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深化危机，制造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从公害知识分子到社会崩溃的经济危机过程；
传统公有制的特权阻止市场经济修复短缺；
传统公有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构筑经济危机爆发的堰塞湖；
政府干预深化危机，制造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经济危机只能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如同疾病必定是对活人的疾病。公有制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如同死人是不会生病的。从相对接近于市场经济开始，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甚至大部分人（或其后裔）在社会崩溃的动乱中死亡的经济危机，从最早的某些产品价格波动开始发端。这些价格的波动，由于企业/从业者盈利和亏损的预期变化，导致了资本价格的更明显的波动，表现为股票价格和利率的波动。

传统文化对于利率波动的厌恶，反映为对利率的限定，如对高利贷的限制；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厌恶，则会反应为行政权力对价格波动的限制，如郭树清"新政"鼓吹的"理性投资"。传统公有制对金融垄断的垄断，导致利率和价格变化不但不能传导到产品市场熨平价格波动，反而因为金融垄断而导致资本流动的阻滞，不该得到资本的人得到廉价的资本，急需资本的企业甚至反而被加重负担！

传统公有制社会的遗留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权，构成了政府特权对经济危机的放大的"预干预"，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必须品的更强烈的、更广泛的价格波动，经济危机就开始出现了。传统公有制社会的政府负面作用的"预干预"，为了"政府作为"和"市场特权"的合法性辩诉，又会通过细节理性主义/科学派的手段，甚至是虚假的数据，对于渐渐放大的资产和产品价格信号加以掩饰和干扰。

典型如日本、香港和东方帝国，把房价作为统计为资产价格，却弱化了房租在PCI中的份量，甚至干脆划掉！这样就掩饰了房租实际上是生活必须品之一的通胀（真正的刚需），和金融垄断干预经济导致的炒房价格的上涨，两者之间的区别。把行政金融政策导致的房价上涨，视为"市场需求的刚需"，又把房价下跌，视为"资产价格下跌的通缩"。这样就用偷换概念，为扩大经济危机找到了无穷的借口。

由于公有制传统中的民众个体的心理忍受能力，一般是以"不能生存"为限度；而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越是富裕的民众，越是以"生活变坏"为容忍限度。后者的敏感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自以为得计的现象，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民众，对于危机的发生越来越敏感，——>越是对危机的可能性敏感，越是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经济危机就越是不会发生。

当公有制传统中的民众，大部分以"自我生存保证"为限度，甚至充当公害要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时，甚至没事瞎折腾也要政府监管市场（预干预）时，典型者如自称是"奥派经济学家"的薛兆丰也为了金融垄断的"预干预"，即所谓国家金融秩序，要求重判吴英；另一位炒房专家叫吴其伦的，甚至成为主张判死吴英！这些公害型的正义，其实也是把国家干预，视作"提高经济安全"的当然手段。

如果行政干预能够提高经济安全，而不是政府制造、扩大经济危机，那么凡是"安全"的东西，当然不介意"更安全"；就象每个人家里的锁，都是加到自已认为足够安全为止！这样，要求政府监管经济的公害知识分子，就在政府预干预以前，就在舆论"民意"界，构筑了"预干预"的合法性环境；为政府对市场的"预干预"，即林林总总的垄断、监管特权，又制造危机，扩大经济危机，铺平道路。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从公害知识分子开始，从舆论民意开始构筑的，通过强化政府的监管、垄断、干预，没事找事瞎折腾，没有危机制造危机。这些公众自害型的公害转变为真正的政府干预法规和政策后，又因为民众"自我生存保证"为限的"宽宏大量"，让经济危机构成了爆发性的堰塞湖！一旦经济危机以剧烈价格波动的方式爆发，惊惶失措中就会更要求政府干预"向左转"。由此开始了社会崩溃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