机的，说不定就撂你头上。
ps:本文是在"什么是函数"的讲解中的顿悟笔记；

基督教目的模糊的建构主义，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武力不一定是暴力；"暴力"是侵犯人权的武力；
"只重目的，不问手段"指建构主义；
基督教目的模糊的建构主义，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凯恩斯主义不是建构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

"非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也可以成为一种自我道德的标榜，但是其合理性取决于此手段的调用目的是否正当。武力同样只是一种手段的选择，是否合理，取决于武力手段调用的目的的正当性，（"调用"即references是面向对象时，那个对象调用另一个对象的主谓宾的"主动，被动"的识别）。武力常常被误认为暴力，如是要不考虑道德含义的话，确实可以这样理解。按照笔者理解的汉语一般语义，（暴力＝被用于侵犯人权的武力）。因此自卫不是暴力，侵犯人权可能使用了暴力，但是暴力不是侵犯人权的唯一手段。

当非暴力成为一种道德的标榜时，妖魔化对方就成为政治斗争的配套手段。两者都只是手段，共同特点，都是不考虑对方是否真的值得此革命者之无限革命的煽动，是否真的是作为上帝阴暗面的魔鬼，而不是一个处于某种特定位置上的普通人的正常行为。基督教一般会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只重目的，不问手段"的原则视为"没有（神限定道德底线的）信仰的实用主义"，（还有另一位德国权威哲学家正面强调过，忘了名字）；那么当基督教操起（非暴力＋妖魔化）的配套工具时，就是只重视最极端的手段，目的不可告人。

基督教的圣徒战术在煽动最极端的革命时，目的是模糊的！如果说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神国可以带给世界和个人的安灵，还算得上是明确的目的；中世纪时保护基督教的栖息地，直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也算得上是明确的上的，那么是越是到近代现代，基督教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其目的就越是模糊难辩。因为无论基督教的哲学家如果美化中世纪的文革天堂，但是非常肯定地，个个都知道回归中世纪的教会时代是不可能的。而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让基督教两千年以来宣扬的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就是乌托邦。

当基督教的真实目的，仅仅是回归中世纪文革天堂的愿望，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时，就不可能明确地界定他们自已的诉求目的，而仅仅停留在无穷尽地指责"资本积累""私心的逐利""个人的贪婪""私欲的放纵""个人主义一盘散沙""进化论生物学干扰了上帝的大自然（如不惜侵犯人权地攻击转基因）"……；而自以为为了纠正这些每况愈下的世纪（道德）癌症，基督教号召对统治者（如绿色和平组织，实际上是对民主社会的公众实行革命）进行无限革命，所施行的妖魔化和非暴力的圣徒战术，就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实体社会学一般也把"只重目的，不问手段"的神圣化概括为"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毛主义……等等，都是建构主义。如果目的真的已经是明确了，手段也就明确了，越是社会高级层次的确定目的，越是不会受到习惯法的约束。因此"只重目的，不问手段"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早在马基雅维利以前，信神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就已经在他的哲学代表作《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详细论证了：掌握绝对权力的，只对上帝负责的君主，自由散漫的金口玉言，才是真正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律。

问题在于，越是社会（公共）高层次的目的，就越是不容易界定。因为越是脱离公民个体的成本感受，就越是难以确定达成目的的真正成本，成本由谁的承担，是否被转移到真正弱者的身上？因此越是社会公共层次，越是强调"只重目的，不问手段"，就越是成为奴役制度的代名词。这就是建构主义之不可行的原因，道理也已经完全表达在詹姆斯一世的代表作中。至于凯恩斯主义是"得过且过，那管日后洪水滔天"而发明的灵丹妙药，称为建构主义就很勉强。这种拖延性叫什么"主义"？有说"保守主义"，不如叫"姑息主义"。
ps:癌症治疗中有一种"姑息疗法"（止痛，等死），颇类凯恩斯主义；

错误的追求不会因为信仰坚定而变成科学

基督教"圣徒战术"误区在鼓动无限制的革命；
错误的追求不会因为信仰坚定而变成科学；
圣徒战术鼓动的无限革命必定与"妖魔化宣传"相伴随；
基督教的误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两者的误区推动了极权主义的出现；

基督教的圣徒战术，催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宗教战争，本身就足以说明：即使是用正确的手段，但是所作的错误的追求，也难以避免悲剧后果；而且信仰越是坚定，悲剧的后果越是惨重。根本原因就在于，"短缺"是客观存在的限制；不会因为信仰而变得丰足，更不会因为非暴力，客观短缺就被信仰得不存在了。事实上信仰从来不是针对短缺的客观的，而是针对信徒的肚皮的。信仰几无例外，都是号召信徒勒紧腰带，减少消费，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短缺"是何等客观的存在。但信仰节俭也只是让短缺的绞索，迟点收紧而已！

要害并不在于，圣徒战术所奉行的"非暴力"；而在于圣徒战术鼓动的是无限制的革命。此时，非暴力只不过是"无限革命"的手段，根本不管对方权力所存在的合理性（如私有权力），或因时态出现的必要性（如智利皮诺切特镇压民粹运动的"专制"），更不管对方是否是奉行宽容的社会政策，甚至根本不管世俗权力是否是资本主义，是否正在努力实行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改革；总之，如果权力不是拱手相让，无条件投降，（私有权力的放弃，意味着共产主义），则圣徒战术所诉求的就是无限制的暴力革命，宗教战争！

与圣徒战术鼓动无限革命的宗教战争相伴随的，就是对所谓"统治者"的妖魔化。正如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妖魔化轻易地以大脑急转弯的辩证法，转移到无权无势的私有平民身上，称之为"资产阶级"！仅仅因为他们省吃俭用，有了积蓄！所谓的"资本"！"逐利"！"贪婪"！"堕落"！甚至是西方的基督徒，当他们自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时侯，他们述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观念甚至词句，是有多少不是出自《资本论》的？从妖魔化统治者开始的无限革命，总能就转移到资产阶级的头上，是否让人深思？

当欧洲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时，用的是"私人资本"！"逐利"！"贪婪"！"堕落"！犹太人的卡尔.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时，用的是"私有财产，资本"！"逐利"！"贪婪"！"堕落"！希特勒谴责犹太人和马克思时，其实就是用种族主义的方式标定的"资产阶级"，骂的是（国际犹太人的）"资本"！"逐利"！"贪婪"！"堕落"！当深受希特勒极权之害的犹太人哲学家，《极权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汉娜.阿诺特，谴责她眼中的极权时，照样谴责资本主义资本家所谓"资本"！"逐利"！"贪婪"！"堕落"！

可笑？还是可悲！

如果不考虑私有权力的合理性，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谴责的"私人资本"！"逐利"！"贪婪"！"（个人道德）堕落"！"缺乏信仰"；也不考虑压制民粹强盗本能的公共治安的合理性，也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将民粹的强盗本能神圣化？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压制希特勒在德国的夺权的话，这个人到底是跟希特勒比赛谁更民粹，比方说德国共产党的台尔曼；还是要象皮诺切特和阿根廷的军政府，冷酷镇压这些左派的圣徒呢？但正如所有人看到的，基督教社会谴责他们是"独裁者"！

如果说基督教和被基督教感染的人，对希特勒上德国的上台负责，大概是不确切的。尽管德国天主教会和路德教会，都是希特勒政权的狂热的支持者，只有少数几个神父象天主教的尼姆扎，还能保持清醒，（路德教会几乎是一边倒支持希特勒）；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帮助，没有马克思主义对民粹的普及，没有法国对德国的敌视，就算魏玛德国面临大萧条，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还能推动（其实早就存在的）战争计划是不可能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俄国，出现在中国，出现在南美洲……，不说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不算是冤枉。

传统文明总是在战略优势下对异族文化宽容，战略劣势下乖戾

基督教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与残酷的宗教战争的逻辑关联；
传统文明总是在战略优势下对异族文化宽容，战略劣势下乖戾；

圣徒战术的主动效能取决于于"已方的非暴力"的程度，客观限制条件是"对方的宽容"。成功运用了圣徒战术的基督教和他们的传教士，对于非暴力的奉行是真诚的，信守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基督教夺权以后的教派分裂是最严重的，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在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如果理解了圣徒战术是无限革命的武器，就不需要把基督教世界无可避免的宗教战争，归罪于"西方文化的乖戾，不够孔儒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宽容"，道德史观的常见误区；掩盖了基督教在异见抗争时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与宗教战争之间的逻辑关联。

甚至在大英帝国已瑧巅峰时，Edward吉本在著作《罗马帝国的衰亡》时，仍然流露出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步步进逼的基督徒的自卑，尽管当时仍然貌似强大的土耳其，早就已经成为欧洲的病夫，已经是总崩溃的前夜。基督教夺权后面对伊斯兰教的步步进逼，长达一千年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与基督教有关的所有战争的残酷性。基督教无论是彼此之间残杀，对犹太人的猜忌，（典型如西班牙），还是对穆斯林的仇恨，甚至于对"野蛮人（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的残酷的屠杀而毫无怜悯，都已经与当年奉行圣徒战术的非暴力相迥异。

今天我们看到从罗马帝国开始的传教士，奉行的圣徒战术渐渐的异化，早就已经脱离了当年作为罗马帝国非主流时代的基督教的自卫的范围；但是在弱小如印第安人之间的传教的传教士，无论是本来意愿还是客观效果，都的确有点尽力挽救印第安人部落的生命的意思。原因就在于，一千年宗教战争磨炼后的欧洲社会，对于"异教徒，野蛮人"已经是冷血的，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印第安人，或者是印度人；等等。只要有欧洲人重新确立了战略优势的心理后，对异教的宽容和异文化的爱护，才重新回到了欧美文化群体之中。

"人人有原罪，不信基督教就要下地狱"，既可以在传教时解释为"如果不信基督教的，末日审判时就不能上天堂"，也可以在武力在手时的群众狂热之中，被解译为"杀一个异教徒，灵魂升上天堂"（有罪的人不信教，就让他下地狱）。基督教在非主流时代，狂热地以圣徒战术渲染他们的"被迫害"，当他们成为群众武力的主流时，又狂热地成为迫害异信仰；传教士在落后民族传教上的奉行的非暴力，随之以来的征服军对"不听教诲的异教徒"的血腥惩罚；两前者的非暴力与后者的冷血的乖戾，恰成鲜明的对比，却有逻辑的关联。

在感受战略优势时的宽容，在劣势感受下向乖戾的异化并非基督教传统所独有。作为非主流信仰时，向强权者乞求时的非暴力，与作为主流时的盛气凌人甚至发泄屠杀，也同样可见于阿拉伯文化，孔儒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之中。中国文化在心理感受优势时，同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宽容；但是当中国发现自已原来只是全世界之中落后的小脚色时，同样会异化为排外的狭隘的义和团。将基督教视为世界时髦的狂热的信仰分子（一般也是信仰不坚定的临时鸟儿）会把此种传统文化的常态视为对基督教的侮辱，或更证明他们的极端。

基督教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之奉行，在没有夺权时总是有着"受迫害的正义"的圣徒形象；这种圣徒形象如果衬托起外来的实力优势，那怕是借西方资本主义成就的狐假虎威，也在事实在成为内战煽动和颠覆的威胁。当他们夺权后，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眼中的"当权派的邪恶"。圣徒战术的致命就在于，非暴力只是他们诉求政治的手段，他们号召的却是无限的革命！但是圣徒战术者的"建构主义"一般是脱离资本主义的，甚至谴责资本主义以讨好民粹，因此是不具现实可行性的。两者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就是宗教战争。

谁强调定价权，谁就是左棍

冯仑先生"定价权"的误区；定价权是行政垄断的别称；
人权只有议价权，没有定价权；谁强调定价权，谁就是左棍；
"定价权"是行政垄断造成的"卖方市场"的"企业家"的错觉；

缺乏实体经济学常识，又缺乏私有制自觉性的人，就算好心好意当公知时，经他们翻译的"市场经济的共识"都会变成富有传统特色的四不象。冯仑先生算得上是地产界的成功人士，靠土地财政的天时之利，凭着过硬的关系学，得以借土地垄断形成的房地产开发许可证带来的竞争优势（特许权），和国有金融垄断向土地财政倾斜所提供的廉价资本，炒地炒房炒成了富翁，跟任志强先生一样，算得上是地产界之成功人士，顺便将自已炒成了自学成材的泰山北斗的经济学家兼公知。他们无疑是地产经济，土地财政的坚决的支持者，但是扔开真理，先请问如果土地财政不抵制，将是什么后果？他们真的能超脱自已地产利益集团的角色利益吗？

冯先生《中国企业家没有定价权，中国长不出苹果》一文中，使用了与实体经济学逻辑不符的另一套逻辑体系；姑且算是冯先生的理论创新，笔者也不强调《乔布斯是一种货币现象》和《人权自主选择的市场经济，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但是冯先生使用"企业家没有定价权"作为"中国经济存在问题ABC"的逻辑根据，是不成立的。（冯文的主要章节，就是在哲学上论证此"定价权"是如何地神圣和重要，此略）。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从"人权自主"的角度出发，市场经济中根本不存定价权这东西。谁强调定价权，谁就是左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主选择的双边议价达成的契约"的基础上的，存在议价权，就不存在定价权；如果有定价权，就不存在议价权。所以无论定价权是在国家官员的手中，还是在冯仑这样的企业家手中，都只不过是"专制集权"还是"集权专制"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定价权必定与专制和行政垄断相伴随，因此任何人强调定价权，甚至强调"美国掌握了国际定价权"（如朗咸平，刘军洛，宋鸿兵等众），谁就是左棍。就算他（她）们在其他地方主张市场经济，但只要他们一强调定价权，在那一刻的那一个领域，他们就是左棍。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冯仑先生的博大精深，冯先生的本意，是用转弯抹角地用乔布斯的苹果，当成了打向"限购，对土地财政的调控"的进口炮弹。所谓"企业家定价"的意思，就是让地产商，在土地财政和金融垄断的行政垄断下，自由给房价定高价位！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冯先生真的有心要当市场经济的公知，则他批评的公务员定价，固然是正确的；他（很可能是没有理解茅于轼，也可能是抄袭之茅老的错误环节）论证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价格"（如果冯先生真是这个意思的话），也是无疑正确的。

但是"市场价格"不是冯仑先生的哲学所论证的"企业家定价"；而是企业（家）消费者双边议定的价格。企业家没有定价权，消费者也没有定价权，这才是市场经济。如果冯仑先生缺乏经济学的常识，可以暂时不要当公知，先恶补一下常识，再继续当他的泰山斗。如果冯先生确实把从属于人权的议价权，当成了"定价权"，极可能是下意识地以为，市场经济就是"卖方市场"。这是行政垄断的权力垄断商所经常有的体验。如冯仑先生所处于的地产业，就是这种卖方市场的概念，所谓"土地稀缺，房子保值"之类。

冯仑先生的"定价权"有着"要约价格（开价）"和"契约价格（成交价）"的歧议。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长期的，成行业的"卖方市场"是不正常的。就连微软和苹果，也不是卖方市场；需要企业家的创新和营销，但是根本不存在"企业家定价权"的问题。只有在卖方市场，才存在定价权；但是卖方市场，不可能在自主选择的市场经济长期或大范围地存在。卖方市场的长期存在，意味着行政权力垄断经济的事实；这不叫市场，这叫行政垄断！定价权的操持者，叫官商，叫掮客，叫买办……唯独不可以称为"企业家"！

中国患了有中国特色的日本病

日本歪门邪道想赶超，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中国； 

中国的百万亿M2还在上升，按汇率折算，相当于全球25%以上的M2，而且还在上升。因为中国是外汇管制，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一直上升。国内的经济一直管制，民间就业和收入就会（至少相对于通货膨胀）还停下降，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内需，不可能通过消费品进口的方式，消化掉央行手中的美元。所以仅就占全球25%的M2来算，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人民币过量超发了，就是中国的汇率高估了，（因为外汇管制，两者实际上有逻辑关系）。无论结果是什么，中国的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大大低于目前官方的数字。

有点滑稽的是，日本一直是拧着一把劲，希望能赶上美国；专门走些"（政府干预的）日本模式""凯恩斯主义"的捷劲；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两年歪歪"日本差不多可以说不了"，就垮台了！日本国民远未享受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前（最好时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水平），就遭受到比美国更严重得多的衰退和经济危机。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也是一直拧着一把劲，希望赶上日本！——>中国其实还没有赶上美国的野心！没有日本人的创意，但比日本人更顽强，更不乏信仰，"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更加过分；结果也是差不多；大概是刚刚歪歪"中国GDP又比日本强大了"（人均也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以下，质量更不及），就已经遭受到比日本更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至于有些左棍，争辩"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贵，所以美国物价不便宜"（象黄祖斌即如此），——>他们如果不是把体制外民众的工资收入（劳动力成本）排除在"人均"以外，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劳动力成本"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的必要条件。劳动者收入高，则劳动力成本必然不低；但是劳动力成本高，劳动者收入未必会高，如中国！日本的确是患了有日本特色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病；而中国，显然就是患了"有中国特色的日本病"。市场经济的解药明摆着，但是"得过且过"的共识也是全社会的。

中国经济水平真赶上日本？中国未来经济形势比日本惨 泡沫大大超过日本

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日本将赶上美国，中国将赶上日本；
如果凯恩斯主义是错的，中国比日本惨多了；
中国的经济水平，真的刚上了日本了吗？
中国经济染上了比日本严重得多的日本病；

如果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话，那么中国指望大量超了人民币拉动的GDP，就是代价极其高昂的错误政策，也将导致对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是否真的"高速发展，强势崛起，世界第二……"作更合乎事实的校正。假如中国近十的的平均真实增长，下调到1%左右，（有可能根本没有增长，甚至倒退中），对于面临政治敏感期的执政府来说，意味着剧烈的"信任"危机，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政策的展望，都将产生剧烈的冲击。最起码，李总理克强的政策计划"因为年增长8%，所以轻松实现收入翻番"就要作出重大修正。

因为政治利益的关系过分重大，因此完全可以预期，官方的权威学者会一切可能，为凯恩斯主义卫道。当伯纳克和安倍晋三都在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下呐喊时，天朝的凯恩斯主义的卫道战士，在全世界的不必担心，找不到理论上表示对人民币精神支持的盟友。由于凯恩斯主义必定导致结构性的生产过剩，而不是萧条和通缩的"生产、销售下降（压缩库存）"，因此只要公众读者还吃"权威数字更权威"这一套，凯恩斯主义战士们，绝对可以从不同产品的采样统计之中，编辑出足够的"PCI/PMI下降"的数字，为进一步的钞票滥发开道。

从李稻葵等人的造势来看，中国的国企"改革"估计是想改成日本式的财阀。不能太怪责中央领导们"太自利"，要知道包括激进的基督教"民主派"在内，他们反对中国领导层的理由，也是用"完美的日本大企业，工团主义，北欧模式"以映衬中国政府"不民主"。国企改革如果改成比日本财阀差不多的"国资财阀"（肯定的）是必然的，但是基督教的革命派，就不会反思，是他们崇拜的这条通往奴役之路是错误的，而只会继续攻击执政的改革者，"不民主啦，没良心啦"之类。中国的治乱循环，甚至在革命者身上，就已经注定。

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抄袭日元的凯恩斯主义，而且更为疯狂。在安倍晋三重新打开了日元凯恩斯主义的闸门以后，对比一下中日两国经济体制和外汇的政策的差异，可以按照实体经济学，判断一下中国的处境和中日两国真正的经济水平的对比。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到过日本旅游的朋友，扪心自问，中国的经济水平，是不是已经赶上日本了？比方说，张五常的粉丝谢作诗教授，就是一边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日本的水平"（因为日本的不锈钢管生产过剩，日本政府补贴之，用于住宅的自来水管），一边为凯恩斯主义鸣锣开道。

如果不是具备"公有制就是优越性"的信仰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地，中国对经济的干预和监管远远超过日本；中国国企对经济的垄断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金融垄断比日本强烈得多，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而日元是自由兑换；中国国企的工会力量，也比日本数量并不多的，所谓"终生雇佣"的大企业的工会，要强得多！"终生"得多！一些基督教的革命分子以为"中国的工会弱小，所以保护不了工人"，其实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误判。如果他们稍稍了解一下，就知道他们必定是站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新政的对立面的。

因此如果市场经济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质量，必定是远远逊色于日本，而泡沫就大大超过日本。唯一的"优点"就是还有八亿农民。万一把经济全搞砸了，就又一次把错误的成本转移到农民的身上，把农村当成错误政策的泄洪区。这一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所有错误政策之所能具备的竞争优势！对于农民和农民工来说，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那么赞成目前的凯恩斯主义灾难性情景的重要原因，就是"向弱者倾斜"搞的"西部乱花钱"造成的。农民"利益代言人"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