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前提下,革命没有任何逻辑合理性;
西方基本过渡到民主,但并不知道成功的核心是私有制;
西方对私有制不可侵犯的模糊,构筑着西方通往奴役之路;
迷信西方的愚民的同样的三部曲"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
除非执政者明确回护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否则革命断不可取的!但即使是执政者回护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如当前的金融垄断政策,所谓革命也必须针对当前最能废除的谷物法上,而不应对执政者上纲上线,——>是非公断让未来去评价,当前只考虑当前的谷物法。这也同样是天无二日!这就叫"有限的革命"。因此英国革命止于议会否定加税的权力,美国革命止于No votes no tax的北美独立于国王。
因此无论执政者作何政治姿态,私有制改革的诉求都集中在当前的谷物法。第一是因为无论是不是所谓革命,都肯定是从当前的谷物法入手,不可能直接飞入卡扎菲的宫廷"斩首";其次为执政者可能的明智妥协,留下回旋的空间;最后是执政者很可能也在找挽救公有制帝国的出路。执政者为了当前的谷物法冒,整个帝国贵族层被夺命的风险是不至于的,even that 也将大大缩小必要时的顽抗面。
公有制帝国的改革者,并不是民主觉悟极大提高后,由上而下推动民主进程;而是由于公有制的中央集中体制,最能感受到帝国效益的低下,而为挽救公有制帝国而作的努力;这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假设的第一个错误。如果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称国家是一部分贵族统治另一部分公民的工具),那么面临革命危机时,改革者反而不需要再为公有制的低效益负责,改革进程因而中止。
实际上民主进程就是私有制进程,这一层关系是20世纪的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发现的。西方社会和相关哲学界,根本没有意识到私有制在民主进程中的意义,而仅仅泛信仰地称之为"自由",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对民主进程参与者的承诺,其层次并没有明显超出1500年前安布罗斯的许诺。这样就导致西方对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常常曲解为"私有财产不可以直接侵犯";典型如凯恩斯主义。
因此英美尽管实现了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但就学术界而言并没有完全清楚为什么会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因此才在80年代出现了里根革命。而对于欧洲而言(包括英国),并有意识到现代化是美国带动的资本主义,很多欧洲学者和欧洲的粉丝,仍然以为是由于欧洲传统的公有制美德,让欧洲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此即所谓欧洲中心论,或者说基督教沙文主义,以及英国对凯恩斯主义的迷恋。
对成功的民主进程机理的不了解,对基督教公有制传统的留恋(甚至自豪),让西方对于后进国家的忠告,总是停留在"选举"的表象,而保留着对资本主义的谴责;甚至保留着对公有制信仰如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这样西方对于东方传统社会的转型,起到的就是民粹冲击波的倍增器的作用;与"打差右灯向左拐+坚守公有制的左翼战线"的传统革命分子们同流合污,放大的危机进一步中止了改革的进程。
由于没有意识到民主的本质是私有制,也就不可能意识到公有制帝国的传统是公有制,也就以为所谓的革命分子,是基于"民主,自由,无私"的信仰,会自然而然地要的是私有制,——>这恰恰是不可能的!相反由于以为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就会进一步以为,革命是针对统治者之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针对统治者不肯自愿放弃利益而顽抗之故,——>公有制预设前提已经昭然若揭!手段是立足暴力的!
但如果民主的本质就是私有制;那么现实就完全相反了。所谓的统治者恰恰是由于坚定的公有制信仰,会恋权不放;而所谓的革命者,也根本不是什么私有制的诉求,而是复辟公有制的传统的欲望,仅仅是履行着愚民三步曲的"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的又一次复辟传统。只不过他们的虚拟正义未必只能是文革毛主席,而换成"英美代表的民主"而已。既然是虚拟的正义,就不需要私有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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