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稳定？

稳定社会的条件和稳定改革的条件；
繁荣的社会必然稳定；稳定的社会未必繁荣；
（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趋向破产时不稳定；
公有制社会私享利益效率低，而变得不稳定；
鸦片战争到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稳定？

 

当社会的（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频于破产时，（私享的利益不一定是私有利益，公有财产也可以私享），社会相当于低阻尼的自激励系统而变得不稳定，微小的噪声也会产生强大的响应；效果相当于电容脉冲发生器。在社会中，“脉冲”的发生，就相当于小至群众体育事件，中到大范围的骚乱，大致折腾闹革命。利比亚事件的发展进程，就显示了低阻尼正反馈系统进程的特点。

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无所谓对与错；因为逻辑上这是不可以在计划经济（公有制）下选择的政治状态；民主化私有化自然就稳定，否则就会因为公有制的低效率，而越来越不稳定。作为成本效益原理的逻辑结论，不以任何先进性阶级的意志为转称。所以在美国这样稳定的社会里，由于私有既得利益非常厚实，要宣传共产主义是没有市场的；而在罗马帝国已经破产的社会里，基督教就大行其道。

稳定是值得重视的；但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的确，繁荣的社会无一不稳定，不稳定的社会也不可能繁荣；但是一步步走向崩溃和灭亡的埃及和明帝国之类，直到末日来临以前，也是“非常稳定的”；当社会完全破产时，也就无所谓稳定不稳定了。健康的人是稳定的，不容易得病；死了的人更稳定，死人是绝对不会得病，也绝对不会再活过来。在社会的意义上，只有法治框架下的稳定才是自发的稳定。

因此将稳定视为繁荣的一个要素，民主政治的一个逻辑结果；而不是将稳定作为最终的目标；通过(民主私有制——>社区自治）创造自发的稳定机制，而不是耗费巨大的政治代价，制造勉为其难的人为的稳定，即使是从“稳定”的目标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从改革方案来说，稳定是改革中考虑的问题，但稳定不是停止改革的借口（事实上毫无用处，foolerrand），当是需明智了解的事实。

公有制社会是不稳定的，原来就在于尽管“公费私享”的特权，也能构成一种既得利益，但是其普惠效率非常差。堂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天朝帝国，实际得到公有制利益的，最多不超过２０％的政治食利者；即这２０％的既得权益者，真正能得到超出市场经济利益的，只有１％甚至只有0.4%这样的比例。因此公有制的普富效率，远远不及藏富于民的私有化，让民众自已安排自已的福利生活来得高效。

公有制的不稳定，就由于整体社会而言的“私享利益”太薄了，而没有形成足够强度的阻尼。而美英法将民粹当成民主在后进社会中的强行推广，实际效果相当于强烈外界干扰信号，却不能消除系统内的传统阻尼；而基本上是针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个象征性代表，——>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本身！这样的结果就可怕了，相当于一个清除了阻尼的开环正反馈系统。这个系统不内战，那是奇事。

清末经民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正是经历着（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频于破产，因为社会阻尼的下降，而呈现出强烈的社会不稳定的震荡。与军阀有没有割据，没有什么关系。（既得利益＝私享经济利益＋传统文化）破产既是客观上死人饿肚子的感受，也是传统公有制社会如东方帝国等，与周边强国的繁荣形成的危机感。

从强国短时间沦为弱国，就会产生极其强烈的破产感觉；而不一定是真的“民不聊生”或者与历史时期相比穷弱不堪。象民国初年的状态，绝不亚于晚清洋务运动的水平，也不亚于中国历代任何一个盛世。这样“人与人攀比急死人！”造成的危机感，传统帝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就会造就些洪秀全孙毛之类的民族折腾主义革命家来。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爱国鬼子救亡论，差不多都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