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低效益和失业危机，同样出现在印度的种姓社会

印度种姓制度的"万恶"都始于普救苍生之善；
印度种姓制度与编户齐营和户籍制度的异同；
印度种姓制度高度分工是如何构筑的？
印度种姓村社的进口替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计划生育；

宗教是现实社会习惯法的遮羞布，信仰是公有制体制的粘结剂。这一社会规律充分表现在印度教的种姓社会传统中。印度教的存在，就是为了种姓制度的维持，种姓制度是对印度半干旱季风气候的农业适应。种姓制度和印度教之间可以划上等号。今天在印度推行的选举民主，扰乱了印度传统的种姓传统，因此而爆发了大量的种姓冲突，甚至被称为种姓战争。要记住，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种姓的传统制度。

今天种姓战争的激烈，容易让外界误解，种姓是暴力维持的压迫制度，也让外界误解，以为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火药堆。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种姓制度的自我维持和回复传统的本能中，夹带了许多暴力；但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内部，起到了浇灭社会冲突的作用，目前引致印度冲突的是不适当引进的法式民主"一人一票"对印度种姓传统现实的冲击的原因。这也是印度种姓制度的顽强之处。

种姓制度是一种等级明显的制度，但却不是一种压迫性制度。相反，种姓制度通过礼仪性的隔离，在表面上避免了不同种姓之间的冲突；同时确保了不同种姓之间的分工。从而令社会冲突，集中到不太暴露的种姓内部。这正是进化论"同类相残"！当外界关注着casta之间的隔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jati内部的隔离更严重。当外界为jati之间的歧视呼吁时，很少人注意到贱民之间的歧视最剧烈。

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是为了压迫而建立的，而是为了仁慈的接受尽可能多的需要救济的难民而设立的。印度的确没有东方中国古代的编户齐营（被称为户籍制度，特点是禁止自由离开），如果一个地区出现灾难，或者种姓共同体不能维持了，或者某些个人不能在种姓中找到自已的位置，他们可以离开自已的种姓和村社，到异处谋生。在此在古希腊观察下的印度和英国一样，认为印度人是自由的。

但在其他地方的村社中，所有生活职业环节，完全已经被不同的种姓所侵害，自给自足之间，完全没有外界新来者插入的空间。因此除非得到原来村社的接受，否则这些外来者如果不离开另寻出路，就只有饿死一条路。而如果被接受，就会被视为最低等的种姓，为原来的村社提供拾遗补缺的服务。这种拒绝外来者自由进入的方式，与今天被民粹革命派攻击的所谓户籍制度，即西方自治制度，机理完全一致。

因此当观察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外来人，同情在种姓外围的贱民遭遇时，一定要明白，他们当初是因为土著村社的同情，才接纳了他们，并救了他们的性命。而当这些外来的"贱民"产生了"进口替代"时，他们就找到了自已的职业分工。如果这些职业分工是很赚钱的，这一新的种姓闭环系统就会抬升自已的种姓地位，从此就脱离了贱民的地位。这种情况与今天西方自治社会接纳新移民的过程，大同小异。

把印度社会的种姓对职业的固定，与欧洲中世纪和毛帝国这些charter行会分工的制度相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惊人地相似。都是职业垄断的特权在一部分人中世袭化，毛帝国时称之为"国营单位"。那么可以断定，公有制的低效益和失业危机，也会同样出现在印度的种姓社会，这是缺乏交换比较优势，不能促发李嘉图效应的良性循环的结果。那么可以断定，印度社会一定不缺乏外围的贱民人力资源。

种姓制度的特点是"进口替代"，以此减少对"外汇"（即货币）的依赖，以提高种姓村社自力更生的程度，宁愿大家伙一块儿艰苦奋斗。因此如果一个村社长期需要外购某种产品时，就会产生了进口替代的要求。如果新来的贱民能够提供之，那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种姓。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一系列高度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力更生的，永远艰苦奋斗的，不断释出过多的人口作为计划生育的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货币不是传统的产物，大型经济体的GDP不可能准确测定；
印度种姓制度是半干旱季风气侯的农业适应性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印度种姓是不依赖于货币交换，高度分工合作的农业制度；

货币并不是传统的产物，而是传统瓦解过程中，替代传统交易习俗的产物。货币的只是帮助交易双方的价值评估，提高彼此交易的效率；但不等于交换效率不高，就不能交换。马克思主义指责货币经济导致资本积累（其实也不是），指望建立一套不依赖于货币的交易体系。实际上这种交易的习俗，在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里比比皆是。儒教的三纲五常上下守礼就是其中之一，印度的种姓更是其中的代表性制度。

当大型经济体大到一定程度时，各个地区之间的条件差异，就已经令到不同的地区之间出现了彼此半闭环的经济运转。此时平价购买力之不能精确测定一地的经济总量，同样也说明一个大型经济体内的GDP测定是不可能准确的。这种内部闭环，几乎与世无争，只有少量交换的社会，既可见于传统的中国农村，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印度的种姓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小村社内的精细合作。

以往认为印度种姓是暴力形成的剥削制度是不准确的。印度种姓制度是农业时期对印度半干旱的季风气侯的适应。通过习俗神圣化（相当于英国的习惯法）确立的不同种姓所代表的职业群体之间的精细合作，印度社会在一个村社级上维持了一个高度分工的，但自动运转的合作社会。大得可以处理印度季风气侯下的灌溉工程，又小得不需要特别的政府成本的人民公社。人口一般在2000-5000人之间。

因此印度社会在闭环经济模型中，构成主权社会的次单元的"闭环系统"，不是个体，也不是家庭，不是家族，甚至不是氏族，也不是种姓，而是这些高度分工，在婆罗门主持下的，基于印度教信仰的长期精细合作分工的村社。每一个分工的职业就构成一个种姓群体。彼此之间留有多少收成，要提供什么服务，那些收成给那些服务种姓，都已经在几千年的传统中约定，而不需要任何货币的介入。

印度的村社是高度自给自足的，接近于一个微小的寡头共和国。内部事务由经济最强大的主导种姓（不一定是婆罗门），与司职礼俗（相当于传统法）的婆罗门合作的村社长老民主委员会（潘其亚特）合议决定；同时作为仲裁各种姓之间纠纷的最高机构。每一个种姓内部由若干氏族组成，由内部长老委员会用民主合议的方式负责自已种姓内部的事务。古希腊的伊庇鸠鲁与之类似，体制区别在于是元首制。

按一般意义的"公有制民主"标准来看，世界历史中很难再找到比印度的种姓更完美的组织了。无怪乎了解过西方民主的圣雄甘地，会对西方的民主嗤之以鼻。无论是以色列的基布兹人民公社，还是毛主席的人民公社，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效益，或者从稳定性，甚至从民主合议的程度上来说，都无法与印度传统的种姓社会相媲美。种姓制度与这些后世的人民公社相比，其完善程度完全不止高出一个档次。

印度种姓村社与古埃及社区一样与外界几乎隔绝，只有一些专职与外界沟通的种姓，如负责与外界少量交换的中间人（一般是吠舍种姓），和负责与政府交接的种姓（一般是婆罗门中的书记种姓），并在产出中预留给政府的税收份额。婆罗门和主导种姓就起到了这个小共和国的包税人的作用。如果税收轻就留成多；如果税收重就要典卖财产。所以当英印接手时税收极重，就要向英印当局欠税借钱。

印度种姓村社与政府的交换，也是由婆罗门为中介达成的接近互助的协议。政府几无任何税收成本，就接受了村社的奉献，同时保证村社不受外界打扰（即提供保护）。打散婆罗门的组织接管村社，意味着庞大的税收部门的再建设，最终总是被证明是不经济的。村社本身也难以生存。因此入侵者可以杀光印度的佛教徒，但主持印度种姓的婆罗门就一直顽强地主导着印度的社会，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

公有制的复古传统和暴力流血本质

公有制的复古传统和革命的本质；
科学进化论是了解"互利合作"规律的社会科学；
不接受进化论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

公有制的特点就是具有个体行为的性质，并需要为形成个体利益，付出秩序Order的代价，形态上如国家或政党。性质上就是传统守旧的重复，甚至复古！避免接受新的尝试。"古代（传统）"总是意味着某种成功，也意味着危机的面前，可以通过付出当前人口和财富的代价，回复到过去"成功"的状态，以换得安定。因此古代的成功总是被牛皮爱国主义者百倍美化，就象阿Q吹嘘百代以前曾贵为诸侯。

革命是在一个处于崩溃过程中的公有制体系的一部分人，重新凝聚成一股新的，较当时一般社会更Order的金字塔领导的公有制组织，而具有公有制同类相残的一切特征：侵略或者自相残杀！革命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取代前一代正在崩溃的公有制，宁愿放弃当前社会的大量生命财产作为代价，而实现复古的愿望。如毛帝的革命就是复古到明朝制度，乌有毛左是为回到文革状态，怪胎是要回到中世纪。

漫长的公有制历史和强烈的传统文化，导致传统人士强烈的"同种相残"的本能下意识，而完全忽略了进化论的核心并不是同种相残，而是异种合作。进化论仅仅把"同种相残"归结为个体之私，就象不关心某个人投资的亏损一样，并不关心每一个体内部是如何自相残杀出最佳的，与外界合作的个体；而仅仅关心不同物种之间的合作。与经济统计学只关心交换（如GDP），也无法统计个体积累，道理相通。

了解进化论是"异种合作"的生物规则，才能真正理解进化论。最常见的异种合作就是"雌雄合作，男女生育"。用阶级斗争的"男人阶级千能不要忘记与女人阶级的斗争"，真是不知所云；而情敌相残则是司空见惯。父母与儿童实际上同样是合作的关系，儿童是父母的传承，父母是儿童的庇荫。在大自然的层次最明显的异种合作是"动植物的异种合作"，最广泛的则"微生物与动植物的合作"。

达尔文的伟大发现，相对于《圣经》宣扬的神创神恩，累以亿万计的生物灭绝，的确让虔诚的信仰者目瞪口呆。如同一个信仰人类永远不死的人，突然发现人类历史上已经死了万亿个，现在仍然活着的只是"一小撮"，部分正果人士出现大脑封闭的精神病症状，估计是大概率的事件。这些不幸的精神病人，在感叹"自然选择"的残酷时，也就不能理解被淘汰的物种，是因为合作关系的落后，而被附带淘汰。

进化论中任何物种的被淘汰都可以归结为，其一是被生活习性相近的物种所代替，新物种继续与原合作对象合作；其二是与自已合作的物种灭绝了，而没有找到替代与自已合作的新物种。因此进化论的任何淘汰都可以归结"一种合作关系的终结"。那么拜上帝教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进化论的社会攻击，就等于说要付出弱者的代价，维持着贵族落后的合作关系。代价当然是更大范围的绝灭，此乃Order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只有一个要素就是"物竞天择后的进步"。绝大部分学者所以为的（社会）进化论，即所谓"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而无论他们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科学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有四要素，核心是成本效益原理：
1)　《进化树，和进化的变异尝试》；——>合作的试探和历史；
2)　对"变异尝试""合作关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汰劣存优；——>就是合作！
3)　生物多样性，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因为合作！
4) 进化品种的互相交流、沟通，（Token）；——>为了合作！

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针对物种合作关系的"近种相残，物种合作"，而不是个体之间的丛林法则；可以从一个可以考证的科学实证加以检验，那就是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是随着进化的发展而呈多样化，还是随着进化的发展，而渐渐只剩下一种物种！要知道生物进化至少已经有四亿年历史！尽管近一万年是人类纪，但在四亿年的进化史中，生物同时存在的多样化程度对比生物之初，答案留作思考题。

出口导向的经济效果相当于高关税

拉动它们经济增长的不是出口，不是低税收；
麦迪逊测算印度历史税收水平的口径不一致；
拉动印度殖民地经济增长的不是向英国出口，不是低税收；
出口导向的经济效果相当于高关税，（出口导向＝闭关锁国）；
中国改革经济以来的增长动力不是出口导向，不是降低了税收；

使用自带货币的主权国家的闭环经济模型，可以很容易分析诸如汇率和外贸这类问题的长期规律。如果发现遗漏了一些关键的因素，如远距离贸易的运输成本，一经确认后添加进抽象模型之中，也就可以对结论重新校准。也很容易理解一些学术统计中的合理性和口径对比上的逻辑漏洞。象麦迪逊在统计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税收水平，对比英国统治印度时的税收水平，尽管没有故意作假，口径却是不一样的。

麦迪逊认为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收取的税收，大约是印度社会产出的10-15%，这个估计未必非常准确，但是核算是严肃的，有根据的；口径上是完全立足于印度国内的产出分配的。而当麦迪逊估计英国统治印度时，收取的税收是印度产出的6%时，是按输往英国的货币数量计算的。麦迪逊的口径，首先忽略了英国统治印度的税收，是一个渐次下降的过程，1900年的税负水平只有1800年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英国在印度早期是欠税贷支制度，早期的高税收转变成后期的非税资金成本，即欠英国金融系统的高额负债和利息。这笔成本就没有被麦迪逊视为税收。仅此两项就可以将英国统治印度时的税收水平，重新校高10%左右。再次估计莫卧儿帝国的税收口径时是包括了包税人的负担，在估计英国对印时却剔减了包税人的负担。包税人算老百姓收入，还是纳税人负担，类似中国的国企，这是要点。

如果算上第四个因素，那么英国对印度统治时的税负水平，就很可能超过莫卧儿帝国的索取，那就是英国收取的是支付英国的白银，这些白银是需要印度包税人组织对英国的出口，从英国人手中或从中国（清朝）手中换得白银，才能支付对英国的税收。这些税收再在英国购买主要的装备和支付英国人员的工资。因此算上过程中必有的损耗，英国实际对印度造成的负担，是远远超过其自以为帐面的6％的。

即使是从物理型思维方式，也很容易明白，凡是物流的进出，是必定带有损耗的；货币经济包括不同货币的媒介交换，只不过是减小原始易货贸易的损耗比例，而不可能消除这种交换。当货币流进流出的渠道被干预，被垄断，被管制时，那么并不是真的防止了什么国际热钱的威胁，或者资本流失的损失——>货物商品的无偿流失才是损失，军队的直接攻击才是威胁；货币交换既不是威胁，也不会有损失。

系统论的逻辑反映的真实情况是，对进出口和外汇的管制和垄断，只不过如关税一样，增加了又一堵进出口中的关税；而已！汇率最低，这种关税通过外汇占款和本币通货膨胀，同样的外汇中央收入，对社会造成的税负负担就越重！就算最终又退税，由于彼时外汇由于屯积过多，相对本币价值必定已经暴跌，因此就算是退税，也不可能再弥补国民因为出口导向造成的损失。这还是以自由的市场经济而言。

出口导向屯积的外汇，无论这些外汇是重新用"资本项目输出"，还是挖个地洞埋起来，都不能改变本土经济过量支付成本的历史事实。这些成本就与关税一起，（两者性质其实相同，属同一"父类"），就构成了拦截国内外市场经济流通的交易成本，直到这个成本无限高，导致市场互利意义上的进出口完全中止！因此出口导向的实际效果，与闭关锁国是一样的。

只要考虑到赚的外汇完全不能用于国内，那么不难理解出口导向与闭关锁国的等效。因为这是政治暴力强制性的对内掠夺，对外贱卖。莫卧儿帝国和明帝国同样有这样的贱卖，西班牙北美殖民地同样有这样的出口。此时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专制统治下，人肉价格的超便宜——>低人权！与英印经济一样，真正拉动经济的，并不是出口，也不是降低了税收，而是国内相对被放宽的经济管制。

平价购买力不可能精确

平价购买力/汇率根据彼此交易确定的瞬间等价关系；
平价购买力的精确性取决于"小"的范围；；
平价购买力不可能精确；
闭关自守国家的平价购买力一般被高估；

认识到每一个有本币的主权经济体，都是一个闭环的运作系统，通过外贸渠道与外界贸易，内部经济运转使用本币核算成本；外贸是本币的负债，相当于购进的物资，而不再是价值尺度。这样就构成了系统论中的一个"容器对象"和"对外联系的方法"。方法通过某种换算的算法（同样封闭在一个交换系统的对象中），付出换算的成本后，就可以作为系统内交换的一部分。换算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因此当补贴这一交易成本时，就会导致系统内部价值的溢出，即该主权国家沦为对外的殖民地。而当高估本币时，则没有人可以补贴其交易成本，因此表现为对外负债和对外借贷信用的最终破产。如果不明白这一简单的逻辑关系，那么所谓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的问题就将无法进一步讨论，只是陷入彼此不同信仰的敌对立场之中。如有利益冲突，因此发生的内战史不绝书，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明白了闭环的模型，就可以重新构筑平价购买力和GDP的含义。由于主权经济体都是本币的闭环系统，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蒙代尔创建欧元时，信仰的那种"稳定的第三方的，超越主权的价值尺度"。否则就会否定比较优势，更是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观。举例说同样是石油和淡水的价值评估，中国和阿拉伯彼此是截然不同的。 羡慕阿拉伯石油的中国人，可能不太清楚西亚是如何羡慕东亚的淡水资源。 

因此彼此经济等价的尺度发生，只可能出现在彼此的等价交换的一瞬间有效。其时间曲线必然是动态变化的。当彼此发生了等价物的交换时，就可以在两个本来彼此隔绝的经济闭环体中，建立了局部的等价关系。将此等价关系"除以"外贸量在本地经济圈中的比例，就可以得到类似在中国人估计自已价值"多少桶石油当量"，阿拉伯估计自已的价值"多少桶淡水"的等价式。
这就是外贸外汇计价的GDP，平价购买力作为比较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两国交易的"汇率"的最基本的根据。
平价购买力的测算根据，是因为彼此交换时的等价视同，而不是因为存在天然的价值尺度。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古老的用粮食和牛（最广泛），丝绸，铜钱……等的交换，与金银媒介的交换并无根本性的不同。金银由于其便于携带，同时由于数量限制而不会在贸易过程中，有突然的显著变化；而具有较低交换成本的优点。

但是金银媒介（本位）的优点不是无限制的，一旦获得金银的成本太贵，不是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低，就是整个闭环经济体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瓦解。因此在一个足够短的时期和足够小的范围内，占闭环的宏观经济体的外贸量足够小，才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定的价值尺度。这是金银作为贸易价值尺度"测得准"的前提。一旦违反了"足够小"的前提，包括金银在内任何货币锚的意义，都将消失。

因此平价购买力的稳定指标，是必须建立在"外贸所占比例足够小，时间跨度足够短，空间跨度足够小"的基础上的，而这三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当外贸比例足够大时，空间跨度就不可能是小的。因此平价购买力的比较指标，在现实社会，实际上是无意义的。类似股票做庄的庄家，盘算自已拉高的股价乘以筹码的数量，帐面上值多少钱的那种歪歪。用本币计算本身的经济总量，不需要使用平价购买力。
平价购买力实际上按外贸中有限比例的等价交换作为依据，估算了站在对方的角度里，按自已最关注的资源货物（锚），对自已的社会产出能力的评价，这个评价是服务于外贸的（否则不用外贸等价物），而当这个产出能力投入到外贸中，就会因为供给于求而导致价格下跌，导致平价购买力指标的下降。所以闭关自守国家的平价购买力指标都是高估的。闭关自守相当于出口比例无限小。

《Think In Java》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

系统论逻辑（语言）描述的客观世界；
系统论逻辑最好的入门教材《Think In Java》；
系统论的逻辑严密，接近程序运行的基本条件；
系统论逻辑必须符合天无二日，每一个环节都可与现实匹对；
系统论分析的结论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系统论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描述客观世界事物和关联的方法论逻辑。当它作数学表示时，有时又称之为"模糊数学""集合论"。不过这样反而把这种非常简单的描述逻辑给复杂化了，并且没有反映出系统论中奥卡姆法则的抽象原则。笔者印象中最简单，又很深刻地介绍系统论的专业著作，完全可以作为一部趣味小说阅读的，是一本叫《Think In Java》的书，类似还有一部叫《Think in C++》(差些)。

虽然是介绍Java软件的程序入门，但是它介绍的系统描述的思想，最适合于社会科学的描述。原因在于程序本身就是专门描述社会的。没有任何现实流程软件，不是对社会流程的描述。因此软件分析的技术，同时也是社会分析天造地设的科学技术，绝非任何精神信仰哲学可以媲美。读者不必信仰笔者的话，这本书不贵，很容易读。有闲心与笔者辩论，不如买下来自已闲时读一读，看看笔者有没有骗了你。

Java是一门语言，一门可以让蠢笨得计算机也能明白的语言，（电脑很笨的），所以不妨把系统论也看作是一门语言。语言是逻辑的一种，或者说是描述客观事物的方法论的一种。方法论本身不是科学，但可以描述科学。作为逻辑而言，Java这种面向对象的语言（系统论描述语言）对逻辑的要求，就是排斥一切道德信仰，直到这门语言描述的逻辑，可以被电脑理解被运算出结果为止。这就是透明的逻辑。

笔者排斥任何道德陈述，一直找不到很好的类比，在Java语言中发现，已经不是类比了，真实客观的反映，那就是语言中的注解（remark）。注解是自然地被解析器忽略的，就象我们看任何文章，都会很自然忽略任何道德语句。而无论在语言中的注解，是多少千万行的语句，它都只是帮助接手的程序员理解程序，而不是程序逻辑语句的一部分。用这样的标准看各类道德文章，就发现权威全是小白。

系统论（程序语言解析器）无法理解概念的偷换，一旦出现概念偷换就会马上导致程序中止运行，技术上称为"无法寻址""对象类型不符"。恐怕这就是普通语言中的哲学如辩证法，不能作为科学逻辑表述的原因。普通语言中的信仰，可以完全忽视概念偷换，改变逻辑的基本条件，而得到随意预设的任意选定结果，但在系统论程序级要求的语言中，这样的概念偷换，与直接作弊输入结果没有什么不同。

系统论尽管不是科学，但起到了检验基本逻辑的作用。当基本的逻辑概念没有偷换，也没有带入与逻辑流程无关的信仰哲学道德谩骂之类的"注释"，开始输入逻辑流程的对象，接受约定的逻辑条件后得到的结果，就与实证结果一样带重复性了。软件最擅长数学运算，但不必要的数学运算，从来不会盲目引入。"程序可运行"就是逻辑一致，结论可核证，就是真实社会中的"现实可行性""实用主义"。

系统论逻辑的特点，就是对概念被偷换高度灵敏。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绝大部分争论，早在其开始以前，就可以在"概念明确"的条件下被终结。如果争论人由于特殊的职业目的（如方五毛）或者强烈的信仰（错误信念），故意挑起争论，将马上就会因为其理性主义被定为左派；又会因为其发言的激烈程度而立刻被识别为极左。而无论他们如何先发制人扣帽子，或者打着白旗发动进攻。

原本仅是哲学格言的奥卡姆法则，有特定的系统意义。对于确定闭环容器的边界是关键性的，"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关联"。举例说市场自由交换，与契约强制执行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前者交换后的结果。因此对于经济实体来说，契约是契约实证下的强耦合，可选择的自由交换是未确定的关联，两者不一样的。这样就不会犯一些货币战争论的粉丝的错误，通过无限引入关联，任意颠倒市场规则的价格规律。

系统论的对象建构与现实世界严密匹配，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接近于程序最终编码前的伪代码。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与现实世纪匹对，整个系统逻辑按天无二日严格一致。除非自身逻辑错误，否则将是不可攻击的。掌握这种方法论的人越多，将越变成全世界的"文科学者和学生"的末日。掌握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再看电影《黑客帝国》，对理解作者的思路，会有奇妙的感觉。

为什么西方很多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却对自已的财产依依不舍

为什么西方主流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
为什么西方很多人认同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对自已的财产依依不舍；
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伦理的逻辑结论，西方主流被迫重拾"道德信仰"；
西方经济学的成立条件是"有不消耗成本的中央集权政府管理社会"；

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是西方均衡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的自然结论。基本假定即可测定参量的均衡条件，通常称为"开放条件""完全竞争""无交易成本""纳什博弈均衡""自然利率"……等等！当可测量的均衡条件可以得到满足时，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就将与剑桥－费雪方程式，以及通常被任意解读的科斯定理一样，自然地成立了。

必须满足"可测定参量"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也成立了！即"可测量的资本衡量财富，即不同的资本要素的市场兑换成本也可以预先确定"。西方经济学在基本的逻辑前提"可测量的资本"和"生产创造价值"（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结论）上，与马克思主义主义是一脉相通。无怪乎凯恩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如此相似，新制度学派对计划经济一往情深，萨缪尔森临死仍然对苏联复辟抱着幻想，。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的逻辑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在此逻辑条件下的合理逻辑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经济学。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不必再强调经济的道德，相反把一切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人称为"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似乎是这些人自私得迷恋私有财产（资本），才会拒绝科学的社会主义进步。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革命理论，就在西方文化信仰体系中，成为无可驳斥的逻辑结论，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幽灵一样缠上了西方和盲目崇拜西方的革命粉丝。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的尴尬，西方经济学就发明了滥用数学的均衡经济学，用公说公有理的高深数学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论。但滥用数学也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的幸福数字，数学滥用反而变成了东方的信仰凶器！

西方经济学成立的逻辑条件，实际上就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传统伦理的经验。偏偏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条件的合理的逻辑结论；而基督教传统文化的理想就是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难怪西方文人也普遍左倾，从心底里相信"社会主义大同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而仅仅质疑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心疼着自已私有财产也可能被公产，怀疑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信条，总有些正确之处。

这样就把西方左右派的伦理地位，就古怪地被颠倒了过来。左派如马克思主义相信自已是科学的，公正的，为革命勇于献身的；而自以为保守的右派（主流），则羞羞答答地用道德信仰的理由，坚称"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而扭扭捏捏地"向真理妥协"，就成了今天西方"私有财产表面上不能直接侵犯"的政治，典型就如凯恩斯主义，庇古的福利主义，和张五常的出口导向；却又称之为道德经济学。

为了满足西方均衡经济学"可测量的价值尺度"的成立条件，就必须忽略不同的主权经济体，是在本币中运转的闭环系统，而把货币兑换和运输成本（货币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用异步交换媒质，减少运输成本的消耗）忽略，假定是在具有统一的法定货币环境中而称之为自由贸易。这与自由交换的自由贸易是不同的，预设了超越国家的超级主权的中央集体的存在，同样也忽略了这一集权的社会成本。

蒙代尔的欧元就是在这一错误的假设下的逻辑结论的产物。换言之对于欧洲统一货币环境，假如没有中央集权的成本和欧猪N国透支欧元信用的公地悲剧的话，对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西班牙确实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作为比较优势。但仍然受制于欧元作为物价的尺度，其实也是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测得准的程度是有限的。

没有独裁的勇气，不要搞民主改革

没有独裁的勇气，不要搞民主改革；
任何改革都需要"独裁"，"那怕眼前骂名滚滚来"；
"反独裁就是反民主"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民主不是人人为国家大事投票；

山城大都统突赴美国飞地一日游事件，按美国方面公开渠道披露看，是美国第一执政拒绝向大都统颁发紧急暂住证。由于中美之间有热线，估计有未公开的京城承诺，诸如绝不问斩之类，方才拒绝签出暂住证。由于山城大都统在一日游以前若干小时，就忽然移职山城府布政使。因此个人有充分理由认为，该事件说明文革先进集团内部出现精神过度紧张的事件，大都统方才需要紧急治疗。

此事件内情日后估计会与山城文革打黑运动一起，会搬上华莱坞的胜利电影里。目前仅指出文革先进集团既然是革命队伍，也就不得不走上革命必须模糊的领袖路线。山城大主教和大都统，就是代表了文革先进性的两面旗帜。这种游戏好就好在跟文革时期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简直就是克隆的剧本。坏就坏在万一闹出精神紧张事件，让乌有之乡这些山城粉丝，天天加班改台词！此乃革命偶象战术的副作用！

尽管山城文革先进集团独树一帜，但笔者观察经济形势与文人舆论，总是觉得当朝执政的民主认识，远远超过文间诸路道德圣人，远甚！皇家臣民日报的几篇新文章似是高人所作。《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信哉斯言！公有制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私有制民主的改革，都必然处于传统公有制文化的民粹冲击波的压力下，没有专"制"独裁的勇气，就不要搞什么改革，不论是那一种改革！

民主社会最终当然是民众投票的，但却不是总是对国家大事投票。国家这么无聊的大事，只适宜让专业当无赖的职业政客议员们，代表各地区社群选民去操心。人民群众的选票，只对自已身边的有趣的柴米油盐的小问题感兴趣。关心国家大事，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后话，此处仅仅是说明，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国家的无聊大事，也只是一小撮无赖政客的事，何况是公有制帝国转营民主业务的改革呢？

民主进程必然是独裁的，公有制帝国强化措施也是独裁，后者常被称为法西斯自个玩的主义。尽管目的其实相反，两者却都被愚民视为独裁，只能从其政策是否符合私有制原则的改革方向，才能看出到底是帝国化的独裁，还是为了民主化的改革。民主进程必然是独裁的，必须是独裁的，是公有制必须实行君主制的经济规律使然，如果把一人一票的后民主方式用到民主进程，就只能成为特权部门定制的改革。

因此与革命分子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反独裁就是反民主"，这一看似极其矛盾的口号，恰恰就是通往私有制民主之路的钥匙。除非通过私有制原则的判断，发现当前改革是走在帝国化道路上，否则革命就总是错误的！不革命既是非暴力的原则，正是说明民主不是争夺中央的权力的野心家运动，而是为了自已的柴米油盐民生，争取由基层到地区的自治利益。这样就与过渡性的独裁表象，完全没有冲突了。

用雍正皇帝的歌儿，那就是"若要江山图得有民主，不要怕眼前骂名滚滚来"。改革需要有共同利益的坚强同盟军，要避免激进地，避免过早地，避免与不完全反对改革的，也是强大的那部分特权利益集团盲目的摊牌。但也需要有"海宇天空独往来"，让民粹道德先生一边玩去。李敖今天作为绿岛校友会的一员赚得盆满钵满。但当年蒋氏如果没勇气把这种王八蛋请到绿岛渡假村深造，台湾就能够搞成民主？

只要是切实走在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民主路上，今天的骂名是少不了的，但是自治社区同盟军的胆子也会大起来的。至于最终展现的改革，到底是商鞅式的帝国化，还是私有制自治原则的民主化，小民自然会擦亮眼睛盯着的！只要是走在私有制民主的路上，小民自然会尽力制止革命分子，否则的话，咱们虽然没胆子革命，更不敢制止革命。商鞅和王安石两位同志，你们俩自个瞧着办吧。

“测得准”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测得准"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粉丝信仰的张五常先生信仰的是那种权威？
系统论"闭环模型"观察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错误；
否定计划经济根本理由是均衡条件永远无法满足：测不准！

如果仔细跟踪一下张五常的观点的话，就会发现除了不停卖弄着方舟子不会打假的求学履历，和重复解释着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里最容易解释的概念以外，张五常先生既没有针对国内干预市场和土地财政高税收的种种政策，很少有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只言片句（批评过克鲁格曼），也没有解释其独立观点的理据，而只是一遍遍重复着"人民币不能升值，土地价格不能跌"；是信念！而没有说出根据。

用薛兆丰的话，张五常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说圆过。张五常只是反复渲染着权威的履历， 反复重复着结论明显荒唐的观点，也就等于反复强调着，张五常本人如果不是良心坏得猪狗不如；就是一定是信仰了什么错误的东西。逻辑上而言，此二者必居其一。信仰权威这东西之麻烦，是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张五常自已弄不明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但又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信仰的东西是错误的。
考虑到张五常坚持荒唐观点的坚定信仰，和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直观政策的高度近似性，那么假定张五常是科斯的粉丝，是萨缪尔森的粉丝，是费雪的粉丝，张五常会怀疑自已信仰的权威吗？除了攀比自已与权威的亲缘，还能说什么呢？如果张五常分子也同样说不清楚来龙去脉，又不好意思说"我也不知道为啥，但张五常老师说了，肯定没错"，不也只能坚持把错误信仰到底吗？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逻辑根基"剑桥－费雪方程式"（弗里德曼称之为媲美相对论E=m*c*c），与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都是直观当然正确，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宏观参考意义的所谓经济定律。同样的逻辑错误也出现在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所谓"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中。用系统论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它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闭环系统内的作用要素，当成封闭系统外的控制因素。

用原子模型类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些非常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就是著名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否定计划经济的科学理由。米塞斯与兰格争论所谓"计划经济的计算问题"时，量子力学还没有完全奠基（ 1920s），因此作为必定可以观察的假定的古典物理学，就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创造了其实是哲学的"均衡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而实际上计量意义上的均衡是不存在的量子状态。

爱因斯坦一直到死还没有真正接受量子力学的"测不准"，而在"薛定谔的猫是生的还是死的"哲学问题上，跟波尔打口水仗。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真的是尊重物理学的，用作参照经济学研究的话，就应该正视"测不准"是物理学真正的均衡。原因都同样在于在微观运作上，任何测量都是外界干扰因素，而无论是统计的还是实测的；闭环系统内的最优化运转（能级最低），则取决于内部相互作用。

但是在日常商业经验中，"剑桥－费雪方程式"与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都是直观感受正确的。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局部的，规模足够小的经营个体，（如一家工厂），相对于接近稳定的经济大背景来说，背景的参量是可以视为稳定的。就象太阳和月亮，甚至远方的大山，可以看作方向的路边，甚至"我走的时侯，月亮跟着我也走"的感觉。其实这就是大历史观所谓"细节是魔鬼"的道理。

但是当这个经营个体变得足够大，象一家垄断状态的企业业务，甚至就是政府计划经济本身时，就等于已经走进了本来作为路标的大山，或者登上的月亮（或很近），此时当然就不能再把原来的宏观路标作为方向参照了。用量子物理比喻，就是此时的测量信号（大山，月亮太阳）已经干扰了正常运作本身，用这些参量已经是"测不准"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定律，几乎无一成立的原因。
ps:微观经济学，就是把测不准的"微观行为"累积起来；作为当然测得准的现实条件；

萨缪尔森谬误

张五常主义的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谬误；
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似是而非，结论南辕北辙；
张五常主义导致出口价格不断下降，出口成本不断上升；
廉价出口的预设前提是出口导向——>公有制；

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不针对劳动密集型，通义表述是"一种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上升，将令此投资要素获益，而令其他商品的投资要素受损"，贸易双方关系自然就构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也得出了对弱势商品的进口实施贸易保护可减少贫富差距。既然中国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张五常可能想当然地得出了，低人权政策占有了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商品市场，得益的就是农民工了。
ps: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不是这样证明的；

但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如同剑桥－费雪方程式一样，是那种看似想当然的精妙，实际上因为各标准参量的当前状态无法确定，所谓"开放系统条件"成为空话，而成为是无根据的直觉，当必要条件从逻辑出发一一澄清时，就发现它是根本上错误的；但如果象萨缪尔森那样，回避其逻辑上的冲突，而着眼于选择性数学模型特定模型和选择性的采样时，自以为证实了他直觉的"数学论证"。

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的要害在于两个假定必须预设成立。第一是国际贸易所得（即外汇）必须确定是财富（资本），意味着必须存在着一个货币锚，即所谓价值的尺度，否则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现在可以回想，为什么蒙代尔和他的粉丝张五常，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谢作诗等人，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偷换概念把行政钉死汇率，说成是"货币稳定"了。

第二个前提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是价格刚性的，增加供给不会导致平均收入的下降，这也是不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是缺乏刚性的，价格随供给而迅速下跌。中国之所以挤占了东南亚人的美元收入的工作岗位，就因为其价格太不具刚性，人家不做了！结合第一个条件，中国如果补贴劳动密集型出口，国际廉价商品的美元价格就会下降；同时国内人民币工资价格就会上升！这就是富士通的困境！

在前提错误的逻辑下，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就得出了第三个错误结论：贸易保护可以避免弱势产业的收入下降，从而避免拉大贫富差距，——>这是以外汇计价尺度而言的，仍然是预设了"锚本位"货币的前提。它本意是想说，由于贸易保护限制了廉价进口拉低了弱势产业的商品价格，因此提高了该投资要素的回报，但实际上却没有考虑经济的萎缩，完全抵销了这一好处。

不要说贸易保护一般是对等的，你保护自已的弱势产业，别人就会保护自已的弱势产业，结果就是双方都得不到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的好处；就算对方是不采取报复性的贸易措施，弱势产业不合理吸引的资源也将削弱优势产业的出口能力，和相应的更廉价的供应的进口。显然萨缪尔森保护政策的所谓减少贫富差距，就是公有制的共同赤贫。这种结论，又必须是在预设产业不会升级的公有制前提下的。

实际上在供应廉价的通货紧缩作用下，产业组合重新组合的能力加强了，也就为新的产业的成长创造了空间。新的产业将会创造新的就业。这就是李嘉图效应，现实案例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出口导向，不停地催生了美国技术进步掀起了新的工业革命。美国出现了乔布斯不仅仅是美国文化是自由社会的文化，更因为中国和日本这些傻逼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导向，为美国乔布斯的出现塑造了最大的可能性。

从本币经济闭路环的角度看贸易保护，即使在对方没有对等报复的情况下，实际效果相当于进口替代。用米塞斯话说是"更贵的和更不好用的"，显然这就是社会的损失，如果要让这种待遇成为行业的特权，就要负出通货膨胀和经济萎缩的代价。这就是Charter谷物法。基础错误而所有结论完全错误的，除了《资本论》，萨缪尔森定理算是又一个。张五常的经济学如果不是良心太坏，估计是误用了这定理。

地方政府迷恋香港模式，中央政策倾慕日本模式

宪法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出口导向；
马克思主义不是改革开放的教条，中国非常虚心地向西方右派学习；
地方政府迷恋香港模式，中央政策倾慕日本模式；
日本的中国政策的老师，张五常主义是中国政策的掩护

出口导向的目的，就是所谓的"资本积累"。如果资本积累没有真正促进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化，那么今天出口导向积累的三万亿美元，如果不是重新回借给美国政府或者投资给美国泡沫投资者（如黑石），直到必然地在某一次经济危机中全部损失掉。否则只能窝藏于家，让美联储相应地增发美元填补流动性缺口！总之美国完全不在乎中国收藏多少美元，中国不用于进口的美元，本来就是没有用的。

无论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如何，作为一个闭环运作的人民币经济圈，出口导向就是卖国的买办，机理不难理解。在明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错误解译后，可以直接在天朝宪法的四项原则中，发现全部四条统统可以换算为一句话：出口导向！因为全部四条原则，全部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的理论上，也就完全承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错误。任何建设都必须资本积累，也就必须出口导向。

但考虑到所谓马克思主义教条，只是停留在宪法上的空话，否则也不会搞改革开放了。因此尽管在官方理论界，还需要找点理论创新，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老学究眼皮下能瞒天过海，实际政策运作，不可能是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反而是极虚心地向西方主流的右派经济学，也就是自马歇尔到萨缪尔森的权贵主义派别学习。

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宪法四条原则，统统规定要出口导向的话，可以认为出口导向的念头来自西方学派。其中最出名的传教士之一就是张五常。同样地尽管有关文人一再声称香港制度如何好，新加坡模式如何好，地方政府也确实（同样在张五常的煽动下）几乎完全采纳了香港的地皮炒作的方式，通过土地财政间接地实现了地方的高税收，（这是中央限购的真正原因），但中央政策其实比这些专家明智。

如果把出口导向的内部charter利益视作买办，香港的业务就是买办；——>只有存在大陆被买办的恐龙，才存在香港作为买办的小小的利益。这是大陆不可能学习香港的地方。同样新加坡是一个地区中心城市，正如全中国不可能袭用上海模式一样，中央可以很欣赏李光耀的开明专制（印度也很欣赏李光耀的政治模式），但不可能不意识到，中国恐龙不可能袭用一个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模式。

所以就象罗斯福新政，常常被误以为是凯恩斯主义一样，实际上罗斯福是用凯恩斯主义为自已的左倾政策打掩护，中央近20年来采纳出口导向，也没有真的按照张五常介绍的模式，而是非常彻底地向日本学习，而用张五常主义为自已的政策打掩护。如果了解日本战后政策，是在战时国家主义总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的财阀就类似中国的国企，那么就不难理解日本模式对中国改革者的吸引力了。

真正向香港模式学习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自90年代向地方放权后，取得了40%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同时由于自主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压缩地方编制（已经自主了，却不是民主的自治！），所以就急于寻找额外的政府税收填补缺口，而推动了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形成。香港模式对中央政策是没有参考意义的，但希望成为第二个香港的城市，就绝不止上海一个。香港模式对于地方政策是有模仿意义的。

张五常只不过是汉语翻译的萨缪尔森主义。出口导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既是殖民时代重商主义的思想，也是萨缪尔森主义的核心，被称为"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比较优势的国家，它所得到的国际财富（资本）与其人力成本成反比。这就是张五常称"中国低人权，挤了东南亚国家的工作岗位"，和谢国忠称"中国要提高生产率"的出处。

私有制不是私有化，私有化不一定是私有制

私有制不是私有化，私有化不一定是私有制；
市场经济不是市场化，市场化不一定是市场经济；
民主并非就是全民选举，全民能选举不一定是民主；
私有制原则"人权Right"不是"特权charter"，

私有制不是私有化，私有化不一定实现私有制。私有制原则的核心是"人权私有"即"人权私有利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所谓神圣者，就是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切行为，不管杀死多少毛左牛二革命分子，都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不受任何其他理由的指责。如果脱离了人权私有的利益，或者私有化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人的人权利益，就不再是私有制。

其中的关键就是"人权私有"是私有产权之源，一切产权（权力）必须源自私有的人权，而不能来自国家政权的恩典。只有依靠"人权私有"的原则，把侵犯人权的贵族特权Charter即"谷物法"，剔除出"私有化产权"的范筹，才能确保私有化保证成为私有制。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低，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猪狗不如的畜牲！因为这些畜牲没有意识到特权Charter与人权Right的区别，从而陷入"人权私有绝对化的话，就会象古代藩镇割据，对于国家尾大不掉"的误区。错误之一是藩镇割据的是charter！其二"人权私有相对国家尾大不掉"正是民主的本来目的。民主所防范者，恰恰就是避免国家政权太强大，相对于国民反而变得尾大不掉。

同理市场经济不是市场化，市场化不一定能达成市场经济。原因也正是因为"特权Charter私有"也是市场化，如欧洲中世纪贵族等级社会，就是把奴役平民的特权作为私有财产，在当时的市场里"出口导向"！今天的国企和金融垄断集团鱼肉国民，实际上就是以单位编制作为贵族团体，把行政垄断的特权Charter，这一群吸血毛产阶级贵族中私有化了。这种市场化是特权经济化，而非市场经济化。

类似的逻辑还有"民主并非就是全民选举，全民选举不一定是民主"，同样是因为人权私有可以被全民选举侵犯，而成为多数人暴政。

因此对于银行暴利之类的金融垄断集团来说，如果不废除其垄断金融鱼肉人民的国有特权，而消除对这种特权的限制如利率由中央计划设定的话，就等于"特权私有的市场化"，意味着依靠行政垄断的银行金融集团，可以任意放高利贷，从实体经济中吸血，但是民营经济体仍然得不到必须的现金。这就象奴隶社会时废除对奴隶主的人道主义道德舆论约束，的确是市场化了，但奴隶的性命就朝不保夕了。

因此"特权私有的市场化"是复辟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绝对不是"人权私有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只有后者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利率市场化必须作为"民间信贷合法化"的衍生物，所谓"高利贷合法化"绝不能是"国有垄断银行高利贷合法化"。如果民间信贷不合法，利率不存在市场化。同样的理由，如果外汇仍然管制，就绝对不允许什么"资本项目输出，平衡外汇储备过多的矛盾"。

为什么中国改革会从极左政策，转而拥抱西方右派主流？

马歇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 19－20世纪的合理性；
为什么中国改革会从极左政策，转而拥抱西方右派主流？
"亚当斯密的资本"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异同；
亚当斯密的资本可以等价为"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缺陷；

根据西方中世纪的传统公有制等级社会，自文艺复兴后的瓦解轨迹，根据私有制原则的贯彻程度，厘清了西方社会经济学术理论的左右派沿革后，就会发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开始使用的数学滥用，实际上是为了诡辩，其目的在于维护权贵优势的前提，然后才允许民间私有财产的自主经营。而当马克思主义采纳了滥用数学后，就形成了计划经济，目的在于对社会的彻底控制。

从21世纪初的私有制如奥地利学派的视角，观察19世纪马歇尔主义和20世纪凯恩斯主义，他们侵犯私有财产的奴役之路是显而易见的，理论本身又与左派马克思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同样诉求，彼此混淆而狼狈为奸。但回溯到马歇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年代，就会发现他们在当时，是为了对抗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民粹攻势，在确保权贵资本主义的控制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争夺民粹分数。

在殖民主义兴起的年代的马歇尔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和纳粹威胁下兴起的凯恩斯主义，都是在国际安全面临着世界大战威胁的环境下出现。客观上说为了对抗德国集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威胁，欧美社会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此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的自然反射。在国家主义体制下，继承中世纪的，由权贵作为包税人的方式确保国家政权的用度，是当时理性的选择。

因为传统左右派的目的（原则）都是公有制，而仅仅区别于对私有财产的敌视程度，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的诉求程度的不同。因此当毛帝国放弃了对私有财产的极端敌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号召的革命路线后，很自然就会表现出（马尔萨斯主义＋马歇尔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制度学派）的路线，而与西方主流的"右派"权贵经济理论全面拥抱。所谓西方主流只不过是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已！

因此今天所称的"埋葬凯恩斯主义，埋葬福利主义"，同样的口号下有着左派和人权私有者不同的解读。共同之处是集中于对西方主流，也是目前天朝主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右派，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对。对于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来说，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目的即革命，是回复到马克思主义极左的计划经济年代。对于人权私有的自由主义来说是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权贵政治谷物法"。

正是由于公有制的权贵原则，是传统左右派所共同认同的，私有财产也是传统左右派所共同觊觎的；所以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不拒绝西方传统基督教所号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保留了对资本甚至货币的暧昧定义。即使是把资本的概念扩大到"生产资料"，在货币交换环境中也可以使用货币量化。已经购置的生产资料固然可以估量货币价值，也可以再回到生产资料市场（PMI），当然也可以再购置。

因此无论亚当斯密以降，如何定义资本，除非是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货币经济的前提，否则总是可以简化为货币问题。而货币与生产资料市场之间，存在着一个按供需价格变化的"兑换关系"。因此可以使用定性公式（亚当斯密的资本＝货币价值＋生产资料×市场货币价格）。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用国家权力分配（计划经济）代替了市场供需，公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生产资料×权力等级）。

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否定了货币经济和市场交换，因此不再适用于任何市场理论；相反使用中世纪贵族特权等级的charter类种姓形态，可以更精确地描述和预言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兴亡。而西方主流承继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及相关理论，就显而易见地忽视了不存在统一的货币单位的事实，指望金本位提供统一货币锚是不成立的，因此必须面对不同货币的兑换成本，否则货币本身将被透支而不复存在。

马克思主义全面敌视私有财产

西方经济社会学左右派序列沿革；
西方右派（基督教——>斯密——>马歇尔——凯恩斯主义——>西方现代主流）；
西方左派（基督教——>宪章运动——>费边社——>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毛主义）；
左派敌视私有财产，右派容忍私有财产；
左右派原则全部是公有制； 奥地利学派是私有制异端；

大量阅读了各门各派的代表性著作后，配合大历史观对人类社会进化路径，是"从公有制瓦解到私有制的过程"的先验认识，笔者大致理出了自亚当斯密以后，经马克思主义一直到今天的蒙代尔和张五常的主要学术流派的，有明显承传的基本立足点的变迁，和根据该立足点与私有制原则的距离而确定的"左右之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左的代表性，那么西方主流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所谓的右。

西方的左与右的理论基础和几乎所有概念，都来自于（亚当斯密＋李嘉图＋JS穆勒）三始祖。所不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是建立在批判三始祖中的私有化观点的基础上，而全盘接受并发挥了其中的政府主导的内容。西方的右派即所谓"西方经济学"，则在强调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容忍是有益的。注意右派与基督教一样是容忍，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原则。

因此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三始祖理论的承传，而在1870s左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同时代，引进了瓦尔拉斯均衡论为代表的数学学派。用纯属多余的数学手段诡辩，论证三始祖理论，偶尔会抖抖三始祖中的《道德情操论》，强调自已承传西方传统道德经济学（典型如庇古），就构成了今天西方经济学各门各派的基本纲领。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全面敌视私有财产，而称私有财产为万恶之源。

从私有制原则的角度，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左右派斗争中的吊诡。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派的攻击要点，是本不涉及权力斗争的私有财产，典型如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中权力最弱势者。而同时所谓右派也只是容忍私有财产，而强调权贵贵族的贡献，同时也强调权贵的道德要求，把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私有财产的负面和贵族富人道德的堕落。

尽管同源于亚当斯密，西方主流与三始祖的逻辑距离显然要近得多。因此可以把（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三始祖——>马歇尔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萨缪尔森科斯主义和新制度学派（包括张五常）），把这一长串西方主流视为社会经济学术领域的"右派学说"。可把（（三始祖 vs 宪章运动）——>费边社——>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毛主义）视为左派，可显其渐趋激进的轨迹。
ps1:马尔萨斯尽管是李嘉图的学术对手，但从理论系统看，应归属右派；
ps2:费边社的现代政治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常见于西方民主社会党。

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为代表三始祖理论产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并与全世界所有中世纪的传统文化的相通。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哲学手段批判三始祖理论而形成的"异端"，在斯大林毛主义时期引进了马歇尔主义的数学滥用于计划经济的话，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右派"政府主导，权贵为重"的左倾观念后形成的，完全立足于私有市场经济的新异端。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用词，尽管承自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却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论》）中，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强大威力。资本论中的资本，一会儿表示生产资料，一会儿表现金银，一会儿是指货币，一会儿又成了私有财产，一会儿又表示私营企业主，一会儿又说成是国家主义。总之卡尔马克思想向谁开炮，资本就变成谁！如此的资本概念，再用辩证法论之，当然是天下无敌的。

自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主义，到蒙代尔的欧元，再到今天所谓的"热钱，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板"之类，尽管不象卡尔马克思的自相矛盾那样强大，但也同样是一会儿指货币，一会儿指金银，一会儿指生产资料。当它指生产资料时，就完全不考虑与货币投资的供给变化。；当它指金银时又当成货币，当他们的资本当成货币时，又假定是金银，被作为世界统一法定货币，而完全不考虑兑换成本的限制。

大福利小自由实际上就是传统帝国公有制理想

社会保障的概念有歧议；国家保障只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社会保障＝（国家税后保障＋私有制自主保障）；
民主的人权自由，就是将个体福利自理的权力归还个体；
传统公有制是剥夺个体自理权力，层层集中直至成为中央集权；
左派"大福利小自由"实际上就是贤君的传统帝国公有制理想；

"国家，政府"只是社会中的一个接受国民监督的功能角色，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利益所在；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国民社会的核心的利益。所以依靠国民税收支付的"社会保障"，应准确称之为"国家保障"或"国民保障"；而广义的社会保障，则应包括如基督教等宗教社团，（知名的如伊斯兰教的红新月会），以及私人慈善机构和个人的布施。

原则上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大者是宗法家族组织（如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小者是一个个的大小亲缘家庭；所谓社会保障或国家保障，都是在这些家庭和家族以外，对不能得荫于家庭家族的危亡者的救助；而不会干涉出于慈善目的的家庭－家族内的自济；相反会多方鼓励。这种家庭－家族单位的自治，大大减少了中世纪类传统封建帝国的政治成本；是中世纪国家政权真正的政治基础。

社会保障是由包括国家保障、社区保障、家族－家庭保障在内的多层次体系组成的；并且私有性质的社区－家族－家庭保障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国家保障；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所谓中央集权国家之强大，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这类国家既因为管理成本所限而无法扩张，又由于国土过大而无法实现细环节的保障，空耗社会成本。这类大国的结局都比较悲惨。

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拥有最大量的社会财产，并且聚敛具有某种强制性；而领主－奴仆的关系又被当时的公共体制固化，因此无论是来自教皇的钦旨，还是来自顶头贵族领主的救济，都应视同"国家保障"。显而易见，在中世纪这种接近于彻底的公有制里，类似今天的民间社团慈善组织，由于存在与教会争夺"善名"的关系，而在事实上被取缔了。类似的还有哈里发－苏丹这样的宗教国度。

相对而言，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这样的传统王朝国家历史之中，帝国政府的基本职责的确包括有国家保障，但"善"之名并没有被完全垄断，帝国政权的主要责任是治安和国防等保障；因此象佛教道教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在灾害行善、平时接受布施；并不会象欧洲基督教社会那样，因为可能动摇教会权威而被禁止。但中世纪世界各地的传统政权，一般都不会干涉家庭－家族内的自我保障性分配。

文艺复兴后西方自由经济社会如美国，尽管剥夺了基督教会普济天下的财富特权，但也不禁止基督教组织自行募捐，建立救世军共济会之类的组织。今天美国起到保底生存保障的"爱心商店"，就大部分有教会的背景，并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从业者也多半是缺胳膊少腿半脑残大多老得动不了弹，但还没有资格离退的公务员，（美国的公务员一多半是这种类型）。

因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实际上就是将个人保障的自由和权力，全部返还给公民个体；而仅仅通过共约的国家保障法案，对其中的孑遗拾漏；而完全不是一些中国特色的自由pie所想象的"北欧模式""大政府大福利小自由"，即剥夺个人的福利，经由公共税收渠道"均贫富"；即公有制体系或庇古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中世纪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

庇古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公有制，是建立在马恩"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假设上的，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福利潜力）剥夺到家庭家族；再集中到国家手中；最终却再也管不上国民个体所遭遇的困厄。象毛灾大跃进这样传统模式造成的社会灾害，虽然可以视为"管理失误"；但"人非圣贤，管理总会有失误"，如果不是公有制社会模式本身的缺陷，毛个人和政党的失误，是不会造成全民族浩劫的。

国家保障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国家不能垄断保障

国家保障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
国家保障"低水平，广覆盖"不排斥私人慈善；
"接受保障"与"提供保障的慈善者"角色不同；
道德要挟的"善心"意味着民粹极端的邪恶；
自我表率是善行；将自我表率用于对他人的要挟，即为邪道；

"社会保障"顾名思义，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国家保障并不是社会保障的全部。经由纳税人表决才能通过的国家保障，其保障水平不可能令人人满意；其保障成本之耗费，同样不会令人人满意。因此如果不是按照"低水平、（纳税人范筹内）覆盖"的原则，就根本不可能在民主表决渠道中达成一致。因此如果对国民保障水平不满意，无论是慈善人还是被保障人，都只能自食其力！

"接受保障"与"提供保障的慈善者"显然是两者不同的角色。国民表决渠道看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有人付出代价，有人得到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差别。如果用任何手段和借口强求之，就必然造成暴力剥夺一部分人，利好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因为侵犯了个体选择效用而必然低效。这还是假设在清廉政治条件下的才能达到的"低效中的最高效率"，经济学说明公值寻租下完全清廉是不可能的。

对于殷切于提供保障的好心人士，（一般都是宗教类的），如果嫌公共表决的慈善水平过低，可以自我表率，自已多捐点钱，捐的比例也大一点；并且管好自已的慈善的钱，慈善效益上不致于是掏钱养懒人，只是为了自已上天堂有张单程票……；而不能指责他人"为富不仁"。人家的富是私有财产，是人家的人权；人家没捐少捐是人家的考虑；强迫人家捐钱就是侵犯人权；——>最缺德的行为！

因此好心人士捐钱是做好事，但如果捐钱的目的是为了侵犯人权，就是做强盗。所以该指责的不是少捐的"王十"，而是那些道德挟持的的道德明星卫道士。这些卫道士如果信仰的是公有制的专制政权，可以指责"为富不仁"者没有按卫道士理解的方式放弃自已的私有财产；但如果这些人自以为信仰的是民主，人权；那就不能再指责人家私有财产内的任何选择。

如果自诩是好心的人士，对于国民保障水平不满意，自已可以做表率献出你的财产，不可以强求于人。在现代个体伦理中，称之为"每个人的道德都是个体性的，道德停留在私有的范围"；在传统文化中，则被称为"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基本修养。可见，许多口口声声天下苍生的传统道德明星们，即使是由传统道德的标准看，其品行也是卑污不堪。

但实际上表率的评估也是个体性的，希望用"个人表率实现对他人的道德挟持"，纯属白费心机。以比尔盖茨论，如果自诩捐的钱多；人家会跟他比捐的比例；盖茨捐的比例很高，人家跟他比"留下自用的钱有多少"——>盖茨留下两千万美元，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多，照此标准，盖茨最自私！所以王石的话是很实在的，"做善事要量力而为，不要管他人做多少，自已觉得合适就够了"。

本来公认的裸捐模范，用公开的透明标准，也可以变成最自私之一；仅仅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家捐献的水平，或者保留的私有财产是多少，人家会有人家的理由，而且不会因为你自以为捐得多，人家就需要向你说明。等义于，你捐钱捐得多，不等于你做了人家的国王，要人家向你负责。或者说"自我表率"的确是善行，但如果"自我表率"用于道德挟持的目的，就是邪恶的行为。

慷他人之慨可称卑鄙，慷他人之慨却是为了自已得到好处，只要能忽悠来脑残，却可以称之为"精明"。作为负担了成本的捐献者慈善家，仅仅因为自我表率用之不当，也会沦落为恶行，那么那些身为社会保障、公众慈善而得益的"弱者"，却一味指责他人对他这种弱者"缺乏爱心"，到底是何等猪狗心肠就不复多言了。举例说那些享受了国有特权体制的种种好处，却不知感恩不知福的毛左特权工人。
ps1:本文在一年前完成，当时巴菲特还没有发出五毛税呼吁；
ps2:药家鑫一案，如果说药的死刑，在传统习惯法的概念上属罪有应得，那么被害者张家向药家父母勒索20万"捐献给穷人教育"，就是一种明显的邪念，邪行。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反对货币经济

金元政治是对剥削阶级的革命；国民人权的解放！
滥用民主"用选票代替钞票"的《通往奴役之路》；
廷议代表型是专制的初级班；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是专制的中级班；
人道主义的君权神授是高级班；

社会保障的合理性和适用程度，以国民人权的民主表决为标准，而不允许以任何其他"道德，公德，伦理，信仰……"为依据。在此基础上，社会保障多少更适宜，才真正成为学术性的问题。当哈耶克质疑凯恩斯主义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到底是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是实际构成了《通往奴役之路》时，是学术性的质疑；而凯恩斯主义者缪尔代尔称哈耶克是反动分子时，就是意识形态的攻击。

在人权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与政治学，在原理上是完全等同的。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可以看作一个政客，他们要向每一个消费者讨好，供应最适合消费者的产品，才能得到消费者提供的"经济选票"，也就是每一元的购买钞票。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每一元，就是对最适宜产品的投票。正是在这种生产者－消费者的双向的自愿自主自负盈亏的交换中，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就一元一元地建立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将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一对一自主交换上的个体合作机制（俗称民主），称之为"金元政治"，大意是正确的；——>完全自由选择的"金元政治"，难道不是对公有制特权政治体制的伟大进步吗？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反对货币经济，将私有财富称之为"肮脏"；因为特权者的特权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奴役上的。金元政治正是对这些剥削者的革命！是国民人权的解放！

凯恩斯主义和市场监管的副作用，就是因为钞票的滥发，损害了消费者作为购买者"投票"的天赋权力。所谓市场不理性，消费者不能保护自已，逻辑上等于说"选民不理性，选民不能选出最合适的法案，选民不能审察最合适的政治家"；当一些对政府万能的信仰，心理上不能断奶，对于自由的市场没有充分的信心的卫道士，"政府为什么不监管"，如果还自以为"为民主而奋斗"，有点虚伪得可笑！

正是由于"私有财产在市场的自主消费"，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因此通往奴役之路的传统文化，还可以用另一种貌似民主的形式，转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却能被称之为"民主的妥协"。举个例子说，市场消费者本来就可以用钞票的购买，实现对乳业产品不同标准的选择——>优胜劣汰！但有良心的奸商愚民们，却希望用"选票—>税收消耗—>监管"制定的"国家标准"代替消费者市场权益！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每一个公民原则上都拥有一张不会贬值的钞票，那就是自已手中的选票。但正如钞票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滥发货币贬值，公民的选票也同样可以因为在皇权专制政体中，就根本上剥夺了公民对公共政策的选择权，或者东方点的说法，"被更理性的，更完美的，代表了更多弱者利益的精英代表了"。这种专制剥夺公民对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产品）的选择权，其实是比较粗鲁而低效。

实现专制更高效的办法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把不属于公共表决范围的个体利益放到公共台面上，变成人数多的一方必然赢的"赌注"，——>如果这叫民主的话，那还不如直接选择战争；假如不可以实现独立的话！但最高效的方式，却是人道主义。用"无数的不知名的不会露面的弱者的名义"，常常称之为"人民"；专制者得以"替天行道，向弱者（人民）倾斜"，这就是君权神授的最高境界。

政治层面上的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就相当于市场经济层面上的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由此融为一体。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产品中的选项，如果服从于国民主权的表决，那么就是公众"钞票"采购的内容，贵了就少买点，便宜就多买点。但如果是基于人道主义，就等同于独裁者收买牛二的多数人暴政，"买牛二，劫中产，保独裁"。

乌有毛左的文革逆流

费边社会主义，哈耶克批评的"通往奴役之路"；
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和平手段，非暴力"；
富有中国特色的洋葱头革命分子；
洋葱头革命折腾，掩护了乌有毛左的文革逆流；

有闲心欣赏乌有乡前任乡长张从良先生大作的朋友，（现任乡长似是孔庆东，竞争者司马南），都会发现张从良同志的革命性，至少不亚于任何洋葱头。如果考虑一下张从良这些文革革命分子的职业福利背景，再观察一下近十年来，随着国进民退的步伐而渐渐升温的马克思主义粉丝热，就会发现两者是相关的。假如不是洋葱头革命运动制造的噪音，掩护了这些国有粉丝的革命声浪，文革逆流就昭然若揭。

从利益角度看，当然不可能是让国进民退的特权，挤得哀鸿遍野的民间老百姓忽然信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吃着国有特权的大大小小的特权贵族，更热爱让他们旱涝保收，骑在体制外老百姓的头上拉屎拉尿的公有制了。这些既得特权的革命粉丝，把体制外民众指责为"既得利益者"，反私有财产是最起劲的，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偏偏是洋葱头革命分子，发挥着林语堂动物的智慧，也跟着国有粉丝闹革命。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全部公有制信仰，贯彻了暴力手段重新建构中世纪等级社的基督教公平理想。不过所谓暴力建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而是基督教早期铲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传统。只不过经过文艺复兴的文明洗礼以后，基督教原始的暴虐色彩渐渐祛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政治主导的渐进手段，为回归中世纪奋斗不息，这就是1860s开始活跃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的"费边"，取自罗马独裁官昆图斯.费边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对付汉尼拨的战术。意即放弃暴力革命，向反谷物法联盟学习（反谷物法也是援用费边战略），跟"暂时已经获胜的资产阶级，继续作永恒的口水战争"，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日后的马歇尔主义融进了费边主义的一些要素如"看得见的手"，而最终在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中，集通往奴役之路的大成。

但是基督教渐渐退去暴虐色彩，费边社会主义放弃暴力革命，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基督教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接受其暴力革命。费边社会主义者（西方文人主流）也不承认自已是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害怕宣扬暴力遭到的镇压！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暴力手段是错的。这就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西方通往奴役之路"。

拜上帝教的洋葱头之富有中国特色，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声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基督教文化优越性的的代表是Max Webber），甚至用基督教文化僭代个体价值观而称为基督教为"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能指责马克思主义暴虐历史，再一方面却如假包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他们象马克思主义般指责市场经济，一天到晚鼓吹革命，指望启蒙不信基督教的中国愚民信了神搞民主。

至于还没有接触拜上帝教的小农分子洋葱头，他们同样不了解西方民主的ABC，只不过是把毛主席告诉他们的大同天堂世界，换了一张"自由民主"的标签，小农分子洋葱头就一边骂着毛主席，一边追随着毛主席的革命道路闹革命。这些洋葱头革命运动，无疑是乌有之乡张从良之流攻击私有制改革，卫道国有特权的良好掩护。至少在革命取向反政府，和反私有制原则上，土左洋右革命分子有共同语言。

相比乌有之乡的马克思主义国有粉丝，洋葱头革命运动更显得无厘头。国有粉丝闹革命，说什么也算得上是护持国有特权肥水横流的Charter，考虑到国有既得利益集团毕竟是名符其实的一小撮剥削阶级，不得不摆出一副混水摸鱼闹革命的牛二姿态，一边按兵不动扯哲学，最好扯上十万八千年。洋葱头革命分子就以为找到了同盟军，自告奋勇冲锋陷阵，让《资本论》的国有粉丝坐收渔人之利。

马克思主义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传统

拜上帝教的洋葱头和基督教文化的保守主义；
马克思主义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传统；
西方民主不依赖民主素质，依赖"唯利是图的人权"；
（里根撒切尔革命＋哈耶克＋保罗二世教皇）的（新）保守主义；

所谓洋葱头型革命分子，就是自由民主装备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头脑；外表看着是白的（右），骨子里提红的（马克思主义），气味辛辣（革命气质），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偏偏熏得有点看好他们的人泪水直流，宰了不是留着也不是。但这些放生时气味浓烈的洋葱头，只要稍稍一加热，就会味道全消，你加什么味就变什么味，原来的革命辛辣不知跑那去了！89青年孔庆东老师就是老一辈洋葱头。

洋葱头是崇拜西方的，但却不知西方社会为何物。他们所接受的来自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基督教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进步"的教育。这样就令这些人西方左派对中世纪怀旧的错误的公有制理想，（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极端的之一），去反对已经脱离极端状态的东方帝国的公有制体制！这样就把洋葱头和乌有之乡的王八蛋，统统炒成一锅革命大杂烩。除了土产小农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洋葱头是拜上帝教。

马克思主义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传统，笔者开始时以为是自已的伟大发现。但随着对笔者本来瞧不起的西方现代社会历史学者的著作阅读的进一步广泛，发现该观点早就是西方人文学者的主流认识，不但包括了如布罗代尔，汤因比，斯本格勒，韦伯这些一般被称为"右"的主流学者，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该观点。只有在缺乏或拒绝了基督教传统，又要马克思那套，马克思才不得不被神化为先知！

这样的认识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只有将马克思这位人类神化成不世出的先知，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土壤；也只有将马克思本人象希特勒那样妖魔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祸害，归咎于马克思本人的创造性思维。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把社会的动乱归咎于某位异端不遵从教会指导的圣经训示，似乎就把其他人开释了。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的思想，禁锢在圣经的神圣字句之中。
ps1:有马克思主义粉丝质问"你们看过原版〈资本论〉吗？"，其实就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宗教信仰中的圣经，如可兰经；
ps2:资本论的原版是德文，笔者相信没有一个国产马克思主义粉丝看过；虽然从个人主义角度，只有傻逼才会德文原版。

马克思主义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很容易理解西方社会现代的左倾，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分子，都对中世纪欧洲的等级社会恭维有加！那是他们真正的共同的"爸爸"！只不过西方没有东方现行的公有制，西方人的关系学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收起伪君子道德，在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里平等竞争罢了。从暴力建构公有制的虔诚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以自诩比今天的基督教更符合传统。

西方民主能够维持下来，不是因为西方人的基督教文化"民主素质好"，更不是西方人的民主素质高，而是西方自中世纪的自治共同体开始，经文艺复兴后的资本主义，以北美殖民地时期建立了完全脱离中央精神控制的个体经济社会，到今天整个欧美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私有既得利益者。牛二"你的是我的"碰上了更广泛的"我的只能是我的"，棋逢对手！唯利是图的小百姓还占了上风，民主水到渠成！

西方人的民主素质也不比中国人高到那里去，照样是仁义道德满口挂。无非就是引用的不是东方子曰诗云而是圣经词句；照样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仍然是我的"的小农意识。但不幸的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取经人，上一代到西方取回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代不少对马克思主义幻灭的的人，一边骂中国人没信仰，一边取回了基督教的小农意识。这就是拜上帝教，也是崇拜西方传统文化的洋葱头。

认识到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文化与东方国学一样愚昧，并非否定基督教文化中的人士没有个人主义；正如东方文化也有个人主义者一样。现代资本主义毕竟是从西方开始发展起来，只是说明"愚民总是大多数"，即使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之中，也没有特例。过去把基督教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叛逆者称为"文艺复兴"。目前一般把（里根撒切尔革命＋哈耶克＋保罗二世教皇）的新流派，称为"（新）保守主义"。

乌有之乡的确是文革小人

公有制的文化，不能理解私有制的语言；
举着白旗发动进攻的"东方国学"；
最卑鄙的不是乌有之乡的真小人；

公有制传统文化下的教育，让很多国人难以理解个体民主社会中"复杂多变的概念"，如Concur/Agree/StandBy/Support/BackUp/Approval……，这些民主社会中彼此沟通表示有明显区别的行为动词，在汉语中很难一一作精确的转译，一般都译作同义的"支持，同意"。很形象地表示了公有制传统下的汉语，对于个体主义之间协调沟通的基本模式，处于多么贫乏的无知状态。

在这种公有制文化下的传统文人，总是混淆了反对派和对抗派；总是把民主视同革命，把革命视同进步，把进步视同团结，把团结视同公平，把公平视同平均，把平均视同平等，把平等视同自由，把自由视同革命……！那么把妥协视同投降，把协商视同欺骗，把拒绝视同敌意，把诚信视同道德，把法治视同政府权威，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等文化熏陶下，民主成了革命，革命成了折腾，也毫无奇怪。

与此同时在西方文化背景（和接受了个人主义的东方人）看来，公有制传统"统一思想"的幌子下，笑里藏刀的团结群众中的机诈权谋，这些东方国学，既令人迷惑又令人鄙视。举例说西方对于"战术性诈降"是极其反感的。条约是可以撕毁的，但是用"投降"作为武器，举着白旗发动进攻，这种看似"缺德"的行为，意味将完全丧失缔结和约的资格。对这种敌人如果不能征服后严惩，就要彻底消灭。

但东方文化就认为"对阶级敌人（类似如蛮夷之防）兵不厌诈"，举着白旗发动进攻被视为出色的计谋，如三国中的黄盖诈降。文人墨客以成败论英雄，反正道德的标准是王朝最高正义。这样就把劣势中的军人，推到了不能因败而降的死境，任何降者战俘都是叛徒；而爱国文人自已就从来不会身犯险境。这样文化既导致东方战争中远比西方残酷的杀降行为，同时也在现代战争中削减了东方战俘的待遇。

类似于"举着白旗发动进攻"，"我是你们一伙的"时的敌对言行。类似行径在公有制社会中的"个人言论"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象冒充哈耶克权威指责个人主义，冒充右派指责不革命，冒充民主指责利益，冒充人权指责别人"没有信仰"，泼妇状的破口大骂指责声称他是你的权威（比方说导师，父亲之类），攻击个人利益的同时指责他人"缺乏诚信"。这些都是人际交往中最卑污"诈降"手段。

即使在微博或者稍显热闹的博客留言中，这种东方传统特色的"言不厌假""机不厌诈"，最大量出现的并不是铁杆样的乌有毛左，而是出现在特色民主派的慷慨激昂之中，或者是乌有毛左装扮成的"右派粉丝"。但是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要说互联网上不可能真正考究发言者的背景，就算真的面对面，你也不可能真正读心，此人是真的左还是假的右，也就只能一语概括：这种人最卑鄙！！

在个人主义的角度，这种最卑鄙的人，他们的话是最信不过的，他们的承诺是没有价值的，与他们定的契约的毁约风险将是无限高！这就意味着对这种人是不可能平等对待的，如果不是征服他们，就是被他们征服；在政治学上又常常被这些人称为"镇压"。在现实行政中，这种传统人士自以为正义的"机不厌诈"，常被歌颂为"打黑"。而从法治角度上，打黑本身就已经是"非法无正义"！

我们常说乌有之乡是极左是没错的。乌有之乡辈起码堂堂正正声明，他们信仰的就是极左。乌有之乡的确是文革小人，但起码是真小人。那些一面声称自已支持民主，一面攻击个人主义，用乌有之乡状的斗争方式做着乌有之乡同样的事时；他们的危险性比乌有之乡更大，还是更小？笔者感觉到，今天社会对乌有之乡是警惕的，但对于这些"伪民主派"的"通往乌有乡之路"，还缺乏足够的警惕。

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符合普世的个体价值观

否决叙利亚决议，符合普世的个体价值观；
中国宁愿仿美孤立主义，也不应替美英法数钱；
利比亚战争模式，可以颠覆任何稍微开放的中小国家；
利比亚战争模式完全可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

中国在联合国的叙利亚决议上，投出了勇敢的否决票！令人击掌赞叹！笔者认为外交部有关声明，完全符合人权个体的普世价值观，相反，自利比亚战争开始，践踏着美式民主原则的，是美英法自已！不必理彩他们动不动用"利比亚人民"自居，如果他们真的是为利比亚人民着想，就应该让卡塔尔这些阿盟激进国家（瓦哈比教派），停止向叙利亚输出战争。叙利亚已经答应大选了，还想怎么样？

中国在叙利亚的确没有直接战略利益，所以也就不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偏袒。但中国在联合国原则上有切身利益。美英法完全可以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战争，中国绝不会向叙利亚派出一兵一卒，但是别指望再用联合国的名义！从北约单方面解释对利比亚决议那一天起，至少在同类问题上，联合国已经死了！在联合国能够复活以前，一个被驾空的联合国，与一个死了的联合国，对中国完全没有区别。

中国首先要对自已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叙利亚负责。尽管中国的确认为，阻止美英法用联合国的名义，再次挑起叙利亚的内战，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美英法在利比亚战争上蹂躏了国际原则，就要付出蹂躏的代价！美英法可以付出政治代价，让联合国复活，也可以象伊拉克战争那样，抛开联合国，让美英法自已的国家信用，对叙利亚战争负责。"再也没有决议了，再也没有了！"，普京说得很正确！

不要说俄罗斯仍然和中国在一起，就算俄罗斯也投了赞成票，中国如果没有得到政治对价，照样把否决票投到底！宁愿联合国彻底死掉，也不在联合国里当一个被挟持的傻冒。这就是当年美国让国际联盟死掉，让英法自已去玩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这就是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如果说中国很少真正做过什么符合个体的普世价值观的决策的话，那么对叙利亚的否决票，毫无疑问是符合个体价值观的。

个体价值观在个人与国际上有逻辑的一致性。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问题，中国和美英法彼此的政策以个体价值观而言，都有自相矛盾之处。美国在国内除了巴菲特税这类少数行为，基本能持个体价值观；但在国际问题上，就常常采用人道主义（违背个体价值观）作为基本原则。而中国自已是世界罕有的没有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的国家，而且是唯一的大国！！在国际上反对人道主义原则，就显得自相矛盾。

美英法利用阿盟这个中介干预颠覆中小国家政权，其手法酷似印度独立后对土邦的兼并。印度战争时期组织的内务部人员，装扮成平民在各土邦中制造冲突事端，随后印度联邦（与土邦同级）就借口继承了英帝国的法统，借口土邦治理不端，强行兼并土邦治权，给土邦主一笔年金了事。在兼并迈索尔和海德拉巴（土邦主是穆斯林，民众是印度教）和克什米尔的双重标准霸权执行，就导致日后的印巴战争。

使用这种挑起事端后，用人道主义的理由强行介入，理论让可以让强权一方颠覆任何不执行斯大林主义的弱国的政权！导致全世界围绕超级强权的再殖民地化，因为所有弱国的政权全部由强国挑选，并由其代理人买办执政。这就是罗马征服犹太，英国征服印度，并统治三百年的办法。其强行介入的赤裸裸，甚至比英国强行进入缅甸水域后，借口缅甸要塞向英舰开炮而征服缅甸一样，更为赤裸裸。

美英法的利比亚战争政策，客观效果就是强制小国弱国执行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不会有什么"民众示威"之类的玩意，也就不会有让美英法借口的"镇压民众"。这类殖民主义性质的颠覆，暂时不见得会轮到东方恐龙的身上，但如果中小国家都给"杀利给叙看，杀叙给伊看，杀伊给sb看"，那么当针对中国的绞索收紧时，恐怕真的四面楚歌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话，难道真符合一些人利益吗？

食品安全不必歇斯底里，造假也需要成本

食品安全不必歇斯底里，造假也需要成本；
毒死你是需要花钱的；"假西瓜""假鸡蛋""假酒"

笔者近日关注着"广东发现假鸡蛋"的新闻报道，并非因为什么大事。笔者根本不信这些鸡蛋会吃死人，而是从报道看不象是虚构的，（此前报道假蛋黄，笔者懒得核实，认为是虚构的），但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常识。因为造假的目的，通常不是为了害人，而是为了赚钱。如果造假不能赚钱的话，是不会出现造假的，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造假。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造假也是有成本的，这是常识。

尽管笔者的理工专业并不擅长化工，（方舟子擅长化工），但笔者的经验告诉自已，要制造出经得起食客筷指舌头的检验，外观又完美无缺的"假鸡蛋"，不要说不容易做到，就算做到了，艺术成本必定极高。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品卖到艺术品市场，恐怕远比卖到农贸市场赚钱得多！记者为了渲染"奸商暴利"，特别说"0.6元进货价，席间卖1.5元一个"。此言简直就等于说鸡蛋是真的，商家太微利了。

因为要把如此高成本的假鸡蛋造到0.6元，必定是需要大规模生产，投资风险是非常高的，要瞒过几百万食客，根本不可能！饮食商家连店租加厨师连上跑堂，还要算上七税八税再加上给官老爷勒索的小费，才收你0.9元毛利。不妨各位自已回家看看自已买菜煮饭，要不要付出这个成本？（每家一顿饭要多少钱，相信人人可以算算）。记者渲染如此微利为"奸商"，不是良心坏了，就是素质太低了。

类似的逻辑还有如夏季盛传卖西瓜的打红墨水。笔者倒是不否认，精心染红西瓜不是不可能，但要在西瓜更快的腐烂周期内完成此等工艺，仅仅增加10-20%的售价，是极大的工艺投入，同时是极大的投资风险（更快腐烂）。当田里西瓜只卖几分钱一斤时，有这份坏心肠的投资，不如到地里多收购一点；或者多喷点催熟剂更实际。这类缺乏经济常识的竭斯底里，折腾了自已，也折腾了别人。

同理笔者成千升买便宜的桶装葡萄酒时，从来不担心是假的。如果让监管成本整贵了，笔者倒要防范了，因为有了造假的溢价空间。当全世界的葡萄园的酒能卖不出时，投资造假，倒不如多收购点真的葡萄酒更便宜。何况葡萄酒喝多了，早就知道味道ABC，真要便宜的同时，假到笔者分不出，工艺难度极高，必定是极贵的。ps:散装白酒用工业酒精可以作假，味道极辛辣，试时切记勿咽，有毒！

这样简单的逻辑就受阻于假鸡蛋的新闻，"蛋黄弹起来"，似乎不是假的。这样就与笔者的常识完全冲突起来。因此当笔者听到检测结果是真实时，马上采信这一结果，也算得上是"选择性采纳"。尽管蛋黄坚挺得可以蹦跳，依然令笔者难以理解，（自已没见过），但至少验证了笔者经济学常识所判断的真与假。也从一个间接的角度说明，当农产品生产过剩，过分担心食品安全，是没必要的。

革命的误区“谁才是大多数”？

革命的误区，"谁才是大多数"？
绝大部分民众忙于生计，非切身利益不关心；
巴菲特代表自已，盖茨观点可能代表大多数；
革命活跃分子无论左右，都是"代表大多数"的一小撮；

在马克思主义这类理性主义者描绘的私有制社会里，绝大部分民众是被压迫剥削的，一小撮不知在那里的资本家统治者大多数人，即统治者；希特勒则把马克思先生的种族替代进去；变成一小撮不知在那里的犹太人统治着大多数人。听说乌有之乡很有良心的何新和司马南等人，就把希特勒的牙慧拾了去，骂完犹太人骂共济会！——>有眼光！

在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的新社会，即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里，自然是大多数人剥身做主人。只不过这些主人全要党和领袖的吩付，随时贡献一切不要随时准备着没命！至于党和领袖是怎么当上去的，跟新的主人们是没有关系的。这类社会的模型，永远都是一小撮觉醒的带路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领导着同样是一小撮的统治者的解放斗争，挡道的就是反革命，不听话的就是叛徒。

与理性主义者对社会的理解不同，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是沉默的，与未并切身的利益争执一般是不关心的，不会对政治争端吭声的，对意识形态更是抵制的，——>这其实是一种很理性的行为。有此"愚昧"，民主必定可成。特别是私有财产者，一天到晚忙着赚钱找吃的，如果不是特别有兴趣，谁耐烦一天到晚上微博当粉丝呢？又有多少有正经工作的，会天天加班"占领华尔街"？

真正活跃的只是少数人，即无产者和相对于其政治野心而言仍属无产者的革命文人（米塞斯称他们是"进步分子"）。这样就构筑了美国和东方帝国社会现象：当大多数人忙于生计而暂时沉默于政治的时侯，一小部分牛二革命分子，激烈地攻击所谓的统治者僭取道德制高点后，而在实际上把革命掠夺的暴力，最终转向忙于生计的沉默大众，而遭到沉默大众中的少数觉醒者的抵制，这就是"不革命"。

巴菲特号召巴菲特税，无论是响应占领华尔街的暴徒，还是占领华尔街的暴徒被巴菲特的号召激起了高潮；曾经崇拜过巴菲特的比尔.盖茨，非常委婉地批评巴菲特："巴菲特从股票盈利中缴的税可能是不多的，但我不认为富人的税收是轻的，我也不认为富人会象占领华尔街的那些人一样上街游行，即使他们感到不公平的话"。用个人主义的话来说，盖茨也是一个不会跳出来反对的"愚民"。

盖茨的话已经指出一个政治现实，那就是私有产权者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对抗博弈是不对等的。实际上美国的中产者一直在坚持示威，无论是人数、规模、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占领华尔街的流氓无产者，那就是茶党。但也正因为他们是要上班工作找饭吃的，这些数量更多的，对美国税收贡献要大得多的中产者的流行，只能零星地在周末假日里，用和平得多的手段进行。那么试问，谁才是大多数？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乌有之乡在网络上好象声势浩大，但是起诉茅于轼袁腾飞签名活动露出了他们的底，连糊涂带清醒的乌有毛左，把他们儿孙的签名都算上，不超过20万！真正活跃的只有几千人！平均年龄至少50岁！几千条快老死的铁杆文革毛左造反派！在网络上声量撑得大大的，就能够自称成为"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大多数"！那么试问，谁才是大多数？

同样地今天很多自称右派的革命分子，也同样是把声音撑得大大的，围攻韩寒"不革命"的革命行为，到方舟子手上变得不择手段；他们不也是象乌有之乡那样，象占领华尔街的流氓无产者一样，自以为代表了中国的大多数？说这些人同情乌有之乡，右派可能会否认；但是连同乌有之乡的革命分子，绝大部分都同情美国的流氓无产者，甚至根本不知茶党的存在。回溯一下他们言论，看不看不是事实？

所谓革命就是煽动暴民运动 真实的夺权逻辑

"无厘头主义"的革命信仰和真实的夺权逻辑；
预设公有制前提的"决不妥协＝革命到底"；
所谓革命就是煽动暴民运动，趁火打劫的政治夺权；

当革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侯，可以称之为"无厘头主义"。革命分子可以暴力打杀韩寒这类"反革命"的方式，确保黑社会组织形态的革命队伍保持着不准动脑筋（质疑革命）的精诚团结。其艺术高潮无论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无赖阶级无厘头大革命；——>谁不做脑残就革谁的命！否则革命分子（包括领袖）很难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不能向革命的潜在的追随者说明："革命的个体利益在那里"。

只有当革命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主义时，才能免谈"为什么要革命？"。马克思主义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用洋右提供的进口信仰，把历来中国小农暴民运动，寄望于皇帝开天眼的"替天行道"的燥动的土著信念，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无厘头主义。直到皇帝一定是替小农平均主义愿望"开天眼"的那位农民皇帝。毛主席行径酷似朱元璋，毛帝之酷似明朝地狱，明粉几乎统统兼职毛粉，大概正由于此。

只有为了革命而革命成为信仰时，才能把"决不妥协（即不谈利益），革命到底"，居然成为毛帝国和明朝文官集团，处理具体社会实务时的共同美德。把袁崇焕打成汉奸和把刘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逻辑，大约是相同的。说这两人渎职，或曰皇帝有杀任何人的特权，大概还可以各持已见争论争论，但以叛逆之罪杀这两人，实在是无厘头的。当其时对于皇帝的愚忠，很难有其他人比得上这两位了。

"决不妥协"那就只好"革命到底"喽！否则很难回答，当革命是可控时为什么还要革命？（一位博友的话）。因为革命可控时，就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利益衡量，完全可以按具体革命的诉求利益商谈妥协方案，而不必革命，至多也只是有限的革命。而当革命根本是不可控时，为什么还要革命 ，还要不顾一切后果地煽动革命？自已想死那算是自杀；要扯上无数无辜者一起死，算那门子的高尚正义？！

这个逻辑悖论在利益沟通上的话，就是如果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如谷物法），完全可以就达到目标而诉求，衡量对方抗拒的潜力而制定预期平衡点和相应的行动方案，武力只是其中可选的手段；而不是被信仰的方针。因此在利益前提是不存在革命的。而当革命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时侯，为什么要革命？此时马克思主义提供标准答案：阶级敌人拒不妥协！还是不妥协！更把责任预先推到被革之命的身上！

在私有制利益原则下完全是无厘头的革命运动，在公有制前提下就显得逻辑一致了。因为公有制社会是金字塔型的，掌握金字塔特权的只能是一小撮（甚至只能是一个人），不是我坐上去就是别人坐上去，不可能大家伙儿都平等地挤上金字塔。所以"不能妥协的革命"，实际意思就是"我（或我们这秕人）不当上皇帝，绝不罢休"。一个人这样想那叫疯子；许多人都这样认为，那叫传染性精神病！

这种革命的信仰的根本目标是针对当朝政府的，因为公有制的建构就是从上而下的！当朝圣上是好家伙还是坏东西那是全无关系！反正那上面的宝座坐的不是我（们）！至于当皇帝是抄国产的家伙（毛主席，孔儒国学），还是进口组装（如马恩列宁主义），或者原装进口（比如说基督教），或者发誓"当上皇帝后俺一定搞民主，重新建构整个社会"。手段都是为了当上皇帝而具体分析的革命问题。而已！

预设公有制前提的革命，尽管权力野心疯狂得失去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但毕竟符合权力斗争的厚黑逻辑。了解了中国漫长的公有制皇朝历史，和从中孽生的公有制传统的国学文化，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现代的国人，也象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宗教战争时代的西方人那样，竟然那么疯狂！那么嗜血！并不是什么东西方民族或者文化的劣根性，而是公有制的劣根性，需要从上而下的夺权！保权！革命！镇压！

不要将社会保障意识形态化

物极必反！不要将社会保障意识形态化；
能够减税，就不要再追求增加福利；
税收用于社会保障，效果不及个体的自主保障；

如果了解到中国工薪的实际税负水平早就超过了所谓的北欧国家，（其他税收都不算了），而实际福利所得几乎可以忽略，不知还有什么人对所谓的"北欧模式"抱有期望？仍然顽固鼓吹所谓的北欧模式的，又能是什么人呢？试问如果不切实减税，不在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体制改革上迈出真正的步伐，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会不会比19世纪末的墨西哥经济奇迹更持久？——>墨西哥随后爆发了30年内战！

不要将社会保障意识形态化！反映出一个不难理解的客观事实，那就是社会保障不是越高越好的。物极必反！社会保障是用税收堆砌成的，而税收却不一定成其为社会保障；税收成为社会保障，其总体效益也要低于个体的自主保障（个人储蓄）；当社会保障达到100%时，就是奴隶制社会；尽管也可以美称为"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

如何判定社会保障的高低适宜水平，在国民主权政体中，取决于每一位选民的选票——>民主社会中，这是最不会贬值的"货币"。而在经济学之中，则将社会保障按"社会动乱危机"的成本管理目的，确定为"低水平，广覆盖，落实到自然人的生存"，并且不能干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即所谓"三个原则，一个义务"。正是围绕着社会能够承担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水平上，不致于侵犯了大多数人的人权。

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都离不开"均贫富，人人（财产）平等"这类人道主义的依据，但是人权本身就是供应人道主义（社会的成本）的财富来源，侵犯了人权，最终必定断送了人道主义本身。这同样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等效表述。社会保障的依据，是危机管理；危机对于社会也是一种成本，危机管理（象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避免危机（不可能做到），而是要用管理压缩危机损失，挤出社会效益。

今天中国完善社会保障的思路，如果是走进庇古福利经济学的误区，有可能走入美英六十年代的福利陷阱，即今天所谓的北欧模式或庇古所谓的"福利经济学"，或者是老一套的马克思主义；（此几者其实是一个魔鬼的几个嘴脸）。从经济学原理上看，消费是拉动社会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强迫消费就等同于抢劫。抢劫是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的。而福利经济学的所谓"福利"，实际上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抢劫。

由于专用于国企行政垄断的财政支出，是对社会经济的双重效应的浪费；相比之下，这些"收税用于垄断"的钱，还不如让贪官腐败了去，对社会的危害还小一点！可以说，贪污腐败削弱了公有制垄断，是贪官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甚至功大于罪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钱如果用于国民福利，（顺道让国企垄断死掉），对于国民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却不等于说"加税用于福利就是对的"。

如果国企的垄断不可取消，则所谓高福利，不加税是拿不出现钱的；加税是则经济是会崩溃的，仍然是拿不出现钱的。反之，如果能够接受消除国企垄断的特权，关掉亏损不能维持，又不能出让产权的国企；那么庞大的政府几十个"国民经济管理部委"，是针对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如果连他们要"管理"的国企都消失了，各行业的管制任务都消失了，似乎也没有理由再留几千万公务员吃闲饭。

但如果"高福利"成为一种追求，那么这几千万公务员又会找到新的革命任务，为了弥补福利社会造成的供应短缺，原来取缔的计划经济各门各部，又会重新发现为人民币服务的必要性，枯枝长出新嫩芽；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会终点又回到起点。付出了重大代价，一度接近成功的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因为追求北欧模式，而重新陷入大政府大福利的停滞之中。前车可鉴，对福利社会论，犹须警惕！

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威胁是现实的；公有制将加速中国沦亡

中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威胁是现实性的；
美国征服全世界，不会比英国征服印度更困难；
美国不征服全世界，目前是经济上的原因；
中央集权不能逃脱被征服的命运，只有私有制改革才能自救；

无论是从言论能罪人，或是从疯言疯语应治罪的角度而言，炸药大奖的刘微博先生，以其拜上帝教信仰支撑的糊涂虫革命宣传，让他在国营秦城大酒店里，接受十年八载的7*24小时全程免费服务，别说是罪有应得，实在可称得上是死有余辜。所谓中国当300年殖民地说，多半只是一句过激的比喻；但是过分崇拜西方，把西方（实际上是传统的基督教公有制伦理）作为民主的代表，就是明显的愚民虚拟正义。

当这些人把拜上帝教作为民主的启蒙时，同样是公有制信徒的乌有毛乡，何尝不是用"马恩毛主义"作为"民主的启蒙"？理性主义总是一丘之貉，并不会因为此信西的那信东的，就有根本性的不同；反正都不是好东西！当西方社会的确一点点地因为基督教公有制伦理（如凯恩斯主义福利陷阱）陷入了通向中世纪的奴役之路时，因西方成本转移的必要，中国再沦为300年殖民地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中国社会应该跳出中国所谓5000年的皇朝列国史，跳出秦灭六国的东方国际观，多了解一下西方从地中海世界到印度的社会史，最起码地了解到，中国沦为殖民地的途径，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大的可能性不是被秦灭的六国，而是被罗马统一、监护的地中海，或被英国政治统一的印度中的迈索尔海德拉巴这样的"独立王公"。欧美尽管陷于奴役之路，但目前欧美私有制方面制度优越性是无可否认的。

以美国今天的国际综合实力，要使用罗马帝国式的政治经济推进，最终把全世界统一在美国处于塔尖的世界秩序中，并不比罗马统一地中海更困难。中国无论怎么崛起，无论是否联合俄国，恐怕对美国的威胁，都比不上迦太基之于罗马。英国当年万里之遥征服整个印度的难度，无疑比美国今天征服整个地球，要困难得多！！——>但是英国做到了！有什么理由认为，美国不可能援用英国的方式统一全世界？

美国不尝试征服全世界，是经济上的理由，不是能力上的限制。今天全世界的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不会比英国征服前的印度，更少敌意。如果印度的王公愿意与当时已经明确宣布自由方针的英国合作，作为保住自已地位的手段，从而帮助英国政治征服了整个印度，那么美国用同样的方式贯彻在整个地球的政治控制权，断不会比英国控制印度更为困难。也必然可以得到众多专制小国的协助而不是反对。

如果美国用英国征服印度的方式，走上政治控制全世界的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土著大国，大概不至于象孟加拉那样被直接控制主权，（如果象蒋或孟加拉王公那样主动出击，也难说）。但充其量也就象迈索尔和海德拉巴的王公一样，在美国已经事实上控制全世界的政治主导权后，向华盛顿的代表着美国公民利益的国会大厦，表示来自东方的忠诚。（1862年迈索尔王公辛格，向维多利亚女王宣誓效忠）。

英国在主导印度政治后，并没有启蒙、解放土邦的内政，而只是兼并有战略意义的土邦，镇压土邦主们如梦方醒的所谓"民族大起义" 。土邦的民众仍然在土邦主的领导下，过着英国300年殖民地以前的生活方式，向英国输送利益，换取英国对其王公专制于土邦的"内政"的条约。民主的美国，到时也用专制的方式统治着厌恶土著主子的中国，这大概就是300年殖民地里的中国式大国的命运。

300年殖民地论忽悠之处，就在于殖民地总是由土著贵族集团，作为买办以出卖本土利益的方式完成的，一般不会将中印这些大国作为世界帝国的行省。但如果中国公有制足够发达，也可能象罗马的埃及行省一样成为奶牛。中国中央集权化的倒退，并不能改变国际的变迁，不能阻止美国真的变成帝国主义后的中国殖民地化，反而加快这一进程。因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贵族集团手中终于有国可卖了！

西方过渡到民主，但中国并不知道成功的核心是私有制

私有制前提下，革命没有任何逻辑合理性；
西方基本过渡到民主，但并不知道成功的核心是私有制；
西方对私有制不可侵犯的模糊，构筑着西方通往奴役之路；
迷信西方的愚民的同样的三部曲"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

除非执政者明确回护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否则革命断不可取的！但即使是执政者回护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如当前的金融垄断政策，所谓革命也必须针对当前最能废除的谷物法上，而不应对执政者上纲上线，——>是非公断让未来去评价，当前只考虑当前的谷物法。这也同样是天无二日！这就叫"有限的革命"。因此英国革命止于议会否定加税的权力，美国革命止于No votes no tax的北美独立于国王。

因此无论执政者作何政治姿态，私有制改革的诉求都集中在当前的谷物法。第一是因为无论是不是所谓革命，都肯定是从当前的谷物法入手，不可能直接飞入卡扎菲的宫廷"斩首"；其次为执政者可能的明智妥协，留下回旋的空间；最后是执政者很可能也在找挽救公有制帝国的出路。执政者为了当前的谷物法冒，整个帝国贵族层被夺命的风险是不至于的，even that 也将大大缩小必要时的顽抗面。

公有制帝国的改革者，并不是民主觉悟极大提高后，由上而下推动民主进程；而是由于公有制的中央集中体制，最能感受到帝国效益的低下，而为挽救公有制帝国而作的努力；这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假设的第一个错误。如果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称国家是一部分贵族统治另一部分公民的工具），那么面临革命危机时，改革者反而不需要再为公有制的低效益负责，改革进程因而中止。

实际上民主进程就是私有制进程，这一层关系是20世纪的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发现的。西方社会和相关哲学界，根本没有意识到私有制在民主进程中的意义，而仅仅泛信仰地称之为"自由"，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作为对民主进程参与者的承诺，其层次并没有明显超出1500年前安布罗斯的许诺。这样就导致西方对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常常曲解为"私有财产不可以直接侵犯"；典型如凯恩斯主义。

因此英美尽管实现了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但就学术界而言并没有完全清楚为什么会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因此才在80年代出现了里根革命。而对于欧洲而言（包括英国），并有意识到现代化是美国带动的资本主义，很多欧洲学者和欧洲的粉丝，仍然以为是由于欧洲传统的公有制美德，让欧洲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此即所谓欧洲中心论，或者说基督教沙文主义，以及英国对凯恩斯主义的迷恋。

对成功的民主进程机理的不了解，对基督教公有制传统的留恋（甚至自豪），让西方对于后进国家的忠告，总是停留在"选举"的表象，而保留着对资本主义的谴责；甚至保留着对公有制信仰如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这样西方对于东方传统社会的转型，起到的就是民粹冲击波的倍增器的作用；与"打差右灯向左拐＋坚守公有制的左翼战线"的传统革命分子们同流合污，放大的危机进一步中止了改革的进程。

由于没有意识到民主的本质是私有制，也就不可能意识到公有制帝国的传统是公有制，也就以为所谓的革命分子，是基于"民主，自由，无私"的信仰，会自然而然地要的是私有制，——>这恰恰是不可能的！相反由于以为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就会进一步以为，革命是针对统治者之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针对统治者不肯自愿放弃利益而顽抗之故，——>公有制预设前提已经昭然若揭！手段是立足暴力的！

但如果民主的本质就是私有制；那么现实就完全相反了。所谓的统治者恰恰是由于坚定的公有制信仰，会恋权不放；而所谓的革命者，也根本不是什么私有制的诉求，而是复辟公有制的传统的欲望，仅仅是履行着愚民三步曲的"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的又一次复辟传统。只不过他们的虚拟正义未必只能是文革毛主席，而换成"英美代表的民主"而已。既然是虚拟的正义，就不需要私有制了。

公有制的公平就是破产

私有制原则下户籍制度自然成立；
公有制的公平，就是公有制破产；
世界上所有不符合户籍制度（地方自治）都是预设公有制前提；
欧美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户籍福利成本，没有剥离政府信用；
选票可以提高福利水平，市场力量强制过高的福利水平破产；

北京发达的GDP，与平民百姓羞涩的收入，两者的差距就是体制内利益集团的庞大消耗。这样的消耗如果藏富于民间，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的消费。如此差距还是依靠中央经济体制，让全国人民对北京GDP的巨大补贴，其中的凯恩斯主义成份，还化作了全国民生物价的疯涨，——>同时伴随着生产过剩产品的PMI价格指数的持续下跌！仅此关系，就已经足以说明，社会任何问题根源，不在户籍制度上。

当公有制成了革命分子和既得Charter集团的预设前提时，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就消失了，革命分子只能归咎于"某些人的道德坏了"。可笑的是，既得charter特权集团也是反对户籍制度的，因为那样可以把体制内的成本，转移到无辜市民身上。结果呢？纳了税后的城市居民，仅仅是得到微不足道的本地税后福利，居然也被说成的"万恶的既得利益者"，马克思主义里所谓的"坏人阶级"了。

完全没有私有制观念的革命分子，民粹分子和公有特权既得Charter代言人，象某西部官员声称："如果东部大城市，不愿意放开户口，让西部农民工（无限制入户），国家就不要向东部投资了，只向西部投资"——>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民财都要收归国家税有，从国家从上而下的分配。否则国家从那里来的"投资本钱"？公有制的预设前提是非常明显的。

私有制原则下，自已要对自已负责，no service no tax！no votes no tax！no votes fo　service　for me, not tax！纳税是为了获得公共服务！所以西部官员可以说，"不让农民工在东部入户，西部就不纳税"——>没问题！但西部现在是靠东部负担的税收补贴着！要东部补贴的文革先进市不叫地方主义，东部地区拒绝无限制补贴反而被指责为地方主义！显而易见的又是文革水平的倒打了一耙！
这就是笔者为什么直接了当地认为，以反对户籍制度为代表性的，无视林林总总的公有制特权谷物法的存在，却把革命目标指到户籍制度私有财产上的这些革命分子，无论他们信仰什么，无论他们是不是西洋基因，也无论他们是不是浸过洋汤，都只不过是重温毛主席文革造反的又一派而已！所有这些革命分子和既得charter集团的立场，在人权私有制的前提下，都是自然否定，连其命题都不成立。

在私有制前提下，不可能把地方纳税人纳税后的福利，剥离地方户口。世界上不可能在否定地方福利财政自治的"民主"！但世界上自南北战争后，目前也的确没有纯粹的地方财政完全自治的福利体制了，这也正是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赤字上限危机，是欧洲为什么会出现欧元债务危机的原因。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应该把所有福利剥离政府，由市场去调低过高的福利，由选票去上调，过低的福利。

美国实际上有类似的机制，针对地方行政成本和地方福利的地方财政，是可以破产的，象加利福利亚州就反复在破产边缘，为了债务人展期，而不得不压缩州务财政，压缩州和市县的地方福利。欧洲之所以没有能够走出泥潭，就因为欧洲国家不愿意让寅吃卯粮的穷国财政破产，（类似于美国的州一级），指望从欧元中，无限制透资欧元信用（货币税），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当然被德国拒绝。

政府公务员不应有独立于社会的福利，否则应全部算入政府公务员的薪水；社保的福利水平应剥离政府信用，政府不对社保破产负责。这就是私有制的公平！过高的社会福利，就要对破产负责。破产的福利就要削减，减公务员工资，减养老金，减医保……！减到盈余为止！必要时只保留生存保障基金。否则就算喊破了"不患贫患不均"，这种公有制的公平，就是公有制破产！！客观经济规律其实很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