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需要具有最基础宪约的市民共同体

民主进程千万不要走到"宪改，政改"的邪路上；
帝国之皇宪绝然不同于公民共同体的基础契约；
除非明确公民个体/自治后的共约，否则任何"（宪，政）改（革）"都没有意义；
中国不是缺少改革，中国缺少"能够宪约的市民公共体"；

公民社会的"犯罪者"，相当于被认定为违反了自已加入（或同意）共同体时的最基本约定（宪约），因此失去了据宪约参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的资格，此即"失去政治权利"（而不是被剥夺）；如果处于共同体司法管辖范围内，其违法行为将被依法惩处。这样就把对共体同成员的犯罪惩罚，还原为对外邦人（包括无国籍人）的惩罚模式。这样就反映出公民社会与帝国社会的根本区别，即公民社会是个体共同根据宪约参与的共同体，帝国则是居高临下征服了"无公民权贱民"的威权组织。后者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巴达统治下的黑劳士。

在一个统一大同的天下帝国之中，"宪"被视为最高级的权威。不要说在帝国保守人士的理解中，宪相当于社稷的权威，即所谓"公信力，人民有信仰"；甚至在很多觉醒派的理解中，"宪"也是只不过是圈住统治者的笼子，仍然是最高权力，但行权者、能力和行权对象都是虚无的。这就是民粹！在个体社会中，"宪"被视为最基础（原始）的契约。民主社会的宪约，是每一个公众个体共同接受的最基本的契约，在契约以外的责任不被接受，如"均贫富，重新分配私有财产"之类。宪约被打破，则衍生义务自然不存在。

因此民主社会的宪（最原始契约）与天下帝国的最高权威（也叫宪）是完全不同的。民主社会的宪是公共体个体成员彼此间的双边契约；而天下帝国的宪，就象代表信徒向上帝负责的罗马教廷一样，公民是一个个地与这个代表体签约，该代表体则代表了一个虚无的，实际上必定被僭越的（即被代表的）"国家"。这样领导，元首，领袖，先进性，党之类，就成了公民向共同体约定的代理人，并居同临下（所谓小我服从大我），让公民向其个人（或党派）效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专制政权的政治模式，不会因为叫宪就有所改变。

在没有明确个体价值观以前的所谓"宪法"，只不过是类似于罗马教廷的教义修改的一次次决议，跟民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宪改，只不过是某种教义变更，东方帝国称之为理论创新！当然也是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以罗马天主教为例，两千年来已经有了几千个决议，都是历任基督教总书记的反反复复的理论创新；而已！至于说官僚体制的上上下下，所谓的维新，变法之类，几千来的任何一个官僚帝国，都少不了这种部门利益的狗咬狗。如此的宪改，政改，改革之类，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折腾，跟公民社会的宪没有关系。

笔者一直坚决反对政改，宪改之类，并且警告真心改革的统治者，千万不要走到"宪改，政改"的邪路上；而且笔者比当权者，更为警惕目前的革命派，民主派和他们的"宪改，政改"要求。因为在没有明确个体自治的基础以前，所谓的宪改政改，只不过统治阶级的折腾，甚至只是幻想成为统治阶级的野心家的折腾，这些人又叫是把这种折腾，自称为"向弱者倾斜（显然他们自问是权力强者，却不肯放弃权力，并且追逐权力！），爱国，振兴祖国"之类。而在一个连最起码的城市自治也没有的中国，所谓民主宪约，显然还谈不上。

中国目前需要具有最基础宪约的市民共同体。欧洲最早的市民公共体是建立向国王（国家）效忠的自治市，以取代向采邑贵族效忠的农奴庄园。从国王管理社会的角度看，类似于现代大型企业的ERP改革，压缩了中间管理层成本。因此从自治市入手建立的市民共同体，同时达到了几个目的：第一巩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贵族分裂祖国的能力），第二培养了市民阶层和共同体；第三实现了与传统帝国的无缝的平稳过渡即"渐进"，第四因为自治经济的发展而走出了经济危机。缺失了这些宪法最起码的社会基础，宪改不是折腾，就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