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李承鹏:反击耶鲁假新闻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用心险恶的贴子,据称援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一篇公开批判中国大学的文章,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经天朝学术安全部门调查:此贴根本不是耶鲁校长施密德特所撰,耶鲁校报也未见施密德特对中国教育现状发表任何见解,而从行文之详细可见,一个外国老头是不可能了解吾国教育这么精深,所以断定这是一头披着外国狼皮的国产羊所为,此贴系何人所为尚在调查中,是否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者,是否被潜规则而又未得到实际好处者亦未可知,但既然出来了,打老虎是打,打苍蝇也是打,为了更好的教育群众引导群众,避免因不明真相去美国大学上当受骗,特将原文如下,再逐条批驳以正视听。
 
 

(原文)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学生多,校舍多”。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但是“他们却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施密德特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他甚至说:“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断言“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此处绿坝)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学生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我们的大学教育应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反之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注:尚有个别更为险恶的言论,我主动加以绿坝在此不予摘录)

完全可以看出,这是帝国主义学阀嫉妒我国日益膨胀的教育GDP,天朝教育就是追求课程多、学生多、校舍多,我们的教育就是“许三多”,北大官员刚刚宣布消息:现在北大、清华每年都可以创收十亿左右,带动周边相关产业九十亿,也就是一百亿了,善莫大焉。可以预计北大清华往后将出现更多的餐饮、娱乐、房地产、足浴桑拿、卡拉OK等更多赚钱的教育培训链条式产业基地,所以以后也请不要叫我们北大、清华了,要叫“北大跨国托拉斯学术集团”“清华教育辛迪加股份总公司”,北大没有校长了,只有校董事局主席,清华也没有校长了,只有CEO……

这是私立的小小耶鲁哪里赶得上的,也是私立的小小牛津、剑桥、麻省、哈佛拍马难追的。当我们知道美国所谓的名校都是私立时不免哈哈大笑了,我们连黔江师专这一级学校都是局级的,北大清华就是部级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印把子里出学术,粉笔刷里出GDP,并按GDP成绩擢升级别,我们创造了世界文明史里的奇迹——一所大学就是一个企业,一个教务处就是一个税务局,一个基建办就是一个大型房地产,整个教育战线如果集体上市,可以让深沪崩盘。

当然这个不好说多了,我们保密,耶鲁培养出近三届美国总统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我们每所大学都在培养着皇帝,至少在培养出皇帝的新衣。

至于校园“血拼”事件,我们又要仰天长笑了,中国校园不过耍些水果刀,美国校园却时常发生端挺冲锋枪扫射的事情咯,但是我们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不像你们,居然最后还要向持枪杀人者的墓前献上一捧烛光,说什么灵魂是人人平等的,还要写进校志里。这种教育就是让人善恶不分,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区别,要是我们一定会让特警队员把丫挺的乱枪打死,再启发同学们揭发他生前种种恶行从借菜票不还到偷女生内裤,从喜欢打麻将到迷恋网游,从逃课不做作业到有严重狐臭和手淫,反正我们是要从身体和人品上先把他搞臭搞垮,让报纸和电视大肆报道,让群众明白这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学业观和荣辱观的坏孩子……一切就OK了。绝计不会给这个孩子墓前摆放烛光的,因为他肯定连墓地都没有,这件事情最后会被人遗忘,什么都没发生过,媒体们会巧妙地报道着学子们安详地在校园里行走和学习,即将找到好的工作,绝计不会影响到下一步招生,下一步的GDP。

帝王主义学阀讥笑我们“知名的教授退休意味着告别糊口的讲台,所以他们要像官员退休那样为子女谋好出路”,这是用心险恶的造谣,我们知名的教授不到退休就是某某企业的大股东了,他们不用退休才想起为子女谋好出路,因为还没退休时子女就是他作为股东的公司的总裁了。知识就是股本,名气就是产权,用自己平生所学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

至于教育效率,我们效率一点都不低,我们有那么多奥数,要不派些耶鲁大三学生跟我们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比比奥数,不奥死你们。我们怎么没有学者?郭沫若就是,余秋雨就是,我们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虽然他一辈子研究的是印度学,但我们可以制造出一个“大国学”概念,就是说经考证,其实印度学是中国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国实在很大连中原地区都包括不下了所以我们的“大国学”就是覆盖了印度日本越南周边地区的学问,这样就方便了哈就方便我们出现很多国学大师。

完全可以让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来一次比赛,比赛项目可以是:说废话,发毒誓,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伙同家长吐血交费,男生帮导师撰写科研论文并大公无私地不署名,女生不小心扮演了师母的责任也不署名,还有就是,大型运动会熟练地成为背景人墙,手执鲜花欢呼国内外各级元首莅临指导,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碰到CCTV等采访时统一地说出:我觉得生活可是越来越好了,物价上涨对老百性真是没啥影响,毕业以后我会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不小心说到就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被就业了,大家不知道的是,过去我们大部份是中学生,一部份成了技专生,很小一部份才成为得了大学生,那时候工作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可后来由于大力开发房地产事业,农村的地越来越少,原先的工作就被农民兄弟占领了,政府发现不能留太多城镇毕业生在街上闲逛滋事,所以就鼓励大家都上大学,发明了各种大学,这样还可以创收,争取排名世界一百强,还可以约束青春躁动的危险……可是这个缓冲期也只有四年,四年后大家还是在大街上乱逛,这才被就业的,但这很好,学以致用,让学子们了解社会,社会才是最大的一个实习单位,混社会只要不混到天地会就是最好的实习期。

看到美国学生在金融危机来到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去郊外画画写生、去教堂唱诗、去工厂学改装自行车、去研究古生物进化的实证……这些鸡毛鸭毛的事情,我们咧嘴笑了,他们可是太悲惨了。真想游泳过去解放他们。

还有一条必须反击的来自于“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的恶毒说法,我们人人都是教育家,君不见:领导是下级的教育家,老板是雇员的教育家,有钱人是穷人的教育家,任志强是房奴的教育家,含泪是灾民的教育家,河南规划局长是老百姓的教育家——你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为了让大家讨论一下“缺乏学术自由和独立思想的中国大学损害了大学生以文明人的好奇心对知识的探索和对真理的追求”这个段落大意,我刚刚做了一个调查,可清华的学生问我,“请问,什么叫学术”,北大的学生问我,“请问什么叫思想”,复旦的学生问我,“什么是真理”,最后,人民大学的学生楚楚可怜地问我,“请问,什么是人”……

咳,这是个小失误,因为我们一直是按人头来计算利润而不是按人来进行教育的,但总之,我们的大学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不断扩大规模追求速度深挖潜力,按照生产温州的皮鞋、东莞的衬衫、义乌的打火机、四川的生猪一样生产出N多的大学生,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一次型获利的,后者可反复赚钱。一个大学生的一生是这样的:20岁看体力,30岁看学历,40岁看经历,50岁看智力,60岁看病历,70岁看日历,80岁看黄历,90岁……看舍利。

多么纯纯欲动的一生,可持续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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