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中的“造谣，人身攻击”如何诉讼？

法治社会中的“造谣，人身攻击”等，只能存在于民事诉讼中；
垄断细节“秘密”侵犯言论自由的极端警察权；
科学实证三要素：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如何体现在社会性的科学中？

 

既然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不完全的，那么就不仅仅是“选择性”，必定还会根据主观的想象弥补细节的缺失；甚至为了既定的目的而编造伪造句的情节，尽管主观者本身有可能是了解他是编造的，但是第三方却无法判断，其人到底是主观上的伪证，还是客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已的认识是不真实的。因此，只可能在心证差异为基础的民事诉讼中，才允许存在“造谣，人身攻击”等控名。

这样就意味着，无论如何道德声讨做谣，除非“宁可冤枉一万无辜，不可放过一个造谣”，否则要证明“明知不是事实而故意造谣”，而不是“个人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既然主观恶意的编造即“造谣”，无法与主观认识的偏差相区别；那么除非剥夺公民个体认识的权力，将全体公民降为奴隶（不准思考的畜牲），否则“造谣”实际上是天赋的人权；大不了有谁不满意，告他！

因此除非是剥夺言论和思想的个人权力，否则就必须承认，言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造谣和诽谤的自由”，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已的观点，必定符合他人大脑中理解的的“真相”。除非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相真理标准”（那就意味着专制），否则无法判断是否造谣。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人持有任何观点的表达本身，（即言论自由），都不会损害他人；只有“付诸行动才能损害他人”。有谁不满意，告他！

因此，尽管文革悲剧无可抵赖，朝鲜惨剧历历在目，但如乌有之毛党们一意孤行“胡说八道”，无论乌有毛左如何认定文革富比美国，幸福比得上天堂，个个超人饿不死，小百姓可以满街抓老鼠蟑螂蚯蚓填肚子，不可能饿死人！……无论认为乌有毛乡高论如何出格，但顶多向精神病院CALL120“报医”（要替他掏钱ing），却不能因其言论涉嫌“造谣”“报警”严惩毛左。
既然连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之类，也只能经法律民事诉讼途径，今天连决斗方法争回面子，也被东西方法律所禁止；（按香港黑社会电影，黑的社会里头还有开片打群架，或者拼死赛摩托之类的“面子型决斗”）；那么所谓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之类的，利益如有冲突就按利益冲突办，利益冲突不起来的，有耐心的就“批评解释”，不耐烦治疗毛左之类精神病的，就按网友所称“大板砖拍走疯子”得了。

由于“故意的造谣”“恶意的歪曲”和“主观的选择性”，此几者之间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他自已是不是装疯卖傻，我等外人既没有本事精神感应，根本就不可能加以区分。因此任何沟通的努力，只能首先明确可以沟通的对象，而不可能实现对所有人任意程度的沟通；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佛教之语就是“只渡（彼此沟通）有缘人（能沟通的人）”。

对愿意沟通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实现百分百的“同心同德”，只能在彼此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上，共享彼此认同的客观资料，从而在彼此的心证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三要素的要求：实证性（心证），他证性（其他人的心证），重复性（彼此反复核证利益契约的自利效果）。在此基础上，就能实现实证科学标准下的社会学的科学化。

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社会科学，如果接受科学的标准：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那么“彼此透明”是实证的基本条件。垄断细节解释，变得毫无意义。而垄断细节内容，却控告小民百姓“造谣”，在平民层次是精神病发作；而在公共权力上，则是极端警察权找了一个不必要的借口，——>既然已经是极端警察权，还需要什么借口？用正义的名义，宁可杀错一万无辜，不可放过一个坏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