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的财政危机

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的财政危机；
低人权体制导致财政危机向整个罗马社会扩散；
北欧模式严重恶化了罗马帝国的财政危机；
罗马帝国接近现代保障水平的公民福利制度；

罗马帝国高度发达的古典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大门前止步，并不能归因于金融垄断。阻止罗马真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阻力，是罗马低人权的人身依附型的社会体制。罗马金融垄断形成的本身，就是罗马社会低人权的中央集权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建设有罗马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金融垄断导致了剧烈的贫富分化和实体经济的惨淡，只不过低人权社会改革的表现形式。

罗马帝国的衰亡，归根到底是由于帝国政府无法弥补的财政危机。罗马帝国的低人权的人身依附体制，（理论上整个帝国所有人口都是皇帝的依附者），也就在法理上，也在行政现实中，剥夺了任何社会民众的议税权。罗马帝国的解放奴隶，与南北战争中的解放黑奴（尽管有水分）殊非相同；实际意义仅仅是把奴隶的人身依附，从奴隶主的手中，改到皇帝的手中，以便按奴隶的人头纳人头税！

因此罗马皇帝在财政危机时，就有了向民众摊牌、转移财政成本的无限权力。五贤帝中的图拉真已经表现出如此嗜好；塞维鲁王朝就简直是灭绝人性。卡拉卡拉以逐城抢劫的方式，令罗马城市全部破产！在亚历山大城，把中产以上的市民全部屠杀，财产全部充公！原因是这些被迫破产的小市民，竟然敢毁损伟大领袖卡拉卡拉画像！不妨想想看，今天中国小民如果往金水桥的毛神像砸臭鸡蛋，会是什么下场！

由此也可见，五贤帝之末的奥勒良和他的儿子康茂多，其实是挺不错的皇帝。奥勒良在抵抗日耳曼人劫掠的时侯发生财政危机，没有象图拉真那样摊派，而是变卖皇家地产和宫廷家具，筹集军队出征的费用。自已的消费水平，还比不上一般的百夫长！康茂多显然继承了老头子的财政困难，也同样没有加税或摊派。康茂多死后，国库尚有余额，但安知奥勒良留给康茂多的，不是赤字负债呢？

罗马帝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可能超出东方帝国教科书的想象力。象罗马帝国是一个有公民社会保障的国家，向帝国公民中穷人，发放免费面包和免费养老金，而且没有移居城市的户籍制度限制。这种制度自格拉本时代一直到戴克里先为止，整整维持了四百年之久！稍欠完美的是，免费面包只向京（罗马）沪（君士坦丁堡）广（安条克）发放，且只向罗马公民发放，自由人（相当于农民工）是没有的。

罗马在自已的城市内，使用行政手段，在本城公民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并且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希腊化城邦维持内部特点，有利于维持城邦的凝聚力。雅典、叙拉古和迦太基有着与罗马类似的保障制度，斯巴达、底比斯和科林斯，就发展出性质大同小异的"共餐大食堂"制度。正因为城邦保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城邦的凝聚力，因此保障资格也就严格地限定在城邦的户籍之内。今天称为"体制内"。

罗马帝国建立后，自治市就取代了城邦的地理位置，但需要向罗马帝国效忠。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北欧模式福利，是皇帝的责任之一，由罗马国家提供保障。各自治市就在自已的财力限度内，各自向自已的市民提供类似的福利保障。保障责任以包税人Charter方式完成。由某一大人物承包从海港到道路的收费，以此保障向罗马城供应多少吨的谷物。庞培就曾就长期就任此职。

罗马的财政负担主要表现为军队的负担，其次是公民福利责任的负担，最后是极少数公务员负担。即使是戴克里先时期的领薪公务员，也无非是四万多人。罗马的要害是税收效率极低，真正收到手的税收反而不高，但等价于税收的摊派就很沉重。提高税收效率的办法只能增加公务员，财政紧张时就要削减福利责任。戴克里先为什么远望到罗马元老院的慰问团就逃跑？因为元老院是代表罗马人民来要福利的。

金融垄断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波动因何而成？
金融垄断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
金融垄断是经济社会的吸血鬼；
罗马帝国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大门前止步？

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即马克思主义所称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显得波动极大。原因在于经济周期的根本成因，是行政/金融垄断导致的资源错配，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要素流动比较活跃的社会。因此金融垄断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错配，要素流动的自由，又令资本主义能够用更显眼的价格波动，自动修复供应链的破损。能够同时满足（金融垄断＋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周期"条件，始自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前，行政垄断、政府管制要比资本主义时期还要严重得多。Charter特权的有偿授予，本来就是君主政权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金融业，则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真正形成。由于金融业（包括铸币业）本身如果存在的话，肯定就是各国政权最为重视的垄断；金融业所涉的重大资产产权，也除非与政权合法性相结合，才有生存的余地。

当资本主义开始出现金融行业时，就以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的金融垄断为特征；仅仅是在国家权力边界控制以外的国际贸易之中，才表现为相对自由竞争的金融业务。即使是在古希腊，金融业也主要控制在有限的几个神庙系统下，除此以外就控制在城邦的垄断下，仅仅在城邦之间与神庙之间，才表现出市场经济的特点。当古希腊的城邦被罗马帝国统一时，相对自由的金融业，就被罗马的金融垄断所取代。

罗马帝国高度发达的古典经济，却最终没有跨过工业革命的门槛，可以从（低人权——>人身依附）的社会特点上找到原因。低人权的人身依附制，首先是导致罗马社会缺乏足够的中产消费者，从而缺乏工业革命所必须的稳定的消费者市场；其次是低人权（奴隶，仆人）也令到节省人力的机器进步，对于投资者而言，还不如买几个奴隶合算。

罗马尽管没有日后的行业管制措施，但是由于罗马缺乏私有产权的逻辑概念，表面上的"法治"执行的却是衡平原则，即常说的"中庸之道，向弱者倾斜"，这样就令到依照契约实现产权损益会计的资本主义商业，由于必不可免的商业摩擦总是"被衡平"，如果不是与本地最高政治合法性相结合的话，任何独立的商业企业，几乎是无法生存的。"与本地最高合法性结合"，日后就变成了特许权Charter。

罗马与寡头政治耦合的金融垄断，固然更喜欢获利巨大的政治放贷，（类似例子有战国时代的吕不韦），罗马社会由于缺乏中产消费者和缺乏稳定的私有产权商业环境，也令这些金融经营者缺乏向工商业贷款的兴趣。这就象今天天朝的国有金融垄断银行，对于向"市盈率高的民企"贷款，同样是不感兴趣。资本是逐利的，一点都不错！民营实体经济，被行政垄断盘剥得奄奄一息，资本又怎么感兴趣呢？

即使在奥古斯特已经放弃了"对外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关闭了战神马尔斯的神庙以后，罗马的金融业仍然宁向向地产买卖贷款，而不愿意向工商业贷款。事实也证明罗马金融业是明智的。罗马帝国政府本身也不尊重民营的私有产权。图拉真可以随意向行会（当时仅仅是行业联合会，还不是行业公会，没有皇帝的charter特许）摊牌国债，塞维鲁王朝的打黑，也象薄主教在山城一样，专门找民营工商业下手。

罗马金融业从形成开始就处于垄断状态，不是投资给政治信贷（类似于东方帝国的国债，地方债务，国企债务），就是投资炒作房地产！早就罗马帝国繁荣以前的共和国时期，金融垄断业就已经高度发达，却没有对罗马的经济发展作出任何贡献！直到罗马帝国崩溃的三世纪危机，金融垄断在榨出了最后一个银币（伽利埃努斯）后，才后于经济崩溃而崩溃。罗马垄断的金融业，完全就是经济社会的吸血鬼！

如果不是私有制社会，金融业必定为权贵垄断

金融业大额债权，必须与最高权力相结合；
如果不是私有制社会，金融业必定为权贵垄断；
金融垄断导致"通货膨胀拉动增长"恶化民众生存处境；
罗马金融业政治贷款，导致"人身依附关系过剩"；

古代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罗马帝国时期的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就已经表现为对相对自由的希腊城邦间贸易金融的（军事途径）的兼并，和对内部公民财产的政治聚敛（公敌宣布）实现。即使是在罗马帝国已经成形以后，罗马的金融业仍然一直表现出国家垄断的性质。如果不是权贵经营的金融业务，将是朝不保夕，今天如吴英例。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业的大额债权，必须与最高权力结合，才有安全的保证。

私有制社会，通过"人权天赋"的私有制度，确立了私有债权的神寺不可侵犯。而在君权神授的公有制时期，不要以为借钱给皇帝就可以买来安全，如果皇帝发现欠你阁下太多钱，你阁下又黑心肠不愿意把债权一笔钩销，老兄多半要把脑袋也赔进去。提比略曾经构陷一位西班牙的老债主跟老女儿通奸，把人家扔下悬崖，占了人家的家产。塔西佗在罗马史中隐晦地介绍了提比略此一功绩。

类似的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在位时，就赤裸裸地落在圣殿骑士团的头上。圣殿骑士团虽然是基督教的出家人，又是中央党校，又是十字军的根正苗红；但是因为成了路易十一的大债主，国王还不起债，就说骑士团勾结魔鬼。此类罪名只要得到教会支持，打黑起来是毫不费力，偏偏财大气粗的圣殿骑士团得罪人多！圣殿骑士团全部资产归了国王所有；骑士团长德莫以下一百多位住持，统统当成异端烧死。

图拉真虽然贵为安东尼王朝的五贤帝之一，但是图拉真在位的时侯，也是罗马的通货膨胀，比较拉动经济增长的年代。图拉真倒没有直接加税，但是他带着罗马军团，从达契亚打到波斯湾，抢回来的白银就构成了罗马央行增发的钞票；所费的军费就完全由国内负担！为了避免有限的税收支付不了图拉真的钓鱼岛战争，图拉真强行向罗马商行摊牌"借钱"，办成"食品银行"，表面上大大节省了"税收"。

图拉真的政策类似于发行"战争国债"，尽管战后可以用掠夺回来的金银硬通货归还国债，却明白无误地表现了"李嘉图等效，国债＝税收"，也说明了政府采购的GDP，确实就是隐性的军费。图拉真算是打了胜仗，但是抢回来的是白银，并不能弥补罗马社会支付的实物军事成本。罗马社会支付的战争成本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奥古斯都时期，一个塞斯脱银币的购买力，相当于布匿战争前的三十分之一！

可见当罗马帝国这台机器作为钓鱼岛主义的战争工具时，罗马社会就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无论图拉真打赢打输，是否抢回外汇，罗马社会的净损失都是一个常数。这个道理与东方帝国出口导向，无论是否赚回外汇，也无论帝国外汇是否最后亏损在美国什么金融泡沫里，只要不是买回足额商品，对冲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帝国社会也已经为出口导向的权贵所得，付出了净损失的代价，正比于汇率低估。

无论是内战时期反复的公敌宣布，还是帝国时期反复的钓鱼岛战争，结果都是导致中层资产者的破产，财产围绕着权力贵族，通过非市场手段的聚敛，即今天所称的"行政垄断拉大贫富差距，政府权力导致财富过分集中"，贫民就进一步依附在米饭班主的周围。市场经济就随着中产阶级的破产，一点点地崩溃。由于罗马没有破产概念，也就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罗马金融业，最终过剩的就总是人身依附。

罗马时期的金融垄断，同样导致了生活物价的上涨和金融错配导致的过剩。图拉真的钓鱼岛战争的GDP就是一种"过剩"。罗马金融业大量投资于债务依附，过剩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依附者。象犹太王国的国王希律就是安东尼的依附者。一方面是罗马社会生活必须品的匮乏和涨价（短缺），包括罗马人在内也纷纷成为sb的依附者，罗马帝国也就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以前，就重新向等级奴隶制倒退了。

罗马金融是武力兼并希腊城邦金融后的垄断

古罗马金融业的资本来源和业务模式；
古希腊城邦间贸易有高度发达的民间金融；
罗马金融是武力兼并希腊城邦金融后的垄断；

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国际贸易之中的金融业，适应当时的国际间风险贸易，围绕着神庙的金库，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银行、信汇、保险的国际金融体系。西塞罗卦雅典求学时，带的不是银子，而是在罗马签发的，在雅典兑现的银票。雅典和罗德岛之间的外贸，参股者可以向本地高利贷购买船货保险，如果因为海难损失，可以向本地支付一半的船货赔偿。恐怕这是见诸于史的最早的保险业。

罗马时代对政治家和自治体的政治金融放贷，尽管篇幅远远不及诸王朝名人政治家的道德艳史，但比起民间金融经济的介绍的零星，仍然显得远为丰富。政治贷款中很著名的例子，是恺撒担任罗马营造官时（罗马营造官履任，相当于自费买了竞争入常（选执政官）的资格证）欠下巨债，几乎无法到西班牙赴任。罗马金融业是在希腊城邦国际间金融崩溃后，取而代之的罗马帝国垄断的政贷金融。

在罗马只要贷款要收利息，就被称为高利贷，也就被称为道德败坏。这就是克拉苏的恶名的由来。其实"克拉苏银行"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利息尽可能还，但本金一定要按期还，否则拍卖其抵押的资产。罗马信贷的资金来源，一是希腊传统的神庙积蓄，二大贵族对外战争的掠夺（如庞培从亚细亚带回2亿两白银）、三是对内公敌宣布的抄家（如苏拉）；由资金来源可以看到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金融垄断雏形。

罗马金融业放贷的对象，史载中最大量是司法信贷。这是由于罗马法规定，一旦发生民事诉讼，原告和被告必须出示涉关诉讼额的保证金，限期不能出具保证金者算败诉。这样就为金融借贷的行业创造了无数的"业务机会"。这等游戏规则，收买一些冤家原告无事兴讼，从中牟利的灰色生意，肯定是不少的。比较接近于商业贷款的是地产买卖，但是在共和国时期，又导致服兵役的自耕农大量失去土地。

罗马金融业较大的贷款项目是对罗马官员履职所需的预支，相当于今天的地方债务。罗马官僚没有薪水，但可作为行省包税人获得收入。凯撒就是其中一例，罗马历史上著名的Catlina阴谋，也与政治贷款的欠支有关。Catlina竞选执政官为止，必定已经花费巨资而欠下巨债，因为其极类似于重庆薄主教式的民粹的激进的政治纲领，而被元老院和西塞罗抵制终不能上任时，Catlina必定已经是山穷水尽。

罗马金融业对战败国家（对罗马）赔款的借贷，常常被忽略，反而以为是如高卢这样的国家，真的有那么多黄金白银。实际上罗马对战败国的勒索，远远超出其财税收入，差额则由政治高利贷者代为支出。绝大部分战败国的赔款数额，本身是由作为中间人的高利贷者与战败者商定。罗马国家从中得到最大额的即时赔款，同时又支持高利贷者对战败国的赔款合约，构成了对战败国的长期奴役。

因此罗马时期的金融业，可以看到后世的"隐性军费支持的重工业GDP"的显性表现，就是用国家军事投入，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所谓"罗马的光荣"， 为罗马帝国权贵控制的金融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然后通过帝国支持的高利贷，把被征服者长期置于罗马权贵的奴役支配之下。其逻辑流程与英帝国征服印度掠夺大量金银，又用（重税＋包税贷款）的方式，成为印度的债权人，异曲同工。

罗马帝国金融业最后的业务，就是对穷困罗马人的贷款，进而因为债权关系，让债务人转为自已的依附者的客民制度。当马略的军事改革，直接从穷人中征募可供对外掠夺的军团，军团士兵又成为统帅的依附者时，罗马的军队也就开始成为统帅的附庸；整个罗马国家也最终成为拥有军队的统帅的附庸。通过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各城邦的征服，城邦间的国际金融，渐渐转变为罗马国家权力垄断下的政治金融。

生产过剩是政府管制和金融垄断导致的危机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金融垄断导致消费品短缺的危机；
生产过剩是政府管制和金融垄断导致的危机；
政府干预导致PMI生产过剩，掩盖了资源短缺导致CPI上升；
"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才有经济学意义；

马克思主义声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指的就是今天产能过剩，导致PMI不断下跌的所谓通货紧缩。这种"产能过剩"是金融垄断导致宝贵的金融资源，倾泻在消费力不足的产品领域民，既没有构成有效供给，也没有创造有效就业造成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某种生活必须品价格的上涨。后者自1860-1930年之间，由于金本位的实施，而掩盖了相对于平均工资，生活物价上涨的事实。

金本位的萧条作用曾经详细解释，仅仅为了说明，第一是金本位的萧条同样是因为政治对金融的垄断。因为金本位带来的通货紧缩，对于按不动产缴纳定额税收的纳税人来说，如英国、印度和日本的自耕农的定额地租，就相当于加税、压低农产品价格，剥削农民收入补贴当时的城市工业化的作用。其次是金本位在货币计价上的下跌，但定额税税值按金本位同步上升，人均相对收入更快地下降。

排除了金本位的干扰后，就可以统一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行政（金融）垄断，导致的产能结构失衡，因为垄断导致的民穷财尽，更不可能消费重工业产品为主的"生产过剩"，而不是真的生产得太多了。产能过剩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危机，封存产能（即休克疗法）即可；让生产过剩构成危机，是因为在同一时间内的生活必须品的短缺和涨价。

此处就涉及到通货膨胀的准确定义。再次强调，针对消费者购买力的消费品生产（一般以CPI为主），与正相关于金融垄断——>过度投资——>生产过剩的PMI下跌，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只有针对前者的通货膨胀，才是有意义的。重工业GDP组成为主的PMI，只有在满足消费品需求的有限供应前提下，才有意义。市场价格的传导机制，却绝不可能越过消费品的生产，先拉动了重工业GDP"生产过剩"。

无论通货膨胀的定义是一般意义的"价格普遍上涨"（萨缪尔森的定义），还是"货币发行过多（即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定义），如果不区分可以被金融垄断过度投资带动的PMI的下跌，与必要的消费品的CPI之间涨价的关系的话，就将得出一个怪异的结论：政府干预、金融垄断、滥发钞票，可以阻止通货膨胀，因为必定导致某种生产过剩的滞销产品的价格下跌。

一旦区分PMI与CPI的差别，就可以把通货膨胀定义为狭义的民生生活必须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这样又涉及到对科学派的否定，那就是衡量CPI的生活必须品，何为"必须"，是党国说了算，还是民众自已过民生的感受说了算？实际上这与党国的经济学家们，把PMI下跌冲销生活必须品的上涨，而声称天朝党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要求再次滥印钞票，关键全在于：通货膨胀的大小的标准，谁说了算？

只要在明确通货膨胀与国民生活感受相关的，一般表现为CPI（注意目前的统计，完全是党国权威指定的，同样的客观市场，CPI数字却是可以"宏观调控的"，笑笑）反映的生活必须品的涨跌；只有这样，通货膨胀才成其为"国民支付的社会成本"。否则象美国那样，无论华尔街赚多少钱，无论房价涨涨跌跌，生活必须品价廉物美价格平稳，很难称得上美国人炒动股价上涨的"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成本。

排除了金本位或其他任何等价的"货币本位"对"消费品价格上涨"信号干扰后，明确通货膨胀是指国民生活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即意味着国民储蓄相对物价缩水后，就可以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总结：所谓生产过剩的危机，总是与金融垄断相关的；并且总是因为同一时期的货币资源，在避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必定导致对某些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即金融垄断导致的生活消费品的短缺。

政府干预深化危机，制造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从公害知识分子到社会崩溃的经济危机过程；
传统公有制的特权阻止市场经济修复短缺；
传统公有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构筑经济危机爆发的堰塞湖；
政府干预深化危机，制造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经济危机只能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如同疾病必定是对活人的疾病。公有制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如同死人是不会生病的。从相对接近于市场经济开始，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甚至大部分人（或其后裔）在社会崩溃的动乱中死亡的经济危机，从最早的某些产品价格波动开始发端。这些价格的波动，由于企业/从业者盈利和亏损的预期变化，导致了资本价格的更明显的波动，表现为股票价格和利率的波动。

传统文化对于利率波动的厌恶，反映为对利率的限定，如对高利贷的限制；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厌恶，则会反应为行政权力对价格波动的限制，如郭树清"新政"鼓吹的"理性投资"。传统公有制对金融垄断的垄断，导致利率和价格变化不但不能传导到产品市场熨平价格波动，反而因为金融垄断而导致资本流动的阻滞，不该得到资本的人得到廉价的资本，急需资本的企业甚至反而被加重负担！

传统公有制社会的遗留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权，构成了政府特权对经济危机的放大的"预干预"，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必须品的更强烈的、更广泛的价格波动，经济危机就开始出现了。传统公有制社会的政府负面作用的"预干预"，为了"政府作为"和"市场特权"的合法性辩诉，又会通过细节理性主义/科学派的手段，甚至是虚假的数据，对于渐渐放大的资产和产品价格信号加以掩饰和干扰。

典型如日本、香港和东方帝国，把房价作为统计为资产价格，却弱化了房租在PCI中的份量，甚至干脆划掉！这样就掩饰了房租实际上是生活必须品之一的通胀（真正的刚需），和金融垄断干预经济导致的炒房价格的上涨，两者之间的区别。把行政金融政策导致的房价上涨，视为"市场需求的刚需"，又把房价下跌，视为"资产价格下跌的通缩"。这样就用偷换概念，为扩大经济危机找到了无穷的借口。

由于公有制传统中的民众个体的心理忍受能力，一般是以"不能生存"为限度；而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越是富裕的民众，越是以"生活变坏"为容忍限度。后者的敏感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自以为得计的现象，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民众，对于危机的发生越来越敏感，——>越是对危机的可能性敏感，越是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经济危机就越是不会发生。

当公有制传统中的民众，大部分以"自我生存保证"为限度，甚至充当公害要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时，甚至没事瞎折腾也要政府监管市场（预干预）时，典型者如自称是"奥派经济学家"的薛兆丰也为了金融垄断的"预干预"，即所谓国家金融秩序，要求重判吴英；另一位炒房专家叫吴其伦的，甚至成为主张判死吴英！这些公害型的正义，其实也是把国家干预，视作"提高经济安全"的当然手段。

如果行政干预能够提高经济安全，而不是政府制造、扩大经济危机，那么凡是"安全"的东西，当然不介意"更安全"；就象每个人家里的锁，都是加到自已认为足够安全为止！这样，要求政府监管经济的公害知识分子，就在政府预干预以前，就在舆论"民意"界，构筑了"预干预"的合法性环境；为政府对市场的"预干预"，即林林总总的垄断、监管特权，又制造危机，扩大经济危机，铺平道路。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从公害知识分子开始，从舆论民意开始构筑的，通过强化政府的监管、垄断、干预，没事找事瞎折腾，没有危机制造危机。这些公众自害型的公害转变为真正的政府干预法规和政策后，又因为民众"自我生存保证"为限的"宽宏大量"，让经济危机构成了爆发性的堰塞湖！一旦经济危机以剧烈价格波动的方式爆发，惊惶失措中就会更要求政府干预"向左转"。由此开始了社会崩溃的流程。

贤明君主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传统公有制神话的科学机理

任何民主程序，不能消除"政府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能避免政府瘫痪；
"默认权益归属个体"可以限制政府决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排除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令经济危机流程呈现重复性；
"贤明君主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传统公有制神话的科学机理；

根据个体价值观中的基本规律"个体是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得出政府决策具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一些信仰于"公有制民主，普选，一人一票"的人，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争辩"民主监督、政府群众路线的民主作风，可以减少政策的盲目性"，如几年前天朝吴帮主所称的"咱们的代表最清楚咱国公民私下里怎么想的（人民代表最了解人民意愿）"，却又遭遇到阿罗不可能原理的抵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既否定了过分中央集权的"一人一票普选"的可能性，即否定了默认权益归属于中央，指望由民主普选加以监督的实际可行性；同时也否定了政府在日常机能运作中，由执政党（或政府部门间）的"民主作风"的实用可行性，同样否定了君主主持下，由元老院"民主讨论政策"，如天朝仿效明朝廷议式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可行性。

所有这些公有制前提下，五花八门的所谓民主，如果不是直接造成政府机能的瘫痪，演绎成西方幼稚民主中（有时称为不良的民主）中的政治危机，就是因为阿罗不可能原理"长考出臭棋""无私的辩论全他妈的都是瞎颁！"，间接地仍然是政府机能瘫痪的最终结果；典型如雅典民主缺陷，与西西里灾难之间的关联。偶而的例外，只能是让特权的利益集团借民主、改革为名，跑马圈地！

政府的决策的后果，具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基于个体价值观的"个体是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的另一个逻辑结论，"默认权益必须归属于个体/地方"，则把政府决策的不良后果，被局限于政府所获得的授权范围以内，而政府政策良性的后果，就可以普惠于国民。这样就把最不可预测的政府和领导人对于经济现实和历史的作用，降到可以忽略的细节水平，令到经济危机的逻辑流程具备重复性规律。

如果政府决策的不可确定性，不能被排除出大历史观对于经济危机演绎过程，所谓的社会学，就将完全没有重复性可言，完全成为政治大人物"灵机一动"的玩物。整个社会和历史学，就会先是沦落为此政策被政策（即制度）后果，再沦落为此政策彼政策的动机，然后是此政策彼政策制定者的道德，最后是政策制定者所谓生活细节，说了几句名言的细节旋涡中不能自拨。这就是传统的细节理性主义的出处。

一旦通过个体价值观的"心证"（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则的逻辑结论，把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排除出经济危机的历史流程以外，尽管政治危机和政策错误，尽是贯穿于经济危机恶化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政府的恶劣作用，如果不是本身就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经济危机衍生出来的孽障！把公有制社会为经济危机恶化后的极端状态，则大大简化了命题，经济危机的客观规律水落石出。

另一方面，否定了政府决策对于经济危机之消解与恶化的决定性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衍生出结论，即在私有制原则没有确定前，所有政府主导的所谓改革，都必定是瞎折腾，而不论主持改革的掌舵人，出发点是不是好的，良心是不是好的，素质是不是高的……，etc；如果不是从私有制原则出发的，那么任何改革，最良性的后果，无非就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称之为盛世，稍后便是加N倍的洪水滔天！

这样自然也否认了一些想当然的神话："君主制如果摊上一个好皇帝，效果会比民主制更强"——>这个观点预设了公有制前提的！从私有制角度上看，所谓君主制中的好皇帝比民主好，那是因为阿罗不可能原理，让公有制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个劣等的制度，君主制从来都比这种伪劣民主更优化；而不管是否好皇帝。另一方面，好皇帝只不过是推迟了危机爆发，而让危机稍后爆发并更为危险。

政府决策具有不确定性，为什么公有制总是灾难深重？

政府决策成败具有不确定性，政府错误无可避免；
私有制社会"政策错误少"是因为公民社会的容错能力；
公有制社会"灾难深重"是因为政府的错误，总是导致社会灾难；
"英雄/恶魔的历史决定论"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社会逻辑；

对比"私有制的具有容错能力的民富社会监督下的政府"，与"公有制的强大政府领导下的弱小社会"，就可以发现，尽管两种制度下的社会，在其职权范围内都是行使着管理的职能，或者说都是"专制的行政权"；但是私有制的政府权力，被监督在私有制社会民众的笼子中，被接受社会的容错，纠错！政府的错误不能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公有制政府错误就是社会的灾难，必然地直接危害社会的生存。

由此可见，所谓"民主国家政策少错误"，并不是因为"普选，一人一票"的民主集中体制，更不是因为"民主监督下的中央集权"（西方左派理解下的民主）；而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默认权益归属个体/地方"，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政治容错的能力。这就是"没有私有制，就没能民主"的经济机理。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排除了"政治团体决策"的不确定性，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根本性影响。

由于个体是价值的原子判断单位，因此任何个体的决断，在第三方看来，都会有某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在别人看来，总有一点不理智。在彼此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就会彼此选择对方符合自已判断的，对自已有利的交换内容实施合作，此即所谓双方达成的的理智。这正是私有制的民众在保持PrivateRight对公共的授权时，对于"政府政策不理性"的天然的笼子。

而在公有制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政体下，即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下；政府决策者（君主/党国）的不理智，就完全不受国民主权PrivateRight的监督，构成了所谓"绝对的权力"，但所有不理智的或政治自利的决策成本和损失，就必定完全由国民主权PrivateRight承担，就算偶然地有所谓"造大的蛋糕"，也根本轮不到国民分享，不是填了早前的赤字窟窿，就是让党内民主先给分光了！

私有制"大社会（容错）小政府"的体制，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君主及其政治团体的自利或不理智，等等不确定性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决定性；从而排除了个人道德和能力好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有某个天才可以造福于民众，或者某个恶魔如希特勒毛主席可以为祸全民族，不可能是因为这种人道德特别坏，而是这个社会过分中央集权，政府过分领导社会，导致恶魔的影响不能关在笼子里。

回顾历史上所谓的春秋笔法、道德史观，观察社会上的呼吁"政府监管"，指责官僚、甚至指责民众"道德滑坡，缺乏信仰"的公害现象，对某些领导人求全责备；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潜台词，实际上是"默认权益归于政府"，指望政府掌舵人十全十美，掌握着最高的能力和最高的道德，也就是所谓的"最高理性"，而完全没有民众不理解的和不可确定的偶然性，——>只要是人类，就是不可能的！

由于互利合作的效益，是彼此征服的胜利者之所得的若干倍（以抢劫计，30-50倍，甚至100倍以上），因此私有制的个体利益保障，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人自卫的能力，更取决于彼此互利合作带来的深厚利益。而彼此合作的利益又取决于彼此能够被对方理解的共同利益理性，这样私有制的个体权益，就构成了过滤社会，淘汰劣迹恶行，仅仅留下"美德"的良性循环。

个体的人性，本来就混杂了好与坏，而无论是对于社会底层的贱民，还是对于位居高位的君主和贵族。不存在君主和贵族就是"剥削阶级"特别的卑鄙，也不存在劳动人民就天生的高贵。关键就在于，社会到底是私有制的机理，汰劣行留美德，还是公有制的互害社会，彼此的生存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上。同理，政府的错误和政治危机是否导致社会危机，取决于是否具备私有制社会的容错机能。

韩寒：已来的主人翁

今天知道了很多关于什邡的消息，真真假假，甄别半天，能够基本肯定的是，什邡有难，八方支援，年轻的90后很了不起。昨晚，很多什邡人在政府门口要求政府释放年轻的学生，还有从广汉来的学生队伍支援，因为被抓的学生中不少来自广汉。另外有消息说，什邡维权的源头就是因为一些90后的学生去政府门口请愿。好在政府最后释放了这些学生，只拘留了其他六人。很多人都说因为汶川地震改变了对80后的看法，那什邡则让很多人改变了对90后的看法。
是的，我们不能因为有几个90后烫个爆炸头就说人家全是非主流，比起那些无害的爆炸头，警方的爆震弹可狠多了。这也叫闪光弹，男同学们平时只有在射击游戏cs里才能看见。这下大开眼界了。但是，地方政府如果对人民使用了爆震弹，其实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暴政。强烈的闪光也许能让人晕眩个几分钟，但无法掩盖自己的丑行。你以为这是在拍《黑衣人4》么，一道闪光，老百姓全都忘了发生什么了。每一次的闪光，都是记录历史照片定格的瞬间。你抹不去它。

如果市民行为越界，被警方拘留，受到法律惩罚，我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警方越界，各种对付罪犯的武器都使用到了市民身上，警方是否要道歉？从什邡政府发布的微博来看，依然用词迂腐，语气强硬，毫无歉意，大有朕不修宝殿了，且饶你不死的感觉，甚至喊出了"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这样的标语，这两句话明显是边吹口琴边唱歌，不能同时完成的。尽管在"活力什邡"这个官方账号上骂声一片，但我还是要说有进步。这个官方账号以性冷淡的语气，告诉了一大帮荷尔蒙乱飞者事态的进展，且基本没有说谎。在当今中国，这已经很少见了。他甚至还会使用长微博，这就好比某个当官的突然冒出来一句"节操碎一地"般让人新奇。每一个进步都值得鼓励。然后⋯⋯继续批评。
回到90后的学生们身上，他们值得赞美，但同样有些事情，也值得反思。在一组照片中，我发现一个10后受了轻伤，看着还是个婴儿，于是，我对军警很愤慨，作为一个一岁多女孩父亲的我，连夜写下了《什邡的释放》，但今天缓过劲来一想，你孩子父母没事抱着婴儿上街凑什么热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不是庙会，不是狂欢，这更不是暴乱，请尽量别拖老带幼，因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可以吃地沟油，但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地沟油，我可以呼吸差的空气，但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呼吸差的空气，我可以生活在XX之中，但我要我的女儿生活在XX的反义词之中。原本我以为，80后，90后，这些都是要牺牲掉的一代人，但我现在觉得，也许我们自己也可以完成父辈未尽的愿望。这些人，都是未来的主人翁，现在，他们已经来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什邡政府的官员们应该正是我的父辈，看看这些80后，90后，做些改变吧。我知道你们已经做了很多退步和妥协，来一起完成一件好事吧。
有人说，这次什邡事件，之所以还能写文章，是因为政治博弈云云。我相信，但我不在乎。今宵有酒，难道不醉么，对着打开的酒瓶，难道不饮么，你管你博弈，我要我权利。为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而请愿，是最让人感同身受的。在一个国家走向完善和民主的道路上，我们站起来，走出去，坐下来，并不一定为了那些空泛的大词们，可能只为了一件事，一个人，一棵树，一家厂。也许事关自己，也许无关自己，就像什邡的污染再怎么样也飘不到上海，但是我知道，我们自己，电脑前的每个人，终会遇到这一天，到时候，我们一样需要你的理解和支援，远方的朋友们。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危机有不同的等级；
不同等级危机成本不同，渲染"居安思危"本质是民粹主义；
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中的"政府财政危机"的负面后果大相径庭；
债务危机比财政危机轻微，"债务上限危机"本质上不是危机；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危机却是有着不同的等级。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利益自利集团，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制造整社会对危机的恐惧，故意混淆危机的等级，把低级的危机当成高危的危机，甚至干预成更危险的危机；甚至没有危机制造危机，没有内战就制造外敌，……！以强调自已"为人民服务"当主子的神圣使命！美其名为"居安思危"！实际上是君主权力借民粹主义顽固把持国柄。

从罗马帝国的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一直到今天的金融危机和所谓的大萧条，明白一下不同危机的层次，至少可以令有兴趣理解该社会学/经济学命题的人士，可以衡量公众应该为相应的危机，准备多大的代价，才是值得的；又以多大的代价为限，超出就是浪费，而导致更严重的另一次危机。所谓危机，就是预期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损失的边界可以衡量时，就存在通过危机管理，减少最终损失的可能性。

公有制与私有制最大的区别，就是由于党国一体，大政府小社会的利益分配，政府危机也就是国家危机，国家危机就是社会危机，因此政府的财政危机就成为最根本的危机。罗马帝国的崩溃和苏联的灭亡，从政府财政危机的机理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政府财政危机直到破产，为了避免政府破产而加倍搜刮社会。因此当政府破产的时侯，也正是社会最动荡的时侯，政府破产几乎就是国家灭亡的代名词。

今天仍可以看到，一些政府文人为政府财政危机长吁短叹，反对减税也反对房价下跌，更希望凯恩斯主义永行不朽，因为这样才能避免低效的政府财政，暂时不会破产，——>实际上是把政府的成本向社会贱民转移，——>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苏联的经验，还是在中世纪王国财政的经验，都证明这样一种转退，只不过是推迟政府破产的同时，让国家崩溃的灾难变得社会崩溃的灾变，变得更为惨烈。

天朝文人对于政府财政危机，大惊小怪，不能怪罪这些五毛弱智，乃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逻辑结论。该结论是错的，因为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完全就是徒劳的折腾；但也可以强调它是对的，因为它是天朝党国宪法规定，必须是对的！而在私有制社会之中，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很轻微的，仅仅比债务危机严重一点的危机。大宪章限制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仅仅是本界政府政策的危机，这就是巨大的进步！

政府如果发生财政危机，充其量就是政府中断次要的公共服务，——>并非中断所有政府职能，而是一点点中断次要的政府职能，直到纳税人认为愿意为剩下的政府职能的运作，支付可持续性的税收为止！正因为政府的财政危机，只不过是这界政府当权人，在其任期内提早下课的危机，和部分公务员单位减薪下岗的危机；社会整个机制运作处于自然合作的市场经济里，政府能够全滚蛋，那才是天堂呢！

所以私有制社会的所谓反腐败，也用不着大张旗鼓，腐败再大，也只不过是政府的财政危机。腐败这东西，反正私有制下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可贪的，有那个吃饱了撑着的记者是，瞅空报道几篇花边新闻就够了。私有制社会几乎没有腐败，不是什么舆论透明记者有良心，而是利益私有的，根本没有可供悲剧的公地！也没有可供耗散的公值。这样的体制下，和珅也会变成一个大清官。廉政司之类，纯属多余！

债务危机比财政危机还要轻微。用企业收支作比喻。债务危机是借不来钱了，但当前可能还能发出工资；而财政危机，就是出纳那里已经没有拿不到钱了！至于美国两党折腾的那个"债务上限"的危机，虽说吃饱了撑着，美国有些人良心不安，睡不太安稳的"危机"。所有这些欧洲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睡觉不安的危机，都比不上东方帝国面临的积压的经济周期的萧条压力，因经济周期的面临的社会危机。

罗马帝国是现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起源

"我们都是罗马人"；
罗马帝国衰亡后的经济周期/社会危机周期，随殖民主义扩散全球；
罗马帝国是现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起源；
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接近于全面西化；
"保留多少自已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是现实命题；

从希腊城邦社会开始，把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王朝，看作是世界千年的经济危机，发展成社会危机后又重新恢复过来的长周期起点，不再考虑其他文明的小气侯，会伤害全世界很多民族主义的感情，尽管今天世界各国，无论是伊斯兰社会还是东方马恩毛，无论是印度教还是孔儒国学，都不能改变一个显见的事实，那就是今天各国的经济周期和社会制度，都是罗马帝国的延伸，和某种形式的翻版。

伊斯兰帝国及其后继的社会，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罗马帝国政治体制，通过宗教（政教合一）后的君主政体，代替了原来的元首制（皇帝），几乎就是原装的罗马翻版。连同伊斯兰教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在西欧殖民主义扩张的明显的优势面前，无论是否被征服为殖民地再改造，还是如日本，为了抵抗殖民地化而自主的维新改革，或如中国，结合两者而有之，都在事实上贯彻了完全来自西方的政治文化。

所谓"传统东方国家是否全盘西化"，早就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命题是"东方社会还需要保留多少自已的传统"。亚非拉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碰到一个殖民时期的欧洲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的另一个种族；而如果一百年前的义和团看到今天的中国人，可能马上就让黄皮肤的"假洋鬼子"吓死了！各位看看自已的行头，再抬头看看帝安门四位洋教主圣像，还能骂别人崇洋媚外，那真是活宝也！

当西方殖民主义，任借其压倒优势的政治经济所支持的军事实力，掠夺世界各国的剩余产值时，就已经强制性地，把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纳入了欧洲传统以降折政治模式中的某一种，而无论这些国家是否觉到欧洲的某种政治模式，与自已的某种传统理想相吻合，如中国小农分子就热烈地拥抱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认为欧洲文明可以帮助实现自已梦寐以求的强国梦，如日本的脱亚入欧。

因此今天的地球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延续；今天的地球世界的国际关系，也类似于罗马帝国建立前的希腊国际社会，或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国际社会，而不是如印度教诸王国，或者东方帝国王朝那样的宗藩国际。而今天后罗马、泛罗马的地球世界的形成，原因也正是因为承自罗马帝国崩溃后复苏的欧洲政治经济制度，明显是压倒性的竞争力优势，而不是什么欧洲的信仰，道德。

拜伦对英国人说，"我们（从文化起源上）都是希腊人"。今天地球所有文明社会的国家，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希腊人，同样也是罗马人。我们都处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极度萧条的社会危机复苏后，重新面对一个，除了已经消失的奴隶制以外，很类似于罗马帝国经济社会，而与亚非拉每一个传统历史时期都不相似的"罗马社会"。因此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起源上，可以说今天地球人，"我们都是罗马人"。

将罗马帝国作为现代经济制度的起源，不但因为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主义的扩张及扩张造成的国际压力，促使世界各民族国家或屈服，或自强地引进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因为罗马帝国空前繁荣的古曲经济，和空前惨烈的大萧条，在不断的政府干预下，最终演变成空前惨烈的社会危机。尽管人类历史上的征服者多得是，但是象罗马这种深厚的政治经济的历史经验，就仅见于罗马社会。

现代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度中的普遍的希腊罗马文化元素，被东方帝国误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天才，也被拜上帝教误以为是"基督教是民主之源"，实际上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关系。强调今天全世界的人类，"我们都是罗马人"，并不是崇拜希腊和罗马，——>一个被证明是失败的、崩溃的社会制度，是不值得崇拜的！重视希腊和罗马，是从深远而类同的社会博弈中，总结今天适用的社会规律。

“资本主义”是一顶为阶级斗争定制的大帽子

政治"主义"是政党/政策的雏形，需自证可行性；
意识形态的"主义"只有良好愿望的"先进性"；
社会主义是含糊于可行性的"天堂主义"愿望；
"资本主义"是一顶为阶级斗争定制的大帽子；

"主义"一般所指的政党/政策的主张；，如里根主义，斯大林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与脱离利益约束的纯粹是道德信仰形式（一般就是赤裸裸的民粹主义）的，同样被称为"主义"的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主义相比，区别明显地在于，前者无论如何需要阐述其政策执政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换取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形成选举的主体；后者就纯粹是一种道德标准的煽动。

一般在多党制社会，"主义"与俱乐部式的松散政党相配合，是指某一政治活跃的松散政党的大略观点。因为政党松散，所以没有什么党组织元首之类的布道，也就不能用"政党"一词代替"主义"。这种"主义"实际上是政党的雏形，或者是政党选举议案的雏形；通常会用某党魁的名字加sm为名。如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萨科奇主义，黩克尔主义等等。东方帝国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也是此类。

天朝几代领导人，毛主义的"党国要跟所有人都过不去（阶级斗争）"，邓主义的"白猫黑猫，对党国有用的就是好猫"，江主义的"党国就是好啊就是好（先进性）"，胡主义就是"科学发展观（不知是不是科学派？）"，暂时不知下一代习主义是啥名堂。天朝这几代主义，由于是在党的思想统一的教会领导下，就被当成了内部的阶段性教条；相当于西方政党的那种五花八门"乱"的参政的主义。

经济领域也大同小异。周相国是没有主意，当时的相务院也不是今天管经济的，完全就是御前大总管上书房行走而已；一直到赵相国当上了后备替罪羊，相务院才慢慢主管经济；但就赵相国而言，是拿不定主意。赵相国的双轨制，对于赵相国任内的民乱，有着难以推卸的政策错误。朱相国的主义是抓大放小，印钞票国产炒房地产的事儿最大，朱相国就拼命地印！温相国的主义是朱规温随，还是拿不定主意。

这些概括领导人执政主张（包括竞选者的主张，也可称为主义），尽管称为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层次的如"马克思主义"是低了一级的。与马克思主义同级的还有"基督教（沙文）主义"，君权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等；但都比元级的民粹主义，马尔萨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低了一级，后者可以组合出前者。如民族主义，就是以民族为贵族边界的马尔萨斯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政治以外，是马克思为权威的一种理论，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是一种空想，准确地说"天堂主义"。天堂主义一直是各类宗教，典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除了让全人类上天堂这个理想，具有伟大得不可怀疑的先进性以外，社会主义不要说现实可行性论证，更不要说得到国民人权的订同，就算在欧洲社会的实践中，也遭到一次次的惨败否定。

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描述其如何能实现可持续性运作的乌托邦。至于资本主义称之为"主义"，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并不是一种"人，利益"，连资本本身也没有得到准确的描述。如果把资本解释为"效益"，就成为"效益就是生命"的成本管理，意即"资源有效，要善用资源"，难道有错吗？所谓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与乌托邦相对的现实社会，所以在美国又被称为"实用主义"。

将资本主义的帽子，往"执政政策　or 道德煽动"的模式上套，都不合适。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具体的执政政策。如果有某人说"我执政将是资本主义"，则此人如果不是偷换了概念，就是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正如"个人无主义"，"资本也是无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干预）"，资本如果是效益，也不是一种道德。因此资本主义这词，纯粹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为阶级斗争所需特制的帽子。

多了解各种主义，少谈点主义

什么是"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个人无主义"；
社会学中的"主义"，关键词是"利益＋自利"；
多了解各种主义，少谈点主义；

笔者为了说明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所出现的所谓经济危机的机理，也引入了"主义"，作为对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的概括；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社会危机的改良，是对古老的严重危机的弱化，是历史的进步，笔者为了说明其中利益因循的社会周期的机理，也同样引入了若干"主义"，以描述构成经济周期的博弈中的利益群体。

尽管笔者用利益群体的自利最大化原则，组合出来的君权主义，民粹主义，马尔萨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无非是三五种而已；远不及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基督教左派那些主义的零头，但仍在可能给读者以"又一种政治哲学"的感受。笔者在读书特点是中文译本时，也感受到，汉译的"主义"这个词，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在不同的场合指不同的东西；其本身的准确词义，需要联系上下文，才能大略把握。

笔者博文中所使用的"主义"后缀的一般所指是"社会利益集群的自利"，关键词是"利益＋自利"；明显区别于马克思等左派檄文中的主义是"不含利益的某种思想"。所以笔者所使用的主义，本身是可以替换的，象马尔萨斯主义，就是权贵自利。马克思主义也非原生，未上台时是民粹，上了台后就是马尔萨斯主义；是杂交的二代；如果不考虑的政治实践，则指以马克思阐述为代表的一种政治观点。

西语中没有"主义"这个词。西语的"主义"一般就是某种原则性强调的名词后面，加上"sm"，含义为以前原则为公共舆论的一群人，或者一种学说，或者一批类似的观点。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市民社会，根本不知"公共舆论"为何物，清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的文人，给洋人打得头破血流后，多少有点崇洋媚外的歪歪，就把所有带"sm"的后缀，统统译作"主义"，由此成了有汉语特色的大杂烩。

以笔者理解的归纳，当某种"XX主义"出现时，英文中就会是"xxxsm"，联系上下文，可能是分别指称以下不同的对象。第一种是某种公共意义的乌托邦，如社会主义，特点是极善极美的，但没有明确定义其经济可行性的天堂；第二种是大帽子，极恶极丑的，但说不出到底指谁，凭什么证据指责谁，如资本主义；第三种是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某种群体现象，如消费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最广泛使用"主义"的，是某一时期的政治政策，如果该政策上台而被执行了一段时间的话；或酝酿某种政策的公共观点的主张，即使没有上台，也会以其代表性人物，称之为主义。后者最常见于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范筹，典型如凯恩斯主义，科斯主义，张五常主义，货币主义，里根主义（近似于自由主义），布哈林主义，马德罗主义（墨西哥反对连选连任）……，etc，等等。

笔者曾经归纳，这些林林总总的主义，都可以抽象为"至高无上的某种原则，称为主义"，大致相当于政治文化的一个"Class，类"。当这些主义不是以"个体价值观"为据时，任何主义都是理性主义，都是意图侵犯人权的此派彼派的哲学家。此即"个人无主义"，反之就是"无个人的主义＝理性主义"！由此得出"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的定义，就是"个人拥有和自主判断的原则至高无上"，即人权。

由此在认识任何"主义"时，都要首先明白"个人主义，就是个人无主义"，这样就不会陷入此派彼派，朋党相援的主义口水仗，如果不分开生活，将直到彼此内战。按照"一切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的个人主义（私有制）原则，可以很容易区分，即使是称为"自由"的几种"主义"，那种是真正的个体的自由。大概这就是胡适所称的"少谈点主义（因为个人无主义），多做点（自已认为有益的）实事"。

暴政不会损害国王的合法性

君权主义政治上等价于民粹的原因；
君主可以民粹，野心家可以民粹，贵族不可以搞民粹；
贵族，官僚和富裕平民，是民粹主义的天然敌人，被归类为"右"；
暴政不会损害国王的合法性，只有政治破产才会导致国王合法性丧失；

君权主义在政治上等价于民粹主义，是因为存在着君主与愚暴贱民的传统政治同盟。如果分别从君主和愚民的角度看，民粹主义就是君权主义的工具，而君权的合法性，则是愚暴贱民勒索的对象。在君主与愚暴贱民之间的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无论是贵族还是小康和富裕的平民，与民粹主义都是互相敌视。因为民粹主义者今天一般自称为左派，把贵族官僚和小康平民这些中间阶层，统统视为右派。
ps: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第三共和国，君主派和天主教，都被不恰当地视为"右派"；

贵族不能真正搞民粹。原因就在于，贵族之所以为贵族，不是因为民众的拥戴，而是因为国王的恩典，因此贵族需要首先向国王负责。换言之，尽管宣扬"向弱者倾斜"的美德，贵族实际上向国王倾斜。贵族不会用自已的生命财产向属民倾斜；慷其他贱民之慨归功于国王，是可行0的；但如果如重庆薄主教抢劫民营企业，抢劫农民的保命田，拨九牛一毛捞其他贱民的人心，或者慷国王之慨，那是要掉脑袋的。

如果说国王闹民粹，那是政治的投资。贵族声称"向弱者倾斜"，如果不是无知讨死，就是纯粹的忽悠。贵族的责任是"向国王倾斜""不要问国王给了你什么，问你为国王做了什么"。小康和富裕平民，更是没有贵族和国王所拥有的特权，也就不可能承受任何预设的道德责任。因此对于民粹的"社会责任"也是天然拒绝的，这又成为民粹仇富的借口，所谓"为富者（不掏钱平均）就是不仁"。

富裕平民持有私有财产，不愿意被动地、被强制性地"为人民服务"，被君主号召着平民，指责为"为富不仁"；既是法国路易王朝对法国人的思想教育，也同样是东方毛帝国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思想！而官僚贵族不肯拿自已的财产出来为国王分忧，（此时相当于平民一样的私有财产），则被称为贪污腐化。响应国王领袖号召的愚暴贱民，针对所有私有产权所要求的民粹，最常见的就是"仇富"。

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贵族来说，还是对于小私平民来说，承受恶名的永远都不是国王，得到政治好处的永远都是国王。这样就构筑了君主制最根本的合法性模型，君主永远都象是给小熊分饼的那只公平的狐狸，永远都代表了最伟大的先进性。只要国王是愿意收获民粹主义提供的合法性，"不患贫患不均"，把社会中的私有财产作为愚暴贱民的泄洪区，那么党国和国王君主的合法性，是不会下降的。

平民受害于君权纵容的民粹，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为的"阶级斗争"，却根本不是国王带领贵族镇压人民，从而丧失了合法性。贵族为了完成对国王的责任，奉行马尔萨斯主义收税征斌，得罪了民众；如果损害了国王的执政合法性，所谓"不会办事"，国王过桥抽板，把贵族办成北奸肉，所谓"反腐败，反贪污，反腐倡廉"，几乎总能让愚暴贱民快感。至于国王已经收归国库的税银，通常一分钱不退的。

所谓"暴政损害国王的执政合法性"，纯粹就是想当然的胡扯，不符合实体社会学的先验预期，也不符合历史的所有案例。暴政损害的是这个社会的综合实力，使得这个社会面对外来威胁时，变得弱不经风。在外敌众多的社会，就会让国王面临"暴政变得没有效益"的困难处境，而不得不求助于能够持续地缴纳税收的自由主义私有产业者。对于地形条件很好的东方大帝国，这种外敌促进的进步条件不存在。

暴政损害的是中间阶层，包括官僚和富裕平民对国王的信任，但这些人仅仅是少数。这些人放弃对国王的责任，或者他们本身被剥削甚至被消灭，如东方的文化大革命，损害的也是国王征集税收的能力——>综合国力！真正损害国王执政合法性的，不是暴政，更不是官僚的腐败！而是国王没有得到足够的支付民粹政治成本的税收，还打算反腐败！这将同时失去民众和贵族的支持！简单说，国王破产了！仅仅是国王破产了！

哈耶克为什么会转研法学？

奥地利学派没有可供重复性的逻辑方法；
奥地利学派沦为"经济学的语文补习班"；
哈耶克为什么会转研"法学"？概念对象的重要性；
奥地利学派需要全面引进"面向对象的实体建模"；

当米塞斯根据经济社会中缺乏"常数"，（个体价值观的自然等价结论，即市场经济不存在第三方价值标准），否定经济学引进数学工具的可能性，强调"经济学只能通过文字逻辑描述"时；米塞斯是粗糙地正确了。经济学的确不能引入数学，但是米塞斯也没有总结出他自已运用的，有点可仿效（重复性）的逻辑方法论。这样米塞斯的话就变成："经济学是不能用数学的，大家要补习语文"。

经济学变成了语文功课，门槛当然就大为了降低，但蛇龙混杂的奥地利学派，就成了语文学派，连毛左马棍哲学家也跑来争当权威！米塞斯本人的经济学修养，令他本人对于经济规律的演变有着强烈的洞察力，米塞斯本人对边际效用和相关逻辑的把握，也令到米塞斯可以逻辑严密地解读他所洞察的理由。米塞斯的素质一般的奥派学者不具备的，罗斯巴德望尘莫及，连哈耶克也明显不如，更遑论一般粉丝。

因此米塞斯本人的观点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标准"，最为保守也最接近于正确；但是由于奥地利学派取决于个人主义，又不能引用米塞斯的原话作为论据；充其量只能"我同意米塞斯的观点"，否则就要重新自已再论述一遍。所以奥地利学派的特点是，越是涉猎广泛的，如罗斯巴德，观点就越是不可靠的；越是观点可靠的，如米塞斯，就越是涉足面狭窄，结论越保守。哈耶克的特点，介于两人之间。

奥地利学派的困境，连米塞斯和哈耶克本人都发现了。米塞斯私下承认，奥地利学派已经不存在了，（如经济周期理论）已经被吸收到主流经济学中了，这样奥地利学派就成了其他经济学的"语文补习班"。米塞斯与弗里德曼可能有交流，因为同期弗里德曼也称："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有趣的是，恰恰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也是错误的。

奥地利学派的困境，是必须依赖于文字逻辑，却没有能力提炼出可供重复性研究的逻辑工具。语言文字以外，数学论证以前，更严格的逻辑手段，在90年代以前，仅存在于法学证案的论证之中，可能这就是哈耶克转而研究法学的原因。只要是涉足过类似奥派命题的争论，都会发现"不是我不明白，是偷换概念的想让读者不明白"，避免概念偷换就要清晰阐述概念命题，自然就会涉足到法学精确描述的方式。

90年代出现的信息分析技术，如面向对象的对象建模Modeling，本身是数学方式研究社会问题的前期工作。由于以往需要手工计算的巨大工作量，几乎完全在建模完成后，转托给了计算机，这样不牵涉到精确计算的对象建模，就成了信息技术的代名词，而在事实上把"数学家"降格为撰写附录的助手的水平，如果真的还需要数学的话！这样就为奥地利学派的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复性的逻辑工具。

笔者慢慢地理解了，自已与罗斯巴德得出结论的思路是相反的，那怕结论最终可能是近似的。笔者完全是从基础前提，从对象逻辑出发，按天无二日的逻辑过程，正溯地得出结论，并客观性地自然忽略传统文化提供的主观结论，（即不预设什么结论），"冷酷地接受任何结论"（有些朋友称）。这一过程是不牵及细节的，彼此也是先验的，互相印证的，除逻辑前提和过程本身，是不可攻击的。

罗斯巴德则是很传统的哲学家逆溯的模式，先得出自以为正确的（预设）结论，把奥地利学派当成一门哲学工具，倒过去为自已预设的结论找正确理由。单个命题从语文上，不容易看不出有毛病，就算发现有错，理论上也可以再次解释；但综合多个命题，就会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由于本身是多逻辑（多预设命题）的系统，而出现自相矛盾。象罗斯巴德的金本位和"货币发行私有"，就是自相矛盾的。

公害知识分子关心谁，谁就得受害！

公害知识分子的魔爪伸进了幼儿院！
赞助费因"公立＋监管"而合理；
"强制取消赞助费"令托儿费暴涨1-2倍；
"监管下的黑市"和"公有制中的腐败"是好东西；

公害知识分子，有中国特色的向国际接轨，肆虐并不仅仅是在乳业，公害知识分子的魔爪甚至伸进了幼儿园！下一步居是中小学！倒不是说公害存心要害中国的儿童，只不过公害之所以是公害，就在于他们关心谁，谁就得受害！这就是公害。公害惟祸了幼儿园，是要取消"公立幼儿园的赞助费"。说来，美国既没有公立幼儿园，也没有赞助费，明码实价托费是多少，的确有"取消赞助费"的接轨理由。

但是美国也没有针对幼儿园的审批啊，消防，人保啊，安检啊，上岗证什么的罗罗索索几十道监管。美国连奥巴马家姑娘也可以临时上岗，幼儿园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投资自由消费的市场，仅与劳动力成本相关，——>此乃中国强项！按此计算，本来幼儿园收费，就算按两保一教计，也是很便宜的，连赞助在内的月托费充其量两三百。但在中国公有制特色的唱多下，200-300的托费加上赞助费，早前平均起来要800-1000，——这算便宜的。

问题就出在中国有公立，却不可能做到人人都上公立幼儿园，（有严重公害型精神病患者，还声称"幼儿园要免费"！），还因为中国有几十道罗罗索索，全凭金钱加人情的审批，抬高了准入门槛，减少了市场供给。前者导致公立幼儿园，存在着"公费投入，有限分配"的短缺。短缺利益之差，就表现在赞助费上。后者由于减少了供给，进一步抬高了赞助费，相当于监管管制，总是抬高了黑市价格。

"黑市"好象很贬义的名词，实际上是贡献极大的好东西。不是说黑市比市场经济好，而是黑市它只存在于有管制的社会，有管制就有黑市，黑市说什么也比管制好。这就象公有制社会的腐败，实际上造福老百姓，与私有制社会中的腐败是完全不同的。（公害知识分子要吐血了）。苏联时期的黑市和腐败，可以说是旧了全民族的命，中国目前的公有制水平这么高，腐败如果每年只有5000亿，远远不够！

笔者原以为是实体经济学辨别出来的，名字相同（腐败），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性质完全相反的概念。后来发现连笔者最看不起一法国的学者，在分析苏联和东欧时，居然也发现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弗朗索瓦.巴富瓦尔）。看来笔者不能据此申请诺贝尔奖金，有点大失所望。赞助费就是这样一种黑市，既然（公立幼儿园＋监管）的存在，那么黑市就为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打开了入托公立幼儿园的路。

赞助费是"存在公立"的不平等现象的，自行修正为尽可能平等的自然现象，无论贵贱，金钱说了算！这恰恰也是公害知识分子反对的。所谓交赞助费，实际上也是弥补了公立幼儿园收费较廉，无法维持日常开支之差。所谓公立，实际上指硬件的投资，而不是日常的运作费用。把赞助费一摊销，就会发现收费与私立幼儿园托费相当；即赞助费是合理的。私立幼儿园收费要承担硬件成本，实际上很便宜了！

当公害知识分子鼓噪"取消赞助费"，却不说"取消公立幼儿园"，还要求"加强监管"时，乃是既要做婊子又要贞节牌坊，既要享受公立短缺的特权，又不想平等掏钱；但赞助费却让他们抬高了。短缺就是短缺，不会因为取消赞助费，就不短缺了。既然不能明白收赞助，就只能暗箱操作"抽签"。最透明的国产六合彩都能够在抽签时作假，这种抽签，大概都可以用关系"宏观调控的"，难道又再设监管？

结果就是本来是金钱价格说了算，现在改革成走后门关系说了算，似乎中国人都以为自已关系更铁？但是后门不提供幼儿园运作的费用，钱还是要交的。没有了赞助费偷偷摸摸的补贴，完全按营业收入托费打税，公立幼儿园就算是走了后门或者抽了好签，统统涨价到了3000元一个月！更贵！私立幼儿园跟着水涨船高！不知公害是不是又要政府更严监管？要求政府限价？按公害的品德和智商，几乎不必怀疑。

小国搞军国主义是自杀，大国搞国进民退是自取灭亡

重工业对大型国家是必要的，超配重工业永远是浪费；
超配军事力量（含重工业），成本浩大，效益可以忽略；
小国搞军国主义是自杀，大国搞国进民退是自取灭亡；
非暴力竞争！最公平的社会进化论！

重工业在工业化社会中，仅仅是原料供应商的角色。不是原料供应不重要，小型国家可以进口，但对于大型国家的确是必要的。但是一旦超配则过犹不及。问题是超配重工业，在大政府的左倾政治传统下，几乎无法避免的。超配重工业只有纯粹的军事意义，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对于强国来说，不需要超配重工业，就可以确保自已的国家安全，如美国之于所有对手；或如英国之于欧洲大陆国家。

对于弱国来说，超配重工业意味着削弱自已的长期竞争力，意味着中长期而言自已将不战自败；同时也不可能因为超配重工业，而拥有压倒强国综合国力的可能性。为了进攻性的目的而超额配置重工业的军工主义，如苏联和二战之德国和日本，以求一逞，则完全是一种赔率极高的赌搏。在历史上偶而出现的"成功"的案例，如后金"战胜"明朝，完全是强国一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恐龙，自行崩溃所致。

即使对于强国一方来说，超配军事力量的效益是可以忽略的，成本则是浩大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已经为雅典算了一笔帐：攻破一个殖民地（城邦）的军费，是建立一个殖民地的3-5倍；没有算上重建殖民地的费用。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战争之间，就主要以战胜者确立奴役的宗主关系，如斯巴达之于美塞尼亚，而一般不以摧毁对方的城邦为目的。

由于战争征服与和平贸易的悬殊效益，超出了任何弱国的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令任何强国的主动性战争得不偿失，和平友好合作的国际关系，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弱国之最终崛起、超越，从来不是跟在强国后面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发挥自已的特长的（双方）和平中竞争，因优越性制度的引进而拉近了强弱之间的距离，运气好时，就可能因为强国的错误而赶超，如德国之于法国，美国超过英国。

在实体经济学中，这一规律称为"非暴力竞争原理"或"非同质竞争原理""比较优势竞争原理"。体现在国家策略上，就是"守为正着攻为奇"，永远不搞霸权主义！因为强国征服弱国的成本效益太差，除非犯了天下之大不韪！象二战盟国那样非要灭纳粹德国而后快；否则仅仅是守！足以令强国却步，至少能接受相对体面的和平，为弱国重振旗鼓提供了机会；——>如果强国犯错的话！也如德国于法国。

对于强国一方，除非搞国进民退的通往奴役之路，否则综合国力只可能因为国家规模的大小而变动，而不会因为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自已成为弱国。相反，无论是多么大的国家，无论原来多么领先，一旦唱红打黑帝国化，也会很快变得弱不禁风，让小小的蒙古狂揍，让小小的后金灭了，堂堂波斯大帝国，让几万个希腊兵，几年工会就彻底捣毁了。强国尚且如此，何况弱国勒紧腰带的军国主义呢？

强国如果是保持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就会保持强大，同时也会保持其非侵略性；一旦象罗马帝国那样出现市场经济倒退，重新帝国化，帝国的国力也会每况愈下，直到被弱小的原始部落灭亡，早期的罗马军团，可以很轻易地击败这些蛮族。同理，弱国如果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靠拢，也不会成为强大私有制社会的敌人，而只会一点点地融入ComosFederal，这正是今天西方社会发生的历史进程。

难道这不是很公平吗？越是想搞军国主义的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都将是自取灭亡；越是没有霸权野心的，越是大道无为私有制的国家，越是强者无敌，和平永享！如果你是信教的，难道你不愿意相信，这正是你的上帝对人类社会的安排？如果你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要拒绝这一客观的科学规律呢？它的名字叫社会进化论！军国主义是无利可图的，也将意味着重工业超配，必然是得不偿失的GDP泡沫。

美国默认权益归于地方，法国权益默认归于中央

美国的民主与法国截然相反；
美国默认权益归于地方，法国权益默认归于中央；
美国确实没有殖民扩张的本能，法国反复成为殖民帝国；
欧洲（法国）重工业过剩；美国重工业刚刚够用；

将美国与法国相比，就会发现两者同样声称是"民主，人权"，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美国的民主人权，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体价值观上的地方自治体，至少在其国内政治语境中，人权就是人权，不会成为法式民主长不溜秋的"人权宣言"中的人道主义。尽管美国也曾经扩张，特别是在向原属墨西哥的荒凉北部的扩张，是以新建联邦自治体的方式扩张；这也是美国没有吞并墨西哥的原因。

相比之下，法国的反复扩张，进进退退，都纯粹就是殖民主义。原因就在于，当美国政治体制确立在"人权，自治"的基础上时，扩张的国家成本，就会成为公民和自治体问责中央政府的利器。倒不是说美国人不喜欢征服殖民地威风威风，象西奥多罗斯福，就曾经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充英雄，自已组织一只民军到古巴战争出风头拉选票；而是要就如"征服古巴对纽约有什么好处"，是挺难回答的竞选答辩。

因此当默认权益归于地方时，所谓"不要问国家（征服古巴）对你有什么好处，问你（为征服古巴）作出了什么贡献"，即使按美国宪法精神论，肯尼迪吃两枪子，算是便宜了这总统。所以尽管南北战争后，美国一度强化的中央集权，让美国一时间有了征服古巴和菲律宾的兴致，但短短几十年后，"占领古巴和菲律宾，对美国选民有什么好处？"又成了世纪难题。夏威夷这种花钱不大的旅游圣地还好交差。

法国的所谓民主，就是在中央集权下的"民主集中制"。法国的所谓自治，从来没有超出中小城市的范筹，而且仅仅负责城市治安和税收缴付，连社会福利也是由中央统筹。巴黎和马赛这些大城市是中央指派的空降市长。各省省长同样是由法国总统任命，法国总统则可以解散议会，直到自已的法令通过。因此法国的政治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由公民普选产生的元首制，跟希特勒差不多。（第五共和国）。

法国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的体制，出现长不溜秋的"人权宣言"下的普世帝国主义，就一点不奇怪了。波旁王朝一度与英殖民帝国并驱，拿破仑曾经举着大革命的旗帜，把欧洲置为自已的殖民地；拿破仑三世向东征服了阿尔及利亚，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向西甚至想抄美国的后园，出兵墨西哥！普法战争后，举着人权宣言的法兰西"普选法国"，把大半个非洲，变成法国的殖民地！一直扩张到中国边境！

殖民主义一直到二战以前，都是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主旋律。法国的殖民主义甚至一直坚持到1960年；欧洲的殖民主义也不是因为欧洲人天性扩张，而是欧洲国家比美国更为中央集权，欧洲民众更缺少权力质疑于国家的扩张成本，而无论是否有一个"普选"的外表。一战前以反战出名的左派饶勒斯，甚至在战争前就为了遭到了政治暗杀，足以说明在国家主义狂热面前，脆弱的不仅仅是魏玛德国。

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工业水平会比欧洲发达得多，但美国重工业的比例，又相对地比欧洲要低得多。原因就在于欧洲中央集权导致的殖民主义，由此就导致了彼此高度紧张的危险的国际关系，刺激了政府政策扶持的金融、国企和重工业体系。典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些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过剩，又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投入殖民扩张，又不得不为此而展开世界大战。

仅仅是欧洲，观察世界各工业化国家，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越是重工业占比大的国家，越是贫困、落后、缺乏自我内生增长的能力，典型如苏联和毛帝国。甚至于在同一个国家内，它的重工业发达时，也是比较贫困的时侯，它的重工业比例相对下降时，也是比较富裕的年代，典型如日本，德国和英国。相比之下，美国的重工业就基本上保持在"内需刚刚够用"的水平时，构成了美国重大的战略优势。

科技不是生产力，市场经济积累技术，战争不能拉动技术和创新

监管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监管出高技术；
崇拜高技术的"创新教"，是因为自已不能创新；
科技不是生产力，创新不成高技术；
"战争拉动技术"还是"市场经济积累技术"？

"政府为什么不监管"的潜台词是"监管创造价值"，其逻辑前提又必须是"生产创造价值"；否则"政府监管的合理性"将不复存在；而无论"价值"本身如何定义。由于"价值"在个体自主衡量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没有公允的价值标准。价值在不同的愿望中有不同的含义，如毛上帝崇拜产量，公害知识分子在食品安全竭斯底里时认定是"安全（质量）"，技术落后的天朝则崇拜高精尖，各有特色，etc。

当擅于长矛大刀的天朝，不把京戏武生耍大刀的国学看作"价值"；把高精尖的新技术当成新的宗教追求，（不妨称之为"创新教"），却顽固地拒绝技术可持续进步所必须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体制改革时，天朝大脑中乃是求之而不得的崇拜！创新教在大清帝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年代，称之为"洋务运动"，百几十年来，该教先烈前赴后继地用少女怀春式的追求洋人的"高技术"，可惜仍是耍大刀的把式！

天朝最擅长的还不是耍大刀，而是耍笔杆子。神七八刀的载人飞船，怎么看都是苏联和平号、联盟号、礼炮号的技术再现；让人想起一次大战结束后，坦克技术相对先进的德国与苏联签定的"共享坦克技术成果"的联合项目。（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研制坦克）。当俄罗斯没钱验证和完善几十年前的技术，天朝帝国出口导向又积聚了花不去的美元时，机密状态中的神州计划，怎么看都是德苏类型的双边合作。

创新教的把创新看作高技术，（创新未必产生高技术，象文化大革命，象唱红打黑），把高技术看作生产力，（高技术未必有市场价值），把生产力的产出看作是根本的价值，骨子里仍然是"生产创造价值""监管创造价值""政府创造价值"的信仰。但天朝今天的创新，却是依靠奴役国民出口导向"创造的价值"，向美帝国主义乞求"高技术"而未得！只因监管，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包括高技术。

创新教或者说"高技术教"，信仰"科技就是生产力"，本身就已经是假定"生产创造价值"，因此他们很难理解，所谓"先进技术"的前提，是消费选择下的适用性。只有适用的技术，消耗更少的成本，达到更好的效果，才称得上"先进技术"。因此既不是创新就是先进，也不是先进就是生产力，更不是"生产力是生产价值的能力"，——>社会价值是自主消费时产生的"节省"，不是生产出来的。

基于信仰的创新教，很少会怀疑他们教义中构成多逻辑系统中的断言。象深入人心的"科学教义"，声称"战争拉动技术进步""战争/太空技术转为民用，拉动经济增长"，其潜台词就是"政府创新技术""政府发动战争（拉动技术）"，从而实现"政府拉动增长"。创新教仅仅是简单地节选"二战后世界技术大进步""太空项目拉动民营技术"（人民真理报如此辩护），请问有多少怀疑呢？

错误的断言也就构筑了绵延不断的逻辑结论。如乌有之乡（印象中是朗咸平的理论）声称美国里根革命后的繁荣，仅仅是"冷战积累的技术在和平中的释放"，言下之意美国近二十年的技术是停滞的。各位手中的iphone，大概都是苏联替美国发明的古董。还真有这种考评，声称苏联早就发明了今天美国使用的所有先进玩意。熟悉李约瑟命题和中国四大发明的东方读者，一定不会对这种意淫陌生。

如果"战争拉动技术进步"是正确的，那么美国的技术应该远远落后于战争不断的欧洲，二战中应落后于德意日，冷战中苏联必胜……；但事实是美国的技术自惠特尼标准化，一直是最先进的！二战中的美国技术也是最先进的，即使是德国，也仅仅是有几项性能短期领先的单独产品。那么真正的经济规律，到底是战争加速民用技术的转化，还是战争诞生的技术转为民用呢？战前的民用技术，各累自何方呢？

监管本来含义就是封建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监管"本来含义就是封建；
"监管创造价值"的政治信仰；
"监管创造价值"没有考虑边际的约束；
监管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监管导致社会价值消散；

所谓监管本身，就意味着"按过去的某种模式，让此行业运作不要离经叛道，否则领导同志（或公害卫道士）不理解"。这就是封建本来的含义，也意味着对生产关系的模式的固化。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毫无创新，毫无生气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用另一种办法，用财政补贴，强制其他行业补贴，用凯恩斯主义补贴……，把这种毫无生气的生产模式的产量，只要有保贴，就以无限的产量放大之，称为产值！

一个零是零，无数个零加起来，无数的零的乘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就是无限大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这就是"先进性"。在卡尔马克思的年代，仍然处于中世纪封建经济模式开始瓦解，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尚未确立。卡尔马克思等人，一方面惊喜于中世纪固化的产品模式的百倍剧增而称之为"工业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受到低效的剧增，由于资源短缺而导致的不可持续性，称之为腐朽。

卡尔马克思等人，并没有理解中世纪经济模式瓦解过程中，劳动者伴随着人权完整性提高而自然得到的平等，更没有理解因劳动者所得构成了新的消费者阶层，即今天所谓"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自主的自负盈亏（自已劳动所得）的消费，通过自然淘汰陈旧的、过度的产权，而解决中世纪生产模式的低效扩张，和对短缺资源的低效的利用。卡尔马克思等人简单地以为，政府管起来就行了。

卡尔马克思等人无法理解，当中世纪时显得得珍贵无比的"生产"变得轻而易举时，还有什么现实社会需要，是不能通过"政府管起来"就解决的，如果说国王贵族是腐朽的，那不信神不用国王，不就不腐朽了吗？。为此而彻底消灭私有制，解决自基督教出现之日起，就视之为万恶之源的，因为当时生产不足而不得不容忍的的私有财产，在彻底的公有制基础上重新组织未来的社会，难道不是基督教理想吗？
假设"生产创造价值""监管创造自由"等传统信仰正确，马克思主义不正是其逻辑结论吗？此时回到了科学世界观的最基本的前提：对于科学的结论，到底是相信它呢？还是因为与传统的（一般是神学的）信仰冲突，而拒绝它呢？到底是拒绝马克思主义呢？还是拒绝基督教和东方国学这些传统信仰呢？这就是东西方传统卫道士的难题：他们没有考察假设前提的正确性！也不能面对"信仰"错误的恐怖。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他们在惊叹"产量百倍增加"的时侯，同时也假定了"产品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卖方市场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产品消耗的劳动和原材料的价值是恒定的"——>这就是第三方的价值恒量标准；而根本没有考虑到，由于资源短缺的限制，将导致产品价值随数量增加而边际性下降；即边际效应。中国古代称之为"物以稀为贵，货以滥为贱"。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就是传统经济模式"信仰"的错误。他们总是假定某一变量"极大变化"时，却能够假定其他变量"基本不变"！经济环境的内部要素交换过程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错误同样普遍见于自马歇尔的均衡经济学开始的，"西方现代经济学" 的种种分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用虚拟的计划弥补价值下降，凯恩斯主义就印钞票买下生产商的积压产品，回避了这个根本错误。

在假定奴隶制/生产/监管可以达成计划数量时，质量的可靠性随数量增加而下降；当计划确保质量时，数量随质量的上升而下降；确保（质量×数量）时，"产值"所需的原料和人力资源的短缺无法保证；确保（质量×数量＋保证原料可持续性）将意味着环境的严重透支的同时，产品的适用性被固化而价值消失。结果就是零与任何产值的乘积，仍然是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GDP！

监管是否创造价值？

监管的理据唯有信仰"监管创造价值"；
"信仰自由"必须在个体价值的前提下，否则意味着内战；
"奴隶制/监管/生产"可以分别保证"数量 or 质量"；
"奴隶制/监管/生产"不能管理成本，不能保证可持续性；

民主社会只允许共约的法制规范，不允许政府授权的"监管"，从法学角度是因为"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那当然不存在政府对公民个体默认的监管权。在实体经济学上，则是因为交换创造价值，自由创造价值，任何个体和整个社会的生存，都依靠于价值。因此监管是削弱了社会和个体生存的价值，从而导致了对个体生命的"丛林法则"的淘汰。反之在传统公害的大脑中，则是"监管创造价值"。

监管是否创造价值，归根到底就是"生产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信仰自由的潜台词，就是荒谬如"监管创造价值"的信仰，如果真的是特权分子的信仰，那也是自由的，——>但占有特权，就不是自由的！换言之，如果不能够分开各自过生活，又不想当奴隶的话，如果不能对他们实现独裁，剩下唯一的办法，就只好把这些"信仰特权"的特权分子，连同阻止国民反抗的奴隶狗腿子们，一起统统杀掉！

"信仰自由"必须是在"默认权益归属个体"的前提下才成立。因为"选择分居"将是默认的权益，否则就意味着内战的悲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要任何一方不缺信仰，就不会再以任何一方意志为转移。但是天朝信仰"生产创造价值"的人多呢？还是理解"交换创造价值"的多呢？因为这些人"观念不同"，你不得不对他们独裁，或者杀掉他们，或者自已成为奴隶甚至被杀！可能这就是悲哀吧？！

监管不能产生价值，生产不能产生价值，那是因为"价值"不是第三方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如果从生产的角度看，固化的既定的生产流程，是可以进行监管的。奴隶主监工挥舞他的皮鞭，把"偷懒"的奴隶鞭死示众，就是一种对固化的生产流程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生产形成的价值，是在奴隶主的角度上看的，因为此时奴隶个体和产权（人权）归属于奴隶主，默认权益归属于奴隶主。

从确定的固化生产模式而言，监管/生产不但能确保数量，也可以确保质量。南北朝时期，大夏赫连帝国的国资委主席吒干阿利，对汉族工匠（奴隶）制定的质检标准，是用弓匠做的弓，射泥匠砌的城墙。箭入墙一寸，杀泥匠；射不入，杀弓匠！如此严刑峻法之下，每次315质检大行动,必定杀死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若干。大夏的弓有多了得，已经无据可考，但统万的城墙到今天仍未倒，质量不错。

类似赫连帝国如此监管的质量万里行，《辛德拉的名单》以写实的镜头，叙述了纳粹集中营的监工，以德国人的精明严谨监视着犹太人师傅的每一个工序、产品，如果数量或者质量达不到要求，马上拖出车间枪毙！同时也为新的犹太人师傅的上岗，腾空了暂时免死的就业机会。同样的随心所欲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出现在苏联的国企和古拉格群岛，未达成计划内质量和产量的工人和领导，可以一律枪毙。

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监管/生产"基础上的"数量×质量"，难道不是传统观念中的"价值"吗？假如站在奴隶主既定的生产目的而言，确实是（奴隶主的）价值；——>假如社会属于奴隶主的，象君权神授的国王，这种奴隶生产的都是奴隶主所期待的价值。但是这些所谓价值，对于被送往焚尸炉的犹太人师傅来说，算什么"价值"呢？在天朝帝国口径中这种价值叫"宏观"，奴隶主拨算盘叫"宏观调控"。

即使是站在奴隶主的角度，这种抢劫奴隶生命血汗而形成的"个值"，也是高度折价的。"数量×质量"美妙的组合，却是从来不会同时满足。如果不是数量庞大质量却低劣；就是质量虽高，但却少得得只能进贡皇帝的特供。监管/生产不是搞不定"数量 or 质量"，而是不能管理成本，实现可持续性。赫连帝国因为浪费工匠生命而迅速衰落，纳粹德国劳动力短缺，不会因为杀害犹太人而解决！

一切违背“默认权益归属个体”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默认权益归属个体"是对人权的精准简练的概括和"人权私有派"；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是"行业私有化"不是"国企私有化"；
科斯的理论，违背了"默认权益归属个体"；
一切违背"默认权益归属个体"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比人权断言"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比"个体价值观"，等等关于私有制定义的同义描述的，更为精准简练的概括。笔者以后均采用"默认权益归属个体"替代人权断言，同时兼容此前人权断言的一切表述。如"任何信仰必须首先确定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私有制原则，是识别人权私有者与左中右派各色'左棍'的金标准"。
有博友提议用"人权私有派"，甚好，以后用此名替代易被混淆的"右派"。由于国企私有化与取缔国企的"私有制化"易于混淆，后者改用"行业私有化"描述。由默认归属权解开"国有化（国企）＝国企私有化 ＝ 监管＝Charter"之中，从市场税收被Charter后的政治流程，可以发现帝国政府与国民经济之中的界限是模糊的，无法分割的，但肯定不是界定在"国企产权 vs 政府管理"的边界上。

以默认归属权为标准，帝国政府很大一部分职能，本质上就是国企；从国企承办实物税的职能上，国企显然就是政府。只有所谓的"国企产权转移"，无论国企Charter产权转移于何处，不能构成任何意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改革，而仅仅是帝国政府内部管理上，一系列永无休止的"改革/革命"的一部分。帝国政府的权力边界与国民社会的主权耦合不清，正是默认归属权不清所导致的产权不清的逻辑结果。

所谓"国企产权所有人缺失"的含义，可以从默认归属权精确解读，实际含义就是"默认权益归属于政府（因此产生了国企）"的同义表诉。当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时，国企是不存在的。被国产右派（法西斯—马尔萨斯主义者）推崇的张五常，被张五常推崇的科斯，他们所犯的错误与马克思一模一样；都没有从产权为基础去整理自已的交易成本理论，更没有从默认归属权去整理他们的产权理论。

科斯所谓"企业因为较低的内部交易成本的产生"，实际上是为国企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摆脱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的第三方标准，——>所谓的"社会利益""社会效率""生产效率"……etc；从而也就为西方政府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帝国化，铺平了道路。如果这种"交易成本理论"不是科斯的本来意思，那么科斯没有否认。如果这是科斯的意思，科斯就是与马克思一模一样的化身！

科斯原理必须在符合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产权清晰界定，并承担产权破产的市场风险"的前提下才成立，其最大优化效果不涉及产权（如长子继承权）内部的资源优化，直到该产权破产清盘为止！因此张五常分子所声称的"国企私有化"是不成立的。这就是客观经济科学对科斯原理，按威廉姆斯的一般化表述所施加的客观约束。但也将意味着，科斯获诺奖的"企业成因论"是错误的。

默认权益归属权是对产权理论的解剖和验证。不符合默认权益归属权的所有产权理论，从实证科学的意义上一律作伪！掌握了默认权益归属权后，整套产权理论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从默认权益归属权上鉴定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在企业成因论上犯的错误，第一是科斯没有认识到议价和交易成本是服从于边际效用的；其次是科斯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议价成本以后，忽略了产权价值评估这一"交易"。

科斯偷换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与"企业产权对所有人的成本"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偷换的概念一模一样。与科斯同属新制度学派的诺斯，客观指出了科斯在逻辑上的错误，除"产权价值评估的交易成本"以外，还忽略了"对议价成本本身的评估的交易成本"。诺斯的意思，大概与笔者是一样的。正如指出薛兆丰谈的未必是经济学，笔者的目的也是为了否定对科斯的危险的崇拜。

默认归属权比《人权宣言》简明精准

从默认归属权理解Charter无中生有的"国家财富"掠夺自何方；
国企＝国有化＝国企私有化＝国企公众化＝国企卖给洋鬼子；
默认归属权比《人权宣言》简明精准；

由于私有制的默认权益归属于个体，因此政府是不允许任何监管的，否则就是人治；同时也区分了经由公民公同体约法授权的法治规范。而对于公有制帝国来说，政府如果不监管，所谓"政府不作为"，当然就"（公有帝）国将不（是帝）国"了。即使是在英文之中，（监管＝管制＝规范＝Regulation），也没有区分默认权益归属权识别下的"人治 vs 法治 "。自然就成为哲学家偷换概念的天堂。

从私有制的角度，所谓监管就是政府无中生有的特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无论这种干预是否得到部分个体支持，也无论这种"部分"是多少还是少数；因其是无中生有的，不是基于全体默认权益授权转让的民主体制产生的同，即经（个体默认权益归属权——>"少数服务多数"——>投票）产生的，这种无中生有的监管权力也将是无穷无尽的，直到成为覆盖公民社会的帝国政府。帝国就是这样来的。

"无中生有"的监管产生了Charter特许权，（监管＝Charter）。同时在政府内部，就有一个根据Charter把监管付之作为的部门，无论这一"部门"是小型到仅仅是一个辅助国王财务的宫廷犹太人（中世纪），还是东方帝国的几十万人的"某个部"。所谓国有化，就是这个监管部门指令该Charter的运作，即监管的细化；所谓国企私有化，就是把这种Charter授予某个/批人。但是Charter仍然是Charter。

可见所谓国企私有化，实际上就是90年代司空见惯"国企/部门承包，X长/经理负责制"和今天正在操作的"职工大会代行股东大会职能""国企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特权工人一起来分赃""把国企卖给外资"……，都只不过是一个帝国政府，对于其僭取的特权Charter的管理手段，除非是这种Charter确实无利可图而被放弃，否则Charte对国民经济的几十倍的压抑，并没有改变。

所谓国企就是监管深化到了Charter的更深入的细节，以至于委派专员直接经营这一Charter。那么Charter本身就名存实亡（东方帝国称"执照，营业许可证"），而代之以这位专员一系列的指令。而"国企指导工资""专员贡献大要加薪（如任志强）""加强国企分红""国企上市分红""国企分红划拨社保"……，都只不过是Charter收益的分配，Charte对国民经济的几十倍的压抑，并没有改变。

所谓"国企划拨社保"和"国企分红拨归社保"是一回事。国企的Charter仍然是Charter，社保仍然是政府分支机构的一部分，这就是苏联的体制。今天所谓国企如三大银行的赢利（约6000亿，坏帐不计）是在牺牲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绝大部分国企的条件下取得的。保留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赢利对于社保缺口是杯水车薪；取消这种垄断，每年要倒贴这几家国企几千亿，目前水平上，另有至少十几万亿坏帐。

无中生有的Charter本身，是可以卖钱变现为政府的收入。Charter可以随意由政府定义的本身，也可以作为定期向政府缴纳的收入。"无中生有"的财富，必定是转移自某处，而不可能真的象中世纪教会和国王声称的，"授自于上帝"。如此贼民自肥，却美其名为"政府有作为""监管""规范"，妙吧？？所谓监守自盗者绝对的权力，只有虔诚信仰上帝的王八才能让上帝管住它，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
从默认归属权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国有化（国企）＝国企私有化 ＝监管＝Charter"。所谓由Charter特许权"无中生有"的财富，就是政治暴力对国民"默认归属权益"的抢劫！霸占！糟塌！贱卖！。这就是默认归属权相比于《人权宣言》无比的优越性。几万字的人权宣言是哲学家鼓捣的天堂，"默认归属权"廖廖几个字让哲学家滚蛋，让剥削国民收入的特权阶级，既望于特权的牛二，均无所遁形！

国企和公务员的高薪，以体制外的民众的低薪＋失业为代价

高效糟塌国民收入的国企如何"分红"？
国企可以无限制增加自已的成本，直到无须分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本质是"寻租腐败定律"；
国企和公务员的"指导高薪"，以体制外的（低薪＋失业）为代价

依靠独占某一领域的自然资源和准入特权的国企，基本上把整个行业的国民收入，以极低的效率贱卖成2-3%的低价，而构成了所谓的贡献！所谓的国企的税收，无非是在这2-3%之中的10%左右，即正常市场经济国民收入千分之一左右，或正常市场税收的几十分之一的税负贡献！无怪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后，仅仅是放弃轻工业和农产品专卖，非但不是国税减少，反而是国家税收本来想也不敢想的暴增！

至于所谓"强制国企分红"，也无非是在2%-3%的5-10%中分。按照目前垄断利润最丰富的国有银行的分红比例，所有的分红总数，无非是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一弱！这一笔"国企分红"，所增益的只是国民收入！还要削减政府分配必定要消耗的手续费！而因为国企垄断造成的国民收入，是国企全部收入的N倍！象中国这样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一般也是30-50倍！即接近国民本应得到的十万分之一！

指望国企分红就补偿了国民损失，就如同指望偷人家ipone的小贼，拿出几元钱就私了；或者是让集体强奸幼女的党员干部，掏几百元就当是嫖娼。而实际上，就连这十万分之一地加报纳税人的"国企分红"，也是要泡汤的。试问国企凭什么要分红？私企要分红，不是为了回报股东，——>那是以为老板是雷锋！私企分红，那是为了"麦道夫金字塔"，让股东不退股，还能拉拢新的融资！

国企不是依靠股东融资的。纳税人本来是国企的股东，——>理论上是，但已经被国企的工人给代表了。国企是依赖于已经划拨给国企的垄断权益的，他们凭什么要"自动"给股东分红？按什么比例分红？按营业收入比例？那么国企亏损了，对国企仍存幻想的人，是另外掏钱保留这个国企，还是放弃分红，还是废除这个国企？按利润比例分红？国企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连现金流也支撑不了，凭什么分红？

退一万步来说，电讯、三桶油和国有银行保险等金融垄断企业，可以依靠判死吴英！维持垄断地位，可以有点利润了；但凭什么要分红？凭什么不能给自已加工资？工资的劳动成本不是在分红前列支的吗？他们的工资是多少？那就请先看看各地"提高国民收入五年计划"而纷纷出台的"最低工资建议标准"，——>这是天朝计划经济的特色，提高国民收入不是减税关闭国企，而是出一纸"国家标准"！

上海"建议"本科毕业生工资是7000；工作三年建议15000元！（大致数字），高兴吧？那自已看看自已的工资单，统计相识的人，各自达到这一标准的几分之几？按笔者的了解，上海地区的本科毕业性，就职税前起步工资平均仅2000元！而上海毕业生连续就业一年的，不到30%！就连这2000元月薪的，也已经是当年新生中的幸运儿了！笔者想请问，除了国企和公务员，还有那种企业能支付这工资？

这些所谓的"增加国民收入"，实际上只不过是"增加国企垄断企业和政府公务员的收入"，所谓的"指导性工资"，等于是"（有关系的）国企和公务员最低工资参考标准"，是人家有特权的要涨工资，让你我这些没有特权的多交税！因为只有这样的用人单位，才可以把"国企分红"优先用于涨工资，只有公务员的事业单位，才能张口向纳税人要涨工资，向你我这些小民百姓，向月薪800的农民工加税！

但是能怪特权工人贪得无厌吗？能怪事业单位总是特权最大化吗？国企工人不是劳动者吗？事业单位不是工会吗？工团主义者要求涨工资，不是连闹民主闹革命的基督教革命分子，也视为"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吗？这是很有趣的角色颠倒！这些特权工人所要斗争的"资本家，统治者"，就是你我这些柴米油盐的升斗小民！纳税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革命分子，却要团结国企特权工人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