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侵蚀了政府可用税收,倍增了平民税负痛苦

英印改良莫卧儿的包税人制度和政策食利阶层;
国企包税人食利阶层减少了政府可用税收,倍增了平民税负痛苦;
包税人制度表面上减少了税门部门"缩减了行政组织";
英国引入司法渠道监督包税人,放弃了"上访"和"廉政公署"

英国人尽管在形式上接受了莫卧儿帝国的土地包税人制度,但作了重要的改良。首先是剥夺了这些包税人的司法权。这也是印度柴明达尔与英国庄园贵族所不同的地方。其次是莫卧儿的包税人很大,跨县达省,而英国土地包税人,一般一个县有十几个,相当于中国毛公社(乡)领导的级别。再次是莫卧儿包税人是天朝制式,空降领导,几年之后异地再为官。这样包税的领导当官时,就会为政绩竭泽而渔。

英国的包税人税制采用定额税,税额定得很高。如果碰上灾年,宁愿由(政府—>特许银行)贷款,也不减免税额。表面上是稳定了每年的税收和预算(也意味着对股东的分红是稳定了),但实际上等于不能准确评估税负,相当于向包税人强行摊派国债;——>东方帝国向国企和公务人员类似的摊派国债的做法,一直到90年代才停止。但是根据李嘉图等效,这些国债其实就是税收,因此导致税收非常重。

由于输送英国的分红和贡金是白银计价的,尽管对英国没啥鸟用,但对于印度就是大负担。印度不得不针对阿拉伯波斯和中国的白银,作针对性的出口。这样包税人的任务就变得跟当初的中间商Agent House差不多了,只不过收购的项目,除了布匹(对阿拉伯)变成了鸦片之类。这些经济作物挤占了粮食用地,同时收购价格又被行政垄断压得极低。这样印度本土民众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直追毛主席中国。
这些Charter特权的包税人有着东方国企样的天才基因。一方面不妨向英国金融机构借贷(把政府套住了),又总是把自已弄得象东方国企一样,少点特殊政策就亏损。但英印两百年包税人破产的机率是很低的。党信任这些包税人的忠诚,这些人只要有点政策名目,就加倍地向基层加倍税费回报人民。把有油水的承包业务交给自已的七亲八戚。这些亲亲戚戚也在他们的下面,成了次一级的非官方包税人。

尽管没有明显的国企,但类似东方帝国,Charter的作用就跟国企一样。依靠Charter特权保证税收,(包税人是Charter形式一种),结果不会带来税收效率的提高,也不会真的保证了税收,而只会令到Charter特权层次恶性膨胀,成为一个庞大的政策食利阶层。对于民间的反抗,则镇压之称为反政府;对于官方上级的压力,他们马上以"人民代言人"自古。古今中外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莫不如此。
ps:此处已经初步说明,开明改革过程中的"民粹冲击波",主要力量来自何处

民间真实税负成倍成倍增加!庞大的Charter(税收保证体系)成了庞大的政策食利阶层,政府却总是感到收的税不够用,但一加税,民间就没有活路了。这就是国企包税人的贡献。英国对印度税收,基层痛苦指数是非常高的,接近100%甚至更多。苛重的税收和庞大的Charter食利者,导致了印度普遍性的停滞和英资企业的扩张。同样的情况在东方帝国就是民间百业萧条,中央财政和国进民退的高歌猛进。

柴明达尔为代表的税收制度,认地不认人,把税收机构规模缩减到最小。这种做法是与海运条件限制,英国在印度的人员投入非常少有关。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更接近于21世纪的东方帝国改革开放体。被中国怪胎民主派和乌有之乡毛派共同推崇的"英国民主制度",其统治印度和香港的成功经验,也被全套搬进东方帝国,作为对中国同胞的"社会主义"统治路线。大概正是信仰的基因相同之故。

最后是建立英印政府直属的,全套移植英国法律,并与地方文化结合,如德里的(英国法+莫卧儿伊斯兰传统)地方法院,用法治诉讼作为包税人权力的制约,向基层提供诉讼管道,代替了政府派出的纪检反贪廉政公署之类。今天的话来说是发动人民群众,通过司法诉讼渠道,监督基层包税人的贪污腐败。这套思路,比东方帝国的上访部门,比纪监廉署之类费用庞大自吹自擂却毫无用处的组织,更合理。
ps:香港廉政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退步;除了香港政府的宣传以外,廉政公署,有不如无

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明朝与印度的精英,降低了政府效率,放大了税负痛苦

英属印度与明朝政治经济体制的共同点;明朝与印度的精英;
英国/明朝特色的"藏富于民"是指藏富于Charter贵族特权;
中世纪Charter贵族特权等级社会的民族主义妙用何处;
贵族Charter特权寄生集团,降低了政府效率,放大了国民的税负痛苦

英属印度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两者的核心都是土著买办(含英裔)Charter特权的精英集团。英国统治印度,要求印度对英国所尽的义务,包括日常的贡金和战争时期的附加税和义务,是针对土著Charter买办集团而言的。这些土著买办集团日常在英帝国的政治庇护下鱼肉乡民,集中了印度的财冨;对英国来说,起到了印度财富的蓄水池的作用。这就是英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藏富于民"。

类似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于明朝。明朝后期的文官集团,就起到了印度土著特权买办的作用,在和平时侯鱼肉国民,起到了皇室税收的reservior的蓄水池作用。当战争到来时,又作为对皇室负责的包税人缴交赋税,同时在所辖范围内,通过银-钱汇价和实物税差额,将税收的负担转嫁到底层农民和中小手工业者的身上。这样的机制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效率,同时放大了政府税负痛苦的程度。

如果隐瞒土著买办和明朝文官集团的Charter,那么乌有之乡的明朝粉丝声称"明朝的税收很轻,藏富于民政策,让明朝政府缺乏救济能力",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必须否认文官集团和土著买办的Charter垄断特权,对于国民是沉重的等税负担。用一句现代国资委一品大员的话来说:"国企垄断,是全国人民的积蓄"!国企垄断Charter下的"藏富于官腐",就是他们眼中的"藏富于民"!

这一小学生水平的概念偷换,恰恰就是社会主义之所谓"公有制公平"的要害。当"藏富于民-私有制"被偷换为"藏富于官腐-私有化"时,等于重温着中世纪等级社会的精神要诣:小民百姓不算人类!——>只有贵族官僚才是"民"!但是,即使在Charter仍然强烈垄断着社会经济时,只要引入民族主义,那么贵族官僚欺压鱼肉小民百姓的事实,就恍惚被粉饰为"同仇敌忾,利益等同的反侵略"了。

民族主义是掩盖中世纪Charter特权经济的"万能胡椒粉",既可以常见于今天所谓国产经济学者,凡言及国内特权经济,就首先摆出了一副仇美反日的爱国牛二姿态,恍惚所有仅仅要求"废除Charter谷物法,中国公民人人平等"的私有制诉求,都是不顾民族大义的汉奸分子;同样也表现在乌有之乡的明朝粉丝们,用抹黑袁崇焕,用"反"后金满清的民族主义,为黑暗的明朝翻案!企图为文革翻案

在一个依靠Charter贵族经济集团提供政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税收总是被贵族官僚集团截留,而导致中央财政高税收低效率;与中央希望让利于民,甚至使用凯恩斯主义,仍让Charter特权组织截留绝大部分收益,令任何公有制中央集权的经济体陷入滞胀和衰亡之中,道理一模一样!但是放弃Charter经济组织就等于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等于放弃一党自大的中央集权又令一些人恋恋不舍。

放弃贵族官僚国企Charte特权,中央集权就无从谈起;但如果不放弃的话,Charter削弱了中央税收的效率,同时侵害了自然经济的健康机体,不但损害了中长期的经济综合能力,连保留Charter作为动员状态的国防组织的能力也给损害了;同时Charter存在又导致社会贫富贵贱严重分化!以致于老百姓不被当成人类看待!因此公有制Charter社会都是弱不禁风,离心离德,依赖信仰却喊"缺乏信仰"。

英国依靠自已缔造的印度买办精英集团统治印度,也最终被印度土著买办所驱逐,正是表现出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依靠培养贵族Charter作为政治中枢能力的局限性。从1860-1940年的英国直接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看,英国意识到买办贵族政治模式的缺陷,并试图向基层印度农民和社团倾斜,以便在印度买办精英以外,培养另一个更基层的亲英集团。这就是以"仁慈专制"为代表的英印晚期政策

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基督教垄断了中世纪欧洲80%的财富

中世纪基督教发明的遗产税
遗产税是通过赤贫"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基督教的经济衰退;
中世纪欧洲消除贫富差距的结果是形成贵族等级奴役社会;
基督教垄断了中世纪欧洲80%的财富;
基督教垄断社会财富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保障;


中世纪欧洲是一个非常公有制的时代。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教会财产一度占总量的80%;采邑贵族也只能从少数农奴身上取10分一的地租,(另外十分一交教会),再将此十分一交给国王。教会不但拥有最大量的地产,也拥有最大量的货币资产。教会一面谴责犹太人的高利贷丧心病狂,一面用高得多的利息向会众放赈。这种道德优越感,并非基督教的特色良心,而是自希腊神庙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教会庞大的财产积累来自于临终的"捐献"。除非是经教皇特许君权的国王及国王颁授的贵族采邑地产,以及后来仿照其形式,由教会一次性认同的"地产长子继承权",任何基督徒如果在临终前,没有立下遗嘱,把财产分一部分给教会,或者分得太少让神父不满意的话。这些尽职的传教士就会在你临终前跳到你的床前给你布道,诸如"你贪恋私财就不得好死,你不捐钱就要下地狱"之类,耶稣个不停。

如果敲诈死人不成功,继承了财产的孝子就要跟着倒霉;毕竟对自已财产的贪婪在基督教中是大罪,拒绝忏悔缴保护费,就未必再是基督徒了。道德法庭抓你的小辫子,绝对不怕没有借口。更何况一代敲诈不成,第二代继续来。如果富人不送几个子弟入教会当"和尚",或者收买几个相好的神父做黑老大。三代之内不给敲诈个精光大吉,大概是不可能的。拒绝敲诈将是什么下场,请看《威尼斯商人》。

如此周而复始积累了一千多年,欧洲的财富就几乎全跑到了教皇帝国所属各修道院的名下。这就是今天所谓遗产税的由来;或者说是庇古福利经济学里"国家通过税收调整贫富差距"的由来。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均贫富之下,欧洲除了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有几个小钱,除了国王贵族还有皇帝教父们是不需要钱的,全体人民群众就人人平等,一个个穷得精光得象毛文革,不缺信仰地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了

基督教的中世纪社会,实际上是以财产所有者的生死作时机,对私有财产作不间断的国有化。而在教徒生前,就通过十一税和不间断的捐献道德勒索,将大部分剩余财产收归已有,从而建立起在无私的道德名义下,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奴役。根据米塞斯原理,家庭遗产在市场经济中,本来是根本无需遗产税这种国有化的剥夺,就会自动贬值,或者在保值的奋斗中,为社会其他人创造更大的财富。

教会通过事实上的遗产税的手段将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已的手中,却并不能避免这些财产的保值,而只会让这些财产象今天的国有资产一样,不是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失,就是因为垄断而令整个社会经济萎缩。因此欧洲中世纪以前,除了自治城市和犹太人范围内的金融圈有一点生机;以及在远离教会控制的地区如英格兰以外,可以说是百业萧条哀鸿遍野。人口也自然较罗马和后工业革命,显得高度凋零

基督教欧洲的公有制对经济的摧残,不但可以通过与罗马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相比较看出,甚至可以通过与西班牙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经济水平相比看出来。阿拉伯穆斯林在宗教上是宽容的,但在税收盘剥上绝对称不上是仁慈的;但仅仅是对西班牙地区的经济放任自流,在近八百年之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王朝的税收,居然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教会税,连同所有国王的税收!中世纪明显是经济上的黑暗时代。

理解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财产的分配形式,就明白为什么文艺复兴和国王革命,会针对教会和修道院控制的财产,用新教的形式明确公众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也明白为什么民间富人会情愿牺牲一些份额,寻求教会和国王认同不可分割的"长子继承权",实际上只不过是花钱买来遗产税的豁免而已。那么教会又不能三宫六院,遗产税收集这么多财产干什么呢?答案就是,社会保障!均贫富!

基督教的遗产税,还只是用"死后不能上天堂"吓唬在教会精神领导层里,缺少铁哥们关系的暴民小民,莫卧儿帝国的遗产税就超过100%!以至于税吏明目张胆地把死者家属抓起来严刑拷打,追索财产下落。雍正皇帝的抄家法,适用于每一个跟莫卧儿权贵关系不够铁的暴发小民。以至于奥朗则布大帝创下年税入三亿六千万卢比(超过1.8亿两白银)的税收极大成绩时,不无慈悲地批阅:"难道这种行为,真的符合伊斯兰正义吗?"

2012年1月23日星期一

越是大国越依赖内需,越不能闭关锁国,越依赖于市场经济

越是大型国家的工业化,越是依赖于市场经济;
越是大型国家,越依赖内需,越不能闭关锁国;
(大国+公有制+工业化=战争意向)被遏制;
大型国家不放弃公有制,无法实现工业化
不可能和平,更不可能崛起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中,围绕东方后进国家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工业化"?苏联和毛帝国削减社会福利致力于军事建设,毫无疑问地回答:"工业化的目的就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那就别怪最接受多元化的美国,也会出现麦卡锡主义。日本的回答是:"富国之余,防御中苏共产主义的扩张",邓中国的回答是"摆脱贫困";印度的回答是"对付中国威胁"。美国的戒备马上放松了。

一般而言,象俄罗斯这样巨大的单一民族的工业化,如果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和平意向,那么很难让邻国摆脱"俄国致力于侵略"的担忧。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不愉快的北方记忆,还是现实中格鲁吉亚的不幸遭遇,都说明,尽管俄国人可能真的不想发生冲突,但是邻国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这些小国如果有工业化的意向,很容易得到国际的同情和认可(即开放支持),而不会视为威胁。

中国却是一个比俄国还要大得多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周边小国对中国的不愉快记忆,只怕不比格鲁吉亚等对俄国的少。中国只不过一直在钓鱼岛之类的鸡毛蒜皮里,自以为是受害者,而全然不能体验周边如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小国的切身感受。日本二战之不幸,是因为满洲问题与中国谈不拢,又因为太大和过分前进性的大陆政策,而不可能得到美国的谅解。日本战后的万幸,是因为不复为美国的威胁。

工业化既然是对趋同的生活应用达到经济规模后的集中性替代,那么在(交易成本=流通成本+体制阻力)小得能够支持的条件下,越大的市场就越能搜集到可作工业化生产目标的细分市场。公有制社会之所以阻碍了工业化,就在于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同时大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公有制工业化,导致的国际敌视而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又导致市场的进一步狭窄。

这样就构成了两道剪刀差,那就是足够小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台湾等),可以采用军事动员性质的公有体制促使工业化,通过出口导向,在世界细分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已的工业化目标,而付出产业单一的代价(荷兰病)。但由于这些国家足够小,又处于国际化市场经济中,所以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补充短板。这样的小国,是可以通过集中体制促进工业化的。日本大概处于大小的上限。

而比日本更大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些金砖们,如果不能在普世价值观上与国际得到和平合作上的认同,就必须保持着宽容开放的市场经济,或者就只能在崛起稍有起色时,重新走向闭关锁国,直到不可避免地再次衰落为止;工业化是不可能象小国一样,压抑自已的内需,依靠出口导向的单一经济模式拉动自已的工业化的。美国之所以如此规模能够成功,没有刻意的工业化政策是至关重要。

如同19世纪的美国之于英国,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本身国内的内需市场,只要不是实行公有制,不是剥夺了国民自主消费的私有权力;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本身就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反复升级的细分市场,市场经济很自然就可让中国达到工业化的水平。反之,通过种种国进民退的政策,剥夺国民私有的权力的"工业化政策",或寻求出口导向,自以为是"发展",就是以已以短,搏他人之长,岂可得乎?

中国和印度这类受害者情结深重的国家,不敢放由市场经济"慢慢地"实现工业化,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只争朝夕",则是另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无论是否真有"帝国主义"且"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战国列国式的吞食的话,最应该担心的是诸小列国,而不是庞然大物如中印俄这些国家;反之连小国都不担心被吞并,庞大的恐龙反而担心第一个在强权下遇难,真是理论创新的怪异逻辑。

2012年1月22日星期日

后进国家普遍性的信仰“傻逼工业化”

后进国家信仰"工业化"的"傻逼工业化";
发奋图强的后进国家几乎全部在傻逼工业化中陷入滞胀崩溃的陷阱;
工业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工业化不是可以建构的政治目标;
工业化是一种对先进国家成功的描述;工业化缺乏准确的定义标准


"工业化"是一个具有魔鬼般诱惑的名词。自20世纪起引诱着一个个奋起直追的后进国家,不是堕入倒退就是沉入灾难。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充满现代历史的屈辱感,认为所有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已的传统文化制度上的竞争力缺陷,而是仅仅因为缺乏西方的工业化无厘头的先进,美好的传统帝国才变得不堪一击。这种受害者情结就会让这些后进国家,将所有的期望寄托在"工业化"的魔咒时,走入深渊。

"工业化"一词,就象《哈里波特》里的魔法石,当一个国家对其孜孜以求时,它就会越行越远,若即若离,让这个国家在恍惚就要达到目标之时,忽然发现自已处于严重的滞胀和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放弃代价高昂的"工业化成果",就象陷入全民大倒退甚至毛灾大饥荒之中!但是倒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而象英美德这几个国家的工业化成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就得到了。

而象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根本就"赶追"的企图,就自然而然地从市场经济中就获得了工业化的成果。这种越是追赶工业化,越是面临落后的处境,先后出现在法国,墨西哥、苏联,印度,日本、和今天的"金砖四国"等国家,还会有后来者。当这种滞胀(或称广场协议)发生时,这些受害者情结深厚的国家,不是责怪"西方几百年前剥削过俺"就是"罗斯柴尔德又搞了阴谋论"。

在印度独立前后,整个印度似乎只有圣雄甘地一个人反对尼赫鲁的工业化计划,并因此而退出了国大党。圣雄甘地是印度的精神支柱,他的决定尽管不能影响其他人,但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全体起立向甘地致敬。而在几乎所有的后进国家,当"是否工业化"作为一个国家政策的目标提出来时,任何反对者,如果不是被视作内奸就是被视作疯子!而不会再去想想,提出疑问者是否有科学逻辑依据?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意味着独立的能力""实现工业化才能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不是命题,而是信仰!正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工业化"的精神,构筑了印度的停滞,构筑了斯大林和毛灾的大饥荒,也构筑了中苏印度今天仍为前代领袖歌功颂德的最后的道德题材。因为,工业化是一种信仰!以致于没有人问一句: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以何定义?结果就有了"傻逼工业化"。

圣雄甘地反对工业化的立场是勇敢的,但也是迂腐的。甘地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印度不能靠工业化方案实现富裕。甘地的理由是:"英国的工业化,消耗了半个地球的资源,印度怎么可能走英国的路呢?"——>甘地其实和尼赫鲁一样,也和毛党领袖们一样,不知道市场经济这玩意。甘地对工业化的疑虑,与今天基督教中的"自然主义者"攻击现代工业文明的理由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的宗教并不相同。

甘地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工业化的理解是"基于资本积累,资源消耗,生产创造价值的大规模集约性的活动"。所不同的是,甘地意识到技术进步仅仅是加倍了"资源消耗",和对"资本积累"的要求,那将意味着残酷对待平民,而得到一个荒芜的社会;而将《资本论》奉为圣经的马恩毛左们(如白痴经济学大师WC霍夫曼和H.钱纳里),则以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市场经济造成的一切缺陷"

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几个代表性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他们的工业化都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WC霍夫曼对工业化的定义(计划经济衡量标称,使用第二产业就业和城镇化超过50%作标准)和工业革命的定义,都是在英美德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几十年,学术界忽然"恍然大悟"地总结"这就是工业化啊"!工业化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工业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构建的目标!这是要害!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印度广泛依靠农业高利贷维持生产

印度土地包税人和资助佃租农制度;
印度绝大部分农民是无地的"农业工人";
印度广泛依靠农业高利贷维持生产;
印度依靠信贷资助链结合种姓制度,回归中世纪农奴庄园


印度农业的困境,可以说明在类种姓社会中,缺乏私有制的制度建设(即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或称废除"谷物法"),依赖于凯恩斯主义"向弱者倾斜"的局限性,麻醉药推迟了市场经济改革,扩大了危机,酿就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依赖症)的双重痛苦,和进退两难的现实困境。对印度农业模式的抽象解剖,还可以揭示东方帝国正在酝酿中的"土地财产税"的严重后果,和向农业倾斜的得不偿失

印度农村绝大部分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佃租农。土地集中在资金优势的土地主包税人的手中(印度又称之为"资助人制度"),这种集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印度的传统,而是英印当局长期的土地税制度,鼓励对小自耕农兼并的结果。这些土地主一般也是本地种姓中的上层人士。即使是贱民在表面上比高级种姓地位低,但是在他们的种姓之中,那也是帮主型的尊贵。这样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农村土地的贵族。

没有强大的信贷资源,很难在英印土地税收中站稳脚跟中。而一旦拥有强大的信贷资源提供的廉价资本,在本地种姓的势力范围,土地主扩张自已的土地,是轻而易举。不过由于英印的土地是认地不认人,因此占太多的土地,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些土地必须经营出盈利,才有占有的意义。因此土地主的工作,就是把土地分成一分分地,再佃租给农业工人(佃农)耕种,实物分成或支付工资

佃租农缺乏基本的资金购买种子、肥料和灌溉,因此土地主需要向佃租农提供小额贷款。如果年成好,佃租农就会留有积蓄。卢比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中,几乎等于隔年化为水,储蓄又被逼向高利贷。如果不好就会欠了土地主的钱,土地主又只好再借下一笔。这样土地主自已也处于欠债的姿态,于是他又向上方借钱,一直借到印度的国家银行中。印度的国家银行是垄断的,有向农业的专门政策贷款

问题是印度农业效益很差,同时垄断银行腐败。印度农民对于欠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有趣的是,他们对于欠私人的钱,倒是比较有信用的。整个机制都是配合着英印当局的"包税借贷制",照葫芦画瓢地一直分到佃租农的身上。结果就印度农村是一个欠债大比赛,每一个人出生就欠了债,一辈子还不完,碰上灾年或者粮价低,债务翻番,如此往复。

英甘地认为私营银行家身上流的"道德的血液"不够,(坏帐率60%以上,鬼才贷呢!),就把所有银行国有化!由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结果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没回头。到了拉甘地的时侯,连印度国家的银行也"道德的血液不够了"。大土地主信用好,给足贿赂还可以保证贷款跟进;但对于小农民来说,长长的准贷要求,再加上索贿(因为资金紧缺之故),还不如借高利贷

印度国有银行的农业贷款利息不算高,但是算上准贷审批(十几个环节)的贿赂要求,年息窜高达30%以上,还不是想贷就有的。但仍然比高利贷要低。高利贷的月息5%,年单利60%,赶得上东方温州炒楼的高利贷。有本领的人就从银行贷来30%息的廉价资本,再小额放贷,赚30%的利差。无论印度如何凯恩斯主义法,投入100卢布,最后到了农民手上的贷款只有30-40卢布,也难怪还不上来了。
ps:印度当铺贷款的利息,由于有实物抵押,可以降到20%(班加罗尔)。因此高息,显然是为了抵扣坏帐风险

其实印度的放贷人,也不是什么富豪,照样一身都是债。总之就望大债主(以前是孟加拉塞特这样的大银行家,现在是国家银行)的债不用还。但客观上就构成了借债、再债准贷,只还息不用还本金的依附链。这条由宗亲和种姓担保的依附链,在民间的信用远比对国家银行的信用高,(尼赫鲁父女介入银行业,真是昏了头)。依附链下端的佃租农,其义务与英国农奴对庄园主的义务,几同一辄。

2012年1月16日星期一

改革的利益绝大部分被特权组织攫取

Charter经济体回避废除谷物法的"改革",就只能选择凯恩斯主义;
Charter特权组织的"顽固,先进性,强大"令改革常常不得不"迂回而达滞胀";
Charter特权组织象拦河大坝食利,阻挡了实体经济有效获得资源;
改革的利益绝大部分被Charter特权组织攫取;"腐败"推动了Charter经济体增长


中世纪Charter型经济体,既是王权政治的支柱,也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雷区;无论是苏联913政变,还是通钢血案,或者是今天机构五毛打新特权,更不要谈国进民退顽固不化,和全世界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奋斗不息"。将charter组织的顽固,仅仅看作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将大大低估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下的charter组织,是(利益+地位=特权)的综合体;是现存的政治肿瘤,常常不惜付之内战!

因此当权者如邓江朱胡温等人,尽管都了解帐下Chareter型经济模式祖国特色重重,难以为继;却基本上都慑于向charter型经济贵族集团开战,那怕他们上任之初(如朱),或卸任在即时(如温),可能也会发誓赴汤蹈火。到头来很有可能还是团结革命群众,柿子专挑扔的捏,政治改革往"阻力小的方向"改;到头来总是和charter经济的特权最大化本能,同流合污,而成为国进民退!

既要解决Charter经济的低效,(如祖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贫困现象),又要避免触动既得的、控制着经济命脉的charter特权的国有贵族,正如大姑娘要做婊子捞钱,又要保住处女名声,真是难煞了立志要奔放的领导同志。由Charter模型(储蓄资金<>股市投资<>(charter组织 or民营经济体))可以看到,Charter型经济体如同大坝一样,挡住通往实体经济的社会资源(如资金,货币,市场)。

因此立志奔放的领导同志们条件反射般的,祖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凯恩斯主义!加大资金压力,希望资金的洪流可以越过Charter组织的大坝,流到下游干涸的实体经济,拉动了经济增长。改革初期较大幅度的"放松经济管制"的自由化措施,如80年代包产到户,90年代对外开放,常常令祖国特色的领导人们产生了幻觉,那就是"凯恩斯主义好使",而放弃了在废除谷物法(charter管制)上再迈步伐。

结果就是charter特权经济体,不但象大坝一样过滤了大部分利益,包括凯恩斯主义发出的大部分货币;另一方面还利用于特权差异,在特权最大化定律的作用下,本能地侵吞实体经济自由化的任何利益。现实中就可以看到国进民退,"养肥了民企当猪杀",以及虽然银行存款总额上升,但归属个体储蓄部分的居民存款的比例是直线下降。今天中国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已经下降到了30%多一点了!

所以当一些学者声称中国居民储蓄过高时,他们一方面只不过是重复了中国经济Charter横行,缺乏投资渠道的事,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占银行存款大部分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用于投资的"机构存款"!今天要求新股压价IPO,提供打新机会的就是这些机构存款和他们的代言机构。而这些机构存款是不可能再通过市场渠道,流向实体经济的。反暴利法既不能控制着Charter敛财,也会适时地为革命而消失!

除非实行私有化,或者通过寻租(即腐败)途径,它们甚至连股市都不可能流进。由这一角度看,贪污腐败,把无用的公有制Charter掌握的资源化公为私,变为可以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源,其实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贫富差距是charter经济造成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需要私有化的charter利益,或称腐败的资源),而市场经济是可以拉平贫富差距的。因此不愿私有化主要是charter不愿放弃特权地位

因此凯恩斯主义是中世纪的Charter型特权经济体"改革开放",却不愿意废除谷物法时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中国、印度、日本甚至欧洲这些国家,纷纷拥抱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但由于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Charter组织的存在。如果不废除谷物法,那么由于新增政策资源,象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将由于主要被Charter组织捕获,并增强向民营实体寻租的能力,因此边际均衡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滞胀。

凯恩斯主义不是万恶之源 公有制如国企是万恶之源

凯恩斯主义不是万恶之源;公有制charter是万恶之源
较少charter经济特权,令美德避免了凯恩斯主义最恶劣的后果;
charter型特权经济通向资本主义的民主过程;
特权经济凯恩斯主义上瘾,戒毒就会非常困难;

美国放任虚拟经济的泡沫,德国基本上放弃了凯恩斯主义,两国都基本上控制了通货膨胀,获得了持久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殷实富裕。美德两国的成功都得益于一个中印和日本等国不具备的条件,就是较少charter形式的特权经济组织,即中印的国企,和日本财阀状的特权私营寡头(印度比日本严重,中国差不了多少)。因此美德两国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都比这中日印更容易,也更稳健。

其实德国和美国也有charter型经济,象美国的汽车业和凯恩斯主义下的华尔街,就是charter型的;德国和美国北欧型的福利体制,也是charter型。所谓福利过高的北欧模型,本质上就是把保险公司甚至整个保险业国有化了,由纳税人向这个国有保险集团没完没了的补贴其过低的效益,尽管名义上给每一个公民保障,实际上是得不偿失。而对于东方天朝,保障甚至只局限于无私贵族,称为"公费"。

将charter经济与公有制传统地狱顽强抗争的英勇历史连续剧播放出来,就可以看到如下发展历程:实物税charter型(明朝,斯大林,毛帝文革)——>实物税charter型即货币经济(中世纪英国,明朝晚期,尼赫鲁印度)——>商品经济(文艺复兴后重商主义时期,屯积美元的东方帝国)——>charter混合私有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印度、中国、日本、法国等)——>近似于资本主义经济(美国,德国)。

可以看到货币经济,如果不是促使原始的实物税型国企charter型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因素,也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性现象。大概这就是凯恩斯主义所称的"供应货币拖动经济"的原因。交换创造价值,货币是最高效率的异步交换媒介,促进了市场交换,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凯恩斯主义本身,却又是为金融体系作为"国税、赤字、国债"的包税人性质的charter的表现,透支货币信用的工具。

特权charter型经济并不一定需要货币,因此朝鲜可以悍然"货币改革"抢劫民众血汗储蓄;而在货币税型的charter经济中,相当于charter特权体对政府负有定期债务。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让债务贬值,因此如果不能够从金融charter中获得税收补偿,凯恩斯主义对于政府税收最大化的利益来说,是不利的。而当政府以为"改革就是向charter贵族下放利益"时,凯恩斯主义就不可避免了

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小特权贵族charter共同体对政府的负责。在东方天朝就表现为国企的贷款,其实是不用还的,不定期通过纳税人掏钞票(或者在股市圈钱)补充国企和银行坏帐资本金,银行挂帐勾销了事。第二个好处就是让政府的财政,可以不依赖于charter共同体的贡金,就可以获得充分的税收。第三个好处是如果存在从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凯恩斯主义可以供应市场交换的货币。

因此一旦凯恩斯主义上瘾,整个社会要戒毒就非常困难。但实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从民间通过法定货币增加了一道税,补充了charter共同体和政府赤字,必须保留股市并放任自由投机,才令凯恩斯主义不致于一无是处。凯恩斯主义必须任由股市投机,让虚拟经济泡沫乱溅,才可以避免大萧条。根本在于,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恶之源,特权经济charter共同体如国企,才是万恶之源。

charter环境下实行货币经济而放弃中央管制,将由于公有制的低效益,剩下凯恩斯主义唯一选择。这就是中国和印度会用比改革开放的渐进,要快得多的神速,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的原因。特权charter经济组织通过垄断特权和凯恩斯主义稀释(对政府)债务,截留了大部分货币。实体经济的charter不放开,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也完全无用武之地。实体经济有所放开,却又打压股市投资渠道,货币再多还是白搭

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

孟加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孟加拉是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富裕的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孟加拉;
孟加拉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迅速衰落

作为与中国的参照对象,印度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笔者曾经粗略介绍过印度的历史和现实政策。不过目前仅仅作为英国18-20世纪进程的外围地区,作简单的介绍,以说明英帝国在当时历史中的内部真实的处境。但是笔者仍然要重点强调一下,印度古代史的重心是孟加拉。因为孟加拉曾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而现在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早在中国春秋晚期,本身就在孟加拉北部的摩揭陀,统一今天达卡一带的央伽时开始,孟加拉地区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孔雀帝国最后统一的地区就是西孟加拉的羯陵伽。此后一直到英国人占领孟加拉为止,孟加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洲际集散地和绵纺织业的中心,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南印度到锡兰一带也是富裕的,原因却仅仅是作为联加罗马与孟加拉的海上通道

中国西向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不是欧洲的罗马,而是近东的孟加拉。中国的产品经马六甲抵达孟加拉后,大宗销往印度市场,小额与孟加拉的出口品再打包后,沿海岸抵达南印度喀拉拉一带(当时是车腊王国),等侯一年一度的季风,再运往罗马,抵达东非的阿杜利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曾派兵远征该地,确保罗马商船待遇),再经罗马的附属国埃塞俄比亚的梅雷王国,经尼罗河运抵埃及。
孟加拉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当其时最富裕的地区,但却是次一档的富裕地区。宋朝的中国,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但是在麦迪逊的千年史中,人均GDP的评价仍然低于印度。当时是印度最主要的政治力量是孟加拉为主体的波罗王朝,而北部则是臣属于波罗王朝的拉其普特人王国,旁遮普以北就是阿拉伯人和阿富汗的穆斯林。

麦迪逊之所以评价此时的印度仍超过宋朝,原因就在于孟加拉的富裕。其富裕程度至少不亚于宋朝的宋杭,人口规模是苏杭的几倍之大。(当时的孟加拉是现在的几倍大)。麦迪逊是按假定的平价购买力的GDP计算的,超出宋朝的还有日本和越南等国。其实在麦迪逊的框架中,当时的宋朝仅比北方的金蒙等国富裕,在东亚也是比较穷的部分。

此处不是说麦迪逊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是由此了解在国外学者的一般感性认识。麦迪逊的计算方法是有缺陷的,得出过分精确的数字,本身就很可笑。但是定性评价,宋朝时代的印度至少不亚于中国,而孟加拉的平均富裕水平超出宋朝,是比较中肯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孟加拉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工商业税收总是超出农业土地税收的地区。按今天东方帝国的标准,两千年前的孟加拉,就已经城市化了。

尽管孟加拉今天是世界上最贫困的,甚至似乎是世界上最无望的落后地区。但如果按照(富裕年限×富裕排名)的话,那么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最富裕的地区冠军将是孟加拉!尽管这个最富裕的冠军,也是近代最经常闹饥荒的冠军。这就象世界杯足球赛,尽管乌拉圭队的两界冠军水分甚大,但好歹算是两界世界冠军。咱中国队呢?十年前的笑话,"跟东南亚劲旅争出线权"已经成了现实。

了解孟加拉的富裕,才能理解克莱武的名言:"富裕的城市在我的脚下,强大的国家在我的手中,我总共拿了二十万镑,今天我仍奇怪,为什么这么客气!"。就是这样一个孟加拉,在英国接管孟加拉政权后,却迅速地衰落了。仅仅是在普拉西战役后十几年,孟加拉饿死两千多万人;80年后,孟加拉本土的纺织品也要从英国进口了。孟加拉占有世界棉纺织品一半以上市场的千年好光景,一去不复返了。

印度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印度不是英国殖民地

英国人无意中得到印度,亚当斯密"不心疼";
孟加拉督军的政治劣势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
印度治权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印度不是英国殖民地;
威廉皮特拒绝接受印度,架空了英王财政

亚当斯密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首倡"放弃帝国"的设想,假如放在天朝文化里,毫无疑问会遭到"讲政治""目光短浅"的种种申斥,可能还会夹上基督教信仰中普世帝国的理想,申斥亚当斯密"唯利是图""叛教贼,卖国贼"。事实上英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比东方孔儒马恩派好到那里去,亚当斯密以其卖国观念而得以善终,一是亚当斯密是在贵族党内民主说的这些话,二来还有一个卖国的皮特首相。

征服印度不是英国的官方计划,一个子儿没掏!仅仅是颁了一份东方业务的特证权给一家私营的东印度公司,规定他们回英国时要纳税;其意义类似于今天各国颁予本国渔业公司,在公海捕捞许可证;也的确没有问鱼虾们的意见。东印度公司的保安总管克莱武先生,也不是预定要征服孟加拉,而是已经脱离了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的穆斯林督军,要对东印度公司违章的城堡建筑,搞暴力拆迁!

万年迢迢的东印度公司,来不及请示中央首长的政策,掏出保险箱底的经理基金,让克莱武招了三千多印度土兵,外加一千多欧籍保安(英国人只占其中一部分),一不小心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打败了孟加拉的拆迁大军。(普拉西战役)。更不幸的是,孟加拉的穆斯林省督只败了一场,就让自已的下属趁机禅代了。新任督军打算花钱送走英国人,谁知英国人当了孟加拉的保安,反而把土产督军送走了。

英国人征服了孟加拉,只要他们的枪炮能够对付中亚的骑兵和印度的大象,也就征服了印度。因为当时孟加拉是印度最发达,人口也是最多的地区。当时的孟加拉占印度人口四分之一,占税收产出的三分之二!很幸运的是,英国人的火枪和火炮,无论是对付穆斯林骑兵还是印度的大象,那怕加上阿富汗人的火炮,似乎都胜任有余。这样一来,英国一家民营外贸企业,就在无意之中,征服了印度。

无论东印度公司是否"征服"了孟加拉/印度,与英国政府本身是无关的。但如果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保证对占领印度的人力物力的供给,那怕是贷款投资,就需要更新特许权状,将"东方业务"改成"印度垄断业务"。东印度公司按英国传统,反复向国会提出,让英国国王兼任印度元首,缴纳贡金;而换取英国王授予的"委托统治印度"的特许权

但是开始时,英国国王是当时从德国汉诺威移民英国,刚刚得到伦敦户籍的乔治国王家族,连英语也不会说,根本不关心具体政务。后来的乔治三世倒是特上进。偏偏先是北美战争,再是法国战争,把雄心勃勃的国王搞得灰头土脸。1770s,威廉皮特最后回绝了Histings的请求,保持对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但不允许把印度作为英国的属国领土。即印度治权是一家英国公司的财产,不是英国国家的殖民地。

威廉皮特不允许国家接管印度,是因为与英国国王的宪约中,是英国国王就英国本土的税收,需要与英国国会商议;此时请回忆,为何英王可以擅自在北美加税,和北美独立为什么是No votes No tax。而在北美独立后,汲取教训各自治领/殖民地的税收,也必须经当地责任议会同意。但是印度不是英国移民的殖民地,没有本土的议会!那么就意味着,印度如果并入英国,将让国王的收入大幅增加!

在国王至高无上仍然是传统观念的英国,国王太有钱就会变得太危险;特别是对乔治三世这样不懂得搞搞腐败风花雪月过日子的有志青年而言。将印度拒绝在英国以外,让东印度公司用贡金换取英国对这个公司的业务倾斜,东印度公司就成了一家在英国上市的跨国业务的,民营参股的国企。这样收入就会留在国企控制的预算中。精明的威廉皮特用这个办法,削弱了乔治的财力,最终彻底剥夺了国王的实权。

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股民心虚象小偷,机构抢劫象强盗,国民无知做看客

蔑视股市纵容干预,显示民主意识薄弱
传统观念中"投机是坏的,股市是投机工具,股市是百无一用"
股民心虚象小偷,机构抢劫象强盗,国民无知做看客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对笔者的博客中,最忠诚的读者,恐怕是乌有之乡过来的马恩毛左;因为笔者几乎每一句话,都要让这些猪头发半天疯!而对股市最感兴趣的,也不是挨套的股民,或者从股市中圈钱的企业,恐怕是乌有之乡类的马恩毛左的精英。在股市这种最说不清"技术"的圈子里,对股灾中的股民落井下石,的确是公有制卖拐的绝佳战线

股市在连接储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枢纽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是难以代替的。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国人,包括绝大部分股民,从心底里还是公有制的思维方式,对于"投机逐利"自以为理亏,对于他人投机逐利,就象阿Q般发现自已形象高大。股民对于股市,关注忽悠一个傻逼接盘,多于将股市看作长久建设的投资场所。国民对于股市的幸灾乐祸,大体象跟着毛主席斗地主的农民一样,不知自已死期在前。

在国人的眼中,股市中、福利彩票、房市,都只不过是从资本主义泊来的投机玩具。房市据说保值,(仔细查证下来,除了信仰,找不到别的理由),福利据说是慈善;股市呢?除了为国企融资,什么也不是!为国企融资当然不是好事,这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能说出,股市死了,有啥大不了的??既然如此,股市就是一个不如关掉;留着算是社会主义的开放形象的玩具!而已!

由于对股市在民营理财的资金流(储蓄资金<>股市投资<>实体经济投资)模型中,作为连通储蓄和实体投资最有效的渠道的作用不理解,股市就成了一个被高度压缩的弹簧,只等着什么时侯解开了压制,就会爆发性涨上十倍八倍!温相说要"控制虚拟经济,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实际上就是不懂其中关系的话。因为如果控制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肯定好不了的。因为资金有效输送的渠道玩完了。

由(储蓄资金<>股市投资<>实体经济投资)模型可以看到,当实体经济中的市场化进度跟不上的话,经营的阻力就会让投资回流,导致股市泡沫四起。但这不是由于股市吸引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压迫资金回流;应该做的不是打压股市,而是在实体经济中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把鼓吹监管的道德先生和种种监管的谷物法,统统扔进垃圾堆;市场资金自然就会重新流向实体经济。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实体经济还是道德高尚的垃圾生产过剩,所谓股市的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当然不可能被重重"金融衍生品"包裹消化风险,但只要政府不干预,其泡沫自动破裂的程度,也比政府反复干预后的大萧条、次贷危机这些政治泡沫要轻得多!与今天被证监会政策过度造成的股灾相比,不可道里计。而今天证监会打压出来的熊市,那次不是跌掉七八成的

股市投机如果让你不舒服,那就记住,这是最良性的投机了。除非,你崇拜朝鲜的生活方式!由于在公有制传统下,对A股的认识误区。国内对股市的态度,基本上是股民投资象做贼,机构操纵象强盗,整个社会的其他人,如果不是漠不关心,就是笑看股民遭殃的看客。对于股市的轻视,大致也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轻视,宁愿形而上学的民主,不要实际利益的民生,是中国的所谓"民主派文人"的痼疾

这些文人如果不是掌握着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口舌,象印度报业托拉斯一样不愁吃喝,如孔庆东老师;就是在象牙塔里吃工资,做八股文章争职称,固然对于理财没有任何必要的需求和概念,理财如果真的赚了钱,无非是在单位里多了一点被均贫富请大客的借口。因此这些人对于股市,也是抱着蔑视股民理财的心态。他们的所谓民主,恐怕还是满脑子"公有制民主","国家全包保障"的北欧模式而已。

2012年1月11日星期三

市场经济不可能圈钱,强制分红令印度熊市40年

市场化融资取决于上市公司质量,审批制融资取决于讲政治
行政监管打压市场,抬高机会成本后,不是"自主买卖"
市场优化不依赖分红,强制分红的印度股市,低迷了四十年
市场经济中,圈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A股上"圈钱"和"融资"是似乎等义,但道德含义几乎相反的,两者都并非明确定义的概念。至于股市真正的功能"资源优化",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在A股。因为A股的融资,是按"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由证监会审批融资方案,而不是按照"是否最大化回报股东",更因证监会是按权威价格判断的方式,判断"谁投资啥股票才不是投机",因此按产业预期的融资(如纳斯达克模式),在中国也行不通。

所谓"A股不能分红,不能据分红能力,划分好坏公司",其实分红本身就是因为实际经济的环境恶劣。因为没有分红,中国只有好的报表公司,和坏的报表公司之分,(其间夹杂着国企、欺骗、诚实等变量),因此过分认真的报表研究,或者实访上市公司,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公有制管制环境,不用调查了)。根本上任何股市的投资者,是否接受融资请求,从来不是因为分红能力的缘故。

西方股市的事实,其实是相反的。有能力分红的公司,总是不需要融资的,需要融资的,都是不会分红的。不必再解释"企业成熟过程的四个阶段",非常简单的道理。有些缺乏股市常识的道德股评,还说要强迫分红。这些人大概不了解一个实体经济环境恶劣的股市"强迫分红"将是什么下场。建议他们仔细研究1950-1990的印度国内股市上市公司的低迷和腐败。印度股市,就是强迫分红的。

所谓股市资源优化的能力,取决于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体现在股价上,再体现在融资潜力上。这是由市场配置的,而不是由管理层监管的。上市公司要融资,还需要得到承销商用承销资金的担保,象平安万科再融资需要上千亿的资金承销,(如果投资者不买平安帐的话)。承销商还需要向投资者包装、推介,还可能因为误导吃官司,(西方用个体诉讼代替监管,高额罚款鼓励诉讼)。

因此除非要融资的企业,有足够推销自已股权的市场价值,否则是根本卖不出股票的。所谓圈钱在市场经济的股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根本不需要监管的。但是在东方股市里,融资成了管理层要审批的项目,固然枪毙掉大笔有潜力的项目,同时又要讲政治,派上很多根本没有增值潜力的项目。(象最近要融资的烂银行的坏帐准备,又要补充资本金了)。

当融资审批制代替了市场股权自主交易后,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没有了;"资源优化配置"连概念也从A股中消失了,成了"咱天朝股市不学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留在东方股市的辞典中的,只剩下同义而道德背反的"圈钱""融资",(因为双重标准)。事后符合管理层政治偏好的就叫融资,事后让机构股神谩骂的,就叫圈钱。所谓"事后",是因为所有的圈钱/融资,都是预先管理层审批的。

从人权私有制的标准出发,基于买卖自愿的"资源优化",与审批讲政治为原则的圈钱/融资都不同。只要股民投资的机会成本,没有被政策打压所放大,那么股民自主投资的买卖,为企业提供的营运资金,就符合优化配置的条件;反之如果是股民是被垄断政策驱赶,被迫提供资金的就是融资/圈钱。类似的标准用到房市中,如果没有高税收的(土地垄断+金融垄断),那么高房价就是无可指摘的市场行为

目前新股上市是审批制的,有"打压放大了机会成本"的成本。但实际操作上IPO是由保荐商的信誉保荐的;这种保荐在海外也存在,也是让股民可以识别好企业的重要条件。问题在于,保荐商(券商)又是垄断行业的金融国企!海外证券业是民企,要自负欺骗市场的代价,而在东方特色里,却是不容有损失的国企!而骂民企"圈钱"的股神,从来没有指责过国有券商和国有基金公司的垄断

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攻击新股市场化的人罪恶滔天

攻击新股市场化的人,罪恶滔天!!
打新恢复,二级市场就是永久性阴跌/套牢!
新股IPO不是圈钱,打新一族是彻头彻尾的抽血

近来垄断机构的股神,开足传媒马力,组织严密地攻击新股的市场化发行,别以为是为了救你的套牢股票,实际上是机构找机会脱身,从打新中旱涝保收。如果中止IPO,还说得上是持股者受益,特别是对旧股票,特别是大盘烂国企中的套牢者,还算得上有点利好。如果只是修改市场化发行,机构分明是为了打新的收益,那里是为了散户着想?本来你只是套几个月,一旦打新成了盛事,你就是一辈子套牢

关键就在于,你就算斩仓后全额打新,你也只是用自已的钱打新,机构却是可以用最廉价的资金,从银行四天拆借短贷打新,银行也会集中全部资金(包括从央行拆借)打新,你的胜率只有机构廉价资金几十分这一!用自有资金跟人家银行低息贷款比资金,股民是什么地位,是不问可知的!!部分散户同时也会斩仓释出一部分资金,跟机构争夺打新。因此打新一始,A股将是节节阴跌!新股开盘价格飞涨

机构今天是目前苦于大盘股拉不动,根本没有任何业绩可以体现。为了打新,捂着良心攻击市场化发行,本身就说明证监会十多年来"机构化"路线,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但如果有了打新的收益,机构主营就会重新转到打新上,就意味着整个A股的生存,走入了死胡同!事实上,攻击新股炒作的是机构的股神,但一直以来恶炒新股的,就是打新的机构自营盘自已!指责"新股炒作",明显偷换概念

这是一个纯粹从二级市场透支,而且永远不会回报二级市场的抽血!机构再也不会买入任何股票,无论是新股还是旧股,无论你是投资大盘还是小盘,只要你是二级市场,买入就是套牢!散户再也不可能通过稳定的择股而持,避过如大盘国企的估值风险,而不得不在打新抽血中,被迫离场。主动权完全落到机构手中,直到把A股完全抽血抽死!

新股IPO不是圈钱!如果不是总有人认购,总是套不住承销商,新股不是想发行就发行,想高价就高价的。但是打新一族,就是彻头彻尾的"圈钱",甚至连圈钱都不如!这种行径,却居然用于攻击新股的市场化发行!居然会被当成"救市"!无论这些股评专家有些据说信仰基督教,却竟然能够流氓到这种地步!笔者真的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信仰什么的!

数据是万能的,因为是可以捏造的!因为口径是可以改变的。新股发行前的市盈率,发行前的业绩,和发行后的股本对应的从前的业绩,有着大量的参数可以改变,直到阉割出股神满意的"证据";用同样的手法,你自已就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证据"!但是只要你不是上了"股神幸福数据"的当,简单的利益逻辑,明白无误地表明,任何为了打新,而攻击新股市场化发行的人,都是罪恶滔天的败类

机构只能在乞求"打新"和"对倒做空小盘"之间折腾,可见A股的机构化,到了何等病入膏肓的地步!中央政策,又被操纵到何等程度!

凯恩斯主义强迫资本放弃实体经济,理解国进民退

理解凯恩斯主义下的市盈率,就能理解国进民退
凯恩斯主义对蓝筹股的市盈率没有影响;
小盘股的市盈率是凯恩斯主义的二次方;
凯恩斯主义强迫资本放弃实体经济,再强迫资金放弃小盘股

打压小盘股的市盈率,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经济集中到政府控制的大企业


凯恩斯主义是利用权力通道的廉价资本,提高了企业"经济规模economical scale"的上限,并增加了这些企业对政府权力的依赖性,(即让政府更多控制了经济),而付出了实体(权力弱势行业、企业、劳动者)的衰退代价。因此凯恩斯主义下的蓝筹股帐面虽明显"优势",但同时又总是与经济衰退相伴随。凯恩斯主义对于实体经济,实际上是恶化实体经济,强迫资本放弃实业,进入股市

西方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自我调整的机理虽然复杂,但结果总是令蓝筹股的业绩(市盈率)与其资金追捧程度不相配,真正活跃的是所谓的"垃圾股",——>试问有今天的微软,苹果,谷歌,有那家没有作为垃圾股的经历的?如果不是单纯地考察蓝筹股的业绩的话,就会发现"高市盈率"才是西方股票的常态。今天充塞于东方政治性股神的道德文章中的"西方股市低市盈率",乃是少数精选成分股的结果。

东方政治型股神等,可能是想通过攻击A股"市盈率高",作为攻击政府作市场经济改革的努力,他们的技巧,是用西方的蓝筹成分板块的市盈率,对照中国的民营板块。由于"攻击政府",既是马克思主义文革派的股神的理想,也是特色民主派的理想,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类型的理想;因此用同样的伎俩攻击中国的民营企业"市盈率高",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型股神的共同特点;象一位基督教型的刘股神。

反之,如果用中国金融股的市盈率(尽管比香港甚至美国的金融股同类口径,高估了5-10倍),也会发现即使是世界上企业效益最好的美国股市,除了道琼斯成分股票以外的,绝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高市盈率,高度投机的"。象近二十年的投资主体纳斯达克,平均市盈率100多倍!小盘股"高市盈率",可从凯恩斯主义控制经济,政府通过廉价资本控制市场,而付出民营实体的损失,理解其中关联。

定性公式(市盈率=股价/收益);股价正比于凯恩斯主义制造的流动性过剩,因此市盈率公式可以改为(市盈率=K(流动性过剩/收益),K是常数。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是象民间经济体的利益,向政府权力关系的大型企业转移,因此"收益"就因大小企业,按其与权力的距离而迅速差异化。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小型企业和未上市企业来说,由于流动性过剩与收益是与凯恩斯主义双向负关联。

因此权力弱势企业的市盈率,正关联于凯恩斯主义的两次方。即(市盈率=K×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K×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对于凯恩斯主义受益的企业来说,大型企业的收益正比于凯恩斯主义,因此就成了(市盈率=K(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K)。即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过剩,对大型企业市盈率没有影响。这样就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权力弱势企业的市盈率,迅速差异化

到此为止,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在凯恩斯主义环境下,权力优势的大型企业所谓的蓝筹股是涨不动的,他们的市盈率优势只不过是权力导致小盘民营企业的市盈率损失造成的。象美国这样放任炒作小盘股,相对于提高了小盘股的融资成本,但总还融到资了;——>更需强调,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种,是针对大盘股的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而产生的,不是因为小盘股的炒作。

由于在凯恩斯主义下,小盘股的市盈率是流动性过剩的平方。因此如果根据小盘股的市盈率作为行政干预打压市场的依据,实际效果就是进一步恶化了民营企业的处境,也恶化了股市的投资环境。无论政治型股神是信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信仰基督教的,其行为结果都无非是权力优势的大型企业一统天下,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国进民退;而很多人还以为政治型股神,只是"此派彼派"。

西方经济危机始自“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

向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经济中添加中国特色,理解中国的现状;
西方经济危机始自"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
凯恩斯主义改变了"因利扩张",成为"因权扩张";
凯恩斯主义导致"适当经济规模"变大,大量淘汰中小个体劳动者,导致严重失业

虽然凯恩斯主义最终导致滞胀,但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货币经济下,才能产生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最恶劣的后果,无非就是彻底透支货币,造成朝鲜社会主义式的配给经济模式!因此作为阶级斗争的目的而出现的左派股神们,可以宣称"左派让(凯恩斯主义)高杠杆消失",其意义就是"把你杀掉,你就不会穷了"的意思。左派是可以任意许诺的,如同他们许诺共产主义,左棍无须对其可行性负责。

凯恩斯主义并非中国特色,其机理作用到美国相对透明和健康得多的私有经济上,仍然产生了大量的,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剧烈波动。美国至少自南北战争以后的所有经济危机和金融恶性波动,都与美国政治"看得见的手"渐渐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有关。中苏马克思主义一面把西方经济危机归罪于资本主义,一面却把凯恩斯主义视为"西方的进步",其中的左棍逻辑,值得注意其是否成立。

用美国相对健康的经济体入手,理解凯恩斯主义的负面作用,既可以明白今天美国社会波动的内因,也可以避免东方特色干扰了对凯恩斯主义不良机理的理解。当凯恩斯主义造成美国滞胀的机理已经清晰后,再把从香港到帝国国企等东方特色,一一添加进凯恩斯主义滞胀的模型中,香港"金融+地产+百业萧条"的现实模型,和东方帝国"国企金融股滞胀+百业萧条"的现实行情,就已经是不解自明了了。

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最根本的负面影响,是改变了扩张业务的资金逐利,因利润空间大而获得新资金的途径,转为因"逐权"而得利。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当一种业务对经济有利时(即对平抑紧缺商品的物价有利),就会回报给经营者暴利,从而吸引资本和信贷,迅速扩大该项业务的产能,在增加了就业的同时,也平抑了紧缺商品的物价。这样产生的经济增长是平稳的,不含泡沫的,可持续的。

自1860年西方开始转向政治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后,新兴(暴利型)业务被当成经营者的原罪,不是给严打就是给国有化。资金的供给取决于与权力中心的距离,而不再是社会需求的紧缺。从而令大量紧缺的商品得不到供应导致价格飞涨(累积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是大量过剩的产品被继续生产出来;而出现马克思主义自以为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开始于1860年以后!

政治干预经济的负面效果,尽管至少始自1860年(主要是因为美英两国的缘故)。但长期被西方社会忽视,一来是因为被抵销于世界周边国家传统公有制瓦解带来的市场和产品供应的充裕,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技术的带动(如德国带动的机电技术和化工革命);同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左派"主流,似乎广泛地乐于见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困境,而不愿理解这种困境正是因为西方的左倾政策。

尽管中小企业比从前更难得到补充资金,但市场化的信贷和股票市场,可以通过更高的利率,如高利贷/垃圾债券/投资银行,向明显已经有业绩的中小企业供应"忽然大得不得了的新增资本"。这种机制客观上避免了技术发展完全停滞。但在这样的资本获得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实际效果,相当于把"个体经济的经济规模",提高了一个档次,从而凭官方提供的廉价资金,对大量基层个体经济进行淘汰

表面上技术发展并没有停滞,但是实体经以及并未完全受益;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地西方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也就进一步恶化了基层的就业环境,也进一步导致企业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依赖。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依靠凯恩斯主义的创业门槛,形成了事实上的"企业家贵族"。保障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而不良后果,同样被归罪于资本主义。

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凯恩斯主义泡沫和高杠杆中的哥德尔定理

美国高技术泡沫和高杠杆衍生品的逻辑机理;
投资银行的贡献和对凯恩斯主义的依赖;
美国高技术泡沫是凯恩斯主义在私有制中的衍生现象;
哥德尔悖论定理,判定凯恩斯主义高杠杆必然破产

尽管美国银行和金融板块,其低市盈率(低市值)现象,与其作为美元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受益者的地位颇不相称;但衍生结果是明确无误的。第一是为了抵销投资中小企业的危险性,由股票市场直接投资不明业务财政内募的民营企业是不可行的(资金将向投向业务明朗的企业),美国银行业务投资银行化,充当了风险投资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桥梁,为实体经济中的潜力品种,送去了急需的资金

当今天股神谩骂A股投资者"七赔二平一赚的低水平"时,实际上这是投行对未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有些道德股神对所谓创业板这类股票中"套现暴利"耿耿于怀,很少意识到这些人就象鼓吹对A股赚钱的股民上暴利税一样,只不过是无视"七赔二平"的高风险。将众所周知的"一元成本"乘以十倍,大概就是投行真正的投资成本了。类似于把各位股民牛市神技,打几个对折抵销了累亏,才是真实的盈利。

显而易见地,投资银行业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衍生行业。其所谓慧眼识金的所谓神技,取决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继续。一旦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投资银行业的风投坏死率,就象翻着跟斗十万八千里般地翻番!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一旦碰上货币政策从紧,学术反对声音最强大的音量,恰恰来自于投资银行的诸位专家们。但客观上只要继续着凯恩斯主义,只要不是过分监管,就出现了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所谓创新性,只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现象,大量用不着的新技术,伴随着少数很有趣的玩意(如苹果),和极少数有用远值不了那么多钱的进步(如wndows)一起发酵。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革命了。这些绝大部分用不着的新技术,对于实体经济的就业和收入,并没有实际的促进,只不过是把凯恩斯主义的价值转移,转移到称为新技术的,事实上用不着的炒作领域;同样伴随实体百业萧条。

美国银行和金融板块不能作为炒作对象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为了适应金融蓝筹的业绩不稳定,出现了针对这些股票价格的波动而作的平准预期的包装;由于这类企业的大量投资,集中到如房地产和大宗商品的持有上,因此又有了对这些大宗商品(包括房贷)的价格波动的封装上,试图通过加大预期波动性的reservior,将风险偏好者赚波动风险的钱,以降低投资银行的价格波动,从而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出售。

这样就产生了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提供的廉价资本,这些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的炒作池reservior就如无源之水!而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则无法掩盖它本身带来的价格波动。这样在金融衍生品的内部逻辑之中,就已经注定了一次次越来越剧烈的金融危机,每一次如果不是提供更廉价的资本,将更大的危机往后推,就是这些金融板块大面积地,统统破产!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次贷。

整个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实际上就是用更大规模的风险封装,以求化解(解读)更小范围的风险,而终不可得,实际上就是数学中的哥德尔悖论定理的体现。只需要把"风险解读"等价于"逻辑"即可。哥德尔定理的成立,并不需要理解其外延进一步扩大的每一个逻辑,就象我们不必理解每一种衍生产品的风险封装模型(模型就是一种逻辑)。A股引进的指数期货,只不过是此类中的一种风险模型而已。

只要实体经济不提供相对于哥德尔定理的外来的实证支撑,则无论如何建立新的模型封装,风险始终不能释放,而实体经济就在滞胀折腾中一直在萧条。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下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最根本的数学模型,与任何投资银行的内部风险测算模型(实际上就是每一个投资行股神的投资哲学),跟美国政府是不是加强监管(同样是一种逻辑外延),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012年1月7日星期六

北朝鲜早就死了

金正恩同学当班长的政治价值;
金正恩同学当班长背后的两个同心圆;
朝鲜骷髅的血酬价值归于谁?
坐炉火上当班长,需要一个混球的智慧和勇气

朝鲜刚刚完成父死子继的革命接班。所谓的独裁者的焦点,汇集在少不更事的金正恩同学的身上。猜测小金会不会变小蒋,也搞搞改革开放,是政治逻辑残缺人士的胡思乱想。问题在于金正恩本人,到底有多大的权柄,可以随意操纵朝鲜的政治?中世纪君权神授可以提供这些国王接班人尽快亲政的能力,这是各种各样宗教政治化的根本原因。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下,就缺乏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朝鲜撑到今天,仍能成为祸害东亚安宁的毒药,靠的不是朝鲜自已的力量,而是朝鲜背后没完没了的抗美援朝。朝鲜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完全依靠示形于外实侵于内,敌视于"美日韩"的联盟;东方帝国社论称"心疼援助朝鲜每年一千多亿是短见,朝鲜垮台后东亚政治局势恶化的代价,将会大得多",同样是一种假定"美日韩"这些生意伙伴是假想敌的思维方式,不太可能是帝国中央的政治主流。

明摆着的美日韩与中国的和平互利合作,并不是因为有了朝鲜在作梗,美日韩才乖的。东亚局势是因为朝鲜这个死结,才会存在恶化的可能性;朝鲜这个症结解决了,中美日韩这几个生意伙伴还会继续讨价还价,也会在钓鱼岛主义上玩玩猫捉老鼠的娱乐花边,东亚局势却会大大好转!"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利益,恐怕是某些帝国政治同心圆的弱势群体所必要;这才是朝鲜死而不倒的背后支撑力量

朝鲜早就死了!今天撑着那里吓人的,只不过是用帝国的钢筋水泥撑起来吓人的一具骷髅,帝国"弱势政治同心圆"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具骷髅替同心圆国际上办办差,可以指着这个骷髅推卸责任:"骷髅干的!",再不成就把所谓独裁者卖了:"是他的命令!"。借朝鲜这具骷髅吓国内国外的人,示形于外实侵于内;国内体现了政治同心圆的存在价值,在国际上相当于血酬的要价。

朝鲜这具骷髅的价值,就是装神弄鬼吓人的血酬的价值。只要东方政治同心圆还觉得这笔血酬有投资价值,骷髅就不会扔进焚化炉。这与小金同学大脑里想干什么,全无关系。但血酬毕竟是血酬,站在东方帝国的利益角度,血酬如果是正回报的,现实世界中,牛二就一定是最光荣的职业。血酬既然是得不偿失的,又被利益受损的帝国政体所一再坚持,只能说明血酬的价值归于某些政治的"弱势同心圆"。

东方帝国国内弱势同心圆,为了与权力中央抗衡,需要朝鲜这具骷髅发挥出"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余热,所侵者首先就是帝国政治中央的利益,从而暂时达成了帝国中央的政治平衡。帝国中央不知道朝鲜是具骷髅吗?朝鲜国内的同心圆不知道小金同学是个混球?全都是当爸爸当爷爷多少年的人精了!别以为人家是政治白痴!想知道抗美援朝是那小撮的政治利益,只需要回答:谁需要美国作为东方的敌人

说句难听的,朝鲜政治独裁者这个火炉膛,不找一个混球往上坐,还能找个曹操这样精明鬼自置炉火上?(是儿欲置吾于炉火上(操谓权书))。在缺乏君权神授的中世纪的合法性,尽管金家有"主体思想"这种家传的精神病,小金同学要亲政,除了内倚政治同心圆的元老,外靠帝国中央周边的弱势同心圆作奥援;否则别说独裁,就算放个屁也要请示狱卒批准!小金同学名为独裁者,能改革那才叫怪!

朝鲜这个骷髅的政治传承,向特色民主派们,提供了一个毛主义政治的活体解剖体,展示所谓的独裁者,到底靠什么独裁,又靠什么才能不独裁;是否团结所有想造反的人问罪于独裁者,施压于朝鲜中央,这个朝鲜有核的政治同心圆就会变成蒋经国第二,改革了?将所谓的独裁者视为假想敌,不知道政治同心圆的存在;以为革命压力可以促进改革。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督教+孔儒)埋下的一个BUG!

特色民主派不愿承认中国的民主努力

特色民主派不愿承认中国的民主努力;
广东事件和乡镇选举与土地公有制的关系;
西方投票的"空偏好选民"体现"大范围选举"的边际;
在基层自治实现前的选举没有意义;中央不反对基层选举

民主始自私有制,是俯而执则易,水到渠成终有时;抛开私有制将选举作目标,甚至用革命作手段,则是仰而摘则难如水中捞月。今天将选举当成民主标志性政绩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派(不妨称之为特色民主派),其一未明确对私有制原则的信守;其二不敢面对印度式民主的进退两难,不妨请问,印度的一人一票普选民主,有那条不合特色民主的要求吗?第三,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研究民主选举的运行体制。

如果说领导层完全没有尝试民主进程,那是信口雌黄!领导层所没有做的,只不过是迅速推进全民选举;这岂止不是错误,简直就是重大的贡献!农村乡镇的选举,尽管是失败的,但确实是广泛的,真实的。广泛的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因为可以揭示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是不适于做乡镇的民主选举的。但是特色民主派们,一不承认领导层在乡镇的民主试验,二不承认乡镇是失败皆因土地公有制

广东乌冈的事件,只不过是土地公有制下的民主的必然的结果。如果土地是私有的,或者没有选举,都不会出现乌冈的事件。事件发生在广东,恰恰说明广东政治比较宽松,也比较开放,但却也被特色民主派们,用来质疑"广东模式"。从民主是自治为基础的原则出发,还是让广东人质疑广东模式可否?特色民主派的注意力似完全集中在公有制衍生的"腐败"上,用民主监督公有制的腐败,是他们的设想。

西方如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用博弈论研究投票经济学,尽管由于逻辑建模的错误,令其结果颇值斟酌;但至少人家是就事论事地进行研究,不象东方特色一样,把民主两个词儿抛掉私有制。当成公有制的别名加以信仰!错误的结果被有心人得到错误的解译,那是信仰患者脑残自负的后果,与有关研究者如KJArrow无关!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成立条件,是值得关注的;其不成立的限制,同样值得关注。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成立条件,是公有制下的赢家通吃,其结果最终将导致抢班夺权式的独裁。罗马共和国一步步走向独裁的帝国政治,可以视作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历史案例之一。公有制民主走向独裁的必然性表现在,第一选举失败者武装夺权,比接受失败更有利,如苏拉的选择;第二独裁比公有制的民主,更有社会效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论证),这是恺撒和奥古斯都成功的原因。

阿罗不可能定理不成立的限制是私有制,但同时就必须接受其相关的逻辑结论,就是绝大部分选民,除非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口号,如法国1848年"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的选举,否则是不关心选举的。印度的民主表明,绝大部分选民并不关心全印的选举,而更关心本邦和本市的选举,导致地方性政党的政治参盟,对于全印大党(国大党或人民党)的当选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换取本邦事务不受干预。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的选举(选举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出现在台湾的选举(笔者的观察)。这样就导致选举博弈的实际参与人的范围,要比假定所有参与人都有偏好,是不吻合的。同样引用NULL的概念,就是很大一部分选举人的选票是空偏好NULL。他们投出自已的选票,是受广告(影响最大)、家庭传统(如民主党/共和党家庭)、明星(如里根/克林顿),而不是根据自已的利益偏好投票。

相反当选举是出现在他们的家乡时,空偏好NULL的情况就大大减少;对于简化得多的选纲的关注就大大增加了投票的有效性。而"家乡的选举"是必须建立在美式民主的"由下而上"的授权渠道上,也就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才成立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尽管不能肯定全国选举最终有可能退化为地方选举为根本;但在地方自治性选举确立前,全国选举是没有意义的。而中央是不反对地方选举的。

洛克菲勒垄断和四代大富豪的共同成因

洛克菲勒的垄断和西方四代世界级富豪的发家;
标准石油公司形成垄断的原因和积极意义; 
政治垄断/干预经济是世界近代四大富豪的成因

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第一个大富豪冠军是罗斯柴尔德。主营业务是组织犹太人的民间信贷,承销欧洲各国的国债。早在罗斯柴尔德闻名于世以前,犹太人作为宫廷金融师的角色就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原因在于犹太人专心赚钱,不会象土著贵族一样威胁权力中心。罗斯柴尔德成为第一个富豪冠军,反映了欧洲王室负债财政寅吃卯粮,主权让渡的时代特征。王权政治垄断经济,是罗斯柴尔德致富的背景。
标准石油公司的洛克菲勒是第二个富豪冠军。与向寅吃卯粮的王室权贵借钱,用抵押的税权还债致富的罗斯柴尔德相比,体现在第二次工业化时期,石油能源开始替代煤炭能源过程中,掌握了新能源的市场垄断效益的洛克菲勒,其性质和致富的背景,无疑比罗斯柴尔德要健康得多。洛克菲勒的垄断,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石油是更有竞争力的新能源,因此可以支持洛克菲勒垄断带来的相对高利润。

基督教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将洛克菲勒的垄断,(美国反托拉斯法,首先找标准石油公司下手),视为垄断不良后果的代表事件,是缺乏说服力的。作为对煤炭能源的替代,石油公司无疑抢走了很多人的生意。但如果石油过分垄断高价,煤炭就会取而代之,如后来的"煤变油"和今天的"生物能源"。石油公司替代煤炭,就象英国纺织业替代手纺行业,虽然被斥之为垄断,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市场经济的垄断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完全可以忽略。但行政垄断则不然。如果行政垄断有效,则除非是中央第一把手推动(将是很滞后的动作,如印度的"绿色革命"),否则煤炭行业就会借用行政垄断,掐死石油竞争者的成长,让他们永远处于"安全试用",类似今天帝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标准垄断过程中能源价格在较短时间内降低了90%!贡献非凡

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富,除了石油是新能源这个最关键因素以外,还因为当时洛克菲勒是第一个掌握了规模经济的企业管理的,而当时的石油新能源也适合规模经济。其时美国已经开始走上了法定货币垄断流通,政治干预经济的前凯恩斯主义的道路。金融垄断下中小企业的困境,无论是金本位下的通货紧缩,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结果都如出一辙。

公众对新能源的怀疑,导致新能源公司也象今天的种种新行业一样,缺乏支持业务发展的资金。洛克菲勒如同今天的金融巨头一样,总是可以较竞争对手,得到更低价的信贷资本(当时同样是得到贷款就是成功)。总是可以通过其规模效益,与美国铁路公司签定排他性的契约(今天称为歧视性条款),当时开始兴起的工团主义运动,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严重得多。这样标准石油公司,渐渐垄断了石油市场。

因此洛克菲勒的致富,是(工业革命的新能源+金融行政垄断+工团主义背景)的共同结果。洛克菲勒个人的经营才能,包括优惠条件合并中小竞争对手,而不是当时常见的单纯削价竞争,迫使竞争者破产退出的手段,大大减小了业务兼并的阻力;这些才能令到(工业革命的新能源+金融行政垄断)的偶然性冠军,落到了洛克菲勒的头上。追索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洛克菲勒致富,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

第三代富豪冠军巴菲特(还有他的老师格雷厄姆)和第四代冠军比尔盖茨等,共同的特点,却是始自凯恩斯主义成为世界政治性主流后的现象。这些富豪的形成,是与凯恩斯主义同时期出现的,并在流动性过剩高潮时暴富,并非偶然。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与洛克菲勒一样,固然是优秀的企业家,但暴富的关键是廉价的资金流。洛克菲勒专于兼并,巴菲特是资金优势,比尔盖茨的市值来自流动性过剩的炒作

2012年1月5日星期四

股市是低风险的,国家的经济才是有前途的

谩骂股市的《竞选州长》的抹黑战术
高利贷与股市争资金,比高风险;
如果股市的投资风险比高利贷还要大,只能说明整个中国是高风险的;
股市是低风险的,国家的经济才是有前途的

在中国市场很多投资在房地产、邮票、茅台酒、艺术品和高利贷等市场上的款们,自以为避开了A股的熊市,购入的所谓收藏品,如果不是自已自叫自卖,就只剩下他自已几家庄家了。为了让下家接手他们的珍藏,一天到晚骂股市,巴不得吓出点股市资金,替他们抬轿。但只要不是为了让政府干预市场,就不能算是犯规,且一般称为抹黑战术。该战术广泛见于西方民主制度,参考《竞选州长》。

有一位仁兄自2000以来,没有投资股市,收藏了几百万元的现代艺术品。本来以为专挑七八十岁的老作家的作品收藏,只要这些老作家双脚一蹬,绝版的艺术品准要翻个番!没错!翻了个番!但只不过是自已一圈子人的叫价往上涨,根本没有人再上钩了。这正是笔者所说的名义价格和流动性兑换概率的问题。股市为什么显得低迷?无非是就是流动性好,想套现的人,一个电话就可以套现;而已!

另一位朋友,刚从笔者这里赎回了自已的份额,投资高利贷,拿着几位高利贷(小额贷款理财产品)的经理们的讲话,说笔者卖了股票入伙。笔者问他知不知道自已的小额贷款的业务客户,凭什么能支持 30%的高利率?(江浙一带高100%以上!)而这类高利贷公司,却对资金的渴求,如同无底洞?问题一是有什么实业是没有坏帐风险而能支持高利率的?二是算上坏帐风险,高利贷产品是否更值得投资?

如果按这些为高利贷拉垫背的专家所称,高利贷收益如果高达100%以上,意味着股市就算零价格,也是要亏本的。所以股市是跌无休止的。尽管这些专家不忘记加一句"小盘股even more",但按其逻辑而言,显然大盘股也跑不掉至少同样大的跌幅。其实这就是"以邻为壑"的抹黑战术。如果高利贷真的是这么无风险的高利的,就不必为了拉下家,厚着脸皮抹黑股市了。

朋友做说客的根据,是几家知名小额贷款的经理们的招商座谈会讲话,就是现场开报告会一边骂股市,一边接受新合作者交钱入伙的那种。在这种场合下在商言商,当然不会有说股市怎么好的话。股市其一是争夺高利贷的资金,其二如果从股市融了资,就没有高利贷的生意了。类似张先生这种现场报告,还有卖保险的现场报告会,骂股市骂得更狠!"股市不包险,人寿保险最投资呀"诸如此类。

笔者对高利贷没有歧视。但要注意这类高利贷营运商的,以邻为壑的抹黑战术;无非就是说,股市比不上他的高利贷产品更有投资价值。因为股市的高管卖了自已的股票,也投资他的高利贷产品了。"试问还有谁比上市公司的高管,更懂上市公司的价值"。这里"有还是没有"这种现象,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卖了股票投资高利贷的,有多大的比例?甚至同一高管,有多大比例的股票,换成了高利贷的产品?

只不过,如果高利贷真的这样万无一失,为什么要赔本开传销会呢?象保险式的一对一营销,岂不是更好?急于找垫背的,是否说明高利贷的资金链也象温州那样有断裂的危险。其实这类逻辑,完全可以用到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上。如果不明白"观点的背后是有利益的",而以为存在脱离利益的"经济学真理",就会被这些形形色色,目的仅仅是"以邻为壑"的抹黑卖拐,给忽悠了。

众所周知,今天大量的富人宁愿付出高达10%-20%的代价,也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存到西方去;这就是所谓的"热钱流失"。但同时也有大量的西方投资者,为了避免诸币贬值,而寻求把美元换作人民币,这就是所谓的"热钱流入"。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中外富人是怎么想的,而是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就算这些富人不看好中国,难道所有中国人,都有希望换了人民币,换成美元避难?

股市当然是有风险的;但各路股神非要用政策工具,非要把股市的风险,打得比高利贷还要大!如果真的造成这样的后果,恐怕就不是股市有风险,中国这个国家是高风险的。股市是不是低风险,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有前途的。

民主进程,既非从下而上,也非从上而下

投票是私有制的结果,不是私有制的条件
民主进程,既非从下而上,也非从上而下;而是双向的自治寻的;
民众私有制自治的利益与统治者"推恩令瓦解潜在政治对手"的利益相吻合;
封建统治者与民众自治体结成政治联盟,是自保和自救的唯一出路

民主进程就是私有制进程,是从下而上积累的私有制意识,从上而下地寻求私有制社群支持的政策的双向寻的的过程。当私有制还带着(孔儒+马恩毛主义+基督教)等传统信仰几万顶帽子,当愚民总是大多数时,任何革命只能摧毁基层的私有制火花,同时把上层作私有化努力的改革者,当成反革命当权派给办了。这就是文革式"民主进步"了。愚民总是大多数,是对公有制民主和暴民运动的永恒诅咒

对民主最根本的误解,就是把民主的形式选举,当成了民主的核心私有制;把私有利益的所谓"既得利益者",当成了民主的敌人;最后是把统治者寻求民主的努力,视为对"革命群众觉悟"的恐惧,而自以为鼓噪暴民运动,可以促进民主的进程。这类误解明显存在于民主小贩杨恒均先生的笔下。当韩寒已经明确表现出对这些对民主的误解的反思,但却仍有许多人以为韩寒只是嘴皮子卖乖。

世界上没有脱离私有制的民主,也不会存在抛开私有制原则的"民主革命"。当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民主人士,还在用等级社会中的奴隶管理制(所谓户籍制度),作为攻击民主社会自治制度(同样被称为户籍制度)时,很难让人相信这些牛二流氓的大脑里,有半点私有制的概念。只要这种牛二流氓仍然能够煽风点火,只要这种所谓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攻击私有制;对私有制而言,所谓的独裁就是利大于弊

民主既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也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顶层设计",而是以彼此利益最大化为引导的,双向的合作契约。所谓投票选举是无关紧要的!永远记住这一条!只要私有制是彼此合作的原则,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合作,就必定是共商互量的,投票机制就自然形成了。投票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私有制的条件。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有利益,是不允许任何投票表决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才是民主

民主并不是愚民觉醒的,自下以上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我的利益在那里",从个体到社群,从社群到地区的自治意识。只有这样,当民主权力释放到这些个体、社群和地区的手中时,这些公有制下的愚民,才懂得到手中的民主权力,捍卫自已的利益,对任何被要求的义务质问"我的利益在那里?",对任何法外的义务,敢于说"不",——>这就是民主人权制度涉已利益的一票否决权!

民主也不是掌握治权的精英的良心发现,权力金字塔也并不是什么良心美景的利益;而是这些被权力套死的掌舵人,自救的自觉性,寻找基层的支持力量,以避免被愚民总是大多数的民粹浪潮所淹灭,更要避免被身边的屠刀所利用的自救的行为。只有私有制的自治群体,才能为贵为极权的统治者提供可靠的过渡性的政治支持,也只有私有制的自治力量,才能令统治者摆脱"让县自明本志令"的套牢

因此民主是民间与政治精英(包括国王)的两小撮人的双向寻的,达成政治联盟的,表达为政治合作的契约最终结果。所谓的选举,是在这一契约达成后,对细则条款的修改时的措施,而不可能在共同利益和私有制原则,还没有确立前仅仅是"投票"就民主了。这种人如果不是瞎G8扯蛋,恐怕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这类公有制革命信仰,摧残了大脑了可怜虫!

权力下放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反叛/分裂核心的形成。这种威胁既是阻碍中央集权民主化放权的阻力,也是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的动力。道理与汉朝的推恩令和等级社会越级控制方式一模一样!向社会基层推进自治,本身就可以瓦解任何有叛乱潜力的政治核心,让它的下属市、县、区、村……个人!自治!因此民主进程并不是统治者害怕了革命,而是其政治自保的唯一可保成功的途径。

美国“加税容易减税难”恰证“愚民总是大多数”

美国"加税容易减税难"恰证"愚民总是大多数"
民主国家不能以任何单方面借口加税;政府收入仅允许限于税收
南北战争的要害在于否定了州的一票否决权;
美国政府规模和税收规模在南北战争后不断扩大;
否定了涉私一票否决权,民主与极权制度的行为和结果趋同

从人权私有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除非是应付共识的危机,否则民主的国家,是不能以任何借口单方面加税的。即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税收仅用于是支付危机管理的成本;而国家政府的收入仅允许限于税收。否则将将意味着国民有先天性的原罪,如"向弱者倾斜"的义务,并且不由国民个体所能否定,而且仅仅集中于一部分人的身上支付这一成本并且禁止其脱离。简单说就是强制性的剥夺一部分人

南北战争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解放黑奴",而是"解放黑奴的代价,是否仅仅应由南方付出?"。南北战争的法理缺陷很严重。如果说南北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那么一直到1876年以前拒绝承认黑人是公民,1960年仍然拒绝承认黑人有平等的选举权;如果说这是因为需要渐进,那么急于发动南北战争,又显得太冒进了。南北战争并没有真正强调天赋人权,反而抛弃了个体的一票否决权;血,仍在流

北战争的法理要害,并不在于黑奴是否应该解放,而在于在战后宪法的修定上,事实上否定了"州的自治权"。否则只需要加一条修正案:第十修正案的权力,以不能侵犯人权为前提!由此可见南北战争真正的目的,并不是黑奴的解放,而是对加盟州的法定自治权的取缔。其要害在于"向弱者倾斜的义务"和"公民和州对联邦负有原罪"成为新的隐含的宪法精神,为多数人的暴政扫清了道路

人权法学从人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可以得出"向弱者倾斜的义务"将侵犯人权完整性;实体经济学则从同样的原则出发,得出"向弱者倾斜"损害了交换创造价值的人权基础,从而损害了经济的增长,即损害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因为向弱者倾斜的charter构成新的特权,反而加大了社会民众的贫富差距。经济史则同样从发现东西方的传统社会的经济伦理恰恰就是"向弱者倾斜"!

最后是阿罗不可能定理,论证了"向弱者倾斜"借口收集的"原罪税",即使是在民主选举的议会制度下,仍然不可能得到理性的共赢方案;即帕累托积不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达成最优;后者只能作为人权私有下的必要性结果,和独裁政治中的偶然性的结果(取决于天降仁君兮)。因此当"向弱者倾斜"成为公民原罪意义的义务时,其公共服务必定是低效的,而其税收借口是不可拒斥的。结果就是大政府化。

英国民主诞生于大宪章精神的抗税运动,美国诞生于"No votes No tax"的波士顿倾茶(美国茶党因此而取名),美式民主的社会经济之发达,正是得益于美国私有制,对于国家税收膨胀的一票否决的人权的贯彻。但是南北战争偏偏否定了这一条立国精神!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政府一点点变大,美国总统权力的步步膨胀,美国税收节节上升,美国赤字步步攀升,美国特权行业越来越多,是有目共睹的。

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以得出民主必须在私有制的,保留有一票否决权可以说"不"的前提下,将得出一个逻辑结论,那就是如果取缔了个体涉已的一票否决权,不能说"不"了,则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就趋向行为和结果的一致性,即政府作为社会的成本,会走上不停地膨胀,直到侵蚀整个社会的所有私有资源后成为公有制政权,然后在公有制政权的低效益中走向衰亡!这正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地狱通道

很多人指责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加税案,削弱了美国政权的权威。实际上美国最终是否消亡,取决于共和党和茶党的抗税运动,能否最终成功。因为当个体涉已的一票否决权,被诸如南北战争的法理缺陷所侵害后,意味着美国社会表现出与东方帝国同样的痼疾,那就是"加税容易减税难!"。加税只需要作点"向弱者倾斜"的道德文章,质疑加税却成了亿夫所指!恰证阿罗不可能定理:愚民总是大多数

2012年1月4日星期三

民主的一票否决权/脱离权和南北战争和奥巴马的富人税

民主制度中个人和地方自治体的一票否决权/脱离权
美国宪法允许国人放弃国籍,费城宪法允许一州脱离合众国;
美国市县的自治是形式上的,州的自治是先天法律意义上的;
南北战争对宪法强行修改,强制将州的自治降为形式;

由于人权私有为原则的议会民主制,必须是针对已授权的利益提案作表决,并且必须保留个体涉已的一票否决权。这种否决权的权威,既表现在合法并有效的法律渠道,如向法院诉讼;也体现在每一个人"谁主张谁维护"的自卫能力上。首先它意味着整个民主制度建立在个体和地区的逐级自治/授权上。对于联邦而言,意味着任何一个个体,如果不能行使涉及一票否决权的话,有权力脱离该联邦。

对于个人来说,一票否决权则意味着任何人,有权放弃该国国籍,而避免受到共约法律的起诉,(意味着接受法院的裁决)。所以苏格拉底案,其实是苏格拉底自已不想活了,而不能完全归罪于雅典陪审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因为允许苏格拉底流亡的路,一直到他被处死前,都是开放着的。至于说象拉登之类危及到美国国家和美国公民的安全(如负有命案),那是作为敌对行为而论加以追捕的。

美国宪法目前允许美国公民放弃国籍以避免美国法律的约束。象针对富人的税收案,很多美国富人就选择了长期避居异国,或者干脆放弃美国国籍来逃避。但问题在于,世界乌鸦一样黑;公有制是全世界的传统文化。今天地球上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对于富人的追索都是少不了的;反而对本国的富人还有几分手下留情。尽管美国还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因子,但世界上私有制程度最高的,还要数美国为第一。

在费城宪法的第十修正案,也是允许作为州的地区脱离合众国的。但州以下的地区由于没有形成州的宪法的授权自治,而是直接从英王手中得到独立。因此州地方市县的自治权,是作为州长/州议会代替英王而颁授的,也意味着可以取消地方市县的自治权。这是美国州的自治权与地方市县的自治权的不同。换言之美国地方市县的自治权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州的自治权是法理上的。ps:美国公民自治权是天赋的

南北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北方不承认南方各州援引的第十修正案的合法性(成文法)。南方各州企图援引该项宪法重新修订有关关税联邦约定,被北方战胜而否定了第十修正案提供州的一票否决权。解放黑奴是后来补充的黑人人权借口(非成文法)。今天的美国宪法已经修改为"所有州同意方才允许一州退出",即只允许把穷州开除出局,绝不允许富州独立离开。这已经不是民主意义上的联邦了。

如果将解放黑奴作为南北战争长远的成果,消除了美国社会中潜在的一个危机因素,那么南北战争否定了美国作为联邦的地方一票否决权,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大倒退。尽管美国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制,作为对众议院提案的否决权,依然是世界上唯一接近于一票否决权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印度议会尽管也分为人民院和联邦院(立法院),但联邦院是由人民院选的,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委员会"。

南北战争负面之处,就表现在其法理主张,是否定了州先天的自治权,而成为合众国授予的。从而为美国大政府化,甚至为把美国升级为一罗马式的君权专制帝国,铺平了道路。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假如它真的是一个联邦,是否具有要求地方如州,有对联邦无条件上忠诚的义务?这与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全人类做了什么"的疑问是一样的。南北战争的伤口,今天仍然流血

林肯在葛底斯堡中的演说,与奥巴马今天在议会中力挺的巴菲特税,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是否能够因为国民之间存在差异,比方说存在"贫富差距"是否足以启动美国国家危机管理的功能?或者说"向弱者倾斜"是否象君主制国家一样,是公民税后的、法外的义务?并且这种"向弱者倾斜"的法外义务是不平均的,是因多数人认定而针对财产差异中的富人的?并且用国家威权,强制付之执行?

民主社会必须公私分明,看滥用博弈论的“选举经济学”

博弈论/控制论/信息论,针对的是完全产权的管理决策;
新制度学派引用博弈论,意味着(君权+国民作为假想敌);
阿罗不可能定理强制私有制民主社会"公私分明";
强制"示形于外侵于内"归于无效;
博弈论应用于民主投票程序的限制条件为(私有制+排斥边缘人群)

自瓦尔拉斯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筑在均衡的基础上,"均衡"是从来不能测定的哲学概念。冯.诺依曼缔造的博弈论并不针对经济学,针对已无产权分歧的资源的宏观管理,针对对手的/自然危机事件可能性选择的策略论。如计算机的系统流程,军队决策,政府的危机预案等。包括后期维纳的控制论和反馈理论都是其扩展。对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就是缓冲(buffer),经济中就是储备(reservior)。

以冯诺依曼为启端的信息科学,似乎为西方主流的社会学派,提供了"技术进步",可以再一次试验控制社会的建构尝试。这种尝试自文艺复兴以后,反复出现在西方社会,形成一次次的回归中世纪等级控制社会的逆流,马克思主义只不过,运用民粹最剧烈的一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约翰.纳什为代表的"纳什均衡"似乎可以数学定义"瓦尔拉斯均衡"了,由此似乎新制度学派可计划社会了。

由同样是信息技术的一部分(主要是软件)的对象建模逻辑,即对象角色的主谓宾,可以清晰地发现新制度学派滥用博弈论/信息理论的逻辑错误,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了政府已获得授权的管理对象,这意味着政府的极大化和对国民人权的彻底的侵权!同时将政府和政治的对手,设定为国民自利的本能。简单说新制度学派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第一是政府的君权,第二是假定"国民是国家的敌人"。

当新制度学派,使用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代替了人权经济学中的"个体边际效用",同时又成为均衡经济学中的"均衡"。新制度学派就成了可以得出任何预定期望的结论,而不必再考虑国民意见的,理性主义的君权神学了。您愿意接受他们吗?您的利益在那里?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如果不是从君权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民主私有制的利益出发的话,新制度学派的两个理由都是不存在的。议会民主的价值(即选举偏好唯一允许的目的),必须是危机管理本身和通过对危机预案的实施,控制危机损失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能确定危机/控制危机,该机制自然失效。因此当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学派,是针对"国民不理性"时,逻辑上就意味着是伪科学。

议会民主的作用就在于判断危机和确定危机管理方案(预案),所谓"选择偏好"仅对此目的的公共授权而言,而不涉及到对个体私有利益的权限。此时回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e Private Ryan)》中的属"公"的八个特遣队和属"私"的瑞恩的生命待遇不同。如果危机判断和管理意见不一,则"疑证从无"削除此项预算,不要为了捕风捉影如"货币战争"草木皆兵,将是符合国民利益的。

当危机是非常明确时(象外国侵略发生,如珍珠港事件)共识是很强烈的,此时阿罗不可能定理就因为万众一心而变得无关紧要。但仍然要允许不认同此危机的人拒绝参与此项危机管理,因此在美式民主的人权制度原则下,就不允许象东方文化一样"抓美奸"。尽管美国历史上反对正式宣战后的战争的人多如牛毛,常常自毁政治前程(如南北战争时的铜斑蛇),但的确没有因此危及自已生命的例子。

因此当把人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结合在一起时,就将发现传统公有制社会常见的"示形于外实侵于内",通过渲染外来危机而强化专制效果的途径,在人权私有社会走不通了。原因在于不可能通过大政府的方式预备未得到共同认同的危机(如果不是侵犯人权,就是只能是低效率)。反之危机明确,就完全可以接受罗马费边式的独裁官!危机管理效率最高

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无论是在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在西方的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通过大政府拥有侵犯人权的威力,通过税收再分配财富保证公平"之类的错误,从人权不可侵犯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性质还是结果,都将是大同小异的。博弈论用于民主选举系统,必须限定两个条件:第一不能侵犯人权私有原则;第二要排斥边缘兴趣群体。前者一直做不到,后者根本不可能做到。

民主关键在涉私一票否决权;罗马的保民官和美国宪法中的要素

西方将博弈论运用于选举"经济学"的逻辑错误
民主选举不是"人民选一个皇帝";民主选举不能涉及"私有"利益;
民主的基础在于私有利益涉已的一票否决权;
罗马保民官制与美国费城宪法中体现的"一票否决"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原意,是用博弈论论证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是实现最不坏的而不是实现最优的。这样本身就与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积相冲突了。而且按照阿罗不可能定理,意味着最优化必须在独裁下才能实现,尽管不能保证实现最优化,但独裁却能避免最坏的。而议会民主是不可能实现最优化的,却不能保证不出现最坏的结果。结论就是必须实行君主制,否则将由于"非最优化"而不断恶化。

类似的运用博弈论,而仅仅着眼于"利已偏好的投票"的角度,用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西方的投票体系时,也发现有近似的结果。如芝加哥学派就有对每个人是否参加投票,参加投票对自已是否有利的研究。以纳什均衡为依据,结论是每个人的投票对自已的诉求(偏好)所得是得不偿失的。不参加的话反而有利于实现自已的偏好。实际上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同义反复。

博弈论对于投票体系的研究是成立的。但所有这些针对投资和议会体系(即全局一人一票),都没有考虑"人权私有是神圣不可侵犯"。即根本上没有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投票?为了什么要投票?而是在断言"投票代表着最公平"的假定下进行的。换言之阿罗不可能定理和相关的投票结论,都是针对"公有制下的民主(不考虑人权的垄断性)"的前提下,以"民主作利益重新分配"的假定作出的。

在不考虑人权私有制原则不可侵犯的前提时,阿罗不可能定理之"愚民总是大多数",意味着无论是议会民主下实现的多数人暴政,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下实现的多数人暴政,都没有根本性区别。因为阿罗不可能定理只是说明其起点与终点,并不关心其中的过程。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崩溃,还是从美国占领华尔街及两党的债务上限争论,都可以看到阿罗不可能定理预言可能实现的影子。

博弈论顾名思义,就是"类似于下棋的理论"。下棋也包括对赌是两人的博弈,囚徒假设是三人的博弈,投票只不过是多边博弈。博弈论的潜台词是"赌注赢家通杀",博弈论由此也限定了"必须是针对赌注而言",博弈各方没有自愿摆上台面的利益,是不能成其为赌注的。囚徒假设的前提必须针对囚徒,因为囚徒的人权是不完整的。"利益投注限度"构成了博弈论不能完全反映投票系统的每一个根据。

将博弈论不加限制地滥于民主投票的机制,意味着全局利益通杀,个个都是囚徒。换言之,就是博弈论下的民主投票,并不是就某一公共议题(对许多人是边际利益,无关紧要)的博弈,而是变成了"全民选一个主子"。没有意识到民主的基础是私有制的自治;而不是"全民选一个君主";那怕可以定期更换这个君主,或者用另外两权监视之。这种误解,广泛存在于几乎东西方所有愚民的言行之中。

这正是"全局一人一票"的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君主制的预演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是折腾,印度的民主一直在折腾的根本原因。美国的费城宪法之所以成功,是通过一州一票,提供了以自治为核心的否决制。类似的否决制也出现在罗马的保民官制度。民主是针对公共事务的,如果这一事务涉及到个人私有的利益(不是赌台上的),个人就对其有一票否决的权力"私有产权不可侵犯"!

正由于公共决策必须止步于个体私有利益以前,同时绝大部分公共决策,对于有选举权的个体而言都是边际化的。事实上各国绝大部分人士,都根本不明白自已政府每年几万页的之呼者也里,说的是神马!因此对于边际化的事务,是否参加投票是无关紧要的,大可委托给自已的代言人如本地议会代表;而关乎个体利益(个人或本地)的法案,就具有一票否决权。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制度。

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愚民三步曲和三层次的愚民:“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

(愚民三步曲=三层次的愚民):"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
"愚民总是大多数"导致危机压力聚焦在"两小撮人"身上;
处于权力旋涡中的"统治者"和处于危机中心的"小康私有平民";
民主是权力中心的一小撮,与危机中心的"一小撮"私有平民的契约合作

"愚民总是绝大多数"之三步曲: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并非仅见于时间轴上(盛世<——>乱世)的治乱循;也可以清晰地见诸于今天社会上,个人处境良贱不等的各阶层。象官居高位甚至红顶的资本家们,擅长文过饰非;暂时不忧衣食的中层知识分子们,就虚拟正义闹革命;下层贫民贱民一边喊"毛主席您在那里呀",一边以邻为壑在更弱更穷的人之间找替死鬼,称为"向弱者倾斜"。

"愚民总是绝大多数"就象危机的压力,和寻求突围的动力,都集中到两类"一小撮"的,却不是同类的人。一就是一小撮的当权派,常被称为统治者。他们不象一般官居高位者一样高枕无忧,他们得到的社会危机信号比谁都多!这些人称之为"忧国忧民,更忧屁眼卡扎菲化",估计是中肯的估计。如果作一统计,会发现日本战国中的诸侯,和明清帝国中的皇帝,都比他们臣子短命;并不全是纵欲之故。

另一小撮就是"反谷物法联盟"这类的边缘小康中产阶级,有点钱却当不成贵族,明明白白的人肉靶子。成了"劫小康,用牛二,保权贵"的矛盾焦点。中世纪等级社会时,这一小撮人就削尖脑袋,要让自已或子女钻进特权保险箱里而奋斗终生;现代社会中如果通往奴役之路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人也会为献媚于权贵而良心极大高尚起来。但如果感到公民化社会是未来,他们就会成为自由战士的一分子。

身为当权派的"一小撮"只有既得权利却无值得关注的既得利益。不象"我的利益在那里"的一小撮无权平民,后者只有既得利益却无可自保的权力。这两种"一小撮",无论是在基督教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今天的革命折腾分子的眼里,都没有区分地统统视为"极右精英",板子更多地却是砸到了无权有私的小民身上,称之为"既得利益者";然后骂官的前一小撮,对他们牛二革命运动严厉镇压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阶级本性论",那将会过高的抬高了平民既得利益的一小撮的革命觉悟。如果不是认定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是大势所趋,如果不是因为无法追逐特权,而只能把自保的注码压到"人权,自由,平等"上,这些自由战士中的绝大多数,只要有机会把自已锁进特权阶级的装甲车内,他们是绝对愿意当贵族!富人如果能够成为"向弱者倾斜"的政治贵族,屁颠颠地不再做生意了。

因此历史特点就是人权私有制革命的进程,在一个社会中是呈雪崩性的。懂得"我的利益在那里"的人越多,就越多的人(包括统治者)知道,继续等级社会(保留特权,不要私有财产)是不可行的,逐权不成就会强迫每个人逐利,也包括强迫象英国国王这样绝对意义上的权力掌握者逐利,这样就有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所谓唯利是图"物欲横流",本身就是平民对官本位的等级奴隶制的伟大革命!

作为掌握着国家威权的"一小撮"统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合着绝大多数的传统复古分子,象吸血鬼一样从小康中产身上抽骨吸髓,"劫小康,用牛二,保权贵",只有在制度缺陷实在熬不住时,才会想到借用平民一小撮(如克伦威尔等人)渡过难关。人民领袖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本来就是几千年的社会基本政治模型。但人民领袖却比革命群众更清楚,免费的午餐不永恒。这样就有了戈尔巴乔夫

作为公有制等级社会的耗散性衰退危机的两个焦点,"权贵核心"和"平民有私",这两小撮各自求生最终"勾搭成民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却是一个漫长的、随机的、互相寻的,在利益沟通中最终达成互利契约的过程。对于统治者来说,过分保守将面临公有制耗散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毁灭;过分激进将导致自已的毁灭;过分走群众路线建构民粹正义的话,就将造就斯大毛和希特勒这样的大救星

阿罗不可能定理之“自由!多少罪恶以你为名!”

阿罗不可能定理论证"自由啊!多少罪恶以你为名!"
多数人暴政!孔多塞的忏悔,罗兰夫人的呼唤,KJArrow的数学论证
阿罗不可能定理论证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愚民总是大多数"之三步曲:替主子文过饰非,将主子虚作正义;危机时以邻为壑


在现代《通往奴役之路》中,滥用了正确的数学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造成的悲观和堕落(相对人权而言),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科斯引领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所谓"新制度学派"其实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产物。这些洋五毛知识分子们,没有象布坎南一样意识到阿罗不可能定理中,正确的数学的逻辑前提是错误!也没有象阿马蒂亚森那样下意识拒绝,用更滥用的数学证明"自由这种道德"。

阿罗不可能定理,为科斯新制度学派这些数学精明的糊涂虫们,证这些信仰数学的分子们,提供了一个让他们深信不疑的结论,那就是民主是没有希望的,私有制是不可能彻底的,独裁是不可避免的;所能选择的只是较好的独裁,还是更不可控的独裁。这样就有了新制度学派的数学分子们,以无比正义的英勇走在马克思主义的路上,却自以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数学圣斗士。

阿罗不可能定理在"证实"了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所断言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之余,也证否了马克思主义成立的前提,即"愚民总是大多数"(显然包括科斯新制度学派的数学精英们)。那么阿罗不可能定理,就证明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无论是不是出现斯大毛救星,都命中注定就是暴民运动,必定走向苏联毛帝国的黑暗地狱,乃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特快高铁

观察从暴民运动迹象已经很明显的英国宪章运动,一直到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缩微沙盘,同时也是未来中国民主博弈的现实窗口的A股,都可以发现"愚民总是(绝)大多数"所有证据。这些传统模式的愚民,无论其知识文化水平的高低,愚民国标都是盛世时不思改革,为历史的错误文过饰非;称之为"向前看",没事找事折腾,居安思危却是"引剑自宫","不患贫患不均","计划生育"。

不可避免地处于公有制耗损所致的危机时期,愚民作为多数人暴政的形式之一,是将文过饰非向前看而忘记的历史教训如文革大跃进,将教训(如大饥荒+大混乱+大救星)忘记了,抽象化成一个虚拟的正义(如大救星),称之为梦想的复古天堂。指责(公有制耗损下的危机)是"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世风不古""国将不国"。总之是要向后转,让水晶棺材里的木乃伊站起来,再当一回大救星

指责他人的记忆力太好,为牛二愚民找到了正义的借口;公有制耗损的危机意味着过多的人口争夺着显著短缺的资源,(象A股流动性过剩紧缩),愚民寻求大救星的方式就是"我是弱者,向我倾斜",想象一切办法将危机的代价倾泻到别人的身上(私有财产),所谓以邻为壑;最常使用的办法则是"青天大老爷为什么不管一管"。这种你死我活,又成了愚民文学家笔下的所谓"资本主义弱肉强食"。.

"愚民总是大多数"之多数人暴政,也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曾经用生命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的孔多塞,在即将死在雅各宾专政的断头台而自杀前,为全世界留下的遗言。孔多塞对革命的忏悔,凝结成罗兰夫人在铡刀落前,为全人类留下的呼唤:"自由啊!多少罪恶以你为名!"。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的确确就是KJArrow用数学证明孔多塞的猜想:"少数服从多数,不可能得到全局理性方案"时得出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也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论证的结果之一!

"愚民总是绝大多数"之三步曲:文过饰非,虚拟正义,以邻为壑;可以广泛见于历史,也可以见于现实的每一个场合。阿罗不可能定理,确实证明了人权私有化进程,确实是"一小撮的既得利益精英,为保住既利利益而孤军奋战"的成果;所谓既得利益就是每个人的人权和私有财产!这一小撮的精英,也不是高官权贵伟人,而是一小撮,无权无势的,仅仅意识到"我的利益在那里的".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盛世时不思改革,居安思危引剑自宫,危机时期多数人暴政

多数人暴政的"怀旧""复古"的虚拟正义
革命的悖论之多数人暴政"革谁的命"
盛世时不思改革,居安思危引剑自宫,危机时期多数人暴政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前革命状态"的社会模式是共同的,即"极少数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压迫着绝大多数人民",是错误的,但却仅仅是颠倒了"压迫着与被压迫者"的错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解决(纠正)手段的不同。基督教致力于非暴力的"传道,说教,启蒙,招安,讲耶稣……",而马克思主义则承袭了基督教历史中铲除异端的暴力倾向,为此不惜拒绝基督教今天的上帝

任何暴政,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那怕多数人推举出一个伟大救星,指挥着多数人执行这一暴政。无论是在暴虐的大毛极权,还是在夭折的希特勒政权,或者在混乱的法国大革命,还是在温和的印度式社会主义民主选举中,在19世纪初的宪章运动中,甚至在今天欧美的反复剥夺所谓"富人中等阶级"的凯恩斯主义中,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的模式;而仅仅手段的不同,和成败的与否。

执行压迫的是贵族权威领导的"多数人",比如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民;而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可能包括生命)的,则是平民当中的"少数人"和公开同情这一小部分人的"一小撮当权派";比如犹太人和同情他们的辛德勒们!而在毛帝国的黑暗历史中,相应的社群就是伟大救星,革命群众,黑五类和"一小撮当权派"。"慎言多数人暴政"的革命家们,应时刻反省自已是否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传统公有制社会始终受到资源短缺的限制,又始终因为不愿意把"自由选择"的权力交给国民,而缺乏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替代"的,闯出社会发展的空间。当风调雨顺暂时令资源短缺现象显得不太紧迫时,人类的本性就会安于现象"不折腾",而当刮风下雨"危机来临"时,大多数人的反应并不是什么"人权革命"而是复古改制!将当前的短缺,归罪于偏离了祖宗制定的完美路线

即使是有少数人士自忖"居安思危"的特异远见,他们的考虑也不是趁着社会相对安定的时侯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不是让市场实现去特权化;不是积谷防饥就是计划生育(强制性压缩需求),不然就是没事找事指责社会"没信仰了(没按古老模式处世)""道德水平普遍下滑(没按祖宗划的墨线走)""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用更强烈的凯恩斯主义,挽救凯恩斯主义造成的危机啦"啦,……!

一旦真的面临社会危机,当政者就更是强化中央集权度荒年;小民百姓饿死,那也是为祖国革命事业付出的代价。绝大部分小民百姓也好不到那里。当他们自已的局部处境恶化时,(社会未必危机时),也根本没有想到是不是传统公有体制,剥夺了自已的获利机会,而是一门心思向着似乎还存在更多生存资料的富人,指望"国家为什么不向弱者倾斜",指望着让国家威权,重新分配富人的私有积累。

为了达成"重新分配"的愿意,(此时每一个牛二都自认为是正义的),这些普罗大众会将历史的某种故事,过滤掉悲惨的失败成分,称之为"平反";抽象成一个万能的正义符号,称之为"信仰";恍惚现实所有不幸,都不是因为传统的制度负面积累造成,而在经济波动的低谷中暴露,而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抽象正义的"信仰",从而为"复古""怀旧"提供了无穷的道德借口。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宪章运动中失业人士,怀念中世纪农奴时代,饿着肚子时衣食无忧;看到了毛左革命群众们,怀念毛帝当朝饿死的小民之间是个个平等;或者毛帝文革时当官的除了享有特供特权,身无分文不搞其他腐败了;也看到了金本位的粉丝们,在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怀念着金本位时代永无止境的生活恶化,政府同样乱花钱的手段中没有包括凯恩斯主义!统统地,都是病急乱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