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社会必然自相残杀窝里斗

私有制为了互利，公有制只好互害；
公有制社会的角斗士赛季和loser，每届冠军的改朝换代；
永远都是都是"最暴徒的凶手"取代"最不坏的统治者；
公有制愚民既是受害者，也是镇压者，既是贱民，也是暴君；
公有制社会"杀鸡儆猴的法家"和"扩大镇压的肃反"；

因为民主社会贯彻了个体主义的价值观（沟通的方法论），因此彼此之间不必再为"私有自保"而操心——>那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让渡的，社会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力，——>大家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彼此互利的妥协契约上。如同自由恋爱的婚姻，合则聚，不合则散。因此在民主社会之中，根本不存在"婚姻自由危害社会利益"之说，——>但是在三纲五常的社会主义中世纪时代，婚姻打算自由者，可被处以凌迟，火烧，浸猪笼，卖妓院，……等等严酷的正义。道理正如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粹，一起声讨于"市场经济"罪该万死。
ps1:公有制前提下，你先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然后才慢慢再"争取权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思考题：毛狗哲学称此公有制前提为"公有权"；请问如何区别于私有人权？等价于"公有权的合法性守恒何来？"

在公有制（如）社会主义之，缺乏"个体人权不可侵犯"的底线；卫道的民粹和公知，反而会攻击"人权私有者，自卫时没有公德的底线"！辩证法万能！私有的个体权力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转变成了"争一点多一点，让一点少一点，能闹的孩子有奶吃"地争夺着"上级特许的权利"，——>卫道公知将此劣币驱逐良币，反扣到资本主义头上，谓之"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谓的"极端人权（自由）主义"！因此公有制社会，永远是（血酬＝女人法则＋暴力＝大革命＝旧制度）的沃土，弱肉强食的优胜者永远是暂时的一小撮！
ps2:革命胜利后，必定要有更残酷的内战作为"附加赛"，决出冠亚季军，革命越大则内战越大，都是人类历史经验中可见的必然；

此所谓的"优胜者"之暂时，就在于他们的优胜，是建立在镇压必定的大多数的异议的不稳定上，甚至是镇压大多数人生存所必须的基本需求上，（如朝鲜，毛帝国，前苏联，等等）。因此公有制的优胜者永远是暂时的，如同足球赛季的冠军，无论是毛球王，还是球王斯大林多么受人爱戴，但终归只是暂时的辉煌，下赛季弱肉强食的优胜者，仍旧以其一小撮对绝大多数的镇压的方式登顶。这种公有制的游戏规则，见诸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历史和现实，也见诸于从狮子，猩猩，狮子，狼群……等等的，所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不但公有制金字塔的塔尖是一小撮的赛季优胜者，甚至于那些用女人法则向赛季冠军讨好的粉丝之中，能够争取到冠军偶象的亲笔签名的"次级优胜者"也是一小撮，至于能够献身陪冠军免费睡觉的极品粉丝，更是一小撮中的一小撮，他们从冠军嘴巴下面捡来的面包屑，同样是在排斥其余"次级弱肉强食的竞争者"后的优胜权利。如此类推，一级级的一小撮，一级级的弱肉强食，一级级的镇压与掠夺！直到公有制金字塔的最后一级为止！——>这是被天真的革命者所忽视的可悲现实：公有制社会，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才是镇压者！

公有制帝国的秘密，就是生物界和社会进化中公开的常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既是被统治者镇压的牺牲品，同时也是镇压更弱者的凶手和暴徒！这是一个用血酬驱动其运转的地狱世界！它的游戏规则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兵不厌诈，内残外忍，无毒不丈夫，不毒非女人"，底线就是"没有底线"，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公有制血酬竞技场，每一赛季（俗称朝代）永远是"最凶手的暴徒"登基为"最不坏的统治者"！然后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豺人出，最不坏的统治者又总是被更坏的凶手和暴徒推翻，如此反复不止。
ps3:上述公有制社会的进化规律，可说是广为人知！只不过社会主义民粹革命者，将公有制偷换成"旧社会，独裁者"，以求瞒天过海而已；
但是当公有制帝国任何一级优胜者，镇压于他们下一级逆民时（否则不能保持自已的优胜地位），他们将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主流其实是坏的，最坏者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出头鸟其实是"最不坏的"（理同统治者也是"最不坏的"）；那么无论你是造反还是镇压，如果不是徒劳地追逐着"不可能确定的最坏者"，还是找"最不坏的，但能确定的出头鸟""严刑峻法"，以挽救更坏的主流的大多数呢？还是"杀了最不坏的"，更要杀更坏的呢？笔者将前者称为"杀鸡儆猴（法家）法则"，后者称为"扩大镇压（肃反）法则"。

军人集团不可能政治忠心

朝鲜"白头山家族血统"的合法性何来？朝鲜党真的有凝聚力吗？
朝鲜先军政治的特殊利益集团，（军人）不可能是政治忠心的集团；
金小将军正恩和他的党和军队的预后；南朝宋齐梁自相残杀的"祸起萧墙"；

 

危机感受中的人民，那怕是为了卫道他们传统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会因为危机（他们视公民意识觉醒的同胞为"敌对意识形态，阶级敌人"）感受，因为人类社会中，群体奴隶制对抗危机的组织本能，而倾向于重新凝聚为军事化的总体党形式组织，推举出他们认为可以加强组织凝聚力的"领袖，领袖血统"者。这就是历史上的世袭君主制的形成，也是今天朝鲜大金国"白头山血统"的所谓合法性；领导参拜毛神庙时，是否羡慕着"白头山血统还来的党的凝聚力"？朝鲜那个党，真有凝聚力的话，还会有你砍我杀的那些事吗？
张鸣教授在朝鲜金国王家继承上，还没有理解白头山血统的合法性，仅在"先军政治"政策利益集团（在朝鲜就是世袭的人民军社群）中还有点效。张鸣教授以为真的是因为金家的血统本身具备了朝鲜执政的合法性，——>这恰是薄熙来立场要搞政变，向朝鲜政治靠拢的诱惑力！但是红二三四代中，真的只有薄熙来有此朝鲜地狱式的中国梦？真如时固然是中华之幸，但又如何解释毛家一些后人，今天龙潜时仍然被乌有之乡之类的毛狗派，煽得春情暴涨，蠢蠢欲动？不过以笔者观之，那位大愚若智的毛将军其实憨厚，显然不属于其中。

仍然以大金国先军政治的政策利益集团为例。小胖三陛下的执政行为，一如南齐党国领导之萧宝卷同志一样"不要姑父"，大似后浪推前浪。不知金胖二的遗嘱是否也如宝卷他爸（齐明帝）一样："凡事要先下手为强，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切不可落于人后"，不过暂时未知金三胖陛下的命运是否能比萧宝卷同志好一点。金陛下与宝卷同志的共同点，都是完全依赖于"先军政治"利益集团的效忠。表面上看威权之下，国外强敌自当掂量，搬掉顽石可能要多费点银两；国内动物庄园中的人等，更不可能反抗科尔涅尼乌斯卫队的强权。

但是实际上，彼祸必自萧墙之内。一个松散的近似公民的社会，就算有组只阴谋反对皇帝，（如罗马帝国），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不起偶尔出个刺客阴谋（如康茂多遇刺）；但是如大金国人民军的组织，既难保会出现安禄山式的位高权重；甚至于一个团级将领出奇不意地举旗，造反的团队都是现成的，根本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动员，也就不容易泄密。执行任务的士兵根本不知自已向之开枪的是谁，密室之中迅速处决了正主儿后，其他军队将官都只会向新主儿表忠站队，机灵得很！只有文官如方孝孺辈才会死忠于某种血统。
此确是枪杆子出政权的命门：执武者不可靠，执文者更可靠，但太文弱；小金陛残害处决一执文者，政治上确实有点自杀的味道。所以金胖三陛下所依仗的先军利益集团，也是小金陛下最不放心的群体，军内的进一步清洗自当难免，如此又迫使执旗者随时可以反叛的同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不过，后者由于有天朝武力的担保，朝鲜金国暂时不必过分操心。至于南齐那位萧宝卷同志，是在处决了堂叔萧懿后，被萧懿的弟弟萧衍举兵靖难而亡。萧宝卷正是死于自家的枪杆子之手。若论内外环境，小金甚至更劣，须加倍小心。
ps1:传闻小金将甚至将姑父与五名亲信扔进狗圈里，让百多猎狗撕咬而死，萧宝卷就将姑妈姨妈表姐妹扔进卫兵堆里轮奸致死；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ps2:萧衍为免南齐的白头山血统留患，将萧宝卷的宝眷杀得一干二净，自立为主体思想，他就是南梁的武帝；
ps3:还有一说，金小将军正恩，目前是金献帝"元善见"之类，真正操持着金傀儡的是崔龙海太尉；

如果您看到了转基因正反之派"官点"之间的剑拔弩张，——>支持转基因的正方，根本无所谓既得的利益，方舟子是孟山都的托，乃无稽之谈；相反，反转基因的一方，都是有袁隆平这种既得利益者，一面渲染着"粮食危机"（被中国政府和海外要对中国政府革命的同盟会共同接受），一面渲染转基因N代之后对你阁下的损害，让他老人家不能不管！——>然后请你再看看计划生育中的利益集团，他们丧心病狂的利欲熏心，最后再看看高房价利益集团，对中世纪地狱的顽强坚持，然后你再体会，朝鲜"先军利益集团"将是何样行为。

中国正走上纳粹德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美籍爱国华侨的种族主义和国产愤青的民族主义；
缺乏私有制民主自治意识的中国文化，anywhere都是吃里爬外；
警惕"旅美爱国群体/海归"的反政府倾向和倾左情结；

从发生在美国的"童言无忌'辱华'事件"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魔鬼三招的诱惑。不妨回顾一下，"美籍华人"因"童言无忌"而上纲上线时，得到了中国国内愤青的"国际声援"时，体现的到底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还是种族主义？非常明显地，肯定不是爱国主义，因为中间夹着"美籍""华籍"。如果说"美籍华人"自认为"中华民族"的话，——>注意"中华"是一个与国籍相对的，政治含义的"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利坚民族"，"马来亚民族"……；——>因此其意义与爱国主义类同，"美籍"到底是"那个民族"？

退一万步来说，"童言无忌"就算真的是有大人教唆的"辱华"，所辱者也是针对"买了美国许多国债的中华国家"，——>注意，是国家！因此如果非要据此妖魔化美国，可以说这些小童是"民族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因为是恨别的国家，不是爱自已的国家）"，但他们及其背后的"教唆犯"显然不是种族主义的动机，——>问题就在这里：炒作童言无忌的那些，自称在美国被主流歧视的"美籍华人"，他们越是上纲上线，越是不罢不休，越是证明他们自已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而无论他们的动因，是否仅仅是自卑！

大洋这一边的大陆愤青，他们跟着炒作"童言无忌"，接着炒作钓鱼岛"背后美国黑手"，"美国资产阶级的'敌对意识形态'""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24条训令（国防大学泡制《聋子的较量》里抄袭的国产谣言，依最高法'打谣'解释，应作国防大学集体犯罪论）"……，可能是民族主义（因为是煽动恨别的民族，恨"不恨别的民族的同胞"为汉奸，而不是爱自已的民族），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因为恨别人的国家，不是爱自已的国家），同样也无法证伪，他们不是种族主义，然后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鬼子"。

到此为止，请今天的中国人自已回顾，当年在纳粹德国所发生的所谓"种族主义，民族主衣，有德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彼之魔鬼三招，是否正以天朝愤青爱国鬼子们炒作的"新五四运动"，异曲同工！借古借今，请问你的记忆中，纳粹德国强势崛起了吗？千年帝国了吗？日耳曼尼亚的红太阳永不落了吗？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美国，相比当年的纳粹德国如何？中国的市场经济水平，相比当年的纳粹德如何？中国的毛上帝就算复活，其雄才大略，受自已人民的爱戴，相比希特勒如何？今天的反腐败，相比希特勒的清廉如何？

美国"童言无忌'辱华'事件"之所以令笔者关注（相比之下辽宁号之类只是插曲），就因为它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缺乏最根本的民主和自治的意识。而无论他们是以凤凰男女的身份，试图攻击于大陆城市居民的合法自治权力，还是以"向往公有制民主"的朝圣者，跑到美国土地上自怨自艾；总之这些凤凰男女移民一族，无论他们出身是否中国农村，无论他们大脑里信的是基督教马恩还是毛孔儒，他们都是满脑子的东方愚昧；到那里都是吃里扒外！出卖本地居民（自治或主权体）的利益，他以为吃里扒外闹革命才是民主！
ps:这些爱国鬼子在中国时吃里爬外，移民到美国；到了美国还是吃里爬外，出卖那边的祖国，在农村时吃里爬外，出卖故乡，到了城市又吃里爬外，出卖接收他们的市民！

作为美国社会一个弱势却时刻不忘吃里扒外的少数族裔，满脑子愚昧无知的种族主义！将中华帝国文化中的女人法则，搬到美利坚的个体社会中折腾，这类人在美国只是感到被"歧视"，那是美国佬太仁爱了。这种人"美籍华人的爱（某）国者"在美国越是感到被歧视，越是成为更狂热的魔鬼三招的信徒，越是狂热地炒作"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丝毫不必怀疑，如果有人"舍身取义回国闹革命"——>是否，这就是所谓的"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中国政府了解这些"爱国华裔"的极端倾向吗？中国公众了解海归的极左倾向吗？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有何不妥？

"人祸深重的祖国""教皇无误"，"能够认错"是全民族的中国梦；
"认错"是私有制社会中才允许具备的社交能力，公有制社会适用女人法则； 
中国和日本在各自参拜神庙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

当听到一些文学功能发达的人科动物，发出他们鸡鸣似的感叹"我灾难深重的祖国……啊！"之类，笔者总是感到上苍也在感叹："人祸深重的国度啊"！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也是伟大领袖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饥荒的人祸的五十周年记念日；难道不是反思"我们人祸深重的祖国"吗？世界历史上还有比毛灾更伟大的饥荒吗？

13岁的儿子问，为什么毛要发动伟大的毛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笔者将博客中已经明白表述的理解作回答，——>这也是平时实话实说的好处，所以对自已的孩了，也不用伤脑筋另编一套。"阿毛不肯认错，阿毛也不能认错"。阿毛不肯认错，这条很好理解，咱儿子犯错也不肯认错，狡辩功能已经基本上发育成熟。但是"阿毛为什么不能认错"呢？儿子不理解，因为在他的经验里，如果他的屁股提供了特殊的助记功能，那是他自已发现狡辩技术还有待提高，而从来不是因为认错后的惩罚，恰恰相反，那是惩罚他的狡辩技术不合格。

"元首原则，教皇无误！"，笔者建议他自已看基督教历史。基督教历史相对比较透明，比较接近总体党历史，也比较地与现实政治牵涉不深。一个千禧少年要理解这么复杂的社会问题，只能靠他自已，用他发达的狡辩功能，跟书本中的诡辩高手在精神上辩论后，才有可能顿悟。自已的阅读，自已的观察，比方说，毛神现在还有庙，咱国的几位首相，集体参拜这个党史中伟大的毛神。民间也确有文革老头，仅仅因为他从小生活在毛神笼罩的"红时代"，就视"非毛教"为异端，正常人都能够明白，为什么毛神不能，也不敢认错鸟。

"认错"是一种必须在私有制条件下才具备的人类社交能力。在公有制社会，甚至连小事也要"女人法则，无所不用其极"，如何能认错"自虐"，损害自已的权威面子呢？

或曰，日本人也参拜靖国神社，咱毛国人为什么不能参拜毛神庙？日本人都不认侵略的错，为什么毛党要认毛灾人祸的错？这里要说明一下，按笔者的理解，日本的靖国神社，大致相当于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园"，其中埋葬了南北战争中双方的阵亡将士。美国人并不认为同时祭奠南军士兵是"不认错"，他们认为战争中的阵亡军人，终归是为国捐躯。笔者不是日本人，不能够代日本人理解他们自已的行为。不过笔者知道，靖国神社几万个灵位之中，只有14个中国认定的"甲级战犯"，而毛神庙之中，毛上帝的商标，独占灵堂。

在参拜这事上，显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界，彼此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冲突"。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参拜毛神庙上，中国朝野之间，中国民众之间，有着更强烈的文明的冲突。

央行滥发钞票，制造经济大崩盘

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的"毒瘾定理"；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减剂量"时的"钱荒"与通货膨胀并存？

笔者不打算更深入到"美元QE，OT"的技术细节之中。道理并不复杂，网友能够自已动动脑筋，少转点阴谋论的否点子，可能将理解得比笔者还有透切。昨天的思考题：为什么凯恩斯主义"收缩"——>注意，不是货币紧缩——>会同时出现"钱荒（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您能够在逻辑上统一它们吗？答案实际上已基本陈述在前文之中。

比"QE，QT"的技术细节更重要的，首先是此道思考题所解答的现实：央行甚至尚未真正紧缩，紧紧是凯恩斯主义的鸦片药量减少一点点，所谓的机构和专家就已经毒瘾大发！此即所谓"钱荒"。只要你的大脑不是左棍那样全长到屁眼里，估计都能够明白，它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存在"平稳增加的货币量，温和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与鸦片毒瘾一样，剂量必须越来越大，机构才会暂时感到好受一点，他们称之为"状态差一些的繁荣（约翰.凯恩斯的话）"。您是否发现，海洛因的瘾君子每次"被宽松"后，也是同样的感叹？
ps1:刚刚发现新来一头"明月华阳"的左棍鬼子，一如既往地把人民币的凯恩斯主义，归罪于美国；民粹左棍的魔鬼三招而已；
ps2:此人分别在《罗斯柴尔德》和《宋鸿兵装逼的荒谬》发的贴子，足以判断此人大脑里灌的是"乌有之乡，货币战争"那堆屎；

该思考题的答案，就在于"国家（包括政府，央行等权力机构）如果救市于高杠杆所导致的风险暴露，常谓之为金融危机，高杠杆就会变成包赚不赔的高利润；市场因为凯恩斯主义，必定已经过多的货币，必定处于低利率之中的'影子银行'的热钱，就会追逐于更高的风险，直到与高杠杆相对的风险达成平衡"。这是一道基于边际效用的金融规律，不妨称之为"毒瘾定理"。正如前文所解释的简单道理，它将意味着，任何着眼于"救市"的宏观政策（调控），最终都会进一步吹大杠杆的泡沫和风险的同时，制造更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高房价泡沫"和美国华尔街的凯恩斯主义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在中美两国造成的共同的社会效应。尽管美国的泡沫要小得多，还得到中国的巨额补贴。所为"房价不能跌""房价泡沫不能（被废弃凯恩斯主义所）捅破"，只不过是"（被凯恩斯主义吹大的）资产泡沫不能破"的毒瘾法则下的哀嚎；它与自由市场的炒作价格，不应行政干预人家的买卖权力的"不应打压泡沫"，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打压的是凯恩斯主义所必须的"货币和信贷的特许权，优先权"，后者打压的则是纯粹的市场人权。当然不一样！

凯恩斯主义导致的超低利率也不能拉动就业和增长，反而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实业环境的恶化，（自然进一步加大资产泡沫），是一个简单地不必再作解释（通货膨胀是隐性税负），又复杂得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进一步解释完，与之相关的所有要素。否则详细解释"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不能拉动就业，不能拉动增长，为什么加速模型和菲利浦斯曲线，中性失业率，自然利率……，都是错误的"，最终将彻底埋葬整个宏观经济学，连目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权威，如RMSolow,JBTaylor等，都只不过是应与凯恩斯主义一同被埋葬的骗子！

因此可以把"通货膨胀不能拉动增长"作为断言（由另外的命题证明）；然后直接引入"炒作的池子"的概念，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当金融垄断者如中国式机构，也包括中国的所有夕阳产业，当他们的凯恩斯主义毒瘾发作时，（谓之"钱荒"），民间体验的通货膨胀，甚至可能显得加速。只需要想想，"假如任由机构的鸦片毒瘾发作而死，不再救市的愚行"，那么高杠杆的泡沫就会破裂，机构就会完蛋（谓之金融危机，或谓之（夕阳产业）的破产危机），杠杆乘数就会下降，炒作池子中的资金就会流出，此即通货膨胀。
ps:前文说到宋鸿兵，此人很可能是既不明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意思，也没有搞明白"池子"，将美国国债当成了池子；合并了两个错误。
思考题：为什么美国国债，不是使用美元炒作的池子？美国国债市场，与美元炒作黄金（池子之一），有什么不同？

计划生育使中国社会倒退100年

居安思危是个体主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衡量；
居安思危中的生物繁殖/节育的本能；
公有制僭越个人权益导致的过度繁殖/大政府的腐败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将令中国无可避免地倒退一百年；

 

从个人的角度居安思危，是每一个人根据客观环境波动对自已未来预期的影响，也就是个体主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把握；（注意"个体主观"与马恩毛派常称的"（公共）主观"的区别）。换言之，居安思危是每一个生物个体的本能。如果居安思危有错，那是因为个体对未来的个体主观，被公有制体制强化后，不恰当地僭越于人权，从而损害了（一般是权力弱者者）的生存利益，而成了利已的特权。

从个体的角度，任何人（实际上是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状态可以保证的基础上，倾向于尽可能的改善。前者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的本能"，后者就是所谓的逐利。公有制信仰把"逐利"归罪于"私有财产"（即所谓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公有制社会的逐利更强烈，更惨烈。只不过公有逐利不在朝不保夕的财富，而在于"更可靠"的个人地位，根据地位而确定的"特供"和"晚后的危机死亡次序"。

在当前生存状态不会恶化的条件下，生物本能会尽可能用繁殖的方式消耗自已可以调配的生存资源，客观上用新生一代的数量，确保自已的生物属性尽可能在自然淘汰中胜出。因此当私有制进程滞后，在公有制特权层面出现大量的寻租腐败的机会时，即使在基层民众仍然赤贫的情况下，贵族阶层也会出现过度繁殖，直到消耗掉整个社会的生存剩余。典型如明朝皇室朱氏，过度繁殖愈百万之众！！

基督教承传自罗马的风俗，被基督教加以神圣化的"一夫一妻"制，客观上抑制了（不是制止了）上层贵族的过度繁殖。但是私有化进程的滞后，则把这种剩余转向了蓄养私属（奴隶）。在西方和日本就构成了贵族领主下的"大家庭"，和苏联和东方今日帝国史无前例的大政府。这种私属食客的过度扩张，与贵族的过度繁殖，对于贱民的压迫来说毫无二致。如果是在私有制社会中，一夫一妻是不必强调的。

同理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不需要强调节制（计划）生育。因为私有制社会整体是很稳定的，贫富差距比较小，但是局部的竞争是很激烈。在整体很安逸的社会中，局部感觉很动荡，是私有制社会的生活感受。动荡被集中在每一个个体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水密舱之中。公有制社会就完全相反，国家集中了全部储备，就把不确定性感受完全集中在社会层面；景气时个人感受比较安稳，社会就始终比较动荡。

私有制社会的局部动荡的感受，客观上抑制了个体繁殖的本能。相反公有制社会由国家垄断储备资源提供的可靠的安定感，则鼓励了民众在经济恢复期的繁殖行为，这就是苏联和毛时的人口在短期内爆炸。相应地就感受到了计划生育的"必要"，——>前提是公有制体制不可动摇！计划生育同样抑制了上层贵族领导的过度繁殖，也同样不能制止如红二代的二奶功能，更不能阻止政治食利集团的恶性膨胀。

由于公有制的官僚制度天生的边际，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真正属于贱民阶层的的人口爆炸，充其量也只是抑制而不是制止。（中国超生人口估计达两个亿）。结果就是真正承受了计划生育压力的，是中央政治可及的中层社群，如城市居民。更严重的是，当公有制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滞胀期后，城市生活的动荡感，就会进一步抑制城市居民的生育动机，从而导致城市居民和工商业，在一两代人之间迅速消亡！

如果再考虑到"反户籍制度"，连城市居民（平民）自我储备的税后社区福利也一并取缔，更用引进农村劳动力剥夺尽可能压低劳动报酬，城市居民社群实际上处于被灭绝的过程中。计划生育并不会象一些学者所称的，导致中华民族的直接灭绝；但毫无疑问地肯定将令中国社会倒退至少一百年，最大量地凝聚了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文化存量的城市工商业阶层，无可避免地将在半个世纪内，被灭绝！！
ps:本文在两年半以前完成；

愚蠢的国民缔造愚蠢的国家

任何侵犯了"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力"的任何契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
"公有制＋'全国选举，一人一票'"必定意味着暴政、内战和镇压？
政府的宣传不能制造愚民，多数人暴政的政府，本身就是愚民所缔造；
如果愚民不相信免费的午餐，（政府，政党，政客）任何欺骗都将无效；

 

当免费的午餐不可避免地破产后，曾经迷信社会主义的人民，醒悟为不再有信仰的公民，公民必定要求对早前与执政者订约的"伟大领袖为人民服务"的契约重新修订，而不管论旧契约那种契约。无论是被人民支持的枪杆子打出来的契约，还是一人一票全民选举的契约。"社会历史契约"从来不是自已继续作为奴隶的理由。更不要说那些一直被暴君的暴政（必定也被多数人的暴政）被污辱为"剥削阶级"的贱民，被强奸的所谓"契约"！它也意味着《独立宣言》！即任何侵犯了不可让渡的权力的任何契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

以上是客观短缺对社会契约论的否定后，出于个人求生的不可让渡的权力，所得到的与"国民主权原理"完全一致的结论。即对任何"侵犯了不可让渡的权力"的所谓"契约"的"违约，反抗，背信……"，即便被指责为"缺乏信仰，背信弃义，叛徒，卖国，汉奸……"，但却是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契约"的最基本诚信的根本性的捍卫。任何时侯背弃这些非法的契约都符合人权正义，任何少数以任何手段，反抗施以暴政的任何多数，也是根本的人权正义。显然这意味着"公有制的一人一票（多数人暴政）"必定意味着内战和镇压。
ps:明白上述原理，就明白了从旧制度到大革命，从美国独立到中国内战的两百年世界现代史；"革命！多少罪恶，以自由为名"！

社会主义因为短缺而失败，因为失败导致愚民苏醒。因此民众的觉醒是迟早的。内战也是迟早的，除非旧契约得到修正。执政的公有制政府及其掌权党派，第一次失败时算交学费，第二次是赖帐，已经是权欲横流的狡辩！第三次如果不配合枪杆子对自已的公民同胞的镇压，这当权的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混下去？从时间史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党及政府，"失去公信力"，"失去合法性"，是一个确定结局的时间性事件。即使这些政党和政府通过镇压推迟自已末日，暂免"亡党亡国"，此民族衰败和的国家衰亡也在所难免。

不能把愚民大众对免费的午餐的追求，算成是政府的洗脑责任。相反，政府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么政府本身就是国民文化的逻辑结果，将自然继承国民的一切愚昧。这是所有指责政府"洗脑"的革命党，必须重新加以审视的客观现实。政府无论在革命党人看来，是多么地暴虐，但是政府本身不可能制造愚民；政府本身就是愚民所缔造。纵观历史上所有革命党人对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洗脑"的指控，可以发现政府，政党和政客，实际上只是一再许诺"免费的无餐"，偶而鼓动"免费的血酬"，但归根到底只是对历史契约的强调。

如果愚民本身不相信免费的午餐的话，政府，政党和政客的任何许诺，都不可能构成现实的忽悠。如果愚民明白"血酬"不可能是无成本的抢劫，则毛党用"打土豪，分富人田地"鼓动的阶级仇恨，也不会成为毛党夺权的有力宣传。这就是毛主义的所谓革命，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市场经济的社会，动乱永远只能在愚昧的劣等民族地区发酵的原因。毛党血酬夺权上台的历史，对中国今天觉醒的公众敲响了警钟，中国公众必须对任何号称革命的政客和政党，对任何仍具"五四精神"的革命分子，视同毛主义者，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

除非政府任何情况下坚持"枪杆子坚持旧契约"，继续强奸全民族直到形成习惯法，否则与国民订立的"任何历史契约"都将在国民反悔时归于无效，此即所谓"枪杆子捍卫的先进性"，——>这也是为何国防大学等"军方"中泄露出来的所谓先进性，令人警惕万分。卢麒元已经不止一次地鼓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为了反贪官，强行接管政权，实行全社会军管……"，——>即通过军事政变，将中国变成更大、更黑暗的朝鲜地狱！——>恐怕这就是传说中的薄熙来及其后台的政变设想。他们如果是统治者，需要搞政变吗？
思考题：重温"贪官是个小问题"，请品味"过分强调对贪官的仇恨"，是否是极左毛棍的特征？

欧洲启蒙时代发芽的近代资本主义

英国享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父女，揭开了"新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欧洲启蒙时代发芽的近代资本主义，和胎死腹中的隋唐宋明腹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欧洲"分裂"和唐朝藩镇的割据，地方合理的权益（主义）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动因；

 

理解了中世纪基督教会，因为涉足世俗的政治利益（基督教会当然认为，自已是为了拯救全人类），因而侵犯了与基督教的仲裁地位耦合，从而失去了教会至上的仲裁地位的过程，就可以理解英王享利八世创立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圣公会，主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后（英国教会权威的象征），在英国首先出现的司法独立。表面上看，享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是为了小三转正做老婆。尽管伊丽莎白（后来的一世女王）是个乖巧能干的女儿，但享利八世还是希望转正的小三能为英国王室生下男丁接任掌门。不过，这只是英国教会独立的借口。

如果享利八世真的只是为了离婚而另立中央（圣公会），他完全可以先跟小三生下野种后，再找罗马教廷上户口；而不必在小三的肚子还没有搞大前，就急着换王后。更何况，小三生的男丁，代替的将是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的王位，但伊丽莎白一世却是享利八世宗教改革的铁杆支持者！以至于为了避免因为与权位相当的欧洲诸侯结婚，而导致英国教会再度失去独立性，伊丽莎白一世终生不嫁地成为老处女。北美第一个殖民地，也因记念这位女王是老剩女，被（怀疑是女王的一位情夫）总督雷诺夫命名为"处女地，弗吉尼亚"。

英国教会的独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本土民众的意愿，享利八世只不过是顺应了英格兰的民意。英国远离欧洲大陆，英国并不软弱的军事实力，英国民众的支持，让享利八世另立中央，成为罗马教廷无可奈何的事实。相反，受英国军事力量威胁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为了寻求欧洲大陆的援助，反而成为罗马教廷的忠实粉丝。因此尽管享利八世"见新厌旧，小三转正"颇不合天主教"婚一而终"的传统美德，但另立中央的享利八世，继任的伊丽莎白一世，仍然得到了英格兰人一边倒的支持，原因显然不是因为享利八世是陈世美。
ps1:历史名言耐人寻味："詹姆斯一世国王，他上窜下跳所要论证的先进性，是享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代无需强调的"，——>此即合法性守恒的表现；
ps2: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信仰天主教；

说白了，英国民众不满的，正是罗马教廷指派的英国教会，对罗马教廷的过分忠诚，通过宗教税收和教廷仲裁的利已，出卖英国本土民众的利益。此即所谓吃里爬外。类似的地方情感在安史之乱后，成为华北各道地方势力支持"藩镇，军阀"，经济权力上独立于唐朝中央的原动力。表面上是各藩镇不服朝廷中央，实际上所有不顾及地方权益的藩镇都在短时间内死于非命。表面上是藩镇的牙军对抗着唐朝的中央军（神策军等），实际上是地方团练民兵，是地方警备上的主力。表面上是藩镇统治"民不聊生"，实际上地方税负反而更轻！

由此可见，宋明清等朝代，所镇压的"地方主义"，表面上是镇压藩镇不服中央的野心，实际上是镇压地方民众对藩镇的支持。最关键的政治要素，并不是中央的军队能够快速反应了，而是通过科举，不但实现了对地方豪门势力的招安，同时还让这些科举的精英，转而代替隋唐时代的藩镇；再实行"异地为官"的政策，就把中国类似英格兰式的地方主义，在萌芽阶段就镇压下去了。宋明清借中国地理之利，成功地镇压了中国的享利八世和伊丽莎白，自然也就能够缔结欧洲所不具备的中央帝国的历史；当然也就丧失了欧洲式历史进程。

但是，合法性耦合的罗马教廷，不具备在英格兰的仲裁合法性，耦合了英国国王权力的圣公会，就能取而代之，具备罗马教廷的仲裁权威了吗？享利八世大举宣扬英国传统习惯法中的"法庭权威"，本来目的只是为了与罗马教廷的权威对抗；但因此而得到了扩大、完善并具备了法官独立性和法官本身的豁免权，王家法院开始赢得了司法独立的地位，并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代得以确认，恐怕就是时势所迫。因为只有将王家利益剥离司法仲裁，才能让司法仲裁代替已经失效的信仰机构（那怕是圣公会），从而磨合王室与国民的摩擦。

无论是从不列颠还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习惯，詹姆斯一世亲自执笔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君主（的金口玉言才是）真正的法律》的论文，所依据的才是当彼时真正的"欧洲，英国和基督教的传统"。但是此时反而是司法独立的新模式，以新的实在法的形式，在《大宪章》的名义下，成为英国自然法的新的解释。ECoke草《权利请愿书》带着民众示威，所依恃的也是伊丽莎白时代颁定的"最高法官的豁免权"。查理二世依传统习惯升起勤王旗，尽管得到了WBagehot现象的支持，但仍以被斩首的结果，宣告了传统习惯的变更被确认。
ps:享利八世采纳威克利夫的教义解释的的宗教改革；激起了罗马教廷烧死欧洲大陆上的约翰.胡斯，随后就是马丁路德，再随后就是宗教战争；此略；

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

府兵是用庞大的户籍人力炮灰，代偿职业战斗力缺陷的国防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职业军队"非常罕见；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的原因；

 

李林甫用五倍于以往支出的军费，所能改革的兵府只有唐朝兵府的四分之一；可以算出职业化兵府的费用，至少在旧兵府的20倍以上，（因为所涉兵府并不是同步改革）。以包括安禄山初期及历代类似改革的军队效能比较，都可以看到，职业化军团于是十倍于同时代的府兵组织的作战效能。值得强调的是，府兵所占用的人力资源，并不是府兵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员。以明朝的卫所为例，卫所兵户每户出一兵，但只有卫兵将领亲率的亲兵（相当于五代的牙军）才真正有战斗力。亲兵的数量占卫所兵额的数量，在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而得出，府兵组织是用20-30倍以上的人力消耗，还要再乘上"每兵所属的户口数量"，因而被冻结于兵户的人口；换取的是与职业军团相当的，而且只适用于本土作战的能力，且不能象少数职业军队那样发动远征。否则将受制于庞大兵员机动的管理困难和后勤输送能力的限制。相反，职业军团所涉的庞大军费，也不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受限制的商业产出的，微薄的税收所能支付。李林甫仅仅改革了不到四分一的兵府，每年的军费预算即达以往总数的五倍！被朝议讽谏为"无能，贪腐"，也反映了廉价的府兵对唐朝的吸引力。
或曰，"明朝的卫所兵是农民（正确），唐朝的府兵是职业军人"，但是唐朝的府兵，在其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兵府之中，都是与明朝的卫所兵一样，也是农民。算得上是职业军人的府兵，仅在李林甫军事改革后到安史之乱以前的短短十几年之间的少数兵府；而已。又或曰，"高仙芝部在怛罗斯战役中显示的唐军战斗力，让阿拉伯帝国放弃了入侵中国的念头"，此说也好象有点对的完全错误。高仙芝部无疑是少数改革后的精锐部队之一，否则不能承担翻越葱岭的作战任务；但唐朝类似府兵数量不大，高仙芝部实为精锐。
ps1:不要说政治内敛的阿拨斯王，就连外向的倭马亚王朝，也无意无征中国；怛罗斯战役也没有哈里发军队，甚至没有呼罗珊的军队参战；

可以回溯一下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于职业化改革后的军队，显然包括西汉李陵那支小部队，其战斗力也的确悍然。战国后期的秦的主力常备军（约５万），因应当时比较贫穷的社会和尚武的环境，可能达到了职业军队的水平；但六国之兵除就不是府兵。从组织形式上，六国之兵的主体类似于魏晋时代的私曲，和晚唐藩镇割据时期的地方团练（民兵）的。只有少数大国如赵的中央常备军，可能达到与相当的战斗力。但六国精兵的数量较少，与各自税收所能供应的脱产军团的数量相关。秦相对较贫穷和周边多戎族，有着很大的优越性。
ps2:在冷兵器的"人力＝战斗力"的时期，"贫穷"也是一种战斗力，至少意味着长途机动时的后勤负担较小，军队也不易离散；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试图制服蜂起的藩镇的艰难，各地藩镇割据的顽强，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府兵制对中央朝廷的诱惑和固有的缺点。牛皮历史学界出于爱护"盛唐威武"的良好愿望，总是将晚唐无法中兴，永远地归因于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永久性影响，——>这不符合实体社会学先验（不因历史事件而改变）的历史规律，即"个别的事件不会影响历史的趋势"。按照实体社会学的逻辑，唐朝如果被安史之乱永久性地削弱，那么安史之乱只是导致唐朝制度缺陷暴露，而导致唐朝必定被削弱的诱发事件。该规律适用于其他所有事件。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之所以长期不能制服各地的藩镇，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唐朝军事镇压的威望在安史之乱中被严重削弱。简单说各地闹独立的时侯，不太害怕"战无不胜"的唐中央军的镇压，倒时时记得唐中央军的丢盔弃甲。第二个原因也显然是唐朝中央能够调动的军队，在安史之乱中损失殆尽，此后只能依靠忠心的藩镇提供的外勤。第三个原因是唐朝丧失了支持中央军事计划的财政能力，但这个原因不是主要的，因为江南与四川的财税重地在唐朝手中。最后是关键原因：各地藩镇在当地的税收及地方团练防守时战斗力非常稳定。

如何断定宣传战士们是不是精神病？

如何断定忽悠战线上的宣传战士们，不是冒充的精神病？
当忽悠战线的统帅部，也发现洗脑完全无效，是否会狗急跳墙？

 

国防大学政治部的公方彬先生，他过分渲染自已的要追求的（却未确定的）信仰，显示出他是一位揣着明白说混话的聪明人。不过，象公方彬和任志强那样，不慎暴露自已胡说八道时，不是误入歧途的先验，却是揣着明白故意忽悠，这种情况在咱国也不多；能够通过交流沟通学的方法论，识别出他们先验背后的色厉内荏，象笔者这样的人，也是不多的。在公有制文化环境中，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无法界定，对方不可理喻的蛮横，到底是对方真的的对方先验理由，还是仅仅是正方反方的真理辩论的恶习，甚至仅仅是女人法则的战术。

公方彬先生过分渲染自已追求信仰的虔诚，——>注意，不是对已经明确的信仰的虔诚，而是对"未明确的信仰的可能性的"虔诚，——>是暴露其真实内心的"明白"的破绽。不知是否宣传战线上的指战员，在提高他们自已的洗脑专业水平的训练中，自已就给洗脑了，以为普天下的人都是傻瓜，只有洗脑战士是聪明人？公方彬同志居然没有察觉破绽：如果他自已都不认为，他的信仰是清晰的逻辑，他本不应有额外的感情倾注，——>否则将只是勃勃的政治野心！如果他倾注了虔诚的感情，他至少应该相信，自已对信仰的理解是清晰的。

如果不是当局者迷的话，很难相信公方彬先生如此智力正常的聪明人，居然没有察觉自已假话连篇时言多必失的破绽。类似的破绽还有卢麒元"想起毛主席没有贪污人民币，就热泪盈眶"的造作，以及在笔者的后花院对笔者批斗时，马恩毛狗联合民粹左棍们，在强调笔者"文字瑕疵"时那种造作的愤怒。对文革"批斗大会"有一点了解甚至接触的人，都会对这种"愤怒，虔诚"的造作，印象深刻。如果您没有错误地，将这些有能力威胁你的生命财产的人，简单视为逊色于你智力的"白痴"的话，您应该能够明白他们的伪装。
ps1:"假话连篇则言多必失"哲学鬼子的辩证法中就可以斗嘴为"真话句句，言多也必失"；由此可知个体意识主体的决定性；
如果将"冒充精神病，冒充心理失控（如愤怒）"归纳为"博弈战术"，可以看到它在女人法则指导下的广泛应用，同时该战术仅仅在预设了公有制的政治前提后，在争夺利益的再分配时管用；——>而且很管用！——>这是血酬的过渡形态，不妨约定俗成，将其命名为"煽动"。"冒充的精神病"等女人法则下的博弈战术，很容易让一些误以为自已比左棍更聪明的人，产生了自以为高明的错觉，甚至心生对"精神病，白痴，对女人法则（特别是女性宣传战士的'癫狂'）"莫名其妙的同情，而忽略了从"煽动"到"血酬"的过渡。
从李天一轮奸案中，那位"享受未成年人待遇的成年罪犯'王氏'"的前辩护律师"周翠丽"在案后的行为，可以看到这种"女人法则——>煽动"的过渡。不过，由于此妇仍然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折腾，唯一可以在法律是对其制约的，是她的言论的受害者，即李天一轮奸案中的受害人的民事诉讼。既然是民事诉讼，就涉及到诉讼成本高昂，及"隐私被炒作"的问题，对于受害人来说，显然是两难的选择。因为理解受害人的两难，越是让人对"周翠丽"心生厌恶；而对被轮奸，又被案中人多势众的被告水军抹黑的受害人，心生同情。
ps2:笔者逐个将李天一同情集团中的知名人，一个个钉上卫道的十字架时，还会再说说这个"周翠丽"；
ps3:笔者本来对那个"王氏"成为李天一"足判"的陪斩，被判12年；多少有点同情；但他请了这个周律师，那就是活该的白痴了；

从个体意识主权的内敛，即我们无法精确测定任何他人的内心，——>这是公方彬和所有真假信仰分子们，都不愿意承认的客观，——>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任何"看似精神病的信仰（失控）"到底是"冒充的"博弈战术，还是真正的先验的他人行为；即便我们知道公方彬和卢麒元是冒充的傻逼，尽管公方彬再三表明只是希望"和平地追求对他人的洗脑"；试问我们如何断定，布置公方彬当五毛的上司们，最终必须会发现洗脑无效后，不会狗急跳墙？卢麒元如果不是为了煽动着对小私国民作文革的屠杀，他举起毛神的文革大旗干什么？

国企统统破产关闭，将是纳税人之福

居安思危的成立条件是"个人心证"；
国企统统破产是纳税人之福；
让纳税人"居安思危"要交待"纳税人的利益在那里？"；
公害知识分子用"公德，信仰"搪塞纳税人的利益；

 

如果不接受社会进化论，就很难明白，公有制的传统和"危机管理"的关系。从预设公有制前提的"公德""信仰"出发，很难看出"居安思危"，如此千万年教训的传统美德，还能有什么问题。反而会把对任意危机渲染的质疑，（向弱者倾斜的责任，其实也是一种危机渲染），视为缺乏信仰的"自私自利"。除非是严格地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就会发现居安思危就算是对的，也是个人心证的判断。

换言之，"你的危机不是我的危机"，"你的亏损不是我的亏损"，"你丢了一部Iphone要跳楼，别人没有义务跟你一块跳"。政府不慎开支造成的财政危机，当然也不是纳税人的危机；如果以财政危机为理由，随意加税，就变成了纳税人自已的生存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就变成危机国民经济的金融危机。本来，无非是政府裁减一下过分沉冗的机构，把喊了几十年的"精兵简政"，切实落实几年！而已！

国企的危机，当然也不是政府的危机，更不是纳税人的危机。国企统统破产，那将是纳税人之福呢！宋鸿兵害怕罗斯柴尔德的危机，不是中国投资者的危机，宋先生自已吓得想死，可以扯上宋粉丝一头撞死，没理由扯上中国人陪葬；朗咸平忽悠不动公众的危机，不是公众的危机，跨国公司如果能动摇中国的国本，中国恐龙投资非洲，早就把非洲变成行省了！没理由朗教授一诈呼，国进民退就正确了。

既然天下本来太平，那么实在不想活的可以自已抢先死掉，实在还想折腾，请回答纳税人最简单的问题："（纳税人）我的利益在那里？"，如果中国人都能学会如此实用主义的唯利是图，少做点"顾全大局"的公害知识分子的无私之举，何愁中国民主不成？大部分传统人士，他们一边指责着个体的觉醒为"自私"，一边嚷嚷着"民主"，他们所要的是根本上行不通的乌托邦，所谓"公有制民主"。

当他们的乌托邦，被阿罗不可能定理在现实中否决时，极少有人怀疑自已的信念，多数归罪于他人没有克隆他自已的个人的信仰！此所谓"缺乏信仰"！实际上所谓的信仰，只不过是欺骗弱者放弃其私有利益的"公德"，进一步阻碍了民主进程。信仰的神化化，让这些人不敢怀疑，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信仰，居然可能是通往奴役之路的毒药！当他们自以为公益时，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公害的路上，快马加鞭！

除了里根革命时代，哈耶克和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主导的基督教保守主义以外，几乎所有宗教信仰，对于现世来说确实就是"精神麻醉"。他们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来世/轮回/天堂"上，而把现世的苦难/节俭作为交换来世幸福的筹码。也就在事实上起到了巩固公有体制，让泰坦克尼的上层贵族，可以收集底层民众绝大部分生存资料，让下层民众乖乖地死去，到天堂享来世之福！

"居安思危＋缺乏信仰＝对统治者的革命"，是公害知识分子的基本元素。尽管不同的人，会有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加以表述。他们有些可能真的以为是"公益"，但不能排除一些聪明的权威，象朗咸平教授，是揣着明白卖大粪，起码让特权利益集团听起来舒服。而当朗咸平宋鸿兵这些人是为了自费五毛的回报而奋斗时，绝大部分公害，却是自费地为断送自已而"do sth"，这才是他们可悲之处。

把洗脑的责任归咎于统治者的万能，其实也是政府万能教的一项教条。既然政府是万能的，当然就必须闹革命夺权，也当然可以"自已当上皇帝后，一定讲民主"。否则所谓的洗脑，只不过是无数的传统卫道士，在公有制传统文化的驱使后，按"居安思危＋缺乏信仰＝对统治者的革命"的思维方式，自觉自愿地do sth后。当公害知识分子们，甚至连贱民们都长着统治者的大脑时，洗脑是完全不必要的。
ps:本文和本系列，完成于两年前

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国防成本过高

李林甫府兵改革缔造的精兵，唐朝军事布署的不平衡；
唐朝的财政能力不能支持李林甫府兵改革后的军费支出；
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国防成本过高，类同于罗马帝国的衰亡；
安禄山的处境和条件，"反"是大概率，"等死"是小概率；

 

将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罪于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如同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袁崇焕。两者的共同都在于，前后两事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而仅仅是前后的关系。当时唐朝和明朝各自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缺陷，才是日后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前因之事"是箭在弦上的必事事件，换谁上都是不得不发。当然可以说如无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安禄山在初期不会具备如此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但结果也无非是唐朝走上明朝衰亡的道路，安禄山就带头走上日后的藩镇割据的道路。更何况，史思明击败唐军时，已经与李林甫的军事改革无关。

李林甫对唐朝府兵的改革，缔造了古中国最接近于世界水平的，数量（相对于中国其他时侯）也最多的一支精锐军队。李林甫将兵府中的约四分之一，分批地转变成职业军队，由中央给予军费，遣散了府兵中相当于"供应军费"的农奴成分。隋唐初期的府兵，也就变成了类似罗马军团式的，比较接近现代的"国家军队"。即便不考虑职业府兵的编制和训练更正规化的因素，仅以真正有战斗力的职业军人，占编制内兵员的比例而言，军事改革后的新锐兵府，战斗力至少是旧式府兵的十倍。类似差距，可以参考辽东战争中的明军与后金。
ps: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帝国灭亡前，类似编制的精锐部队只有四万；阿拨斯王朝几乎没有同类的部队；

中唐边事最紧张的是面对契丹的幽州地带。相对的扩张热点（同时也是与吐蕃冲突最多处）则是西域都护史旗下的四镇。因此当唐玄宗非常不明智地让安禄山独领东北三镇节度使时，全国新编的精锐府兵中，有8-10万集中在安禄山的旗下。此外就是西域高仙芝部和杨国忠一力抬举的西南鲜于仲通部，各有约2万人。这大约只有10-15万的新编精锐部队，就是李林甫军事改革的全部家底，已经耗尽了唐朝当时的军费和国库的积蓄。更不幸的是，高仙芝和鲜于仲通部分别在西域和西南的败仗中，损失惨重。安禄山部因此变得一支独秀。

很难用成功或者失败去描述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如果说它是失败的，它毕竟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职业化的10-15万，以当时水平而言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说它是成功的，则仅仅是这十几万人马，就让唐朝军费暴增五倍！完全透支了唐玄宗开元盛世三十余年积蓄的财力。财力不足的军事改革，倾向于招募工资要求较低（有现为官兵对薪饷较满意，更积极地训练和打仗）的少数民族兵员。这样又令到唐朝精兵部队中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化。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开始走下坡路的罗马帝国。比唐朝更为强盛的罗马，同样被国防成本压垮。
ps1:类似唐朝职业化府兵的罗马军团，在奥古斯都到安东尼王朝稳定在四十个，约20万重装步兵，另有20万职业化的辅助兵；海军舰队另计；
ps2:中唐盛世远远没有达到罗马的水平，衰落速度却要快得多；

至于说这十来万人马，大部分集中到安禄山的旗下，是唐明皇自已的错误。将安禄山逼反，则显然是杨国忠的低能。唐明皇和杨国忠显然都没有理解，李林甫军事改革前后的府兵的战斗力的差距。杨国忠一方面压缩安禄山维持新府兵的军饷，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掩盖他自已与鲜于仲通征南诏的惨败，却以为安禄山即便叛乱，也只是一隅之患转瞬可平，同时低估了安禄山对长安情报的掌握。否则很难理解杨国忠的一系列"逼安禄山反"的言行。唐明皇将唐军初败的责任，归责于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与崇祯杀袁崇焕的性质相似。
ps3:唐玄宗杨国忠和崇祯，他们所犯的都是孙子兵法中"不问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此国之灾也"的错误；

唐朝的经济和财政收入，不足以继续推广李林甫的府兵新政。此短缺之实，恐怕是安史之乱的真正成因。财税不足时，就会在不同系统和派别的兵府（和将领）之间产生争夺军费的派系，也是杨国忠一再打压安禄山的内因。对于安禄山来说，既见异于唐玄宗；同时杨国忠因与唐朝第一夫人的关系过于耦合，令安禄山对唐玄宗的公正仲裁不抱希望。军费的削减让安禄山如坐针毡。为准备造反，安禄山在三镇内加催饷费，扩军至20万。一方面兵力相当于全唐战斗力的80%左右，同时见怨于黎民与朝廷，安禄山如能不反，是小概率事件。
ps4:唐玄宗初以追比王忠嗣"控地万里"鼓励安禄山；但是如果老王同志也控军八成，又面临"被诬必反"的话，难说还能"精忠不二"；

中国人为啥贱到动不动就扯“国家为什么不管一管”？

狠狠地扇"监管比特币"的公知耳光； 

日前看到有中国特色的民粹公知，又拿出妖魔化"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劲头，鼓吹着"监管比特币，国家为什么不管"；笔者就想看看，咱国领导是不是又表演一次白痴"有作为"。正如笔者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笔者不看好比特币的后市，强烈建议所有朋友，除非您热爱风险，否则不要参与比特币的游戏。但这不会影响笔者，在"市场万能！自主交换的原则，神圣得连国家也不能侵犯"的原则下，断定任何对比特币的"监管，干预"都是非法地伤害中国经济的，而不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强调的"自主投机损害社会/经济"。

笔者对于有关部门"不干预比特币的交易，政府垄断的所有金融机构（其实是政府的分支），不准视比特币为有信用价值的商品"（就是不干预，也不参与）的政策表态，非常满意！非常同意！民粹公知可以视为"政府终于监管比特币了"，但是笔者却认为，该政策是煽了"监管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有关部门也能类似地，对食品安全和转基因之类，作类似的"严密关注的监管"就太好了。比方说"政府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转基因，政府机构和所有控股部门，不准采购有毒食品，不准销售任何转基因产品"。

笔者还想炫耀一下实体经济学之"流动性定律"的先见之明。请问您注意到了，"中国监管比特币政策"出台时，比特币的暴跌吗？这是否说明，比特币的庄家，就是中国人民间有限的外汇所致呢？如果中国人交易比例不高话，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动，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会对国际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坏消息是，老外正在赚中国炒家"追高"的钱。

绝对权力的的追求，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

基督教对绝对权力的的追求，及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

属灵权和属世权，是教会神学为了适应教会至上的目的，硬是从同一主权中搞出来的"权力分立"。亦即宗教信仰者所称的，"将权力关进笼子（末日审判灵魂）""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不信神的人罪该万死，得寸后就会进尺，升级为'不信他那种神的信徒，罪该万死'；即宗教战争！如果您认为此乃"proceed intend的犯罪意图"，那是没有理解这些宗教革命分子们，并非先验之间的真理观念冲突，而是诉诸于"向对方持续施加压力"的"proceeding guilty，现行犯罪"，目的既然是施加压力，当然是要无限升级的。
ps:五四精神以来的中国反政府革命派，"不择手段向政府无限施加压力"，甚至可以利用到陈水总郑民生的头上；

基督教教会的算盘是，属灵权代表着与上帝的联系，也代表着在世俗中的正义，意味着教会拥有独立于政府的主权（包括组织和财产）；同时又监督着世俗所有权力的行为是否影响他们死后的灵魂升上天堂。而且，如果教会掌握的属灵权得到民众绝对的尊重的话，——>注意合法性守恒定律！教会就可以通过"许诺灵魂升上天堂"与"杀死灵魂被惩罚入地狱的堕落者，是对他们的拯救，凶手的灵魂就可以升上天堂"的"过度解释"，拥有了执行对任何世俗人士与权力的极刑的绝对的权力。此即绝罚，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等等。

教会拥有属灵权而不是属世权，也意味着他们不具有"世俗救济"的天然义务。这也是现代人对基督教会"慈善"印象最常见的误解。今天的基督教会乐于从事慈善，是在国王革命后（文艺复兴再前一个中世纪阶段），教会事实上失去对国王世俗政权的监督权力后，作为对世俗权力"腐败，无能，不作为"的行动声讨，才开始有普遍性。在此以前，饥荒和灾难中的穷人，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对原罪和欠信者的惩罚（那时代的人其实虔诚得出奇），最慷慨的救济的方式，也无非是将他们收编入修道院，作为农奴或者骑士团的士兵。
ps:今天公知的民粹表现也是妆扮出慈善的，"向弱者倾斜"的样子，声讨政府权力的"腐败，无能，不公平，不作为"，以持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
所以中世纪教会信仰所建构的神国，的确是教会的权力天堂——>假如可具持续性的话！——>从格里高里七世的教皇革命到阿维利翁时期直接收税改革试验之间的几百年，也的确一度接近于达到了建构教会帝国的目的：拥有全部的实际权力，却撇除了所有劳心费钱的世俗责任！但是此信仰的建构却遭到了国王革命的反动，根本原因并不是国王与他们的跟班不信上帝，而是世俗是需要成本的世界，教会的理论创新，可以为他们攫取财富制造任何"信仰的借口"，但是对于世俗事务而言，无非就是无限增加的显性和隐性的税负；而已。

借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帮助理解，如果国王对自已势力所及的范围内的民众，还有一丝半点的恻隐之心，就不会坐视教会权力构成的对社会交易成本的持续增加；无论是着眼于自已王权的继续，还是服务于本民族（国家）居民的利益，国王革命都将无可避免。当限制教会权力后，真的改善了本国的民生和国力，国王更不会怀疑自已死后的灵魂会下地狱；相应地也会导致本地忠于国王和本民族的教会势力的出现；而无论它是独立于国王（如加尔文教派，及其支派"清教徒"），还是服从于国王的权力（如圣公会）。

正所谓有竞争就有进步，出现了脱离罗马教廷却过得更好的国家（如英国，荷兰），也就迫使教会对仍然尊重罗马教皇的国家，更多地妥协；也更促进教皇原谅以往一些难以管教的国家，与教皇体制的旧怨（如法国和奥地利）。教会既然以民族国家的灾难，作为国王腐败的"天罚"（中国的天命观，也有这种观念），用属灵权去指责国王权力"不（足够）信神的腐败"，国王当然也会创造（或赞助）"圣经各凭解释，各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沟通"（马丁.路德）的新教观念，同时指责教会不具备剥离世俗利益（权欲）的"廉洁"。

革命如果不是为了利益，那革命是为了什么？

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感知，验证了社会进化论的先验结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掩盖了社会进化论的客观规律；
革命如果不是为了客观的利益感知，革命是为了什么？
真实的历史认识和真实的现实感知，预示中国真实的未来和曲折；

 

在排除了哲学鬼子"睁眼瞎"的，对基本概念和个体感知的偷换后，可以很简单地从历史中成败钝锉，和现实之中的生存处境的好坏，判别出与历史过程一脉相承的现实社会中，对于民众来说，谁是统治者。象朝鲜的金鬼子，可以指责被关在集中营的小民是剥削阶级，但这些剥削阶级被一批批灭绝，朝鲜"贵族"的生存水平，即使是特供等级上，却是每年吃不了多少肉！可见小民不是朝鲜金鬼子的统治者。

反之当与朝鲜制度类似的毛帝国，极左路线连同他们的象征四条帮，被暂时冻结时，中国民众的生存水平提高了几个等级，显而易见的，尽管四条帮对毛暴政，可能真的很忠心，四条帮也只是党的替罪羊，但毕竟他们所热衷的极左文革路线，的确就是中国人民的统治者。而乌有之乡的毛教徒，他们指责民营企业家是黑社会，把重庆最主要的六百多民企全部打成黑社会，但是从经济后果来看，薄才是统治者。

类似的是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人失去了帝国，但也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所有这些"实证"取决于每一个人的理解；因此如果出现人民真理报那样，"朝鲜生活水平高，everything免费，儿童一天吃五顿……"（已确认是朝鲜中央机关幼儿院）；就将颠倒识别统治者的任何标准。又或者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那样，否认社会进化论的科学性，那么我们既无法与之沟通，也无法向他们证明人民真理报是说谎。

社会进化论继承自进化论的先验性的客观约束，无需对"传闻事实"负责。因此所谓在社会进化论的前提下，不符合社会进化论的传闻，就仅仅作为造谣者自已的信仰，而不成其为我们接受的实证。只有依靠个体价值观和社会进化论，分别在个人观点和公共交流的领域，排除了睁眼瞎对于事实的歪曲后，才可以明确地从历史事件中，确认对于某种被压迫人群的统治者是谁；才能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

当笔者掌握了社会进化论（实体社会学）经济学约束的先验性原理后，可以很轻松地从大量零碎的生活片断，这些权威历史学者不关注的，无法归入"信史"的资料中，从大量第三方对目标的无意的描述中，组织起笔者自已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和片断，并最终被进一步的阅读或披露，证明是真实的。但是笔者无法断定，对于未理解"宏观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公众，也能同样地把握真实的历史和现实。

现实生活之中举目所见，都是大量的以"细节理性主义"的道德文章，甚至纯粹是哲学断言的信念，对于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这种歪曲显然得到了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的呼应时，（他们自已未必相信自已的谎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自以为是敌人），也以同样的手段歪曲着另外的事实，如卡扎菲事件中被热捧的半岛的造谣，又象食品安全竭斯底里中的公害知识分子。

当"真实感知"可以出于诸如革命这样的政治目的，而被歪曲时，任何基于客观观测和归纳的实证科学，只能靠边站；因为"实证"本身不得不讲政治了。so far"为革命而造谣"成为正义的觉悟，那么雅各宾派和斯大林主义这些暴政，出于革命的崇高目标而制造的千百万计的冤案，就谈不上不正义。随之而来的逻辑命题就是，革命如果不是基于真实可感知的利益，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实生活的讽刺之一，就是革命党指责正义党"宣传洗脑"，但他们自已所做的，就是"为洗脑而作的宣传"！区别仅仅是前者用纳税人的钱，后者一般是自费。当跳出此派派的洗脑需要，在社会进化论的先验逻辑下真实地认识历史利益实体的变迁时，历史中随着"统治者"的弱化甚至消失，而迅速出现的繁荣，就清晰可见。当真实地认识到现实中的统治者时，中国未来的道路和曲折，也是清晰可见。

ps:本文及主题完成于一年半以前

所谓热钱进入中国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奥卡姆法则："人民币升值推高房价"者全部是左狗！
"成叶华"先生对"热钱不是高房价原因"的论证，完全是胡说八道；
外汇管制效果导致人民币升值，升值压力越大，热钱越不可能进入中国（推高房价）；

 

午餐时有朋友问到，"人民币升值吸引热钱，外资热钱卖给央行后，等于基础货币的增加，难道不会推高房价吗？"，言下之意，高房价的原因是"（谁也说不清的）热钱"，不是其他原因。笔者非常厌恶无数"说不清"的东东，总是掩盖着最根本也是最显见的根源。因此笔者明确表示："所有真的相信'人民币升值推高房价'的东东，全部是左狗"！
ps:严格而言，顽固地鼓捣热钱的公知，如果不是白痴（简直不可能！），肯定就是左棍；

顺便说说，笔者从来不看"什么东西（某种预期）的'N大理由'"类的文字。因为在"天无二日"的逻辑要求下，"N大理由"等于"没有理由"。N大理由如果不能归纳出"根本的原因"，就说明其中如果不是有着同义反复，就是有着自相矛盾，最起码是主次不分。所以高房价中，不存在"N大理由"之一"可能是热钱"的可能性；除非（土地财政的高房价＝土地垄断的公有制（特许权）＋金融垄断＋凯恩斯主义）不是根本原因。更何况，将高房价的原因归之于"热钱"，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阴谋论；归之美元的话，就是魔鬼三招。

所以笔者不排除，有些脑子糊涂的人，对于"热钱（其实就是资本论逻辑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论，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笔者非常肯定"真的相信"的那些东东，无论它们是真的给忽悠了，还是骨子里信仰着"特许权的高房价不会搞垮中国经济"，或者他们是揣着明白在忽悠，他们都肯定是左狗；尽管笔者无法精确地测定，他们当左狗时的真实用意。
笔者concur一位叫"成叶华"的先生，关于"热钱不是高房价的原因"的观点。不过这位科班出身的成叶华先生的论证，他所抄袭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所涉及的要素，如果不是未必存在的，就是无法精确界定的。这位成叶华先生，继续犯着瓦尔拉斯的帕累托这些"数学派，均衡派"前辈的同样错误：如果他们可以用"精确测定的数据，证明某种非市场的观点的错误的话；反方（如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熊彼特的评语）。
引用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那么诸如"精确的经济学派"的所有引证要素，就全部变成忽悠的代名词。同样的标准可以肯定"热钱"这东西，——>不是"没有根据证明它的存在，它就是存在的"，也不是"没有根据证明它是不可忽视的，它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默认权益归于公还是私的根本法则！因此，"如无实证，不要引入热钱；如无实证证明热钱规模，热钱可以直接被忽略"。按此标准，"热钱"根本不存在！——>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仍然是"是否按公有制法则，没有危机也要折腾危机"的前提。

简单的常识可以在细节上，进一步否定"人民币升值——>热钱——>高房价"的可能性。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外汇管制的效果——>注意是效果，不是政策的意图！外汇管制的效果越好，热钱越是不能进入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看到了"真的相信'人民币升值推高房价'的左狗"偷换了什么概念没有？答案是前文的等价：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则热钱越不能进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人民币升值——>热钱——>高房价"的可能性。该结论针对"外汇管制的效果"而非意图，连反驳的空间也没有。
退一万步，经常项目仍然有美元卖给央行，央行的人民币仍然通过买美元，成为人民币闭环中的基础货币，相当于凯恩斯主义，——>这当然会推高房价；但只需要归纳入（土地财政的高房价＝土地垄断的公有制（特许权）＋金融垄断＋凯恩斯主义）即可。这又是奥卡姆法则之二，"不要同义反复引入多个实体"！至于上述左狗，还要争辩"商业银行可以买房子""理财产品买房子"……，那全是想象，可以由银监会控制的，而且完全被公开数据所排除，——>如果真买，倒是好了，因为可以降低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房价反而不会太高。

中国古代的城市的构造和近代的误解

商周时期战略战术的沙盘工具"围棋"； 
围棋的"气"在古代战争中的相应意义；
中国古代的城市的构造和近代的误解；
中国古代的城与廓的不同，及长城最早的含义；

 

在明确了开发商通过影子银行推高房价是被动后，如果您还未能发决"土地财政的高房价"的"危机管理"的解决方案，那么笔者要先说说围棋了。围棋是商周时期出现的战略沙盘工具。原始状态下的围棋，未必是正正方方的棋盘，极可能是与具体地形相一致的"地图"。围棋每一格，大致上是古代军队及其后勤，某一周期能够行进的距离。围棋的"气"，可能分别有战术和战略上的三个意思；第一是战术上，军队接战时的布阵，不能太紧密，否则不便发挥投射武器的效率，自已很容易被杀伤。典型战例如坎尼和亚德里亚堡战役。
ps:孙子说"两国交兵，庙算多者为胜"，何为庙算者？说不定就是指围"棋"这种工具；

围棋的"气"的第二个意思，是可以与外界的通讯（意味着可以接济后勤，和协调援兵）；第三个意思，是被严密围困的部队，如果内有营田的话，那么能够扛饿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今天一盘棋，当时大致相当于一场战争。在一盘棋内，有两个眼（气）而不死，可以视为在当时的大部分战争之中，在其战争跨期内（极少超过一年），坚固的城廓是不可攻克的。这里又涉及到商周时代中国的城廓的常识，由此又将涉及到中国战国以前的社会（其实就是商鞅变法及类似变法以前的列国社会）的阶层、分布、产业的知识。

由于中国的历史一般是非技术型的（或者说文科型的，或曰"道德型的"，此几者意思一样），一般性地说到攻城围城的时侯，也是从攻将守将的道德出发，玩弄孔子式的春秋笔法。在常识缺乏的时侯，对中国古代城郭的误解，常见有两种。第一种是以为中国古代的城很小。如目前挖掘出的古代临淄等城，大小如今天的奥运或者世博公园；即便挤进几万人，也挨不了多长时间的围困。同时期的，借用海岬和长墙屏障的雅典城，也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25-50万人。不过后者与中国春秋的城池的性质，不太一样，下面详述。

另一种误解则是把廓误作城，如安阳殷墟的许多论文，实际上是把古城的廓，当成了现代概念下的"市区"，就会得出"中国古代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错误结论。此类方法论下典型错误的学者，笔者所见就有台湾的赵冈。大陆的牛皮爱国主义学者，会把古代的廓当成现代的市区，换算成现代市区的人口密度，然后就得到中国古代城市人口的极大进步。赵冈按此算法，得出了中国战国时的城市人口比例，达到可怖的40%，或者人口达到恐怖的3000万；将错就错又推导出中国当时的商业经济（城市）必定已经是前资本主义，云云。

中国古代的城，相当于雅典的卫城。对于大城来说，更严谨的卫城是王的宫室，"萧墙之内"。但由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工商业水平，远远比不上雅典，所以廓也不是雅典居民的市区。廓是（卫）城以外，以内是本地的农业牧业区，由一堵更广阔的，造工一般劣等很多的夯土城墙和若干烽火台组成。廓用于阻挡小股敌军的骚扰，迟滞中等规模敌军的进攻，以便城市组织部队出击；并用烽火警告大批敌人的进攻，此时将退守内城待援。在大遍的肥沃之地的若干城之间，有着共同的廓时，就叫"长城"，如楚的方城，后来的长城，等等。
ps1:了解这个知识，就明白郑庄公跑到成周的廓以内"偷麦子"，是对周桓王何等的挑战；

在廓以外就是郊，效以外就是牧，牧以外就是野。"牧野"之战指商军出放羊地以外（100公里），迎击远来周军。所以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口，不可以用以后"全国皆廓"的密度换算，实际的人口要比后来的学者创作的数字少得多，当时的中国也比今天的原野原始得多，无人区开阔得多。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城市人口也不是雅典那样工商业，市民就是农民。而且全国主要的居民生活在国都的城与廓中，都的市民也就是国民。城内也有一些田，廓中的田由官府分配。商鞅开阡陌，就是可以跑到廓以外种田，先占先得，官家凭税认其私占。
ps2:借围棋，顺道说说春秋战国的历史知识，以后未必有机会再涉及；此亦围棋中的"顺手占点官子便宜"；
ps3:本文仍然解释的是"围棋思想的来历"，却仍然放在"高房价解决方案"的命题中；do you understand?

稳定的地方合作，意味着稳定的税收和稳定的君权

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基督教和欧洲土匪共同建设的中世纪； 
基督教协调蛮族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统治者与土著"之间的关系；
稳定的地方合作，意味着稳定的税收和稳定的君权；
欧洲中世纪的四个历史阶段；

 

基督教会在西欧的中世纪之初，的确起到了重整欧洲社会秩序的作用。欧洲早期的国王和贵族，其实就是一群入侵罗马世界的蛮族土匪。以法兰克人为例，占高卢人口的比例，不超过2%。这些国王和贵族，包括英国传说中的阿瑟王，如果的确不是传说的话，他们依靠刀剑打劫，谈不上什么社会秩序，只不过是一群向乡民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英国的前身诺曼人，本身就是入侵法国的维京强盗。

这是土匪打家劫舍，倒不见得是没有信基督教，就特别残忍无知。而是他们本身既不可能以极少的人数，放下刀剑当农夫，但也缺乏统治罗马地方民众的合法性。本地乡民市民对这些移民全不那么感冒，土匪的肚子饿了也要吃饭，除了打家劫舍勒索化缘，蛮族土匪们的确也没有别的就业渠道。基督教以罗马的名义，代表前任罗马旧社会，让这些土匪收保护费有了合法性，山贼的职业也就有了远大的前途。

基督教教会作为中间人，以蛮族贩依基督教为条件，让蛮族接纳地方豪族进入土匪的政协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之类的领导层。一般说来没什么问题。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或者东方的蒙古人以及北欧的维京人，这类擅长打家劫舍的山贼民族，都有梁山泊式的文化，只要新来的人肯纳头名状，证明自已的能力和归附黑帮的诚意，对于新来的好汉，一向都是无任欢迎。

其次是基督教让蛮族土匪向他们新改信的上帝保证，不再对归附的乡民冲锋陷阵。一般说来，只要基督教士坚持不懈的说服教育，经过一百几十年后启蒙，自由乡民差不多死清光后，这些土匪和他们的后代是会改邪归正的。最后，基督教会让这些乡民把不再逃跑的土匪和山贼视作过去的领导同志，老老实实向新领导纳税，但是无论领导还是民众，收入的十分一，要交给教会代表答谢上帝。这就是十一税。

无论各自出身如何，基督教会让残破的西欧有了合作的新秩序，尽管要为此合法化，支付黑社会保护费。但是保护费也比抢劫的效益高，何况山贼如果改行保护新祖国，也的确是对地方民众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既是照顾罗马社会的传统，也是增强强盗转正的合法性，基督教让国王会承认部分有实力但没有领导的自治市的自治地位，即由基督教会作担保，国王授出了第一批自治市的特许状。

这些自治市，部分是自由人的农业公社，部分是行业公会的聚居地。这些行业工(公)会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让他们保持稳定，无论对于新王国还是基督教领导下的欧洲都是有利的。对于缺乏执政合法性的山贼草头王来说，稳定的地方合作意味着稳定的税收，也就意味着稳定的君权。这种由基督教会担保的稳定，又通过基督教会对国王的神圣涂油礼，彰示君权神授，强化了授自基督教的合法性。

欧洲社会在中世纪中期，最终变成宗教统一的教皇国，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拜占庭，原因在于罗马教会是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并且因为其非常先进的非世袭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保持了教会政策上的统一和持久性，而欧洲的君主国之间就不可能实现统一的步调，并且因为世袭的要求而有求于教会，因为世袭的原因而受困于教会要求的一夫一妻所导致的后继无嗣。天长日久的胜利者，当然就是教会了。教会至上的欧洲中世纪秩序，由此开始成形，并最终在格里高里七世的教皇革命中确立，在英诺森三世教皇时，达到教会帝国的巅峰。

因此就埋下了十一世纪时期教皇革命的伏笔，最终确立了领导欧洲的教皇帝国。国王的合法性要依赖教会，因为山贼国王还没有和当地群众打成一遍。当这些国王最终被本地文化完全同化，构成了各自拥戴国王的贵族和民众阶层时，这些国王有能力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创立自已控制的教会（新教）和民族国家。这样就有了欧洲的国王革命，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主义。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教会与蛮族和土著的磨合期"，教皇革命后教会至上时期，国王革命后的专制时期，和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时期，共四个阶段。

ps:本主题两年前完成的文章，到此全部发完，但本主题未完全结束；

中国自卑的民族主义的傻逼的霸权主义

中国自卑的民族主义的傻逼的霸权主义；

 

笔者一直觉得，"辽宁号"这条有中国特色的二手原创航母，跟中国的奥运金牌文工队一样，只不过是带有鼓励愤青口水的宣传价值，技术上趣味尝鲜的昂贵项目。早自林则徐及其幕僚魏源开始，经曾国藩的厘金税基础上，李鸿章搞的国进民退，用厘金税圈钱搞垮了中国民营经济，却指望借此支持官营国企"富国强兵"！——>甲午战争其可胜否？中国政治权力就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虔诚般的保守的同时，对西方技术和玩具开发的狂热崇拜。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因为美国玩具特别多，还能自动升级！
ps:今天国产学者惋惜中国百多年来，给打得满地找牙，所谓李约瑟的谬误，不是怪汉族皇帝换成了满族，就是怪清朝将玩具器藏；而已！

从"歧视和自治，及其与专制，民主和政治形成"的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央帝国民族，这种明显感受到"世界歧视"后，挺自卑地找回面子式的"自强不息"。因为歧视是个体（国际上就是中国，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公众）感受的地位不高；但只要本身处于自治状态下，别人歧视不歧视关我什么事？只与有缘人沟通，只与有情人爱爱，大不了"躲进小楼成一体"——>国际关系时称为"闭关锁国（中国传统）""孤立主义（美国传统）"；何况中国岂止是自治而已？中国一直是主权国家，而且是独立的大国，如愤青言，还是强国！

越是当中国被认为是大国强国时，——>笔者认同此评估！——>越是反映出愤青口水中表达出来的"被歧视的自卑"之可笑，及其真实动机中的愿望的深不可测，不过也暴露得隐约可见了。如果说我们公众是中华民族的话，不妨将愤青类称为"中央帝国民族"，——>这样才能描述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所感受的"被歧视"的自卑。愤青与正常人思维之不同，就表现在，正常人感受的歧视是"地位被置于低于其他普通人"；俺国愤青所感受的歧视却是"俺的地位没有被置于高于其他普通人"；别人不听话不听使唤，他们就感到被歧视。

俺国愤青真的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在国内就是反政府闹革命的五四精神，在国际上就是中央帝国民族的民族主义，对内对外能够辩证统一的，就是（漫天要价＋拒不妥协）的女人法则；无论是对同胞中的贱民，还是对本国政府，或者对万里之外的美帝国主义，反正都是一天到晚只能（也只会）喊打喊杀的"战争啊，革命啊"，总之都是为了调配女人法则成其为血酬的暴力！如果说三者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愤青对同胞中的贱民的暴力，是动真格的勇气，对顶头的政府，是爱国施加的压力，对美国则是毛上帝式的私下的讨好。
ps:五四时是"反帝反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杀尽敌人"；如果没有这些五四青年作铺垫，五四精英之毛主席，那里有后来的革命事业？

之所以说愤青的爱国主义，有着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就因为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强国！在地球上的确不多！而且象中国这样，早就超越了"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初级阶段，早就已经进化到"伤疤还在滴血，自已还在卖血"，感受到的就已经是"强势崛起"的快感的梦；普地球太空之下，自冰河纪结束之后，可能独此一家特色！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对于国际上中国地位之被歧视，有着非常特色的感受：那就是如果中国不能一统全球，让全世界都变成中国新设的行省，在中国毛上帝光辉思想普照下，中国就是被歧视了。

如果不是理解傻逼的霸权主义，很难理解有中国特色的愤青爱国主义，他们崇拜秦朝法家时，却能忘记了商鞅开阡陌，法定成人自立，明确即便是父子之间的私有财产的分割，法定明确的税收，鼓励工商，急农重储等等的明显能强国的新政；也很难理解愤青爱国鬼子莫名其妙地崇拜起纳粹！甚至"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就算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的"女人法则＝漫天要价＋拒不妥协"；更难以理解几个本应"关联回避"的"军人"，因为吹爱国牛皮吹出了特色，就成了国防的专家！还是军官！还是帝国将军！！
ps:从商鞅变法中，可以看到大量"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实施细则；

隋唐的府兵及科举和安禄山的兵力

隋唐的府兵及科举和安禄山的兵力； 

 

隋唐早期皇帝领导下的府兵，是穷地方的穷人军事组织，如同延安里走入北京的毛党军，却没有在全国打土豪分田地搞共产主义的信仰。既接受了君临天下后自当息兵爱民的孔儒道家传统，维持治安的必要，也让这些朝廷离不开法家的手段。不过总体上，这些穷地方朝廷，既需要经济发达地区的豪门大族代为包税人，提供远较穷地方出产为多的税收，同时又对这些地方（如山东，江南）的豪门势力不放心。因此其政策，就是一方面将民政事务交给原地方豪门，另一方面是用自已穷地方的府兵，提供地方的保安和治安，保证财税可得。

不能信赖富裕地方自治力量的拥戴，就只能依靠（相对于全国来说）数量有限的府兵作为占领军。无论是封建帝国的税收效率有限，还是孔儒传统"轻徭薄税"，都令到隋唐帝国从地方税收征得有限，府兵是穷酸，终唐之世都没有改观。费用短缺之间，兵员的招募，（无论是以幕兵而论，还是以新置府兵而论），都越来越向扶贫倾斜，少数民族部落成群地优先。要保留凭地域、宗族人脉纽带联结的西北军阀朝廷，就不得不保留政治中心于关中。首都既然定于贫困关中的长安，就少不了劳师动众，向中央输粮的漕运，此即隋唐是也。

科举尽管源于曹魏的九品中正，复于隋炀帝针对关东寒门的选拨考试，成型于武则天时期较大规模的亲信政治势力的栽培；但终唐之世仍然是很次要的官僚来源，陈寅恪认为仅5%-10%。唐朝的科举，基本上中央官员的职称考试，其结果是导致唐朝京官，基本上分成两派（党），即来自于西北军阀红N代的世家豪门派，和来自科举选拨（主要是关东寒门）的职称派。此两派在中唐以后以"牛李党争"最为出名。中央通过科举选拨全国（有能力受教育，又不是豪门），是试图在西北军阀红N代与山东豪门之间，培养和寻找第三势力。
ps1:中国目前的公务员考试，严格意义上未到选官的层次，最多是乡试（举人），目的是选拨吏员（师爷），即公务员职称；
ps2:高考也是科举，但只是相当于明清时代的作文测验，选拨"童生，秀才"；

从隋唐科举的目的，可以看到，将科举之源归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颇为牵强。因为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曹魏及司马晋，对地方豪门势力的妥协；而唐宋以降的科举，则是对地方豪门势力的反动。尽管职称考试从形式上看相似，但至少就目的而言，两者是相反的。日后的宋朝清，科举选拨的官员，可以深入到各国的县级单位，给现代作家以错觉，以为唐朝也用科举控制到了地方层面，——>这就是从府兵开始，必须要说到科举的原因，——>实际情况是，唐朝科举只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改革，"改革成功"要到推宋朝中代以后。
ps1:"宋词"代表着宋经济发达后的文化繁荣，唐诗却是因为唐的职称考试，其中一门功课是写诗；
ps2:从科举的目的，可以对比欧洲的中世纪，而确认中华帝国时期，与欧洲中世纪是同一政体的两种形式；

真正开始与后期政治目的相符的科举者是隋炀帝；但终唐之世，采用科举官员取代西北府兵支撑的军政力量，震慑关东地方土豪，取代昂贵（对府兵而言），低效（对中央财税而言），危险（对地方豪强势力可能独立而言）的（府兵＋本地荐举（九品中正制的遗留）），整个目的远在达到以前，就已经被安史之乱打断，随后是藩镇并举的中后唐时期。将安史之乱理解成"中断了唐朝的上升"是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发展论"的结论。从社会进化论的人性定理，安史之史仅仅是暴露了唐朝体制的缺陷，中止了无效的改革。

安史之乱是唐朝府兵制及其支撑的初唐政制的末日。安史之乱的起因是李林甫对府兵制的改革，其实就是废弃。改革的原因是唐朝的府兵到中唐时期，已经象明朝的府兵那样，衰败不堪；改革的条件是中唐经济的相对繁荣，朝廷税用比较充足；改革的方向是挑选还有战斗力的，一般也比较穷的兵府（不幸地，一般是也是少数民族！），由国家直接支饷，改建成战斗力更强的职业军队，类似罗马帝国军队。但得到如此改革的军队大约只有唐军府的四分一，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域。非常不幸地，这些精锐部队大部分掌握在安禄山的旗下。

中国老百姓难道就是做社会实验的小白鼠？

公方彬政委建构信仰的追求，及其常识的欠缺；

 

了解基督教对绝对的权力的划分的，由国王掌握而受教会的属灵权监督的属世权，也就可以全面理解，在同样是"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将权力关进笼子，将权利放出来" "（统治者要全心全意满足人民群众N条免费午餐的）《人（的天赋）权（利的）宣言》"，这些同样字句表述下的左派（传统民粹）和右派（权贵马尔萨斯主义），和萌生于大宪章精神的"人权私有的自由人"，他们各自的异同。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愚昧复古的社会主义，会无保留地被基督教文化接受，而成为"反资本主义的进步运动"。

由此可以理解，如公方彬政委等号称的信仰，当他们执着于世俗的权力与特权的利益，却追求着给合"属灵权"，而成为永恒的（按公方彬的话，信仰要拿别人的生命财产，试验千百万次）绝对权力！将是何等的自证邪恶。平心而论，公方政委可能只是不晓得，此关于宗教学的法学常识。毕竟那是"西方那一套"，马恩毛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绝对的（信仰＝属灵权＋属世权）就是绝对的邪恶"，对不对？刘仰，何新和甘阳等，可能还想从"传统中国文化"寻找，属灵权归于共产主义之世俗的理论。但是中国传统有属灵权之说吗？

其实，公方彬政委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分子，因为笔者看了几篇新浪推荐的公方彬的几篇大字报；公方政委所建议是的"让老百姓有着对无私党继续拿老百姓生命财产做伟大实验，再过千百年也无怨无悔的那种虔诚的信仰"，——>是让愚民老百姓有信仰，而不是公方政委自已信仰那些精神垃圾，——>这才是读过大书的精明人！事实上，也不能认为公方政委完全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最起码地，基督教的迷信者，让公方彬相信"的确有些人是有真的信仰"；还有信气功的，信安拉的……，那为什么让他们，信天朝让他们信的呢？
公方政委的追求，显然是利用愚民公知"信仰中的愚昧的贡献"，准确地说是"试图建构统治者掌握属灵权的信仰"，对基督教属灵权与属世权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可以知道，这种追求权与利的欲望，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而且不得善终！——>那可不是"国民党败选下台啦，之类的亡党亡国"那么轻松的事儿。假如不是明知公方政委是命中注定的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要头撞南墙心不死；笔者甚至有点喜欢公方彬政委的直言快语。如同胡锡进一样，公方彬在很多方面，比民粹公知要开明。

平心而论，虽然公方政委显然得到了领导的任务，甚至得到二代将军的亲自接见，不得不抛头露面写大字报；但就其表现出的对美国民主的理解，却超过了很多口口声声要反政府闹革命的公知。比方说公方彬反对北大解聘夏业良，又如公方彬承认美国制度是优越的，只是美国在国际上太横行霸道；尽管为大字报需要，公方彬仍然歪曲了"美国人没信仰"为"美国也讲信仰"——>但那不正是基督教也乐意歪曲的吗？日前教皇直属的圣方济各，据说发表宣言，称"资本主义杀人"，试否正是"基督教等价于马克思主义"的再证明？
ps1:欧洲基督教实际上是一面指责美国太个人主义啦，不信上帝啦；一面传教士向中国人说，"瞧，因为美国信上帝，所以……"
ps2:基督教"指责美式民主，指责资本主义（杀人）"并不令笔者惊奇，基督教如果反人类的立场，笔者反而感到意外；
笔者搞不清楚，公方彬教授是否知道，西方积极派"在国际上到处推广"的是基督教那种民粹；而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给公方彬布置任务的那些二代将军，显然不理解其中的区别，他们所说的"敌对意识形态"，显然不是指基督教；——>由此可见红二代的真实水平。但笔者的确没有看到，公方政委直接攻击哈耶克的地方。另外，笔者其实赞成北大解聘夏业良，一来这是学校的自主权，与言论自由无关；二来夏业良也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典型的民粹，夏业良宣扬的也的确不是经济学，只是民粹革命的煽动而已。
ps1:跟信仰分子没法解释，跟装成信仰的聪明鬼，也是无法解释常识的；
ps2:此处与先验主题有重复，公方彬政委的先验或信仰"建构"，此后交给先验

为什么中国人愚蠢的认为资本不是财富？

公有制观念的误区：财产税促进公平，再分配减小贫富差距，拉动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误区"：财产税是剪羊毛，私有财产还能一次次长出来；
资本不是财富，资本是成本；"资本税/财产税"只是纯粹地增加交易成本；

 

财产税是危机应急时，最有效的临时性的财政措施；但是如果作为经常性税收时，将成为经济的灾难。这是前述博文就本命题的结论，——>笔者在陈志武教授的记者访谈中，看到了同样的观点，看来在耶鲁学派（萨缪尔森那一派）中，也是常识了；——>即便是从语义逻辑上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前面表述等效于"危机是经常性时，将是经济的灾难"——>of course！——>对于总是自诩"灾难深重"的公有制帝国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它将等义于"中国的经济状态，总是处于灾难性崩溃和挣扎中"；而且是客观的先验结论。
ps:由此可以理解，那些一味渲染"居安思危"的人，实际上是呼唤着大政府的折腾，不安好心的愚蠢；

当"应急性"的财产税，被转化为经常性的税入时，官方会认为"劫富（未必济贫）"，不但肯定地舒缓了财政的危机，而且还得到了"减少贫富差距"的"社会效益"，——>此即所谓再分配的真正含义，——>分配的是从民到官，但是民粹却仍然作着"劫富是为了济俺这种贫"的梦想；此即除美国梦以外的，世界各国传统文化的梦想，诸如印度梦，穆斯林梦，中国梦，之类。大脑稍稍缺少点信仰的读者，可以注意一下，任何国家一旦制造着"再分配"的舆论时，是否当其时正是处于政府的某种财政危机之中？——>这就是答案！

将"应急性"的财产税，转化为经常性的税入时，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式的"现代经济学"的信仰中，还会想当然地认为，被劫的富人就象羊儿身上长的毛，一茬茬地剪掉，还会一茬茬地重新长出来，——>这是公有制对权力的信仰的先验，在公有制传统中，由于等级社会中的财富消费基本上与权贵权力的阶层正相关，因此"财富，资产，消费，权力"被一起误解为资本，从而将"私的资本"偷换成了"天赋的公共权力"，——>这是"资本"概念的最根本的，与实体不相符的逻辑错误。马克思的《资本论》只不过是集错误之大成而已。

但是"富人的财产是羊儿身上可自动长出来的毛"，则在实体经济学中被先验地否定，笔者命名其为"米塞斯资本原理"，是（客观短缺＋交换创造价值）而衍生的逻辑结论，它意味着资本如果不是不存在的，就是其交换价格将自动贬值。避免资本贬值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其步入市场价格的边际曲线的下降段的下端以前，将其更换成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在股市中一般称为换股，即把下降通道的品种，改换成上升通道中的品种。在实体经济中道理一模一样；并且《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进一步限定，成功的只能是一部分！

从"资本"这一不恰当的定义，可以说明，为什么财产税的经常化，将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灾难。阅读中国民国前，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前，也包括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资料（包括学著），可以发现作者都有一个误区，就是用"工业资本数量"衡量当地的工业化程度。这种衡量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未来经济条件将不变（因此可以固化生产计量为资本），资本自然增值"的逻辑前提，因此可以通过公共管理实现保值——>这是不可能的！所谓"工业资本"乃是投资者的成本核算的标量，即"资本代表着投入此产业的原始成本"。

"资本是成本""生产是成本"，产出的销售再减去成本以后的利润，才是真正可从持续的"财富"，并且因为短缺的客观性（因此形成了《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利润也是不稳定的，同一行业、企业、产品的利润产出的周期，在时间轴上将是边际曲线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是把"资本是成本"当成了"资本是利润"！同理，财产税实际含义就是"对成本加倍征税（即提高产业成本）"，套用"科斯定理"的类比讲解，可以理解，经济将因此而萧条。这种情况与晚清的厘金"增收"导致萧条，作用的机理一模一样！
ps: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几乎全面破产，全中国陷入赤贫，根本原因不是外国侵略，而是清朝厘金税和特许权的"内政"所致，但晚清的目的却是洋务运动的"自强"；

明朝卫所及满清八旗绿营的制度沿革

从隋唐的府兵到明朝卫所及满清八旗绿营的制度沿革

 

明朝卫所的军事组织，在世界历史中也是很奇怪的"军队"；庞大而低效，只能出现在中央集权的利维坦国度。不过在中国历史中，明朝卫所组织，并非原创，其始创者是北周隋唐时的府兵制，中断于安史之乱，初步复活于宋代的厢军（可视为少数民族卫所），完善于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绿营和曾国藩创立勇营时，已经不再是卫所形式的世袭编制，绿营仅保留了明朝卫所的形式，军饷由中央皇朝拨给，军官由中央选拨，不再作为兵部的下属（清朝兵部退化为后勤部），改由皇帝牵头的军机处，与八旗事务一半处置及军官选派。

北周隋唐的府兵的前身，则是北魏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部落营"，其前身既可追溯到少数民族成部落宗社地游牧，或托庇寄汉人大族篱下时的自治组织。参考一下太平天国前身的广西客家移民群体，和清朝东干叛乱时期回教宗社群体，以及如亚德里亚堡战役前的哥特人部落组织，以及中国文化也颇为熟悉的蒙古和满族部落的组织，就可以明白府兵的制度，为什么是父死子继当指挥，自筹军费保皇帝了。府兵的另一个前身，是三国两晋时期汉家大族的私曲，如曹操和司马氏等的部曲，在国家层次观之，其实也是府兵了。

在明白三国两晋时期，汉家豪门大族近似于府兵的内部组织，就可以纠正一下，诸如东汉时期的经济人口逊色于西汉，以及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大灭减，虽然确有其事，但是如果仅以官方记载的户口数据而言，就会高估灾难的程度。三国两晋时期的华汉地区户口大减，不完全是人口的减少，还因为名义上是皇帝的东汉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只是自已的族兵（府兵）集团公司自称的草头王，但还没有垄断全中国，还有大量的大中小公司并存。三国两晋时中央权力垄断削弱，上报的户口相当于向央公负责的税收，自然各自隐瞒不报或少报。
ps1:按三国志等正史的数据，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到600万，但仅在南中孟达叛乱，就冒出几万壮丁，可见人口大量隐藏；实际估计有2000万左右；
ps2:明朝末年的亡天下，就没有三国时宗社私曲庇护的"防火墙"，因此明朝灭亡时的人口锐减基本真实；
北周太祖的军事改革，并非首创了府兵，而是将传统中的汉族私曲和少数民族的依附部落，加以正式编制登记成国家军队，既便于监督，又便于奖罚，也方便选拨忠心者。从而提高了北周的军事力量。北周武帝"灭佛"，实际上是把佛寺当成另一种部落，一方面登记并没收多余土地，令其成为国家可以收税的"均田"，同时把托庇于佛寺的人口（大部分不是和尚，是佛寺庇护的农奴）分配给兵府；精壮者当兵，其余作为兵府的农奴，耕田供应国家应税及履行军事责任（两者一般不重合），实际上换了个农奴主，一般也改跟主人的姓。
ps3:"兵府"是笔者取之名，有时也叫军府，具体称谓五花八门，明朝时统一叫卫兵；
ps4:北周登记兵府和府兵，类似于给小产权房登记产权，或者如计划生育结束后，登记超生人口人户；

北周（及其前身西魏）的府兵制改革，适应了北周比北齐贫穷，胡汉文化杂居（摩擦械斗因此频繁，如太平天国前的广西）"民风骁悍（北魏崔浩语）"的环境。对于一个致力于战争的国家，整个国家都军事化后（西北兵府占总人口 60％以上），效率反而（对于战争需要而言）有所提升。因此北周尽管幅员和人口都远逊于北齐，军事实力并不逊色。北周随着军事胜利而推进的疆界，并没有相应地把府兵制推进新的郡县；而是令其成为财税之地，由整府迁驻的府兵驻守。因此北周隋唐凭川陇对全国的征服，颇似满洲八旗对中国的征服。

在新征服地新建的兵府，选拨者并非精壮，而是在当地食无所依的群体。可想而知，即便是从扶贫的角度，少数民族必定是"优先"。中国历史上称"好男不当兵"，原因之一也是自三国两晋以后，当兵几乎等同于对成群的活下不去的群体的国家救济。因此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军人，多少都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传统史书以之为"少数民族入侵，胡人当政"是不恰当的描述。汉族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汉豪族自守有余，当然不乐意给皇帝当穷兵被驱使，由此又引起隋唐及宋的皇室对汉家大族的打击。其结果又被误以为"汉人柔弱"。

中国社会仍停留在300年前的大明时代

明朝皇帝对国家和财税的影响，如万历皇帝；
明朝卫所的军费和军备，国家给政策自筹，要"行贿太监"；
明朝向送税者"再征税"，税上加税，"基本正税很低"；
明朝粮长（负担重税＋国家给政策），劣币驱逐良币；

明朝皇帝对国家和财税的直接影响，在财税短缺时会派出自已国企里的太监（内务府）到民间搜罗供养领袖的爱国奉献。这种搜括未必是皇帝个人独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排太监就业的明朝央企中，大约10万性功能残疾的爱国者免于下岗。还有坚决反对明朝亡党亡国的朱姓人民群众，到万历朝已逾十万之口。供养这些红N代小小的特权，耗费明朝收入三分一！万历皇帝借保卫祖国为名加了许多次税饷，但是每次都是让户部和兵部垫支。即便是如镇压努尔哈赤叛乱，也只愿赞助十万两白银，以示精神上的支持，余额麻烦兵部自筹。

皇帝给兵部给的是政策，大军一动，兵部自筹粮饷。万历非但不会办兵部贪污，还要盯着兵部的税收发穷恶！兵部就象今天红朝的"社保"，只要当期还能剩下点银两，万历皇帝才不管你日后支付所需，是不是"事实性破产"，先借给皇帝这辈子用，下辈子再还。兵部的长官也全是机灵鬼，横竖剩下的银两要奉献爱心给万历，当然也象红朝的社保，多几个银子也急忙"增加当期的支出"，横竖花光吃光还透支！也就不用担心给人家分掉了。至于政府财政都花光了钱，没工资给官们发工资，万历再给政策，让他们到民间刮地三尺。

万历是爱国的，只要有钓鱼岛战争打，万历必打无疑，万历的官宦就会让民众多交一分税。万历的爱国战争税收，也是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紫禁城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具体派兵打仗，当然是兵部的差事。兵部也是爱国，趁着万历圣旨一下，就让各卫所和州县增加附加税，自已多一份冰敬炭敬，专用于兵部大人们总参谋工作；至于具体筹划开兵打仗，是各总兵千总的差事。各总兵千总也是爱国的，奉命沿途爱国，奉旨自行筹饷，不交爱国税者斩！大炮未响，黄金万两！所以明朝上下除了小民百姓，官们兵们爱国热情高涨。

明朝的卫所，都是生产解放军战士的世袭国企。当官的世代当同样的官，除了考科举以外，不准另谋他途。明朝的兵也是世袭的农民军，除了主官吃空额以外，户兵不得另谋他业。几百年之后，中国的民粹革命党将此比作"居民自治之户籍制度"，据说"不准随意迁出 ＝ 不准随意迁入" 。明朝的税收是只计到达京城的实收税，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沿途（主要是运河）加设钞关、税关等等，类似今天中国天朝各种车桥路费的买路钱。明面上北京只收东南每年四百万石漕粮，但是包税人沿途被勒索所支，可达正税的十多倍。
ps:按民粹"反户籍制度"的逻辑，监狱中的犯人不能随便出，可作指证美国因为不准随意进入别人家中，而成为一所大监狱；

不过明朝还是很体恤负责交税的"粮长"（由各地的劳动模范轮流做，三年一轮），如果粮长亏本的话，明朝照样给政策，让粮长可以勒索治下乡民，凑足粮额。明朝体制下毫不留情地保留了社会主义"劣币驱逐良币"的先进性。一个对阶级敌人还不够冷酷无情的劳动模范，将因为为国家奉献以后，不忍心损民"报销"而倾家荡产；相反如果意志够坚强，粮长还能借中央提供的政策，反而能够作为包税人，多少发一笔财。至于比这些１９品的芝麻官，官职大得多的正规编制里的公务员，所谓腐败，也无非是同样制度驱使的产物。

明朝的卫所尽管是负责国防的国企，为人民服务的费用途径自筹，与粮长和公务员的革命待遇一样！明朝卫所不但保家卫国时，需要自筹资金，如果需要点冷热兵器，还需要向军工国企专卖厂里买！价格倒是国家定的牌价，但那意味着短缺，给你的话，别的人就短了；于是明朝的将领要武装自已，还要给主管装备部的太监行贿。如果不搞点腐败的话，顺道还要当当强盗的话，明朝的解放军战士会连家里人都饿死掉，根本到不了前线。明朝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永远只给卫所政策，卫所也自然懂得"用足政策"！国家说过这不叫腐败！

本文主体完成于两年前；

公有制劫富济贫的传统

财产税对专制型政府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财产税满足公有制"劫富济贫"的传统；
市场经济具有比公有制更大的"货币核算的财富差距"；
公有制的消费差距，远远超过市场经济社会；
东西方左派，激烈指责市场经济的"财富差距"，掩盖公有制"权力和消费差距"；

 

当一个政府处于财政赤字甚至预算的危机状态下时，会饥不择食地把政治的眼光盯在财产税上；又因为财产税特别是在"固定资产上"总是显得"贫富不均"时，主要应税于富人，以满足了传统公有制中的"劫富济贫，抢富救国"的"正义心理"。因此财产税对于财政危机中的政府，有着"垂死可得"的利益诱惑，和"替民出气"的民粹效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无论是在汉朝还是在毛上帝"打地主，（暂时）分田地"，无论是在孔儒的中国，还是在基督教的欧洲，或者是在苏联或者纳粹德国，都显示出对统治者的巨大诱惑。

当市场经济如美国中的表面上的"财产差异"，替代了如朝鲜式的权力差异时，也在数字上显得"贫富不均"，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因此有些人就会说"市场经济拉大了贫富差距"——>假如忽视了"封建特权"的差距的话，的确可以这样说，——>但是基督教马恩毛孔儒也会分辨说，"咱们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权力上层者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天下为公……"（省去无数美德词句）；他们也非常真诚而且恳切地，对官员作反腐败的，有时的确是真实的严打；也对开明的、过气的、已经死掉的统治者的"奢侈"，口诛笔伐！

不能排除如美国，的确有一些富人（如Oracle的老板埃利森）热衷于花钱炫耀；但是如果西方左派愿意作另一对比的采样，估计会发现所谓的"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远远低于他们所推崇的"苏联，毛帝国，朝鲜，古巴"等；那就是比较财富（或权力）上层（直到顶层）人员，与社会底层的消费水平的差异。那么将会发现，美国所谓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是属于"商业资产"的差距，它们可能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保障水平上的差距（也比社会主义国家小得多），但就消费差距上，美国的富人与穷人的差距，要比如朝鲜这类国家小得多。

由于如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的所谓"权力"与资产者所谓"个人财富"并不对应；而在中国和朝鲜（或者传统的中华帝国的官员和贵族，或者如穆斯林国家）这类中世纪政体中的国家中，权力相当于"消费层次的权力"，权力与"个人能够消费的财富"基本上一一对应；因此将美国的官员与对应如中华帝国的官员比较其"消费水平，奢侈"，比方说对比一下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与中国驻美大使（不知是那一位），将发现富国的前者比穷国的后者，那才是一个穷土逼！类似的薄熙来的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任一个美国官员。

但是这种结果，不是东西方的左派所希望得到的宣传材料！对于西方的左派（主要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向西方的公众证明，已经世俗化的西方现代民主体制，是多么的下流堕落，多么地比不上他们迷信的基督教中世纪的神国天堂。西方的左派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虽然贫穷，但是精神充实，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西方进步事业号召中的神话！退一万步来说，他们需要用中国甚至朝鲜、古巴的所谓"财富平等"，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而不是"鼓励他们的政府骄傲自满"！

只需要观察一下中国互联网中的各色左派（包括号称右派革命的民粹集团），他们在互联网上闹革命的"女人法则＝漫天要价＋拒不妥协"和"女人法则＋暴力＝血酬＝逢政府必反＝非要侵犯稍富裕居民的私有财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左派会是睁眼瞎！象斯大林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乌克兰平民几乎个个要吃人肉才能活命时，一批美英左派进步分子（学者，如韦伯夫妇），象今天的朝鲜邀请司南马张宏良到朝鲜一样，邀请他们到苏联见证。这些人能够私下通信承认苏联大饥荒时，公开时坚定声称"苏联人民很幸福"！
ps:如韦伯夫妇这种公知，为了"促使美国向苏联的'平等，进步'"靠拢，而隐晦了乌克兰饥荒，以保留苏联作为一个可以传说的神话，是高尚还是卑鄙？

中国有望重返奴隶制社会

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社会的倒退过程；
人类文明停滞、倒退是常态；"升级"是偶然；
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青蛙，野牛和大型野生动物的"歉意"；

 

当市场经济崩溃，有幸托庇于某一恩主，保证生存所必须，就成为普通平民最为理性的求生之路。因此当私有制水平倒退时，奴隶制就会作为社会的条件反射，资本主义也就寿终正寝！所谓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就是"社会倒退"之路。无论是从社会进化论的先验逻辑，还是观察有史记载以来的个案事例，罗马帝国的崩溃绝不仅仅是个案，所谓"社会进步"也并非西方左派如马克思主义者，想象中的常例。

就象大自然的生物界，似乎是从单细胞生物，一路发展成为"最高级"的人类，让观察者归纳出一个"发展"的错误感知，而忽视了在生物史上灭绝的，数量是现存生物几万倍的灭绝物种；也忽视了任何生物的常态，都是保持原样，而不是没事找事地"进步"。今天所谓的进步，实际上是优势物种"侵占"落后物种腾出来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落后物种"自已进步了"。这就是进化论的"物竞天择"。

社会的进化大同小异。社会形态随时间而变化（常称为"发展"），停滞不前直到最终发生倒退是常态。真正象欧洲文艺复兴，美国私有制升级的进步，反而是偶然的发生。如果这一社群彻底消失，（他们在世界上留下了无数史前万年的惊人遗迹），或者这一文化因为竞争劣势，而被动合并到强大的入侵文明之中时，就相当于生物史中的灭绝，笔者称之为"湮灭，oblivion"！

绝大部分文明是停滞中湮灭，就为个别文明稍显先进性的"升级"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哈拉帕文明因此经南北两路，到周族东迁为止，至少分三次传入中原；欧洲文明在文艺复兴后经海路影响了全世界，现代化的美利坚文明就进一步影响了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地球。古典公有制社会中的"一小撮"自由民，在大海保护的北美摇篮中，成为引动全人类社会危机管理水平升级的灯塔，多少有偶然的成分。

如果不考虑古埃及人已经成为阿拉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美洲印第安人已经是美洲欧化社会的一部分，（血缘总数与接触前大致相当），那么可以认为，古埃及和印第安人文明，就是已经湮灭的文明。如果认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欧化程度，远远超出古老孔儒传统遗留的比例，也完全可以认为，所谓的"中国文明"已经湮灭了。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拖着中华民族一起死，还是仅仅为古老传统送葬。

有些怀旧的卫道声称西方左派，包括美国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怀有歉意"，——>首先强调，印第安人没有灭绝，而是印第安文明湮灭了！其次美国人如果能拥有今天的社会，同时能保留若干印第安人古老社会作为旅游点，就象今天他们精心保留的黄石公园那样，美国的左派是一定是会非常乐意的。而美国的私有业社会的五彩缤纷，也一定会再次让这种古老人类公园迅速消失。

美国基督教文化，会对任何"死，消失"表示"regret"，包括希拉里一面声称非干掉卡扎菲不可，一面又对卡扎菲的结局表现regret，美国人表示regret的方式因人而异，必定也是五花八门。类似的regret，还出现在哈佛医学院为几十万只被解剖的青蛙建立的记念碑；还包括为记念因为人类（包括印第安人）进入北美而消失的所有大型动物如野牛的记念碑，不知这是否也是美国式的歉意？

无论怎么理解美国人对于印第安人文明"湮灭"的regret，显然都不包括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建立悔恨不已，不包括屠杀了自已的同胞，刽子手滚回欧洲老家！也无论美国人是否对失败者表示regret，（日本人也有这种传统），印第安人也没有什么抱怨的，如果印第安的文明只能寄望于欧洲人的道德高尚，那今天他们成为欧美社会的一分子，就是他们的命运。落后的文明，湮灭的命运，本是社会进化的必然。

需要死多少亿中国人搞多少次人类实验，才能实现某主义？

三权分立是对中世纪体制"修正"的理论，不是成功的实践；
美国采用司法至上，替代了中世纪的教会至上；
中国试图用"马恩毛孔儒"替代"基督教，伊斯兰教"行"教会至上"；
"马恩毛孔儒"完全是世俗利益的争夺，不可能实现"教会至上"的公信力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至上"的历史，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官方所谓"缺乏信仰，公信力下降"的焦虑与无解，也可以帮助理解美国政治体制中，不被中国的"国产法学家"关注的"司法至上，司法审查议会法案"的制度。中国无论是土著的法学家，还是在野的民粹革命党，不论是海外的所谓"爱国华裔"，还是视西方民主为敌对意识形态的看门狗，都错误地把把"三权分立"视为西方民主的代名词；而忽视了，三权分立实际上只是对中世纪体制修正的设想的理论，——>仅仅是理论！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奉行三权分立。

如果从中世纪到美国的政治形态，拉一条对比式的直线，可以发现国王政府制，被（议会＋总统）制所替代；但今天美国的司法系统，所替代的实际上是当初的教会的地位。司法至上代替了教会至上，司法独立代替了教会独立，（在英国圣公会和拜占庭，没有实现教会独立）。可以作一个类比：毛上帝时期的伟大领袖制即今天朝鲜的"主体思想制"，类似于伊斯兰的哈里发的政教合一，与中国孔儒两千年的皇帝当道德模范的制度，还不相同；（后者详略）；邓改革后的东方帝国，承传自苏联，采纳的是教皇国的党内民主的政教体制。
除中央集权程度远超（替代于地方领主的世袭）以外，邓改革后的中国，较类似于格里高里七世倡导的教皇革命后的欧洲，如英诺森三世时期；当最高首领如邓亲力亲为时（习似欲向这个方向转化），党务宣传就退化为意识形态辅助机构，此建制又有点象享利八世以后的圣公会的英国（经伊丽莎白一世，一直到英国革命为止）或东正教的拜占庭和沙皇俄国。无论是效法天主教组织的苏联党务，还是经苏联传授学了基督教的教务组织的红朝天国，依模样画葫芦地建制"党内民主"还不太难，但要达到宗教迷信的政治效果，谈何容易！

不谈社会平等经济发展之类的"没信仰的逐利（基督教和马恩毛，均称之为精神堕落）"，仅以让民众迷信政治（或宗教）权力而言，马克思主义（共产的，民粹的）信仰与任何一派的基督教相比，都是先天不足。毕竟基督教并不要求在世俗中"利益实现"，赋予信徒的低成本的"苦修""死后得救""天堂"的想象；印度教和佛教提供的精神财富，则是物质成本相当的"来世，转世，轮回"。这类雷锋精神幸福的满足，不用花销教会半个子儿，还能把信徒培养成视死如归的机器人。伊斯兰教在这个技术环节上，甚至更为出色。

马克思主义号称"世俗的，无神论的"，却鼓吹的是非世俗的"公有制"，诱惑信徒的是"共产主义的极大满足"，——>物质财富"按需分配"已经不可能在物理世界实现，"食色性也"中的色欲性，不知国家如何对俊男美女的性"资源""极大丰富的生产而按需分配"？如果后者不能满足，则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有什么意义？公方彬政委还说，他们那些胡思乱想不是几百年可以实现的，还需要全体贱民继续当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类实验品，真不知要再饿死多少亿，他们才承认这种信仰不靠谱？——>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

但是公方彬政委那种忽悠，即便是白痴也很容易看出破绽，——>由此断定公方政委是揣着明白说混话，——>因此要达到宗教迷信的催眠效果，根本不可能！否则毛主席和刘同志，不必用土改打地主分土地吸引农民，也不必对国企和毛狗卫队百般利益和保障笼络，——>那都是世俗的利益诱惑。所以世俗的马恩毛主义，要吸引牛二当炮灰，除了梁山泊式的大秤分金银的义气，就只剩下蒙古屠城式的"努力革命，城破后任抢任杀任你奸女人"，才能让革命战士勇往直前；至于说要达到基督教的清修"建设社会主义"，那可真需要点信仰！

明朝的改革红利为何不能避免政权垮台？

财产税征收必然的低效率和国企的不得已，及明朝的改革经验和红利；
财产税必须变现为通货才能缴税，导致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费雪教条，建立在无知的理解或歪曲的逻辑基础上；

遗产税是经常性定向征收的财产税，因此继承了财产税所有逻辑上的负面效果。完全独立于"再分配"初衷的最恶劣后果，是继承自财产税的冲突于流动性定律的恶劣后果。重温一下财产税冲突于流动性定律的逻辑缺陷（不完备性），可以帮助理解（定向的，应税比例高得多的）遗产税的同样后果。由于应税人的财产，大部分都不是现金形式，因此财产税不象存款税，可以简单地按某一税率，把相应份额缴交完事。换言之，财产税的实际税率，比名义税率要高！因为应税人必须先卖出部分财产，然后再缴纳足额的现金税收。

如果税务机关不是征收现金应税，那么财产税就将退化为实物税，也将意味着政府要兼办"拍卖，配送"等复杂的，本属今天叫"物流行业，拍卖行"的商业职能。如此布置的政府税务，当然要设置要应的"国企，大政府的机关"，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专营这种"实物税兑换成缴纳财政的现金"的业务。众所周知的，由于政府办商业的低效，这种大政府的机关会比同样"功率"的民营商业更"耗能"，规模也要更大！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这种政府机关就会授予独立财务核算的职业，这是国企的一种来源，明朝时称为"道，道台"。
ps:此处已经提示一个规律"国企是政府低效的特征"；

明朝朱元璋主席大刀阔斧地，就是这样一种财产税转为实物税的改革。明朝的改革红利，切蛋糕一直切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才在表面上"结束"。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直到明朝灭亡，也只是"试行，开始"而已。部分省区，甚至根本没有作过尝试！实际上，顾准同志任上海布政使时，所执行的"上海房产税"改革，之所以能够把所有非本朝臣民在沪房产统统无偿给共产了，也因为房产税的实际税负，远远超过其名义税率。上海本地居民可要向上海巡抚衙门申请减免，或转为房管所的租客，诸蛮夷房产，自然被迫只能放弃。
ps1:顾准时的上海巡抚是陈毅大帅；

明朝的改革红利主要表现在两处不如人意。其一是据说改革后的官员都缺乏信仰了，腐败大大的有，效率大大的低。因为皇帝预期能收的帐目，如果不是只收来零头，就是下面乡绅上访告御状说重税已经饿死人；结果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砍下十几万贪官污吏的脑袋，还把皇帝对其大大不满意的所谓贪官活剥了皮塞上草，置于公座之旁，吓唬下任干部；也鼓励民众上访，告诉他们可把在任干部也办成草皮囊。这些贪官的正薪，不要说要奉命养一衙幕僚，甚至连家人也养不活！如果不是卖家产当官的话，除了贪，再求皇帝开恩，别无他法。
ps2:明朝太祖采法家暴政，严刑对于殷实人家被举荐为国当官，却拒不上任做干部者，以大不敬罪，斩！剥夺全部财产！家属没入官府为奴为妓；

朱元璋主席的红二代三代N 代的朱家孩子，改革了剥皮实草的解剖艺术，老朱主席的改革红利就有了第二个不如人意的味道。名义税率征收的实物税，到了官府手中（颇低效率地）转来换去，不知是证实了还是证伪了"科斯交易成本定理"，先验地判定明朝最后变成财政收入的税收，远远低于预期税入。结果明朝皇室内库与明朝文官政府，彼此为了争夺各自本属惯例的税入，明征争斗。皇帝不好意思跟大臣扯花脸，毕竟要大臣内阁要管事，皇帝就派宦官组织央企去争税。结果文官笔下春秋文章，明朝宦官代表皇帝，变得特别坏！

明朝的制度其实是唐朝失败制度的大规模复辟，也表现在唐朝的每况愈下。从制度渊源和后果言，明朝甚至可以称为"后后唐"。唐德宗开始的租庸调改革，当它用开元通宝采税时，其实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前身。实物税（财产税的后果）的效率极低，但是一旦改征现金税，应税人马上就面临着"如何获得缴税的通货"的问题，即现金通货税，必须将实物财产变现才行！其结果就是导致通货的紧缺和物价下跌，——>这是财产型税收非常重要的负面后果，却被凯恩斯主义者，总是"无意地"忽略，并且有意地歪曲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