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保障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国家不能垄断保障

国家保障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
国家保障"低水平，广覆盖"不排斥私人慈善；
"接受保障"与"提供保障的慈善者"角色不同；
道德要挟的"善心"意味着民粹极端的邪恶；
自我表率是善行；将自我表率用于对他人的要挟，即为邪道；

"社会保障"顾名思义，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国家保障并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经由纳税人表决才能通过的国家保障，其保障水平不可能令人人满意；其保障成本之耗费，同样不会令人人满意。因此如果不是按照"低水平、（纳税人范筹内）覆盖"的原则，就根本不可能在民主表决渠道中达成一致。因此如果对国民保障水平不满意，无论是慈善人还是被保障人，都只能自食其力！

"接受保障"与"提供保障的慈善者"显然是两者不同的角色。国民表决渠道看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有人付出代价，有人得到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差别。如果用任何手段和借口强求之，就必然造成暴力剥夺一部分人，利好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因为侵犯了个体选择效用而必然低效。这还是假设在清廉政治条件下的才能达到的"低效中的最高效率"，经济学说明公值寻租下完全清廉是不可能的。

对于殷切于提供保障的好心人士，（一般都是宗教类的），如果嫌公共表决的慈善水平过低，可以自我表率，自已多捐点钱，捐的比例也大一点；并且管好自已的慈善的钱，慈善效益上不致于是掏钱养懒人，只是为了自已上天堂有张单程票……；而不能指责他人"为富不仁"。人家的富是私有财产，是人家的人权；人家没捐少捐是人家的考虑；强迫人家捐钱就是侵犯人权；——>最缺德的行为！

因此好心人士捐钱是做好事，但如果捐钱的目的是为了侵犯人权，就是做强盗。所以该指责的不是少捐的"王十"，而是那些道德挟持的的道德明星卫道士。这些卫道士如果信仰的是公有制的专制政权，可以指责"为富不仁"者没有按卫道士理解的方式放弃自已的私有财产；但如果这些人自以为信仰的是民主，人权；那就不能再指责人家私有财产内的任何选择。

如果自诩是好心的人士，对于国民保障水平不满意，自已可以做表率献出你的财产，不可以强求于人。在现代个体伦理中，称之为"每个人的道德都是个体性的，道德停留在私有的范围"；在传统文化中，则被称为"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基本修养。可见，许多口口声声天下苍生的传统道德明星们，即使是由传统道德的标准看，其品行也是卑污不堪。

但实际上表率的评估也是个体性的，希望用"个人表率实现对他人的道德挟持"，纯属白费心机。以比尔盖茨论，如果自诩捐的钱多；人家会跟他比捐的比例；盖茨捐的比例很高，人家跟他比"留下自用的钱有多少"——>盖茨留下两千万美元，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多，照此标准，盖茨最自私！所以王石的话是很实在的，"做善事要量力而为，不要管他人做多少，自已觉得合适就够了"。

本来公认的裸捐模范，用公开的透明标准，也可以变成最自私之一；仅仅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家捐献的水平，或者保留的私有财产是多少，人家会有人家的理由，而且不会因为你自以为捐得多，人家就需要向你说明。等义于，你捐钱捐得多，不等于你做了人家的国王，要人家向你负责。或者说"自我表率"的确是善行，但如果"自我表率"用于道德挟持的目的，就是邪恶的行为。

慷他人之慨可称卑鄙，慷他人之慨却是为了自已得到好处，只要能忽悠来脑残，却可以称之为"精明"。作为负担了成本的捐献者慈善家，仅仅因为自我表率用之不当，也会沦落为恶行，那么那些身为社会保障、公众慈善而得益的"弱者"，却一味指责他人对他这种弱者"缺乏爱心"，到底是何等猪狗心肠就不复多言了。举例说那些享受了国有特权体制的种种好处，却不知感恩不知福的毛左特权工人。
ps1:本文在一年前完成，当时巴菲特还没有发出五毛税呼吁；
ps2:药家鑫一案，如果说药的死刑，在传统习惯法的概念上属罪有应得，那么被害者张家向药家父母勒索20万"捐献给穷人教育"，就是一种明显的邪念，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