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印度的精英，降低了政府效率，放大了税负痛苦

英属印度与明朝政治经济体制的共同点；明朝与印度的精英；
英国/明朝特色的"藏富于民"是指藏富于Charter贵族特权；
中世纪Charter贵族特权等级社会的民族主义妙用何处；
贵族Charter特权寄生集团，降低了政府效率，放大了国民的税负痛苦；

英属印度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两者的核心都是土著买办（含英裔）Charter特权的精英集团。英国统治印度，要求印度对英国所尽的义务，包括日常的贡金和战争时期的附加税和义务，是针对土著Charter买办集团而言的。这些土著买办集团日常在英帝国的政治庇护下鱼肉乡民，集中了印度的财冨；对英国来说，起到了印度财富的蓄水池的作用。这就是英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藏富于民"。

类似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于明朝。明朝后期的文官集团，就起到了印度土著特权买办的作用，在和平时侯鱼肉国民，起到了皇室税收的reservior的蓄水池作用。当战争到来时，又作为对皇室负责的包税人缴交赋税，同时在所辖范围内，通过银－钱汇价和实物税差额，将税收的负担转嫁到底层农民和中小手工业者的身上。这样的机制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效率，同时放大了政府税负痛苦的程度。

如果隐瞒土著买办和明朝文官集团的Charter，那么乌有之乡的明朝粉丝声称"明朝的税收很轻，藏富于民政策，让明朝政府缺乏救济能力"，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必须否认文官集团和土著买办的Charter垄断特权，对于国民是沉重的等税负担。用一句现代国资委一品大员的话来说："国企垄断，是全国人民的积蓄"！国企垄断Charter下的"藏富于官腐"，就是他们眼中的"藏富于民"！

这一小学生水平的概念偷换，恰恰就是社会主义之所谓"公有制公平"的要害。当"藏富于民－私有制"被偷换为"藏富于官腐－私有化"时，等于重温着中世纪等级社会的精神要诣：小民百姓不算人类！——>只有贵族官僚才是"民"！但是，即使在Charter仍然强烈垄断着社会经济时，只要引入民族主义，那么贵族官僚欺压鱼肉小民百姓的事实，就恍惚被粉饰为"同仇敌忾，利益等同的反侵略"了。

民族主义是掩盖中世纪Charter特权经济的"万能胡椒粉"，既可以常见于今天所谓国产经济学者，凡言及国内特权经济，就首先摆出了一副仇美反日的爱国牛二姿态，恍惚所有仅仅要求"废除Charter谷物法，中国公民人人平等"的私有制诉求，都是不顾民族大义的汉奸分子；同样也表现在乌有之乡的明朝粉丝们，用抹黑袁崇焕，用"反"后金满清的民族主义，为黑暗的明朝翻案！企图为文革翻案！

在一个依靠Charter贵族经济集团提供政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税收总是被贵族官僚集团截留，而导致中央财政高税收低效率；与中央希望让利于民，甚至使用凯恩斯主义，仍让Charter特权组织截留绝大部分收益，令任何公有制中央集权的经济体陷入滞胀和衰亡之中，道理一模一样！但是放弃Charter经济组织就等于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等于放弃一党自大的中央集权又令一些人恋恋不舍。

放弃贵族官僚国企Charte特权，中央集权就无从谈起；但如果不放弃的话，Charter削弱了中央税收的效率，同时侵害了自然经济的健康机体，不但损害了中长期的经济综合能力，连保留Charter作为动员状态的国防组织的能力也给损害了；同时Charter存在又导致社会贫富贵贱严重分化！以致于老百姓不被当成人类看待！因此公有制Charter社会都是弱不禁风，离心离德，依赖信仰却喊"缺乏信仰"。

英国依靠自已缔造的印度买办精英集团统治印度，也最终被印度土著买办所驱逐，正是表现出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依靠培养贵族Charter作为政治中枢能力的局限性。从1860-1940年的英国直接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看，英国意识到买办贵族政治模式的缺陷，并试图向基层印度农民和社团倾斜，以便在印度买办精英以外，培养另一个更基层的亲英集团。这就是以"仁慈专制"为代表的英印晚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