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约法与卢梭公共强制的根本区别和不同表现；
"私有制＝自治＝自由迁移＝户籍制度"就是民主得以凝聚的社会规律，即国民主权原理。国民主权原理在"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共同原则下解答了"个体的自由将伤害（公共的，他人的）权力"，也就与"极端个人主义"（常称为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卢梭的公共强制（极权理论）划清了界线，也解答了基督教马恩毛孔儒等对民主社会和个体主义的妖魔化，如"个人主义者不接受任何约束，不接受任何责任，不接受任何政府，……"，——>只要个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婚姻、恋爱、家庭！这些指责和怀疑就不攻自破。
民主社会"民众约法"形成的公共强制（习惯法），与卢梭的公共强制理论衍生的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约法是按私有制的国民主权原理，以私有利益作衡量（象赌博，吸毒，卖淫是否对自已/本地有益），按国民主权原理的逐级授权形成的自律为核心的约法（每个公民自律，每个地区自治执法）；而后者则是以无法验证的"公共利益，公德，信仰，社会利益，集体主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etc!"作为公共强制于个体的理由，并且不允许自治执法，强调权力归于中央的集中强制，即中央集权。
民主社会"民众约法"的习惯法与卢梭的公共强制的重大区别，还在于前者一般允许公民用脚投票，离开"强制地区"，象美国允许公民放弃国籍，而朝鲜就要求中国遣返"叛逃贱民"。朝鲜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奴隶社会时期，也包括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对逃奴的追捕，以及要求北方（类似中国今天的位置）追捕和遣返逃奴。正如当年南方对北方的要求，激化了北方民众对南方的反感，大大有利于激进共和党（信仰一般是极端的清教徒，政治意识形态是废奴主义）推进的南北战争挑衅。
同样是用脚投票，民主社会的"叛逃"如法国富人逃到英国避税，也比逃离朝鲜地狱的长征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原因是客观的进化论的结果：民主社会一般比较富裕，逃跑的一般也是最富裕的人，至少在穷国里不致于显得是穷人。这些逃民可以轻易在全球后进社会落脚，甚至被奉为贵宾。象美国护照可以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免签证。相反社会主义都是穷得丁当响的，（当然也可以争议斯大林主义的富人都特爱国，逃的都是最穷的），这些人不要说签证，各国都象拦瘟神一样在边境拦住这些难民。对不起，这就是准入性的户籍制度！
民主社会的民众/地区对于公共强制"用脚投票"之相对容易，不但表现在人所共见的如美国和朝鲜浪子的贫富和他方待遇的悬殊，也反映在民主社会对于少数地区拒绝接受公共强制时，允许在自治的条件下保留特殊的地方法。该民主制度的某些内容复制到中国，就被称为一国两制。如美国允许某些州保留合法卖淫，另一些州可以开赌场，有些州自种自用某些毒品合法，……。所谓自治的意思，重要之处不仅仅在于"（联邦）允许地方保留特色法"，而在于"保留地方法的地方，有义务不主动输出在其他地方被公共强制的内容"。
明白联邦社会该自治原则与公共约法的强制性的协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允许有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但并不等于说美国不承认那是美国领土；也同样可以理解，西方为什么指责毛主义和伊朗"输出意识形态（如世界革命）"。西方可以尊重东方愚昧国家保留共产主义的习惯法，但如果主动输出，策动民主约法下的非法颠覆，就是非法的国际行为。此游戏规则显然对于极权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极权社会可以自由策反民主社会的公民（一般无效），但极权压迫下的贱民，甚至可能被最基本的人性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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