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君主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传统公有制神话的科学机理

任何民主程序，不能消除"政府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能避免政府瘫痪；
"默认权益归属个体"可以限制政府决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排除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令经济危机流程呈现重复性；
"贤明君主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传统公有制神话的科学机理；

根据个体价值观中的基本规律"个体是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得出政府决策具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一些信仰于"公有制民主，普选，一人一票"的人，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争辩"民主监督、政府群众路线的民主作风，可以减少政策的盲目性"，如几年前天朝吴帮主所称的"咱们的代表最清楚咱国公民私下里怎么想的（人民代表最了解人民意愿）"，却又遭遇到阿罗不可能原理的抵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既否定了过分中央集权的"一人一票普选"的可能性，即否定了默认权益归属于中央，指望由民主普选加以监督的实际可行性；同时也否定了政府在日常机能运作中，由执政党（或政府部门间）的"民主作风"的实用可行性，同样否定了君主主持下，由元老院"民主讨论政策"，如天朝仿效明朝廷议式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可行性。

所有这些公有制前提下，五花八门的所谓民主，如果不是直接造成政府机能的瘫痪，演绎成西方幼稚民主中（有时称为不良的民主）中的政治危机，就是因为阿罗不可能原理"长考出臭棋""无私的辩论全他妈的都是瞎颁！"，间接地仍然是政府机能瘫痪的最终结果；典型如雅典民主缺陷，与西西里灾难之间的关联。偶而的例外，只能是让特权的利益集团借民主、改革为名，跑马圈地！

政府的决策的后果，具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基于个体价值观的"个体是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的另一个逻辑结论，"默认权益必须归属于个体/地方"，则把政府决策的不良后果，被局限于政府所获得的授权范围以内，而政府政策良性的后果，就可以普惠于国民。这样就把最不可预测的政府和领导人对于经济现实和历史的作用，降到可以忽略的细节水平，令到经济危机的逻辑流程具备重复性规律。

如果政府决策的不可确定性，不能被排除出大历史观对于经济危机演绎过程，所谓的社会学，就将完全没有重复性可言，完全成为政治大人物"灵机一动"的玩物。整个社会和历史学，就会先是沦落为此政策被政策（即制度）后果，再沦落为此政策彼政策的动机，然后是此政策彼政策制定者的道德，最后是政策制定者所谓生活细节，说了几句名言的细节旋涡中不能自拨。这就是传统的细节理性主义的出处。

一旦通过个体价值观的"心证"（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则的逻辑结论，把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排除出经济危机的历史流程以外，尽管政治危机和政策错误，尽是贯穿于经济危机恶化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政府的恶劣作用，如果不是本身就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经济危机衍生出来的孽障！把公有制社会为经济危机恶化后的极端状态，则大大简化了命题，经济危机的客观规律水落石出。

另一方面，否定了政府决策对于经济危机之消解与恶化的决定性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衍生出结论，即在私有制原则没有确定前，所有政府主导的所谓改革，都必定是瞎折腾，而不论主持改革的掌舵人，出发点是不是好的，良心是不是好的，素质是不是高的……，etc；如果不是从私有制原则出发的，那么任何改革，最良性的后果，无非就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称之为盛世，稍后便是加N倍的洪水滔天！

这样自然也否认了一些想当然的神话："君主制如果摊上一个好皇帝，效果会比民主制更强"——>这个观点预设了公有制前提的！从私有制角度上看，所谓君主制中的好皇帝比民主好，那是因为阿罗不可能原理，让公有制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个劣等的制度，君主制从来都比这种伪劣民主更优化；而不管是否好皇帝。另一方面，好皇帝只不过是推迟了危机爆发，而让危机稍后爆发并更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