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蚀了政府可用税收，倍增了平民税负痛苦

英印改良莫卧儿的包税人制度和政策食利阶层；
国企包税人食利阶层减少了政府可用税收，倍增了平民税负痛苦；
包税人制度表面上减少了税门部门"缩减了行政组织"；
英国引入司法渠道监督包税人，放弃了"上访"和"廉政公署"；

英国人尽管在形式上接受了莫卧儿帝国的土地包税人制度，但作了重要的改良。首先是剥夺了这些包税人的司法权。这也是印度柴明达尔与英国庄园贵族所不同的地方。其次是莫卧儿的包税人很大，跨县达省，而英国土地包税人，一般一个县有十几个，相当于中国毛公社（乡）领导的级别。再次是莫卧儿包税人是天朝制式，空降领导，几年之后异地再为官。这样包税的领导当官时，就会为政绩竭泽而渔。

英国的包税人税制采用定额税，税额定得很高。如果碰上灾年，宁愿由（政府—>特许银行）贷款，也不减免税额。表面上是稳定了每年的税收和预算（也意味着对股东的分红是稳定了），但实际上等于不能准确评估税负，相当于向包税人强行摊派国债；——>东方帝国向国企和公务人员类似的摊派国债的做法，一直到90年代才停止。但是根据李嘉图等效，这些国债其实就是税收，因此导致税收非常重。

由于输送英国的分红和贡金是白银计价的，尽管对英国没啥鸟用，但对于印度就是大负担。印度不得不针对阿拉伯波斯和中国的白银，作针对性的出口。这样包税人的任务就变得跟当初的中间商Agent House差不多了，只不过收购的项目，除了布匹（对阿拉伯）变成了鸦片之类。这些经济作物挤占了粮食用地，同时收购价格又被行政垄断压得极低。这样印度本土民众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直追毛主席中国。
这些Charter特权的包税人有着东方国企样的天才基因。一方面不妨向英国金融机构借贷（把政府套住了），又总是把自已弄得象东方国企一样，少点特殊政策就亏损。但英印两百年包税人破产的机率是很低的。党信任这些包税人的忠诚，这些人只要有点政策名目，就加倍地向基层加倍税费回报人民。把有油水的承包业务交给自已的七亲八戚。这些亲亲戚戚也在他们的下面，成了次一级的非官方包税人。

尽管没有明显的国企，但类似东方帝国，Charter的作用就跟国企一样。依靠Charter特权保证税收，（包税人是Charter形式一种），结果不会带来税收效率的提高，也不会真的保证了税收，而只会令到Charter特权层次恶性膨胀，成为一个庞大的政策食利阶层。对于民间的反抗，则镇压之称为反政府；对于官方上级的压力，他们马上以"人民代言人"自古。古今中外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莫不如此。
ps:此处已经初步说明，开明改革过程中的"民粹冲击波"，主要力量来自何处。

民间真实税负成倍成倍增加！庞大的Charter(税收保证体系)成了庞大的政策食利阶层，政府却总是感到收的税不够用，但一加税，民间就没有活路了。这就是国企包税人的贡献。英国对印度税收，基层痛苦指数是非常高的，接近100%甚至更多。苛重的税收和庞大的Charter食利者，导致了印度普遍性的停滞和英资企业的扩张。同样的情况在东方帝国就是民间百业萧条，中央财政和国进民退的高歌猛进。

柴明达尔为代表的税收制度，认地不认人，把税收机构规模缩减到最小。这种做法是与海运条件限制，英国在印度的人员投入非常少有关。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更接近于21世纪的东方帝国改革开放体。被中国怪胎民主派和乌有之乡毛派共同推崇的"英国民主制度"，其统治印度和香港的成功经验，也被全套搬进东方帝国，作为对中国同胞的"社会主义"统治路线。大概正是信仰的基因相同之故。

最后是建立英印政府直属的，全套移植英国法律，并与地方文化结合，如德里的（英国法＋莫卧儿伊斯兰传统）地方法院，用法治诉讼作为包税人权力的制约，向基层提供诉讼管道，代替了政府派出的纪检反贪廉政公署之类。今天的话来说是发动人民群众，通过司法诉讼渠道，监督基层包税人的贪污腐败。这套思路，比东方帝国的上访部门，比纪监廉署之类费用庞大自吹自擂却毫无用处的组织，更合理。
ps:香港廉政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退步；除了香港政府的宣传以外，廉政公署，有不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