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众是中国自然转型的天敌

自然秩序的转型，与"由下而上的革命"后"由上而下"的转轨的不同；
自然秩序的转型，是困境中的统治者抓住新生既得利益集团的救命稻草；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劫小民，用牛二，保权贵，闹革命"的反动要素是愚贱暴民；
传统公有制的革命群众越狂热，自然转型越是不可能，统治阶级越是可能"祸水引向民"；

 

必须理解自然秩序，才能理解"由下而上"达成自然秩序的的自然变迁（转型），与同样被革命派描述为"由下而上"革命（建构主义转轨）的根本不同。按哈耶克的解释，转型是指基层个体与公有制传统习惯法广泛冲突的"违法、犯罪、腐败"后，形成了既成事实的成功后（如国有资产终于流失了，重新变成了民脂民膏），形成了新的实在法（潜规则），被统治者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改革）确认为习惯法，完成了社会制度的自发的转型。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的真正轨迹，笔者称之为"下而上与上而下的双向寻的"。

从次序上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转型在"由下而上"渗透"修正"传统习惯法的"恶法"的时侯，就已经培养了相应的维护新法的既得利益集体，并且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可持续的，不依靠中央赋予的特权；但是忌惮中央权力的"纠正，再分配"之类。而中央权力固然挟传统文化的专制威力，当彼时也处于财政短缺的困难状态，（否则不会允许基层试探的转型），但同时也因为公有社会面临的短缺压力，（否则不会有财政短缺），和民众困顿之间震惊于"传统习惯被打破"，两者就出现了转型与阻力的博弈。

由此可见，中央权力关注的是（特别是）财政短缺的压力，而远非涉及困顿民众关注的"民生短缺的压力"（财政已经短缺，怎么可能再扩大去顾及"民生，保障"？），如果还有什么更关心的，就是民众不要借什么题目造反！前者的关注，与利益集团试错的"自下而上否定恶法"的"违法犯罪"（常常被混同于"腐败"，同称为"堕落"）利益一致。基层的"乱中求生"，只需要中央少点监管，多点宽容；同时又可以增加中央的税基，缓和甚至真的解决了中央财政的短缺。而基层民众关注的是"监管""复古""革命"。

因此，当基层民众还没有意识到"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政策松动，对自已所意味着的利益的话；（典型如国企特权工人，咬牙切齿声称："如果纳税人不继续补贴国企，让国企特权工人怎么活"）；这些苏杭现象特供链中的既得的和既望的，传统公有制的卫道士就将是自然秩序转型中的天敌，所谓的"监管小民的目光是雪亮"的革命群众。革命群众是自然转型的天敌，这些牛二既是无权无势的自食其力的私有小民的天敌，同样也是极权意志不坚定的"统治者"的天敌。革命群众越狂热，自然转型的阻力越大，自然转型越困难。

可见《旧制度和大革命》与专制帝国皇朝"劫小民，用牛二，保权贵"的九字真言，两者之间的原因和关键因素都是一样的，都是牛二革命群众对自然转型的下意识抵制。当革命群众足够强大时，大革命的前奏就是统治者的"祸水民引"的"劫小民，用牛二，保权贵"；否则就轮到了统治者自已被牛二群众"大革命"，典型如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蒋介石。但是当"劫小民，用牛二，保权贵"付之阙如，小私民众已经彻底凋零时，崩溃的社会经济，甚至再也不能抚慰牛二小得可怜的胃口，大革命终归轮到统治者的头上；如明朝。

如果"自下而上"的自然转型，能够克服革命群众的传统阻力，既定成果得到统治者"立宪，宪政"承认，确定为新习惯法的话，自然秩序转型也就完成了。但是如果革命群众的威力犹存，就会出现"拨乱反正"的反动复古，今天表现为"国进民退"。退一万步来说，就算革命的本意是为了"从上而下的，向自然秩序的转轨"，革命的步骤都是两步：第一步是与自然秩序进程截然相反的同，不得不经过"劫小民，用牛二，为了革命"的中央集权，第二步才是再重新开始"从上而下的转轨"。此路历史案例，目前为止，全部通往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