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名制浪费纳税人的钱

个体社会中不存在无争议的公共利益；
个体社会中任何个体不具代表性；
集体主义社会存在自杀性的成本畅口；
"公共绝对安全"的含义就是自杀性的极权主义道路；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个体受害者的司法正义"，因为个体社会中不存在"无争议的公共利益"，——>假如民主社会的定义，就是个体社会的话！该定义必定将遭受到，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联合东方孔儒国学，到人类所有传统文化，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的联合真理阵线的驳斥！真理的共同点就是"集体主义"。任何可以无视个体权益的集体的主义，就必定存在公共利益，也就必定需要对公共利益被侵犯，甚至仅仅是被侵犯的可能性，作出那怕是最剧烈的。比如说比某句文字敏感，就杀人全家的文字狱，就是集体主义的合理结论。

只有集体主义的前提，才会存在无争议的的公共利益。远比"公共利益"这个词，让你感到集体主义的悦耳，更现实的是冷酷的客观规律。如果集体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将意味着，需要为了无限制的鸡毛蒜皮，消耗无限制的社会成本，从你的财产和生活品质，到你自已和家庭的生命，都将是"防微杜渐"，为了鸡毛蒜皮而被牺牲的的成本。逻辑上这就意味着你作为个体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你思，你和家庭还想活，但你们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能够让你自愿地让全家无意义地死掉，却曾用悦耳的美德浸染了你的集体主义！

个体之所以为个体，就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具代表性，即任何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UNIQUE，这个词是任何接触美国文化的人，应该经常听过的。比方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配偶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个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危害我们自已的任何生命，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热爱。当然这种个体主义观念，是非常地不够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目的就是把人类变成不独特的的普适性蚂蚁，因此可以被举国体制大规模的牺牲掉。因此如东方帝国的集体主义，设计出各种等级，模糊了国民个体的unique。

因为个体都是独特的，因此尽管的确有一些乐意自已被宰杀，还非要扯上更多的人为他垫背！但这些独特派人士的雷锋精神，显然地缺乏普适的意义。无法从个体的角度判断"集体主义"是否道德高尚得，值得所有个体必须为了集体的利益，乐于自已作为无意义的符号被宰杀。但是从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可以看到，集体主义的社会的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不可控制的成本畅口，它在成本控制上不存在边际的意识，可以因为显然是无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防微杜渐"，而不自觉地挥霍自已最核心的价值，还自以为为社会作贡献！

以实名制为核心的互联网的立法，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法军暴政的"防微杜渐"式的绝对正义，或者说保证互联网"绝对安全"的进一步措施。司法成本是有限的，对外保住"领土绝对安全"，不可避免地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对内保住"政权绝对安全"，就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如果说互联网当然不是绝对安全的！问题是互联网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伤害任何人的东西，互联网的任何信息，必须经过接受者个人的理解！如果说互联网不够绝对安全，就足以付出任何代价的话，朝鲜式的禁网，就是唯一的终点。

有心人士只要到各自地区市县公安局，数一数"网监"所占的楼层，就可以知道为了互联网鸡毛蒜皮的不安全，举国体制已经代表纳税人，浪费了多少财富！笔者的观察结果，是平均三分之一的楼层，可能接近二分一的警员，被浪费在网监上。效果仅仅是逐字逐句地给网民校正语文，偏偏反对派本来不是敌人，（网上的）敌人是越镇压（监管）越多的。当上层设计涉及到全国每年千亿以上的公安成本被浪费在网监上时，削减费用与保持网监战果，鱼与熊掌兼得的最自然的政策反应是什么？是否就是实名制为主体的互联网"立法"？

为什么英国议会对于英国国王变得不可缺少？

革命分子无足轻重，焦虑的民众一直是革命的主流；
缺乏君权公信力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危机，
为什么英国议会对于英国国王变得不可缺少？
为保卫祖国成为杨白劳的英国国王，为什么要诉诸内战？

假如不明白公有制社会的革命成因，就会对英法两国的明君贤王被革命莫名惊诧，对革命报以太高的期待，对法国大革命以宗教式的崇拜，对马克思主义动乱哲学念念不亡，对于国民自治自决的根本利益，如同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漠不关心，一天到晚作些吊民伐罪，传缴九州的春秋革命大梦；或者身为领导阶级的一员，自以为可以代表国民利益，已经颇为廉洁奉公，大家都无非要过上好日子，焦虑的国民不是给帝国主义煽动的不明真相，就是存心要夺权的野心分子，——>这种人当然有，但显然不是主流，本来无足轻重，更不是全部。

被英国革命斩首的查理一世国王，是著名的君权神授哲学家詹姆斯一世的儿子。《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chies）是君权神授理论最完整的历史文献之一，不过正如乌有之乡的毛左，上窜下跳的口水战斗，不能为他们带来一丁半点的政治好处一样，詹姆斯一世的的理论创新，洛克的评价是："詹姆斯一世口若悬河所debate的，是享利八世和伊丽沙白时代根本无需强调的君权"。哲学理论上的雄辩，不能掩盖英国政治中现实难题，英国债务危机，财政悬崖危如累卵，斯图亚特王朝缺乏公信力，……！

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被迎为英格兰国王，是占了都铎王朝高贵的剩女伊丽沙白女王陛下没有私生子的便宜，与都铎王朝相比，明显先天不足。首先是苏格兰是斯图亚特王室是有加尔文长老会倾向的天主教徒，在英格兰的新教环境中，备受猜疑。其次是伊丽沙白对尼德兰和德国宗教战争的援助，与西班牙的对抗，积累下巨额的债务。与西班牙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詹姆斯一世在苏格兰当惯了N个凡事的伟大领袖。到了英格兰，加税却要经过贵族的议会，国王债务危机自已全啃进肚子里，詹姆斯一世有苦难言，方才有了上述理论创新。

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如果能够自已搞定财政危机，才懒得召开那个长期议会，此所谓"别折腾"。所以在财政危机不太严重时，詹姆斯一世没有召开那个比苏格兰长老会讨厌一万倍的英格兰议会。查理一世为了增加船税补贴舰队开支，召开了一次全国政协，几个月后就关了，称为短期议会。哲人王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实在忍受不了这个议会的贵族同志们，一天到晚拿着传说中的《大宪章》，给国王陛下上政治课！查理一世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砸锅卖铁地咬紧牙关支持了十六年，但是财政赤字的牛市却没完没了！

百般无奈，国王陛下只好再次求助议会大老爷们，以免英国财政跌下财政悬崖。这下可好，国王陛下为了保卫祖国，欠下一屁股债，反倒让贵族老爷揪住了辫子。英国议会此次一开，马上要求从此不关，称为长期议会，还以非法催办税款的罪状，强迫国王陛下把罪状推到忠心的斯特拉福伯爵的头上，先把这位英国总理给砍了。等查理一世把议会要求的事办妥，指望已经是长期的议会能开恩签字，给这些富人们多上点税（船税）。谁知道得来的结果又是一通大宪章的政治教育，外加一个"Nope"，就差没附带上"傻逼"两字！

哲人王的大儿子忍无可忍！这次宁愿卖老婆也不愿再求这些贵族老爷！查理一世下令军队解散长期议会。不知怎么的走漏了风声，长期议会向伦敦市民求救，反正大把银子，居然让预计会成为加税对象的伦敦富人们（行会）自发组织成市民民兵，把国王派来的维稳部队给赶跑了。如果把历史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此刻与一百多年后的列克星顿的枪声，异常相似！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军队的查理一世，多的身为国王的正义，还有父亲遗传的哲学，勇敢地跑到牛津这个地方，在日后的大学校园了升起勤王大旗，向国会的走资派派宣战！英国内战由此开始。

宗教教派的线索是历史的利益集团

认识英国内战中的宗教环境和教派；
宗教教派的线索是历史的利益集团；

比起硝烟弥漫的英国内战战场中的英雄事迹，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内战前后英国的宗教社群的情况。如果说前者有汗牛充栋的史料，后者则一直局限于学者研究中的迷雾。宗教信仰之复杂，就由于它本身只是一小部分人私下传抄的哲学，无可考据；但宗教信仰的历史也不复杂，因为任何宗教信仰，只要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影响，就必定反映当时某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真的"他们思想中信什么"。象教皇的天主教，高深神学的背后，是要求教会财产和教众独立于世俗政权，向教皇本人效忠；世俗人等要向教皇缴十一税，否则就是异教徒！

今天的天主教，比起宗教战争以前的罗马教廷，就象被剥了牙缴了械的老虎；但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全球性的斯大林式的政党组织。他所谓的普世价值观Cathoric，无一不是力图复辟中世纪的教权正义，与个体人权的普世几无共同点。如果真的接近成功，将意味着全球的宗教战争和腥风血雨。所谓不同的基督教派，实是西方社会宗教名义下的政党。它们的意识形态之源，关注的是在本土的政治利益，向东方传教，仅仅把在东方社会中的传教和实践，作为本土利益宣传的题材。这是东方的迷信者，向东方民众传教时所不理解的。

英格兰周边的宗教情况，对英国内政外交有深远的影响。英格兰南边是教会和政治独立于教皇，与教皇通过条约限定双方责任和义务的天主教的法国。类似是西班牙和远方的奥地利，高度依赖于教皇的号召力，同时也对教皇政策施以深刻的影响。但是作为加尔文教派的分支，西班牙以长老会的形式，世俗权力上独立于教皇，并且自行控制本地的宗教裁判所。苏格兰的宗教情况与西班牙类似，掌权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基层天主教信徒，宗教上相对独立的是加尔文教派的长老会。西边的爱尔兰则是纯粹奉旨于教皇的天主教社区。

英国的隔海西边是当时宗教信仰政策最为宽容的荷兰。尼德兰起义是路德新教，其核心政治主张就是本区不必向教皇上缴十一税，并且教士不能免役，教会财产不能免税，也即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利益独立。如此教义政策，当然与罗马教廷产生剧烈的冲突，不得不以战争解决。西班牙和奥地利作为向教廷包收十一税的买办，也就积极地参与了荷兰和德意志兰的宗教战争。但是参加尼德兰起义的，还包括当地的天主教民众，如比利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自治民众，认为新教只是请愿，减税对自已也有好处，国王的镇压是不对的。

宗教信仰的荷兰的政治主流是新教，但是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并没有受到歧视，但仍然被视为新教地区。英国享利八世据说是为了二婚，（君主的婚姻当然也很重要），实际很可能是因为财政危机，垂涎英国教会的财产和税收，把英国建成类似拜占庭式的，国王控制本地教会的圣公会（国教），把拒绝归信圣公会的国民，一律作为"不信国教者"，就象东方帝国之不信马克思主义，不被纳入国教组织（党）的国民，一律排斥为低人一等的体制外贱民一样，给予政治和经济自由上的歧视。因此英国国王的确是英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不信国教者中包括大量的天主教，也包括人数稍少，但影响力更大的加尔文长老会。加尔文新教是当时全欧性的国际运动，有大量的主张各异互相冲突的分支。象激进的清教徒和罗马教廷的铁杆西班牙都是加尔文教派。长老会相对温和，承认本地世俗主权，在苏格兰有同门，反而比长期被压制和防范天主教众更有影响。英国王室背叛罗马党中央，也导致对本地归化贫民的不信任，因此很难准确估计当时的英国天主教比例有多少。长期的反天主教宣传，也在英国孕育了更激进的社群，如同样被国教驱逐的激进加尔文教派，即清教徒。

英国国王带领穷人，向富人和革命党打内战

苏格兰的长老会，天主教和高原人；
英格兰贵族和富商阶层是圣公会；
英国贫民阶层是天主教；小康激进革命党清教徒；
英国国王带领穷人，向富人和革命党打内战；

斯图亚特王朝的老巢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类似于英国国会，是贵族阶层的主要信仰，也是基层政权的掌权者，约占苏格兰人口的三分一。长老会也是英国与苏格兰友好共处的桥梁。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与长老会的疏通不无关系。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基础是天主教众，特别是彪悍的高地天主教苏格兰人。苏格兰之所以独立于英格兰，与高地苏格兰部落的抗争有关。在英国革命后的十八世纪，当美洲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进行时，英格兰与长老会也联手对高地苏格兰人作灭绝性战争，同时大比例把苏格兰长老会议员吸引入国会。

梅尔.吉布森得以成名的，不是电影《爱国者》，而是影视连续剧《高原人，HighLander》，以及《勇敢的心》，剧中主人翁和民族背景就是高原苏格兰人。英国圣公会在英国的比例，大约也是三分一，角色与苏格兰长老会类似：对国王保持相对的政治独立性，因为国王需要拉拢这么多的关键人物，其政治立场也相对温和。长老会数量大约少于五分一，激进加尔文教派（清教徒）在百分一以下，数量与同期入主中原的满清相对中原人口的比例差不多。人数少而激进的清教徒，也就更多地遭受到国王的批评教育（迫害），大量出走。

对于英国当时天主教的比例，学者观点不一；从少于加尔文教派（约五分一）到至少一半的民众，或明或暗地是天主教都有。由于英国当时执行严厉的宗教歧视政策，同时英国国教对于天主教近乎恐惧式的防范，都反映出当时的天主教数量非同小可。因此真实的天主教信徒数量，很可能大大现代英国人的估计。天主教众的弱点是没有掌握英伦三岛的任何实权。苏格兰的经济命脉和基层政治，掌握在长老会的手中，英格兰人数比例也是三分一的圣公会（国教）就掌握着英格兰的经济命脉和基层政治，长老会是英格兰的中层贵族。

圣公会作为国王培养的特权社群，英国真正的统治阶级，从享利八世到伊丽沙白的长期栽培，已经根深蒂固。尽管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这样的哲学家，要加税时可以有大条道理，但是由圣公会信徒组成的贵族和神父，在英国国会里，就动不动拿出祖先之法的大宪章，或者已故伊丽沙白女王的语录，反过来给国王上政治课。国王如果不能解释自已的行为，是遵循英格兰的传统习惯法，就会被视为背离了老一辈的革命路线，遭到抵制和抵抗。当军队实际上也是由圣公会教徒控制时，英王的权威，的确只剩下哲学家所能提供的口水。

清教徒作为不信国教之者一，同样遭到英国圣公会政治的迫害。都铎王朝和圣公会，倒不象担心天主教一样，担心清教徒搞颠覆。而是这些激进的加尔文信徒，动不动就指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有各有干部群众（圣公会）缺乏信仰，不能抵抗教皇的思想腐蚀。放任这些清教徒，连伊丽沙白的王位也坐不稳，如同今天天朝的乌有之乡要被压制，英国国王也对清教徒加以迫害，同时鼓励他们带头开辟新世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清教徒和其他革命性异端，纷纷涌向北美，开辟了一系列"新英格兰"的殖民地。

圣公会忠诚于新教的英王，迫害清教徒和天主教的也是圣公会，但是所有法律和迫害行动，都是经历代英国国王之手颁授的——>Of Course! 但本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天主教信徒！清教徒的立场则是把国王作为曾经迫害他们的幕后黑手，放过了真正迫害他们的圣公会。
由于都铎王朝没有限制如清教徒的经商，出现在工商业发达的伦敦等地的清教徒，无论是财产状况还是社群认同，都认同为新教社群（包括圣公会），而不是国王所代表的天主教。这样就出现了奇特的力量组合：数量极少的仇恨国王和天主教的清教徒，与一直迫害清教徒的圣公会，和解了！联合对付国王与天主教贫民的联盟。

英法国王未滥用绝对的权力，清廉无腐败

英法国王未滥用绝对的权力，清廉无腐败；
《旧制度和大革命》还需深读，圣明专制仍会被革命；
国民自治自决的权力，是无法被代表的；

在承认北美独立战争中no votes no tax的合理性和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时，很多人会忽略另一个显见的事实，那就是英国当时要求北美负担的两个便士的印花税费是很轻微的，也是合理的；与英国本土相比，税率是很轻微的。英国应北美殖民地的要求对法国作战，军费支出就超过一千万英镑。战争胜利了，北美负担日后的防务费用，英国的要求本身也合情合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内战中被斩首的查理一世，以及被光荣革命轰走的詹姆斯二世身上，他们要求增加税收支付国防费用的要求，事实上也是合理的。

与东方帝国明朝之类的皇帝奢侈不同，也与法王路易十四的排场不同，斯图亚特王朝的几位君主都相当俭朴，他们所要求的加税并非用于个人的奢侈，而的确是用诸于英国的国防；并且要求加税也的确没有违反当时的习惯法，包括大宪章。英国国王不象今天立宪君主那样超脱，在当时负有保卫国家的国防责任，国防当然是要花钱的！特别是伊丽沙白时支援欧洲新教运动，包括支援尼德兰战争和德国宗教战争，跟西班牙长期作战，照样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全都要继位的詹姆斯一世归还，还要支付新的战争的费用。

今天很多哲学革命人士，指责什么绝对的权力，会有绝对的腐败。但无可否认的是，被革命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几位君主，还有被斩首的法王路易十六，至少与东方明朝毛朝之类的君主相比，都是好得不得了的贤君！当他们被革命时，尽管手握的是绝对的权力，但当彼时一没有搞腐败，其二是所作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并没有滥用绝对的权力。其合情合理也表现在，当这些君主被革命后，继任的国会或者革命政府，所作出的同样的加税等措施，被原封不动地实施，税率甚至更重！如詹姆斯二世用于舰队的船税和宗教宽容法令。

如果不是从意识形态妖魔化的角度出发，那么无论是法王路易十六，还是英国几位国王，他们被革命掉的绝对权力，在当时是用之于合情合理的国家政策，本身也是清廉少腐败，这才是值得注意的。对于天朝改革新政，如果真的以为可以仅仅通过开明专制，掌握绝对的权力做好事，领导人也能洁身自好，就以为得过且过的话，英法两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乎意料地被革命的历史，就真的值得中国有关人士，读完《旧制度和大革命》后，再认真研讨一下了。不错，搞全国普选的民粹是必死无疑，但是能拖则拖，同样是必死无疑。

英法两国革命好心仍然被革命的现象，可以从常人的个体心理得到体验：一般人都能够容忍自已决定错误导致的损失；但却无法忍受别人为自已作出的，也许是正确的，但自已却是没有把握的决策。典型就如可怜天下父母心！只要是为人父母的，为子女拨打的算盘可能无微不至，但是子女就极少按父母的算盘去做，甚至不能体谅好意，尽管父母的策划本身，也未必就是天衣无缝。这种现象在社会进化论中是合理的，因为子女和父母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变动的，同样的方案的未来结果，是不可预测的，父母本身无法保证弥补错误的损失。

当英法之国民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即今天所说的缺乏信仰，缺乏公信力），对于国王善用绝对的权力是完全地没有信任；而不在于国王本身清廉不腐败，或者所提议的政策是否合理。如詹姆斯国王要求解除对天主教的迫害，但是英国人就怀疑他是不是要联合教皇，对英国人也搞宗教大屠杀（如法国的巴托洛廖之夜）。在这种情况下，光有好心是没有用的，如果不通过自治的权力下放，把国民自决的权力交给国民，对国民自我利害自行决策，坚持代表了人民的国王和贵族，确是难逃被革命的命运。自治自决的权力，是无法被代表的。

当国企直接间接垄断市场时，本身就意味着市场成本上涨

预设"政府干预合理"的食品安全和妖魔化股民；
"国民倍增计划"和"强制分红"，和凯恩斯主义名义工资的朝三暮四；
食品安全品质下降（安全成本升高）和企业不能分红的共同根源；
民粹从公益变成公害的"为虎作伥之路"；

股市是现实的活沙盘，现实就是股市的大方向。综合前两天的主题，《中国食品市场被迫为公有制低效、高成本体制背书》和《A股被迫为国有经济低效，高成本背书；创业板为A股背书，"散户不理性"为整个中国特权经济背书》的，逻辑上相当于"强奸受害者对强奸犯罪后果负责，由政府组织轮奸受害者，以减少强奸犯罪"，可以看到，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的民粹炒作越炒越烈，并不是中国的食品特别地不安全，也不是中国的食品行业特别地败坏，而是预设了"政府干预必定是好的"前提的民粹，用强奸手段让食品行业背书！

如同强奸犯罪，如果预设了前提如"强奸犯是为了全人类的繁殖福祉贡献精力，还负上了被枪毙的风险"，那就必定是强奸受害者的过错，至少也是不当行为诱惑强奸犯罪。如同印度热炒事件中新德里恋人，看完少年派的漂流，不幸搭上黑车，让司机和几个临时减合的群众，强奸成了重伤！结果却是，一边是民众的抗议，另一边某国会议会大惊小怪地向弱者倾斜，——>如同乌有之乡卢麒元式向弱者倾斜——>弱者是指被判重刑的强奸犯！"受害者（如此强者）本应知道是危险的（走路更不安全，大概只能不回家）"。

当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当国企直接间接垄断市场时，政府的干预和国企的垄断，本身就意味着市场成本上涨，但消费者的购买力，却不会因为政府一纸令下"增加国民收入一倍以上"就能够提高。下任李总理的算盘，读过凯恩斯主义的哲学巨著的，都知道那八成就是约翰.凯恩斯的"名义工资""流动性偏好"的真理，中国古语称"朝三暮四"，专门形容成功的耍猴的高手！李总理如果不是跟学习了凯恩斯主义的先进经验，真不知按市场规律，凭什么纸大干快上的"增加收入"就能完成一倍任务。why not两倍，三倍，一万倍？

按客体经济学规律，凯恩斯主义下名义工资的上涨，肯定赶不上物价和同品质生活成本的上涨。政府干预导致成本上涨，消费者购买力（价格本质）不能上升，政府干预又是绝对地正确的，那不正确的当然就是被强奸的小商小贩资本家之流了。如果用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的标准，应用于整个中国的行行业业，那将发现全中国，凡是民营企业供应的产品性价比都在下降！民粹公害分子也就由此为国进民退"铺路"！食品所谓安全，民粹公害炒成毛主席大跃进式的，国家监管着国企包起每个人吃几粒米的绝对安全！

A股之妙也就妙在，只不过是把食品安全，换成了"投资安全"。试问在政府干预整个中国市场，国企垄断整个市场，国进民退是现在进行时，证监会为机构套牢在大盘股如坐针毡，郭树清为打压散户不抬轿绞尽脑汁，如此市场的股市，谈何安全？但既然政府干预是绝对正确的，那如果不是散户不理性买股票，自然就是上市公司不分红（成本上涨，收入下降时，要求企业多分红！）。企业如此不道德，当然是要行政大棒打！行政指令能够让全国人民五年增加一倍纯收入，行政大棒一打，企业利润肯定能够大跃进！

郭树清立志折腾时，上任之初大概也曾问寒暖于机构。按天朝的帮主理论，自然算得上是很亲民的领导了，机构股神也自然代表了被他们强奸的股民（受害者）的利益。郭树清非常正经地座谈于皮里扬秋的机构代表，即所谓调研，大概也很正经地官腔一番："中国经济是好的，股市是要讲政治的，国企股跌是不对的，你们是国家培养垄断滴，要听党的话滴"，然后就问"具体有什么困难？"，面对领导的诚诚恳恳，皮里扬秋们大概敷衍了"散户不理性啦，企业不分红啦"……，如此简单粗暴却雄心勃勃的"改革"！让人心寒！

英格兰若无海军，本土防御败多胜少

英格兰的被征服史，"我们的成吉思汗"；
英格兰若无海军，本土防御败多胜少；
被荷兰征服，是英国民主进程的关键环节；

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的威廉，不是一位残暴的统治者，几乎没有杀害过一个降顺的土著贵族；仅仅是在土著贵族的头上安放了两百两个空降的男爵，辅以更严厉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被威廉击败的哈罗德，则是土著贵族和公社选举出来的合法的领导人。在诺曼征服后，土著公社中的选举和贵族对王权的（日耳曼传统，类似于德国和波兰皇帝/国王的选举）选举被完全废止。黑斯廷斯战役中，土著萨克森军队英勇奋战，仍被诺曼底军歼灭，有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类似的放弃海军的纯粹的陆上防御，对于英格兰来从来都是败多胜少。

原因就在于英格兰对于欧洲来说过于偏狭，既不便与大陆力量联盟自保，一旦战败则无处可逃。入侵者既然到偏狭之处，必定是有备而来；不是人数特别多（如凯撒），就是针对性战术的组织（如诺曼人），或者是针对性的武器战术的组织（如诺曼底的威廉）。英格兰土著陆军只能被动应战，必定是输多赢少。萨克森以前的英格兰，无论是否存在亚瑟王，不具备一支赖以自保的海军，本身就足以说明此前近一千年的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和周边贸易，有欠发达。此种形势终止于诺曼征服，直到英格兰拥有舰队，并控制了英伦三岛。

诺曼金雀花王朝本身就是欧洲面对英格兰的桥头堡，因此不存在萨克森王国被动防守的问题。反而因为背靠英格兰，在法国大陆上显得进可攻退可守。一直到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才最后失去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加莱。但此时为止，英国已经拥有一支可靠的，足以完成海峡防卫的海军。与她的几十位前任相比，伊丽沙白是一位幸福的女王。她不需要专门花钱拥有一支陆军，完全可以临战才临时扫墓；甚至不需要有一支常备的舰队，英国重商国策下的交通渔业船只，装上大炮就是优良的军舰，女王反而可以从海军对西班牙的剽掠中获益。

诺曼征服后的英国，仅遭遇了一次入侵，但不包括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企图。这几次史诗般见众的事件，都没有对英国构成真正的本土威胁，入侵者甚至不能成建制地靠近英国海岸。唯一的入侵也是成功的入侵，但却被显著的淡化，不过并没有被掩盖：英国整个军事力量，都被荷兰执政威廉.奥兰治制服了。英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詹姆斯二世及夫人，从此出访路易十四的宫廷，作为尊贵的食客，成为西哈努克式的伟大朋友。如同"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英国的就不是入侵，成了"我们英国的威廉三世"。

威廉三世没有被视作英国的征服者，仅仅是因为他宁愿作为与英国国会立宪合作者，以合法的途径成为英国国王，从而为荷兰争取到宝贵的外援，摆脱被英法两国联合夹击的被动地位。尽管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成功迫退了法国对荷兰的陆地入侵，在海上借浅海机动性的优势，打败了数量和海军装备明显优势的英国舰队。但是处于地理劣势中的荷兰，完全依赖于海上贸易的利润，却无力维持穿越海峡的航道安全，更不可能正面战争中击败英法任何一个。因此威廉三世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英法同盟，让英国成为荷兰盟国。

威廉三世最后以大量的让步，换取英国国会接纳为国王，但英国国会对荷兰军队的配合，到处为止。在荷兰入侵，或者说光荣革命的军事阶段，荷兰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英国并没有完全拥有海峡制海权。当北海刮起"新教之风"时，荷兰军队可以扬帆顺利登陆英国，英国舰队只能呆在港口，等待风向的改变。英国陆军也如同其失败的先辈一样，无力对一支有备而来的军队，那怕数量只有1.5万人，作出有效的快速反应。威廉三世辅以新教同门的宣传，让战术劣势中的英国主力投降后，已经成为英国事实上的军事独裁者。

欧洲历史上的成功，水分极大

欧洲民族主义的成功有明显水分；
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被马克思低估；
欧洲民族主义借力于美国成功的输出；
美国没有扩张而被低估，欧洲扩张为美国作嫁衣；

欧洲民族主义（也即殖民主义）国家，近几百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推进，为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留下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基督教沙文主义"的假象的同时，也掩盖了不事扩张的美国社会的成功。以致于当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农业国和科技及服务业强国时，仍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之为"被欧洲奴役的殖民地国家"。原因仅仅是因为美国平等而开放的市场，工业产品以内需为主；欧洲等级化君权社会，既有关税保护，奢侈品也不是美国强项，日用工业品市场又很狭窄，因此美国对欧以农业出口为主。

但是日后的历史，既证明了欧洲模式的虚幻，也说明欧洲此前的成功，亦是水分极大。欧洲民族主义国家最大的成绩，是能够以举国之力开辟了东方航线。如此巨大的风险投资，的确不是当时的私营企业所能完成；但是在土耳其已经截断了地中海航线，香料贸易能提供如此巨大的利润的时侯，举国体制的目的性和获利的把握，又远非20世纪东方帝国的举国体制大跃进，太空工程开发火星之类可以媲美。除此以外，欧洲在全世界的"成功"推进，很难完全归因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君主专制的举国体制。

非洲和美洲，本来就相对于整个亚欧文明的劣势，而不仅仅是相对于欧洲。欧洲人的成功，就仅仅在于香料贸易诱导的航海能力，可以把相对优势的力量，投送到这些明显劣势的地区。如果换成东方帝国或者伊斯兰文化，如果能够投送并且只要有利益兴致，同样可以轻易征服非洲和美洲。欧洲对印度和东亚南的征服，在18世纪以前仅仅是在欧洲版地图上的征服，实际上只是对沿海港口的租借。当葡萄牙人声称"独享中国利益"时，所说的是在澳门向中华帝国称臣纳贡。印度的土邦和东南亚的酋长，也全然不知欧洲人自称其征服。

稍稍有点例外的，仅仅是英国在孟加拉，的确驱逐了当地的穆斯林领导，但是对于土著印度教来说，英国只不过是来往于印度的军事野蛮人的一支，海上来的英国赶走陆地上来找穆斯林，至少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何况英国人对印度教精英，讨好有加。仅仅以英国在孟加拉的，在当时而言并不稳定的，而且也不赚钱的"征服"，作为欧洲文化和民族主义的优越性，显然缺乏说服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和美国经济输出对欧洲的影响，至少这样假设是未证否的：美国的成功，大大强化了欧洲对其他地区的征服。

当美国的兴起，为拿破仑战争后已经衰落的欧洲注入新的活力（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是欧洲对美洲的控制的丧失（门罗主义）。美国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北美为核心的第一英帝国，转变为以印度为核心的第二殖民帝国。英国是在失去美国以后，才强化了对印度的控制，在历史上是没疑问的。欧洲（其实就是英国）占领了大片在当时无人关注的，后来引人注目的无人区，但是到19世纪中才威胁到中华帝国；1880s才瓜分非洲，法国随之重建殖民帝国，20世纪初才开始瓜分穆斯林地区，很难排除美国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扩张才是成功"的欧洲霸权主义文化，当然可以把1890年的世界首强美国，因为其没有明显扩张，而视之为殖民地国家。马克思主义因此又把美国的成功，归因于几十年后，对于美国实在是亏本生意的两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毛泽东思想很容易理解马克思的霸权主义：一个强国如果不是成功征服全球最大的版图，光有着最富裕的经济，最强大的工业农业科技民生，有个屁用？！国家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但是站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立场，何尝不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劳民伤财，仅仅是为美国作嫁衣裳？

中国白酒的前途，与国进民退息息相关

白酒用塑化剂是合法的公开的"秘密"；
中国的名牌白酒全部是兑出来的化工产品；
塑化剂对人体的害处，不会比酒精更高！
中国白酒股票的远大前途，与国进民退的高歌猛进息息相关；

在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中，实事求是地说，股市的神仙辈们参与程度不算高。但是也并非没有参与，并以此为由，广泛地用于打压从乳业伊利到冷冻食品等小盘的，但分别都是各自行业的龙头品种。相反，当他们忠情的白酒股，仅仅是笔者指出茅台的特供，直接（喝的）间接（送礼的）与三公消费的关系，自以为当上了炒酒股神仙们，也指责笔者攻击茅台。

白酒股惹上塑化剂，只不过是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一个小环节。笔者希望曾经参与该类民粹炒作的，或者目前过分介怀"中国白酒名牌堕落"的各色股神，也能够借此之机，反思一下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疯狂浪潮中，你曾经的角色！你是否曾利用该民粹，试图为自已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还常常自以为是"民主的，开明的，不愚昧的"？你是否是在自已投资，也遭到了愚民公害的伤害时，才意识到市场的公平？只有当你自已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会放下自已的股神意淫，关注一下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请参考马丁神父定律！

对于白酒业目前的塑化剂，套用一句老话："公开的秘密"。中国的白酒全部是兑出来的名牌化工品，而不是国际酒业可以比较的"酿出来的酒精饮料"，是除了中国酒徒晕头不肯承认以外，可谓人人皆知。至于这些化工类可饮用的液体，是否含用塑化剂或者别的什么，笔者觉得无关紧要，因为笔者非常肯定，它们的害处，不会比其中的酒精危害更多。

至于目前绝大部分是被直接间接的公费或行贿喝掉的白酒，是否有远大前途。它们也同样如同明朝被垄断中的盐业，或更准确地说是"朝贡业"（由宦官垄断的收取朝贡品，保证皇帝不责怪的灰色业务），与中国大政府强垄断，everything审批，因而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制度相关，或者说白酒业与国进民退的伟大事业正相关。只要中国经济不因此玩蛋的话，中国这些炒上天上去的白酒股，当然是比各色民生要远大得多。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今天也不会有文人墨客为明朝盐业和房地产高房价之类五毛粉饰了。

塑化剂是无害的，白酒业是无望的，否则中国整个社会就是无望的！白酒股是否"远大"，与房地产和银行的垄断一样，照样是对公有体制国进民退政策的博弈。非经济学命题。

经济健康的话，房价低，股价高，反之亦然

经济健康的话，房价低，股价高，反之亦然；
买房子不是经济投资，是政策投机；
帝国土地财政可以让盐价涨，房价涨，也可以让银行股涨；
临时性股神能不能为子孙积点阴德？

一位从前的合作者，去年从我们这里套现，现在用钱买了房子的朋友，问笔者"为什么这么看好股市，为什么不看好楼市"。这个问题的机理和来龙去脉，笔者已经解释了许多，不再重复。尽管这位朋友买的房子没有涨，还跌了！不过也不能说明上海周边的房价没有回暖。其实炒房与炒股一样，"房价涨（股指涨）"跟你阁下是不是赚到钱，是两回事。不要说不同楼盘的价格涨跌有别，同一天的楼价甚至同一间房的价，在中介或售楼小姐对不同的客时，也是高低有别，你是全资买的还是贷款买的，也是高低有别。

笔者不是擅长挖苦他人伤疤的高手，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没涨的楼盘，天晓得明天会不会广告做着做着，又来了几个温州炒楼团的吴英之类的大鳄，只要他们没有遇上非法打黑，楼价眨巴眼就能窜起来。但是也如同股票一样，如果人家不能低价收集足够的楼盘，再花一点钱开中介自已炒高楼价，又怎么会真的花大钱给已经买好货的投资者拉高呢？

笔者仅仅回应，房子不是经济投资，是政策投机；经济真正好的话，房价低股价高；经济如果差的话，房价高股价低。象很多仇恨股市的五毛股神，唱衰股民很容易的，哲学万能！偷换几个概念，五毛文章保证写得圆溜圆溜的。世界上是大把开发商高价做房子楼盘的广告，试问您见过有股市庄家，花钱做股票广告吗？郭树清正想找几个替死鬼呢！找死不是？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是向好的，买股票的很容易可以买到更好的房子。经济如果不好的，就算房价高高的，只不过用房子把你套得死死的。经济如果真的让地产财政拖垮了，留着自已不住的房子（投资型的），就算"赚了一大把金元券"，管什么用呢？用哲学歪歪什么高房价的理由，肯定能找到。过去连盐都能炒到比米贵，让楼价比黄金贵，有什么理由找不到？有什么政策做不出？明朝高盐价没有拉动明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反而全部死拉拉的，今天天朝能够高房价拉动经济？你自已真的相信吗？还是改信哲学吧！找点理由！

高房价和银行是一条绳上的昨晚蚱蜢。房子是政策投机，银行股也是政策投机，在天朝连高房价都能涨，金融炒动银行股就轻松了。或曰"怎么评价民生银行"，仍然是老话"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堂堂正正赚一次钱"！也希望他们下次套牢时，不要又向郭树清求救，让证监会有选择地打压小盘股！尽管对这些迷信政府干预的人来说，这个要求有点高！

如果经济学不是抽签下来，看那行那业让政府支持，那么股市投资，大概也不是抽签让管理层"支持这个，打压那个"。热衷当股神的，麻烦在你们穷死以前，多少为你们的子女积点阴德！就算你们某几天炒中了楼股，房股，酒股"牛股"了，临时当成了大股神，能不能不要赚点中大彩的彩头，就自费当了五毛，把你自已卖了，还替垄断机构和管理层数钱？

欧洲中世纪有资本主义的种子，但不是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的两个起源和现代的动乱；
欧洲文化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观念；
欧洲民族主义专制王国拥有对中世纪封建帝国的优势；
美国资本主义拥有对欧洲民族主义专制王国的优势；

民族主义的两个起源是形似而神不似。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国王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是民众对国王的认同，主动权是民众的认同。按同文同种的划分，则是国王或正义的"不可分割的绝对主权"，按前宗主权的划定（如阿拉伯和印巴地区）或联合国雅尔塔体系的认定，对域内民众的"统一"的专制权力，大不了是按公有制民主之"全国普选，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个绝对权力的掌握者，却称之为民主，而已！此两种区别在目前的国际政治上，被徒劳地混为一谈。所谓徒劳，就表现在这些人造的民族国家的动乱、贫困和分裂的趋势。

欧洲国王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国王对国民的专制的君权神授体系（如法国，以及内战前的英国），让两种民族主义的概念有足以迷惑绝大部分西方学者的相似之处。相同之处就在于"国王不可分割的绝对主权，在绝对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整上，对国民的专制统一的权力"。这种从来没有被基督教社会怀疑过的权力，只有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才被偶然推翻。在法国形似而神不似的大革命中，只不过是争论/争夺，谁更配当上此绝对主权的主子，罢了！英国民主的最后升级，与威廉奥兰治对的军事征服有关。

欧洲国王革命中的专制王国是针对更腐朽的教皇中世纪体制的革命，后者正是今天国际基督教阳谋集团，向后时社会推荐的中世纪，也是自南北战争以前，就在现代社会上窜下跳卖弄人道，围剿资本主义，围剿最起码的人权自主利益时，成为基督教复古情结中的美丽幻想中的乌托邦。没有形成有力的民族主义专制体制的欧洲国家，也就是教皇领导下的更脆弱的欧洲集团，在新兴的民族主义的专制王国的竞争压力下，也是节节败退，典型如曾经是欧洲最大最强的波兰，被俄普奥三个后起的专制王国瓜分！

欧洲非专制的国家，常常表现为教皇精神遥控下的更民主的社会，相对民族主义的专制王国明显的竞争劣势，就为欧洲文化提供了一个似乎是真实的幻觉：专制的中央集权是好的，民族主义是好的，否则就会亡国！同样的典型，也是波兰！还有意大利，还有德国统一以前的德意志兰……！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从来没有堕入宗教性精神桎梏的社会来说，就可以看清，所谓专制更好，国王更好，民族主义更好，只不过是因为不缺信仰的基督教教皇帝国更差而已！更差的不只教皇的帝国，还有哈里发的，还有中国的，和印度皇帝的帝国！

欧洲专制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后进的封建帝国的竞争优势，被张冠李戴地扣成"欧洲文化对亚非拉文化的胜利""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胜利""基督教对不信神的胜利""殖民主义对亚非拉的罪恶"……，美国独立于欧洲基督教政治和文化体系以外，并最终拥有对欧洲民族主义专制国家的战略优势和压倒性胜利，就被选择性地过滤了；相反，殖民主义的原罪扣到了美国的头上，欧洲成了更纯正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福利主义），美国的成就都是欧洲元素的成果（欧洲中心论），西方堕落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基督教的观点）。

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帝国，有资本主义的种子，但不是资本主义；欧洲国王革命的民族主义专制国家，是殖民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美国独立和资本主义革命，是对欧洲中世纪专制和民族主义专制的革命！欧洲民族主义国家在中世纪的兴起，是因为民众在当时条件下对国王专制的认同。当欧美向亚非拉奉行殖民主义（至少土著民众眼中看来是这样）话，现代两种民族主义概念，就会在外来威胁的压力下再次趋于等同。因此全世界今天的后进社会，就重新回到了中世纪欧洲国王革命的起点上。同时也揭示了现代亡国的概念。

独立战争是取消北美自治权与取缔国王取消自治权的权力之间的战争

民主国家的亡国是自治权的亡失，民主从自治权开始；
毛左，怪胎，基督教会因为民主进步而融合成"进步分子"；
民主社会的左派会因为民主倒退而互相"左右"厮杀；
"公有制忠君Loyalist"与"民主制自爱Pactriot"的不同爱国；

历史枚举民主社会所有的亡国，以及民主社会天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亡党，都验证了实体社会学的理论先验，那就是只要是私有制的民主社会，亡党就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几乎只是娱乐性的命题。亡国虽然仍然值得关注，但与公有制传统下的"亡国，灭种"大相径庭地轻微得多！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亡国只是完全自治权的部分或全部的丧失，或者说一个本来独立的自治体的亡国，被君主的正义暴力统一进了"（君主）不可侵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中。反之如果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要实现民主，也必须先回到各地的民主自治。
ps:枚举是一个数学集合论的动名词，enumeration/enumerate；意指"屈指可数的，全数出来吧"，直到不存在个案Excption；
北美殖民地都是对英王忠诚的自治领。独立战争就是"取消北美自治权"与"取缔国王取消自治权的权力"之间的战争。彼此契约中的分歧仅仅是，北美认为国王和议会无权未经殖民地同意就加税，顺便说明这也是老威廉皮特的观点，即 no votest no tax；而英国议会和国王的观点则是国王对自治领加税的权力是完整不可侵犯的主权（君权），殖民地的利益已经由国王和国会的对上帝的发誓中给代表了，——>后者既是当时英国的政治理论，也是今天天朝吴邦国委员长的帮主理论，同样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参考《国富论》。

北美中拥护英国君主权力的就被称为"忠君者Loyalist"，追求自治权的称为"爱国者Pactriot"。此两者在汉语中都被译为"（忠君）爱国者"，但概念意义殊为相反。因此当一些左派如韩德强和刘仰老师自称"爱国感恩"时，或者一些自称右派的自称"反户籍制度（自治）"时，他们都自称是爱国；但请注意是那门子的爱国。由于乡土相连的自治权是市民私权的最根本的"党"，此党一亡则私权再无自卫保障的能力。因此Pactrick商标的爱国者，其实就是"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爱已爱家爱乡亲，然后才轮到爱国"的那些人。

所谓私有制，就是接受个体主义，以自治为根本，以平等合作为方式的社会制度。所谓人权，就是个体对自已生命和财产的自治权；所谓社区的自治权就是诸多个人为了自已利益的最大化，在自已土地上聚集居住在一起，以便彼此互助合作的，体现共同利益的自我维护的，自由集合结社成党的权力。所谓专制或者君权，就是前述自治的权力，都给某种高深的哲学、或神奇的信仰，或者无敌的正义（比如说"向弱者倾斜"）代表了的，不再受"自治个体"约束的权力。后者以公共秩序为根本，以强制剥夺为手段的制度，就是公有制。

由于自治是民主的根基，因此如果东方帝国现实社会中，出现主张毛君帝党绝对君权主义的毛左派，和主张公有制民主即民粹的怪胎民主派，还会与基督教极端群体融合成为"新左派"，将是可以预期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假如中国继续推进在民主进程上的话！前者的政治理论可以完整见于17世纪的让布丹的《国家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詹姆斯一世的《自由君主的法治（律）》这些史前秘笈；后者则可广泛见于如卢梭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公共强制中。假如中国向文革倒退，他们又会自称是左右派，重新分边站队狗咬狗。

民主的亡国就是自治权的亡失，包括个人自主的权力和集合结社的自治权的亡失。至于自治权是亡失于同宗伟大领袖之手，还是异族征服者之手，还是经伟大买办领袖之手，因为战败或者革命友谊而转到异族伟大领袖之手，对于已经亡失了自治权的人类奴畜来说，完全没有区别！连自治权都丧失了，所谓亡国就成了伪命题。反之，如果伟大领袖在异族攻击下死得很难看，国民反而因之有了自治权，倒是可以因为自治权的回归，可以重谈爱国当当Pactriot。从伟大党国手中争取自治权，则是当上Pactriot爱国者的另一途径。

欧洲（英国）一直没有实现真正民主，也没有理解民主内涵

民族主义与专制的密切远甚于与爱国；
民族主义Nalistionlism概念的两个不同起源；
欧洲（英国）一直没有实现真正民主，也没有理解民主内涵；
殖民主义退潮后第三世界掀起了民族主义仇杀的新高潮；

在澄清了"公有制忠君Loyalist"与"民主制自爱Pactrick"的不同的"爱国"概念后，就可以看到，民族主义Nationlism与Pactrick爱国并无必然关系，尽管同文同种的Pactrick地区会聚拢在一起，也自称为民族；如"美利坚民族"，其实却是祖宗和信仰大杂烩的五花八门。聚集为联邦的Pactirck们也不一定非要同文同种，象魁北克和加拿大各省就英法不同。欧盟已经渐渐接近于欧洲联邦，荷兰联合省当初是互相需要派翻译，但都没有影响这些地区结合成联邦性质的政治实体。相反Nationlism与国家主义的专制，就密不可分。

原因在于欧洲词汇中的"民族，Nation"的起源不同，至少包含两个虽然相关，但明显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中世纪国王革命时期，一批相对教皇的专制有共同利益的同文同种的人，拥护自已当中武力最牛逼的那个家伙做国王，（那家伙一般也是当地的领主，否则没有军事实力），实现对于教皇党中央的独立。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当然也就与君主专制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如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有着几同等义的关系。所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一直共享一个英文词汇，一直到二次大战欧洲事实上战败后，民族主义才开始含义负面。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来源，则是欧洲殖民者开始全世界观光时，把语言文化相类似的地区的居民，归类为"民族"。因此民族主义的不同起源，都与"同文同种"的内外观感有关。但后者显然没有跟教皇党中央决斗的共同情趣，反而有着跟欧洲殖民宗主国斗争的共同利益。同样是在二战后，欧洲殖民主义在美国的压力下，从全世界退潮，当地居民也不必团结起来跟欧洲各中央领导斗争了，乡亲兄弟之间也就有了大把闲情逸致自相残杀。内可声称是为民族统一，外则因为雅尔塔体系"不得干预内政"，第三世界的民族也就内战频频。

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确没有真正理解民主的内涵。历史上包括英国在内，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自治基础上的民主，这是欧洲落后于美国并在二战中败落的原因。尽管美国从来没有跟整个欧洲对过仗。英国的民主本身起源于英国的城镇自治，政体政制上明显参考了威尼斯城市共和的经验，并在光荣革命中引进了荷兰联合省的联邦体制。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联邦体制是建立在古老的国王特权的教区上的，以致于一些当年的教区甚至已经沉入了海底，众议院中的代表权却依然如固。这一原因导致1880后的选举改革，事实上取消了自治制。

所以英国早期并不是民主国家，只不过是欧洲最开明的君主专制国家，因为其国小地狭人口远不及敌国（如法国，西班牙）为多，不稳定的开明专制在英国显得最为稳定，才能英国有了民主传统的假象；后期英国倒是参考了荷兰和美国的成功经验，搞了不少重大的体制改革，却把民主的基础给改没了，不标准的民主没有改成同样不太完全的民粹，把二战后的英国整成了一个号称资本主义的，更不如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杂种怪胎，比起欧洲传统穷国固然仍然领先不少，但比起美国德国荷兰等国，都是没法子比的。

所以当英国真心实意地从全球殖民主义后退时，也真心实意地立足于"民族统一，不干预内政"的联合国代理教皇维和精神，不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授予地方居民的自治权，而是按"同文同种的那个民族"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方式，让他们自已搞定自已内部问题。显然，在这些缺乏地方自治因素的地区，放手不管又让人家"全国普选，一人一票"那是等同于鼓励内战的鲸吞。结果就是印巴两族迅速陷入仇杀。本来很容易按自治建立联邦政治的马来西亚，也发生了几十万人死亡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直到新加坡独立为止！

几乎只有美国没有奉行地缘政治/战略

地缘政治/战略是国际社会中的厚黑学；
几乎只有美国没有奉行地缘政治/战略；
以色列地缘战略和中东战争目标的合理性；
以色列周边的缓和和地缘战略的不合理性；

介绍古老的地缘政治/战略，实际上只不过是国际社会中的厚黑学，并不适合于双边互利合助的国际关系，并非指责只有中国不开窍。实际上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欧亚现代主要国家（一百年前的"列强"），信奉的都是地缘政治和战略。美国远隔大洋，天生的绝缘，可能是美国没有产生地缘政治战略的原因。不过关键仍然在于，美国本身没有扩张性。尽管从广义上说，门罗主义也属于地缘战略（避免美洲出现殖民帝国的前进基地），但目的主要是遏制殖民帝国的扩张，在东亚，就最终迫使日本通过太平洋战争，向美国摊牌。

一般地说，越是小国又不能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就越是迷信地缘政治战略。典型如以色列，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熟悉的日本。以色列一直被东方视为"侵略性国家"，甚至连东方据说"为民主而奋斗"的拜上帝教，也跟随着希特勒分子的口吻，质问什么"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这个饱经沧桑的苦难民族，其实只不过为求安身之地；而已！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求生"更高尚的，何况迦南目前在以色列的有效控制之下，再争论什么千百年前属于犹太人还是属于阿拉伯人，纯属多余；不如趁对方有意和平共处时，坐下来喝喝茶，谈谈。

以色列之所以被视为侵略国家，乃是因为其小国萌生的地缘政治战略意识。阿拉伯敌国环绕，自以色列建国的第一天起就遭到战争的攻击，进一步培养了以色列的地缘意识和先发制人的攻击性，理由就是"以色列太小了，没有战略回旋的空间"，——>这就是地缘战略意识！因此让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千难万难，尽管约旦河对岸，是一个几乎没有和以色列打过仗的弱国约旦。西奈半岛同样是必须控制的，否则埃及军队可以在三个小时之内开到特拉维夫——>假如没有抵抗的话！因此也就有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却远不是终局！

戈兰高地绝对是不能放弃的，因为彼此俯瞰着以色列或叙利亚。通过戈兰高地需要花费机械化部队两个行军日，随后可以在一天半日内抵达各自的首都，——>假如没有抵抗的话！戈兰高地上的雷达站可以监测彼此全部空域，而在以色列看来，则可以充分预警年年不会缺勤的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导弹和火箭。控制了戈兰高地，基本上就消除了叙利亚进攻的潜力。如果叙利亚肯卖的话，以色列可能愿意出上千亿美元买下这座荒山头。这几个地方的地缘战略的理由都非常充分，也构成了几乎全部中东战争的以方战略目标。

但是所有这些毫无疑问的地缘战略的目标，都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成立：国际对抗！在美苏冷战和各自的代理人战争之中，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视，为以色列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解提供了充分的根据，——>不管阿拉伯方面自以为多么有理由，——>不幸的是，以色列从第一次中东战争起，显然就不需要依赖阿拉伯人的仁慈而获得生存；这就是以色列所谓的侵略性。当这种国际对抗的理由消失后，所谓的地缘战略也不足为据了，不但西岸，连加沙也交给了巴勒斯坦，因为只有轻武器的巴勒斯坦，没有能力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西奈半岛也早在七十年代就交还埃及，条件仅仅是未经以方同意，不能布署空军和坦克部队。戈兰高地暂时仍然在以色列控制下，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内战也报以幸灾乐祸。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叙利亚能作出类似埃及的承诺，以色列交还戈兰高地，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以色列的快速反应部队，可以迅速控制无设防的戈兰高地，以色列的空军则可以对任何攻击，施以有力的报复，——>既然报复是有效的，那么又何必警惕性极高地奉行地缘战略呢？所谓以色列战略回旋空间小的理由，也就不攻自破了。 以色列的国际关系也就缓和了。

美国明确日本控制钓鱼岛，是对中国的善意

"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地缘战略"将成扩张主义；
"自治＋国际合作"即个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
拒绝普世价值观将不得不"闭关锁国 or 扩张主义"；
美国明确日本控制钓鱼岛，是对中国的善意；

"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如果配上地缘政治/战略观念，将成为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即"军事手段强行推进国内法覆盖"的霸权主义。如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前进政策，因此而与周边邻国甚至远方的能影响本地军事平衡的强国（如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美英）爆发自以为正义的战争在所难免。国家如果相对于邻国足够强大的话，这种扩张战争未必会直接导致国家的败灭。象日本和纳粹德国那样不自量力的的信仰帝国，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更大的可能是，扩张战争的胜利，掏空了帝国的实力，让帝国从内部开始崩溃，如罗马帝国。

如果说"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依赖于高高在上的权威仲裁，如欧洲天主教时代的罗马教廷，否则具体只能由自已的军事潜力解决，即"谁主张，谁维护"。如果对内不奉行联邦的自治政策，放手让地方居民拥有自卫的能力，联邦提供战略的外援；对外不接受国际互助的条约社会，由国际法得到国际各方对自已领土完整的承诺，——>那就意味着至少要接受自治性地方政策。既是对本土居民的尊重，也是对国际和平的诚意，因为自治体不会象帝国属土一样，无条件支持帝国的扩张政策，——>这也是帝国政体所以拒绝地方自治的原因。

（自治＋国际法）就是今天所说的个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拒绝之的结果，则是帝国必须自行通过地缘政治/战略确保"领土完整"，否则只能因为保有成本低下的原因，为了避免帝国破产，而将其放弃；——>永远要记住任何国家确定税收之下，（对内维稳＋对外扩张＋对外防御）的成本基本上是一常数，此增则彼减。帝国把"领土完整"作主义化，也就必定需要"缓冲区，防守险要，反击基地"之类的"战略要地"，并且必定在"完整领土"以外。这样就构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进政策，而在当事国眼中，并不认为自已是侵略。

这种前进政策甚至已经出现在其实并不强大的东方新皇朝的外交辞令，和单方面的政策歪歪之中——>幸好仍然只是辞令！如东方刚复辟帝国时，就计划"某时某年推进到第几岛链"，这就是典型的侵略扩张的前进政策。罗马人也从来不认为自已是热爱侵略的，但是为了保护罗马，必须控制拉丁姆；为了保护拉丁姆，必须征服萨姆尼特，为了保住中意大利，不能容忍南意大利的独立，为了保护意大利，西西里不能留在迦太基手里，为了保住西西里，迦太基必须被毁灭，因为到西西里只有三天航情（加图），……！

前进政策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来说，是执行轻易的，也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总是不能停止的。当奥古斯都和哈德良，意识到罗马已经无力扩张时，如果不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帝国本身就会如亚历山大的继业者国家一样四分五裂，但维持中央集权则帝国三十多个军团耗尽了帝国的经济资源，仍然根本无力保卫一万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由这一刻起，罗马帝国就已经注定了在蛮族所谓入侵中步步退缩，直到灭亡的命运。同样的命运也出现在东方的汉秦魏晋帝国身上，尽管已经几次改朝换代，依然无法力挽狂澜。英帝国何尝不是如此？

当东方新帝国主义者兴冲冲地宣称钓鱼岛地下埋着可以养活全世界的矿藏时，他们真实的思维方式，无非是地缘战略，甚至连领土完整的观念也不是；后者与矿藏一样，都只不过是地缘战略的借口而已！今天地球世界上，值得庆幸的是，首屈一指的强国，美国（他们自以为拥有比罗马（相对邻国）更强大的实力）奉行的并不是地缘政治和战略。美国正式宣布钓鱼岛在日美联合安全条约覆盖内，也是帮助中国压制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美国没有说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只是忠告中国别动粗！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何况不是对中国的善意？

地缘政治/战略观念是国际对抗的观念产物

地缘政治/战略观念是国际对抗的观念产物；
国际互助合作不存在地缘政治/战略观念的利益价值；
"领土完整"是对外霸权主义，"主权完整"是对内专制极权；
"领土完整＋主权完整"是万能的国际对抗借口；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古老的汉语已经体会到合作而言，不存在"地缘"因素。地缘之所以成为考虑的因素，皆因其合作间物流成本的关系，——>仍然是为了合作！那怕共同的目的是战争。从而为"地缘"两字，恰如其分地打上了"政治，军事，对抗"的烙印。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所谓地缘政治（军事）理论是对是错，在中国产生自战国时期，在西方产生自希腊城邦国际时期（提洛同盟的理论），完善于欧洲中世纪公有制帝国之间的对抗时期。如果不是立志于世界大战地球大同，地缘观念没有利益上的积极意义。
ps:公有制帝国对抗时期，即类似于中国战国和欧洲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期；

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在地理（科学）的基础上臆想的政治斗争哲学，意即"人类组织之间的冲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能够发生"地理冲突"的，必定也是本可友好的邻居，因此地缘政治/战略理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社会进化论中"近种相残"的强盗本能的具体表现。尽管地缘政治和战略理论，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权威圣经，但是却被各路斗争爱好者广泛引用，全然没有怀疑，此"不容置疑的真理"好歹是有"要对抗，不要合作"的逻辑前提。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汉的海权论，核心都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

如此明显而谬误的政治斗争理论，被东西方如此广泛地公认而丝毫没有遭到最起码的批判，只能说明它本身就是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政治哲学的地缘理论是如此强大，足以把一切值得重视的外国视为潜在的必然的敌人而妖魔化，对于需要利用"外敌威胁"这一极具眼球价值的宣传，显然为国内举国体制提供必要的借口的政治家们，提供了较之"阶级斗争理论"更为强大，更为持久，也更为传统文化所接受的斗争理论。否则真不容易把当资本主义洋鬼子们唯利是图的商人热钱，扯到"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阴谋论里去。

当强大的地缘战略理论配上"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时，就变成了无敌于天下的宣传武器，假如一心要搞国际对抗，或者一心要借国际对抗强化对外专制的举国集权的话！不需要明白声称这就是民族主义，甚至不需要编故事妖魔化异族他邦，只需要强调"地缘政治下绝对安全的'领土完整不容挑战'"，那么除非眼中钉中的敌国无条件投降，否则任何国家统治者，都可以找到军事对抗和战争的足够理由，至于开战的借口，由几个文人五毛代劳作文即可。如果敌国鬼子委实太能自卫，这些立志对抗的国家也因而找到闭关锁国的充分理由。

正如国家主权总是被宣称"不可分割"，其实天生就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大杂种！所谓"领土完整"只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同义反复！假如不是有尊贵的教皇陛下主持公道（意味着需要不缺信仰，还要统一思想，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教廷党中央），假如不是为了贵族领导世袭或者出嫁时的嫁妆完整（如阿基坦和阿拉贡的女王），真不知"领土完整"为何不可侵犯。试问伦敦市民从国王处得到了自治权，算不是侵犯了英国的领土完整？领土完整论本来就是镇压国内自治要求的理由，在国际关系上更是四处树敌强力武器。

在国际关系上，彼此的领土"完整"本来就是时间相关各有彼此的理解。除了民主社会这些唯利是图的国家，会斤斤计较没有税收效益的领土有个屁用，宁愿丢荒烂地，或者帮助土著自治独立（称之为普世价值观），为免成为公有制帝国的战争资源而驱赶列强（如门罗主义），所有公有制帝国思维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总是幻觉中帝国最庞大一刻的美术版图。象波兰理解中的完整，一直伸展到莫斯科！如同天朝东方"我们的成吉思汗"！此时彼此所谓"不容谈判"的"领土完整"，只不过是"我的仍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已。

从婚姻看国际合作中的非地缘性

简单的亡党和复杂的亡国；
从婚姻看国际合作中的非地缘性；
中世纪公有制帝国"国际婚姻"时期的地缘性；
个体意义上"公有制＝私有制""主权＝客观"的等价性；
"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是在公有制对抗下的国际命题；

"党"是人类社会合作形式中的一种。最简单的亡党就是谈恋爱的男女吹了；麻烦点的就是曾在围城内的男女离了。这类男女间两人党的亡灭每天成千的发生。亡党对于当事人来说，自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但能够让马恩毛左对于"亡党"耿耿于怀，除了对公有制宗教战争中的党派屠杀心有余悸，必定不是因为自家子里"亡党"的烦恼。比方说君主时代的帝王婚姻都有政治性，如阿基坦女公爵的婚姻离合因她的领地而左右英法两国命运。因此"不得亡党（离婚）"者，必定是因为此党僭占了社会的特权，古语称"天子无家事"。

同样作为人类合作形式的婚姻恋爱，与国际社会中的相互合作，在任何合作要素上都有着行为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地缘因素上，也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但不受地理因素的决定。远隔万里的男女结为眷属，只需要缘分有情；邻家的美女嫁了远男，大不了宅男少了歪歪的女神，相隔万里的私人，难提得上什么仇恨；能够彼此仇杀的，必定是乡亲同门。以上是为了说明，在彼此合作的前提下，地缘不是合作的影响因素，只是影响合作"个案发生"的因素，同时也有"因为地缘而导致无法合作"的因素，如中日两国的争霸"世仇"。

但在公有制集权的前提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阿拉贡和卡斯蒂亚的婚姻导致了西班牙的形成，阿基坦女公爵的婚姻，导致英法百年战争，那是因为在这些婚姻当事人视之为私有财产的"贵族领地"内是公有体制。在公有制的国际环境之中，彼此既有互助合作，也有强盗本能的彼此鲸吞，为了合作防止鲸吞，就必定涉及到地理上力量输送的许可。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春秋战国时称之为"远交近攻，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厚黑文化传统让中国人对西方的"地缘学"一往情深，毛主席因之主动挤进了朝鲜战争。

公有制的稳定形态是君主制。君主制总是以绝对的权力把治下领地和臣民视作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民"地要治下臣民感恩戴德，如韩德强老师拳打脚踢地要老贱民向毛主席感恩。韩德强和孔庆东等乌有之乡的老师，其实不必费力原创，他们可以直接抄写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名著《自由君主的真正法治（律）》，完整了表达了乌有之乡毛教徒的所有理论。国王陛下指的自由就是"君主世袭不可侵犯，君主就是神圣"，君主就是绝对的权力，法治就是中国的法家暴政。因为君主代表了上帝，所以金口玉言，就是真正的法律。

此处可以再次重温"绝对的权力不好，仅指公权而论"。因为在个体的水平上，公有制与私有制等价，私有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即君权；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已的国王（麦迪逊）；在个体的水平上，主观也就是客观，因为个体是价值（自已利益）的唯一衡量标准。这就是个体主义！当"绝对的权力"被基督教等信仰阉割掉"仅指公权"，就成为人人必须为自已的无辜而忏悔，真所谓逼人犯罪的"原罪"。因为当私有的绝对主权被否决后，民主就成了民粹，无论是选举还是内战，最终稳定结果都是君主绝对权力下的公有制。

正因为中世纪的贵族治领下的"君主绝对权力的（私有制＝公有制）"，中世纪式公有制国际社会的贵族婚姻，也就出现了远较今天自由社会的恋爱告吹围城告离的"亡党亡国"的新闻价值，并展示了人类婚姻作为"人类合作的基本模式"，上升为国际社会之间，因为贵族（公有制＝私有制）而形成的国家间的合作。因为国家之广大，不象是单身男女离合，只需要拉上天窗就可以云雨红尘滚滚，自然有了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在以外敌的名义渲染"亡党亡国"之地缘因素时，切记那是在国际公有制的对抗前提下的命题。

二战后的亡国事件，一般指领导同志死得很难看

民主国家"亡国"亡的只是"民主""部分自治权"；
习以为常的民主社会中"亡党"和公有制社会"亡国"；
二战后的亡国事件，一般指领导同志死得很难看；
欧洲"最惨烈的亡国"，被三次瓜分的波兰；

回顾民主及联邦政体屈指可数的"亡国"历史， 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无论民主政体是否亡于内乱（如罗马共和国），或者外敌甚至异族；都不是东方如明亡于清，宋亡于元那样的亡国之痛。荷兰之类的"民主亡国"差不多是兴高采烈的，自大西洋航线开辟两百年后，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又被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列强军事挤压得奄奄一息的威尼斯，对于开门迎来拿破仑刺刀下"人权宣言"也没有什么悲伤之感。民主国家的"亡国"的共同特点，亡的是"民主"，失去的是部分的自治权，甚至不是民族和居民生活的改变。

与这样民主国家极为罕有的亡国事件相比，这些国家之中的"亡党"如果也算得上事件的话，那是此起彼伏，数不胜数。民主国家因为民主而亡党变得习以为常，那么公有制社会因为不能亡党而亡国，同样是习以为常！而且惨烈惨痛，即使同样是完败的亡国而论，美国南方CSA的亡国也与纳粹帝国的亡国，不可同日而论。考虑到未来的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断定不会出现亡国事件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也会比公有制政体的灭亡罕见得多。事实上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民主国家可能面临大的威胁，也很难想象那个公有制国家能免于灭亡。

可以这样说，亡国如果是一个值得衡量的危机事件，那仅仅是对公有制帝国而言的。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亡国"只是语文艺术上的修辞，对生活的影响甚至比不上公有制帝国的改革，绝对比不上薄熙来和王立军搞一次打黑政变的冲击来得大。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忽悠"亡党亡国"有多大了不起，如果不是危言耸听（民主社会的亡党，只不过是聚众游戏），就是说"公有制不可动摇"——>这种国家，不亡就没天理了！自鸦片战争以后，东方帝国民族的确丢尽了脸面，但是这种丢面到底是否因为自已死抱公有制传统，值得反思！

假如不是因为宗教战争以后，民族主义几乎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国家主义），亡国或者外战打败仗，通常意味着土著民族很没面子，所谓亡国简直不值一提！何况时代已经进步了，现代意义的亡国，也与古代意义的亡国区别颇大。卡扎菲的利比亚算得上是亡国，法国的萨科奇也的确应该枪毙（实话实说），但大不了让他卡扎菲先生死得很难看，连累他卡家卡塔法部落死掉几万男丁。同样"亡于外族"，但显然不能与明亡于清，宋亡于明相比，（元与清同样被妖魔化题）。二次大战后的亡国，大概也就是领导同志死得很难看的意思。

把亡国划分为近代版和古代版，近代版的亡国除了二次大战的德国死得挺难看以外，最"惨烈"不过的就是被三次瓜分的波兰。对于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虽然称得上是惨烈，但直到第三次瓜分，才接触到波兰语地区！前两次被瓜分的，全是说波兰语的领主老爷，他们领下的说德语的，乌克兰语的（当时叫红罗塞尼亚语），白俄罗斯语（当时叫白罗塞尼亚语）的农奴待遇，分别由沙皇和普鲁士和奥地利国王加以保证。这些波兰语的老爷说不上有什么惨痛，非波兰语的农奴待遇好转了，至于说波兰语的农奴，帝国兴亡，关他们屁事！

18世纪末第三次瓜分，波兰语地区少量划进了普鲁士（一战后收复），剩下的"亡国"了，待遇是独立于俄罗斯的"波兰议会王国"，在一部宪法的约定下，奉沙皇为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是一位开明的沙皇，给予了波兰远远超过拿破仑可以给予的一切！假如不是因为波兰的民族主义非常反感于一个俄罗斯族的国王（其实根本不管事！），"亡国"后的波兰，最接近于欧洲第二个"君主立宪"国家。但是波兰人怀念"自家国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反反复复地起义，到1870s老沙皇的孙儿不耐烦了，把波兰并成俄国行省。

人民对公有制政府的威胁，显著大于外敌的威胁

民主国家"败"指"自治权（不同程度）丧失"；
政府对民主国家的危险，显著大于外敌的威胁；
人民对公有制政府的威胁，显著大于外敌的威胁；
外敌威胁吸引眼球而被夸大，渲染外敌威胁显著有利专制政权；

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因为没有主子；也就无所谓公有制社会"换一个主子的亡国（改朝换代），主子被洋人打败了，奴才跟着很没面子（国耻）"之类。民主社会不一定不打败仗，但打败了也无所谓"丧权辱国"，无非是一纸和约调整一下国际关系，仍然是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下的最优化。"自治权丧失"代替"是不是让异族打败了"是民主社会更恰当的亡国标准。但是纵观历史，民主国家的自治权，损坏在自已政府手中的，转移到伟大领袖的手中，比丧失在外敌手中要多得多！政府权力对民主国家的危险，显著大于外敌的威胁。

其实就算对于公有制形态的帝国来说，对于国家而言"内的威胁"始终比"外的威胁"为大，只不过此时，被威胁的是领导阶级的天下（国家），构成威胁的则是贱民百姓。民主社会的政府，是民主的最大威胁；公有制帝国的人民，则是帝国最根本的威胁，所谓抓汉奸（杀平民）也罢，所谓反政府闹革命也罢，都要先确定，到底是在私有制的民主前提，还是在公有制的帝国社会。民主社会防制政府威胁之余，国家没有什么余力扩张，也无力阻止私有个体自行扩张（如同走私），类似地公有制帝国能够防制民众，则无力抵御外敌。

历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盛唐之所以称为盛唐，对外来说的，——>反正中国周边也没有什么强国；但对内乱防制而言，唐朝是虚弱的；弱宋之所以为弱宋，是对于外敌来说，彼时的辽金元，委实也是让欧亚大陆色变的劲旅，而就防制国内变乱而言，宋朝是两千年来首屈一指的强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省界以外的或经年的农民起义或地方割据。明朝就糟糕透顶了，国内变乱频繁，外战几乎是每战必败，——>可从1372年徐达被扩廓贴木儿几乎打个全军覆没算起。清朝虽是少数民族，但内外两面算起，算得上自汉以来的"强国"。

无论是对于传统的公有制国家，还是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外敌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几乎没有民主国家真正亡于外敌，也几乎没有一个公有制帝国，真的被外敌灭亡。任何公有制国家的灭亡，如果不是不自量力地好战必亡，就是内部实在已经是烂透了，让外敌轻而易举地摘了果子。典型如波斯，明朝。即使如宋朝或罗马，假如不是一直持"防内甚至于防外"，压制地方的自卫自治的潜力，把国防资源全部收归禁军，也不至于先后被金朝和元朝击灭；甚至可能反过来让女真和蒙古人象印第安人一样，向政府请求人道主义保护。

外敌却比"内乱"更吸引眼球，则是所有政体社会的舆论特点。因此对于害怕"内威胁"的政治家来说，把国民注意力吸引到"外敌"上，是巩固自已统治权的妙方，尽管未必一定能够避免死得很难看。正如"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特别是公有制政体主导国际社会的时代，民族几乎就是"群体生存基础"的代名词。因此"外敌"形象很容易会与公有制传统的民族群体意识相冲突，即民族主义，而令民众平添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尽管不能解决公有制低效的问题，但对外抗战考虑的是总体生存，不再是生命财产的效益。

美国固然从来没有威胁过中国本身的生存，甚至可以从马恩毛左爱国鬼子妖魔化美国的话"美国追求世界霸权"之中也可以看出来，——>它们着眼于"中国全球争霸"——>但不等于说美国真的追求全球霸权。当中国的眼光落在"东亚霸权"时，就会跟日本撕扯不清，尽管即使是在历次中日战争中，日本都未威胁到中国的生存，而是不断伤损中国的边缘利益。正如蒋介石政权主动发动中日战争的理由："不怕鲸吞，最怕蚕食"——>这本身就等于说，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竞争效益比不上日本，不得不付诸以弱击强的主动的钓鱼岛战争。

政府无权代替司法，无权代纳税人赔偿

转基因黄金大米案被非法"公了"；
政府无权代替司法，无权代纳税人赔偿；
受害者可以依法举证起诉责任嫌疑方；诱导背约弃信的无良记者；
黄金大米案中再次被扭曲的"法治"——>"总有一条恶法治死你"！
基督教和马恩毛左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势力；

黄金大米案，公害传媒炒作转基因几个月后，以非法的方式落下帷幕！所谓非法是指地方当局和国生卫生部的官僚，竟然非法干预一件民间舆论纠纷，更非法挪用纳税人的委托，向炒作黄金大米案"受害者赔偿"，——>政府部门认为谁是受害者，就向谁赔偿。这种行为在公民社会的角度，是侵犯纳税人权益，挪用公款，绝对非法的。能否按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对待转基因的争议，是一面照妖镜！可以让一些打着"基督教，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的极左分子，自我证明他们与马恩毛左一模一样的丑恶面目！全都是不缺信仰的左棍！

黄金大米案显然是政府某个部门动用了纳税人资金或者是小钱柜，给每个"受害者"赔偿8万。黄金大米的美国方和中国合作者，都是穷蛋学术基金，此案也没有经历任何民事司法渠道，中国方面可以找几个国产的穷书生侮气，讨好一下基督教和乌有之乡毛左（他们联合反对转基因）这些民粹。但是美国方面的穷蛋，显然不可能接受中国政府赔偿裁决。此案中，有关政府官员，可以道歉，可以磕头，可以满地打滚，可以痛哭流涕，也可以按法院判定的赔偿方式理赔，可以自已募捐赔偿，但是不可以擅自让纳税人赔偿！否则就是非法！

因此不论其他情形如何，应该严惩湖南省和国家卫生部擅自干预的官僚，特别是擅自"赔偿"的官僚，无论公害传媒给予他们多么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可以自已跳楼自尽，但无权赔偿。他们可以辞职不干，但无权赔偿。这类官僚道德极大高尚，可以辞职当一个公害知识分，开除他们一切公职，按劳动法给予足额补偿，让这些官员滚蛋。其中是否包括陈竺？

至于借黄金大米案炒作转基因，强迫政府非法干预市场的公害知识分子！一方面民粹起哄，协迫政府部门非法干预，犯法赔偿；另一方面诱导受害者伪证悔约，践踏公民社会最起码的诚信！公害卑鄙无耻之尤！虽然因为言论自由，不可以问罪；但可以开除他们一切公职，取缔一切涉嫌炒作的公办传媒，让这些王八公害统统自谋职业，当平民自谋生路！！

同样如果是在民主的市场经济，不管记者和公害知识分子如何仇视转基因，政府任何部门和官员，无权接受这些杂种信徒的要挟；尽管基于言论自由的理由，不可以给这些缺德的蠢猪头记者几耳括子，让他们长点阴德。无论黄金大米案实验手续是否"完备"，如果所谓黄金大米受害者，如果真的有证据成为受害者，请自行具证向法院起诉，证明对方过错和自身受到那些可证的损害，——>他们显然做不到！在黄金大米案中可以观察基督教和毛左这些民粹鬼子，是如何以单方面的信仰理由，围剿于最起码的契约诚信！这就是暴政！

这些民粹鬼子要挟政府干预的理由，或有关违法部门乐于干预的理由，是"实验方本应进一步说明转基因的危害性"本身就说明这是一起基督教和乌有之乡毛左，这些民粹联合要挟的冤案。在这起民粹政治闹剧之中，所谓的受害人的根据，居然是某些家长声称"我们签字时不知道转基因是有害的"——>他们自由签字了！！如果这都可以成为悔约告状要赔钱的理由，人世间再也没有契约责任可言！不妨试想，任何契约一方，如果有公害记者告诉他们："你说当初不明白，就可以有几万赔偿"，还有谁会坚持当初是一个聪明人？

这些公害知识分子声称的，"黄金大米案中，关键关键有（禁转基因）的法不依"——>这又是"总有一条法治死你"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法制，——>美国也大把这类没人管的恶法，但是仍需要受害人证据，还要接受陪审团的裁判！——>基督教和马恩毛左，却是要自代司法！他们在黄金大米一案中与乌有之乡的马恩毛左联手展示了他们的一脉同源！展示了基督教与法家暴政的共同点；也展示了这些民粹信仰分子，联合围剿中国资本主义进程，把中国推进奴役之路的强大力量，以致于连中国政府也宁愿非法地掏点银子，息事宁人！

不应让德国人民为希特勒上台后的犯罪负责

民粹是公有制帝国的生命线；
除非自治型社会，民粹将击败一切民主；
"全国普选，一人一票"必定不合法；
希特勒上台不代表德国人民的利益；

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结构，是一小群控制了人科动物牧场的买办精英，对外展示着Power威权的国际形象，对内展示着Soverignty，说到底，全都是面子！面子工程宏伟建筑之类，对于公有制帝来说，绝对有着崇高的国家利益。民族主义通过妖魔化他国异族，可以为公有制帝国提供专制合法性的加分，这种地域仇恨对于黑社会老大的权威作用，同样可以见诸于国内外主要的黑社会的群体。但是仅仅依靠同文同种，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如此绝对多数的贱民弱者，会甘心（或不得不）蛰伏于公有制元首淫威之下！民粹提供了充分的解释。

无论是从基督教欧洲"国王贵族负有向弱者倾斜的神授天职"，到东方孔儒帝国"向弱者倾斜的替天行道"，都可以看到，民粹是公有制帝国的生命线！离开了民粹的道德优越性，公有制连一丁半点的权威也不复存在，所谓"人民的幸福（不是因为党和国家向人民这些弱者倾斜）而得到的"，公有制帝国就只好变成公民共和国了！同样地，无论是从今天欧洲和美国通往奴役之路中，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些左派民粹甚嚣尘上的淫威，到东方各种主流政治派别，都以围剿资本主义以标榜自已的民粹！也可以看到公有制传统有多么顽固！

无论是数学上论证的愚民总是大多数之阿罗不可能原理，还是"全国普选，一人一票"的公有制民主中，民粹必定击败任何私有制的自治和自决，都可以看到，除非民众争取到自已的自治，否则无论是在君主的统治下，还是在民粹的动态中，都不可能掌握自已的利益和命运！没有人权私有的自治和自决，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多数人暴政和他们的领袖元首，可以任何付之赌注的筹码！通过这种民粹途径上台的元首领袖，肯定有他相当数量的粉丝，不是数量特别多，就是残杀同胞特别坚决！甚至象文革时毛主席的粉丝，even both!

与西方基督教社会（特别是法国这类左倾国家）所以为的"选举后代表了合法性的主权在民"观念完全不同的是，粉丝最多也最凶残的元首，只要是通过"全国普选，一人一票"上台的，就是不合法的，就不会是代表了全国民众的利益，而必定意味着对异端和异议者的镇压、屠杀！也正因为如此，元首的粉丝不但要够多，更重要的是革命要够坚决，杀害同胞要够凶残，对领袖要够忠心！比方说，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理论就是卢梭自已说的话："人权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尽管卢梭后来的公共强制自打嘴巴。

所谓"不可让渡的"就是说任何人自以为代表他人的利益，只要损害到他人的利益，都是无害的；甚至持有受害人委托的契约，只要是损害其私有权益的（出卖委托人权益），这种委托也将自然失效。因此就算是多数人选举出来的元首和政府，也不允许侵犯共同体任何少数派成员的仍然私有private的利益（自治，自理），只有这样才能存在作为少数派的"忠实的反对派"。但是如果否定了私有产权和组织的自治，自理独立于共同体的选举，试问还有什么机制，可以抑制共同体多数，仅仅凭"法不责众"就肆意作恶的强盗本能呢？

尽管希特勒是在一人一票的全民选举中上台，但是希特勒显然不能代表德国人民的利益。也不应让德国人民为希特勒上台后的犯罪负责！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公有制传统政治老是从上而下的顶层，如果不是外部力量强行入侵后（自以为民主的）一人一票的安排，全国普选的民粹大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国民有什么理由为本来不应出现，自已不可控制的，本来就是为了侵犯自已私有权益而出现的"民粹大选"后的元首负责呢？但是二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界，德国人尽管可以自责，国际社会也仍然认为德国人民要对希特勒负责。

“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本身就是伪命题

汉语需要识别主权概念的微小的法学差异：
Power,Soverignty,territor/dominus,Imperium,Paregator……；
"主权不可分割"是君主制的断言；
主权天生就是组合成的大杂种；
"主权"是"消耗税收资源而行使的权力和责任"；

国际社会中的互动个体，其有效行使的能力，在国际上称为主权，英文常用Power,Sovereignty，意义其实不同。前者指国际间在他方（国）看来是有效的国家主权，后者则是指对某一领域(territory)的控制权（dominus，主人）。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中，由于有基督教党中央的领导（罗马教廷），对于欧洲君主国家来说，此两者的含义一样，固又被称为君权（Sovereignty，throne）。当这些君主国家的世俗权威，不仅仅得自教皇的授予，而是得自本语言文化习惯群体的支持时，就会被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Nationlism"。

回溯和分解"主权＝国家（个体）"在历史和现实中对应不同行权，可以清晰理解在不同语境中的"主权"的含义，又是如何被另一种同名同词，但不同含义的概念所混淆，并由此构成了几千年以来的政治斗争和政体的演变。当缺乏一个如基督教党中央（罗马教廷）这样的法权（ius）仲裁时，国际间的主权Power与国内的治权(Imperium,Paregator）有明显区别。治权的两词(Imperium,Paregator）也有区别。前者多指元首/皇帝掌握的至上权（"朕即ius"），后者指执政官/总理/总统的行权。汉语词汇一般未能区分如此细微的意义。

包括韦伯，卢梭，罗素，哈耶克等在内，所有涉及主权的争论中（一般是法学哲学领域），最根本的错误断言就是"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该命题之伪就伪在它实际上是"主权是必然地绝对存在的一个实体"的同义表述，因此也就有了"必须把权力（主权）"关进笼子里的说法，——>这是错误的！如果主权真的是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那么就不可能关进笼子。无论是实体社会学的先验结论，还是几千年的政治实践，都证明一旦"主权是绝对存在的"，最终必定转化为君主世袭的专制政体。绝对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是最稳定的。

但是"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本身就是伪命题！主权无须分割！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不可分割"的实体，所谓的主权本身就是由内内外外不同的权力（从法学意义上），由许许多多个体自愿的赞助（政治上说），由国民个体的税收（财政经济上说），由这些林林总总天然就是分割的"个体"集中起来的一个大杂种！主权天生是一个大杂种！必须花额外的成本，才能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在不同的场合代表着不同的行权，消耗着相应的税收资源。把这东西称为"不可分割"的，显然是很滑稽的哲学艺术。

从社会进化论的成本效益原理，可以非常简单地把所有"主权"表示为"消耗税收资源而行使的权力和责任"。当税收不足以支撑这种权力的行权，甚至根本征不来税收时，所谓的主权自然就归复于零！此时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也就暴露出它在角色利益上的分歧：当人权支付的税收不足以支撑某种主权活动（如侵略，解放全人类），到底是透支人权承受人民的贫困和死亡，还是重新审核相应的主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后者，那么相应的主权自然就因为"预算破产"而不复存在，何来不可分割之说？

这样就可以从大宪章开始，对比公有制帝国总是掌握着国进民退（无限制加税）的至上君权Sovereignty，服务于某种总是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某种正义目标，看出所谓的公有制帝国的之所以有能力玩邪恶，就是因为有着一个不可能承受破产后果的Sovereignty。而在大宪章精神贯彻下的公民社会，国王权力再大只限于既定的税收，过重的税收还被否决，也就是"否决了部分主权"，——>主权不可分割又从何说起？否决国王税收的绝对权力，难道是恶意的吗？如果国民经济如果因苛税而破产，所谓的主权，超级大国也要全部完蛋。

对公有制帝国的武力干涉，成本不可控制，后果不可预期

遏制只适于自卫目的；对公有制帝国的遏制会强化专制统治；
对公有制帝国的武力干涉，成本不可控制，后果不可预期；
对公有制帝国的制裁，将令亿万贱民大规模走向死亡，没有尽头；
革命思想的怪胎民主派，邪恶程度不亚于马恩毛左；

外部遏制可能削弱专制帝国的综合国力，但在政治上反而会强化其内部专制核心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不是出于"信仰的正义"，就必须面对此客观的规律。因此海内外洋葱头革命党，自以为可以用遏制手段促使（或者说强迫）专制帝国的民主改革，只能是适得其反；更何况洋葱头分子自以为的"民粹，普选，直选，一人一票"的公有制民主，如果不是专制的本身，也是经内战而成另一个专制帝国的预备阶段。但是如希特勒帝国，苏联帝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公有制帝国的强盗本能）又是不能不遏制的，因此遏制只适宜限于自卫。

遏制只适于自卫，对应于黑社会就是只能依法响应受害者的呼救，和对被害者的依法"报仇"（对凶手的公诉追诉），而不允许任何"打黑"。后者也将对应着国际社会的个体互动法则：如果成本效益没有获利把握，不宜暴力推进国内法的覆盖，除非作为不可替代自卫手段（如美国追杀拉登，以色列突击队远跨到乌干达拯救人质）。国家税收支付的对外遏制，相当于同样是国家税收支付的"对内防制犯罪"，两者结合可同视为消耗有限的司法成本的国内法的贯彻（法制），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旦突破成本底线，整个政府黑社会化。

对公有制帝国的经济制裁，也可以视为遏制的一种，当然可以让公有制帝国的综合国力衰退，并且衰退程度必定大于民主社会因为少享用了公有制帝国的朝贡的"损失"程度。这是一些爱国愤青，声称"制裁日本""制裁美国""让美国物价上涨，美国消费者就会闹革命"之类的歪歪理论没有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是危机的管理工具"，此类外部制裁也必然强化了公有制帝国的内部专制的合法性。无论是朝鲜还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古巴，叙利亚还是伊朗，毛帝国还是90年代后六十四时期的经验，都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但无论公有制帝国的真实实力如何因为制裁而变得虚弱，只要帝国还能保持政治稳定，——>如前述理由，不成问题！那么就不可能期望任何公有制暴政，有可能在制裁下自行崩溃。而除非军事暴力试探公有制帝国到底弱小到何等程度，也不可能在"干涉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可控上，达成确定的判断，——>这样立志干涉公有制帝国的暴政——>假如真的有暴政的话！即使对于美国和它的联盟这样强大的国际强权来说，也是一场风险不可预计的侵略性的博弈。仅仅是博弈！理想！而且是侵略！显然不符合美国的社会对成本控制的习惯。

这样又回到了公有制帝国作为有效实体的老问题上，——>显然其有效性，因为"被遏制"而加强了；进一步变成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公有制帝国政权不可能因为被遏制而内部崩溃，除非辅诸后果不可测的军事冒险（侵略）"。这样就成了一个悖论，既然是后果风险不可测的军事冒险，何必预为遏制？同时对于（可能致力于真正的改革的公有制帝国内部）也带出一个逻辑结论：西方的遏制就是冷战直到热战的开始。这种判断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强化了公有制帝国的内部的团结和避免民主进程的稳定本能，也因而强化了专制合理性。

如果"公有制帝国在可见将来，不会因为遏制而内部崩溃，相反强化了帝国专制的控制力"的事实，再结合"制裁无疑会导致公有制帝国综合国力的衰落"的愿望，那组合出来的社会后果，就可以更明白显示诸如洋葱头六十四日党之类革命分子的真实心田，因为那将意味着"在可见的将来，公有制内部民众将因为制裁而大量走向走亡，没有尽头"。外部制裁、遏制的代价的承受者，不是帝国专制政权，而是公有制等死秩序中的最弱者！但是偏偏是这些怪胎民主派，却能够把可预见的民众的大规模死亡，视为无所谓的革命代价！！

西方左派与东方怪胎联合鼓噪制裁中国

西方左派与东方怪胎联合鼓噪制裁中国
"制裁中国"是意识形态的不择手段的报复；
东方极左与海外怪胎的密切配合；
妖魔化美国中险恶的文革用心"示形于外，实侵于内"；

"制裁中国"不是民主人权意义上的正义，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报复观念，声称"为了解放公有制帝国的奴隶""制裁惩罚公有制帝国"，而不惜亿万民众在公有体制的死亡次序中首先死后，而视为"革命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此这般的斗争形成，见诸于西方左派，见诸于六十四日党之类的怪胎民主派，也见诸于列宁斯大林，见诸于希特勒，见诸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见诸于毛主席无视中国人生命的"大气"："那朝那代没饿死过人……饿死一半中国人……"，——>都是信仰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据说怪胎信基督教！

已经离开中国的怪胎们，如果不介意大陆中国的滔天洪水，大概可以加入怪胎海外党的阵营，隔岸观火，如同欣赏好莱坞的灾难大片。但如果您身在大陆无法离开，偏偏还是贱民阶层，对此类怪胎的所谓民主革命论，将作何感想？更何况怪胎民主派鼓吹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私有制民主？很多仍然心念中国民主的人，大多数（仍是未必）知道妖魔化美国日本是不对的，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妖魔化中国领导层，视为"统治者，统治阶级"，既不符合事实，同样也是不对的。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民主的净土也是不对的，那里的左棍多得是！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在美国国会还是民间舆论，把苏联毛帝国捧上天的是美国的左派，极力鼓动对华制裁的也是左派，而且两边几乎都是民主党的。真正的美国右派如弗里德曼为代表，却是主张与华贸易往来，"经济发展了，落后国家的民主状况也会改善的"。后者显然是近三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是美国左派和海外怪胎对华的燥动，这些明明未入美国政策，甚至不是美国舆论的主流，就为大陆中国的极左派别的"仇美，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用之不尽的政治素材。"示形于外实侵于内"，本来就是双边的互动。

基督教固然不是美国政治的基础（美国政治基础是自治和多元化），美国舆论也绝不是人权民主的净土，美国国内舆论的主流仍然是通往奴役之路，但是东方帝国任何持妖魔化美国的言论者，除非改弦更张，否则可以断定，必定是敌视中国国民的左棍，则可以盖棺定论！这种左棍很多都是海归的，不乏教授，但几乎全部都是变色龙！经济学似乎是显学了，他们就一个个变身"经济学家"！仅以新浪热捧的天朝文人而言，名单上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薛涌，司马南，卢麒元，姚树洁，陈思进，张捷，刘军洛，宋鸿兵，……！

这些国内左棍跟海外怪胎配合异常默契。海外怪胎鼓噪制裁中国，但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美国政策；国内左棍就随之鼓噪着妖魔化美国。美国就算对华有遏制，充其量也只是在美国国内市场制定点针对性关税，诸如反倾销法之类。换言之，美国从来没有把国内法，试图推进到中国境内！而国内左棍鼓吹妖魔化，则是建立在"美国已经操纵中国国内法"的假定上！——>如这些左棍说"美国搞垮中国，总是首先在中国国内推行私有化，取缔国企，搞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搞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垄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美国从来没有能够贯彻美国国内法于中国，连阴谋论都算不上，分明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看看左棍的"美国要搞垮中国"的种种"办法"，除了目的在于屠杀于任何争取自由的中国人，要挟中国人不能争取自已的自由，没有任何解释！这些"经济学名义"左棍，要搞的就是文革的大清洗！大屠杀！不但针对私有小民，也针对任何试图推进市场经济和民主进程的领导人，——>这就是薄熙来阴谋集团要做的！——>不妨看看上面列出来的革命左狗，有那个对薄王集团的"打黑"，说过半个"不"字的？典型的示形于外，实侵于内！！

美国最重要的东方盟国是日本

个体是自我维持的预期仍能履行信用义务的利益体；
个体互动的单边决策取决于三个命题的判断或博弈；
有情报根据的称判断；缺乏情报的叫博弈，乌托邦叫信仰/理想；
易位思维预期美国对华决策及逻辑依据；

个体是指自我维持的，预期仍能履行信用义务的利益体。当然也包括依靠镇压组成的帝国政体。在此定义上，从个人到自治团，再到民族和国家等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都有着行为的一致性。由于除个体主义以外（实际上就是唯利是图），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普世价值观，因此无法由某国的政策之是否正义，而作出内政干涉，否则就是干涉者的侵略，并自负后果（无所谓道德）。甚至于有该国民众的呼救，也不成其为干涉的理由，因为既不知呼救的真实性，也不知比例性，更不知会不会是特殊利益团体，贼喊捉贼。

因此除非帝国政体内部出现无法完成镇压的内战，（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都现此情形），否则站在外界的立场，将无法判定该国的政治抵抗能力，从而判定干涉的风险和后果。类似北约打死利比亚的太大的力量差距，没有参考意义，因为后者也会出现在如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让小国无法抵抗这样的情况；如希特勒进攻欧洲小国，难道正义的是希特勒？不能干涉内政的国际惯例，之所以符合唯利是图的利益原则，就因为这种政治上，潜在干涉者需要降低成本不确定性的原因。这种实用主义是意识形态信仰无法理解的。

外界对于个体的判断，不会涉及到该个体"是否正义"，更不会意淫"正义必胜，得道多助"之类；无非就是三个命题；1.该实体是否仍将是有效的实体？里根称苏联是邪恶帝国，就是基于苏联帝国在财政上将无法维持的情报；对于内战中的弱国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无须判断；2.该实体是否对已方构成威胁？这是美国在二战时对德国和日本的判断；（if yes）该威胁是否可以抗拒？3.消灭该实体是否成本可控？（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答案是no）；（if yes）是否有足够利益？（伊拉克战争判断yes）

如果有足够的根据就是判断。由于美国在情报能力上的优势，美国历次战争的决策，基本上基于判断；并有相应的万一判断失败而进展不利时的退出预案。如果情报根据不足就是博弈，完全是哲学主义的观念，常自称为信仰，顶多叫理想，一般称为乌托邦。如果说希特勒对法国局部战争是基于情报，那么对于美英干涉和苏联实力，以及美英援助对苏联实力的改变，就完全基于博弈；并且完全没有考虑退出预案。具体的残暴政策甚至把对斯大林本来是非常不满的（特别如乌克兰）东方人推到斯大林一边，也消除了体面停战的可能性。

以美国决策的历史为例，对比于希特勒或日本军国主义，可以发现美国国际决策，不但基于更大量和更可靠的情报的判断，而且总是有足够的容错空间。这是希特勒和日本军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今天东方天朝鼓噪钓鱼岛战争所不能比拟的，毛主席他人家的信仰理想主义就甭提了。简单地理解，美国的确是科学的决策模式，而毛主席等帝国领袖，是拍脑袋的天才模式，分别对应着"民主法治"和"人治"的社会体制。以此逻辑模式就可以易位思维，站在美国的角度，看看美国决策机构对中华帝国的现实判断和相应的政策预期。

东方帝国尽管经济上开始出现危机，显然是公有体制对资本主义阻碍的综合作用。东方帝国如果抑制一下公有体制的强盗本能，让资本主义因素多发扬一点，安然渡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无论如何东方帝国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实体。该实体可能威胁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和台湾，但对美国本身无威胁，也无力威胁美国最重要的东方盟国日本。该实体可能影响北韩，从而影响另一个重要盟国南韩。消灭该实体的成本现阶段不可预期，（前进政策因此不被考虑），与该实体保持经济和平贸易，有巨利可图。then?！

强盗本能的解药，就是自卫

强盗本能在广义的主流上仍然是好的；
基督教和东方帝国"保护自然"的误区；
强盗本能的解药是个体自治的自卫；自助者，天助！
西方社会的幸运和东方平民的不幸；
公民抱团取暖的自治，保留了唯利是图的善，抑制了强盗本能的恶；

自助者，天助！其中既可能包括强盗本能的前述狭义，即对弱小而无助者的鲸吞，但也广义地混杂了更多的，对无主资源的再利用的人类本善，被称唯利是图。正是后者的对无主资源的自主利用，构成了人类利用资源，试探与大自然更成功的合作模式的"科学探索"。由此意义上而言，强盗本能的主流是好的。甚至于仅对人类而言，强盗本能主流也是好的，如在希腊奴隶社会时期，捡获弃婴是家庭奴隶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是挽救了弃婴的生命。基督教第一批绝对中心教会的核心信徒，就是教会救回的弃婴，也即就是教会的奴隶。

仅仅是从第三方衡量的标准，无法区分一些人与事的"强盗本能"是善的还是恶的。无论是东方帝国皇朝，还是西方如英国的基督教王权，都以"非特许不得越界，非王授不得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默认权益归于集体，由王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民（个人都要归王管，天下大同世界进步）"，以便限定"非法行为"，把民众限定在狭窄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小圈子中，自以为保护了环境，保护了大自然，也就保护了全人类。一直到今天，东方帝国和基督教仍然是如此观念，——>但是固定模式却无法应对资源渐渐短缺的事实！

西方的幸运就是，愚昧无知的基督教传统文化，并不是西方政治的当权派。西方政治的主流，也从基督教特许的王权正义，转移到了万恶的资产阶级手中。这些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公民们，连神圣正义的国王也不要了，竟然把立下无可置疑历史功勋的党（基督教）和国家领导都不要了！搞成现在西方那一套！自私自利搞起了邪恶的共和国！贱民还敢自称叫民主！大逆不道！（1840年教皇敕令）。如果不是教皇连意大利也丢了，说不定天主教徒会把教皇也蹬了。西方学者普通认为，教皇国的丧失，加强了教皇的精神领袖的权威。

东方平民的不幸就是，帝国皇朝仍然是幸运的。臣民仍然是不缺信仰的，教会和国王及他们的经二代，仍然被铭怀着历史无可置疑的功勋，拥有神授正义的枪杆子。帝国臣民连抱团自治的意识也没有！帝国当然也就顺水推舟，顺应民意，天下大同了。怪谁？与之相比，资本主义的公民自治体，则不但拥有自治领域内的完全主权（仅需负与国王的契约（特许权）确定的具体义务，即大宪章及精神），而且随着中世纪王权的退潮，还渐渐拥有任意强盗本能于自然资源的权力（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该转变经美国独立战争得以确认。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不问自取"的神圣权力，即"法律不禁止，就不是违法（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而在实际司法中，由于司法成本的限制，更是进一步放宽为"如无司法诉讼，任何禁法都是放屁！如有司法诉讼，但默认权益归于被告；即疑罪从无，疑证从无"！简单对比中世纪和东方帝国的实在法，即可知道，对于公民个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宽到何等程度，原属"公共的（普天之下归于集体的）"资源，被私有化抢占、私相授受交易于市场，到何等程度！资本主义也就在传统文化指责之贪婪的同时，经济腾飞！

生物具有自然占有可利用资源的本能，并可能对无助弱者进行弱肉强食的鲸吞！但唯利是图是生物生存的本能，是资本主义成功的源泉！强盗本能有邪恶的一部分，但主流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基督教和传统文化指责平民贪婪，剥夺平民自主能力时，也就造就了公有制的人间悲剧。放纵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人权完整性状态和人人平等的程度，却远远超出基督教政治社会和东方帝国等传统文化，原因正是因为公民抱团取暖的自治机制，保留了唯利是图的善，抑制了强盗本能的恶。强盗本能的解药，就是"自卫"！自助者，天助！

个体是强盗本能与自治自卫的天然平衡体

个体是强盗本能与自治自卫的天然平衡体；
个体是强盗本能和自利本能在内部得到平衡的统一体；
个体是在预期时间内具备SelfContain自持能力的利益体；
"基督教普世价值观" 确实是愚昧西方对后进社会的侵略；
"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也是对西方自治个体社会的根本威胁；

个体社会能够抑制强盗本能，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本身就是强盗本能与自利（自卫）本能的平衡体。不考虑自杀倾向（同时也消除了对他人的任何影响的可能）的极端个案，个体的强盗本能，不能通过损害自身利益而自肥，所谓割肉不能补疮，卖血不能强身；自利（自卫）只需要对外。对于第三方就与个体合作的评估期内而言，就社会利益的角度，个体不存在利益分裂的可能性。因此个体的定义又可以因之为"由于有共同的，可以信赖的利益，而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不必考虑内部分裂可能的组织和个人"称为个体。

个体的组织或个人，必定是强盗本能和自利本能已经在内部得到平衡的统一体，该统一的程度，因为沟通成本随着"多边合作"的复杂程度而上升，因此统一的程度将因为多边的程度而下降。这就是沟通和合作的边际成本。无疑，单人个体的统一性是任何合作模式不能比拟的。双人男女稳定合作的家庭，其紧密性也是其他任何亲情友情和家族的合作程度所不能比拟。如此类推，小规模的人群可以更紧密地组织起来，这样才会有了人间的党派结社，也才有所谓"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就是自治权！但是怪胎民主派却竟然首先否定自治！

用系统论的表述方式，个体就是在一段时期内预期具备SelfContain能力的利益体，而不考虑其SelfContain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现状。在国际政治上，则称为"尊重彼此内政"，相对于就是联邦社会的自治权。这是如基督教等误解了"普世价值观"的道德派愚民常犯的错误。他们以为普世价值，是以指定底线（一般是由西方基督教指定的现状，通常还是中世纪的道德文化）的内政方式所维持的自我维持能力。实际上它隐含着西方社会（依据基督教）干涉其他国家自治权的"天赋霸权"，至少意味着西方政治的暴力推进国内法。

暴力推进西方社会（事实上是愚昧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国内法于全世界，实际上是"普世帝国的价值观，如Cathonic"，相当于东方传统的天下主义，也相当于马恩毛"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这些传统文化的目标都是世界大同的专制正义帝国，不是民主自治社会的个体主义－普世价值观，Individualism。考虑到美欧社会本身存在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强大势力，（如北欧模式，如法国社会主义，如福利社会，如美国民主党），西方普世帝国的天下主义，对于西方自治平民社会，同样是危机，甚至是噩耗！这是基督教真正的威胁！

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普世帝国主义，视为东方封建社会的救命仙丹！本身反映了后进如东方帝国社会的分裂，说明"专制暴力构筑的政体，不是稳定的共同体"。所谓民主改革，民主进程的目的，并不是迎纳西方基督教社会（左派）的暴力推进，而是让东方社会从专制下的潜在分裂状态，转变为表述共同利益的公民共同体。由于社会沟通边际的限制和个体强盗本能在公有制社会形成的"公地悲剧"（表现如贵族跑马圈地，贪污腐败等，公值耗散）无法抑制，稳定的公民共同体除了自下而上的自治组建，民主别无他途。

把西方殖民主义的普世帝国观念视为通往民主之路，如果不成功，就将导致东方社会的生灵涂炭，丝毫无益于民主自治社会的建立；如果"成功"，则无异于东方传统帝国入股西方左派，构成了对西方自治团体的压倒优势，整个地球将在更大规模的全球内战中，向全球专制帝国转变，或重新回到了起点。该趋势目前已经通过少数族裔多数化，开始构成了美国政治的失平衡。但总体上也正是由于此种威胁和失平衡，西方左派同样受到西方自治利益的抵制（如茶党），重视从利益上与东方国家实体合作，拒绝意识和政治形态的暴力输出。

埋葬凯恩斯主义，不必从美元开始

美元政策第三次凯恩斯主义的全线出击；
中国日本等出口导向成为美元QE政策的巨大诱因；
将美国政策看作"学术权威"的人，被卖了还替人家数钱；
埋葬凯恩斯主义，不必从美元开始；

昨天美联储QE4了，按美联储定的就业标准，显然这是又一次凯恩斯主义的赌搏。如果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理论是对的，美联储可以通过印钞票买国债（相当于加税）制造美国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印钞票避免美国（因为政府费用过大）随入财政悬崖。言下之意就是再次强调"大政府就是好！"！没什么好争的！美国特殊利益庥团的凯恩斯主义信仰！凯恩斯主义是政治权贵透支国民利益的主义，如果有一天会被埋葬，肯定不会乖乖退出历史舞台。更何况，这一次的凯恩斯主义，还有着东方帝国出口导向赚美元，强烈诱惑美国犯罪。

这一次可能是凯恩斯主义的又一次全面出击，同时狠狠地往东方帝国"出口导向赚美元"的论调上狠抽耳光。你肯低估人民币承受出口导向的通货膨胀，美国就能够印美元，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张五常和他的粉丝的凯恩斯主义的同步理论，可能还会把出口导向的目标，转到欧元，转到日元，甚至转到越南盾上。但是欧元比美元更不印钞票的话，欧洲就不会早美国几年堕入债务危机；如果日元是值得出口导向去赚的，日本不会早就陷入债务危机，债务规模全球第一，比希腊还要多一倍！美国的明天，充其量就是日本的今天！

美国政治和金融利益集团类似的凯恩斯主义大出击，不是第一次了，在六十年代肯尼迪时期开始推动，到尼克松和卡特时期构成了上一轮最剧烈的通货膨胀。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治确实是怪味连连，在原少数裔群的推动下，在通往奴役之路上越走越急。已经渐渐可以出现肯尼迪福特那一时期的现象。再次暴露出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的政治弊端：中央联邦的权力和税收分配，已经太大太重了！民主党毫无疑问在继续推动着这一趋势，令人关注的是，东方帝国的"觉醒派"，同样对美国民主党和奥巴马，寄予了不合常理的过度热情。

更何况马恩毛左还有随机编造虚构情节的特异功能，象全国政府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石军先生，也说"中国的国企还垄断得不够，国进民退就是好！美国经济国企垄断比中国厉害得多"之类。类似的还有"美国股市不是散户市，美国市盈率不高"，"美国公务员坐进食品生产线里，严厉监管食品生产每个环节"，"美国法典如何如何成为美国政府监管的条例""美国严厉管制互联网，比东方帝国维稳还厉害"……，这类"新美国故事"都是可以编的，没什么好争的。东方马恩毛们还声称金融危机后《资本论》在美国大受欢迎呢！

这些政治写手用的就是"细节理性主义"！这种手法也提醒一些自以为到过美国，就掌握了"民主美国"的权威解释的人，反思一下自已那套"细节采样"的法子，是不是只要稍为修改，就可以用于相反目的的宣传/启蒙？？笔者这类个人主义者，可以轻易察觉新美国故事的荒谬之处，但是对资本主义机制并不了解的人，仅仅是崇拜美国的人，是否就会陷入"此派彼派谁有理"的迷惑之中？理解了美国并不是民主的权威，美国舆论不是人权的圣土，基督教文化本身就是诞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沃土，对一些人来说，不是坏事！

因为有中国和日本领头的外汇储备，和金砖各国竞相向美国出口的大肥肉。美国QE4所谓增加就业，大约只是烟雾，白吃白喝吃大肥肉，恐怕才是伯纳克真正的算盘！但是QE4仍然是打在中国凯恩斯主义者脸上的耳光，也让中国国民反思（至少在舆论上）对（外汇管制论（典型象货币战争论）＋"反对人民币升值"）这些买办和政策的放纵。也让中国迷信"凯恩斯主义是西方先进经验"的人知道，什么叫被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美国的市场经济法治环境是应该学的，但通往奴役之路那一套，是不应该学的！

就中国经济学界而言，在确定马克思主义和他们的资本论，跟经济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后，应该考虑，是否也应该埋葬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他们那套"数字经济学"，是不是也是跟经济科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埋葬凯恩斯主义，不必从美元开始！如果美元领先埋葬凯恩斯主义，出口导向反而有了点道理。埋葬凯恩斯主义，从自已开始，深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自已开始！如果中华民族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真的按经济科学的规律办事，中华腾飞就水到渠成了，真真正正对人类知识有贡献的中国模式就出现了。

强盗本能人人都有，作恶的能力有客观限制

强盗本能人人都有，作恶的能力有客观限制；
基督教和荀子的"英明"和荒唐的解决方案；
境外有强盗，境内高高在上的，更是强盗中的强盗；
"从上而下，顶层设计"抑制强盗本能是普遍的失败方式；

基督教的原罪论，类似于荀子的"人性本恶"，理据就是"强盗本能"。但是强盗本能付诸为强盗行径，是有客观条件的。基督教和荀子的解决方案也类似：用皇帝管起坏人的"本恶"！至于怎么再管起皇帝，荀子和基督教的解决方案也近似：老天爷（上帝）会收拾坏皇帝的，老百姓就别操心了。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荀子写完博文拍拍屁股，就把反腐倡廉的监管工作，交给老天爷了。罗马基督教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新教基督徒号称"圣经各凭解释"，但对于"信徒代表了上帝（对异教徒而言）"，就与天主教持有共识。

解决方案的荒唐也就让基督教和荀子所谓"人性本恶"失去了意义。对于最能作恶的权贵和皇帝的强盗本能放纵之，仅仅要求强盗头子要有信仰，信上帝，讲道德……等同于助纣为虐，如同股神之欺骗股民。但是从基督教对应强盗本能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看到"家庭是个体的庇护所"的影子，这是基督教最为异于荀子世界观的地方（不考虑上帝因素的话）。因为基督教很可能继承自犹太教会和伊庇鸠鲁的教会组织，一直把教会视为信徒的大家庭，并一度在内部采纳了区域教会为界的分治民主，从而让基督教成为近代化的政党组织。

基督教能够最终政治入主罗马，也说明了基督教"大家庭"对于松散个体甚至小贵族的强盗本能，是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作用的。一直到基督教成为欧洲政治主流，"世界一统，天下大同"以后，基督教放纵领导人的强盗本能的弱点，才暴露无遗。问题就在于，体制大家庭以外的强盗是强盗，体制内部的强盗同样是强盗，而体制以外的异族异端异教，绝大部分也不是强盗，外部强盗的比例，并不比内部的强盗更多！基督教所谓大家庭，也就只不过成为乱世中互助合作的，同样可能奉行强盗行径的群体之一，无非是枪杆子夺得了政权！

"社会大家庭""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党（宗教，教会）的大家庭"……，林林总总都不能回避同样的困难，那就是一盖大被可以掩盖矛盾，但不能解决内部矛盾；无论奉行侵略扩张也罢，反侵略也罢，"有犯强犯者，虽远必诛"的钓鱼岛战争也罢，相当于动手掐死几只体外的臭虫，常常殃及更多的无辜！但不能解决体内的寄生虫！因此所谓"大家庭"总是千篇一律地变成弱肉强食的强盗组织的优胜劣败，就算象基督教或者罗马帝国，或者秦帝国那样天下一同，只不过也让内部的强盗行径，更不可抑制地一统天下，而已！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瓦解，个体主义原则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而复苏，资本主义渐渐成为西方主流，抑制了内部的强盗行径的同时，也遭受到基督教内部强盗和牛二越来越一致的谴责和攻击。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并没有改变西方基督教社会对外咄咄迫人的强盗本能，反而因为资本主义带来实力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抗拒。这就是近代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成因。一直到欧洲在自相残杀中衰落，美联邦在唯利是图中兴起，整个世界进程才有所改变。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围剿也意味着新的宗教战争的酝酿，直到极权帝国战争的到来。

基督教不是唯一尝试用"上层设计，居高临下"抑制强盗本性的传统文化；共同之处就是无一成功！原因一就是上层设计的专制统治，既无法消除内部的寄生虫，更因为其压倒一切的中央集权，社会民众却因为不当的授权体制，而无法抑制伟大领袖和他的接班人成为最大的寄生虫！二因为世界各地古老文化中的公有制民主的传统，所假定"一人一票普选"限制皇帝同志的强盗本能；不可能克服大型群体的沟通边际，群体越大则利益分歧越大，达成共识越困难；反之则越能控制领导人。从个体推进的自治，就是此客观规律的限制。

人是合作型的生物，合作是自主的合作，而不是强制的奴役

进化论研究古今生物种类；
社会进化论研究生物合作形态；
社会进化论涵盖整个生物历史；
科学的帝国，经济学的帝国，社会进化论的帝国！

社会进化论是建立在个体利益的选择边际所形成的逻辑预期，从利益最优化的角度，研究个体之间的合作的可能性，并与客观进化轨迹相匹配，从而校验出最优化的合作关系及其适用条件的科学。进化论是根据化石证据，确定古生物和现生物的分类和亲缘关系（即进化历程和现在的亲缘）的科学。前者研究"合作关系"，后者研究"个体种类"，前者依托于后者的实证，这是两者的区别与关联之处。由于生物的合作远自生物的出现之始，（不存在只有一种生物的时代），因此社会进化论可以远涉到生物形成之初。

人类可能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特珠属性，——>注意不是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而是（对象的）属性，也不是特殊性（基督教称）。人类无论多么特殊，都只是人类种类和个体中的属性中的"特"，反应的就是"个体"存在的，识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称的"特性与共性"并不能反映对象逻辑关系。基督教则把"特殊属性"偷换为"特殊性"，这样就有了特选子民，欧洲中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无产阶级之类的正义暴力和被正义的强盗追杀的异教异端异族的。此类行为恰恰就是进化论中的强盗本能。

作为科学的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必定存在未知的领域，但不允许无视客观事实的哲学诡辩。人类必定具有作为生物的特性，也必定具有循生物分类而继承的父系的生物特性，（如人类所承继的动物界，脊椎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仅存），智人属（仅存），人种（黄白黑，混血）），因此人类的任何行为特征，可以作为人类的特点，但不可能否定父系生物的共性，而必定包含之。人类社会既然是生物社会的衍生形态，也必定包含有生物基本合作的种种形式。对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否定，无非是对客观事实的拒绝，毫无意义。

因此人类社会的任何行为的科学解释，必定是先验的；如果不能服从个体价值观的预期，就必定是受到不正常的干扰，不是本身的逻辑是错误的（研究者自身知识缺陷的干扰），不是现实特权利益集团的干扰。任何不符合社会进化论成本效益原理的"社会哲学"，都必定是伪科学。社会进化论的客观规律，必须是任何社会类科学的"父系共性"，不同的社会学科必须包容其客观规律，仅仅分别专注于本身学科的专业领域。以此为标准，可以马上淘汰99%以上的现存学科。因此公害卫道称之为"科学的帝国"，"经济学的帝国"。

人，性本私！个体的最终效益，总是反映到后代的成功繁衍，人性本私的结果是家庭的诞生。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单元，如果社会进化论不能解释家庭行为，则一切社会结论都可以经由家庭的特殊性而被推翻。反义逻辑实际上广泛出现于公有制帝国公知的卫道之中，诸如"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就是以家庭集团的特殊性，掩盖了个体的独立和社会效益（综合实力）增长损益规律的常见理由。当公有制传统文化，与人权个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两者观念出现了水火不容的冲突时，对性合作和家庭关系的阐明，是避免无谓争论的唯一办法。

人是合作型的生物，合作是自主的合作，而不是强制的奴役。虽然奴役可以视为特殊的合作形式，但显然不含"自愿，自主"的关键属性。人类保护自已的主要方式，主要也不是拼牙拼爪拼肌肉的动物手段，而是通过彼此互利的合作，构成第三方侵略者不能抗衡的同盟。这点对于弱小的妇孺借由家庭的保护，显得特别明显。资本主义的法治，就是人类合作借以拒绝内外侵略者的高级合作形式。家庭是个人最后的庇护所，自治是家庭的栖身地。对抗侵略者强盗本能的武器，就是个体合作的坚强反击！这就是强盗本能被抑制的真正原因。

人性本私亦本恶之强盗本能

人性本私亦本恶之强盗本能；
便宜强盗做不成，才会讨价还价谈合作；
人类具有更深远的洞察资源短缺的逻辑能力；
公有制没有抑制先进阶级和牛二阶级强盗本能的机制；

从进化论的角度，人性之初到底是倾向于自动合作，还是倾向于强盗本能呢？无论是从人类社会的犯罪，公有制传统的顽固，还是从大自然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行为来观察，结论似乎是无疑的，如果没有对强盗行径的惩罚，如果不是客观环境强烈地显示合作的利益，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会倾向于首先选择强盗本能。实在做不成便宜强盗，才会老老实实跟别人讨价还价谈合作。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受惩罚和报复的威胁，又不用考虑可持续性的话，强盗行径的成本接近于零，互助合作倒是要付出必须让对方满意的合作代价。

对于食腐习性如雄狮夺食，或者说食肉动物的猎杀猎物，或者是食草动物如兔子啃草，在丰富的大自然供应面前，只要尽力杀食觅食即可，而不用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即使如澳大利亚的兔子，由于缺乏天敌之故，燎原成灾导致荒漠化，那也是其他动物的灾难，兔子仍然成亿地繁殖。因此大自然生物界之中，动物的行为首先倾向强盗行径，大概不是人类特有的本能。人类之所以表现出更大的自主的合作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不是野生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供应不能再说是无限的，人类也无法承受短缺的代价。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强盗掠夺本性的相同，而在于彼此自主合作的能力。或曰蚂蚁和狼群之类也有互相合作，然也！但是蚂蚁不是自主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是基于基因的相同，并且几亿年没有改变。人类的社会性合作，倒也确实是从狼群猴群的合作（类似于父权的奴隶制大家庭）发展而来，但是狼群的合作模式同样是几千万年不变，甚至于连狗重新野化为野狗后，群体模式仍没有改变；而人类的合作模式，几乎是代代变化。以资本主义革命为例，与公有制相比，翻天覆地的变化，无非是几百年历史，动物群体实不可相比。

尽管人比动物显示出更为复杂的，不可替代的合作能力，但是仅仅是因为有合作的必要，因为别人有说不的权力和能力。聪明一点的，就是因为发现大自然的资源，是短缺的，不可能经受任何固定模式的长期消耗，更经不起任何"生产创造价值的大跃进"的浪费；因此而开放了对社会下层人权的压制，也就开放了所有社会成员自行善用私用资源，也能根据社会短缺的资源，发现可用的替代产品，如美国正在出现的生物能源和油页岩资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后，自然资源短缺，不足以长期维持固定社会模式的难题。

继承自生物利已本能的人性，必定具备生物利已的"我的利益在那里"的本能，但也继承了生物倾向于偷哄拐骗的本能，如果不受到他人说"不"的拒绝的权力的限制，不能受到他人一人一枪之类的强行抵制，身为不受约束的伟大领袖或者先进阶级，恐怕很难抵御自已"宁愿做强盗，不愿做买卖"的动物天性，可能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人性本恶"。公有制帝国之政治习俗就是缷去了老百姓拒绝暴政的能力，还阉割了民众说不的本能，以致于甚至是"点名道姓"指出如股神确实自主DID的事实言行，也被视为对股神"攻击"。

公有制帝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做好事或者自助逐利是后果自负，但是做坏事，特别是讨好领导阶级的坏事，是不用负责任的。甚至连一些利益天天被伤害，大脑也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的人科动物，指出他们曾经DID的言行，居然也以为仅仅向其他民众，指出是谁曾经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象龚方雄这类曾经妖魔化了散户的股神，让他们对自已的言行负责，也被认为不合适的，大概是指有伤和谐之类。可见在公有制文化中，强盗言行甚至连名誉损失，也是低风险的。如果连受害者也认为这是高尚的公德，那么转变为资本主义，将会很困难。

扩张国内法有效覆盖的高效益途径是国际平等合作

民主社会法治的内外一致性，国际法与国际条约与国内司法环境等价；
民主社会的地区自治，联邦，与全球和平联盟，可以无缝过渡；
扩张国内法有效覆盖的高效益途径是国际平等合作；
社会进化论淘汰了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这些弱者的扩张暴政；

如果认为社会进化论已经以其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淘汰掉如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这些军事手段扩张暴政的弱者，那么可以认为，国家利益应在人权和自治的基础上平等合作；在一国（或自治地区，如美国的州）的本地法的推进，对涉嫌犯罪的人士的跨境追捕，更适合通过和平合作的条约保证。这样就把对犯罪者，以首先违毁其公民宪约的条件下，还原为公民共同体与外邦人的利益冲突的模式后；对于司法管辖范围以外的利益冲突者，还原为如何通过国际条约（国际法），低成本高效益地扩张本国国内法中合理内容的越境覆盖。

这样就把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完全等价了，——>法律的本来面目，难道不就是条约吗？在国内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联邦）的条约；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助合作的条约，不就是国际法吗？但是，这是在人权、自治、平等的个体社会才能理解的概念。在公有制帝国的观念之中，法律是"皇帝，党，国……"等权威，居高临下制定的，以暴力强制民众执行的，用"严刑峻法，乱世重典"强调的，——>而且永远都是乱世！在这种法家暴政熏陶下的"法律常识"，条约之构成国际法，也要特别强调了。

另一方面也把民主国家的国内执法的模式，与国家与国家之间依国际法，互相合作的跨境执法模式，两者之间完全等价了。因为民主国家必定是联邦制；地区与地区之间必定是互相自治的，彼此是有地区差距的，彼此是有地方习惯法的不同的，否则就不叫自治了！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在东方帝国式的天下大同社会中完全缺失的法学概念，"司法管辖权"。该概念的缺失可以李庄案中，重庆用一个假案件，把上海主管地的案件，非法合并到重庆法院管辖看出来。象重庆薄王主政时期的"法治行径"，在民主意义上，本身就是程序非法。

由此可见，个体主义社会，通过对彼此社区自治权的尊重，联邦内部的自治地区之间，联邦外国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是无缝的，可以和平过渡的，同时无论是否"统一"，又是可亲密合作的。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联邦体内加盟地区，既没有很大的必要"独立"，就算是独立前后，或者说留在联邦内或者独立到联邦外，地区之间的合作模式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如果不是碰上如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疯子，根本不会因为地区之间的"独立，分裂"而爆发内战，也不会如林肯的粉丝所称，如果不强权征服南方，就没有强大的美国。

正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因此国内法跨境覆盖，就只能覆盖合作国家认可的部分，如果不是彼此完全相同的（如杀人等严重刑事犯罪），就是彼此条约协定的（如非法洗钱），而不可能在别人的境内，完全贯彻自已国家的法律，如天朝要求在美国通缉反共人士。反之，当跨境国家认为对方的国内法与自已的价值观是冲突时，还可以对"对方眼中的罪犯"，提供庇护和避难，不过需要自已有庇护的能力。塔利班对拉登的庇护，就是根据伊斯兰的庇护传统（相当于罗马的客民传统），但实力不及美国，拉登犯的案子又太大了。

通过国际法只能扩展国内法的部分内容，虽然是意识形态价值观重合的内容越多，则国内法的扩张覆盖就越彻底，（基督教的迷信者，在这一层犯了极大的错误！），但毕竟比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牛逼霸权主义，还是不爽得太多了，——>假如扩张和司法没有成本的话！否则，既然在帝国一统的国内，也仍然有黑社会，政府就算搞法西斯，也无非把黑社会转移到政府内部，改称为腐败（当然，也就可以认为没有黑社会了），那么在国际合作中，只能通过国际法贯彻部分国内法条款，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

中国目前需要具有最基础宪约的市民共同体

民主进程千万不要走到"宪改，政改"的邪路上；
帝国之皇宪绝然不同于公民共同体的基础契约；
除非明确公民个体/自治后的共约，否则任何"（宪，政）改（革）"都没有意义；
中国不是缺少改革，中国缺少"能够宪约的市民公共体"；

公民社会的"犯罪者"，相当于被认定为违反了自已加入（或同意）共同体时的最基本约定（宪约），因此失去了据宪约参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的资格，此即"失去政治权利"（而不是被剥夺）；如果处于共同体司法管辖范围内，其违法行为将被依法惩处。这样就把对共体同成员的犯罪惩罚，还原为对外邦人（包括无国籍人）的惩罚模式。这样就反映出公民社会与帝国社会的根本区别，即公民社会是个体共同根据宪约参与的共同体，帝国则是居高临下征服了"无公民权贱民"的威权组织。后者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巴达统治下的黑劳士。

在一个统一大同的天下帝国之中，"宪"被视为最高级的权威。不要说在帝国保守人士的理解中，宪相当于社稷的权威，即所谓"公信力，人民有信仰"；甚至在很多觉醒派的理解中，"宪"也是只不过是圈住统治者的笼子，仍然是最高权力，但行权者、能力和行权对象都是虚无的。这就是民粹！在个体社会中，"宪"被视为最基础（原始）的契约。民主社会的宪约，是每一个公众个体共同接受的最基本的契约，在契约以外的责任不被接受，如"均贫富，重新分配私有财产"之类。宪约被打破，则衍生义务自然不存在。

因此民主社会的宪（最原始契约）与天下帝国的最高权威（也叫宪）是完全不同的。民主社会的宪是公共体个体成员彼此间的双边契约；而天下帝国的宪，就象代表信徒向上帝负责的罗马教廷一样，公民是一个个地与这个代表体签约，该代表体则代表了一个虚无的，实际上必定被僭越的（即被代表的）"国家"。这样领导，元首，领袖，先进性，党之类，就成了公民向共同体约定的代理人，并居同临下（所谓小我服从大我），让公民向其个人（或党派）效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专制政权的政治模式，不会因为叫宪就有所改变。

在没有明确个体价值观以前的所谓"宪法"，只不过是类似于罗马教廷的教义修改的一次次决议，跟民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宪改，只不过是某种教义变更，东方帝国称之为理论创新！当然也是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以罗马天主教为例，两千年来已经有了几千个决议，都是历任基督教总书记的反反复复的理论创新；而已！至于说官僚体制的上上下下，所谓的维新，变法之类，几千来的任何一个官僚帝国，都少不了这种部门利益的狗咬狗。如此的宪改，政改，改革之类，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折腾，跟公民社会的宪没有关系。

笔者一直坚决反对政改，宪改之类，并且警告真心改革的统治者，千万不要走到"宪改，政改"的邪路上；而且笔者比当权者，更为警惕目前的革命派，民主派和他们的"宪改，政改"要求。因为在没有明确个体自治的基础以前，所谓的宪改政改，只不过统治阶级的折腾，甚至只是幻想成为统治阶级的野心家的折腾，这些人又叫是把这种折腾，自称为"向弱者倾斜（显然他们自问是权力强者，却不肯放弃权力，并且追逐权力！），爱国，振兴祖国"之类。而在一个连最起码的城市自治也没有的中国，所谓民主宪约，显然还谈不上。

中国目前需要具有最基础宪约的市民共同体。欧洲最早的市民公共体是建立向国王（国家）效忠的自治市，以取代向采邑贵族效忠的农奴庄园。从国王管理社会的角度看，类似于现代大型企业的ERP改革，压缩了中间管理层成本。因此从自治市入手建立的市民共同体，同时达到了几个目的：第一巩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贵族分裂祖国的能力），第二培养了市民阶层和共同体；第三实现了与传统帝国的无缝的平稳过渡即"渐进"，第四因为自治经济的发展而走出了经济危机。缺失了这些宪法最起码的社会基础，宪改不是折腾，就是空谈！

古希腊文化超出了所有古文明

中国文化缺乏"国际常识"；
古希腊文化超出了所有古文明；
文艺复兴！我们都是希腊人！
希腊时代的城邦际习惯法，接近今天的国际法；

在一个有着国际平等关系的社会中，当确定公民犯罪，相当于自行脱离公共同宪约时，公共约束之法治与多数人暴政之关的关系，就已经在法学逻辑上澄清了彼此的耦合。因为"外邦人犯罪免责"是天然不成立的，否则就不叫主权独立，但是"外交司法豁免权"又是因为彼此外交条约约成的国际法，是现代国际关系法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东方帝国"普天之下主义"的传统文化，常识性的错误甚至被今天的教科书当成爱国主义精神加以宣扬，因此不得不再深入澄清，也不得不让国民再看看中华传统文化，愚昧落后到何等程度！

中国传统上倒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美德，——>仅仅是美德！由于兵不厌诈是雄才大略，忠君爱国是更高尚的美德，因此也就有了"斩使以示威"的壮举。既可见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也可见于南宋各路爱国将领，把一批批元朝南派议和的使者截杀，以阻止宋朝议和的爱国行动；——>他们确实成功了！南宋真的灭亡了！甚至可以在《火烧圆明园》的电影里就有僧格里泌客串摔跤运动员，把英国本来是亲华主和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摔个半死的情节，但省去透露把英国使团关进黑屋子弄死若干。可见义和团在东方帝国是有传统的。

读者可能注意到笔者用的是"外邦人"而不是"外国人，洋人"。那是因为，第一国际法学不是煽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第二东方传统文化出于帝国大同的腐朽观念，总是以为"国家内的自治权"与"国际交的主权"不同，为了反对户籍制度，这种陈腐的观念也是绝大部分国产基督教的主张；实际含义就是否定国民自治权，或者说"国家已经征服了国内贱民，洋人是征服不了的，所以截然不同！"——>yes！清朝以来的内残外忍，就是这样来的！第三，是因为外交法学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与外邦关系。

希腊是最早的，能够用语言精确表述诸如"公民权""财产权""特定财产权（奴隶的财产）""自由权liberty"等等法学概念的文明，这是其他任何古文化所未能做到的，也是希腊为罗马，为欧洲的法学，最终也为全人类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在此意义上说，古希腊的的确确是比如古埃及，两河文明，阿拉伯，古印度，中国等等传统文明更高级的文化。可以对比，尽管汉语是道德感情极其丰富的语言，但是如果不是辅助以西方传入的特定的标点符号，连"民主"也可以被拆字理论成"人民当家做主"，马上就成了民粹的多数人暴政。

如果说罗马法学是古希腊法学萌芽的再发展，那么尽管欧洲基督教的教会法，继承了罗马法学的主要形式，但是可能是由于圣经神学辩证法的干扰，欧洲中世纪在法学概念上实际上是退步了，倒退了与阿拉伯法同样的道德法的人治水平。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不是一个领先的文明，那怕不能说它是落后的，是客观可见的事实。因此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欧洲人把资本主义启蒙的年代，称之为"（对希腊文化的）文艺复兴"。为什么拜伦会满怀激情地宣称"我们都是希腊人"！的确，从民主法治的起源上看，"我们都是希腊人"！

古希腊有着接近于今天国际法的邦际习惯法，从国际仲裁等方面，有效性甚至比今天的联合国调停还要权威。当然是得益于希腊城邦时代的"诸邦林立"，按东方帝国的教科书洗脑，希腊人一定如同今天的地球世界各国一样"民不聊生"，否则何来东方帝国皇军一统的"天下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民"就是历史进步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关键只在于皇军是否强大得多"有违皇帝面子者，虽远必诛"，——>这在民主社会的法学中，称为司法管辖权的执法边际；但天下帝国是不需要顾及国际社会反应，因为早就没有国际了。

社会保障本质上就是“政府全面分红”

分红是中世纪贵族"封建"的目的，
投机是分红的替代，积蓄的运用；
社会保障本质上就是"政府全面分红"；
是否让所有人坐下来，等政府分红？

对于能够象中世纪贵族那样能够吃着某种采邑或者农奴庄园的年产，或者享有贵族年金，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分红"，这些人都会厌恶"投机"。此种所谓投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投资，通过抵押自已的积蓄，承受损失的风险，从而换取与"分红"相当的收益。可见投资实际上是分红的替代物，是积蓄和求生的本身。积蓄只是也只是对于没有分红的小民，或者分红已经不可靠的没落贵族而言才有必要，对于享受有稳定的分红的贵族，积蓄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也产生了"向弱者倾斜，均贫富（无积蓄）"的贵族道德要求。

如果积蓄包括预期可得的年金收入，预计以支撑自已预期生命中的主要开销，也不会有人会把积蓄用于投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所谓"流动性偏好"的假定，目的就是用印钞票，剥夺国民的积蓄，强制这些人把积蓄用于必定亏损的投资，（看看今天中国股民的处境），而宁愿由国家通过印钞票的社会保障，——>即向所有人发年金"分红"，代替了个人和家庭积蓄的本来作用。通过这种办法，凯恩斯主义认为，既实现了"拉动GDP"，又实现了均贫富，还人人平等！这就是看得见的手。但是东方帝国青出于蓝，社会性保障其实是没有的！

东方帝国不能向全社会实现社会保障，也不是帝国领导人不爱护人民，而是东方帝国太大了，社会保障只能一步步来，因此总是首先从中央领导的特供做起，然后是党员干部的先保起来，再是国企代替纳税人这些倒霉的股东，直接接受国企的分红，……，这样就重新回到了中世纪贵族阶层的分红！只不过负担更大了，更广泛了，更不具可持续性了。钱还没有分到体制外的小市民，分红就已经不够了分！如果印钞票，那么给上述领导和革命同志的特供就不能再用钞票作价，只能象毛主席在大跃进那样，逐样物资凭票配给！实物分红！

但是在体制外的小市民和农民又怎么办呢？大跃进时，毛主席为了稳住城市这20%更关键的居民，把配给制度扩大到城镇户口，相应地农民就更没法子办。结果除了赤贫以外，在大饥荒时还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印钞票等于透支直到废弃货币的本身！结果当然就是实物配给代替市场经济。如果不扩展配给到体制外城镇户口，就意味着饿死全部小市民，农民也同样不会少死几个。可见毛主席有功劳的！如果不印钞票，那么连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进党的社会保障也包不起来，当然不可能顾及小市民，更不可能覆盖农民。

可能是为了避免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小市民攀比体制内，从政府和国企分红的特权阶级的待遇闹腾，就有了"剥夺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显然不影响从国企和政府中分红的特权工人和公务员及离退休老革命）的妙计。大意是，农民更穷的也没有社会保障，小市民是不应该有保障的。换言之，如果不是毛左特权工人或者从政府分红的公务员，小市民不可能指望得到社会保障，而农民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可供提资的积蓄！当然这是实体经济学就市场经济理论所作的，自以为科学的先验结论；如同马克思主义同样有自以为科学的先进信仰。

如果小市民能够从政府分红的话，谁鸟耐烦搞什么投资？投机？逐利？那么是否所有人都坐下来，等政府分红？其可得乎？但是任何积蓄，本身固然被凯恩斯主义这类的滥印所稀释，而且必定稀释到总体上，所有不能从政府得到分红的小贱民（包括富农分子在内）的积蓄，都无法养老的程度；更不要说育儿了，而天朝帝国之先进，就连古老的养儿防老的功能，也给革命有预见地阉割了！在可预期的积蓄无效，现实性地无望（无资格）领导革命贵族阶层的分红，除了"投机逐利"，直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还有什么办法呢？

美国护照全球免签 相反社会主义都是穷得丁当响

民主约法与卢梭公共强制的根本区别和不同表现；

"私有制＝自治＝自由迁移＝户籍制度"就是民主得以凝聚的社会规律，即国民主权原理。国民主权原理在"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共同原则下解答了"个体的自由将伤害（公共的，他人的）权力"，也就与"极端个人主义"（常称为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卢梭的公共强制（极权理论）划清了界线，也解答了基督教马恩毛孔儒等对民主社会和个体主义的妖魔化，如"个人主义者不接受任何约束，不接受任何责任，不接受任何政府，……"，——>只要个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婚姻、恋爱、家庭！这些指责和怀疑就不攻自破。

民主社会"民众约法"形成的公共强制（习惯法），与卢梭的公共强制理论衍生的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约法是按私有制的国民主权原理，以私有利益作衡量（象赌博，吸毒，卖淫是否对自已/本地有益），按国民主权原理的逐级授权形成的自律为核心的约法（每个公民自律，每个地区自治执法）；而后者则是以无法验证的"公共利益，公德，信仰，社会利益，集体主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etc!"作为公共强制于个体的理由，并且不允许自治执法，强调权力归于中央的集中强制，即中央集权。

民主社会"民众约法"的习惯法与卢梭的公共强制的重大区别，还在于前者一般允许公民用脚投票，离开"强制地区"，象美国允许公民放弃国籍，而朝鲜就要求中国遣返"叛逃贱民"。朝鲜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奴隶社会时期，也包括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对逃奴的追捕，以及要求北方（类似中国今天的位置）追捕和遣返逃奴。正如当年南方对北方的要求，激化了北方民众对南方的反感，大大有利于激进共和党（信仰一般是极端的清教徒，政治意识形态是废奴主义）推进的南北战争挑衅。

同样是用脚投票，民主社会的"叛逃"如法国富人逃到英国避税，也比逃离朝鲜地狱的长征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原因是客观的进化论的结果：民主社会一般比较富裕，逃跑的一般也是最富裕的人，至少在穷国里不致于显得是穷人。这些逃民可以轻易在全球后进社会落脚，甚至被奉为贵宾。象美国护照可以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免签证。相反社会主义都是穷得丁当响的，（当然也可以争议斯大林主义的富人都特爱国，逃的都是最穷的），这些人不要说签证，各国都象拦瘟神一样在边境拦住这些难民。对不起，这就是准入性的户籍制度！

民主社会的民众/地区对于公共强制"用脚投票"之相对容易，不但表现在人所共见的如美国和朝鲜浪子的贫富和他方待遇的悬殊，也反映在民主社会对于少数地区拒绝接受公共强制时，允许在自治的条件下保留特殊的地方法。该民主制度的某些内容复制到中国，就被称为一国两制。如美国允许某些州保留合法卖淫，另一些州可以开赌场，有些州自种自用某些毒品合法，……。所谓自治的意思，重要之处不仅仅在于"（联邦）允许地方保留特色法"，而在于"保留地方法的地方，有义务不主动输出在其他地方被公共强制的内容"。

明白联邦社会该自治原则与公共约法的强制性的协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允许有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但并不等于说美国不承认那是美国领土；也同样可以理解，西方为什么指责毛主义和伊朗"输出意识形态（如世界革命）"。西方可以尊重东方愚昧国家保留共产主义的习惯法，但如果主动输出，策动民主约法下的非法颠覆，就是非法的国际行为。此游戏规则显然对于极权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极权社会可以自由策反民主社会的公民（一般无效），但极权压迫下的贱民，甚至可能被最基本的人性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