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无罪 信谣者责任自负

结论是个体性的，谎言只能针对细节；
任何细节都不构成绝对意义的实证，长远而言，谎言毫无价值，有害无益；
任何细节，如果不能被他人认同，就全部视作谎言。
传媒不对绝对真实负责，如果传媒的谎言有害，那是因为传媒行业的管制；
您如果对谎言不满，只需要说明您为什么认为它是谎言就行了。

 

等级社会的权威支柱必定是理性主义，只有理性主义才能指责他人的思想结论不符合标准答案。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则任何谎言都必定只能针对细节而言，而不可能针对任何结论；原因就在于，结论必定是个体的；同一“细节故事集”在不同的人眼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结论；因此“结论是谎言”是不存在的。因此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谎言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任何细节不构成绝对意义的实证。

由于“结论必然是个体性的”，这也等同于对任何人的任何评价式，在评价者本人看来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构成人身攻击，也不是谎言，因为“人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象乌有之家伙们攻击“袁腾飞认定毛主席是个畜牲”是人身攻击，退一万步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乌有之家伙们倒也可以认为“袁腾飞也是一个畜牲”，其实也不构成人身攻击。
由于细节不具备实证意义，而结论（一般以评论的方式出现）又必定是个体的，而不存在标准答案；那么无论细节是否真实的事件，都不一定构成对个体结论的实证支持，其中的差距就是个体的选择性差异。这样将意味着，所谓造谣，在没有权威的标准答案的民主社会，必定是合法的。因为结论性评价（有时称扣帽子），既然是个体性的就不可能是造谣；而细节虽然可以捏造，却没有实证的意义。

一些象马恩毛左这类人，以为向听众供应（包括捏造的）细节时，听众自然而然就会接受他们的标准答案，既是忽视了听众独立的心证，也低估了听众最起码的逻辑能力了。结果就是这些权威信仰的马恩毛左本身，也成了听众评价的对象：“马恩毛左在说谎”；有时侯这些马恩毛左会下意识反咬一口：“你们象文革一样扣帽子？”——>听了毛左谎言的听众，不能给毛左扣帽子吗？

由于细节个案不具代表意义，基本结论是个体性的（不同的），不具实证意义。即使是细节，在任何人眼中的任何其他人的主观选择性和主观“创造性”不可避免，则天然的结论就是：造谣无罪；信谣者责任自负；任何谣言不会因为谣言本身而危害社会的任何利益。看上去似乎是造谣自由，谎言自由；但相应的逻辑结论也是：任何细节，如果不能被他人认同，就全部视作谎言。谎言由此失去了社会价值。
因为意识形态依靠谎言，就是有“政治正确”“标准答案”的信仰；有信仰就有了“绝对真实”，当然也就有了上帝先知下凡，比方姓洪名秀全，或新生已死一代姓毛，等等；意识形态依靠谎言卫道，攻击谎言，甚至用谎言攻击谎言，是愚蠢的；谎言在人权心证的真相认知面前，将土崩瓦解。要卫道意识形态的谎言大厦，的确需要信仰；对专制传统文化卫道士来说，今天的确缺少了信仰；非常缺少！
今天中外传媒的确是谎言连篇，专业评论缺乏专业常识。但由于结论是个体性的，意味着记者传媒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但如果要求传媒和记者对其结论支持的证据和结论“绝对真实符合标准答案”负责就太过分了；因为绝对的真实，只可能存在于上帝之处；如果公民有造谣的自由，记者和传媒当然也有同样的言论自由。如果传媒的谎言有害，那多半是因为只有监管造成这些垄断的传媒有谎言特权之故。

同理，任何历史观的任何结论，首先都是个人的结论；但当以理性主义的方式强加于人，即以道德的勒索要求他人同流合污，如果不肯强奸这些人就要接受这些人的强奸时，就被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是从来不是从于自律和自利的目的，春秋笔法的根据是一意孤行的道德，春秋笔法的目的也是一意孤行的道德；在精神病学上，可以称之为“偏好将自已的道德（意愿）强加于人的偏执狂”。
因此，对任何您眼中的细节性的谎言，首先要明白，您是对所有这些谎言真假评判的最高法官；但却不是提交给他人的标准答案的法官。相反，在他人的面前，您就是当事人，也充其量是一个证人而已；他人才是他自已观点的最高法官。而任何他人的结论，对于他人自已来说都必定是“真理”，就算是荒唐的结论，人家也有荒唐的自由。您如果对谎言不满，只需要说明您为什么认为它是谎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