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国防成本过高

李林甫府兵改革缔造的精兵，唐朝军事布署的不平衡；
唐朝的财政能力不能支持李林甫府兵改革后的军费支出；
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国防成本过高，类同于罗马帝国的衰亡；
安禄山的处境和条件，"反"是大概率，"等死"是小概率；

 

将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罪于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如同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袁崇焕。两者的共同都在于，前后两事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而仅仅是前后的关系。当时唐朝和明朝各自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缺陷，才是日后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前因之事"是箭在弦上的必事事件，换谁上都是不得不发。当然可以说如无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安禄山在初期不会具备如此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但结果也无非是唐朝走上明朝衰亡的道路，安禄山就带头走上日后的藩镇割据的道路。更何况，史思明击败唐军时，已经与李林甫的军事改革无关。

李林甫对唐朝府兵的改革，缔造了古中国最接近于世界水平的，数量（相对于中国其他时侯）也最多的一支精锐军队。李林甫将兵府中的约四分之一，分批地转变成职业军队，由中央给予军费，遣散了府兵中相当于"供应军费"的农奴成分。隋唐初期的府兵，也就变成了类似罗马军团式的，比较接近现代的"国家军队"。即便不考虑职业府兵的编制和训练更正规化的因素，仅以真正有战斗力的职业军人，占编制内兵员的比例而言，军事改革后的新锐兵府，战斗力至少是旧式府兵的十倍。类似差距，可以参考辽东战争中的明军与后金。
ps: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帝国灭亡前，类似编制的精锐部队只有四万；阿拨斯王朝几乎没有同类的部队；

中唐边事最紧张的是面对契丹的幽州地带。相对的扩张热点（同时也是与吐蕃冲突最多处）则是西域都护史旗下的四镇。因此当唐玄宗非常不明智地让安禄山独领东北三镇节度使时，全国新编的精锐府兵中，有8-10万集中在安禄山的旗下。此外就是西域高仙芝部和杨国忠一力抬举的西南鲜于仲通部，各有约2万人。这大约只有10-15万的新编精锐部队，就是李林甫军事改革的全部家底，已经耗尽了唐朝当时的军费和国库的积蓄。更不幸的是，高仙芝和鲜于仲通部分别在西域和西南的败仗中，损失惨重。安禄山部因此变得一支独秀。

很难用成功或者失败去描述李林甫的军事改革。如果说它是失败的，它毕竟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职业化的10-15万，以当时水平而言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说它是成功的，则仅仅是这十几万人马，就让唐朝军费暴增五倍！完全透支了唐玄宗开元盛世三十余年积蓄的财力。财力不足的军事改革，倾向于招募工资要求较低（有现为官兵对薪饷较满意，更积极地训练和打仗）的少数民族兵员。这样又令到唐朝精兵部队中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化。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开始走下坡路的罗马帝国。比唐朝更为强盛的罗马，同样被国防成本压垮。
ps1:类似唐朝职业化府兵的罗马军团，在奥古斯都到安东尼王朝稳定在四十个，约20万重装步兵，另有20万职业化的辅助兵；海军舰队另计；
ps2:中唐盛世远远没有达到罗马的水平，衰落速度却要快得多；

至于说这十来万人马，大部分集中到安禄山的旗下，是唐明皇自已的错误。将安禄山逼反，则显然是杨国忠的低能。唐明皇和杨国忠显然都没有理解，李林甫军事改革前后的府兵的战斗力的差距。杨国忠一方面压缩安禄山维持新府兵的军饷，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掩盖他自已与鲜于仲通征南诏的惨败，却以为安禄山即便叛乱，也只是一隅之患转瞬可平，同时低估了安禄山对长安情报的掌握。否则很难理解杨国忠的一系列"逼安禄山反"的言行。唐明皇将唐军初败的责任，归责于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与崇祯杀袁崇焕的性质相似。
ps3:唐玄宗杨国忠和崇祯，他们所犯的都是孙子兵法中"不问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此国之灾也"的错误；

唐朝的经济和财政收入，不足以继续推广李林甫的府兵新政。此短缺之实，恐怕是安史之乱的真正成因。财税不足时，就会在不同系统和派别的兵府（和将领）之间产生争夺军费的派系，也是杨国忠一再打压安禄山的内因。对于安禄山来说，既见异于唐玄宗；同时杨国忠因与唐朝第一夫人的关系过于耦合，令安禄山对唐玄宗的公正仲裁不抱希望。军费的削减让安禄山如坐针毡。为准备造反，安禄山在三镇内加催饷费，扩军至20万。一方面兵力相当于全唐战斗力的80%左右，同时见怨于黎民与朝廷，安禄山如能不反，是小概率事件。
ps4:唐玄宗初以追比王忠嗣"控地万里"鼓励安禄山；但是如果老王同志也控军八成，又面临"被诬必反"的话，难说还能"精忠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