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福利小自由实际上就是传统帝国公有制理想

社会保障的概念有歧议；国家保障只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社会保障＝（国家税后保障＋私有制自主保障）；
民主的人权自由，就是将个体福利自理的权力归还个体；
传统公有制是剥夺个体自理权力，层层集中直至成为中央集权；
左派"大福利小自由"实际上就是贤君的传统帝国公有制理想；

"国家，政府"只是社会中的一个接受国民监督的功能角色，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利益所在；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国民社会的核心的利益。所以依靠国民税收支付的"社会保障"，应准确称之为"国家保障"或"国民保障"；而广义的社会保障，则应包括如基督教等宗教社团，（知名的如伊斯兰教的红新月会），以及私人慈善机构和个人的布施。

原则上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大者是宗法家族组织（如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小者是一个个的大小亲缘家庭；所谓社会保障或国家保障，都是在这些家庭和家族以外，对不能得荫于家庭家族的危亡者的救助；而不会干涉出于慈善目的的家庭－家族内的自济；相反会多方鼓励。这种家庭－家族单位的自治，大大减少了中世纪类传统封建帝国的政治成本；是中世纪国家政权真正的政治基础。

社会保障是由包括国家保障、社区保障、家族－家庭保障在内的多层次体系组成的；并且私有性质的社区－家族－家庭保障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国家保障；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所谓中央集权国家之强大，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这类国家既因为管理成本所限而无法扩张，又由于国土过大而无法实现细环节的保障，空耗社会成本。这类大国的结局都比较悲惨。

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拥有最大量的社会财产，并且聚敛具有某种强制性；而领主－奴仆的关系又被当时的公共体制固化，因此无论是来自教皇的钦旨，还是来自顶头贵族领主的救济，都应视同"国家保障"。显而易见，在中世纪这种接近于彻底的公有制里，类似今天的民间社团慈善组织，由于存在与教会争夺"善名"的关系，而在事实上被取缔了。类似的还有哈里发－苏丹这样的宗教国度。

相对而言，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这样的传统王朝国家历史之中，帝国政府的基本职责的确包括有国家保障，但"善"之名并没有被完全垄断，帝国政权的主要责任是治安和国防等保障；因此象佛教道教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在灾害行善、平时接受布施；并不会象欧洲基督教社会那样，因为可能动摇教会权威而被禁止。但中世纪世界各地的传统政权，一般都不会干涉家庭－家族内的自我保障性分配。

文艺复兴后西方自由经济社会如美国，尽管剥夺了基督教会普济天下的财富特权，但也不禁止基督教组织自行募捐，建立救世军共济会之类的组织。今天美国起到保底生存保障的"爱心商店"，就大部分有教会的背景，并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从业者也多半是缺胳膊少腿半脑残大多老得动不了弹，但还没有资格离退的公务员，（美国的公务员一多半是这种类型）。

因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实际上就是将个人保障的自由和权力，全部返还给公民个体；而仅仅通过共约的国家保障法案，对其中的孑遗拾漏；而完全不是一些中国特色的自由pie所想象的"北欧模式""大政府大福利小自由"，即剥夺个人的福利，经由公共税收渠道"均贫富"；即公有制体系或庇古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中世纪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

庇古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公有制，是建立在马恩"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假设上的，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福利潜力）剥夺到家庭家族；再集中到国家手中；最终却再也管不上国民个体所遭遇的困厄。象毛灾大跃进这样传统模式造成的社会灾害，虽然可以视为"管理失误"；但"人非圣贤，管理总会有失误"，如果不是公有制社会模式本身的缺陷，毛个人和政党的失误，是不会造成全民族浩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