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害泛滥，何必再问统治者？

仇富是贪婪的自卑；
公害泛滥，何必再问统治者？

当一些人问"中国怎么办"时，真实含义恐怕是"中国怎么才能革命"；当一些公害型的愤青攻击"私有制不能强国""个人主义者不知怎么办"时，实际含义是"个人主义者不知如何闹革命"。其实，革命是挟泰山以超北海，根本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必要的。真的赞同私有制民主，首先自已不要做公害，一言一行从私有制原则出发，尊重每一个人的私有人权！不要奢谈所谓美德，公知们却做不到了。

当公知们坚持要做公害时，统治者是不是真的冥顽不化，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位热衷于启蒙愚民的基督教型公知，刚刚努力学习"要不仇富"，但是笔头一转就变成了声讨传闻的"几起童工富人虐待案"，然后号召"富人不要歧视穷人"；可见让这种公知学会"不要从贫富差异理解社会矛盾"，是多么高难的启蒙了，——>这位不缺信仰的好心人，却天天在试图启蒙他眼中的"愚民"。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点差别。口袋里的钞票完全一样的人并不多，如果把人与人的矛盾都归咎于贫富差异，那么也可以同样的逻辑，归咎于"男女有别"，就成了"女权主义"。当然还可以归咎于高矮差别，就成了"高佬阶级对矮冬瓜分子的斗争"，归咎于肥瘦不同"肥人对瘦人的歧视"，智商高考分数不同"聪明人对蠢人的歧视"……！无限！此乃"欲要内斗，何患无词"。

所以世人贫富本来有差异，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让仇富成了思维定势的公害"没事找词"，就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合理性，所谓"贫富差距，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贫富有了矛盾，依法执法，富人违法法办！穷人犯法就不要搞什么"向弱者倾斜"，——>否则现实效果，就总是严刑峻法最终落到穷人群体的身上。那些公害分子又会找到"富人对穷人的不公"了。

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共同工作的比例，一般占了成人生活之中的三分之一。这是以八小时工作日来计算的。那么人与人的矛盾，也有三分一是劳动工作过程中的矛盾，不会是过高的估计。诺大的社会也总会有些激化的事件。既有老板殴打员工的事儿，（一般是小老板），也有员工打死老板或者高级职员的事，更多的是员工和员工之间互殴的伤亡事件。但公害为仇富计，似乎只过滤比例最小的第一类。

语焉不详的所谓"中国童工案"，无论是考究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劳动史，还是考究包身工确实有其事的中日东方工业史，一直到今天一度盛传的印度童工，东莞童工传说，最终都与实体经济学的逻辑结论相吻合。童工一直到现在，都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为了妖魔化劳资关系，所创造的捕风捉影的神话谣言。人与人的钞票有差别，有了冲突就说成是"贫富矛盾"，要阉割事实泡制出童工案，太容易了。

这些所谓的童工甚至伤害案，传谣者本身既不能说清楚来龙去脉，甚至没有核证其真实性，更没有排除此案是否真的只能归纳为"童工"，而不是象包身工那样实际上是奴工。（可能性很多）。不必再细究这传闻的细节，更不可能追究举证所有谣言的虚伪，（举证责任的关系）；但凭目前的根据，就至少可以断定这些公害，是为了妖魔化劳动力市场，而乐于传播谣言，而在道德文章上发挥之。

其实仇富思维的公害们，能够把人与人的矛盾，总是往"贫富差距"上找梁子，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是他们敏感于贫富差距；第二是他们在贫富差距上自卑。当他们抱怨"富人的歧视"时，实际上是把贫富差距视作"贵族地位的差距"。仇富只不过是这些人贪婪未得财的自卑！而已！部分富人的确爱炫耀，其实也是希望"财富的差距"能虚拟为"贵族地位"，与仇富愚民是同样的传统文化结出的烂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