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规律是认识真正历史的方法

米塞斯的对历史的观点接近于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实体历史学不需要改写历史；
科学的（历史＋经济学＋进化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无缝连接；
波普尔证伪法则不是科学标准——>科学不作预言证真伪！

 

实际并不了解西方本身历史的波普尔先生，用大段哲学“批判”德国（经济）历史（哲学）学派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读上去无非就是文革的一份大字报，一堆口水仗！只有将其理解成“波普尔先生为什么拒绝历史学派”时，才符合个人主义原则。波普尔先生所批判的“历史学家都是有选择性地记录历史的细节”，实在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提供历史的全息电影，以便任后人查阅。

所以历史学的个体选择性是必不可免的，关键在于读者本身的个人认知。波普尔先生如果不是说了一堆蠢话，就是说了一堆废话。考虑到波普尔先生只是一位哲学家，就不说他了。同理，使用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Max韦伯，尽管“西方右派”（其实主要是基督教沙文主义的西方左派）称之为明灯式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笔者却认为韦伯先生是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或者说韦伯本身就是“基督教左派”。

对于历史与经济学的作用，作为德国历史学派围剿的中心人物的米塞斯，反而有言简意赅的论述：“历史缺乏统计性，历史本身不能提供经济学规律，相反，经济学规律是认识真正历史的方法”，——>这一观点与笔者的大历史观和实体方法论几乎相同！如果历史中能够得出“经济学规律”，而经济学规律又用于认识历史和预测末来将构成自证循环，与“实证经济学派”不成立的道理一模一样。

“历史从来就是给改写的，当一种新的观念出现后，就会重新改写整个历史”，这正是米塞斯对道德史观阉割历史的概括。在大历史观以前，如果认为“任何人的历史，都是预有答案，再选择性筛取事实”的指责（袁黑们对笔者的指责，颇有“俺袁黑是贼，你不黑袁就不是贼了吗？”之辩证），大致上是高度的命中机率。因为在科学经济学和进化论完全被接受以前，几乎所有历史著作都是历史学派的。

与米塞斯所相信的“历史从来是改写的”不同，大历史观并不改写历史，只要所依赖的历史事件集保持原来的样子（没有确证的考古发现），那么大历史观的历史规律就不需要改写，也不允许改写。对比大历史观“历史事件集——>历史规律——>完整历史”，和中外历史学派“哲学信仰——>阉割出历史——>论证哲学信仰标准答案”，是否有根本性的区别，读者可自行评判。

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也就是大历史观之中的“源于历史事件集的历史规律”，两者是无缝连接的，区别仅仅是时间维度的大小，方法论完全一样，完全依赖于“完全同类事件集的枚举”。在这些同类事件集是考实的实证的前提下，经济规律视为实证逻辑的科学定律，经重现的历史（现实）过程则是“疑证”，具有带误差的不确定性；与其他自然科的方法论完全一致！

经济学规律的约束来源于事件集的确证，是对实证集的逻辑抽象。一旦发现例外的事件，或事件集不实，经济规律也就被推翻了，如凯恩斯主义的“供给创造需求”，以及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同样，进化论中的进化规律，也来源于已知的进化物种考证集的确证。因此进化论、经济学和历史的科学实证化（实体社会学），本身是无缝连接的，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大小区别。

先人为主认定进化论、历史和经济学不可能科学化，“不能解释一些事情”，那只不过对“科学并不是解释（预言）未知，而是总结已知事实，帮助探索未知”的基本常识的缺乏了解。波普尔的证伪法则以先验预言作为科学标准，如果不是基督教文化的误会，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当然同样用哲学将其重新定义到实证标准上，倒也并非难事——>如果不获认同，疑证作无！让波普尔的哲学保持在狗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