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帽子的暴力信用；作民心虚的传统美德

帝国正义的大帽子的暴力信用；
作民心虚是传统个人美德；
有暴力信用的帽子；被扣者足以构成无限自卫权的理由；

所谓扣帽子是指"（我认为）谁是什么样的人"的言论。文革当然扣帽子，但扣帽子的不仅仅是文革，帽子最多的是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社会，彼此扣出的帽子，日产没有十万也有八千。法国大革命时倒是避免扣帽子，人人称"公民"；苏联和毛文革时，帽子其实不多，人人称"同志"，但是如果出现一顶帽子，不是往已经被砍死的人身上扣，就是扣上后把人家砍死了。可见，文革之祸不在于扣帽子。
如果人类能够成为一个社会，没有"（我认为）谁是什么样的人"的扣帽子自由，那是根本上不可能运作的。只要是否扣上帽子后，就取得了无罪犯案的正义理由，那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当一些文革培养的卫道士，一身文革造反派的正气，指责人权自由分子们"扣帽子"时，实际上就是"只许毛左杀人放火，不许百姓自卫识敌"之意。只要言论是自由的，扣帽子就是自由，但人家没强迫你接受所有帽子。

今天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害怕被扣帽子，而是仍然害怕一些"帽子"；象反革命，右派，极右，汉奸，卖国贼之类，类似于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央帝国仍然是一个不缺信仰的正义帝国，公权皇宪保留并声称报复屠杀被扣上这些帽子的任何人，并且在历史上的确实践了几千万次，颇符合科学中的三要素实证要求。只要信仰的帝国正义尚存，不由得不让人害怕。

扣帽子本来无害，甚至于小朋友生气起来，"我不和你玩，你不乖"，也是一种帽子。但是在不缺信仰的正义帝国，总有一些可以政治正确地引用一些帽子，可以残酷地"合法侵犯人权"，比如说死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六百万犹太人（资本家），死在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中的2000－3000万阶级敌人，和被毛上帝镇压的至于同样数量"反革命小百姓"；这些帽子有了历史现实的信用，足以让你毛骨悚然。
正是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因此正义帝国的卫道士，总是习惯于炫耀正义的威力，将有暴力信用的大帽子随便扣到任何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让你自已解释算是给你面子，（在互联网上多半是因为暂时无能为力），不让你申辩，那也是因为正义的需要（革命需要）。扣你帽子，卫道士居高临下"难道不是"地辩证偷换概念歪曲你的辩解，享尽道德优越的快感，正是文革造反派严刑拷打反动派时的大义凛然。

中国传统是帝国正义的的政治文化，卫道士能够居高临下的辩证法，断章取义的概念偷换，如果你不是求爷爷拜奶奶告来熟人当上大青天；卫道士只要有权力非法打黑，肯定可以找到"还不老实交待！大刑伺侯！"的革命理由。这才是公众害怕一些大帽子的真正原因；可称为有暴力信用的帽子。相对而言，极左，毛左，愤青，爱国贼，法西斯，特权分子，明粉，袁黑之类，就颇欠暴力信用的无关痛痒状。

对帝国正义的大帽子保持几份敬畏，乃是对帝国残存正义所表现出来的实在法报以几分尊重；除此以外，所谓扣帽子能对被扣子造成什么损失，实在难以想象。相反，当毛左扣帽子，甚至企图挟持帝国残存的正义，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帽子"，代行检察职能"公诉"任何公民，则由于历史科学实证的经验，可视为侵犯人权的显性行为，足以构成无限自卫的充分理由，――>只要能够真正自卫！

中国传统卫道士有官方暴力信用的"扣帽子"，不是小民言论自由的"扣帽子"可以相媲美的；而人权社会的利益交流沟通，又绝不可能避免扣帽子。对于任何挥动用暴力信用的帽子，以及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扣他帽子，而从不懂得自省的正义分子，（这两种人常常迅速地互相转化），须加倍小心。作民心虚，在有传统帝国正义的社会里，是值得提倡的个人美德。其他帽子，只要扣得准，不妨喝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