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法律渠道是解决冲突的最终选择；
企业天职就是逐利；企业安全事故未必是故意的；
道德要求企业等同于取缔企业；
对食品安全行政性"高标准严要求"会扩大食品风险；
企业供应商无论是主动明示，还是主动加入认证体系，都与道德无关；而是作为对消费者示好的的主动沟通的友好姿态；类似于"市场无戏言，愿立质量状"；"如有违背，承担关联责任"，――>关联责任当然不可能是扯了脖子平息民怨，而是在潜在的消费纠纷的诉讼中，主动授柄于人，成为无可抵赖的呈堂证供。市场经济社会不是没有冲突，但所有冲突都是经法律诉讼。
市场经济中的消费纠纷基本上是民事纠纷，无非是让彼此的黑律师在法官面前斗嘴了仗；而不是冲着青天衙门"政府为什么不管"，或者动些找熟人走后门不停上访的歪点子。虽然可能让黑律师赚点巨款，足以让一些人眼红；但终归比找黑社会劈友（香港黑话"行凶报复"，肖传国就是对方舟子劈友）；或者如美洲牛仔式的决斗，又或比之天国王朝"青天大人为什么不管"，要来得文明些。
当一些公有制信徒声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消费纠纷，是为诱奸犯开脱，是为资本家开脱时"，真是奇怪之极的公有制道德观！难道用事实为资本家开脱，反为不义？捏造事实罗织的民粹分子反而代表了公众利益？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些无私分子大概是离开了奴隶制就活不了。而一些企业在质量承诺上画蛇添足"有关解释权归由企业方"―>这就等于说"企业我是没信用的"。
但是企业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预计任何工艺改进的远期健康效果。急性的毒性可以通过动物实验得出，慢性的毒性就很难加以预期。举例子说，罗马时期的高档水管和饮具，19世纪的罐头，都是用铅作材料，相对金银显得便宜又不失光鲜。结果可想而知，长期食用罐头的人如水手，成船地发疯；而罗马贵族，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成为贵族的一百年内断子绝孙。这种后果，不是生产商在早期就能够预期的。
而企业又必定是逐利的，否则就不能称为企业，而是共济会了。因此数落企业"逐利！用更便宜的毒性更大的材料"是毫无意义的。毒性大了十倍，但是用量少了99%，试问毒性是大了还是小了？毒性无论有多大，还需要有足够毒量才构成毒物；（毒性×毒量）才构成致毒，安全裕量可以打大很多倍，慢性毒性的裕量再打大很多倍，但终归要有个限度。难道天然食物就没有毒吗？显然不是。
所以如果真的很担心现代工业食品的人，如果不缺钱，可以自已种；没有人禁止你；如果有点担心的，可以专吃传统品牌工艺的食品，（同样也会越来越贵的），也没有人禁止你；绝大多数人，只要是生活在后工业时代，大致上只能食大家伙儿都在吃，大家伙吃了许久，看上去没那个是给毒死的那种产品。资源短缺的限制下，不要以为对食品安全高标准严要求，你就不用冒这种风险，相反风险可能更大。
如果真的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也就无非是将这家公司整个赔掉；但也总比草木皆兵胡乱"政府监管"来得强。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风险管理的问理，风险会构成成本，但是风险管理同样是成本；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风险管理就是不值得的。坐在房子里，天花板还可能砸死你。因此无论如何沟通企业和个人在食品供需上的合作关系（即市场关系），合作不成反目成仇的机会，多少会有一点。
此时如果不是庭外和解（企业已经付了了补偿代价）就是法庭上见。由于市场消费是双方的责任，因此安全后果由厂商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而不应向任何一方倾斜，――>法律应该公正，而不应"向弱者倾斜"，因为"谁为弱者"是无从判断的，如果不是特权贵族以弱者为名僭占特权，就是多数人对少数暴政的所谓"公正"；一旦呈株连性的连带责任，则最大受害者必定是消费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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