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征收必然的低效率和国企的不得已，及明朝的改革经验和红利；
财产税必须变现为通货才能缴税，导致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费雪教条，建立在无知的理解或歪曲的逻辑基础上；
遗产税是经常性定向征收的财产税，因此继承了财产税所有逻辑上的负面效果。完全独立于"再分配"初衷的最恶劣后果，是继承自财产税的冲突于流动性定律的恶劣后果。重温一下财产税冲突于流动性定律的逻辑缺陷（不完备性），可以帮助理解（定向的，应税比例高得多的）遗产税的同样后果。由于应税人的财产，大部分都不是现金形式，因此财产税不象存款税，可以简单地按某一税率，把相应份额缴交完事。换言之，财产税的实际税率，比名义税率要高！因为应税人必须先卖出部分财产，然后再缴纳足额的现金税收。
如果税务机关不是征收现金应税，那么财产税就将退化为实物税，也将意味着政府要兼办"拍卖，配送"等复杂的，本属今天叫"物流行业，拍卖行"的商业职能。如此布置的政府税务，当然要设置要应的"国企，大政府的机关"，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专营这种"实物税兑换成缴纳财政的现金"的业务。众所周知的，由于政府办商业的低效，这种大政府的机关会比同样"功率"的民营商业更"耗能"，规模也要更大！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这种政府机关就会授予独立财务核算的职业，这是国企的一种来源，明朝时称为"道，道台"。
ps:此处已经提示一个规律"国企是政府低效的特征"；
明朝朱元璋主席大刀阔斧地，就是这样一种财产税转为实物税的改革。明朝的改革红利，切蛋糕一直切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才在表面上"结束"。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直到明朝灭亡，也只是"试行，开始"而已。部分省区，甚至根本没有作过尝试！实际上，顾准同志任上海布政使时，所执行的"上海房产税"改革，之所以能够把所有非本朝臣民在沪房产统统无偿给共产了，也因为房产税的实际税负，远远超过其名义税率。上海本地居民可要向上海巡抚衙门申请减免，或转为房管所的租客，诸蛮夷房产，自然被迫只能放弃。
ps1:顾准时的上海巡抚是陈毅大帅；
明朝的改革红利主要表现在两处不如人意。其一是据说改革后的官员都缺乏信仰了，腐败大大的有，效率大大的低。因为皇帝预期能收的帐目，如果不是只收来零头，就是下面乡绅上访告御状说重税已经饿死人；结果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砍下十几万贪官污吏的脑袋，还把皇帝对其大大不满意的所谓贪官活剥了皮塞上草，置于公座之旁，吓唬下任干部；也鼓励民众上访，告诉他们可把在任干部也办成草皮囊。这些贪官的正薪，不要说要奉命养一衙幕僚，甚至连家人也养不活！如果不是卖家产当官的话，除了贪，再求皇帝开恩，别无他法。
ps2:明朝太祖采法家暴政，严刑对于殷实人家被举荐为国当官，却拒不上任做干部者，以大不敬罪，斩！剥夺全部财产！家属没入官府为奴为妓；
朱元璋主席的红二代三代N 代的朱家孩子，改革了剥皮实草的解剖艺术，老朱主席的改革红利就有了第二个不如人意的味道。名义税率征收的实物税，到了官府手中（颇低效率地）转来换去，不知是证实了还是证伪了"科斯交易成本定理"，先验地判定明朝最后变成财政收入的税收，远远低于预期税入。结果明朝皇室内库与明朝文官政府，彼此为了争夺各自本属惯例的税入，明征争斗。皇帝不好意思跟大臣扯花脸，毕竟要大臣内阁要管事，皇帝就派宦官组织央企去争税。结果文官笔下春秋文章，明朝宦官代表皇帝，变得特别坏！
明朝的制度其实是唐朝失败制度的大规模复辟，也表现在唐朝的每况愈下。从制度渊源和后果言，明朝甚至可以称为"后后唐"。唐德宗开始的租庸调改革，当它用开元通宝采税时，其实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前身。实物税（财产税的后果）的效率极低，但是一旦改征现金税，应税人马上就面临着"如何获得缴税的通货"的问题，即现金通货税，必须将实物财产变现才行！其结果就是导致通货的紧缺和物价下跌，——>这是财产型税收非常重要的负面后果，却被凯恩斯主义者，总是"无意地"忽略，并且有意地歪曲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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