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的确是文革小人

公有制的文化，不能理解私有制的语言；
举着白旗发动进攻的"东方国学"；
最卑鄙的不是乌有之乡的真小人；

公有制传统文化下的教育，让很多国人难以理解个体民主社会中"复杂多变的概念"，如Concur/Agree/StandBy/Support/BackUp/Approval……，这些民主社会中彼此沟通表示有明显区别的行为动词，在汉语中很难一一作精确的转译，一般都译作同义的"支持，同意"。很形象地表示了公有制传统下的汉语，对于个体主义之间协调沟通的基本模式，处于多么贫乏的无知状态。

在这种公有制文化下的传统文人，总是混淆了反对派和对抗派；总是把民主视同革命，把革命视同进步，把进步视同团结，把团结视同公平，把公平视同平均，把平均视同平等，把平等视同自由，把自由视同革命……！那么把妥协视同投降，把协商视同欺骗，把拒绝视同敌意，把诚信视同道德，把法治视同政府权威，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等文化熏陶下，民主成了革命，革命成了折腾，也毫无奇怪。

与此同时在西方文化背景（和接受了个人主义的东方人）看来，公有制传统"统一思想"的幌子下，笑里藏刀的团结群众中的机诈权谋，这些东方国学，既令人迷惑又令人鄙视。举例说西方对于"战术性诈降"是极其反感的。条约是可以撕毁的，但是用"投降"作为武器，举着白旗发动进攻，这种看似"缺德"的行为，意味将完全丧失缔结和约的资格。对这种敌人如果不能征服后严惩，就要彻底消灭。

但东方文化就认为"对阶级敌人（类似如蛮夷之防）兵不厌诈"，举着白旗发动进攻被视为出色的计谋，如三国中的黄盖诈降。文人墨客以成败论英雄，反正道德的标准是王朝最高正义。这样就把劣势中的军人，推到了不能因败而降的死境，任何降者战俘都是叛徒；而爱国文人自已就从来不会身犯险境。这样文化既导致东方战争中远比西方残酷的杀降行为，同时也在现代战争中削减了东方战俘的待遇。

类似于"举着白旗发动进攻"，"我是你们一伙的"时的敌对言行。类似行径在公有制社会中的"个人言论"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象冒充哈耶克权威指责个人主义，冒充右派指责不革命，冒充民主指责利益，冒充人权指责别人"没有信仰"，泼妇状的破口大骂指责声称他是你的权威（比方说导师，父亲之类），攻击个人利益的同时指责他人"缺乏诚信"。这些都是人际交往中最卑污"诈降"手段。

即使在微博或者稍显热闹的博客留言中，这种东方传统特色的"言不厌假""机不厌诈"，最大量出现的并不是铁杆样的乌有毛左，而是出现在特色民主派的慷慨激昂之中，或者是乌有毛左装扮成的"右派粉丝"。但是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要说互联网上不可能真正考究发言者的背景，就算真的面对面，你也不可能真正读心，此人是真的左还是假的右，也就只能一语概括：这种人最卑鄙！！

在个人主义的角度，这种最卑鄙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信不过的，他们的承诺是没有价值的，与他们定的契约的毁约风险将是无限高！这就意味着对这种人是不可能平等对待的，如果不是征服他们，就是被他们征服；在政治学上又常常被这些人称为"镇压"。在现实行政中，这种传统人士自以为正义的"机不厌诈"，常被歌颂为"打黑"。而从法治角度上，打黑本身就已经是"非法无正义"！

我们常说乌有之乡是极左是没错的。乌有之乡辈起码堂堂正正声明，他们信仰的就是极左。乌有之乡的确是文革小人，但起码是真小人。那些一面声称自已支持民主，一面攻击个人主义，用乌有之乡状的斗争方式做着乌有之乡同样的事时；他们的危险性比乌有之乡更大，还是更小？笔者感觉到，今天社会对乌有之乡是警惕的，但对于这些"伪民主派"的"通往乌有乡之路"，还缺乏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