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控制论/信息论，针对的是完全产权的管理决策；
新制度学派引用博弈论，意味着（君权＋国民作为假想敌）；
阿罗不可能定理强制私有制民主社会"公私分明"；
强制"示形于外侵于内"归于无效；
博弈论应用于民主投票程序的限制条件为（私有制＋排斥边缘人群）；
自瓦尔拉斯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筑在均衡的基础上，"均衡"是从来不能测定的哲学概念。冯.诺依曼缔造的博弈论并不针对经济学，针对已无产权分歧的资源的宏观管理，针对对手的/自然危机事件可能性选择的策略论。如计算机的系统流程，军队决策，政府的危机预案等。包括后期维纳的控制论和反馈理论都是其扩展。对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就是缓冲（buffer），经济中就是储备(reservior)。
以冯诺依曼为启端的信息科学，似乎为西方主流的社会学派，提供了"技术进步"，可以再一次试验控制社会的建构尝试。这种尝试自文艺复兴以后，反复出现在西方社会，形成一次次的回归中世纪等级控制社会的逆流，马克思主义只不过，运用民粹最剧烈的一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约翰.纳什为代表的"纳什均衡"似乎可以数学定义"瓦尔拉斯均衡"了，由此似乎新制度学派可计划社会了。
由同样是信息技术的一部分（主要是软件）的对象建模逻辑，即对象角色的主谓宾，可以清晰地发现新制度学派滥用博弈论/信息理论的逻辑错误，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了政府已获得授权的管理对象，这意味着政府的极大化和对国民人权的彻底的侵权！同时将政府和政治的对手，设定为国民自利的本能。简单说新制度学派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第一是政府的君权，第二是假定"国民是国家的敌人"。
当新制度学派，使用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代替了人权经济学中的"个体边际效用"，同时又成为均衡经济学中的"均衡"。新制度学派就成了可以得出任何预定期望的结论，而不必再考虑国民意见的，理性主义的君权神学了。您愿意接受他们吗？您的利益在那里？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如果不是从君权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民主私有制的利益出发的话，新制度学派的两个理由都是不存在的。议会民主的价值（即选举偏好唯一允许的目的），必须是危机管理本身和通过对危机预案的实施，控制危机损失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能确定危机/控制危机，该机制自然失效。因此当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学派，是针对"国民不理性"时，逻辑上就意味着是伪科学。
议会民主的作用就在于判断危机和确定危机管理方案（预案），所谓"选择偏好"仅对此目的的公共授权而言，而不涉及到对个体私有利益的权限。此时回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e Private Ryan）》中的属"公"的八个特遣队和属"私"的瑞恩的生命待遇不同。如果危机判断和管理意见不一，则"疑证从无"削除此项预算，不要为了捕风捉影如"货币战争"草木皆兵，将是符合国民利益的。
当危机是非常明确时（象外国侵略发生，如珍珠港事件）共识是很强烈的，此时阿罗不可能定理就因为万众一心而变得无关紧要。但仍然要允许不认同此危机的人拒绝参与此项危机管理，因此在美式民主的人权制度原则下，就不允许象东方文化一样"抓美奸"。尽管美国历史上反对正式宣战后的战争的人多如牛毛，常常自毁政治前程（如南北战争时的铜斑蛇），但的确没有因此危及自已生命的例子。
因此当把人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结合在一起时，就将发现传统公有制社会常见的"示形于外实侵于内"，通过渲染外来危机而强化专制效果的途径，在人权私有社会走不通了。原因在于不可能通过大政府的方式预备未得到共同认同的危机（如果不是侵犯人权，就是只能是低效率）。反之危机明确，就完全可以接受罗马费边式的独裁官！危机管理效率最高！
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无论是在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在西方的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通过大政府拥有侵犯人权的威力，通过税收再分配财富保证公平"之类的错误，从人权不可侵犯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性质还是结果，都将是大同小异的。博弈论用于民主选举系统，必须限定两个条件：第一不能侵犯人权私有原则；第二要排斥边缘兴趣群体。前者一直做不到，后者根本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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