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大国越依赖内需，越不能闭关锁国,越依赖于市场经济

越是大型国家的工业化，越是依赖于市场经济；
越是大型国家，越依赖内需，越不能闭关锁国；
（大国＋公有制＋工业化＝战争意向）被遏制；
大型国家不放弃公有制，无法实现工业化；不可能和平，更不可能崛起；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中，围绕东方后进国家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工业化"？苏联和毛帝国削减社会福利致力于军事建设，毫无疑问地回答："工业化的目的就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那就别怪最接受多元化的美国，也会出现麦卡锡主义。日本的回答是："富国之余，防御中苏共产主义的扩张"，邓中国的回答是"摆脱贫困"；印度的回答是"对付中国威胁"。美国的戒备马上放松了。

一般而言，象俄罗斯这样巨大的单一民族的工业化，如果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和平意向，那么很难让邻国摆脱"俄国致力于侵略"的担忧。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不愉快的北方记忆，还是现实中格鲁吉亚的不幸遭遇，都说明，尽管俄国人可能真的不想发生冲突，但是邻国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这些小国如果有工业化的意向，很容易得到国际的同情和认可（即开放支持），而不会视为威胁。

中国却是一个比俄国还要大得多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周边小国对中国的不愉快记忆，只怕不比格鲁吉亚等对俄国的少。中国只不过一直在钓鱼岛之类的鸡毛蒜皮里，自以为是受害者，而全然不能体验周边如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小国的切身感受。日本二战之不幸，是因为满洲问题与中国谈不拢，又因为太大和过分前进性的大陆政策，而不可能得到美国的谅解。日本战后的万幸，是因为不复为美国的威胁。

工业化既然是对趋同的生活应用达到经济规模后的集中性替代，那么在（交易成本＝流通成本＋体制阻力）小得能够支持的条件下，越大的市场就越能搜集到可作工业化生产目标的细分市场。公有制社会之所以阻碍了工业化，就在于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同时大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公有制工业化，导致的国际敌视而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又导致市场的进一步狭窄。

这样就构成了两道剪刀差，那就是足够小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台湾等），可以采用军事动员性质的公有体制促使工业化，通过出口导向，在世界细分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已的工业化目标，而付出产业单一的代价（荷兰病）。但由于这些国家足够小，又处于国际化市场经济中，所以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补充短板。这样的小国，是可以通过集中体制促进工业化的。日本大概处于大小的上限。

而比日本更大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些金砖们，如果不能在普世价值观上与国际得到和平合作上的认同，就必须保持着宽容开放的市场经济，或者就只能在崛起稍有起色时，重新走向闭关锁国，直到不可避免地再次衰落为止；工业化是不可能象小国一样，压抑自已的内需，依靠出口导向的单一经济模式拉动自已的工业化的。美国之所以如此规模能够成功，没有刻意的工业化政策是至关重要。

如同19世纪的美国之于英国，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本身国内的内需市场，只要不是实行公有制，不是剥夺了国民自主消费的私有权力；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本身就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反复升级的细分市场，市场经济很自然就可让中国达到工业化的水平。反之，通过种种国进民退的政策，剥夺国民私有的权力的"工业化政策"，或寻求出口导向，自以为是"发展"，就是以已以短，搏他人之长，岂可得乎？

中国和印度这类受害者情结深重的国家，不敢放由市场经济"慢慢地"实现工业化，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只争朝夕"，则是另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无论是否真有"帝国主义"且"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战国列国式的吞食的话，最应该担心的是诸小列国，而不是庞然大物如中印俄这些国家；反之连小国都不担心被吞并，庞大的恐龙反而担心第一个在强权下遇难，真是理论创新的怪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