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只适于自卫目的;对公有制帝国的遏制会强化专制统治;
对公有制帝国的武力干涉,成本不可控制,后果不可预期;
对公有制帝国的制裁,将令亿万贱民大规模走向死亡,没有尽头;
革命思想的怪胎民主派,邪恶程度不亚于马恩毛左;
外部遏制可能削弱专制帝国的综合国力,但在政治上反而会强化其内部专制核心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不是出于"信仰的正义",就必须面对此客观的规律。因此海内外洋葱头革命党,自以为可以用遏制手段促使(或者说强迫)专制帝国的民主改革,只能是适得其反;更何况洋葱头分子自以为的"民粹,普选,直选,一人一票"的公有制民主,如果不是专制的本身,也是经内战而成另一个专制帝国的预备阶段。但是如希特勒帝国,苏联帝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公有制帝国的强盗本能)又是不能不遏制的,因此遏制只适宜限于自卫。
遏制只适于自卫,对应于黑社会就是只能依法响应受害者的呼救,和对被害者的依法"报仇"(对凶手的公诉追诉),而不允许任何"打黑"。后者也将对应着国际社会的个体互动法则:如果成本效益没有获利把握,不宜暴力推进国内法的覆盖,除非作为不可替代自卫手段(如美国追杀拉登,以色列突击队远跨到乌干达拯救人质)。国家税收支付的对外遏制,相当于同样是国家税收支付的"对内防制犯罪",两者结合可同视为消耗有限的司法成本的国内法的贯彻(法制),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旦突破成本底线,整个政府黑社会化。
对公有制帝国的经济制裁,也可以视为遏制的一种,当然可以让公有制帝国的综合国力衰退,并且衰退程度必定大于民主社会因为少享用了公有制帝国的朝贡的"损失"程度。这是一些爱国愤青,声称"制裁日本""制裁美国""让美国物价上涨,美国消费者就会闹革命"之类的歪歪理论没有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是危机的管理工具",此类外部制裁也必然强化了公有制帝国的内部专制的合法性。无论是朝鲜还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古巴,叙利亚还是伊朗,毛帝国还是90年代后六十四时期的经验,都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但无论公有制帝国的真实实力如何因为制裁而变得虚弱,只要帝国还能保持政治稳定,——>如前述理由,不成问题!那么就不可能期望任何公有制暴政,有可能在制裁下自行崩溃。而除非军事暴力试探公有制帝国到底弱小到何等程度,也不可能在"干涉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可控上,达成确定的判断,——>这样立志干涉公有制帝国的暴政——>假如真的有暴政的话!即使对于美国和它的联盟这样强大的国际强权来说,也是一场风险不可预计的侵略性的博弈。仅仅是博弈!理想!而且是侵略!显然不符合美国的社会对成本控制的习惯。
这样又回到了公有制帝国作为有效实体的老问题上,——>显然其有效性,因为"被遏制"而加强了;进一步变成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公有制帝国政权不可能因为被遏制而内部崩溃,除非辅诸后果不可测的军事冒险(侵略)"。这样就成了一个悖论,既然是后果风险不可测的军事冒险,何必预为遏制?同时对于(可能致力于真正的改革的公有制帝国内部)也带出一个逻辑结论:西方的遏制就是冷战直到热战的开始。这种判断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强化了公有制帝国的内部的团结和避免民主进程的稳定本能,也因而强化了专制合理性。
如果"公有制帝国在可见将来,不会因为遏制而内部崩溃,相反强化了帝国专制的控制力"的事实,再结合"制裁无疑会导致公有制帝国综合国力的衰落"的愿望,那组合出来的社会后果,就可以更明白显示诸如洋葱头六十四日党之类革命分子的真实心田,因为那将意味着"在可见的将来,公有制内部民众将因为制裁而大量走向走亡,没有尽头"。外部制裁、遏制的代价的承受者,不是帝国专制政权,而是公有制等死秩序中的最弱者!但是偏偏是这些怪胎民主派,却能够把可预见的民众的大规模死亡,视为无所谓的革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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