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帽子的暴力信用；作民心虚的传统美德

帝国正义的大帽子的暴力信用；
作民心虚是传统个人美德；
有暴力信用的帽子；被扣者足以构成无限自卫权的理由；

所谓扣帽子是指"（我认为）谁是什么样的人"的言论。文革当然扣帽子，但扣帽子的不仅仅是文革，帽子最多的是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社会，彼此扣出的帽子，日产没有十万也有八千。法国大革命时倒是避免扣帽子，人人称"公民"；苏联和毛文革时，帽子其实不多，人人称"同志"，但是如果出现一顶帽子，不是往已经被砍死的人身上扣，就是扣上后把人家砍死了。可见，文革之祸不在于扣帽子。
如果人类能够成为一个社会，没有"（我认为）谁是什么样的人"的扣帽子自由，那是根本上不可能运作的。只要是否扣上帽子后，就取得了无罪犯案的正义理由，那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当一些文革培养的卫道士，一身文革造反派的正气，指责人权自由分子们"扣帽子"时，实际上就是"只许毛左杀人放火，不许百姓自卫识敌"之意。只要言论是自由的，扣帽子就是自由，但人家没强迫你接受所有帽子。

今天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害怕被扣帽子，而是仍然害怕一些"帽子"；象反革命，右派，极右，汉奸，卖国贼之类，类似于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央帝国仍然是一个不缺信仰的正义帝国，公权皇宪保留并声称报复屠杀被扣上这些帽子的任何人，并且在历史上的确实践了几千万次，颇符合科学中的三要素实证要求。只要信仰的帝国正义尚存，不由得不让人害怕。

扣帽子本来无害，甚至于小朋友生气起来，"我不和你玩，你不乖"，也是一种帽子。但是在不缺信仰的正义帝国，总有一些可以政治正确地引用一些帽子，可以残酷地"合法侵犯人权"，比如说死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六百万犹太人（资本家），死在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中的2000－3000万阶级敌人，和被毛上帝镇压的至于同样数量"反革命小百姓"；这些帽子有了历史现实的信用，足以让你毛骨悚然。
正是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因此正义帝国的卫道士，总是习惯于炫耀正义的威力，将有暴力信用的大帽子随便扣到任何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让你自已解释算是给你面子，（在互联网上多半是因为暂时无能为力），不让你申辩，那也是因为正义的需要（革命需要）。扣你帽子，卫道士居高临下"难道不是"地辩证偷换概念歪曲你的辩解，享尽道德优越的快感，正是文革造反派严刑拷打反动派时的大义凛然。

中国传统是帝国正义的的政治文化，卫道士能够居高临下的辩证法，断章取义的概念偷换，如果你不是求爷爷拜奶奶告来熟人当上大青天；卫道士只要有权力非法打黑，肯定可以找到"还不老实交待！大刑伺侯！"的革命理由。这才是公众害怕一些大帽子的真正原因；可称为有暴力信用的帽子。相对而言，极左，毛左，愤青，爱国贼，法西斯，特权分子，明粉，袁黑之类，就颇欠暴力信用的无关痛痒状。

对帝国正义的大帽子保持几份敬畏，乃是对帝国残存正义所表现出来的实在法报以几分尊重；除此以外，所谓扣帽子能对被扣子造成什么损失，实在难以想象。相反，当毛左扣帽子，甚至企图挟持帝国残存的正义，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帽子"，代行检察职能"公诉"任何公民，则由于历史科学实证的经验，可视为侵犯人权的显性行为，足以构成无限自卫的充分理由，――>只要能够真正自卫！

中国传统卫道士有官方暴力信用的"扣帽子"，不是小民言论自由的"扣帽子"可以相媲美的；而人权社会的利益交流沟通，又绝不可能避免扣帽子。对于任何挥动用暴力信用的帽子，以及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扣他帽子，而从不懂得自省的正义分子，（这两种人常常迅速地互相转化），须加倍小心。作民心虚，在有传统帝国正义的社会里，是值得提倡的个人美德。其他帽子，只要扣得准，不妨喝喝采。

英语Regulation在汉语中不同意义的翻译

英语Regulation在汉语中不同意义的翻译；
“美国不可能没有管制，美国不可能没有计划经济”的传统信仰；
美国的Regulation清一色指民主途径的法律规范；
Regulation下不同的意义：民主授权下的规范，专制政治的管制，和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政；
Regulation的授权渠道，是关键中的关键；

 

管制在英文中的单词是Regulation。该词的汉译，则几个中文表意语言中明显“褒贬”不同的汉意，象“社会管理”，“规范”，“监督”等。汉语的特点就是避免精确的对象定义，而通过情感修辞的“形容词”反复堆砌，令(读者/听众)感受到发言人过分强烈的情感偏向，而当你跟他较真（当他算回事）时，又会发现他的观点似有实无，查无实据；当初表达强烈的情感，则显得过分做作，令人作呕。

因此象“管制”这样的词，在汉语中就分解出“褒贬”两类形容词，（汉语的名词也是形容词化），官笔下表盛世，就用褒义词，“规范，监督，为人民服务”之类；而刀笔吏攻击他人时，就用贬义修辞，“干预，干涉，野蛮执法，不顾民意，一刀切”之类。因此对于那些情感过分强烈的，居高临下的哲学高手临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进聪明人的避难所，以免口水仗中引起精神监管部门的误解。

如果不考虑Regulation的授权出处的话，在经济学中，实际上是指同一种行为对象，就是对市场自由状态下的公共干预。这样就令一些汉语思维僵化的被洗脑人士，从形容词化的（监管，管制，规范，监督……）等等出发，根本不相信社会是可以自由带来的富裕的，也根本不相信美国社会是不需要管制的。

这种“美国不可能完全没有管制，宣称自由的必定是极（端）右的分子”的汉式僵化思维，经过中庸之道辩证法之类的心证，更加确信无疑地让这些人拥有了道德优越感，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与他们长期被洗脑的传统文化结论相冲突。如果不考虑Regulation的授权是源于国民主权，还是派于君权神授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尽管管制少一点，也是有管制的。

汉语僵化思维的的模式，同样也表现在对计划经济的卫道，——>卫道士虽然是传统知识分子，通常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们会说，“中国计划经济不是最好的，但经济是不能没有计划的，美国的社会经济，也是有计划的”，然后他们就会将马恩毛教材版的大萧条故事搬出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大萧条，罗斯福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干预市场，挽救了美国……”，这就叫历史现实的选择性。

同样的问题，甚至于问萨缪尔森这样的美国人，或者问陈志武这样经受过美式教育的中国文化人士，他们的回答也会说“美国经济也是有管制的”。其逻辑就象美国人对“美国法律是否允许造谣诽谤”的问答，多半也是“NOPE!”。但这些人的意思，是否意味着有一个君权神授的主子裁决“谁造谣诽谤？”，是否有一个君主“监督市场”，他们的回答同样也将是“NOPE! of course NOT”!

理解中西方文化这种差异，对于一些盲目引证“美国人这样说的”（假编的不去说他们了），甚至于争论直择是否正确（大家一起改行当翻译？）的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常识。美国文化之中，是无须细分Regulation之管制还是规范的区别的，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一个未经国民主权选举，就拥有“计划并监督天下苍生，向弱者倾斜”的君主。因此美国的Regulation，清一色特指民主程序后的法律规范。

美国人“法律不准许造谣诽谤”也是指“经法律诉讼的途径保护自已”。因此美国从前的确强烈“管制”，但这种管制是越来越少，相关法律就越来越厚，不能由法律裁决的争端，就由国会定为法案，框定政府的行为红线。所以从授权来源出发，将民主授权后的Reguation称为规范，（好坏先不论），政府不受国民主权政体监督的自作主张的称为管制，政府经法式民主实行的管制称多数人的暴政。

英语语境中单一含义的Regulation，在汉语文化中，会掩盖了Regulation的权力是授之国民主权政体，还是君权神授，而演变成或正面或反派的“管制，规范，条理，计划，监督，问责，向弱者倾斜，公平，为人民服务……”，等等诸般足以构成内战双方的信仰口号，与其说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弱点；不如说是东西方传统文化（包括汉文化）思维的人，选择性地将Regulation阉割成自已喜欢的样子。

中国公有制不可能减税成功

美国私有制可能成功减税；中国公有制不可能减税成功；
商品房市场不可能有腐败；保障房市场不可能没有腐败；
凯恩斯主义有泡沫；凯恩斯主义背景下高房价没有泡沫；
高房价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钱太多，把根本住不完的房子炒个没完；
1000万套保障房释放的信号："中国离不开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背景下，房价终归会报复性上涨；

近来盘面需要注意的是地产股是机构补充的重点，K线已经走出了底部。机构的资金量能够买的品种并不多，银行是吹嘘给散户听的，机构一直在减仓，买小盘股相当于给散户抬轿。地产情结仍然是中国文化中重要一环，机构此时往地产股上做文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中国的机构买股票，讲究"政治正确"，压注房价上涨，是政治不正确，但是号应温李内阁"保障房主义"，那是政治正确。

笔者一直认为商品房市场本身是没有腐败成份的；甚至没有泡沫成份；有泡沫成份的是凯恩斯主义对商品房的源源不断的信贷供应。高房价就是高税收，炒商品房实际上就是炒税票。只要凯恩斯主义一直继续，炒房客大概是亏不了的；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厉行减税，否则凯恩斯主义是停不了的。咱中国公产党是特殊材料做的人，美国里根政府能够减税成功，公产党能够减税成功，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

由于高房价的根子在凯恩斯主义的高税收政策，因此对于目前的商品房限购，其实是不合理的。等同于告诉市场，这房价迟早是要报复性上涨的。机构压注房地产股，一多半是压在凯恩斯主义停不了。所谓保障房，实际上只不过是释放凯恩斯主义的另一种方式，由于是管制型的福利，反而是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腐败。此乃经济学的客观规律。

这些讲政治的公产党机构精英们，用实际行动揶揄伟大政党："瞧你们三公消费政绩工程特权工人这些替纳税人花钱如流水的民族英雄们，你们公产党能减成税，日本鬼子早就放下屠刀做了中国的和尚"。咱国机构猜得对不对，让我们放眼未来，睁大眼看看！而机构今天炒作的另一个理由，即一千万套保障房，在经济学上是什么理由；笔者一直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政治妙处。

因为目前中国真实的情况并不是缺房子，而是房子太多根本住不完，同时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钱太多，把根本住不完的房子炒个没完。在土地财政停止后，地方财政已经出现了10-20万亿的缺口――>要谢谢十年来的各式政绩工程和县市级白宫的伟大进步；如果不是继续印钞票，就根本不可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搞什么保障房；何况中国今天根本就不缺房子！保障啥呢？

看来讲政治的保障房，真正的目的乃是"凯恩斯主义不能停＋房价不能涨＋地方财政要钱花"，钞票印出来直接填地方财政的窟窿（还在继续扩大中），在公众的面前，无私党的面子就多少落不下脸面，用1000万套保障房打民粹招牌，再印40万亿钞票就容易瞒天过海。但这又跟房地产开发商有啥关系呢？保障房冲击房价，不是给套得更多吗？

凯恩斯主义的妙处就在于债多人不愁，只要是凯恩斯主义继续，那么开发商作为债务人吃套，就终归会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钞票汹涌。试想新增几十万亿钞票，不可能用来炒保障房，也不允许炒股票，国家不肯减税，社会上也没有投资的商业机会，除了最终倒回来炒房子，还有什么招呢？咱国的基金机构们，炒股的水平不太高，炒政治的水平，千万别小看；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信信他们的政治直觉，如何？

米塞斯的时间偏好利率模型不如奈特

米塞斯的时间偏好利率模型不如奈特；
米塞斯违反天无二日逻辑规则（时间偏好性＋边际效用＝多逻辑冲突）
投资行为与时间偏好无关，不确定性成本与主权因素无关；

不确定性中的负面因素，更接近于汉语所称的"危险"，但不确定性本身是中性的。不确定性不是不可知性，只是在一个边界清晰的范围内不可预测，（如个体的行为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利率的不确定性成本的"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的范围，是可以预计的。因此利率就是资金贷出人对贷出的危险的不确定性的估价，及借款人对借钱投资的风险模型的不确定性的估价。两者平衡时借贷契约成交。

与奈特的利率的不确定性成本的模型最接近的，是米塞斯的时间偏好利率论。因为不确定性是正比于时间的，所以在特定语境下（适用于大部分商业情况），时间性偏好，其实就是不确定性成本的最小化行为。笔者不清楚这两位老头是否意识到两者之间还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认为两者根本不相同。反正两个老家伙，"利率是不确定性""不不，利率是时间偏好"，嘴对嘴，打了足足三十年口水仗！

奈特的利率不确定性成本，与米塞斯的时间性偏好论，确实是有微小的差异的。根本的区别在于，奈特是市场成交的利率，而米塞斯的时间性偏好，则是先验性的结论；而不一定与市场相关。因此按米塞斯的理论，就意味着存在"利率应该是多少才正确"的正确答案，――>也就意味着存在反经济周期的计划经济可能性；这将违反米塞斯的个人主义边际效用的一切前提。

问题就出在，时间性偏好的利率理论，并不是个人主义的边际效用的逻辑结果，而是米塞斯引入的一个新的断言；换言之，（个体边际效用＋时间性偏好＝米塞斯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这一理论的结论是否正确，这个逻辑基础是不成立的，是违反了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的；即构成了米塞斯自已所称的多逻辑系统。

米塞斯声称"如果不全盘同意米塞斯的理论，就不要引用米塞斯的任何观点"，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准则。实际上，这就是"天无二日"的单一断言逻辑系统的要求，米塞斯认为自已是符合该规则的，因此除非指出米塞斯的理论不符合单一断言；否则米塞斯的声明要求是合理的。但偏偏，时间性偏好就是一个独立的断言，从而可能在完全相同的理论假设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瑞典学派。

为了掩盖时间性偏好，实际上是独立的断言，米塞斯花了最多的笔墨。奥地利学派很少错误；尽管也是非常粗糙。米塞斯的《人类行为》是逻辑最严密的名著之一。如果说有明显错误的地方，就是时间性偏好这一段。这一段也是最难懂的，因为在这里是错的。投资者实际上是时间无偏好，时间是无关的；否则就不会产生投资行为本身。尽管特定语境下，可以将时间性偏好，解释成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厌恶。

庞巴维克的时间性偏好，干扰了米塞斯人类行为作为天无二日的科学理论的逻辑完全性；但如果改用奈特的不确定性成本模型代入，就不会影响米塞斯的人类行为是个体边际效用的响应的假定。原因在于，不确定性成本是与主观因素无关的，客观存在的成本要素；而且是任何经济主观行为（边际效用）必须加以判断的必然因素。因此不确定性成本与边际效用原理，并无逻辑上的冲突。

而奥地利学派采用的时间性偏好假设，实际上是人类心理普遍性博弈规律的假定，与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三大规律是一样的性质，是独立的不可考证的断言。这样就出现了，在利息上，个人行为的原则，到底是"时间性偏好"决定，还是"利益决定"呢？两者有冲突时，以那一个为标准呢？时间性偏好与边际效用的冲突揭示了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深层缺陷――>个体边际效用原理，也是一个博弈模型！

利率是资本的不确定性成本

F.H.奈特的不确定性利率理论；最简化的利率
利率是资本的不确定性成本；
主流利率争论耦合了多个独立命题而无法求解；

 

19世纪上半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知名学者，还有芝加哥学派的泰斗F.H.奈特。不过奈特根本就没有参加论战，直接就把凯恩斯同学判了死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完全错误，将成为法西斯国家的经济学圣经”。奈特的学生，芝加哥学派另一位导师级的学者Jocob维纳，则揭示了凯恩斯也承认的，被凯恩斯主义者故意忽略的滞胀Stagflation必然发生的规律。

费雪和奈特是芝加哥学派公认的两个学术上的奠基人。费雪成了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祖师，而奈特却是自洛克以后，在利率问题上，唯一超越了三百年前的洛克的学者。奈特的利率定义“利率是对资金投资的不确定性成本的市场价格”，是迄今为止对利率的最正确的解释；其超越洛克之处，就在于明确提出了“不确定性成本”与利率的关系。

为了避免与汉语常用的“风险venture”一词所蕴含的“危险risk”相区别，以后将特定将风险所指的是奈特在《利润，风险和不确定性》论文中的风险，而以危险指常用语义中的风险。在利率中，风险是贷款债务人的投资成本（借钱人的目的），因此在借款人信用担保的前提下，利率与风险无关；换言之，无论借款人赚多少钱，与贷款人（如银行）无关；否则就不是借贷而是参股了。

这样就将决定利率的借贷行为，实际上区分出，其中实际上包含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第一种是借贷人用自身的信用（私有产权）能够担保不确定性损失的，而另一种则是借贷人不能担保所意味着的投资危险，而事实上存在借贷的形式“参股分红”的本质。只不过是在还贷时，用借贷人用利润赎回债权人的股权而已。

这样就将不确定性的成本，与责任决策人本身的财产得失，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将“参股”的风险和收益，剔除出利率的研究范筹。否则从事银行贷款的人，就需要在任一贷款的行业，拥有超出该行业从业者最高专业水平的专业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也必然是不经济的。从而就将利率的问题，简化为与借款人（债务人）的承担贷款责任的能力和适时价格，即（市场背景风险＋个人信用）。

显然，这种利率的构成是个体性的，因为每个人的信用是不同的；而市场背景风险是千变万化的，因此利率是不可以象凯恩斯那样“宏观研究”的。这一结论等义于，银行从业也是有危险的；如无特权，银行也是会亏损，也是会破产的。当接受贷款者可能存在无法还贷的风险时，银行“利率”实际上包含了参股的经营风险。因此利率之高低，也与所谓的天下苍生无关，只不过是资本者的买与卖而已。

而从银行经营管理的角色看，除非贷款数量很大，不可能一笔笔地商定利率，否则经营成本会过高；存在一个交易成本的边际。所以就会将客户信用记录作一个归类，再根据市场背景当时风险调整利率。这是银行自已的经营，可能对可能错，反映的正是银行经营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银行这个行业（企业）内部管理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同样不具备“宏观研究”的余地。

利率是高还是低，高利贷合理不合理，如果是从人权产权的角度出发，是其个体决策责任，“决策者责任自付”，将是非常简单化的问题。但一旦耦合进大量不相干的因素，象参股回报多少才合理，就成了一个无法求解的命题。事实上，利率一直成了“经济学难题”，就因为既耦合进了宗教道德的因素，又耦合了“国家通过货币收多少税才合适”。利率成了计划苍生的金钥匙，能不复杂吗？还有真理吗？

资本家是物美价廉最可靠的保证

私有制在物美价廉上，永远比公有制可靠；
只有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家就是物美价廉最可靠的保证；
假冒伪劣泛滥，意味着公有制对民营的迫害泛滥，大量的民营处于休克之中；
资本家追逐权力不成功，才会追逐利润；只要有利润，就不会牺牲产品质量；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满口仁义道德妖魔化资本家（企业家）的人，不得不面对所有的公有制的产品质量实在太次的尴尬；甚至于在如中国或苏东的混合经济之中，也是卖给（公有制下）国民的质量特次；而卖给（私有制下）的老外质量特好。这种事实，不知公众认为是唯利是图锱铢必较，但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的资本家更适合您呢？还是毛主席金朝鲜那种要饿死你全家全族的道德高尚更令人满意？

资源短缺的限制下，对食品安全高标准严要求（期望）会适得其反，反而放大了食品风险。本来是辩证法的脑袋们应该有的警惕，但是在道德信仰的迷醉下，似乎所有这些信仰分子们，都陷入极端化的高期望与不恰当的攀比之中难以自拨。失望之余，公有制信徒不是反省世界观，却将现实的差距归因于市场经济中为平本，已经操透了身心的资本家，没有多讲些民粹的无私道德！

公有制的信徒很难接受，私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在任何同等条件下都比公有制更可靠；公有制如幼儿园、医院、保障房或公立学校收费更便宜，那是因为纳税人对其提供了保贴，而处于对民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当这种不公平竞争最终淘汰了所有民营竞争者，这些公有制的胜利垄断者，立刻就会变成一个个恶霸大老虎，对着无可选择的消费者板着革命面孔，供应些价高质次，根本谈不上安全的恩惠。

资本主义的本意就是“成本管理”，只要人类世界的资源仍然是短缺的，人类世界又是必须是可持续的，那么对资本家逐利的妖魔化，委实是一叶障目。就食品安全而言，只要资本家是逐利的，那么除非资本家是处于破产的边缘，处于个人事业的休克疗法阶段，否则资本家的本意是不会因为暴利，而拿自已的产品安全开玩笑的。只要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对食品安全的保证，就比任何道德监管更可靠。

只要资本是逐利的，那么“为了暴利而故意忽视产品安全”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企业的破产过程之中，为了避免破产平本，才会出现“拼一把（质量安全），拼得过就拼，拼得过就扯呼”的心理，是为了“巨大负债而铤尔走险”，而不会是为了暴利而昧着良心。因此当公有制信徒指责市场道德堕落时，实际上极可能意味着市场实业环境在公有制迫害下恶化，民营企业正在大量破产中！

只要资本是逐利的，那么只要资本家是有利润的，资本家最大概率的行为就是追逐将这种利润固定化，长久化，成为可以依赖的长期收入；因此资本家第一件事就是投入更多的成本保障质量、安全、成全、完税、外部环境、买保险、宣称商业信誉……，总之在不亏本的前提下，保证这种收入变得可持续。这种可持续性就体现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世界上不会有人比资本家更珍惜自已的无形资产。

而当资本家的无形资产（预期可持续的利润）初步建立后，资本家的最大概率动机，也绝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强化由于自已的财产增加而得到的地位提高，换言之，富人第一行为不是进一步追求财富，而是追求特权！因此资本家会尽力靠拢权贵，用权贵的庇荫代替辛苦的商业信誉的维护。如果能换取世袭的骑在国民头上的特权，资本家并不介意放弃自已的财产。无私，实际上是人类天性中最邪恶的品格。

更有趣的是，当资本家可以用财产换取特权后，就不再关心自已的商业信誉了，（已经变成了行政垄断下的寡头），对于质量和产品安全的关心，不可再与当初逐利创业时同日而语。结论就与人类近代工业史的事实惊人的一致了：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最为物美价廉的产品供应，而必定会唯利是图、锱铢必较；而只要是公有制社会，就必定只能供应质次价高，而且渐渐短缺、断供！

工业必然有事故，事故不是资本家的破坏

工业必然有事故，工业事故不是资本家的破坏；
回归农业"无事故"，只不过是幻想中的乌托邦；
商品安全事故爆发，企业很可能会破产；
任何追偿应止限于"法定的有限责任"，不应株连；
消费者和企业都是事故受害者，不存在"向弱者倾斜"；齐二药事件的教训；

如果发生非故意的（不可预见其后果的）产品用料的伤害事故，一般都已经是过了很久的时间，积累了很多的伤害个案，累计赔偿责任也必定是很巨大的。既不一定是有保险投资的，也不一定是保险公司可以减损的。发生这类事件，供应商几乎是铁定要破产的。如果以株连的方式，"向弱者倾斜"或"平民愤"，就等于扩大了整个社会的产品风险，而更深刻地损害了更多的消费者利益。

象齐二药事件，居然株连到举报假药的中三院身上！事实上中三院早就尽已所能治疗用错了药的患者而不计报酬，卫生厅私下弥补中三院；由于是"私下"，该株连事件对社会的副作用一点没有减少。结果是从此再无人举报假药了。假药真的消失了吗？各位心知肚明。而且，药还越来越贵了，能用的药也越来越少。而国企齐二药早就自动关门了。齐二药事件的危害，已经从假药事件，变成了恶性株连事件的严重后果。

除非是象声明如"无公害蔬菜"（其实是夕阳产业，会越来越贵，渐渐消失）或异丙醇这样分子式也确定的用药，否则厂商没有"只能供应传统配方食品"的义务；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厂商既非情愿，也不得不为（探索新产品），也不可能预见所有未来的恶性后果。短期的伤害可以用动物实验，长期如袁隆平之流称的"三几代"根本不可能实验。

因为不可能拿人做实验，实际上袁隆平是主张禁止转基因，显然是为了他自已的杂交种子的行政垄断地位。袁隆平是滥用了FDA对药品注册的要求，而FDA临床实验既非强制性，也仅仅对药品有效；而且这种要求，过高抬高了门槛，加强了老式产品的垄断（药价），本身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我们作为消费者，无非是希望买到便宜的药品、食品；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自已操心而已；犯谁啦？惹谁啦？

临床实验无非是"自愿者接受人体测试"。食品按此标准测试，还要求"几代人的时间"，成本贵百万倍不止；效果等同于禁入壁垒。而转基因食品市场准入，让消费者买，无非是"消费者自愿掏钱接受人体测试"而已。袁隆平杂交水稻的专业成就的光环，加上很多人对FDA的运作机理和恶劣后果并不了解；才掩盖了袁隆平先生在说"几代人的测试"时，动机是多少卑鄙。当然逐利的道德无可指摘。

食品安全事故，本质上相当于工业事故。只要仍然保留现代工业，就免不了工业事故，也免不了工业事故可能的风险。乌有之乡这些人反对转基因，明显是文革式的政治大字报。他们不是不明白转基因真实含义"植物基因片断植入植物"，实质就是"人工杂交"；就象他们不是不知道毛灾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文革又杀死两千万！但毛左的目的就是为了再次搞文革，转基因只是一个政治借口！手段是意识形态化的，妖魔化的。

因为有工业事故的悲剧，就要退回到农业年代，让现代人一个个引刀自宫搞计划生育，或如旅鼠跳海减少人口压力，这样的好心人士不是没有。一些毛左出于恢复文革的政治动机攻击转基因，理由不就是："中国人没有转基因，也活了几千年"吗？其实更好的理由，还有"人类没有文明，茹毛饮血不是过了几百万年了吗？"，恩格斯也说"现代工业让人堕落，中世纪纯真的乡村时代，人人幸福健康"。

信仰自由，基督马恩毛孔儒这些自然分子，信仰在家里茹毛饮血母子乱伦（纯真年代就这种道德）是他们的自由（别犯法噢！）；但如果全民公决，只怕难以成为真正的人民群众（笑笑）；如果为此鼓动革命暴力，极可能会不得好死，（笑笑），――>这可不是什么侵犯人权，对部分人的生命terminated，终止他们主动性的对更多数人的生存的无端伤害；是公众的自卫权！

监管令中国保险市场缺失，政府应少管闲事

大数偶然的产品事故不是（消费者＋生产商）可以承担；
严厉监管令中国保险市场缺失；
为什么不试试，仅仅让政府少监管一点呢

 

消费是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平等交易，除非证明其中一方明知故犯，如消费者故意用假币，欺诈套赔，厂商隐瞒已知有毒致害成分，等等；否则司法上双方的损失责任均等，共同负担不良后果。由于严重的产品事故涉及生命安全，因此除大数偶然的商业保险以外，只能寄望公众（含纳税人）的同情。所谓大数偶然，就是指商业保险。

生产商如果所在行业具有公共诉讼的高风险，而产品质量的公共问题又不见得完全可以避免，象双汇的瘦肉精，以及目标明显集中在汇源身上的“塑化剂”，（朱新礼是个倒霉蛋），如果能够与保险公司达成一定的协议，生产商都会倾向于购买保险，相当于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当然也要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头嫌产品不安全，另一头嫌产品贵的市场道德。只有毛主义公有制信仰的杂种，才会有这种无理的“要求”。另一种方法则是声明“生产商免责”，如果本地法规允许的话。

保险也不是想买就有的，需要视乎有没有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象消费者的人身保险（产品较多），以及供应商的产品保险。除少数项目如旅行（车船飞机险），或如美容手术保险等等外，消费者一般不会因为消费某种商品而买保险，也没有这么多的险种；一般性的安全险种，归属于人身保险，——>因此要注意自已的保险产品，是否是“安全事故免责的”条款。

我国保险行业作为金融产业，为了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控制，是监管最严的行业之一，生怕小民百姓倒尽大霉已经家破人亡时，还会侵犯了（主要是国企的）保险公司的利益，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监局向弱者倾斜，算得上是惮精竭虑。咱国的人身保险是必须经保监局审批的，相当于文革最严厉的计划经济时期，商店卖一样商品要向上级请示红头文件。（现在的执照仍有“营业范围”）。

如此严厉的保险监管，当然少了许多流失国家利益到小贱民手中的风险。象我国的医疗保险，是与社保相抵扣的。别以为你富人有钱可以再买医疗保险，如果与社会医险重复的部分，商业医保不能赔付，你保险的投资花了白花。印象中齐二药事件就有这么一位“安全事故负责”的倒霉鬼，保险公司说“责任是齐二药的”（早关门跑掉了），倒霉蛋的保单算是白交费了。

保监会监管保险业尽忠职守，唯一的效果就是抬高了价格，减小了保险市场，将阶级敌人妄图保险手段减损的阴谋诡计拒之于民间之内。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了腿的，保险就是一份分红基金定投，真正属于保险类型的大数偶然的保险产品，几乎是没有的；如果有也是非常贵的，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但这种可悲，可不是工业产品供应商资本家们的过错。(毛左们连自已收入低也怪供应商)。

中国花钱买得美帝国主义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是缺胳膊少腿的，保险市场缺失是很严重的一环。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生产商，都缺乏投资保险产品减小大数偶然风险的产品渠道。理论上咱国政府是全世界向弱者倾斜最有信仰的帝国，市场监管就算放到19世纪仍然是世界一流。但一旦发生公共产品事故，咱国政府就会首先谦虚地承认自已是弱者，然后把自已保护得严严实实。

对于资本家，消费者和咱国向弱者倾斜的谦虚政府，要改变家长式中央集权的传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得了的。笔者只是指出，消费者不能承担产品风险的严重后果，同样不能承受生活必须品被整短缺甚至断供的后果。在产品风险中，资本家的处境与消费者一样，同样是风雨飘摇，指望资本家成为共产主义的大奶牛是不现实的。为什么不试试，仅仅让政府少监管一点呢？少监管一点，问题就少一点。

食品安全应量力而为，安全是有成本的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法律渠道是解决冲突的最终选择；
企业天职就是逐利；企业安全事故未必是故意的；
道德要求企业等同于取缔企业；
对食品安全行政性"高标准严要求"会扩大食品风险；

企业供应商无论是主动明示，还是主动加入认证体系，都与道德无关；而是作为对消费者示好的的主动沟通的友好姿态；类似于"市场无戏言，愿立质量状"；"如有违背，承担关联责任"，――>关联责任当然不可能是扯了脖子平息民怨，而是在潜在的消费纠纷的诉讼中，主动授柄于人，成为无可抵赖的呈堂证供。市场经济社会不是没有冲突，但所有冲突都是经法律诉讼。

市场经济中的消费纠纷基本上是民事纠纷，无非是让彼此的黑律师在法官面前斗嘴了仗；而不是冲着青天衙门"政府为什么不管"，或者动些找熟人走后门不停上访的歪点子。虽然可能让黑律师赚点巨款，足以让一些人眼红；但终归比找黑社会劈友（香港黑话"行凶报复"，肖传国就是对方舟子劈友）；或者如美洲牛仔式的决斗，又或比之天国王朝"青天大人为什么不管"，要来得文明些。

当一些公有制信徒声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消费纠纷，是为诱奸犯开脱，是为资本家开脱时"，真是奇怪之极的公有制道德观！难道用事实为资本家开脱，反为不义？捏造事实罗织的民粹分子反而代表了公众利益？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些无私分子大概是离开了奴隶制就活不了。而一些企业在质量承诺上画蛇添足"有关解释权归由企业方"―>这就等于说"企业我是没信用的"。

但是企业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预计任何工艺改进的远期健康效果。急性的毒性可以通过动物实验得出，慢性的毒性就很难加以预期。举例子说，罗马时期的高档水管和饮具，19世纪的罐头，都是用铅作材料，相对金银显得便宜又不失光鲜。结果可想而知，长期食用罐头的人如水手，成船地发疯；而罗马贵族，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成为贵族的一百年内断子绝孙。这种后果，不是生产商在早期就能够预期的。

而企业又必定是逐利的，否则就不能称为企业，而是共济会了。因此数落企业"逐利！用更便宜的毒性更大的材料"是毫无意义的。毒性大了十倍，但是用量少了99%，试问毒性是大了还是小了？毒性无论有多大，还需要有足够毒量才构成毒物；（毒性×毒量）才构成致毒，安全裕量可以打大很多倍，慢性毒性的裕量再打大很多倍，但终归要有个限度。难道天然食物就没有毒吗？显然不是。

所以如果真的很担心现代工业食品的人，如果不缺钱，可以自已种；没有人禁止你；如果有点担心的，可以专吃传统品牌工艺的食品，（同样也会越来越贵的），也没有人禁止你；绝大多数人，只要是生活在后工业时代，大致上只能食大家伙儿都在吃，大家伙吃了许久，看上去没那个是给毒死的那种产品。资源短缺的限制下，不要以为对食品安全高标准严要求，你就不用冒这种风险，相反风险可能更大。
如果真的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也就无非是将这家公司整个赔掉；但也总比草木皆兵胡乱"政府监管"来得强。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风险管理的问理，风险会构成成本，但是风险管理同样是成本；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风险管理就是不值得的。坐在房子里，天花板还可能砸死你。因此无论如何沟通企业和个人在食品供需上的合作关系（即市场关系），合作不成反目成仇的机会，多少会有一点。
此时如果不是庭外和解（企业已经付了了补偿代价）就是法庭上见。由于市场消费是双方的责任，因此安全后果由厂商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而不应向任何一方倾斜，――>法律应该公正，而不应"向弱者倾斜"，因为"谁为弱者"是无从判断的，如果不是特权贵族以弱者为名僭占特权，就是多数人对少数暴政的所谓"公正"；一旦呈株连性的连带责任，则最大受害者必定是消费者本身。

经济学滥用微积分，导致误差无限大

李嘉图与凯恩斯的利率不是市场利率；
自然利率是不存在的，否则是不可测的；
均衡经济学滥用微积分，导致误差无限大是所有结论成立的基本条件；

 

古典经济学之中，李嘉图的利率是资本消费方（买方）利率的本质，就是投资者能承受的资本价格。但李嘉图完全否定了资本供应方也存在对资本价格的要求，（买卖是双方的），所以李嘉图的资本利率定义，是与凯恩斯一样的“买方/借贷方”决定论，而与供应方意原无关，并非买卖双方的自主交换，不妨简称之为“银行的贷款顾客是上帝论”。李嘉图的利率观，其实比洛克退步了。

凯恩斯的利率观既然是生产者边际效率决定论，显然与李嘉图的定义一脉相承，是从获得贷款的意愿而论的，而致力于削弱原货币资本拥有者的产权利益。马歇尔的利率定义引进了均衡，反而有点接近“买卖自愿”，但因均衡无法在逻辑上定义，毫无参考价值。庇古极力反对市场利率形成机制，是强调“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乃是社会主义化的信仰，不复细诉。

由于利率概念的混乱，凯恩斯的“利率和储蓄”通论部分，成了一团烂泥浆。事实上不但凯恩斯和费雪在内，就连米塞斯和罗宾斯、哈耶克等人，与凯恩斯争论利率的问题，也成了烂泥浆。所谓的自然利率，就如同“充分就业”一样，是一个建立在“均衡经济学”的观念上的不可能得到定义的概念。即一个无法测定的水平面，却被用作衡量其他经济干预影响的“标准面”。正是均衡经济学的方法论错误。

自然利率是不存在的，否则是不可测的。如果自然利率是存在的（即预先可知的），那么“市场自然价格”就是存在的，则计划经济就必定是合理的。因此当凯恩斯与米塞斯争论“利率高还是低”时，实际上是在争论着“利率市场价格怎么准确预测（米塞斯）”，与“干预利率对市场复苏有什么良好作用（凯恩斯）”。发音上都是“利率”，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的问题。

换一种说法，对利率高低关联因素的研究，是货币资本经营者的职业份内事，必须是建立在“判断失误的产权风险自负”的基础上；即对利率的预测，本来是银行这类经营利率的企业单位的产权内的研究内容（米塞斯）；但是凯恩斯则偷换了概念，变成了“银行如何确定利率，以便向弱者倾斜，关怀天下苍生，但银行不能负任何决策风险”，——>银行集团成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太岁！

凯恩斯对米塞斯的利率观点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其错误方式与卡塞尔的平价购买力理论一模一样，——>在一个正确的逻辑模型上，均衡经济学滥用了微积分，而得出了荒唐的结果。简单说，米塞斯对利率形成的逻辑解释是正确的，桑顿在1800年的平价购买力逻辑也是正确的；但是一旦出于“预测趋势”的目的，而用“微分斜率”作为即期利率（汇率）变化的等效依据，就是错误的。

假如不是出于计划天下主宰苍生的侠义情怀，人家借贷买卖的利率和进出口外汇兑换的利率，这些买卖双方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微积分预言未来”，变成了“正确的计划中X率＝某项目增加趋势/另一项目下降趋势”？（平价购买力理论是代入两国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这种正确的计划率之所以不可能是正确的，就是因为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越是短期化则不确定性越强烈，这种微积分结果完全无效！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是随着计量单位的原子化而增大（个人行为最不可测），又随着计量时间维度的缩小而增大（如预测股市短期走势，越是短期越困难，越不可能）。因此“正确的计划某率”，真正的公式是（误差＝1/(计量单位×时间单位)）。微积分就是两个相乘分子“无限小”，结果就是误差无限大。“正确的计划”的成立条件就是“无限地不正确”。这就是凯恩斯这些均衡学派的错误。

费雪低利率和通缩论代表了权贵垄断特权的利益

费雪的利率和费雪的通缩；
费雪学说代表权贵垄断特权的利益；

 

凯恩斯似乎又最终选择了费雪的“货币利率”作为终选定义，“货币利率是唯一的利率”（Chapter 17th）。费雪的货币利率接近于米塞斯的“货币体现的市场利率”，但也如同均衡派学派的陋习，总是让“边际效应下的均衡利率”给污染了，变成了“理想市场状态下的平均利率”，本来明白的东西变成不清不楚，不知是否为了方便上下其手？（并非说笑）

费雪也不认为货币利率是真实的资产回报。费雪特别研究过通胀和通缩对资产回报的影响，所以下意识地要剔除通胀和通缩的影响，因此引进了“真实利率”。考虑到凯恩斯重点解释“复合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区别，假如是指费雪的货币利率的话；那么凯恩斯指米塞斯混淆了“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关系，是已经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通胀对资产的摊薄效应，而米塞斯无须考虑这点。

费雪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即银行利益派）圈子里，是前所未有的天才之类的极高的形容词等级。但除了声誉极隆的，为20世纪观来的全世界恶性通货膨胀，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以外，费雪另一个可数出来的学说就是他的“通缩－债务”学说。费雪方程式(mv=pt)与“通缩－债务雪球”学说，基本上就是同一假定的两面；但完全理解费雪，必须从货币主义和芝加哥学派说起，此处不表。

费雪的“通缩－债务雪球”学说和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都只不过是同一目的的公众心理假说（断言），逻辑已经错误了，没什么好批的。这种均衡派经济学经常犯的错误，违反了集合论的个案约束，也违反了“个体边际效用”。这种第三方的主观假言“公众都应该这样想的”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博弈论即所谓的心理学。如果第三方可以主观地准确衡量大众利益，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的。

以费雪通缩－债务理论和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来说，尽管这些心理观察现象未必没有，但是其具体比例未知，而且现实组成比例经常变动，变动规律未知。所以不可以将其作为普适性，当成微分体，用积分累加起来，就当作社会普适行为。这正是均衡派经济学，在没有经过逻辑抽象的对象化约束以前，就引入数学，而成为精细的伪科学的表现。《通论》中至少一半篇辐，都是这种论述。

无论他们之间现实中的政治立场是如可对立，费雪－凯恩斯－兰格这些人，有着对“公众都应该是这样想的”的自我主宰苍生的价值观，与米塞斯等人的个体边际效用（个人主义）发生自然的对立，乃是自然而然。从产权的角度看，费雪的“通缩－债务雪球”的经济周期论，实际上就是要将资产产权人的亏损（即资本家的个体投资亏损），渲染成了整个社会的灾难，而要求整个社会加税补偿之。

如果应该工团主义（如国企）是要将某一行业的的工人下岗的风险，渲染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而要求整个社会加税补偿之，则费雪教条就是在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作出了同样的要求。有趣的是，费雪的理由，同样是“资本家如果关门，工人也要下岗”的人道主义煽情。如果考虑到中国国企是（工团主义＋国有垄断资本），则国企是万恶之源大概就显而易见了。

其实，人民币升值“出口民企”会关门，也是同样的逻辑，所以人民币汇率就一定要低估（相当于加税），人民币通货膨胀要持续（相当于加税，也就是宋鸿兵的主张），等等；也是费雪教条的具体表现。费雪教条在事实上否定了资产投资者，对自已投资失败所应付的责任，而通过政府干涉（实际上就是税收），转嫁于社会公众，乃是权贵主义利益至上的表现，即行政垄断的利益特权。

细节秘闻秘事没有实证意义

任何结论必定是个体性的，不存在标准答案的“盖棺定论”；
任何细节都不会构成对结论在实证意义上的必然支持，取决于心证的认同；
结论相同则不必争论细节，称为“同意，Concuring Opinion”; 方法论不同则无须争论细节；
细节秘闻没有实证意义，世界上也就不存在权威；
洗脑的困难：同样的细节陈述，不同的人（心证）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历史观就是现实的世界观，怎么看历史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看今天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的真伪。历史现实观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没有意识到“结论必然个体性”和“细节对结论无直接实证性”。 结论必定是个体性的，而细节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如果不是无法确证的，就是“理解细节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使是在透明的细节之间，与个体各异的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自然任何历史观的任何结论，都必定是参详并选择了某种事实，并遵循某种逻辑规则组织了这些事实，（经济学是一种规则，唯我利图捏造的事实也算是一种规则；哲学道德信仰，当然也是一种规则），当彼此认定事实的逻辑规则是不相一致时，如果结论相同，则不必再争论细节是否完全认同，法学上称为Concuring Opinion。笔者与“打左灯向右转”的政策，绝大部分就是Concuring Opinion。
Concuring Opinion的对应也称“同意，Agreement Opinion），指理据也完全认同。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的区别，就不能理解议会民主的真谛，不能理解什么是妥协，也不能理解“理性主义 vs 个人主义”的区别，不能理解罗伯特议事规则，而陷入无了局的真理哲学的口水辩论之中。
反之如果结论因为逻辑规则之不同也不相同，更不可能通过细节陈述而达成共识，就象无论如何描述月亮上的环形山，都不能证明月亮就是太阳在夜晚的影子。尽管我们谁也没有登上环形山调查，我们每一个人都仍然对此有个人结论的发言权。过分关注于细节而忽略了基本历史和现实的价值观、也忽视了结论的不同，实际上相当于偷窥及露阴，常被称为精神变态。
偷窥及露阴，在历史和现实中，却成了官方标准答案的权威的“根据”；真太也幽默！历史或现实事件的标准答案的官方权威，依靠（大量垄断的细节＋威胁小民不能造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从实证出发，认识真正的历史和真实的现实，并不需要争辩真假难辩的细节；就象我们确定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并不需要知道月球上有多少环形山，更不需要知道各环形山的出生年月。
由于细节秘闻秘事没有实证意义；世界上也没有权威，所谓权威也无谓是某一个人的“心证故事”，于任何其他人而言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因此，中国式诡辩仿佛博学多才，实际上只是说明博学者不是五毛，就是脑残文人；如果因为对方胡天胡地，自已就忘记了“细节没有实证意义”“个人心证是实证的归依”，而忙于查核权威的细节是否权威，这种人不是五毛，也是脑残。
任何历史观必定是根据某种“根据”的，任何事实根据的判定离不开个人主观的认定。因此对根据的判定必定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历史观；就算通过官方的权威规定“标准的答案”，也无非是令每个人个体的根据，不复公开表述而已，疑问仍然会留作疑问，这就是心证。因此历史观的最根本的“实证基础”，与现实观一模一样，是心证；对实证理解的个人结论，是个体而非权威的，结论不存在标准答案。
个体主义的历史观尊重每个人的心证，理性主义的道德史观强调某种真理性的“不容质疑的历史真实”。无论是那一种历史观，细节都是不重要的。在已经得出了个体心证结论时，在陈述时，必定会根据自已的心证选择符合其逻辑要求的证据；而理性主义既然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也就已经禁止了任何冲突于答案的“事实”。象毛主席既然定为伟大领袖，则任何证明毛氏错误犯下滔天罪恶的事实都是造谣。
主流历史只是进程可能性的一面哈哈镜，所谓历史事实的“卷宗”的真实性，比妓女的贞操还不可靠。建立在历史“历史历史评论集”上的中国历史记录，只不过是“中国历代历史作者真实的个人评论”，而非历史真实的事件发生的历史事实。了解“历史评论必定是个体性的，历史评论不是历史细节，历史细节也不必然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常识。把历史改成“新闻”，对现实也一样了。
任何个人不可能垄断“细节”，纳税人支付的宣传机器，只要纳税人没有否定权，理论上可以无限量供应有真有假的“细节”，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都让公众无法分别。“秘闻细节决定结论为标准答案”无疑是权威的官方主流喜欢的“历史观，现实观和价值观”，这个过程有时又称为洗脑。但是，是否听众听了这些所谓细节，就要无条件接受其标准答案的权威结论，而不能另有观点呢？毛左害怕这个。

只有民营才可靠，只有非官方的认证才可信赖

知识是有价值的；“有效的个体消费＝个体支付＋消费知识”
社会主义等任何公有制，根本没有任何公平可言；
欧美市场中的认证的角色；只有非官方的认证才可能具有可信性；

 

买卖是利益互利交换的沟通过程，消费者手中的钞票，是决定供应商收入的上帝。假如供应商不能得到精神领袖“统一思想”，取缔消费者选择的思考权力的话，消费者可不是好忽悠的。消费者出于保护自已的动机，会选择自已熟悉的老产品作为选购对象；——>观察一下幼儿的用品习惯，可以认为这是生物界自我保护的本能。因此，工业化初期对“工业化食品”的个人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传统食物习惯性＋传统食品不断涨价＋拒绝新产品），越是顽固保守的人士，将越是面对最终支撑不住的“食品消费成本”焦虑不安；杞人忧天担忧“不自然的食品毒死自已子孙”的同时，奋起引剑自宫“计划生育”；如同旅鼠感受到食物短缺的焦虑就集体跳海。如果你是不愿意跳海的那只旅鼠，是否认为有杀死那些强迫你跳鼠的焦虑老鼠的天赋权力呢？仅仅为了您自已的生存？好好想想吧！

消费者不是好忽悠的，但消费者也不可能兼通各行各业。有能力的支付的消费者会寻求“消费助理”，民事诉讼的律师，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消费助理；欧美健康体系中的内科医生（Physician，又译成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实际上既是药品消费的消费者助理，也是大额医疗选择的消费助理，同时也是医疗保险选购的消费助理。大体上，中间商的一个角色，就起到了消费助理的功能。

因此将消费者视为市场弱者是不正确的。消费者尽管有知识盲点，但可以用钱购置“消费助理”的专业知识服务，抵销专业厂商在知识上的优势。民粹信仰者坚称消费者弱势，说得善良点是为了“省下消费知识”的成本价值；说得难听点，就是要垄断“消费知识服务”。所谓“向弱者倾斜”，让全体纳税人用税金支付“消费知识”的成本。结果当然是知识短缺，消费者不得不面临质次价高的现实。

因此消费作为一个市场行为，能够形成对个体效用真正有效的消费，的确是需要知识的。公式“有效的个体消费＝个体支付＋消费知识”。在市场经济中，消费知识是可以花钱买的，包括自已读书教育的投入，也是“花钱买知识”；失败的消费经验，只要是自已的钱的失败经历，就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个人的知识。所谓向弱者倾斜的“政府监管”是剥夺了消费者学习的权力，只能赔养愚民。

从“消费知识”本身具有价值的角度，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国家是不可以代替纳税人消费的；因为从社会内部看，国家不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而只是托管者。因此国家消费，即社会主义等任何公有制，根本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就在于国家不是社会财产的合理持有人，花纳税人的钱换取国家托管者（官员）的个人知识，是非常不公平的。大青天们一拍大腿“又交学费了”，本身就是对国民的犯罪！

但既然消费知识是有成本的个人利益，个人不可能拥有任何消费领域的知识，（同理供应商也不可能拥有任何该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合理运用获取“消费知识”的成本，就可以成为合理的市场行为象团购，又象认某种中立的标准（如FDA），或专门寻求一些如“无公害配菜公司”之类。在供应商方面，同样的与消费者的沟通努力，就会向某种中立的公示标准靠拢，如FDA，如绿色食品协会认证之类。

因此欧美市场经济的诸多认证，甚至包括政府支付管理成本的FDA认证，真实的市场角色并不是管制，而是降低买卖双方合作的阻力，作为质量担保增加彼此互信，起到了消费者助理作用的质量标准或评估机构。其中包括西方评级机构。这些机构的市场威力，并不是来自政府的信用，因此一些人指望中国也建立“不为西方市场服务的评选机构”是徒劳的。因为中国人权低的原因，中国没有内在的经济市场。

替消费者担心而不允许消费者选择

转基因市场禁入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权；
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误区：替消费者担心而不允许消费者选择
无公害食品是夕阳行业；鼓吹"无公害食品"者自已不买无公害；
几十亿人的吃饭生存，比极少数人"吃得放心无公害"要重要得多；

不考虑袁隆平先生"杂交品种"利益集团所受的冲击，也不考虑乌有之乡毛左们"利用转基因别有用心"的局部观点，并剔除出于（袁）粉丝的忠诚或基督马恩毛孔儒等无私信仰出于自然主义的支持，转基因有害没害和市场准入问题，没有什么好争的：1）转基因有害没害，是消费者权益，由消费者自主购买选择；不能支持也不能反对；2）转基因准入，没有损害任何"认为转基因有害者"的消费者利益。

最后，转基因准入将大大降低中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提高了中国粮食的市场安全性；（这也是对袁隆平的杂交利益集团的最大冲击）。至于目前转基因专利产品是否是在孟山都的手中，或者孟山都先生是不是几百年前泡过乌有毛左的嫂子，"道德大大的坏了"，根本上与"是否应该市场准入转基因"无关的。如果转基因是受消费者欢迎的，孟山都控制专利，只会导致被新的转基因品种代替孟山都的产品。

所以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就是"民粹野心家和既有掌权"的权力之争；而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就简单得多了：市场准入，条件是明码标示（含或不含转基因），让消费者选择；如果消费者本身拒绝转基因，并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买袁隆平的杂交食物，甚至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买"全生态原始食物"，转基因自然就会被市场淘汰。如果消费者接受，就不是"是与否"，而是如何引进的问题。

如果担心美国或孟山都"控制种子"，可以连同种子技术一揽子纳入引进的谈判框架；如果不想干预太深，可以对转基因种子进口征补偿性关税，令杂交种子仍有竞争力；代价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失去，但如果农产品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没有问题；直到孟山都等愿意在国内培养种子为止！按照"市场消费者决定"的原则，（安全成本也是市场经济的考虑因素），不难循理得到其他细节问题的方案。

目前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的误区就在于，替消费者担心而不允许消费者选择。实际上消费者选择，就不能反对公众对所要求的透明；也要反对道德手段妖魔化市场一方的选择，而从实际上剥夺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力。因为对食品安全的担心，而要求生产商不要瞒天过海，应该明确标示产品类型（如转基因，如杂交）或可能有害成份（如塑化剂），以便消费者在透明可知的程度上选择购买，或拒绝消费该产品。

这样就形成了与传统观念下的安全程度负关联的商品链：越是传统的产品（原生态）越贵，（是否更安全消费者自行判断）；而越是"现代化"的产品就越便宜，但除虚假标示以外的任何"负作用"，由消费者自已选择消费时，对自已的选择负责。象笔者对什么"牛血葡萄酒"一点不操心，如果因为牛血损害了笔者的健康，笔者既然早已知道"真相"，就无权向供应商索取任何赔偿。

今天在蔬菜上，出自日本和台湾的"无公害蔬菜"，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市场选择之一；消费者不得不为"无公害"付出更高的代价；是否真的无害，或者"公害"是否真的有害，乃各人自已负责的选择。现实中，我们看到无公害蔬菜实际上举步维艰，价高其实质次；原因就在于现有农业资源，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全面"无公害化"，所谓公害也未必真的有害；因此，无公害蔬菜实际的市场空间，很小！

似乎是高新技术的无公害蔬菜，实际上只不过是向古老的自然主义的、有限的市场需求妥协的"夕阳产业"，这是很多投资无公害蔬菜的人士没有意识到的。无公害农产品变得昂贵而不可能普及化，并不是资本家没有良心，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通过市场经济的自我保护：几十亿人的吃饭问题，比起极少数富人"食得放心"，前者的意义要重要得多！更何况，有公害食众的健康和寿命，通常比无公害者更好！

中国监管远远超过欧美，为什么质次价高远远超过欧美？

国民消费者“投票规范市场”是自我保护的办法；
五毛呼吁“政府监管”是侵犯国民的手段；
中国监管远远超过欧美，为什么质次价高远远超过欧美？
中国监管最严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出口转内销”和“黑市”；
为什么中国专制年代出口最差的产品，进口最好的产品？
奢侈品消费反映的公有制贫富差距；

 

消费者保护自已的方式有很多，作为国民权力的体现，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自已认同的中央或地方的执政者是一种办法。由执政者托付的警察权完成保护，是常用的渠道，而不一定非要事事“条文法治”，但因为经过了国民授权，仍然是法治；消费者投票选择FDA这类措施加强对食品药品的质量加以监督；也是一种渠道。不合理的针对政府的监督要求，意味着不合理的授权；意味着通往奴役之路的作法自毙。

因为是国民投票授权的，国民也就天然具备监督“政府监管权力”的权力，体现为国民保护自已的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国民（消费者）不能保护自已”。政府只能按国民授权的权限，行使对社会的管理各项职责，同时接受国民的从舆论到误解的监督，接受国民甚至是出于误解而导致的“解职惩罚”，“疑过从有，由官变民”；因为这是国民作为授权者的天赋权力。

因此政府（含法治）对市场的规范的正面效益，取决于规范性权力的授权是否因之国民的天赋人权。在一个低人权的社会，是不可能真的出于保护弱者的权益而作为，就算有作为也不会达到保护弱者的善意目的。事实是，越是“保护消费者”的地区，越是货品质次价高；而这些地区向海外“不受保护的消费者”出口时，却是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质量。

今天中国的监管远远超过欧美国家，但是中国产的商品却是贴本的最高质量摆在美国的地摊，反而高价卖给中国自已的国民，难道这就是保护消费者？如果“消费者是需要保护的”，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很简单，只需要把假冒伪劣三聚氰胺往美国出口，把美国人全毒死就行了！结果呢？低人权的中国社会享受了低劣高价的产品，而高人权的美国，却享受了质高价低的产品。为什么呢？

在中国有一点毛社会闭关锁国历史知识的人士，都听说过“出口转内销”的事，那就是最好的产品是出口的，挣外汇的；给被保护中的国民配给是最次品的，只有在黑市中“不受保护”时，才能消费到国产最高质量的产品，还有外国最低质量的进口品（因为便宜）。相反，在中国唐宋明清等开始展开国际贸易的古代，非常特出的情况就是最优质的产品留在国内，而将最差的产品换回皇宫贵族的奢侈用品。

中国皇室及贵族的消费品，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高质量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皇室，实际上是中国国内唯一的全权消费者，有权对国产的产品和进口的产品的最高质量水平监督，并因其大国专制皇室的地位拥有支付能力。因此尽管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国盛世时期，中国的国民是没有广泛消费权力的，但完善的专制制度，则塑造了当时代世界上最有消费权力贵族消费群体。

仅以“产品质量档次”而论，专制帝国的贵族消费，可以说是鹤立鸡群，绝非小老百姓唯利是图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可比。同样的消费条件也出现在阿拉伯帝国沙里发宫廷的穷奢极欲，拜占庭皇室的铺张浪费，法国王室引领欧洲时尚新潮流，毛主席在大饥荒时的高尚消费，以及金将军正日空运的龙虾和一年160万美元的高档洋酒！或者还包括当代天朝，已经消费了全世界25%的奢侈品！中国早就崛起了！
贵族奢侈品消费，穷人生活必需品的缺口，正是反映出中国历史公有制年代最剧烈的贫富差距！

专制帝国消费的都是最高质量的奢侈品，如果不是专制贵族作为奢侈品消费者，本身拥有选择产品和支付产品要价的能力。难道还有那个上帝替这些大小皇帝们抓质管？相反当整个国民社会的消费权力被专制起来，通过中央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享大福）”时，国民失去了消费鉴别选择的权力，穷苦老百姓只能在“低人权，高福利”中，享受质次价高的用品；不知是不是就是“保护消费者”的结局呢？

历史可以是科学吗？经济学可以成为科学吗？

历史可以是科学吗？经济学可以成为科学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心证与自证循环；
如何跳出自以为是的"春秋笔法"？
历史和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性如何实现？

历史观，就是现实的世界观；这样就不得不面对遍及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历史学和经济学的道德史观历史学派的"春秋笔法"。
常说的春秋笔法，是指针对现实的政治目的，按现实的政治正确的要求，评估历史人物事件是否符合当前的政治正确的道德要求；并根据当前的政治正确的道德教育的需要，重新对历史中的故事和人物裁剪"选择性事件"或构筑"创造性的伪证"。

在春秋笔法下，选择性和创造性伪造是无所谓的；其真理标准，是"现实政治正确下的政治需要"。需要秦桧汪精卫作为汉奸，就绝不允许其他的"真实"存在。对于目的在于建立道德史观的春秋笔法，如果再用道德谴责的"春秋笔法不合乎科学道德"，则无非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了解春秋笔法的逻辑构成，避免自已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吸取陷入春秋笔法同样的错误，才是认识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态度。

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个体心证（包含个体道德观）选择性观测历史和现实后的自证循环"，春秋笔法的目的，就在于将作者个体的心证推动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的一切文学和艺术的信息手段的集合。当某些批评家声称，"历史不是科学"，"经济学不是科学"时，所指的就是春秋笔法下的"历史和经济学"。的确，如果春秋笔法的历史和经济学算科学，那么科学只能改一个新名字。

春秋笔法并非仅仅存在于历史学之中，更不是仅仅是孔子的借古喻今，同样存在于今天东西方社会观察时空相隔的现实世界的宣传手段。象半岛电视台之类描述的利比亚战争，将卡扎菲无限的妖魔化，将"反对派"无限的正义化；将英法不理智的干涉无限地"侠客化"，而对事实阉割裁剪，选择性地形成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就是一种春秋笔法。另外如"黑社会垄断仵作打捞挟尸体要价"也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也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学和现实新闻学之中，也同样存在于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之中。比如说被凯恩斯主义称为新掌门人的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声称："市场信息有时侯是不正确的，会错误投资诱导对未来的错误投资"，――>第一，投资者会犯错，难道看得见的手就不会犯错？第二，市场信息什么时侯不正确？不就是JStiglitz他自已的凯恩斯主义乱印钞票，扰乱了市场信息吗？这就是春秋笔法。

马克思主义就是是完整的产生于对早期达尔文进化论错误的理解即"发展论"上的，由德国历史哲学学派的方法论，选择性阉割历史后用作阶级斗争的道德工具的春秋笔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西方，还只是具有浓厚民粹特色的"一家之言"，那么在宪法钦定的真理标准的东方帝国，经由马克思主义筛取的历史、经济、现实、新闻……，简直就象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千篇一律索然无味。

当马克思主义还堂然宪定"真理标准时"，有关部门就算学术治国，搞些官养五毛的"学术智囊"，考察古今中外的发展经验，又能看到什么呢？他们会按马克思主义洗脑的先人为主，看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依靠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是自由市场不理性导致的大萧条，是罗斯福的凯恩斯主义救美国，是没有户籍制度后的人人平等……，领导想看到什么，五毛智囊就提供什么，这才是五毛的智慧！识时务！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个体选择性的自证循环，那么同样的标准，我们自已的大历史观就不是自证循环吗？关键仍在于科学的历史现实方法论，必须满足科学三要素的"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历史的实证归依于"心证"。因此在心证基础上的历史，就不能再允许存在任何既定道德标准的"历史标准答案"；而只能从"公开，透明"的资料的公共认定入手，将历史评价归由读者各人的心证去评。

个体主义的大历史观，或称现实观，是将"是非曲直"交给读者公众的心证去评价，而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代表了先进性，向公众提供领导审定的标准答案。领导同志如果要了解真正的历史，需要的就不是《建sth伟业》的歪歪自证循环，而是用一句魏征的老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兼听者多问一下其他人的心证；偏听者，你想听到什么就能听到什么，特别是当您仍然是一位"领导同志"，你手头上掌握着很多好心人关注的权力，此时称为"可以寻租的公田资源"；当彼时，您能听到的真理，一定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悦耳。这是战国时的齐相邹忌，跟山东河北督军"齐威王"说的。

历史观就是现实的世界观

历史观就是现实的世界观；
不可能完全了解历史的一切，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时空相隔的现实；
个人观点必定有选择性，读者听众采纳同样有选择性的权力；
任何来自历史（现实）回到历史（历史）的理论必定成自洽的伪科学；
大历史观引进社会进化论也只是一家之言；
"真理标准"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心证。

历史观，就是现实世界观。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就不可能从观察社会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避免自已犯同样的错误。历史能够被歪曲，则现实中的"外国"也必然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歪曲；同样，能够清晰地区别现实世界，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常常又称之为"知识"），也自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论，了解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当一些人从道德意义上指责他人的历史和现实观点是"选择性"时，这些人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已就是基于"个体的选择性"权力，才能"选择"指责他人的观点不合已意。不但已逝的历史不可能全面复现，时空相隔的现实，也不可能全真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因此任何人在阐述自已的心证结论上，所涉及的"事实根据"，必定是选择性的；必定需要忽略部分自已认为是不重要的内容。

对选择性的指责，只有在理性主义的默认存在"客观的第三方标准"或称"绝对的真实，绝对的第三方真理标准"的前提下，方才成立；如此标准的常用描述，称为"专制""统一思想"或笔者所称的"不缺信仰"。只有在存在第三方真理标准的条件下，才能匹配"选择性不符合真相"，而得出"道德败坏缺乏诚信"。但从个体价值观的角度看，则除法律仲裁以外，"第三方真理标准"显然是不存在。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在任何人的主观陈述上有选择性，而在于读者你自已有没有权力拒绝作者的选择性（即拒绝作者的观点），当你有权力拒绝作者的观点时，（比如说任何读者都可以拒绝笔者博文的观点），你有没有被对方的"选择性采证"忽悠？你如果被忽悠了，是你自已脑残的责任，还是因为"敌人太狡猾了"？反之，如果对方的选择性采证让你感到茅塞顿开，那对方能错到那里呢？

因此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作者的观点是否"选择性采证"，个人主义认为任何人的观点都必定是选择性的；关键问题在于每一个读者就自已的个体心证范围内，是否接受了作者"选择性采证"的观点。换言之，每一个读者的心证，对构成了对作者选择性结果的绝对意义的真理标准；――>但仅仅在这个读者的心证，单独的一票上。

由于任何作者的观点都必定是选择性的采证，本身又是任何一个读者的心证所采证的对象。因此个人主义就天然的排斥权威。原因就于，不可能将自已引证的作者的"选择性"作为绝对的真理标准。这对于一些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权威嘴脸的五毛文人，所谓治学就是抄书本倒书包，高高在上搞中国式诡辩的权威分子，委实不是好消息。连哈耶克、米塞斯和茅于轼都不成为权威，还有谁有资格？五毛够资格？

主观选择性固然是个人观点形成时必须具备的天赋的权力，（否则就不会有个人观点）；与此同时，形成主观观点再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时，又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选择性，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陷入"主观选择性"造成的自证循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黄仁宇，或者波普尔，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一魔咒。从哥德尔完备性的逻辑要求，除非"选择性"的依据引自历史外部，则自洽循环无法避免。

大历史观的"选择性"依据引自（进化论――>成本效益原理――>边际效用――>实体经济学），可以认为拥有更根本性的客观选择依据；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认为（发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样是"第三方依据"，那么谁是谁非？答案在每个读者的心证：您认同那一种依据是客观的规律？或者说，您认同的自我根据是什么？利益？还是无私的道德？信仰？心证水平上，客观＝主观。

法治社会中的“造谣，人身攻击”如何诉讼？

法治社会中的“造谣，人身攻击”等，只能存在于民事诉讼中；
垄断细节“秘密”侵犯言论自由的极端警察权；
科学实证三要素：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如何体现在社会性的科学中？

 

既然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不完全的，那么就不仅仅是“选择性”，必定还会根据主观的想象弥补细节的缺失；甚至为了既定的目的而编造伪造句的情节，尽管主观者本身有可能是了解他是编造的，但是第三方却无法判断，其人到底是主观上的伪证，还是客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已的认识是不真实的。因此，只可能在心证差异为基础的民事诉讼中，才允许存在“造谣，人身攻击”等控名。

这样就意味着，无论如何道德声讨做谣，除非“宁可冤枉一万无辜，不可放过一个造谣”，否则要证明“明知不是事实而故意造谣”，而不是“个人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既然主观恶意的编造即“造谣”，无法与主观认识的偏差相区别；那么除非剥夺公民个体认识的权力，将全体公民降为奴隶（不准思考的畜牲），否则“造谣”实际上是天赋的人权；大不了有谁不满意，告他！

因此除非是剥夺言论和思想的个人权力，否则就必须承认，言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造谣和诽谤的自由”，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已的观点，必定符合他人大脑中理解的的“真相”。除非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相真理标准”（那就意味着专制），否则无法判断是否造谣。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人持有任何观点的表达本身，（即言论自由），都不会损害他人；只有“付诸行动才能损害他人”。有谁不满意，告他！

因此，尽管文革悲剧无可抵赖，朝鲜惨剧历历在目，但如乌有之毛党们一意孤行“胡说八道”，无论乌有毛左如何认定文革富比美国，幸福比得上天堂，个个超人饿不死，小百姓可以满街抓老鼠蟑螂蚯蚓填肚子，不可能饿死人！……无论认为乌有毛乡高论如何出格，但顶多向精神病院CALL120“报医”（要替他掏钱ing），却不能因其言论涉嫌“造谣”“报警”严惩毛左。
既然连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之类，也只能经法律民事诉讼途径，今天连决斗方法争回面子，也被东西方法律所禁止；（按香港黑社会电影，黑的社会里头还有开片打群架，或者拼死赛摩托之类的“面子型决斗”）；那么所谓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之类的，利益如有冲突就按利益冲突办，利益冲突不起来的，有耐心的就“批评解释”，不耐烦治疗毛左之类精神病的，就按网友所称“大板砖拍走疯子”得了。

由于“故意的造谣”“恶意的歪曲”和“主观的选择性”，此几者之间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他自已是不是装疯卖傻，我等外人既没有本事精神感应，根本就不可能加以区分。因此任何沟通的努力，只能首先明确可以沟通的对象，而不可能实现对所有人任意程度的沟通；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佛教之语就是“只渡（彼此沟通）有缘人（能沟通的人）”。

对愿意沟通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实现百分百的“同心同德”，只能在彼此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上，共享彼此认同的客观资料，从而在彼此的心证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三要素的要求：实证性（心证），他证性（其他人的心证），重复性（彼此反复核证利益契约的自利效果）。在此基础上，就能实现实证科学标准下的社会学的科学化。

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社会科学，如果接受科学的标准：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那么“彼此透明”是实证的基本条件。垄断细节解释，变得毫无意义。而垄断细节内容，却控告小民百姓“造谣”，在平民层次是精神病发作；而在公共权力上，则是极端警察权找了一个不必要的借口，——>既然已经是极端警察权，还需要什么借口？用正义的名义，宁可杀错一万无辜，不可放过一个坏人，即可！

西方的司法，警察权和黑社会

西方社会警察权和黑社会；
西方法治社会对司法的严苛监督；
极端警察权的含义，相当于全面否定司法的必要性
极端警察权的紧急状态时期和打黑；
西方的"犯罪涉嫌人"和东方的"嫌疑犯"；
西方的法治和违法观念，与东方人治传统的"法治和违法"观念截然不同；

东方人治社会与西方英美法治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之处。即东方是否违法在于是否与某些条文相冲突。而事实上由于条文太多且单方面解释（本身很多矛盾之处），如果要罗织罪名甚至非法打黑的手段，几乎肯定可以把任何人捕入罗网。这种广义的司法形态，称之为极端的警察权。在欧美国家有时会出现在"紧急状态"。但无论是什么起因，此时国家形态称极端警察权国家，又称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

西方社会在市政执法时（警察）也有可能象东方一样滥用条文罗织罪名，但由于人身保护令（美国拘捕公民24小时内必须得到法院授权）以及市政警察权本身也可以被司法诉讼（经常性地），因此欧美国家的打黑能力给法治监督得荡然无存。历史上除了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这些极权时代，欧美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黑社会"的极端警察权时代。极端警察权的含义，相当于全面否定司法的必要性。

"打黑"意味着就是极端警察权，常称法西斯社会，这是一些国人还没有意识到的。同理"黑社会"也不是顾名思义的"黑恶社会"，而是（法律灰色地带＋未破犯罪案件（悬案））等多种令人不安的但不成社会主流的现象的统称。因为社会有令人不安的不良现象，是否就值得整个社会进入法西斯状态？另，西方称未定罪者为"涉嫌人"，而东方称为"嫌疑犯"，似有"有嫌疑即是罪犯"之意。有意思吧？

因此西方是否涉嫌违法的标准，取决于是否被起诉（公诉或民诉）；而不在于法律条文是否有现实行为的冲突。（此处只讨论海洋法系）；是否违法，在于官司是不是打输了；并从此援例。西方真正付诸警察权执行的"立法"过程，第一步是由行政部门的司法官组织法案提案；第二步是立法部门（国会）表决；第三步是在现实中形成事实性诉讼并成为司行援例；第四法官间如有分歧，由大法官解释。

因此欧美法律在条文上可能与东方人治传统一样有繁琐的特点；但对于司法本身，特别是司法程序本身是监督就要严苛得多。两者的区别，可能就在于西方法治社会对司法本身监督极严，而东方社会的司法则运用（常常接近于）极端警察权，对社会监督极严。在西方社会，恶法不是不可能出现，但是要成为长期为恶之法，几乎不可能通过上述四步事实立法程序。而东方甚至打黑也是"合法的"。

中国几千年人治社会造成了强烈的文化惯性，常常将"极端警察权"视为"法治"，将国民噤若寒蝉视为"社会秩序"，将对老百姓严刑峻法搞出来的乱世，又作为加倍的严刑峻法的依据；而把西方意义上的法治视为"放纵犯罪"。配合这种先人为主的观念，选择性搜集西方历史上的罪案加以渲染，又给东方民众一种"西方社会很乱，美国民不聊生，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错觉。

尽管西方每一界政府可能都会有执政时的（临时）敕令，作为执政中的记录，任何行政法令不作为下任政府的义务承诺。但每一界政府的临时敕令（执政方案），既是竞选时的承诺，下次竞选的选民判定的好坏评比标准。经由司法官提交立法国会表决，含义相当于向国会建议，成为下界政府的政策约束，直到该法案经立法部门被废止为止。所谓"院外活动集团"，相当于中国社会中感到冤屈的上访户。

因此西方如欧美的政府是在国民深厚的法治意识，和几百年积淀的重重习惯法下开始执政，执政期只有几年，忙于兑现竞选时的政策承诺。可以说，连搞腐败的闲心也未必有。尽管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法官裁决必定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否则不需要法官了），但保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国产教材称之为"法官造法"），也同样受到严苛的管束。西方管束司法权，比法律对社会的管束更严！严得多！

什么是利率？低利率造成垄断和经济危机

利息是资本风险的成本；借贷约定的风险价格；
区分"资本的产权"与"利息的产权"；
利率争论中的《通往奴役之路》
罗马和基督教的资本逐利原罪观，和马克思主义；

利息是资金风险的成本。单位成本与单位资金成正比，因此利息可等价于利率的定义。尽管在严格狭义上，利息是一笔钱，利率是一个百分比。为避免混淆，笔者会将必须视为一笔钱的"利息"，转为新的负债/债权，以免干扰对利率关系的理解。要理解"利率"是否合乎人权，又必须首先确定"利息"的产权是属于谁的（注意前文约定利率与利息的关系）。

利率是资本借贷双方约定的债权价格。利息的产权又常常与资本本金的产权，被混为一谈。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原罪和剩余价值论，实际上又是来自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国家主义无私制度的伦理观。资本本金的产权和利息的产权，两个相关联而不相同的概念。最简单的现实例子，就是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资本）的产权是老百姓的，不是银行的；存款的利息是双方约定的对存款风险的给付。

只要资本产生出借，就不是什么时间性偏好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大的错误之一），而是肯定存在亏损甚至血本无归的风险。因此如无相应回报，则没有人会冒血本无归的风险借钱的。资本原罪和利息不道德论，隐含着非常强烈而深厚的传统公有制"无私无浮财"的观念，在理解利息商业现象的发展史时，可以加以留意。

平均短缺原理同样适用于利息。禁止高利贷，相当于限价，结果就是风险成本高的贷款从市场上消失。禁止利息则等于平均主义，结果就是贷款完全消失。供应短缺的时侯，社会就会向控制短缺资源人靠拢，用非商业的方式完成短缺资源的再分配，渐渐地构筑起奴隶社会的等级结构。罗马禁止利息的政策，与（奴隶主/奴隶＋靠主/客民）依附群体的强化，几乎是正反馈的互动，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认为大型经营者更接近于市场垄断地位的话，那么在缺乏竞争者的情况下，这些大型经济者可以轻易把成本上涨转移到产品的价格上；而不必担心由于再生产投入的资本不足，而失去垄断地位。相反，新兴的竞争者需要依靠信贷资金的帮助，用道德的口号禁止利息，实际效果就是令新兴的竞争者不可能构成竞争。这是传统等级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大量不良垄断难以撼动的根本原因。

自费雪以后利率问题的争论，常常成为经济学家之间比赛巫师法则的真理游戏；而极少有人问：决定利率的产权是谁的？利率如果是产权，是经济学家能争论的问题吗？利率如果不是产权，那么印钞票到底是缺生的资源，还是无限供应的资源？如果钞票是无限供应的，那么有人会遭受利益损害吗？如果国民就乱印钞票反对，是基于产权的理由，还是基于人道的理由？

利率显然是资本借用人，与资本（储蓄）借出人之间的交易私事。如果利率能够讨论，则计划经济是一定可以实行的。这个简单的错误，甚至连米塞斯在与凯恩斯争论时，也没有意识到。从费雪到凯恩斯一直到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和克鲁格曼，他们在利率问题上窜下跳的时侯，实际上是将银行经营的内部问题，与银行对社会繁荣子虚乌有的保证责任，混为一谈！

凯恩斯主义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货币供应的产权"是属于国民社会议案的；对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强调对社会繁荣的无限责任，（即无私的道德），如果不是消灭这个行业，就是将无穷的权力给予银行业履行这一责任，那将在事实上将整个国民社会奴役起来。无论是中国的银行垄断地位的丰厚利润，还是华尔街不无奢侈的分红，正是"欲求无私大帝，必获一代老千"的社会规律。

费雪“经济学”和基督教低利率道德情结

费雪古怪的"物理型经济学"
费雪"通货紧缩有害""物价回落则天下大乱论"；
西方社会低利率的传统道德情结；

19世纪芝加哥大学的费雪教授，围绕"通货紧缩灾难性"的想象力发挥，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基石。无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对的还是错的，则费雪教授提供的地基是滑稽的，似无疑问。是否继承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第三方公允价值标准的均衡"，笔者不作评论。费雪的论证方式，居说是精巧的物理模型。连天秤和万有引力都绘到了图上，作为论文的论据。

如果费雪的"物理类比"也称为建模(modeling)，则实体经济学的同名抽象建模，就要改一个名词了，比方说"实体对象化Objectize"。运用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关联"，不知费雪的粉丝们如何作答？吹捧一下费雪方程式是E=mc2（弗里德曼）或者费雪的物理式经济学很精妙（张五常），是不用本钱的马屁。不过似乎权威的马屁，仍然不是科学的实证。

按实证科学的标准看，与其发掘费雪教授为何如此荒谬的思想根源，不如考究利用费雪的人等，为何会接受如此荒谬的"价格下跌有害论"，还为之吹捧？费雪除了古怪的"物理状经济学论证"以及无意义的费雪方程式以外，似乎没有什么独到的创见，仅仅是重复了17世纪圈地运动时期的英国议员柴尔德（SJchild）的低利率论调。西方的商业文化始自希腊，不过在希腊取利息则是合理的。

低利率的道德正义，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代，乃是罗马城邦（及拉丁同盟）为保证公民兵源，禁止在公民之间有息借贷的继续。这种道德观很完整地反映到了基督教的伦理中，声称上帝将财富委托给世人，因此赚钱是对的；但上帝有需要，信徒就要向教会回馈财产，自然是因为教会代表了上帝之故；但利息是属于时间的，时间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贷款是不能取息的。

"时间属于上帝"，可能就是波普尔等认为"未来不可预测"的真实的宗教伦理的根源。这种观念至少得到了马丁路德和伽尔文的认同。这两位新教改革家，强调了"上帝委托世人替上帝理财"但否定了罗马教廷收回财产的特权（上帝由每个人解释），而对于利息肮脏论，则全盘照收。所以伽尔文和马丁路德对贷息为生的犹太人是恶毒有加，对于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不动产，不贷息则无以为生，则绝口不提。

利息实际上是资金风险的代价。在古老的希腊经过罗马的西塞罗，再到J.Locke为止，尽管被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都加以道德上的贬斥，但定义是没有分歧。反而是重视资本积累的亚当斯密重新执回基督教的利息罪恶论！马克思又将其全盘照收，变本加厉地，变成了"资本原罪论"和"劳动剩余价值剥削论"！！所谓"资本逐利"，是罗马基督教伦理的反商业的不良道德诱导，而不是什么科学结论。

回溯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之中，对于利息的信仰正义，以及美国经济政策有史以来就多多少少与凯恩斯主义难割难舍，那么费雪所谓"物理模型论证了低利率和货币供应的必要性"，还有主流经济学家似无疑问的"物价回落则必定天下大乱"，其荒唐到底是费雪低劣的中学物理套用到经济学所致；还是早就定下了结论，高明地玄乎其妙的"物理论证"成功忽悠，只有上帝才能在天堂拷问这位权威教授了。

凯恩斯是对美国多年货币的总结，对胡佛和罗斯福既定政策的辩护，而不是创新性的建议。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在费雪的基础上文学发挥，而费雪实际上就是低利息货币宽松论，又与两千年的西方宗教伦理息息相关，那么足以令人怀疑，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到底是科学的争论，还是科学与信仰之间的争论了。当涉及的政策已经在（权力＋信仰）的贯彻下，所谓科学如果仍是科学，就只能与公众讨论了。

工团主义征服资本家成为新权贵

权贵主义和它的敌人"资本主义"；
"权贵主义＋工团主义"统治的新社会；

要明白凯恩斯主义的真正利益背景，要明白历史中权贵主义，是由于人类民族体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外部环境危机严重，而不得不构成君权神授型的，近似于公有制共产主义的类军事组织。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平抑能力的加强，或者说随着"人类纪"的越来越不可动摇的确立，外部环境危机越来越边缘化，（尽管仍然时时占据了新闻的篇幅），内部资源既有成了一个经常性短缺的生存要素。

这样，善用短缺的内部资源，即资本主义或称私有制，以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即通过交换创造价值，以更经济更高效的方式持续运转整个社会。尽管偶而也会发生对外"侵略战争"，但所新增的资源并不能改变短缺的经常性；甚至从稍长一点的时间而言，侵略所得对短缺的改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所以文明社会只要是文明，本质上都是没有侵略性。发生侵略性行为时，通常也是这些社会内部危机（短缺）因为制度缺陷而导致的短缺越演越烈的时侯。侵略成功无非是缓和了这一短缺，延误了危机爆发的时间，而侵略失败，则成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正是在"外部危机弱化＋内部资源成本管理必须强化"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或称私有制，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政治上称之为"美式民主"，就诞生了。

在内部利益分配上，资本主义显然是对权贵主义赖以生存的等级社会制度的致命冲击，也以其可持续性的运转，越来越多地把社会资源归入资本主义的阵营，而导致权贵主义利益者的仇恨。马克思将此过程称之为"资本主义革命"，倒是没有错的。只不过资本主义革命早就进行了几千年，而马克思自已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对平民利益的背叛；社会主义是牛二暴民为回复权贵社会的大倒退的一次尝试而已。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出身于权贵主义，却是希望取而代之为新的权贵主义的牛二暴民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否定私有制的信仰上，与权贵主义一模一样。则马克思主义若上台必成封建王朝形态的复辟，自是历史的必然。反对权贵主义的不见得是资本主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必定是权贵信仰中的一分子。不但在以往一百多年的中外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博弈力量之中得到证明。

举例说，中国大致上就是一个"权贵主义＋工团主义"统治的社会。以国企为核心的工团主义者大约占了5%的人口，而管理这5%又另外需要了5%的"公务员"；两者共计10%左右。但这10%的"权贵＋工团"内部也远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事业单位，大约只有30%是编制内的，其余70%都只不过是编制外的合同工。两者待遇相差一到两倍，但在金字塔形态的顶端，就是所谓的0.4%。

所以当社会上炒作起"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时，这些权贵团体内部也同样吵闹着"同工不同酬"。国企利润高是因为很多员工比不上0.4%的高待遇！由于中国最根本的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权贵主义＋工团主义"的10%，而不是因为有0.4%。即使是"让企业提高用工待遇，实现同工同酬"的良心立法，只不过是导致10%向0.4%里涌，而社会与10%的贫富差距更大，体制外的90%国民处境更为恶劣！

相比国民社会与10%的贫富差距，则所谓户籍内的国民税后"特权"，大约是大城市体制外人口（约占全国1%），与中国其他城乡的差距，或者与百十万"困于户籍中的科举落第的牛二战士"的贫富差距，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这些反对户籍制度的牛二战士，尽管毫无希望成为0.4%，与10%中的倒霉狗腿子相差不远，比1%户籍既得利益的穷人多半还要好，还不是疯迷着要联合10%的狗腿子反户籍吗？

资本主义,权贵和小农牛二

东西方社会的三种代表性力量的博弈；
（权贵主义 Vs 资本主义 Vs （民粹主义＝工团主义＋小农意识）：
既得利益意味着保守；小农牛二最激进；

回顾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大约一百年之间，西方社会的主要利益争夺，与东方中国其实并不根本性的不同，仍然是权贵主义特权阶层，资产阶级中产阶层，和（工团主义＋小农意识）的民粹阶层，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无非是东方社会的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脆弱，而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相对而言比较强大。即使以美国而言，（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能够掌有主动，说明美国的（民粹＋权贵）并非脆弱。
权贵自利，总是在社会各阶层力量之间合纵连横，平衡阴阳，以求自已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的美国，还是在东方的中国，都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不管这些权贵是出自美国中产者中的商业成功人士，还是出自中国的革命成功人士，或者是日本的父祖成功人士。只要能承认权贵的主导地位，权贵阶层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力量，都能政协一二拉拢三四；因为资源在他们手里。

各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既得利益者"保守主义"，虽然有时称之为自由主义，或者辉格党之类。当一些自称"民主"的人攻击"既得利益"时，他们大概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攻击民主本身。资产阶级就是"既得利益阶级"，因此资产阶级一定是保守的，美国革命是保守的，光荣革命是保守的……，只有保守才能保住既得利益，否则，革谁的命？这种保守，也被马克思主义这些民粹称之为"软弱"。

资产阶级和权贵阶层，都可以称之为保守。只不过资产阶级保的是私有财产的既得利益，而权贵阶层保的是既得的特权。东西方的权贵阶层实际上也很不相同。象美国的金融寡头，受政治民主制度的牵制，更接近于利益化，特权的色彩并不明显，因此才需要凯恩斯主义这样的遮羞布，而东方的权贵可以自称"视利益如粪土""不学西方那一套"，但有谁敢挑战其特权，卡扎菲的飞机大炮就是最好的注脚。

同样，（工团主义＋小农意识）虽然都称之为民粹，实际上工团主义者还是有着小小的特权既得，相对而言还是保守一点点；而小农意识是激进分子的温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怪胎民主派，是最不保守的激进分子。小农意识分子他们所称的民主，离真正的私有制民主距离最远，而砸烂旧世界的坚决性，在小农分子的大脑中是最不会犹豫的。这一点在夺权过程中的毛主席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社会建构主义者，主要就表现在小农分子的身上。象毛左这样早就上台，今天没落的工团主义者其实拒绝社会建构主义。因为毛左类的极端，实乃卫道毛左国企的特权而已。不能区分特权与"既得利益"，盲目地反对既得利益，小农意识的民粹分子之可悲，就在于他们会遭到整个社会"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从两会一些提案的反应，别看毛左们经常利用小农牛二，一旦威胁到毛左的小小国企特权，毛左照样会与小农分子划清界线。一旦清晰地让小农分子与农村一亩七分自留地的所有权背后的"选民"挂钩，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士，就会变得特保守。无他，有既得利益而已。注意到今天鼓吹反对户籍制度的"小农分子"，实际上是根本和农民利益无关的"游移民"，可能更能清楚"民粹"意味着什么。

小农意识的民粹极端主义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小农分子的目的，其社会建构主义，本身固然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纯属瞎折腾；就算万一象毛主席这样的民粹革命家折腾成功了，也无非是民粹升级做权贵，踩着亿万无辜的尸骨，在一遍血泊之中成为新的权贵阶层。小农民粹的可悲就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在为民主而奋斗，事实上别人防他们如蛇蝎，那才是为了民主而奋斗。

市场经济确保可持续性

经济学通过剪刀差判定可持续性，不是对未来的预测；
交换创造价值的优越性是可持续性； 市场经济是不存在浪费的
市场经济可持续性在于每一个体自行判断"可持续性"即社会的价值；

经济学可视为研究可持续性的科学；给出可持续性的最优化的建议，也指出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的不可持续的现象，及其危机必然爆发的逻结论。未来何时和如何爆发危机，是无法预言的，但只要构成剪刀差的条件是确实的，除非干扰了剪刀差条件的成立，否则危机爆发就是逻辑的结论，而不是预测；――>即剪刀差现实条件的判定――>是对现实的判断，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

实体经济学和实体社会学，也就都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行为行为最优化效果的科学。对行为结果的研究，则以判断其利益体是否存在不可持续的剪刀差为依据。可持续性取决于利益（成本）的可持续性。不具利益可持续性的"善与恶"，也即不符合成本效益比；尽管不能确认每一个体的行为都在预测最大生存（可持续）概率内，但可以肯定任何违反者都必然不能持续。
在明确了"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后，就可以简单地说明，市场经济即私有制，或者说交换创造价值，为什么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其"可持续性"。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只要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存在，那么通过获得支付抵扣供应成本，并为自已留下报酬的逐利行为就会自动形成；并且这种供应将是可持续的，直到这种支付性的消费需求消失为止。

市场经济的产品供应是针对"有支付成本能力"的需求而产生的，同时所有决策由决策人的私有财产予以担保，自已破产将退出市场。因此市场经济是不存在浪费的。只要市场需求消失产能的投资自然退出；因此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永远是投资者个人的决策后果，而不可能构成"公共的损害"。可见，市场经济的理智或者说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每一个体"财富容器"的基础上的，这就是私有制。

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里，每一个人（象人口），除了由上级判定其劳动价值是否有用以外，这个人是社会财富（生产出来的资料）消耗的一个"口"。因此从基督教中世纪到马克思的毛主义这些公有制或计划经济的社会之中，人口永远是社会的负担，充其量还可以成为炮灰。但在私有制社会之中，每一个人就成了"财富的容器"，并且会自动的逐利，保持这一容器的可持续性。
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就都成为财富的创造者，自动填上任何市场需求的缺口，在成本代价平衡的前提下，在交换中换取自已的收益，从而令整个市场经济始终是高效的、可持续的、免管理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远远优越于计划经济之处，即交换创造价值的可持续性！也正是由于同一个原因，每一个个体的劳动，是其维护其本身可持续性的私事，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所称的"无差别劳动"。

交换创造价值，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就在于每一个自主的交易行为，都是在产权所有人自主判断其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作出的交易决策。交易在交易人自已看来是赚是亏尽在其次，反复亏损了就停止交易实现止损，交易获利的就追补交易。正是这种自动维持社会交易的可持续性的"资本的逐利"本能，令市场经济实现了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价格波动，令人类社会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在交换创造价值的市场经济，衡量财富的标准，是每一个"个体财富容器"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某种总值"。由于个体是自已的财富的价值标准，我们无法得出"社会总量财富"是多少的统计，但是却可以肯定每一个单位的个体的供应都是具备可持续性的。可持续性是可以衡量的，因此就可以回答："如果发生无法避免的战争危机，这个社会能否承受战争直到获胜？"

大公无私是至善还是至恶？

传统文化的“善与恶”的共同特点是“不具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就是“生存”； 善的根本在“可持续性”；
损已不利人的善，不应该提倡；

 

无论是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从西方的罗素到东方的孟子庄周等等，都是从道德哲学上天马行空，而鲜有从善与恶的利益上考虑过“可持续性”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这些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几乎都是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利益的正义性，民粹化地标榜自已“出尘世而不染利益”，天生就是阉了两个蛋的无私大好人；当然是对利益敬而远之，忌而恨之，此即乃传统文化的道德救世。

无私如魏忠贤之流，是不是真的不再有利益，咱们不再进一步研究；而是指出，一旦“人性”之善与恶，要考虑到可持续性的问题时，那么就离不开利益。就算是缺蛋的好人，只要不是缺了筋的，肚子饿了也要吃饭，要不然顶多十天八天，就彻底无私了。因此只要那个无私的家伙长到满月的，如果不是承认自已是“人性本私”的利益之人，就是口是心非的伪善之辈，与魏忠贤九千岁类。

因此，尽管“善与恶”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在不同的个体的道德观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唯有一种解释是无歧实证的，那就是利益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如果一种善之所以能为善，它必须是可以持续性地为善，而不是偶而为之的沽名钓誉。否则如果不是自杀性的傻逼，如尼采；就是别有用心的精明鬼。因此任何自称为善的，就必须要在利益上证明其“善的成本是可以持续的”。

因此无私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有一种恶，因为不具可持续性地为恶的话，那就只需要首先确保不被此恶在瞬间吞没，而此恶彼定自行消饵，而将“对付恶的策略”，简化为危机管理如灾害管理的“减损”。这样就可以看到人权主义者对于不良现象以“守为正着攻为奇”的保守主义。这样，在传统文化伦理的“无私的善与侵暴的恶”之中，我们就找到了“不具持续性”的共同点。

无私如果不是永无利益瓜葛的嘴巴道义，口惠而实不费；几乎就全都是挟迫他人对自已无私的忽悠；否则如果不是有限制的慈善，就是不能持续。传统或称“老实人吃亏”，与其说是鼓励其他人不老实，不如说是“无原则的善”，是不可持续的，不会有任何可以信任的好的结果的意思。或者说，愚蠢的损已不利人的善，是不值得提倡的；说管“损已不利人的善”，无法也无必要禁止。

侵暴他人的“恶”，由于别人具有自卫的天然权力，而同样处于低效益的不可持续之中；并且由于他人的反击权力是由他人的能力所维护的，这样就令侵暴他人的恶，最轻微的程度也是“滥用胜利者的权利”。弱于他人的牛二如毛左之类，采取“暴力立场”，当然只不过是为他人将其消灭之的暴力，找到了合性的依据。就算是强于他人，暴力征服的战争状态，也比不上尊重弱者所得的友好合作利益大。

因此就可以明确地摆脱了传统信仰文化所谓“老实人吃亏，坏人得益”的思维惯性。人性本私必为善，否则人类不可能存在到今天；侵犯人性之私有利益不可侵犯（private）的任何信仰，也就是否定人性利益原则的任何“无私的美德”，都必然是要下地狱的“恶”，而且是现世现报的恶。不在于其出发点在某种信仰上看是不是“好心”的，而是在利益上它是不可持续的。

“生存”就是可持续性，如果此为信仰分子中的“恶”，则“令不能生存”就成了善；即反人类罪也变成善行了。因此如果不是用可持续性取代传统道德文化的“善与恶”的个人好恶，作为判断社会各种行为的可信任性（即互相合作的利益可能），就是直接将可持续性定义为“善”。善之道就是进化论的“可持续性之道”，不具有与其个体原意相吻合的可持续性的行为，均非“善之道”。

鸦片战争到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稳定？

稳定社会的条件和稳定改革的条件；
繁荣的社会必然稳定；稳定的社会未必繁荣；
（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趋向破产时不稳定；
公有制社会私享利益效率低，而变得不稳定；
鸦片战争到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稳定？

 

当社会的（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频于破产时，（私享的利益不一定是私有利益，公有财产也可以私享），社会相当于低阻尼的自激励系统而变得不稳定，微小的噪声也会产生强大的响应；效果相当于电容脉冲发生器。在社会中，“脉冲”的发生，就相当于小至群众体育事件，中到大范围的骚乱，大致折腾闹革命。利比亚事件的发展进程，就显示了低阻尼正反馈系统进程的特点。

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无所谓对与错；因为逻辑上这是不可以在计划经济（公有制）下选择的政治状态；民主化私有化自然就稳定，否则就会因为公有制的低效率，而越来越不稳定。作为成本效益原理的逻辑结论，不以任何先进性阶级的意志为转称。所以在美国这样稳定的社会里，由于私有既得利益非常厚实，要宣传共产主义是没有市场的；而在罗马帝国已经破产的社会里，基督教就大行其道。

稳定是值得重视的；但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的确，繁荣的社会无一不稳定，不稳定的社会也不可能繁荣；但是一步步走向崩溃和灭亡的埃及和明帝国之类，直到末日来临以前，也是“非常稳定的”；当社会完全破产时，也就无所谓稳定不稳定了。健康的人是稳定的，不容易得病；死了的人更稳定，死人是绝对不会得病，也绝对不会再活过来。在社会的意义上，只有法治框架下的稳定才是自发的稳定。

因此将稳定视为繁荣的一个要素，民主政治的一个逻辑结果；而不是将稳定作为最终的目标；通过(民主私有制——>社区自治）创造自发的稳定机制，而不是耗费巨大的政治代价，制造勉为其难的人为的稳定，即使是从“稳定”的目标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从改革方案来说，稳定是改革中考虑的问题，但稳定不是停止改革的借口（事实上毫无用处，foolerrand），当是需明智了解的事实。

公有制社会是不稳定的，原来就在于尽管“公费私享”的特权，也能构成一种既得利益，但是其普惠效率非常差。堂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天朝帝国，实际得到公有制利益的，最多不超过２０％的政治食利者；即这２０％的既得权益者，真正能得到超出市场经济利益的，只有１％甚至只有0.4%这样的比例。因此公有制的普富效率，远远不及藏富于民的私有化，让民众自已安排自已的福利生活来得高效。

公有制的不稳定，就由于整体社会而言的“私享利益”太薄了，而没有形成足够强度的阻尼。而美英法将民粹当成民主在后进社会中的强行推广，实际效果相当于强烈外界干扰信号，却不能消除系统内的传统阻尼；而基本上是针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个象征性代表，——>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本身！这样的结果就可怕了，相当于一个清除了阻尼的开环正反馈系统。这个系统不内战，那是奇事。

清末经民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正是经历着（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频于破产，因为社会阻尼的下降，而呈现出强烈的社会不稳定的震荡。与军阀有没有割据，没有什么关系。（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破产既是客观上死人饿肚子的感受，也是传统公有制社会如东方帝国等，与周边强国的繁荣形成的危机感。

从强国短时间沦为弱国，就会产生极其强烈的破产感觉；而不一定是真的“民不聊生”或者与历史时期相比穷弱不堪。象民国初年的状态，绝不亚于晚清洋务运动的水平，也不亚于中国历代任何一个盛世。这样“人与人攀比急死人！”造成的危机感，传统帝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就会造就些洪秀全孙毛之类的民族折腾主义革命家来。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爱国鬼子救亡论，差不多都是这样来的。

社会反馈的系统模型和动乱机理

社会的系统反馈模型和动乱机理；
（传统文化＋既得利益）是社会阻尼；阻止社会变好，也阻止社会变坏；
（传统文化＋政策宣全）相当于反馈通道；
（社会建构＋伟大理想＋主义信仰）相当于控制因子；与反馈组成半开环系统；
言论自由产生的是“噪声”，统一思想消除噪声将造成共振；

 

“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宣传），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心证），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宣传”，但不能把现实社会的惰性，和“改革动议”中的愚昧，归因于政府主导舆论的误导。尽管公有制道德文化下的政府思想，不但有着统一的信仰，还难得有多少日子是缺少点愚昧的。“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专家们还有影响，关键就在于传统文化提供了一大批道德高尚的公有制信仰的猪头粉丝。
社会作为一个信息交流的系统，完全可以通过反馈系统和激励响应的模式加以表达。传统卫道作为社会阻尼，在社会变动需求，系统中构成一个负反馈的闭环系统。官方的宣传和民间的五毛的力量，在基督教马恩毛的哲学中，恍惚具有无中生有的强大魔力。而实际上政府宣传，仅仅是传统卫道的表达方式之一而已。政府的宣传不但不是影响、控制社会变动的主要力量，甚至不是“负信息”的主要组成。

包括对西方民主的理解的相应诉求，也包括毛孔儒分子唱红打黑之类，希望倒退回文革，或者倒退回明清儒教社会的诉求，不管其真实音量的大小，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组成的集合，都可以视为一个开环系统中的控制因子；而传统文化含卫道士就构成了负反馈。这样整个社会系统就构成了一个极象步进电机控制式的“半开环系统”。（参考数控机床的控制原理图）。

马克思主义鼓吹的社会革命和毛主义文革在中国的实践，效果是社会构建主义的指导信息（奔向共产主义），通过政治暴力压制了传统社会文化的负馈作用，而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开环系统。由于失去了传统文化惰性的负反馈阻尼，整个社会就在政治控制的步调统一下，渐渐形成共振（即噪声系统正反馈强化），直到摧毁整个社会的政治控制力量为止。效果类似于军队齐步走过桥，把桥支撑结构震塌了。

言论管制“统一思想”的作用，也相当于“消除噪声”，实际效果也同样是制造共振。尽管可以通过提高核反应堆式的对内防护罩的办法，来“增加安全”，但相应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殖民地征服化，是否有动乱还不得不知，但任何发展进步，那是谈不上的。从政治的经济学意义上看，相当于所有社会潜力，都用于防制“共振暴动”去了，——>而仅仅是社会噪声，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压制言论噪声”会导致社会共振效果，并最终摧毁整个社会的原有政治结构；但社会已经处于共振状态下放松管制，就可能导致迅速的崩溃。这就是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处于改良状态的两难处境。类似于一个塞住了泄压阀的高压锅炉，继续管制言论（相当于塞住泄压阀），将最终导致爆炸；但马上开锅炉，……，各位自已试试打开沸腾中的高压锅，试试看？

言论自由所反映的“噪声”，绝大部分而言不是什么“先进的民主思想”，而是保守的传统文化的反馈。这些传统文化反馈（卫道）正常情况下，可以阻止毛主义之类的文革构成巨大的破坏，但也阻止整个社会预防衰退的民主变革。今天传统卫道也反毛，索尔仁尼琴也反斯大林，都属于此类。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权政治的主观选择；但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慢慢来，则是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

既得利益在社会系统模型中的作用，相当于阻尼，效果类似于传统文化习惯。事实上，传统的文化习惯，本身就是一种“既得利益”。民主固然是建立在既得利益私有的基础上，而在社会民主进程的变动中，既得利益的作用却是“阻尼”，既阻止社会向前迈向民主状态，也阻止社会向后倒退。因此一个社会希望拖迟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经济既得利益）是硬道理”，就会形成新的阻尼，最终缓慢倒退。

欧元将在某种程度上崩溃

马克成功的高汇率低通胀特色出口策略；
欧元将在某种程度上崩溃；

 

笔者最喜欢收藏的货币，曾经是德国的马克。由于德国马克一直是采用高估的方式，降低了德国国内的通胀压力的同时，通过提高本国的产品特色和档次抵销“成本竞争力下降”。这样就令到德国在保持着国内堪比北欧（仅次于瑞典），同时超过法国的福利投入水平的同时，一直保持着低通胀。这一条，可不是瑞典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二战后的德国并不是一个创造力非凡的民族，二战后几乎没有一样工业发明是德国人搞的，但德国作为一个顺差大国，却不象日本一样，是依靠汇率低估达到的。德国马克的高估策略，相对如英镑、法朗、日元和瑞典克朗等弱势货币而言在凯恩斯主义肆虐的70年代，马克的坚挺就提供了很好的储蓄品种。

这样无意之间，就令德国马克“被国际化”了；因为马克比美元更坚挺，连美国人如果不是买些艺术品之类保值，也愿意持有马克，这样就形成了马克的流动性陷阱。结果就是，一方面德国出口强劲的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入超，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外汇管制的德国马克，被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者购入，等待马克升值！

马克与日元同样是广场协议中被要求强制升值的品种，但是马克自50年代开始，年均只有0.2%的通胀率，就绝非日元的零头可以媲美。一直到两德统一，对东德的投资国家债务，才导致马克走上了通胀的路，此时已经处于欧元的前夜。而早在广场协议以前三年，马克就主动升值了20%，牢牢地把握住了汇率的主动权。

因此在欧元前夜，马克与其他货币，包括英镑和法朗以及笨猪N国以及东欧的湿水欧元一样，都处于高估的状态，而出于出口的惯性顺差之中。所以从一开始，欧元就是高估的，也正是从此时起，“欧元之父”蒙代尔，精明地发明了中国的傻逼矿藏有待开采，一股劲地鼓励中国对欧洲低估汇率出口，抵销欧元信用欠失的贬值压力。蒙代尔真不愧是经济学的大师！

马克统一在欧元之中了，德国人对低通胀的偏好，无非是体现默克尔对希腊这些福利社会赤字的，令人厌恶的无休止的“良药”上；欧元（包含前马克）的贬值，客观上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增加，伴随着欧元圈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德国将自已货币贬值的压力，转退到了欧元伙伴国的身上，大家伙共同承担去了。

但是德控欧元增加，终归不是个头。德国顺差多了，不象人民币换的美元，得“外汇元”无法用到国内。德国的顺差可以直接给自已的国民添加福利，但是欧元伙伴的意见可大了。如果借给欧元伙伴渡日子，爱尔兰之类债务国翻脸不认人，债权人损失９０％，——>谢国忠等建议人民币投资欧元债券等“资本项目输出”时，不知想过这种可能性没有？

德国人只好削尖脑袋，找点能够进口的，最好是欧洲伙伴能够出口的产品。结果，德国人看中了法国的核能。隔着一条莱茵河，如果法国发生福岛式的事故，德国人照样要疏散。而德国早在2002年就宣布停建核电站。福岛一来，好滴，就此停建，以后进口电力。这就是德国马克的国际化，欧元贬值中的德国顺差，和德国宣布停建核电站的经济历史现实的解释。

相比德国人保守的货币政策，相对蒙代尔精明有加的“忠告”，咱国鼓吹人民币低估的张五常属人科专家们，真的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傻逼矿藏，为人类社会的繁荣，作出了让中国国民无私的贡献。至于欧元，如果不踢几个福利社会出局，散伙离婚，怕是难免了。

替天行道向弱者倾斜的封建伦理

“向弱者倾斜”隐含的封建伦理；
政府既没有能力启蒙，也没有启蒙的义务；
传统文化卫道士，构成了私有制民主进程的强大阻力；

 

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高论中，“向弱者倾斜”的口号，深刻体现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深厚根源。“向弱者倾斜”实际上是封建等级社会的口号，构成了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伦理口号。在人权社会中，如果强调“向弱者倾斜”，试问谁是弱者？以何标准鉴别弱者？以何标准确定能够帮助到彼此认同的弱者？结果就是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强势群体？谁是弱者？

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高论，并非仅仅是国产专家们的专利；更非单纯是国有宣传部门的影响，——>政府公权，既没有能力启蒙，也没有启蒙的义务。无论是何种政体下的政府，作为一个自利的组织，只可能充分利用当前社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达到最低成本巩固政治利益集团本身既得权益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国民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政治家就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利用国民文化，这才是现实。

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类似的高论还有很多。象由于煤电运的垄断和电价限制，抬高了行业进入水平也降低了投资效率，电企不得不停产（否则破产），却被归因于“电力投资不足”，即凯恩斯主义还有很大的“拉动GDP增长的空间”；其理据与“物流成本过高，是因为短缺，短缺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得还不够”，如出一辙。煤电运的垄断和电价限制下的增加电力投资，无非是睡大觉的电厂更多罢了。电厂睡大觉，现代学名“检修”。

又如明明是外汇管制下，压抑中国国民消费造成的人民币升值，由此造成的“对出口企业的生存压力”（为什么不说国民消费缺失，对整个民营产业的生存压力呢？），却可以被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五毛如张五常和他的粉丝们，说成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中国汇率不能由市场决定”——>外汇管制是市场因素决定的吗？

当一些怪胎民主派，抱怨是“党的愚民教育”干扰了国民的“主观认知”时，实际上这些传统文化卫道士，也在以“愚蠢的党国”为标准，“监督着政府不得不胡作非为”。这类卫道士的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什么什么东西乱啦，让卫道士发现很多虚假的，（象网店，团购），——>有些消费者受害啦！——>政府为什么不管啦！……!（于是连网店团结也要件件审批，每件商务监管）。

这类强迫政府滥权的好心卫道之中，卫道士自已发现问题（可能真可能假，多半强烈渲染煽情）；他们却同时认为，其他人是笨的，发现不了问题；公众是坏的，公众自已是不能监督的，甚至于没有人强迫消费者，消费者也会盲头苍蝇一样跟自已的利益过不去！所以卫道士认为“消费者是弱者”，是需要卫道士保护的；卫道士是有责任强迫政府“作为建立管制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

各位不妨扪心自问，当各位自以为是“为民主奔走”时，有多大程度，只不过是当了一回卫道封建制度的五毛义工小跑腿！那你们盲目喝采的那些“拳拳之心”的道德明星呢？他们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他们到底是走在民主进步的正面，还是走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反面？ 不妨再想想看，这类五毛好心的卫道呼吁，当权者是听呢还是不听呢？

万一当权者脑残听信一二“为人民服务，多多管制市场”，也肯定是会失败告终；是否卫道士们又有了“都是政治实用主义，道德腐败，贪污腐化惹了祸？”；碰上几个马克思式的肾上腺素过剩想象力也过于发达的分子，是不是就会气急败坏要反政府，好自已学雷锋做皇帝，当上皇帝搞民主？马克思毛主义很邪恶吗？无非就是这类急于做好事的良心卫道，肾上腺过分发达而已；好心！办了坏事！

工团主义损害体制外劳动者，损害绝大部分的国民利益

工团主义是中世纪行会的特权诉求；资本家“逐权不成”才会“逐利”；
资本家非常乐意放弃利益，联合工团主义垄断市场，成为世袭的特权权益者；
工团主义损害体制外劳动者，损害绝大部分的国民利益；
工会不一定是工团主义，向工会倾斜就构成工团主义；

 

以“福利社会信仰”为代表性的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高论，也充分表现在工团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实际上是中世纪的行会特权的复辟，明明是侵犯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很多“民主进步分子”的大脑中，对工团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最为依赖的现实政治主张，却是另眼相看，而自以为可以“主义”中成为垄断行业旱涝保收的一分子！他们就不知道大企业迟早也会破产的？
中国现代文化中，总是下意识到将“工人”视为弱者，将“资本家（平民）”视为强势群体，而自以为工团主义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这些人无视中国现政权，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团主义政权”，而在国企这类企业中，工会也是让党领导起来的，根本无法向“党的领导”要条件，反而可以向“国民资本家＝纳税人”要待遇! 相反民营的资本家其私有财产投资，在劳资纠纷中实际上处于弱势。

工团主义表面上是向“工人利益倾斜”，而让大企业的资本家让步；但实际上却是“大企业的就业者排挤了中小企业的就业者，联合大企业的资本家，要求政府给予补贴”。资本家只有在没有特权可逐的情况下，才万般无奈“逐利”的；如果政府向工团主义让步，如果不是关闭了大企业（事实上不可能），就必须给大资本家优惠政策。这样就自然而然，构成了落后企业的垄断。如美国的三大汽车集团。
资本家要维持一个企业的可持续性，而避免陷入破产的旋涡，是非常困难的；从长远来看，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实际上是迟早被吃的“弱者”。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的家族企业，如果不是通过工会主义的桥梁，官商勾结成世袭的国企领导，别说富不过三代，几乎一代人的事业都挨不过。所以资本家真正的愿望，是利用工团主义营造行政垄断，排挤中小竞争对手。

所以大企业资本家是拥护工团主义的，而宁愿与大工会联合起来，排挤中小竞争者；从而为长期的行业垄断，特别是在金融和资源及大型工企中世袭垄断，创造条件。在美国典型例子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大小享利福特同时也是美国工团主义的积极赞助者。相应的回报就是福特家族11%的控股权，有40%的表决权，任何亏损可以得到联邦补贴，世袭已经第三代！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向中世纪行会特权倒退。

鼓吹工会代表了劳动者的工团主义现实效果，就是缔造了一批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通钢类特权工人；国企亏损得底朝天了，国民纳税人作为“万恶的资本家”，还要把这些废物们子女世袭的特权全给养起来！真正得到利益的人有多少？就算是特权工人阶级，祸国殃民之余，实际上又分享到多少实际利益？但在就中国，明明是工团主义的受害者的体制外劳动者，也会以为“向工会倾斜”政策是用利于自已的。

工会并不等同于工团主义，但向工会倾斜的劳动政策，就是工团主义。私有制的法律，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向工会倾斜就必然导致对资方合法权益的损害；而当工会作为垄断劳动力的组织，排挤非工会成员的求职时，损害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吗？工会势力最强的美国钢铁和汽车行业，在美国都成了夕阳行业，从业者却是世袭式的离奇高薪！联邦补贴不断；用产业进步替代，可以解释吗？

因此工团主义，实际上是少数大型垄断企业的“劳资勾结”，侵害工团体制以外的广大国民的利益。这也是象墨西哥这类工团主义（也是福利社会倾向）严重的国家，其政治伦理与苏联毛帝国等非常接近的原因。工团主义道德正义是好是坏先不去说它；真正能从工团主义中得到权势利益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则是不争的事实。而绝大多数人，是权势和利益，统统受损害了。这就是“向弱者倾斜”的恶果。

不知罪恶真面目，只因身在邪恶中

不知罪恶真面目，只因身在邪恶中；
邪恶中的极左不自知，您能识别他们吗？
美国的成功在于私有制；福利社会侵犯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福利社会；

 

脸谱化的善恶观（私有财产——>导致坏人——>制造邪恶），将邪恶和私有财产等而视之，对于在等级社会中，卑服于权贵又眼红于富人（权贵!=富人）的牛二们，倒是挺有吸引力的；权贵能够侵犯私有财产铲除威胁，又能聚拢财富（弥补公有制的亏损），还可以讨牛二的好，又何乐而不为？古往今来的传统文化社会的邪恶，就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脸谱下，无恶不作！周而复始！

邪恶之可怕，并不在于打黑领导一般，挥手一指就黑白分明，而在于“貌似正义转成勇，道德凛然大英雄，不知罪恶真面目，只因身在邪恶中”。该逻辑也可以同样转嫁到私有制的头上，称“不知私有制的邪恶，只因身在私心中”；而仅仅与经济学客观规律相抵触：交换创造价值，自由是财富之源；私有制的“邪恶”是可持续发展的，越来越富；而公有制的“正义公平”是不可持续的，必定均贫无富的。
刘亚洲将军曾经感叹，美国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其自私，而在于“第一不犯错误，第二少犯错误，第三是犯了错误能迅速改正”；那么相对美国而言，天朝帝国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公有制社会总是“第一不会不犯错误，第二犯的全是大错误，第三是犯了错误改不了，直到彻底破产”，最后破产的政体给“内外勾结的敌对势力”推翻了，就称之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实际上美国之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在于美国是私有制，人人的私有财产损失的感受，是最敏感的；而私有制就是正义的本身，就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正义道德理由，将国民私有财产损失感受的“自私抱怨”加以压制，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个体言论自由，本身就是私有制人权自主的表现）。而公有制如福利社会，则以“平均，公平”的理由，将这种呼声压制之，错误也就无法纠正。
没有真正理解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所述原理的人，不容易理解，所谓北欧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茅于轼的“税收调整贫富差距”，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不了解德国现代史的人，也不能理解，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纲领，并不是“灭绝犹太人”，而是“国家主导市场经济的福利社会”。这就是希特勒今天为什么仍然在北欧和德国仍有广泛的同情者的原因。

很多人从历史血腥的经验之中，能够感受到希特勒主义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毛主义是血腥的；却把原因归罪于“不信神啦，官僚腐败啦，纳粹邪恶啦”上；——>道德解释了一切，也就什么也没有解释！这些进步分子不愿意面对，公有制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公有制。同样是这些自以为是为“公平”奋斗的人，对于北欧和英国福利社会的停滞衰退，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大概是还不够血腥？

等级社会传统文化中培养的进步分子，总是有一种位置的错觉，总是假定自已是当官中的一个，可以在人治中保留多逻辑的多重标准，所谓“平衡阴阳”，而拒绝科学事实提供的明确结论。至于当真正在官位的人士，得出与这些进步奴才不一样的作为时，这些进步分子们，就简单地归因于当官的“腐败，愚昧，昏庸”，而不愿意承认，如果不是受到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的约束，则当官的决策之“出乎意料”，也无非是多逻辑系统的结果而已。

当进步分子用中庸之道自以为在“极右的美国“与“极左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北欧福利社会是最公平的平衡。将这些人所谓“卢梭，罗素，三权分立，福利，公平，平等……”等等招牌收起来，将发现无论是政治经济主张还是“斗争手段”，福利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都是将私有制原则指责为“极右”！身处邪恶之中的极左进步分子，可能真是不自知的！问题在于，您能识别这些极左吗？

最邪恶的人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仇恨中的基督教传统；
传统文化的“善恶黑白本质二元”论和佛教；
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财产的“大慈悲心”；
万恶之源皆为善；最邪恶的人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马克思主义继承自基督教伦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培养仇恨制造仇恨，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依据。基督徒会争辩说“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基督教是培养博爱的，耶稣教导要爱你的敌人”，——>看看是否爱“你的敌人，仇人”，而不是爱“不信基督教的所有人”？至少在历史上，基督教是比较不爱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杀一个异教徒，灵魂升上天堂”，奴役异教徒那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

实际上出自中世纪教皇国这种“博爱”，当教皇高高在上主持宗教正义的解释，各派世俗诸侯教众“互为敌人”争夺着基督教世界中的一点地盘时，不难理解“爱你的敌人”的真实含义。对于宗教正义“错误”者，即使是较开明的英国新教，也能坐视爱尔兰人在饥荒中损失了一半人口，而袖手旁观。至于对“不信神的人”，对“异教徒”，基督教培养仇恨的努力，较之伊斯兰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制造的根据，在传统文化如孔儒以及古波斯Zenoaster等之中，并没有什么特色，（似乎佛教有点例外），那就是将世人看作邪恶黑白两分。换言之，在这些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看来，一些人是本质是高尚的，存心就是做好事的，不慎做了坏事也是可以原谅的；反之一些人本质是坏的，是存心做坏事的，就算暂时不为恶，也只不过是等待时机。

传统的“好，坏”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句典型的话就是，“（恶人）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好人）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思考题：谁才有权力，对他人任意赏罚？是什么价值观？）。佛教之所以有点例外，是因为佛教并不认为有“邪恶”之道，而只有“迷障之人”。因此佛教主张“善诱迷障，回头是岸，立地成佛”，“佛在我心中，人人顿悟即成正果”（禅宗）。就此点言佛教是比较接近普价观的。

既然认定有些人“本质是坏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就显而易见了；只不过是果断一点的“除恶务尽，防萌杜渐，斩草除草”而已。在马克思主义的眼中，“人的好坏”本质又是因为其“出身阶级利益”，即所谓既得利益所决定“本质是坏的”，即“左右派正义分子”口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既得利益，就会残酷阻碍民主进步”，那么唯一的办法是不是消灭利益？消灭利益阶级所有人？

马克思认为要消灭私有财产，难道不可以解释为大慈悲心吗？既然人一旦成为“坏人”就只能消灭，资产阶级是因为有了资产才成为“坏阶级”，犹太人因为只能搞资产经营（基督教禁止犹太人种田）而成了坏人（这是希特勒纳粹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同小异）；坏人又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而成坏人”，那么消灭私有财产，是不是就消灭了而要将制造出来的“仇人”，避免消灭更多的“将被腐化”的人？

东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邪恶是因为有些人本质是坏的；而这些“邪恶的人”之所以为恶，则是因为物质利诱的缘故；基督教进一步认为“物质享受”是魔鬼提供，用于引诱世人堕落的；在马克思毛主义里，就成了“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私有财产——>导致坏人——>制造邪恶），简单明白的逻辑，如果再自以为“工业大革命，生产无穷尽的消费品，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者还能不狂热吗？

社会进化论（人性本私必为善＋不确定律＝邪恶之初意本善），即邪恶的原因都是因为想替人民群众做点无私公平的大善事，却因为违犯了科学客观的规律，闹成了大损失而穷于遮掩，结果是小事闹成大祸，小灾难变成大崩溃，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无私大帝也就成了邪魔的象征。以此可能性观察历史上的大坏蛋，如希特勒，如斯大林，如毛上帝，如金国主，如波尔布特……，看看有没有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