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迷恋香港模式，中央政策倾慕日本模式

宪法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出口导向；
马克思主义不是改革开放的教条，中国非常虚心地向西方右派学习；
地方政府迷恋香港模式，中央政策倾慕日本模式；
日本的中国政策的老师，张五常主义是中国政策的掩护

出口导向的目的，就是所谓的"资本积累"。如果资本积累没有真正促进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化，那么今天出口导向积累的三万亿美元，如果不是重新回借给美国政府或者投资给美国泡沫投资者（如黑石），直到必然地在某一次经济危机中全部损失掉。否则只能窝藏于家，让美联储相应地增发美元填补流动性缺口！总之美国完全不在乎中国收藏多少美元，中国不用于进口的美元，本来就是没有用的。

无论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如何，作为一个闭环运作的人民币经济圈，出口导向就是卖国的买办，机理不难理解。在明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错误解译后，可以直接在天朝宪法的四项原则中，发现全部四条统统可以换算为一句话：出口导向！因为全部四条原则，全部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的理论上，也就完全承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错误。任何建设都必须资本积累，也就必须出口导向。

但考虑到所谓马克思主义教条，只是停留在宪法上的空话，否则也不会搞改革开放了。因此尽管在官方理论界，还需要找点理论创新，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老学究眼皮下能瞒天过海，实际政策运作，不可能是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反而是极虚心地向西方主流的右派经济学，也就是自马歇尔到萨缪尔森的权贵主义派别学习。

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宪法四条原则，统统规定要出口导向的话，可以认为出口导向的念头来自西方学派。其中最出名的传教士之一就是张五常。同样地尽管有关文人一再声称香港制度如何好，新加坡模式如何好，地方政府也确实（同样在张五常的煽动下）几乎完全采纳了香港的地皮炒作的方式，通过土地财政间接地实现了地方的高税收，（这是中央限购的真正原因），但中央政策其实比这些专家明智。

如果把出口导向的内部charter利益视作买办，香港的业务就是买办；——>只有存在大陆被买办的恐龙，才存在香港作为买办的小小的利益。这是大陆不可能学习香港的地方。同样新加坡是一个地区中心城市，正如全中国不可能袭用上海模式一样，中央可以很欣赏李光耀的开明专制（印度也很欣赏李光耀的政治模式），但不可能不意识到，中国恐龙不可能袭用一个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模式。

所以就象罗斯福新政，常常被误以为是凯恩斯主义一样，实际上罗斯福是用凯恩斯主义为自已的左倾政策打掩护，中央近20年来采纳出口导向，也没有真的按照张五常介绍的模式，而是非常彻底地向日本学习，而用张五常主义为自已的政策打掩护。如果了解日本战后政策，是在战时国家主义总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的财阀就类似中国的国企，那么就不难理解日本模式对中国改革者的吸引力了。

真正向香港模式学习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自90年代向地方放权后，取得了40%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同时由于自主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压缩地方编制（已经自主了，却不是民主的自治！），所以就急于寻找额外的政府税收填补缺口，而推动了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形成。香港模式对中央政策是没有参考意义的，但希望成为第二个香港的城市，就绝不止上海一个。香港模式对于地方政策是有模仿意义的。

张五常只不过是汉语翻译的萨缪尔森主义。出口导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既是殖民时代重商主义的思想，也是萨缪尔森主义的核心，被称为"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比较优势的国家，它所得到的国际财富（资本）与其人力成本成反比。这就是张五常称"中国低人权，挤了东南亚国家的工作岗位"，和谢国忠称"中国要提高生产率"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