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造谣可以入罪，还有谁能无辜？

惩罚造谣从来不是司法行为， 造谣无法"法办"，归属"中止人身保护令"；
"中止人身保护令"从来不是针对罪犯，永远针对无辜；
"中止人身保护令"驳斥了"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
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在"中止人身保护令"上的区别，及压迫性社会；

 

如果从个体价值观的角度，可以很容易理解，由于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表达和再理解，都是有出入的。如果理解的主权不是自已的绝对权力，必须寻求"别人的绝对同意才能无辜"，即"造谣罪"如果成立的话，将用得着尤里安的名言："如果造谣可以入罪，还有谁能无辜？"。社会主义信仰者，当然可以说"个体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但是个体意识主权不可让渡，知识阻尼原理是客观事实，也将意味着，那怕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谣言入罪"也足以让所有人处于随时被入罪，永远不得不摇尾乞怜的原罪之中。

笔者并非说，一个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视角，不可以对政府眼中的"谣言源"采取政治措施。笔者强调的是"谣言无法法办"。谣言不可能遵从司法渠道，按刑罪诉讼的方式办理，更遑论"法治，公平"。当一个政府将谣言视为假想敌时，它所采取的严打措施，法学上称为"暂停人身保护令"，常用于（如战争，政变，巨大突发性灾害的恐慌时期）防止公众骚乱。中止人身保护令，是否最终达到处决甚至灭族的惩办措施，取决于该政府的人道主义水平，但"中止人身保护令"的本意，就是"行政手段实现低人权"之意。
ps1:美国也有中止人身保护令，但需经议会授权，并且限期失效；如恐怖战争的电讯监听；
"中止人身保护令"不是对罪犯的惩罚，永远记住这一点！被（有限）"中止人身保护令"的对象是无辜的人，也可能是敌对国的侨民（假如有必要），其行政措施是从"国家主权利益角度认为的必要性"取得合法性，而不是被限制（人身权利）者犯了什么法，这与犯罪被惩罚完全不同。对于被中止人身保护令的人员来说，他们陷入被压迫的处境，并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完全是被迫的；而犯罪则是犯罪人员已经完成的犯罪选择，因为他们生在这个社会的传统习惯环境之中，法律已经假定所有人，已经知道其选择的行为的责任后果。

从"中止人身保护令"的角度，可以兼容所有的非法治的对人身权利的侵害的情形，而不再与道德、信仰、哲学和人道主义之类有涉。如古代征服者，将被征服者掠为奴隶，实际上就是一个因征服而成为当地的临时政府，对本地居民"终止人身权利"。类似的还有蒙古的屠城，也是从"征服者临时政府的主权利益角度"，视保留居民生命为危害蒙古革命事业的威胁，而"终止本地居民的人身权利"。这种政治行为不属法治的范筹，当然不可能为统治者增加政治合法性，因此也就陷入正反二分法：如果不杀光对手，就要面临其反抗。

"中止人身保护令"也从另一角度，驳斥了民主理想主义者基于人道主义的臆想："人的权利（错误的人权观）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有了言论权利，自由迁居，平分财产……等千万种权利"。在实体法学中，通过区分"权力与权利""人权与人道主义"的区别，很清楚地显示，错误的人权观是基于他人的人道主义，也就根本不可能是神圣的。神圣者必须是自我捍卫之不可让渡的不言而喻（self-evident）。西方法学对此表达是不明显的，但确切无疑地表达在立法学的"文法要点"中："立法时，不要用权利的被动句方式，定义权力"；
ps2:西方法学只有在语文性质的"立法学"上，才意识到角色的主谓宾！

因此民主社会与专制（或者说压迫性）社会的区别，并不是"人身保护令不能被中止之'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民主社会的人身保护令是临时的，基于民选议会授权，短期内自然失效的行政措施（不是法制内容）；而压迫性社会之所以被称为压迫性，就在于其人身保护令之被中止，是长期的，针对广泛的公民，没有民选议会的授害，对人身权利的中止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后者如欧洲封建社会和朝鲜金国中的贱民，天生就被取消了人身权利。惩罚造谣从来不是法治的内容，是政治所需要的中止人身保护令，这是法学常识。
ps3:装模作样的"公诉造谣"只能说明了法盲（从法治上看）和政治盲（从效果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