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人最缺德？讲道德的人最缺德

批判是哲学意识形态的用词；实体社会学不批判传统文化；
实体社会学“好与坏”的利益概念：是否利于平等契约的商定和信守；
传统文化非常“坏”，是因为不利于公共契约的商定；
哲学非常“坏”，是因为不利于商定契约；
道德治国非常“坏”，是因为冲击“公共契约”，即道德治国否定依法治国；
天无二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唯一的公德！
不允许“人权以外的公德”，是禁止有侵犯人权的任何理由；
有人权不必再谈道德，没有人权再谈道德，就是对人权的践踏

 

实体社会学认定传统文化是非常恶劣的文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死刑的宣判！这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经常会错意，以为“传统文化被批判”。实体社会学，或者说“普世的价值观”从来不批判！也不主张批判；批判是哲学意识形态的用词。实体科学是实证为根据的“非黑好白”的逻辑体系，除非有新的实证推翻原有结论，否则不受任何哲学、道德、信仰的质疑！

实体社会学认定传统文化是非常恶劣的“好与坏”，也不是形容词修辞学上的认定，而是认为传统文化不利于公共契约的商定和遵守。同样，实体社会学拒绝任何哲学性的根据，也是因为哲学令任何利益议案的命题，连明确问题都做不到，（即所谓中庸之道），所谓的“讨论”，完全成了偷换概念和辩证法的诡辩大会，从而失去了商定“共同利益方案”的可能性。

实体社会学拒绝道德治国，拒绝公共契约商讨之中带入任何道德因素，是因为道德是个人性的，个体是价值的原子判断单位，因此除“人权不可侵犯”以外，不存在“公允的价值标准”，也就不存在“公共的世界观”。除了君权神授的王法，世界上所有契约都是由双方所有权自主交换下的商定。契约之所以得到遵守，不是因为“诚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因为违反平等契约将受到彼此利益的损失。

实体社会学拒绝道德治国，拒绝在法律以外还有“公共道德”一说，乃维护个体维护自已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权力，“不违犯法律的，就是道德”，如果有那位卫道士看不过眼，可以自已躲起来；而不会存在法律的约束以外，还以问过某些“道德高尚”的卫道士审查核证，才能采取维护自已利益的行动? 那么卫道士的道德又由谁“审定”？如此往复，终点又将回到起点——>君权神授！

因此道德治国的公共层面上“法律－道德”两重限制是不被接受的，道德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的行为规范，“法律－（合法前提下）个人的选择（即道德规范）”。因此个人就是道德，道德就是个人，道德就是哲学，哲学也就是信仰；是不经他方的契约约定就具有的，仅仅针对个人的行为规范，就是个人作为价值的原子单位对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

因此如有法律以外的“公共道德”，必定是局部群体的，而不能构成其他任何社会成员的约束。举例说，在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单元基布兹内，拥有私有财产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规范只对基布兹群体适用，而对该基布兹以外的任何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个人行为上的约束力。因此，除非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公德本身，否则任何公德都不允许存在，即不允许存在侵犯人权的任何理由！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在传统卫道士总是对“道德治国”的恋恋不舍，甚至辩称为“在法律以外多一重行为约束有什么不好”，——>这就是它为什么不好的地方！试问民主是为了让国民更自由，还是让国民象君权神授的专制社会那样“更多约束”？所谓“法律是道德的上层建筑”——>请问上层、下层是什么概念？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

传统文化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道德治国”侵犯了个体的价值判断标准，动摇了法治的基础——>公共契约的达成，也动摇了地双边契约的达成和遵守，从而在依法执法之上，超越保障缔约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契约的遵守上，添加了一层可以任意枉法的理由，而称之为道德！即断言了“存在压倒人权的价值标准”，这就是极左的证明！有人权不必再提道德，没有人权再谈道德，就是对人权的践踏！

1＋1等于几？老大说几就是几！

科学实证无所谓真理对错；死不认错的政治合法性；
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必定是真理标准的；
1＋1等于几？老大说几就是几！
科学是真理的天敌；

科学是实证集，只有是否符合实证和衍生自实证的逻辑结论，疑证从无！无所谓"真理"，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立场进步或是反动"。所以文革式的"批判反动科学理论"是很可笑的意识形态，（当然文革后台的枪杆子是很实的"证"，一点不可笑），科学不是理论，如果不符合实证就不再是科学；只能毁灭证据或者说"伪证"之类，如老鼠里的计划生育实验。科学实证有什么好批的？批得动吗？

但在实体利益的角度就不同了，正义须为尊者讳！两千年来，如果科学事实动摇了伟大领袖的执政合法性，那么领袖就是真理标准，如果领袖有错，请参考第一点！所以自古以来帝王偶有"罪已诏"，也只是说皇帝没有管住坏人做错事，（象毛主席没有管住老右派之类），从来不能说皇帝自已犯了大错。只因皇帝认错就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可以就要下课！

所以古今中外，只要是代表了先进性的就必定升级为帝王世袭，也必定是不会犯错的。就算明知是做了大错事，主流也一定是好的，出发点也一定是好的，至少道德是高尚的。谁不服气，就自已跳出来跟皇帝的虾兵蟹将比比谁的道德更高尚，输的的砍头灭族；赢了的就跟皇帝比比谁的枪杆子硬，输的的砍头灭族；胜出者无非是升级为新的皇帝，皇帝仍然是不会错的，错的是前一代"假皇帝"。

这样前一代皇朝就成了万恶的旧社会。如此反复，学名治乱循环！所以任何政治的合法性，只要不是立足于国民主权原理，权力逐级授自于国民的选票，那么无论建立在何种真理的基础上，都必定是没有错的，必定是正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标准，绝对的真理标准！所以真理哲学永远是"1＋1等于几？老大说几就是几！"的真理世界！没有做老大的本事和野心，少凑合所谓真理！

所以当毛灾早已铁证如山时，看到的却是"暴露历史真相就动摇了执政合法性，科学求实居心何在"的正义卫道士；当计划生育早成世纪灾难时，仍然有足够的五毛卫道士，摆弄着大大小小的老鼠笼，代替将被开脱人类资格的国民，憧憬着"中国象美国一样只有两亿人口"的美好环保。美国人口只有两三亿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边际对人类生育行为的抑制，这些哲学卫道士则只对"出自马恩那位权威"感兴趣。

所以自古以来客观求实的科学家，永远是真理政权的死敌！科学求实永远以其对客观事实的揭露，动摇着任何真理合法性的执政基础。所以伽利略要被拷打，布鲁诺必须被烧死，塞尔维特成了恶魔，胡斯要被焚尸扬灰，达尔文被口诛笔伐，……！试问，回避历史错误，放任现实错误继续成为历史悲剧，迫害客观求实的科学研究者，马克思主义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专制，有何区别？

美国何必征服世界

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实际上都是寻求实物税收入；
美国是有史以来国外“实物税”最丰厚的“帝国”；
美国和平时代的政府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国外；
美国冷战时期的负担几乎全部转嫁给对手；

 

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实际上都是寻求实物税收入；美国是有史以来国外“实物税”最丰厚的“帝国”；美国和平时代的政府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国外；美国冷战时期的负担几乎全部转嫁给对手；历史上所有帝国的扩张，无论是征服敌国也罢，海外殖民也罢，土地从来不是首要目标，人民也不是真正的目标，从被征服者的手中收了实物税，才是真正的目的。有点例外的是BD8-6世纪希腊城邦的海外殖民（含征服土著），目的是为了给城邦留下火种；而且希腊当时也不是“帝国”。因此希腊城邦的殖民实际上人类所有文明扩张的同类模式——>灾难逃避的被动迁移。

即使是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北欧的诺曼人，（此几者的历史行为一度非常类似），在发现从臣服的定居民族中收取实物税，远远大于“抢劫的效益”，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三光政策，而乐于成为“先进民族臣民”的保护者，当然要收取保护臣民的保护费——>实物税！连蒙古人也懂得“杀光”不利，宣扬“美国要饿死全体中国人”，不过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狼子野心！

波斯帝国曾经长期将行省贡物定为黄金白银，但由于黄金白银大量沉淀在波斯国库，象埃及这些物产行省需要向波斯本土出售产品换回金银才能完税，因此本质上仍然是向各行省征收实物税。实物税能够供应本土，就必须减除运输的物流成本，这样古代的帝国的疆域就必然受限于物流所及的距离。一些学者据此研究得出结论，最大的帝国不可能超过600万平方公里，——>中华帝国大致是150-300万之间。

因此美国通过制度优势的完全竞争和全球一体化的不可抗的物流进步，实际上是不战而拥有了相当于全球宗主国的实物税受益者的地位。全球运输物流条件的改善，也令美国成为古往今来享受世界贡美实物税，超出以历史上所有帝国的总和！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增长利益，80%以上归属于美国公民的福利，不见得是激进的估计。

在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代，表面上美国政府的赤字高企，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变成了全球政府，由全球所有后发劣势的实物税供养着，美国国民的税收几乎全额加馈为美国的国民福利。而在冷战期间，欧洲和日本以及四小龙之类则通过如低估日元的“精明”，在本身作为美国经济势力范围的前哨保安的同时，向美国缴纳高额的实物税，从而大大减轻了美国的冷战负担。

甚至于美国的冷战对手如苏联，中国，以及产油的阿拉伯国家，别看他们仇美的宣传热火朝天，却同样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美国供应自已的“优势产品”，向美国支付的实物税收，（如阿拉伯的低油价），甚至令二小弟日本之类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在1950-1966年之间，原油价格低到半美元一桶，以致于日本人的电厂是直接建在港口上烧石油发电！——>干嘛那时侯就没有“高碳致暖”？

相对于美国的优势经济地位，苏联和中国不但实际上是“失道寡助”孤苦伶仃，而且与美国“冷战”时所依恃的，居然是补贴美国冷战的可怜所得！婊子发誓努力免费卖淫累死嫖客“报仇雪恨”！（惨）。如果说日本这样的小傻逼是勒紧腰带供养美国，求得一点点发展，那么苏联和中国还有阿拉伯这些大傻逼，就是饿死自已养肥美国，顺道腾出自已的生存空间，让美国人增加点野生公园旅游圣地！

如此劣势！毛主席居然还能幻想“将红旗插到全世界，解放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穷得要死的毛帝臣民，就“艰苦奋斗挖地洞”“自力更生创西北”，把工业产能往运输条件最差的西部送！不知缺乏了物流供应的工厂在大西方，除了等救济还能干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被马克思主义摧残了大脑的民族精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卖自已的民族利益时，却扣上“民族英雄”的高帽，真廉价的“荣誉”！

故事大王宋鸿兵所谓的“货币战争”

对美元的信用消费必须接受收支平衡约束；
美国政府对美元信用的透资受美国国会的约束；
世界各国美元信用的透资都受本国出口“创汇美元”能力约束；
金融危机与做空工具完全无关；
不改革等死，胡乱改革不得好死；

 

美元是美国社会市场经济（私有利益）担保的交换信用凭证。当美国政府采纳美元作为美国的税收时，就将美国政府用税收担保的信用注入了美元，同时等价于对美国私有利益（信用）的损耗。因此美国政府的对国债的信用和对美元的信用的性质是相反的，政府实际上是对私有社会的信用的透资，从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体现为美式民主对政府行政成本和执政效益的监督。

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货币如人民币，作为其国内应税的货币，也就必定被注入了“国家的信用＝对国民的信用透资”，却不受美国国会的监督！当这些国家高估美元汇率透资消费美元时（如98年前的东南亚国家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同样构成对美元的信用（含金量）的稀释，因此受到了美元借贷者常规的对商业信用的监督。因此对美元的消费能力，是与其“创汇能力”相约束的。

美国以外的国家在高估美元汇率从事国际贸易时，等同于用本国税收体的出口能力担保对美元的消费，（显然小民利益无得益），模式与今天个人收入担保信用卡消费大同小异。当美元金融服务商发现这些国家的还贷能力不足时，就会停止提供美元贷款，结果就是这些国家要么选择破产并退出国际贸易，（米塞斯原理意味着闭关自守是死路一条），要么就是大幅降低自已的汇率变卖自已的家产。

这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苏联破产的简单逻辑；与有无市场做空工具根本上就无关；却被故事大王宋鸿兵复杂化成了所谓的“货币战争”。所以无论是美国政府自已，还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市场化的美元经济体中，都一样受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收支平衡”的成本约束。这就是中国爱国分子耿耿于怀的所谓“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阴谋”。

所以汇率这东西如果低估，就等于向美国缴纳实物税，只要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众不反对，美国人绝对在精神上支持这些无私的傻逼共产主义！吃着人家的大鸡腿，谁不支持人家当大傻逼呢？但如果以为汇率可以反过来“高估”就可以占美国人的便宜，不如先试试从银行“骗贷”有多难——>不是在中国的国有银行骗贷，而是找美国的商业银行骗骗看！

正由于国际贸易这东西一打开了国门，就所有人都尝到了甜头，再要往回走到毛主席让老百姓自愿饿死闹革命的日子，忽悠难度极高！但是要从美国人骗贷，短期不容易，长期不可能；而如果不搞为缩短与美国完全竞争的制度优势而体制改革，即所谓“颜色革命”，则傻逼血本越来越多地流向美国，最终整个国际贸易中的得益也偏向边际效果，和不开放一个模样。

简单说，就是不改革必然死！改革如果不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是必然不得好死！不是闭关自守被鸦片战争打死，就是在自愿的殖民地生涯中穷死！这样一来，越是缺乏信仰的国家社会象日本，就越是脑子转弯转得快；越是被西方污染的传统社会如台湾，如何变富变得快，越是不缺信仰的中央集权国家，就越是后发劣势严重，傻逼屯积的美元足够供美国政府花销了。

所谓外汇储备是“防备风险”的，真不知还有什么风险比国必破家必亡的风险更大！看上去倒象是满清“卖北保南”“卖国保清”，对内防备着党国权移的风险，拒绝市场经济改革却低人权屯积美元，诡称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此国策真是绝无解释了。那么，到底谁是国家的敌人？是卖血供养的美国，还是被迫卖血的国民？所谓要防范的危机，是外来的危机，还是国内公民反抗的危机？

“妖魔化美国”是全世界所有传统卫道士的行为特征

“妖魔化美国”有全球“统一战线”；
基督教沙文主义：“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原罪”

 

作为人类社会私有制革命以来的成功范例，“妖魔化美国”并不仅仅是中式毛左的专利，而是全世界所有传统卫道士的行为特征；其中甚至包括在美国本土仍有相当势力的基督教沙文主义者。了解“妖魔化美国的世界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人权普世价值观的私有制革命，为什么经历了四百年才仅仅在美国得到了较完全的成功。在世界上的普及，无疑还需要另外几百年的时间跨度。

东西方传统文化卫道士的妖魔化美国，无法从经济层面上找到美国丝毫的竞争劣势，几乎全部集中在美国“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道德讨伐上。就象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的乌托邦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失败，传统卫道士找不到经济上的合理解释，就统统归咎于君权统治者的道德不高尚，归咎于国民的道德不够完善，所以如此完美的乌托邦居然成了人间地狱。

类似的道德指责还有“中国人缺乏信仰”，“中国人道德水平太低，不能实施美式民主”，云云！找不到现实依据就在道德上寻求妖魔化美国的制高点，否定美国在现实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成功，同样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势力对路德新教改革以来的私有制革命的节节抵抗！这些随时都能自相残杀的“世界左派”，在世界人权解放的洪流前，倒是结成了广泛的“毛式联合阵线”！

西方社会的守旧文化势力，突出表现在美国基督教沙文主义者贬斥美国自已所谓的“屠杀印第安人”上，——>美国南方曾经的黑奴蓄奴制本来更好的道德工具，但是南北战争已经用十分一的美国男公民的鲜血洗涤了这一历史遗迹，于是东西方的传统卫道士的眼光就集中在子虚乌有的“美国屠杀几千万印第安人”了！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全球通史》的作者Starvrianos！

笔者无意中发现《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真相》一文被广泛转载，而卫道士的一些留言，也可以令公众了解近二十年来，毛左派常用的大帽子“双重标准”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卫道士指摘笔者从印第安人部落正式留史起的极少量人口和原始社会状态，北美大量的野牛生态，文明接触的病毒感染，美洲文明传播的路线等等可考证的依据，居然能称之为“双重标准”的“想象出来的东西”。

如果笔者这等依据还称之为“想象出来的”，那么Starvianos被中国各式政法教科书广泛传抄的“美国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现在印第安人只剩下7万”，又是经那里来的考证？Starvrianos之流所谓“北美有几千万原始印第安人”的主张，甚至举出过任何证据吗？作为一个国内推崇的“西方权威历史学家”，竟然连“几千万人口”意味着何等的文明社会阶段都不清楚，反而是“有根有据”？

Starvrianos之流的基督教沙文主义者（西方左派）并不是没有常识，也不是不清楚，北美合众国是在反抗英帝国的过程中独立的，别说不用对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事负责；新教作为社会基础的美国也不对天主教的西班牙在美洲的政策负责；——>其实西班牙也没什么事；甚至不必对英荷殖民主义在北美的前政策负责，——>其实什么“屠杀”都没有发生过！印第安人是英法的盟友！

Startrianos之流作为近代国际法的专家，当然不会不知道，在北美独立后直到密西西比河，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联盟，也不过十万来人口，充分动员也只有几千士兵！那里来的“几千万印第安人”？看似无耻之谈，但如果是从基督教沙文主义的“原罪道德观”，那么Starvrianos自我感觉就高尚了：“说你有罪就有罪，你要对上帝赎罪，敢不认罪则罪加一等！”，这就是原罪！这就是基督教！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卖北安南"国内外政策的历史合理性和"威力"；
毛主席的走钢丝难度更大
杜鲁门小日本还有司徒雷登"不识时务"

中国文化与同样封闭自守的印度传统文化一样，作为世界上最封闭自守的文化，并没有理解"交换创造实力"，互利开放创造和平景气的经济规律。印度文化中充满了各种各样"闭关、辟谷、修身"达成仙道的神话，而中国甚至在金庸的小说之中，也是归隐深山几十年不食人间烟火（似乎营养条件都挺好，没有出现痨症瘟疫）的武林高山，出山之时天下无敌！――>此乃生产创造价值的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如果说大清朝的外来危机是有名无实的话，那么蒋王国的外来危机就是小题大作，而毛帝国就是没有危机制造危机，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帝国君权党国天下的合法性不足大清朝还可以援引三百年国策在钓鱼岛主义和卖北安南之间摇摆，蒋与毛两代国主，就只能在钓鱼岛主义"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国家主义政策上，不断下注，直到满盘皆输！伟大的蒋毛帝国也就不得不象古老明朝一样灾难深重了。
毛主席为了换取老蒋的替补席资格，冲斯大林磕头当了"毛石敬瑭"，为了换一百个师的苏械化，打了三年朝鲜战争，赔上台湾附带太子一名！另外赚回大连！毛主席似乎认为武器这东西，和他家老雇农的锄头一样经久耐用！不过毛主席毕竟是五四精神教育出来的好学生，磕头当小毛孙那是策略性的"忍辱负重"，光宗耀祖实现闭关锁国的远大理想（学名"强势崛起"），才是毛上帝屈膝磕头的真正目的。

毛蒋内战实际上就是五四党内"卖北安南"传统国策，与李鸿章孙中山为代表的"东北主导"两种国家主义政策的对决。事实证明，"卖北安南"确实有更大的内战"成本效益比"！于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又转到了"卖北安南"的中转站北京去鸟。所以毛石敬瑭也象老石敬瑭一样，一经在中原坐稳龙椅，马上翻脸蹬了老大哥，为国家争回了好大一把面子。

而且毛石氏比石氏，在"反哥争面子"的革命事业中，更明白"口水必须比动作大"的要诀，有效地将中苏冲突，控制在口水仗附带珍宝岛的屁股摩擦上，不象石重贵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地擅开大仗不可收拾，更是预先就把可能有能力响应斯大林，可能会搞东北独立的三省大主教兼巡抚高氏，疑罪从有撤职赐死；杜绝了杜建威之流出卖了石家天下的恶性事件的可能性。（杜率后晋军向辽帝投降）。

毛主席之经蒋介石幸运之处（也是政治上的不走运之处），就在于不如日本军部疯狂的麦克阿瑟主张为朝鲜边缘的利益扩大在中国的战争，（这正是日本人"以大战止小战"走过来的路），杜鲁门却不如日本天皇有号召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清楚在苏联没有真正介入战争时，跟斯大林的儿皇帝小毛没完没了地打磨屁股战争是不划算的。杜鲁门的不惜时务，说不定令毛斯和麦克阿瑟连老蒋都大失所望！

其实毛主席执政的难度系数比大清朝要高得多。当初远隔万里据说"亡大清之心不死"的欧洲殖民主义列强，让美帝国主义多管闲事，全都成了美帝国主义听话的小兄弟。毛主席大概很羡蒋总统的惬意处境，还有一个日本帝国不停地扮演黑面丑角，就算降格为台湾蒋岛主，仍然可以把宝座坐得稳稳的传给太子爷经国先生。到毛主席当家时，小日本居然不停地卖弄"中日友好"，您说讨厌不讨厌？！――>自然还少不了那位"被送走"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这样就算苏联摆了两个坦克集团军在中蒙边界上，制定了七日占领北京、三个月占领黄河以北建立东北、华北、新疆三个傀儡政权的军事计划，每年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检验计划执行能力……，试想如果三年毛灾期间执行如此计划，只怕"人民战争"对付的是毛上帝自已了！面对苏联如此现实的威胁，既然叫了人家老大哥，那个三次救了中国命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只能是客串"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友情演出了。

交换创造实力 和平创造幸福

进攻性战争永远是"核心的风险"交换"边缘的利益"
仁者无敌之"交换创造实力"；
交换创造价值，等价于"和平创造幸福"
传统卫道所称的"世界大同"永远不会到来！
人权普世的"大同世界"正等着中华民族和平加入！

"交换创造实力"（即交换创造价值，短板要素互补创造实力），就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劣根性中宣扬内耗阴谋论的"损人不利已，利于自已的地位"的假定，给彻底否定掉了。"损人（利益）利于自已（地位）"一直是中国厚黑阴谋的支撑性理论的哲学依据，尽管很多传统卫道士并没有意识到，而这条依据于奴隶制类种姓等级社会的"财富（地位）"标准是符合的。

"损人（利益）利于自已（地位）"是中国内耗文化的内因，也是"私有财产原罪论"和"平均主义公平之无私论"的哲学根源。对于仇富的牛二来说，富人财产本来就不是牛二的，损掉富人的利益也不会归属于牛二，但是牛二就是觉得"彼此利益相近了，咱们地位就公平了，就可以做哥们了"。而实体经济学"交换创造价值"的逻辑结论，说明这种牛二心态是白费心机，顶多是血酬之类连累他人。

"交换创造实力"造成了一种负反馈的约束机制，就是通过交换创造的利益带来实力强大的同时，进攻性战争（损害他人）的掠夺效果，就成了边缘的不可持续的利益所得，并且最终损害自已的实力增长，而令远方不被损害者渐渐超过，最终是满地找牙的鸦片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好战的中华帝国会被万里之外"远方很厉害的人"（洋人）的报复中一百年还不了手，而强大的美国根本无意吞并残弱的原因！

"交换创造实力"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中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仁者无敌"！仁者，就是尊重人权者藏富于民者！仁者能够为民着想，民众为什么要与之为敌？仁者在市场经济（程度或有不同）中获得了最深厚的实力，派个旅游团就可以把万里之外的中华帝国的魔君打得找牙；仁者（相对而言）汉室皇帝派个副将就可以让匈奴一代人不得安生，和平之下反而贸易往来啥都不缺，谁又愿意与之为敌？

中国历史之中的主要趋势，实际上是挣脱封建皇权的"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而不是相反！是人类社会发展从公有制到个体自由发展造福社会的私有制的潮流的局部的小环节。中国传统教育将这种个体利益称之为"分裂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而卫道"批判"之，是徒劳的也是反动的。交换创造价值，等价于"和平创造幸福"！
中国文化所鼓吹的"世界大同"即全世界在一个地球大帝的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除非美国灭亡，否则永远不会到来！如果说私有制社会就是"大同世界"，那大同世界已经到来，正等着中华民族和平加入！而且非常肯定地说，人权世界的耐心是无限的，中国也必定会成为人权社会中的一员！只不过中国在折腾一番后，到底是以大象的吨位加入，还是被照顾的美羊羊，那是人家不能打包票的。

中华帝国中央集权启端于秦灭六国的失败政策（秦国随之灭亡），试探于汉武帝失败的"盐铁国有化新政"（几十年后连国资委领导桑弘羊一起砍了），再次失败于武后唐明皇时代的铁钱泛滥（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收的国税），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成形于宋朝（弱宋由此而来），以全社会崩溃的代价完善于明朝，最后在清朝的"监护"下，作为满清的"内属殖民地"，倒一时安稳了起来。

秦朝本身的命运就是对"交换创造价值"之米塞斯原理的证明；而秦灭六国本身也证明了"交换创造实力"。一方面秦引用东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人才显见比更方积级；另一方面"交换创造实力"立足于差异化国家之间的实力变更规律，秦朝时代七国之间基本上是同质化社会，这样"生产创造实力"的次要困素（秦的急农），就在交换造成的同质化中带来的兼并实力的优势，尽管并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

国家主义瞎折腾，亡蒋介石者，蒋介石也

国家主义瞎折腾！亡蒋介石者，蒋介石也！
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政策严重摧残市场经济和流通；

市场经济交换创造实力，能够解释中国在历次战争中为什么总是满地找牙，为什么与日本的力量差距如此悬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如此悬殊。除非否认苏联从美国，毛军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对于补齐短板的关键性，（前提是承认交换创造价值之要素替换），否则交换创造实力可以解释近代所有战争的胜负早在开始前，就已经在彼此经济结构上就注定了！

中国近代170年的政治政策，实际是为了国防建设而实施的国家主义，牺牲的是社会经济，路子完全走错了，完全走相反了。五四党则反映了这种传统文化极端主义，而五四党的国家主义路线不象德国是建立文艺复兴后的德意志联邦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样就注定了五四路线在历史上的悲剧性，并且毫无建树徒增笑柄！――>其实，德国如此基础搞五四式纳粹路线，结局又好到那里？

历史可以假设，但历史不会跳跃。21世纪的中国"民主派"之中，也没有几个人了解"国民主权原理"，期望19世纪上半叶仍然钟情于"帝国昔日重来"的中华卫道们能够跨越时空理解美式民主成功的机理，显然是过高的要求。因此大清中央集权崩溃后的中国最终由东南方主导政治党国一体，并因而承受晚清已经出现的北方政治版图崩溃的政治压力，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蒋与毛实际上同样是孙国父遗策之党国一体的政治路线产物大同小异，区别仅仅是毛在国家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民族主义路线上，比蒋走得更远更激进，从而也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但何尝不是历史的选择？但是蒋集团败于毛集团，看上去是蒋集团搞国家主义自取灭亡的结果。蒋之灭亡如同明朝之灭亡，是自已折腾自已，政治破产了，算不上强大的敌人（后金，后清）就取而代之了。

亡蒋者，蒋介石也！蒋政权需要守势！但蒋政权却只要有一点余力就采用攻势耗尽自已的元气。这种传统习惯一直到蒋经国走投无路无有所变更。蒋之所以要折腾自已，却是蒋所采纳的"统一全中国的东南主政"国家主义的合理逻辑。除了因为东南主政，而没有援引前清国策"卖北安南"引进斯大林主义以外，毛与蒋的国内外政策没有根本的不同。

蒋介石类似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行为，代表性政策是始自1936年的货币改革，以强制性的手段收缴民间的金银硬通货，换以法币（后改用金元券），（这手后来毛帝国照样采用），等同于强行没收外汇财产，但如果能守住货币的国家信用，倒也无伤大雅。所以1936年，倒也朝野相安，一时间有如盛世。但偏偏老蒋尝过了"国家货币额外收税"的甜头，从此中了毒！还能嚷嚷民国税负水平不高！

老蒋对于货币主义带来的巨额现金税（这也是国家主义对扩张性财政的需求），比对宋美龄和上帝都更显热爱。大量发行的货币对于公务员甚至军人这类领薪者等同于工资剥夺，而对于商人来说等于持续的涨价和短缺。商人为自保计，当然会屯积物资。老蒋父子不去以思自已的超级凯恩斯主义，反而象发改委一样怪罪商人"屯积居奇"！等于取缔所有市场供应！这蒋帝国不亡，那是没天理了！
老蒋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搞的却是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习的"民族社会主义"，却又拌上了孔孟国学，乱七八糟的一锅烂粥。凭东南几省的财力，勉力回复辛丑国乱后的中央集权还凑合，但这等中世纪中国拌上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杂酱面，就算跟苏日两国的军国主义相比，都嫌弱小了七分。老蒋就是这样以弱斗强人定胜天，把自已给累死了。只要毛江氏没把老毛早早累死，老毛就坐定了江山。

五四精神为什么会将中国社会推上绝路

五四精神缺乏培养国力的耐心和信心；
蒋介石急功近利与新旧洋务运动的错误一模一样；
战场优势一分钟，市场经济十年功；
"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更大规模的"购买"和对外依赖；
中华民国的工业化水平不落后；

所谓"中国早了两年发动战争，日本迟了两年发动战争"，实际上是站在五四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上的结论，也就是假设"国家主义富国强兵"，迟两年德械师更多就更强大了――>是不符合实体社会学的结论的。实际情况下，国家主义是综合国力的高利贷，只争朝夕，迟两年的话，整个政权还是否存在都无法预见。这是五四精神为什么会将中国社会推上绝路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如果不"背叛"五四革命，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老蒋花了三年准备德械师，就已经被五四青年打成"不抵抗主义"；因为蒋的愤青指数不够高，五四青年能够发动129运动！恰如六十四战士将毛党内的最温和派老邓当成专制代表，发动了五四的孙子辈的六十四运动，今天则将小温当成了专制的代表。五四无厘头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怪胎民主派，一直"进化"而没有"离其宗"。

三年时间！即使是作为"买大国防GDP"的时间，也太短了；对于搞毛式"自力更生"现代化，搞了三十年仍然是上不了战场；（参考对越屁股反击战）（其实凡是自力更生的"现代化"，无论搞多长时间都上不了战场），如果是实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对外开放的真正现代化，至少需要30年才初建成效！

战场优势一分钟，市场经济十年功！五四青年们恰恰是缺乏打国力基础的耐心，才发动了五四运动，折腾了一百年！所以老蒋三年只不过是买了德械师的外型，根本谈不上"综合国力"，谈不上"持续作战能力"，更不能指望几十个师打赢当时已经成型的"国家总体战"（鲁登道夫于1918年定论）。中日战争如果是打到（军－旅）以上规模，中国必败无疑！

蒋介石在中日战争之中处于劣势，与甲午战争之中李鸿章完全没有胜机，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而中国社会对其反思则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市场经济缺乏"的原因，从而走进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错误路子上。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更大的规模上"买国防"，期望将"国防工业"整个买回来，毛主义更进一步要把"国防配套工业都买回来"，以构筑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

除了最新的国防由于对方出于安全的考虑不会出售以外，（象美国的巴统），只要有钱岂付代价，所有国防连工业都可以买回来，连科学家都可以请回来，但不可能买回来的就是国防工业自动的更新换代能力，和市场经济提供的广泛的配套能力；更不可能买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控制国防成本，不会导致罗马帝国式的过度国防导致社会崩溃的安全能力。

将毛主义视为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进步"，明显地隐藏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华民国时代，根本上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帝制开始瓦解过程中，私有制（市场经济）开始出现的社会。毛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今天则反映在将印度、东南亚，甚至将黑非洲当成了"美式民主的失败实践"，从而得出"只有美国是成功"的离奇结论。

民国时代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可能与欧洲相比，也远不能与日本相比，实事求事地说，也不能与今天的中国相比，但毫无疑问要比蒋帝国末期开始的毛主义化三十多年要丰富得多。民国的工业化程度实际上比毛主义傻逼革命化后二十年的1978年要高，但民国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接近于空白，也的确是历史事实，这是政治化的历史教科书所大肆渲染的。毛主义制度别无所长，制造计划经济的泡沫数字最为了得。

蒋介石夺不来满洲也消化不了东北

蒋介石夺不来东北，也消化不了东北；
东北归向左右毛蒋内战，斯大林将东北交给谁，左右了局势！

中日战争是近代史非常诡异的中世纪法则的战争。在中日战争中惨败的中华民国，完全是因为日本本身的政策失误而"反败为胜"。日本的最终失败，并不是因为在对华战争中失败，恰恰相反，是因为日本赢得太多了！以致于忘记了当初发动战争的目的。1939-1941年间，日本帝国在中国战场的胜利刺激下，的确表现了超出满洲的野心，夺取了战争统帅权的日本军人，缺乏确立战争成果的政治常识。
蒋介石打了八年对日战争，以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真是不好说。说打胜的话，八年里丢盔弃甲满地找牙，自已回味都不好意思。说打输的话，战争原来的目的"收回满洲"，好歹是在美帝国主义的代中国出场后，把日本给打败，满洲回归中国政治版图，成了东北！虽然是"惨胜"，偏偏是老蒋连惨胜的老本也输光了。胜也？败也？真乃"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蒋介石尽管在"国际法上收回了东北"，随后又因为东北事实丰落到了毛军的手中，老蒋连东北都接受不了，甚至连汪伪政权的旧政治版图也保不住，连重庆旧地盘也保不住！连台湾也是靠了毛上帝打朝鲜惹来了美国协防台湾海峡，老蒋才没有成为旅美爱国华侨！蒋介石如果没有走出奉化，恐怕谁也不知蒋经国他爸是谁，当蒋介石买了孙中山五四国家主义的船票成了蒋中正后，退保台湾似已是命中注定。
1945-1949年的毛蒋内战，实际上继承了(晚清－北洋－汪精卫）"卖北安南"政策的新五四毛集团，与继续李鸿章孙中山"东南主导"的国家主义政策的蒋势力争夺的继续，只不过"买北"的买家成了在二次大战中给打得千疮百孔的斯大林。毛势力既可以看作是汪精卫路线的继续，也可以看作是满清和北洋政治中心政策的继续。被称为"后清"是调侃，称为"后北洋"或者更有现代气息。

毛蒋内战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争夺东北的中日战争的继续，争夺的本来仍然是东北这块传统中国300万利益版图以外的新蛋糕。尽管按瓦尔塔协议，东北战后利益在国际法中归属蒋政权，但"谁主张谁维护"，出兵了对日本战争１４天，接管了一百多万没打过仗的日本"战俘"的苏联，实际上控制了东北，并决定了东北这块地盘交到谁的手上；也决定着约150万日本男女战俘的命运――>估计死亡100万！

东北这块新蛋糕实在是太大了，既不是南京蒋政权能够争得起的，连送给老蒋也消化不了。平心而论，东北能够成为中国今天版图的一部分，当时又成为当时东亚发达的经济地区之一和最发达的重工业中心，日本的国家和民间资本在东北四十年的经营是有贡献的。东北大蛋糕从国际大奖划作国内联赛的奖金，非但没有让南京政权争得半分便宜，反而直接就送掉了蒋政权的最后一点元气。

向斯大林屈膝磕头的毛石敬瑭，和首先提出并安排了赶驻东北从苏联手中接管东北地盘的军师祭酒刘氏，显然看出了与蒋政权的战争不避免，也看出了东北分量的举足轻重，同样看出了苏联手中的东北大蛋糕接而收之的轻易。蒋氏就算有美国运输船只帮手，也只不过是为打客场提供了一点便利。蒋氏既然在长江流域也打不过作客南京的日本队，赶赴东北蛋糕宴会跟毛军地头蛇斗，有如飞蛾扑火败在自然。

斯大林三十年和平建设中饿死了三千万国民(at least)，在四年战争中又被打死了另外的三千万（at least），缺的是黄油和男人，多的是不能当饭吃的大炮军火！只要毛石敬瑭肯磕头，支援中国革命的枪炮要多少卖多少。毛蒋内战中的苏援不但在令东北的林军拥有明显的火力优势，甚至于靠小渔船自大连起运的小军火，武装了山东的毛粟军的火力，也令孟良崮上的74师相形见拙，――>此乃《红日》！

日本无意征服全中国

日本缺乏战争的政治常识；汪精卫政权的性质；
汪精卫在谈判桌上争取回来的权益，比蒋介石在战场上丢掉的多；
日本的战争目的是“自力更生，闭关锁国”；
日本失去了按美国要求结束战争的最佳机会；反而选择了……珍珠港！

 

中日战争从局部冲突，最终以钓鱼岛主义将小冲突打成了全面战争，估计蒋介石自已也没有预料到。日本将保卫满洲利益的有限战争，打成了中日全面战争，就已经是小题大作；在美国明显已经要介入东亚冲突：“日本不撤回七七前出发线就全面禁运日本”，——日本没有石油储备！日本也就进一步将小冲突打成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什么都做对了，就不断扩大战争“以战止战”的策略，做错了！　
日本帝国扶植汪精卫的南京政权，让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在原晚清和北洋政府与日本的条约基础上谈判中日解决方案。这是汪与蒋除战与和之最不同的地方。蒋是立足于废除晚清与北洋“卖北安南”的政策，立足于“倚南复北”的国策；汪精卫被扶正则是继承在北洋的基础上，除不包括（在日本势力圈内）已独立的伪满洲国以外，继承北洋的全部权益和责任。

日本承认除满洲以外是南京（汪）政权的主权利益作为交换，并作为盟国帮助汪建立政治合法性，即最终摧毁重庆政权或降为地方自治省份。所以汪精卫实际上就是已经实行了一百年的“卖北安南”的国策的继续，只不过办公地点是在南京而已。由此也可见日本竭力希望将中国扯回到（晚清－北洋）的北京政治中心路子上，但当毛上帝真的到来时，“卖北安南”的买家成了斯大林，没日本的事！

从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角度上看，汪精卫无疑是卖国的“汉奸”。汉奸者如果不用五四时期的“罪名”的话，（当时有汉奸罪，由政府认定，属道德罪名），那么在今天适于用“叛国罪”“颠覆罪”。但是汪精卫作为“伪政权”代表，赤手空拳在谈判桌上为中国争回来的利益，比拥有国家和军队的蒋介石在战场上丢掉的还要多！这份汉奸罪如果是在司法独立的陪审庭上，真不知能有多少陪审票。

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及所签约的条款看，日本是想借汪精卫作为垫脚石结束战争；也就是日本无意征服全中国。日本与苏联的冲突是边境冲突，和恢复满蒙“外蒙”“自古以来不容谈判”的尝试的冲突。固然可能有试探苏联的用意，但是双方随和签约并一直保持到大战末期，可见双方其时都无意开启战端。从日本的战备要求来说，苏联东方还没有发现萨哈林油田，西伯利亚不能提供日本必须的原油供应。

所以日本与苏联的冲突是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也不排除当时日本有挑起与苏联的冲突，以便向英美法讨好的意愿。尽管其时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全球，但是反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却是很吃香的意识形态的高帽子。但出于自力更生（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无论是否与苏联开仗，日本都是必须南进的。因为日本需要石油资源，补全三十年代工业水平上的生产要素。可见日本的战争目标是闭关锁国！

所以即使中日战争不爆发（即中国严守中立），日本也是极可能会联合德国，趁着欧洲多事之秋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婆罗洲的油田的。因为中国也无法供应日本石油。尽管这一条无法确认，但是可以认为，中日战争只不过是加强了英美对日的敌视，而加快了战争的到来。采用了自给自足的国家主义政策的日本，与英美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令日本低估了战争的风险，希望趁着英法和苏联都先后困于德国的胜利，美国的常备战备一向是和平主义级的。那么日本产生“趁机”建起自力更生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念头就不难理解了。将为自卫更生而战的旧日本称为“最自由的市场经济”显然是不正确的，新的日本也不见得是完全市场经济。

如果不是从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在1941年底以前，美国“勒令”日本退回七七事变的出发线，其实就是日本帝国退出战争的最好机会：借机确认满洲权益！但如果日本真的如此办理，那么国际社会的同情分，就会全部加到日本的身上。日本和日本扶持的盟国“汪中国”和满洲，都将得到政治的巩固。但日本同样仇视“美国亡日本之心不死”，日本传统文化也不比中国传统好多少，then……珍珠港！

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绝不停战

日本侵华目的是伪满洲附庸国；
中日双边国家主义令中日战争无法避免；
日本自始至终寻求“确认满洲国”停止中日战争；
蒋介石的执政合法性在于绝不停战；

 

当日本的正规军换装奉系服装参加济南战役时，（北伐战争），就已经说明日本失去了“外交解决”的信心，更是对北京以外的全国政府缺乏信心，——>这是晚清和北洋时期，北京政治中心崩溃的逻辑反应。日本显见不是要征服全中国，而是希望支持一个分裂于南京政权依附于日本的东北地方政权，以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既有投资”。

当张作霖和张学良在东北显示出强烈的归心时，（必须承认这是中国文化的威力），日本采用了“替换东北地方代理人”的策略，杀死了张作霖，随后发动了918扶植了伪满洲国，目标显而易见仍然是东北。对此蒋介石无力阻止，但也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的形象。蒋介石是以民族主义形象起家的，这样才打败了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和北洋几派地方军阀，一旦弱化民族主义形象，执政合法性随之消失。

五四青年的爱国热情是无厘头的。蒋介石在武汉和上海仅仅是与西方列强协议分期收回租界权益，也被当时尚显自由的舆论称之为“卖国领袖”了，——>中国人民一向有反政府的传统。蒋介石在刚刚初定内地，仍然无力投入东北争夺（实际上连华北争夺也谈不上），就在卢沟桥冲突已经达成外交解决并停火两周后，执行了制定了两年的塞克特方案：进攻上海闸北日本租界！

蒋介石的强硬既有于公也有于私（党）的成分，终归已经愤青努力100分了！（还要怎样？）。日本内部肯定有“征服中国之说”，是否“主流”也无从判定。这就象中国今天也有很多条路线的争论，天知道那条是主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保住满洲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日本朝野是没有分歧的。尽管日本军部少装派（日本愤青派）杀了两个政府派的首相，但这两派无非是达成控制满洲手段上的分歧而已。

尽管日本愤青派军人在九一八和卢沟桥，都在事实上挑起了中日之间的激烈冲突，（八一三则是蒋军首先挑起），对比当时中日之间的敌视，和对东北权益都视为绝对不容谈判，根本就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所以也不能说愤青派的日本军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日本没有了满洲就灭亡了吗？中国失去了东北就灭亡了吗？显然都不是！中日双方就这样为了东北的边缘利益，举国一搏。

在二次大战法西斯主义浪潮泛滥的年代，中日战争看不出避免的可能性，尽管两国显然都不能从战争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对于日本是否有计划征服全中国，比“争论日本人内心是否想过”更容易得出结论的是，在日后的战争中显而易见的是，日本全国上下都没有征服全中国的具体计划和行动；甚至在1940年仍然没有这一计划和行动。而在当时，如果日本实行总动员的话，是有可能摧毁全中国的武装力量的。

所谓“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是中国方面在战后的宣传渲染。当时日本的战争方案是三个月内攻占南京，迫使南京下风求和（外交上）。事实上日本达成了军事上的所有目标，但是政治上逼和蒋介石就没有成功。原因也很简单，蒋介石的执政合法性，就在于“坚决不让步”！一讲和的话，战争结束的时侯，就是蒋介石下台甚至粉身碎骨的时侯了。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汪精卫出台了。

汪精卫一方面符合日本方向的战争设想：迫中国承认满洲的日本权益；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国内对中日战争之间力量对比的劣势评估（符合事实）。日本应允汪精卫政权的，维持满洲权益，退出全部其余中国领土，包括退出七七事变前占领的辽西和内蒙的中国领土……，说明日本的目的是为满洲而逼和中国，而不是征服全中国。汪精卫当时所争取的，也是日本许诺给蒋的底线。

甲午战争争夺朝鲜，中日战争争夺东北

满清的北方自然保护区政策；北方领土沦入俄国的必然性；
甲午战争争夺朝鲜，中日战争争夺东北；
清末民初的东北不是成熟的行省治区；
张作霖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也是最早的地方自治势力；
东北是19世纪初出现在东亚“新生蛋糕”；

 

日本不是满清生存的威胁，也不是民国生存的威胁。甲午战争是争夺朝鲜利益的战争，中日战争实际上是争夺满洲利益的战争。认识满洲民国历史间的东北，要先了解其时还不是美国“横行霸道”的WTO国际贸易时代，所有列强个个要组织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所以在这些列强势力范围内总有一个同族国民居住的特区称为“本土”，有时本土又称“老区，革命中心”，类似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特区。

老区政治中心从被称为“殖民地”的势力范围的属民地区，组织对本土的出口导向，从而带动属民地区的GDP快速发展，和属民地区的税收和国有资产快速增长之“发展就是硬道理”。这种[（自给自足＋革命特区供应＋殖民地）＝（闭关锁国＋宗主国＋镇压属民）]的历史制度，就称为殖民主义。殖民主义除了刀枪镇压刁民，还有更有效的技术手段，那就是对宗主国的出口导向，拉动殖民地的GDP。

日本在东北跟俄国开仗，可不是为保大清的龙脉，乃是大清朝“卖北安南”国策中赶来投标“大清国内保安合同”的两国际单位之一（另一家是俄国沙皇无限政治责任公司）。中标的日本获得在中南满免税开采组织对日本的出口，差不多就是对东北领地的特许殖民权。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满清民初的东北不象今天的东北，不是地方管理完善的传统的内地行省。

满清一直将山海关以外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民移居，不但将满州人移向内地称为“满族”，还在满洲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东北人口，保持满洲作为保护东北虎和野人参的野生动物园的原始生态。直到1860年满清皇家后花园失火（颐和园）后，野生动物园的北区就成了俄国的阿穆尔洲和今天的滨海洲。东北野生动物园才开始对关内民众部分开放，史称“闯关东”，类似于美国人挺进“大西部”。

由于大清在满族内地计划生育太成功了，东北（还有西北）的野生自然保护区的人口太少，所有最终归属俄国的清朝“国库级领土”上的人口还比不上俄国的探险队！所以清朝所谓大遍领土沦为俄国属地是难免的。自甲午战争日本人确立了对朝鲜的权益后，一直到日本败于美国为止，日本与其说是要“灭亡中国”，不如说是确立满清许给日本的，日本从俄国手中夺下来的，又在张作霖手中成形的东北权益！

甲午战争后，东北成了“王不管”移民自治区。张作霖正是在此时开始作为地方黑社会老大（一定程度上也保了一方安宁）崛起于东北，最终被北洋系招安为奉天督军，成了“北洋奉系”。日本和俄国正是在此时开始争夺东北的利益主导权，中标者显然可以在东北建立行政系统，象自家领土一样开发社会经济，然后向满清股东及其继任者北洋政权，上贡一笔分红即可。

如无意外若干年后，如果日本和俄国两家承包公司没有倒闭，估计就可以“瓜分或者统一东北”了。相比日本、俄国和满清，张作霖显然是当时唯一的一家地方主义势力。日俄清三方对东北的争夺，彼此斗殴是次要的，争夺（也是支持）张作霖这些地方势力投靠是主要的。在东北如此广大的边缘地区，依靠正规军全面控制，在政治上是不经济的，在军事上也是不自量力的。

争取张作霖这些本身生存处境并不佳，可以安抚住地方民众的地方势力。既可以减少治安投入，又可以提供廉价的本土劳动力称为农民工，而不会干预如矿藏开采这样的更大利益的开发这样的高利益合同。反之在张作霖马占山这些地方势力而言，没有美国这样的国际宪兵，不依靠日本俄国这些大宗主，东北资源也卖不出价钱。所以当时的东北虽然是满清老区，却是出现在东亚利益版图上的新蛋糕。

中国自清朝以来“卖北安南”的国策

大清国四百年"卖北安南"的根本国策；
谭嗣同同学泄漏国家机密还站错了队；

北洋系军阀政治注定以失败告终，但北京却在19世纪中叶重新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恐怕是拜苏联援毛之赐。别看俄国吞去了大清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作为清朝控制东南汉地的政治联盟，俄国与大清朝四百年的政治紧密关系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美"列强"。俄国吞去大清三分一的北部疆土，几乎没有经过那怕一场小的战争！留意了吗？

俄国不仅是四百年大清的精神导师，还是收费的保安！就俄国和清朝的政治关系来说，与其说是俄国侵吞中国的领土，不如说是清朝不停地变卖自已的北方疆土，换取镇压南方汉族独立倾向的军事本钱，作为已经衰落的蒙古骑兵力量的替代。所以"谅中华物力，保大清江山"本来就等于"宁与友邦（政治盟友），不与家奴（以免变富了造反）"，一直以来就是清朝四百年维持对中原汉地统治的根本国策。

所以无论是康乾以前的蒙古军，还是北方的俄国，甚至还有庚子赔款换回来的大清先进合法性，实际上都是把外来势力，当成了镇压自已王国臣民独立倾向的雇佣军，无非是价钱高低而已。清朝这手拆东墙补西墙的政治把戏到1905年纯熟到这个程度，可以让日本和俄国这两份外卖在自已的辽东老家先举行预选赛，清朝局外中立。谁赢了，大清就跟它签定维稳保安合同。工资奖金是叫"东北"的那块地盘。

大清变卖疆土保先进性的政策，并仅仅是密室里商议，连党校研究生谭嗣同同学也懂得，"大清可以卖了新疆给俄国，再卖了西藏给英国，换回几个钱，还可以再造两条定远舰"，为了这个伟大的古法新用的"维新"，谭嗣同去留肝胆菜市场，白丢了性命。把这个小跑腿当重犯办了，慈禧也许怪罪小谭泄露了大清党国的核心机密。无论是从家从国从历史的角度看，小谭同学是根本性的站错了队！

因此大清朝的北方领土，在大清国的眼里，并非领土而是"国库"，待变卖给友邦变换为镇压用军队武器的资产。无独有偶，当俄国今天的美元财政有所紧张时，也同样有学者提出"向美国和中国日本变卖西伯利亚"的可行性建议。事实上早在沙俄时期，他们就已经卖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如果说有进步，则大清朝卖"国库"是为了保党国天下，而俄国今天卖西伯利亚，是筹集"北欧社会主义"的经费。

早在1860年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开始，东南直到四川云南都基本上处于汉官统治下的半独立状态。不但李鸿章坐镇枢机，东南督抚也基本上在汉官小圈子里提名。但一直到辛丑甚至袁世凯称帝为止，东南汉治各省在经济明显优势的情况下，都不敢尝试真正独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大清朝"北方政治国库"的威力有所忌惮，与此同时慈禧为代表的北京政治势力，也对汉官僚集团有所让步。

可见无论是袁世凯对日21条，还是毛主席恃俄败蒋，做了一次斯大林卵翼下的儿皇帝"毛石敬瑭"，还向日本国不断抛媚眼，都只不过是大清国三百年国策"变卖国家保皇族家产"的政治连续剧而已。失去了北方国库的北洋系军阀无法保住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急于与日本缔结"国内"政治同盟。相比之下汪精卫在已经丧失的国土上跟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所谓卖国，真是不值一提了。

亡蒋者蒋也，但"卖北安南"的国策让毛捷足先登，今天仍然作为毛上帝享祭于毛神庙。在北洋系寿终正寝二十年后，毛上帝重新光复了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也算是为保留辽金元明清1200年传统文化尽了一分毛力。毛帝国30年折腾史一句话概括：重建1900年失落的对中华大地全面控制的中央集权，为重回闭关锁国不惜一切代价，即所谓"自力更生，艰苦生活，不怕饿死人，争取自闭！早日自毙！"

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无足轻重

米塞斯原理对大清帝国的死亡诅咒；
辛亥革命和孙国父的历史地位无足轻重；
蒋介石继续了（李鸿章＋孙中山）的“遗志”；
蒋介古重建帝国的历史大包袱和中日战争；

 

称慈禧开明专制导致清朝灭亡是不正确的，清朝的政治合法性早在1898-1900年间的政治混成中就已经崩溃了。慈禧的“改革开放”又将清朝的寿命延长了若干年，让满族有一个良性的结局，若干年后甚至在日本的支持下，在满洲短暂“复国”。其实无论是鸦片战争中清朝“忽然落后”了，还是大清在甲午中居然打不赢小日本，都只不过是米塞斯原理对“政治资产”的死亡诅咒而已。

晚清十年的政治目的已经与北洋系保住北京政治中心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是否保留大清这块招牌，完全取决于这块招牌是否还有政治上的边际效益可用。但是北洋系的军事优势，是建立在清朝末年对全国相对的政治优势中，用全国的税收垒起来的。1898-1900年的动乱摧毁了北京的政治地位后，北洋系的“军事优势”必定成为暂时性的现象，同样在米塞斯原理的作用下迅速衰减。

东南洋务运动及至东南互保，是自太平天国以来东南汉族经济和政治势力发展，渐渐摆脱满清中央皇权统治的过程。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在摆脱北京政治中心控制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摆脱了满清的王朝合法性权力），而孙中山本身又是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小配角。孙中山的全部政治生命，基本上处于“取代北京政治中心”的过程之中反复。所谓反帝反封建先行者之类，和孙中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位“伟大领袖”。除了提供了否定满清政治合法性的口号（驱除鞑虏），又为继任者（蒋与毛）制定了党国天下的政治设想以外，孙中山基本上就已经从历史中消失了，大概这也是孙中山显得较少历史污点的原因之一。党国天下是孙中山的构想，实施者却是蒋与毛，因此不应该将历史的责任完全撂到孙国父的身上。

孙蒋毛的“党国天下”与北洋系“确立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的目的，都是中国传统国家主义意识的反映，两派本是同根生，非要打出个大哥二弟。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华”实在是太不习惯了，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到以李鸿章等汉族官僚主导的，历时近百年的东南分离运动中，既要摆脱北京的政治控制，又对“帝国中华”的恋恋不舍矛盾之中。

因此当北洋系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力量不可避免地衰退后，东南互保转变成“东南北伐”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北方中国实际上对于政治动荡的感受更为真切和“中央集权”更为依赖和认同，因此当北洋系不再具备控制全国政治的力量时，几乎是对蒋介石的北伐军，几乎双手双脚都举了起来投赞成票。蒋介石正是“东南互保”向“东南主导”的政治模式的历史实践者。

蒋介石实际上是继承了李鸿章和孙中山的“遗志”，在建立东南主导的历史过程中轻易成功的同时，也将北方政治瓦解的大包袱捧回了南京。没有国家主义的政治目标就不会有东南主导的北伐战争的出现，北方政治版图的瓦解则极大地挑战着“东南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恐怕这就是南京蒋政权不由自主地实现了三十年代的国家主义新政“党国天下”，并在事实上主动挑起了中日战争而几遭亡国命运的原因。

纵观北洋系政治时期及其历史遗产“中日战争”，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同样没有任何“外来危及中华国家”的危机，而是中国文化对于“缺乏中央集权帝国”所感受到了“虚拟危机”。从而在帝国中央集权事实上瓦解的1898-1900年以后，以鲁迅式的启蒙和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开始重建中央集权帝国的历史尝试。以损害市场经济为代价的“国家主义”中兴，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是傻逼路线。

伟大领袖号召人民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当炮灰

伟大领袖号召人民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当炮灰

君权神授最重要是威权(Athority)合法性，如中世纪基督教政权；
将社会利益的争论引入“哲学真理”的轨道，就是君权神授的成功；
君权神授绝不能讲利益的，国民主权绝不可能讲道德
道德哲学信仰的争论掩盖了“国家和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实用主义问题；
“道德哲学信仰”的真理争论中，再也不可能考察国家政府的成本效益问题；

 

君权神授的社会里，枪杆子虽然可以巩固威权，但不可能依靠枪杆子完成统治，否则统治成本太大，威权本身会因政治成本而破产。因此，君权神授的社会是离不开信仰的社会，只有在大多数民众接受了信仰成为林语堂的动物，甚至甘心情愿成为狗腿子阶级的人民群众时；枪杆子的使用才有正面的价值。否则枪杆子本身也会寻找新的主人靠山，中国古称“众叛亲离”。

所以君权神授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不是君主的选择，而是威权合法性的成立。因此将对于合法性的争论，如果能够引向争论某位领袖的品德是不是完美，显然无损于威权本身的合法性。无论争论者双方是拥皇派还是“反此皇派”胜出，都将成为巩固威权的真理，因为已经承认了威权的合法性（道德完美的标准），无非是换一个新皇帝而已。无论对于原来的主子阶级还是狗腿子们来说，都是无所谓啦！

道德标准总是以哲学或信仰的形式出现，有时侯也会有一个别名“传统文化”，但如果深究之，仍然是某种哲学或信仰的伦理体系。这种对君主道德完美的争论，总是以某种哲学或信仰的所谓“真理命题”的形式，用脱离利益实证的手段打口水仗。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卫道士，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总是喜欢争论某种“哲学真理”的原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此乃实证！

君权神授的社会是绝不能讲利益的，同样国民主权的社会同样是不可能讲道德的，尽管那些口口声声道德治国的君权社会的小奴才，今天跑到西方民主社会，会惊叹“西方人的道德水准真高，这样的道德才能讲民主呀！”，（笑笑）。当“利益”从君权神授的伦理社会中消失后，就无法再从利益上认识：“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因为所谓“成本”，实在就是利益的概念。

如果国家或者说政府的职能无法从社会成本的角度上考察，也同样不可能再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利益功能上去考察，充其量是停留在辩证法“国家绝对权力是不好的，没有国家也是不好的”，“政府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是万万不能的”，诸如此类永远是正确的辩证法；也就永远谈不上，能够根据（国家）政府的社会目的，考察国家政府对社会造成的成本，即所谓的民主社会。

国家（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因此对国家的成本考察就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成本管理社会），而在君权神授的社会中，就只能剩下“社会没有国家是不行的，社会总归需要一个政府”的辩证真理，和道德高尚的伟大领袖“号召人民群众”没完没了的“不惜一切代价”。所谓的爱国就退化为争夺这一把“总归要有人坐的龙椅”，充其量是用谎言和枪杆子，证明自已的道德比别的王八高尚。

当对国家的认识退化为“国家是一部分人统治国民的暴力工具”时，——>无疑，当马克思在中世纪不缺（基督教）信仰的欧洲社会中，所认识的国家，完全符合此项定义；但也就等同于说，“我将是正义的皇帝，为了正义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信神的基督教还是不信神的马克思主义，只要是不缺信仰的社会文化里，他们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实用主义就全无分别。

君权神授的国家是因对客观存在的危机管理的需要，而以神（或先进性）的名义，将这份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君主及其家庭，对其提出高尚的道德要求，“让神强迫君主为人民服务”。信神者可以相信神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我等不信神的，万一道德不能约束君主，而君主还可以定制道德守则时，既使是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代，神躲在那里？等暴君死后下地狱？good idear?

稳定压倒一切，汉高祖代表人民消费了未央宫

君权神授社会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地，远远超出民主社会；
君权神授社会的道德口水仗具有政治上的高度效益——>龙椅！
政府任何时侯都不是主权的拥有者，政府是主权的管理者；
君权神授社会的权力层次：威权（信仰），主权（君主）和政府；
君权神授的道德信仰必定是（上下尊卑有序＋极端仁爱的道德要求）；

 

如果不是从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君权神授，那么为之辩护的最好办法就是“道德治国”“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不够高尚”。事实上君权神授社会，在选择领导人以及“历史评论领导人”时，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远远超出国民主权社会（即民主社会）。原因就在于君权神授依赖于（depend on）道德，而无法在领导人任期内具备任何有效的权力约束，而不会损害其执政能力。

所以道德治国，以及为道德治国提供合法性的所谓“中国缺乏信仰”论，实际上都是主张君权神授，而标榜自已或自已推举的侯选人，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甚至用枪杆子“证明之”。在道德标准自修的民主社会，公共约束除了法律仍是约法；而在不缺信仰的道德社会，道德实际上成为“强势社群制定并解释的不成文法”，这样道德辩论谁更能代表他人权益的“真理”，反倒成了通往龙椅的最廉价手段。

君权神授的国家（即具备执政先进性伦理的社会），至少在其产生之初，绝不是为了让君主一家子可以任意消费。甚至在君权神授论在崩溃以前的任何国家，君主的责任是保卫国家，并且君主有责任“勤俭高尚”，君主如果有所奢侈，那一定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需要。比方说路易14的爱丽舍香槟王宫，那是为了让欧洲在的敌人了解法国有多么富强，而不敢轻举妄动！

汉政府的宰相萧何也是以此理由为堪比阿房宫奢华的未央宫辩护，告诉对此豪华专用别墅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刘邦：“如果你不舍得替人民消费这所宫殿，天下不安份的人就会轻视你，他们就会造反，你平定天下的军费比这所宫殿还要多，陛下要为万民着想，稳定压倒一切啊”（大意如此）——>面子工程从来没有如此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的稳定，汉高祖只好很不好意思地，替人民消费了未央宫。

君权神授的主权结构可以视为三级组成，第一级是支撑主权产生的威权（Athority）和管理威权的社会狗腿子力量常自称为“人民”，第二级是威权的代表，典型如君主，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则是教皇，在现代东方就是伟大领袖；第三级就是常称的政府。君主可能与政府首脑完全结合（如朱元璋），但君主将行政事务委托给内阁（如宋明清政治）；和国民主权原理下的民主社会的民主授权，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无论是那一种主权观，政府代表了主权的管理者，也代表了主权管理成本的消耗者。政府的官员如宰相是在国王的power的授权下才拥有发布政令的权力，并得到威权力量对政令的贯彻响应。所以“卖国”之类的指控只有在君权神授的社会中，还要针对能接触国家主权的人士才有可能成立。汉奸之类指挥，只能出现在传统东方型社会，而不可能出现在国民主权下的民主社会。

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口号，如阿克顿所称的“绝对的权力(power)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实际上特指君权神授不受国民监督的权力，如果利用了中文汉语“同音字意会”的特点，变成了“绝对的权力(right，私人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就成了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了。因为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说每个人拥有自已的人权所涉及的一切产权利益（包括私有权益的垄断），都是“绝对的”。

所以任何君权神授的社会（国家），一定是双位一体的伦理观，其一是“上下尊卑有序”这是确立君主的权威和臣下服从的义务，在中国就是孔子；其二就是体贴万民，对臣下守信用，自用要节俭，这方面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孟子，也必定是排第二位的。再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的斯多葛主义，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伦理观还有波斯zoroaster政治观，最后是阿拉后的伊斯兰政治伦理，无一例外！

印度的“西方式民主”虚有其表

印度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印度不是市场经济，印度的“西方式民主”虚有其表；
印度取缔户籍制度严重侵犯了私有地方产权；
印度种姓相当于行业工会对劳动力的垄断；
印度市场经济中的人口充其量只有几千万；
印度农村封闭社区仍生活在远古水泼不进；

 

用市场经济的标准看东南亚和非洲，那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称非洲是“美式民主”，不如说毛主席是美国总统！而印度这个国家抄袭西方“民主制度”，将西方的糟粕基督教沙文主义几乎完封不动地抄了，却把西方民主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产权法治内容完全抛弃了。与其说中印两国竞争谁更领先，不如说这两头大象在自力更生的路上你追我赶，看谁离地狱更近一点。

印度不但有着中国货币主义的所有毛病，而印度的所谓土地私有制，在制造了让中国的钉子户为之羡慕的公共建设的阻力的同时，却被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人道主义反户籍制度”冲击得一踏糊涂。印度是一个没有户籍制度的社会，即所谓拥有“西方的迁移自由”，等效于取缔了地方的自治权。所以印度是一个缺乏地方社会保障的财力的社会，这是印度公共建设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是需要象看门狗一样看着自已的地皮，还需要贿赂警察才能赶走“反对户籍制度的移民”占领你的家园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有谁出门旅行一周年以前，没有先跟警察拉好关系请人照料好家园，那么回家去就会发现土地房产上住了一大窝农民工家庭，依印度法律是不能赶走的（在一处居住一年后拥有产权）。如此“私有制”，不如说毛主席的人民公社会是“私有制的大家庭”。

在印度这种“私有制”社会里，富人如果不是自已做看门狗，就算请出口世界各地的印度保安看家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保安可以在主人离家后引进“再也赶不走的”亲戚朋友，然后和主人讨价还价，这地皮至少有一半就归他所有了。所以印度如果不是自已管着小看门狗（驰名世界的印度保安）的大看门狗（主人），就是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的小区才算得上是“安全的私宅”。

本来土地私有化是为了通过法律确保私有产权，以便于流通，减小了产权的保有成本和简化了流通中的交易成本。印度引进西方的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人道精神“反对户籍制度”，反而令印度的土地产权形同虚设，大大增加了土地产权的保有成本，也令买主购买土地，如果不是在自已亲戚朋友之间或带上一大帮保安，或者贿赂警察兼职城管，则等于是花钱买顿揍。

印度社会的麻烦还在于种姓制度，不谈“人权平等信仰”之类（没有信仰就不会有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事实上构成了印度社会控制了行行业业的“行业工会”。这些种姓构筑的“行业工会”既没有起到欧美工会保障劳工权益的作用，又令自由工人的流动成了向控制种姓用工的“丐帮帮主”交保护费而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所以印度的“西方民主市场经济”，只有给印度报业托拉斯吹出来的“有印度特色的西方民主”，印度自由经济的主要要素劳动力、土地的市场交换根本就流动不起来。印度十亿人口，真正接近于市场经济生活方式的，大概只有几千万。更有甚者，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产权并不是落实到个人身上，甚至不是落实到家庭身上，而是落实到一条整村的大家族（差不多相当于小土邦主）手上。

这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式才是经济交换的产权主体，里面的生产要素根本就是代代相传不会外泄，穷得要死时就要求印度政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加以救济，反正是永远不会破产。他们的要求也不高，每人一块慢头一碗汤，乐呵呵就满足了。管你是21世纪还是公元1世纪（孔雀王朝），你让他交税他给你，你让他跳神他高兴，你让他卖地，他不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对印度显然适用。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果实际上肯定了私有制

"市场不存在公允价值"完全否定了中庸之道之"衡平"中的租值概念；
"均衡经济学"是伪科学，是计划经济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伪科学成分；
奥斯特罗姆的"防止租值耗散"研究成果是多此一举；

庇古科斯和张五常所使用的"租值"概念，由于定义非常模糊纯属意形态的概念，应该将其剔除出经济学以外。"租值"的概念来自于古老的罗马自然法的"衡平"观念。衡平者相当于中国中庸之道对价值的评估，即"存在公允市场价格，买卖双方得利应平均"。这种观念否定了买卖双方对契约价值的评估，而保留了第三方"道德权威裁决的特权"，因此在中世纪的教会法中首先被"文艺复兴"。

由于租值的本来含义实际上来自于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衡平观念，因此基于"衡平－瓦拉斯的均衡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计划经济的策源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伦理上将干预经济合法化甚至神圣化的话（如先进性理论），那么瓦拉斯以降的均衡经济学，就起到了计划经济具体实践者的角色，与马克思主义狼狈为奸。

因此均衡经济学之中的"租值耗散"也就与奥地利学派之中的"公地悲剧"完全相反了。既然张五常等人的租值耗散是建立在存在可把握的公允价值标准的"价值"，那么公有制的大弊病"不能准确计算价值"就被回避了，因此就将得出"避免租值耗散的办法就是收归国有"；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者热爱的"民主导致租值耗散"的荒唐结论。租值耗散本来是指公共资源被过分使用，收归国有仍然是公共资源，不被使用却仍然被米塞斯原理所约束而不断贬值。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科斯和张五常的错误是多么深刻而荒唐。

这就是为什么庇古、科斯、凯恩斯和张五常之流与公有制"经济学"如此亲和的原因，也是逻辑定义不清时，意识形态的文学可以拥有超出科学的巨大"威力"的例子之一。所以租值耗散实际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确立任何所有权却有使用价值，而被私有产权经营者竞争性侵占其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法之中的"谁主张谁维护，谁先占有谁得产权"。典型例子就是公地悲剧和公海渔业资源。

另一种情况就是公有制产权由于所有人缺位，产权本身因为不能市场交易而处于米塞斯资本原理的约束下不停贬值，并由于管理人的自利倾向，而倾斜性地在少数特权人群之中价值转移，典型如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概括两种租值耗散的定义就是米塞斯原理中的特例（没有违反米塞斯原理）："任何没有私有化的产权的交易价值都会最终消失"。

因此租值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如果不是将"价值"偷换了，就是本身就缺乏稳定的标准，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除非能给出无歧的可衡量的定义，否则传统西方经济学中一切依赖于"庇古租值概念"的结论，其逻辑过程一律推翻；除非得到另外的逻辑支持，有关租值的结论一律作废。但是"租值耗散"的现象及结论，在租值定义为"市场交易的买方出价"的前提下，等意于米塞斯资本原理。

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渔业资源租值耗散现象的研究，（适用于公海渔业资源），就象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一样，立刻就被我国的计划经济专家（象李玲）援引句子成为"公有制经济合理性的重大突破"，而无视奥斯特罗姆与戈登的研究大同小异，都是以竞争者之间的契约约束彼此的竞争性消耗，而保持了租值。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者共同维护的彼此契约，起到了"共同主张共同维护"的共用产权的作用。

因此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果实际上肯定了私有制，而不是肯定了拥有一个"高级裁判员"的合理性。而且"竞争者的身份"如果不是一种特权，就是一种开放性的资格。象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周边达成了渔业分享契约，菲律宾跑来抢捕，那么是见者有份呢，还是打沉菲律兵的渔船呢？所以奥斯特罗姆的结论只能在"排除第三方竞争者介入"的产权排他条件下才成立，否则就将退化为古老的海洋法而已。

美国是税收最轻赤字最小的国家

民主就是监督政府“干实事还不能乱花钱=高增长低通胀”；
美国国债“高企”体现了美国政府成本不易隐瞒；
中日韩印欧等国家的政府成本和赤字不亚于美国；
美国实际上是税收最轻，政府赤字最小的国家；

 

用米塞斯原理再看美国政府的赤字，就了解一件中国民主派没有意识到的真相；即所谓“监督政府”根本就不是监督政府的道德是不是没有拉好裤链（克林顿），而是监督政府是不是乱花钱，监督政府实乃“监督成本”，——>这才是做主人家应该监督公仆做的事。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发行应该私有化的，但政府总是要收税的，一收税就注入了国家信用，那么实在想不出美元制度还有什么招“更私有化”。

所以美国的货币制度和美国的国债审批制度，就将美国所有的税收（正税＋国债＋货币增发），通通集中到美国的赤字上暴露出来，看上去真吓人！好象已经达到十万亿美元，全部体现为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财政制度好就好在这，政府花了多少钱，想躲也躲不了，赤字有多少，一目了然，把美国国会和媒体吓得一天到晚白宫CEO不省着花钱，居然让美国的纳税人人均背上两万美元的国债！

中国的国债规模就小得多了！大约是几万亿人民币的总和。但是如果“货币就是税收”，那么中国增发的货币通过凯恩斯主义最后形成的到银行中的（贷款＋坏帐，注意包括贷款），就全部相当于美国的赤字！结果就是，仅仅是 2009年，中国就新增了43亿人民币！精略算一算，中国的实际上累积的赤字（约六十万亿人民币），和美国政府基本相当，如果不是说更多的话。

这样对比最令人震惊之处，就在于美国的“政府费用”是显性的，可以被社会（包括国会）监督，而中国的政府费用是隐性的，收了税还可以抵赖，“中国税收不高”——>以上算法还没有考虑行政收费、赊欠和国企呢！更有甚者，明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利益链通过如高房价泡沫，在银行里形成的贷款余额，是被视作“市场经济的优良资产”，而不是“相当于美国政府的赤字”，是大好形势的证明！

这样，就有了大好形势之下，任志强同志所称的“房价跌，银行先死”的形势一片大好了！不过如果这种“银行替政府负债（赤字）掩盖了政府的规模”是中国特色，那就错了，那是咱国向日本和新加坡（当然还有香港）借来的真经！所以对比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真的很可怕，中国的税收是不是非常轻，建议对比两个值（美国政府国债总数Vs中日韩新等国(银行贷款余额＋国债总数)）。

中日韩等国的银行尽管负有政府小钱柜的历史责任，但毕竟仍然是银行，也承担了一些银行正常的业务职责；所以将全部银行贷款余额都算作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利益链并不适当。以日本而言，大部分的房地产贷款余额算入政府财政，另加一半的企业贷款，这样的评估是适当的。中国由于国企的贷款占了主要的企业贷款，所以不全部算进，减去一两折，已经是很中肯了。精细的比例无法得到，口径大概如此。

同样如果以为“银行优良贷款其实是政府的小钱柜”是东亚特色，至少又忽略了北方的俄国和南亚的印度，甚至还有南美的巴西这几块大金砖。印度托拉斯财阀对雇员的道义远远不及日本的大企业，但是对中央货币政策的利已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各种人道主义的门槛和经营许可的审批，比中国官僚的腐败水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为“民营寡头”就是俄国特色，那一定是忘记了印度宗师。

甚至连欧元共同体这一仿效美联储的“欧联储”也没有逃过“银行贷款多为政府窃用”的货币主义慢性病（不妨称为费雪－凯恩斯主义病）。“欧联储”的参储银行是原各国央行，但是各自的承诺信用额（相当于保证金）则严重地向东欧穷国倾斜，即在事实上欧元是建立在高估东南欧货币而低估西欧货币的基础上的。这样东南欧各国通过税收赤字和国债高利贷透支信用，而最终造成了今天的笨猪N国。

公有制奴役之路

米塞斯原理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循环运转和环境保护
米塞斯原理解释了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
米塞斯原理解释了公有制奴役之路

 

米塞斯原理解决了以人权产权为纲的民主社会市场经济的“废物回收循环”的问题。市场经济是必须以人权产权为纲的，在产权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自由竞争，自行承担亏损，那就一定会出现最终的失败者。在“社会动荡成本＋镇压的成本”之间衡量，民主社会都愿意付出一点代价提供社会保障，让失败者有第二次机会。这是从避免损失的角度上考虑社会保障的合理性。

由于人权资本是不能世袭的，同时也不能剥夺的，所以民主社会对人权资本的失败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也就具备了“起动贷款”的性质，而且是无息的不必偿还的“贷款”，当人权资本重新愿意回归社会竞争时，（即自愿找工作就业），社会既多了一份劳动力产品，人权资本所有人也就重新迈出了创业回归中产者的路。美国社会中失业者就业后回归中产的时间，（拥有消费credit），大致只需要3－6月。

而对于要约归属人权的私有财产的产权，在市场竞争之中失败后，如果对这些财产社会加以“援助”的义务，那么就成了封建世袭的关系，即纳税人有令产权所有人世袭产权而不致贬值的义务，如贵族的采邑，或毛左不能关门的国企之类；这样将构成对纳税人的奴役。如果纳税人恰巧有能力推翻这种奴役，则这些“贵族”被消灭，绝不能称之为对人权的侵犯。

所以资产的产权，也就是马克思眼中的资本，落在部分人的私人掌握之中时，根本就不必关心人家是否能善用自已的资源。如果他们能够克服米塞斯定律，在市场经济中保值增值，那么他们一定是对社会作出了“交换价值上的贡献”；反之如果他们不能善用这些资源，这些产权就会贬值而最终因为保有成本超出拥有的价值，而不得不被放弃。这种东西，学名称为“垃圾”。

所以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强迫社会所有产权所有人，必须善用所有的产权资源，否则这些资源就一定会最终变成垃圾。这就是所谓的“资源优化”。垃圾是无主的资源，被新的主人废物利用产生了价值，产权就属于新的主人而不再是侵犯私有财产。所以米塞斯原理是市场经济得以循环地运转的关键原因。如果没有米塞斯原理，那么社会利用效率不高的物资就永远不会成为“垃圾”而被重新利用。

所以米塞斯原理其实也就是公有制因为公有所有权不被侵犯（毛主席时称“揪资本主义尾巴”），而导致大量生产垃圾又大量浪费，严重损坏自已的生存环境又几乎不能形成任何社会价值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实际上可以归纳到通过个体价值评估权（人权）的丧失，米塞斯原理只不过是“人权是价值的原子判断单位”的逻辑结论。

交换创造价值就是价值必须经过（主体评估＋主体承受错误亏损＝主体拥有正确的利润）。两两自主交换的结果是确定了双重的评估和双重的“成本效益的后果自负”。但即使是自用的过程之中，也同样有“自我的评估和自负后果”，这就是自我生产如果能自用，也是有价值的，只不过与他人无关，与社会无关而已；因为缺少了第二方的验证和全额担保（购买价格的支付）。

交换创造价值明确地肯定了米塞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缺乏“价格计算的能力”，实上就是指社会主义剥夺了消费和生产主体的价值判断即计划经济，从而破坏了（主体评估＋主体承受错误亏损＝主体拥有正确的利润）的价值形成。因此社会主义实际上（领导人评估＋老百姓交学费＝领导人得红利＝对老百姓的奴役）。万一有一点点价值的产生，也只是自产自用自保命的与别人无关的“价值”。

上不起大学就不要上

人权保值即“个人和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的问题”
教育是为了就业和就业的收入；
教育是个人的投资，选择教育的权力是人权，“受教育”并不是人权
“义务教育”其实是“社会保障”应服从“低水平广覆盖原则”
教育成本昂贵是“国有垄断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市场化的保证是小政府市场化经济；
大政府官办教育的市场化相当于“卖官鬻爵”

 

米塞斯原理对一切用资产都适用，自然也适用于自由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权的价值；准确地说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价值，或者说我们能够获得劳动力回报即工资和分红的能力，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的资本；是低人权政策最大的受害者价值，也是市场经济能够消除贫富差距的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教育发达了，中国才能民主”——>因果刚好相反！

当米塞斯原理作用于人权资本，等效于另一个命题：个人和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的问题。教育是为了就业，是为了就业的收入，这是明白米塞斯原理适用于教育投资的最起码前提。所以教育是有成本的，也是有成本的边际的。如果教育投资所换取的就业收入是不能平本的话，这种教育就是不值得投入的；——>目前国进民退已经令“读书无用论”成为事实！这样中国就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啃老族！

正因为“个人劳动力价值”是个人的投资所得，因此受教育并不是一种人权，这是与很多平均主义思维者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是需要成本投入的，而教育所得的“人权资本价值”受益人是个人个体，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每个人教育条件相同”的平均主义，否则必定出现教育的短缺即平均短缺原理，——>这样就出现了高考独木桥！此时教育是为了做官，为了高人一等！为了“光宗耀祖”！

难道高考之中的“监考公平”就是教育的公平了吗？难道让纳税人掏钱让一部分人受高人一等的教育是公平吗？难道以考试或抽签的方式，决定一部分人劳役另一部分人，就是公平吗？西方国家的确“普及了多少年义务教育”，但那是其实是“救济保障”，而不是“公平的形式”。教育是以私有制的教育为主体，政府也不是劳动力产品的主要采购者（小政府的雇佣数量很少）。

因此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社会保障“低水平，广覆盖”为代表的三条原则和一条义务的完美的结合。正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实行了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所以才能在中学教育的水平上实现了广覆盖，即实行了“义务”教育——>直译为义务教育委实是不合适的，称为“个人教育保障”更适当。让未成年人至少能在公共教育中拥有基本的就业技能，这就是“社会教育保障”所应该做的。

因此茅于轼等称“上不了大学就不要上”，“教育产业化”，“提高学校”，只要是在教育真正产业化市场化，而不是今天的国家垄断高等教育（即全部国企经营），那么就完全是对的。所以象方舟子对唐骏的无理取闹，实际上是在肯定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的种姓社会的前提下，所谓“唐骏的文凭不是国家承认就是假文凭”才能成立，——>方舟子如此观念突显国民劣根性！

今天的教育负担沉重，是因为平均主义的教育和教育被垄断造成的结果，就象高房价一样，是垄断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的结果。那么可以相信，如果教育市场实现市场化，则完成自已教育（充电）的实际成本要比今天低得多！同时如果教育市场化，则千万不要再期望在“私有教育后”成为国家公务员。

如果是由政府确认“教育的价值”即国家承认文凭才有价值的话，教育是绝不可能市场化的，否则效果等同于“卖官鬻爵”。而只要保持大政府制度，政府公务员的实际福利薪金水平超出民营经济的就业，则该社会中充其量是海龟横行，而不会有自已的一流有竞争力的私营大学。除非，是官商合营！类似，香港！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采购为主的经济体，也就是腐败横行的产业领域。

最后复提一下方舟子找唐骏无理取闹案，方舟子粉丝时所表现出的国民劣根性。这些方舟粉们主同的是方舟子的主控罪名，“唐骏的学校是野鸡大学，因为唐大学是中国政府不承认文凭的”，——>这些方舟粉们居然不知道，中国只允许教育部才能颁发教育文凭，就是对劳动力就业垄断的最腐败的计划经济行为，是赤裸裸的官本位种姓制度的发源端！

在方唐案中中方舟子和方舟粉们的荒唐丑陋无以复加，简直就成了教育部组织部的编外官僚稽查员；——>唐骏可不是混的官路—！如此丑陋的官本位意识，居然偷换成了“诚信”！真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借此祝愿南方科技大学破冰之旅少点波折，也祝愿方舟粉们所魂系的教育垄断早日土崩瓦解！

房子的保值作用连收藏品都不如

房子的保值作用连收藏品都不如
“居住等级”的需求很容易被替代
美国的homeless可能是自愿流浪者或无户籍的绿卡者；
高房价是因为计划经济环境中制造了局部的“市场经济的失衡”

 

用米塞斯原理看买房保值，只要米塞斯原理是正确的，房子就绝对是保不了值的。房子的保值作用，连收藏品都不如。居住本身倒是核心的需求，但“居住质量”却是一个边际的需求。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希望有瓦遮头，但是缺钱的时侯，至少存在着卖大换小，卖房转租，卖大租小……，也就是用低一档的需求替代占款大的“高质量住房”的需求。

除非是身无分文，室无片瓦者，否则以低档换高档的替代能力，总归是存在的。中国其实漫山遍城都有这种身无分文的流浪者，但是我国的爱国主义文人，就喜欢说美国也有“流浪者”，——>此言确实！笔者没有采访过这些美国的流浪者，所以无法解读他们的选择，——>因为在美国自已选择流浪是不犯法的。基督教之中也确实有些派别主张“隐修流浪，拒绝魔鬼的诱惑”，谁知道选择流浪是什么回事？

美国有免费的救济性质的食品供应；就连教会和共济军也有充足的临时庇护所，甚至私人经办的爱心商店里供应一应俱全，自用者无限赊欠。完全没有工作能力的社会成员，如果是有美国户口的，可以领取很不低的救济和免费保障。如果是有工作能力的成员，被动失业期间有失业救济，如果坚决拒绝工作，……对不起！慈善不能永远养起你！所以笔者不清楚为什么美国有人homeless的。

所以就以居住的需求来说，大不了是存了钱挤共济会的单间。日本东京甚至提供两平方米（高仅一米）的“斗室旅馆”，供没有东京户口的外地人在东京打工时，可以减轻高房价带来的生活压力。 换言之，所谓住房是“刚性需求”是偷换了概念，“住”是刚性的，“房”不是刚性的。土地是“稀缺资源”，就象海水是稀缺资源一样正确。土地是可以深度利用的，也就是土地的供应可以认为是无限的。

高房价可以保值，是英国人留给中国社会的一份观念厚礼，——>香港的炒房客！曾几何时，东京也曾经是“住房保值”的一个时代证明，但现在连香港的住房也不保值了，全世界大概就只剩下中国人还打算炒房炒出千万个李嘉诚，连篇累牍地宣称“住房保值”。信念坚定了，从哲学啊，信仰啊，文化啊，丈母娘的需求啊……，总能找到无限的理由，——>谁愿意和信仰争论的，自个乐去！

中国的高房价实际上是供求失衡的结果，却不是市场经济的供求结果。由于商品房准入制度和土地产权公有，实际上将“上市可替代资源”限制在官方认定的“文凭”上，准确地说官方认同的房产证，而不是实际私人占有的居住物产权。这样就从根子上抽掉了自主交换替代居住需求的可能性，大大限制了替代性的供求。可见明确房与地的产权私有化，是低房价的最根本办法，类似房产税反而会推高房价。

而另一方面，实际上相当于税收累积性质的“流动性过剩”，又以无担保信贷的方式转变对地和房的需求。房价高企是市场需求失衡的真实反映，但造成供与求的因素，都不是市场因素。炒房客是以“住房保值”的观念，以投资收藏品的观念，通过通过信贷支付的方式买入了高房价的“官方文凭（房产证）”，而以烟蒂投资法的办法在房价的波动中获利，或被套牢。

与笔者买股票的烟蒂投资法（530）不同，炒房单次投资的压注太重（全部身家加上高度负债）。因此偶然获利丰厚的背后是负债的高风险，并且这种风险肯定是借贷者无法负担的。因此房地产的利益流程上，高房价的根子就是高税收，通过银行分流流动性过剩（即洗钱）由炒房客中一部分获得偶然性投资获利，而大部分贷款成为坏帐，最终由纳税人“挽救银行”而冲销。中国，香港和日本都是如此。

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成就计划经济

奥地利学派是对象方法论；
不恰当地引进经济学的数学成为计划经济
西方经济学的内核是“边际原理”

 

希望从货币主义的统计方法论上证明米塞斯原理也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芝加哥学派日落西山，也与“货币”这一参照系本身就是政府税收而变得不可靠有关；尽管芝加哥学派较之凯恩斯主义，还是先进很多的。米塞斯原理是一条很基础的经济学原理，不可能用子系统中的采样作无歧证明，而必须在与经济学本身同等的层次，即（进化论——>经济学）这一层次论证。

实际上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的的优点和缺点的表现，奥地利学派的对象模型方法论，是对（进化论——>经济学）层次的系统作逻辑研究的方法论，因此无法引入子系统如货币经济学之听数字，也就无法引入应用数学工具。因此奥地利学派无法提供诸如炒股点数预测这样的精确答案，但可以明确指出某一种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否是可持续的，以及其定性的损益。所以说奥地利学派其实是一种对象方法论。

在定性确定数学必要性以前，数学非但不是科学性的证明，反而是骗子的工具——>数学理性主义！这就如同说，“目标方位可能位于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误差基多少微米以内……”，好象很精确的样子，可惜！多了“可能”！能确定位置吗？“不能，概率也不知”！即根本上就是不确定性之中的胡扯！换一个比喻，一个标尺刻度精确到厘米却能“测量”出微米级的精确度，只能说明操作者做假！

笔者反复强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数学是不必要的，数学是任何人类活动的成本；除非有相应的效益，否则数学是不必要引入的，这是人类之所以比电子计算机更高明的地方，——>人类能够评估“数学”的成本！所以当地球世界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养活了中国十几亿人的时侯，却是摆弄“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消耗了35%的花肥……”，计划经济永远有理由！全是猪狗不如的理由！

计划经济这种猪狗不如的杂性，并不仅仅是来自于哲学真理才能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数学理性主义为支撑的“均衡经济学派”，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数学理性主义的计划经济学派”！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在美国的政策指导中同样严重；当这种猪狗和民粹结合后，就成了“科学地”《通往奴役之路》——>计划经济！用数学的手段偷换了人权实证价值标准的约束！

由奥地利学派对“数字经济学”的强烈否定，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七十年代，当已经倾向奥地利学派逻辑结论的弗里德曼，以自以为友好的方式声称：“没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和不科学的经济学”时，为什么自诩为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象罗德巴赫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弗里德曼的意思其实是说，“如果奥地利学派是正确的，就归入经济学了，而不存在边缘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数字实证经济学”根本上就是伪科学！弗里德曼所称的“没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等同于说奥地利学派是不科学的，那可真是岂有此理了。于是老头子费里德曼就在年龄不小的时侯，在出版《自由的选择》的同时，就和《通往奴役之路》的粉丝们，唇枪舌剑的打起了口水仗，一直到老弗启程西天雷音寺成“佛里民”，双方还没有实现和解。

（进化论——>经济学）层次中就有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假设，而实质上通过（交换创造价值——>边际原理），全部可以统一到“人性本私”的个体利益价值判断上。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在脱离进化论层次的时侯，其内核并不是什么三大假设，也不是研究价值不高的“人性本私（包括经济人和理性人）”，而是边际原理。边际原理包含了个体对交易成本边际的预期，因此没有违反个体价值标准。

美国不存在统一意志

逐利的美国不存在统一意志；
实证科学排斥任何信仰质疑；
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资本就是生产要素的总和――>错的！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去无远
亚当斯密－马克思体系中，米塞斯原理退化为"折旧定律"

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人，无论是信马克思主义还是信仰基督教，都很难理解也很难相信，美国是一个逐利的社会，根本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博弈以外"国家意志"。美国的所谓"国家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罗斯柴尔德的意志……"，统统就是一大窝要赚钱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签定了一大箩互利协议（契约）。美国其实是一个大集市，赶集的有许多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玩完这些敌人跟着玩完。

这些只顾着赚钱的美国人，还挺诚信地履行了这些协议，为自已赚了大把的银子，也自已承担了错误带来的亏损。不能理解美国这种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等等，各门各派的进步分子们，千口一词地指责美国人自私自利，将祸害全球几千年来的优良道德传统。（优良的传统在那里？）。而美国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却已经将进步分子们，从被奴役和被杀害的边缘，至少拯救了三次！

从引入米塞斯原理以来几十篇博文（就是几万字），无非是准备说明米塞斯原理并不是断言，也不是经验公式，而首先将米塞斯原理适用的背景扫描一遍，并解说了常用的经济学看待米塞斯原理的正确与不正确的地方。大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笔者实体社会学的实证逻辑体系，与意识形态分子搜罗一篮子"听上去良心好的口号立场"后"坚持正义"，而回避其自相矛盾的逻辑结果，大概要严谨多少了。

意识形态分子经常抱怨笔者的体系"不可讨论的口气"。试问笔者仅仅是说明背景和相关的、概念和常见误解就已经花了几万字，背景的背景的……背景！全部按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一环扣一环，才最后得出适用条件下的"原理"。意识形态分子仅仅依靠几句"信仰哲学"断言就想推翻结论，所谓"不能用不可商量的口气"，用博友的话来说――>"神经病！"――>信仰的魔力真的需要警惕！

尽管米塞斯原理的真实表述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冲突的，但是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下，米塞斯原理仍有一定的适用性，那就是任何"生产性资产"都是要折旧的，或者投入维护成本；即使对于"保值增殖的艺术品"也有维护和保安成本，(马克思主义里古董值啥是高深哲学)，而构成对持有者所拥有的价值的贬值。只不过本来对一切资产都适用的米塞斯原理，在公有制条件下，就已经被贬低为"折旧定律"了。

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仍然适用米塞斯原理，是因为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实际上是脱胎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整成了与"剩余价值"相耦合。亚当斯密没有明确的定义"资本"，但是从《国富论》的思想看，笔者概括的斯密的资本概念，大概是准确的：资本就是用于生产的要素的总和。因此此时的米塞斯原理，相当于"生产的价值的折旧"。

由亚当斯密对资本的定义，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浓厚基督教情结的亚当斯密，会认为资本是"不良的"，尽管不得不是必须的。因为既然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那干嘛要"不务正业"逐利呢？而到马克思这一代，就更是在定义上就将资本定为万恶的：追逐剩余价值搞剥削的！换言之，资本从出生就是每一个毛孔里渗着鲜血，说你坏就是坏，不坏那是因为更加坏！――>生产是万恶的，全人类解放升仙了。

但米塞斯原理并不是"折旧和维护成本"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指导着我们理财的保值策略，适用于所有资本。要证明米塞斯原理既确定其适用条件，仍然要回到先明确资本的定义。资本的定义实际上简单得多：用于自主交换目的的要素的总和；或者说"可供交换的私有财产"，再简单地说"资本就是可以卖的东西"。在此定义下则"资本逐利"就是善的，因为资本如果不逐利，自已是会死的。

美国的失业比例大大低于中国

减税相当于回笼国家货币，增加国家信用；
美国失业远远小于中国，美国人失业的痛苦远远小于中国人；
美联储是"美元结算储备银行"而不是"美国中央储备银行"
中国等银行参盟美联储可能是时间问题；
美联储的获利手段和风险；
美联储透支信用和次贷危机和美国的干预；
次贷危机一瞬间美元成了无信用担保的货币；
美联储透支信用的风险实际上转嫁到屯积美元的大傻逼身上；

美联储大致相当于是货币发行组织私有化的中间产物，仍具有税收任务的性质。无何否认的是，美元目前仍是世界上购买力最稳定即含金量最高的货币，美国政府也无法操纵美元的增发，只能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填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并且购买国债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就政府利益至高无上的优越性而言，美国这种资产阶级政府，是远远比不上咱国的人民政府的。

是否增发货币并不是由美联储说了算，却是由美联储和国会联合政府商议，（美联储和政府都可以提议），但由国会拍板。以前不明白美联储增发了货币是否收回去，当"国家货币就是税收"这一层搞清楚后，"回收美元"就相当于减税，减税就相当于回收美元。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本来就是坐吃山空的，美联储还真的不需要特别"回笼美元"。

这样美联储一面就费雪方程式锚定美国国内的物价，另一头美国政府不停地在美国国会的催促下投入美国的社会保障。以至于美国的百万富翁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救济，平衡当期支出！鼓吹国民消费的美国社会，也就同时享受到了全世界最低的物价和最稳定的收入，以及必要时可以领取水平虽然不高，但相当可靠的社会保障。所以美国的失业比例不但大大低于中国，而且中国人失业的痛苦也远远超过美国！

美联储的私有性质，体现在所有参储银行都是私立性质并且是美元结算的赢利银行，并且其利润不得超过10%，否则按协议一律充公填补财政赤字（没出现过）。所有符合财务条件又愿意交一笔足额保证金的的私立银行，都可以成为"美联储"――>理论上如果中国的银行不是国有控股的，不是依靠行政垄断吊盐水的巨人，也可以申请做美联储中一分子！

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外资控股的美元结算银行成为美联储一分子，应是时间上的问题。美联储的真实合理的名字（非目前商业用客）是"美元储备银行"，而不是"美国中央储备银行"，或者这样更能理解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收支货币的性质。而实际上美联储从"央行身份"中的获利手段很少，认购国债的资本金不算是参储银行的资本，即美联储不能从"增发的货币中获利"。

成为美联储的一员，实际上是提供无息存款准备金（信用担保），在美联储的加息减息和担保中获得收益并承担风险。因此美元货币增发多少与美联储本身的利益无关，不是增发了美元买国债就是美联储自已的。相反如果因为高利率政策导致了利息成本增加而令保证金亏损尽净，则参储银行就失去了参储资格，还请再填补保证金。美联储自已也是美元结算的利润，美元不值钱，起码对银行股东分红不利。

目前的美联储与国会的条款限制了美联储其他手段，但没有限制美联储透支信用提供超额担保的权力，这样尽管没有增加货币通量，但是美联储参股银行可以通过担保的方式，让民间的储蓄更多地进入如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的领域，而事实上放大了这些产品中的流动性，相应地就增加了美联储保证金自已的风险。这样尽管可以提高参储利润，同时也提高了风险，极点的表现之一就是次贷危机。

但与现在危机时期继续施放流动性相反，1929年美联储恐慌于资本价格下跌将带来的利息亏损（美联储将破产），而抢先回收流通性，结果就令美国资本市场从流动性过剩迅速变成流动性紧缩。11月美联储回收流动性，并卖出黄金填补亏空（当时是金本位），半个月后就出现了大崩盘！（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在1929年，美联储还是挺老实巴交的，除了利息还是利息，没那么多衍生品呢！

所以次贷危机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美联储自已没有控制超额担保透支了美元保证金的信用的风险，即美元在那一瞬间成了"无信用货币"。不是美国社会破产，也不是美国政府破产，而是美国央行的承包商面临破产！世界历史上没出现过这种怪事！所以美国"政府和国会联合干预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临时借钱给美联储挽救大债主别破产，而实际上将风险转嫁到了持有最大量美元债务的国家，象中国的身上。

米塞斯原理成立 则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成立

米塞斯原理成立，则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废除了成本管理，全社会自寻死路显而易见
经济学的（短缺原理＝进化论＋边际繁殖原理）
短缺原理不等于"平均短缺原理"；

由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是没有"成本控制"的概念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之中米塞斯原理是不存在的。试想只要一个国企保持生产的充分条件和折旧补偿，其生产能力至少不变，追加投入多少就增产多少，千年万载，"生产创造价值"，生产出来的就必然是价值，则资本怎么会贬值？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否定米塞斯资本原理的基础上的。米塞斯原理成立，则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成立，反之亦然。

而一旦跳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逻辑（生产创造价值），则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体系即社会主义，不但停滞而且无法控制成本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当整个社会变成计划经济的资产时，整个社会都自然贬值，（米塞斯原理），先是人口过多然后是抛入大海，最后是大饥荒！而当环境也成为社会主义的"资产"时，无私的社会主义也由于生产垃圾的能力极大发展，而迅速被破坏，――>同样是米塞斯原理！

从经济学上看马克思主义体系（社会）自寻死路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社会不能在局部消费场合上，依靠人权普世价值观提供的边际成本的控制能力，而把这种控制的良好结果"生产相对过剩"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即"资本主义控制成本实际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成绩是腐朽的"，那么大自然负担能力的极限就会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覆灭以摆脱其对大自然的侵蚀，――>生产是需要成本的！

生产是需要成本的，成本必须关注，是因为资源是短缺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另一个假设"资源短缺原理"。如此明显的约束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居然能说出"生产极大丰富"，是需要某种"超人的勇气"的。而将控制成本对抗资源短缺的市场经济，道德打倒为"万恶的资本主义"。难道打倒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创造另一个地球？马克思主义者好象真的以为他们是上帝！

资源短缺原理与平均短缺原理好象相似，其实有所不同。资源短缺原理是进化论之中的原理，是由个体利用资源于生存目的的本能的形成的边际所决定。即任何生物都会尽量使用可利于其繁殖的生存资源，直到平均分配水平不再增加为止。这正是生物的边际繁殖原理。就算是搞计划生育，也只不过是提高了"平均分配的初始水平"，资源仍然处于边际的短缺状态。

除非是把这些生物不但限制生育（比方说全阉了），而且限制其自主消费的能力（人类社会中学名"低人权"），比如说按口粮分配至最低份额，这样管理这些"动物"的管理员，则由于空出来的份额而一下子可以极大丰富。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金将军正日威风凛凛的大肚皮和空运大龙虾代表了人民充饥，也听说了三年饿死人时期毛主席全心全意吃饱法国大餐"为人民服务"。

只不过如此"限制消费"，也就是把人类变成了如被牧放的畜牲，"资源极大丰富"的"牧人倌"如果不是太监，也有繁殖能力！"人倌"的繁殖能力照样会按照生物定律尽可能地繁殖，直到完全消耗这些"极大丰富的资源"，重新达到边际为止！明朝朱元璋时兵士皇家资源极大丰富，绝对称得上是"朱产主义"；但到明末繁殖了几十万条"朱"，这些朱子猪孙照样要饿死！

所以经济学中的"短缺原理"其实就是进化论中的生物边际繁殖现象。而"平均短缺原理"则是经济学系统中，因为资源短缺原理而出现的次一级的经济学逻辑（现象）。可以由米塞斯原理导出；也可以用边际原理直接解释：因为平均分配既不能控制对供应的成本控制，（分配是需求），同时又抑制了消费者的要素替代，（供应的减少＋消耗的增加），这样就必然出现短缺了。

资本主义就是可持续发展主义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自然（人权自主）的分工合作；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是怎么回事？
经济学其实就是"成本学"；
资本主义就是"成本管理主义""可持续发展主义"

米塞斯原理的答案在于资本的定义，"什么是资本？"。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等义于"资本逐利是坏的"（即成本控制是黑心肝的），也等价于"雇佣工人（创造就业）的任何客观条件的总和都是资本"，实际上否定了劳资合作分工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由特别辖免了剥削道义的"公有制皇家役使的国企工人"，则彼此只能小农自然经济才符合马克思"没有剥削"的条件。

以此作为治国方针，则苏联毛帝国等饿死亿万人，没有立刻绝种算是天幸。马克思的实际设想是希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忽然来一个快照（snapshot）冻结所有分工合作关系，然后照样子划葫芦组织成国企。这些强盗的Snapshot"生产关系"，今天被马恩毛左作为特权工人永垂不朽的"自然形成分工"，要求中国人民把这些老爷，永远世袭供养起来。他们分工世袭做主子，你分工做奴隶！

马克思主义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资本主义能够"生产过剩"，那么"过剩生活资料"养活人民是没有问题的；生产出来统统分配，就没有"生产过剩"的浪费了。连资本主义逐利都可以"生产过剩"，那么计划经济大干快上，产品还不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是希望在资本主义完善的"生产技术"上，建立起国家统一分配生活资料的奴隶大庄园，这样就千秋万载"人人平等"了，永远不用改变了。

马克思哲学天才式的白痴大脑大概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工业系统还可以snapshot，交易流通就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解能力，更别说农村"落后的小农生产"怎么能SnapShot呢？既然"大工业生产有先进性"，那么农业大生产，除了不能让太阳按计划加倍变热以外，也可以"工业化组织提高生产力"，于是乎斯大林到金王国的各式毛灾就出现了。

失去了个体消费者对生产适对性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天才们，对"生产关系的改进"成了一个翻书本倒箱底的"哲学理论创新"的问题，对与不对，也只能几千万人死亡的毛灾，几亿人消失的计划生育之类，一点点地摸着石头过河。这类哲学"创造真理"，从基督教入主罗马那一天就开始了，所谓"世间真理俱自圣经"，与中国从四书五经中找真理，奥玛尔烧掉"除可兰经外所有书本"，何其相似？

马克思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并将催生服务业！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成本学"，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成本管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至高无上（主义）"，所谓资产阶级就是"控制生产成本"一帮子人包括工人自已！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控制成本，所以才限制了购买务，才避免了盲目生产的浪费。于是产品就"过剩了"，因为消费者购买力的边际总会出现。

所以马克思是把"交换发展造成的生产过剩"，当成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而"创造了专业浪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是在两条完全独立的断言上的逻辑结论："资本逐利是坏的"此论不正确，则马克思主义全盘被推翻，因此是不容辩驳的阶级立场定论。称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创造价值"的科学逻辑理论是高抬了马克思，因为实际不可能得出"小农自然经济有巨大生产力"的结论。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否定了劳资平等交换的分工合作的前提后，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一个"先进的领导"带领下，（马克思称之为工人阶级）维持着原有的合作关系，"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生产创造价值"。在这个简单的流程中，工人仍然是工人，但工资没有了！这就不算是资本家的剥削了。但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明明就是"特权工人阶级"对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奴役！

马克思主义的怪诞之处就在于，劳动者被当成奴隶猪狗使唤不算被剥削，和资本家平等交换劳资拿收工资反而是"被剥削"！对于劳动者来说，工人阶级自已内部是否民主的，就自已的劳动收入（兑换成口粮来说吧），那是与奴隶猪狗们全无相干。而且通常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是让一个伟大主子领导起来的一窝子很先进的狗奴才，通常也就是干死干活领不了工资的"企业的主人翁"。

不要说“为国家作贡献”，麻烦你先养活自已

为什么美国社会保障实施起来容易得多；
社会保障与平均主义的边界如何确定？
民粹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

社会保障是纳税人的权益，却不等于无条件纳税是纳税人义务。纳税人纳税为的就是得到公共服务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和国家社会的安全安定。而所谓"公共权益"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投入（税负），由纳税人确定。确定的方式就是由个人对地方的逐级授权。这就是国民主权原理。所以说（纳税－社会保障）是由国民与国务公共权益受委托人定立的双边服务契约。
所以一些人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而必须搞"粮食自给，自力更生，……直到大跃进……搞计划生育……还要坚持下去！"。那么"美国"这个大魔鬼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威胁，是由中国国民的利益以个体的原则判定的。如果国民纳税人评估美国的威胁不大，而坚持"美帝威胁的人"威胁更大，那么消灭这些顽固不化"示美国于外侵国民于内"爱国分子义和团，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作出了伟大贡献。
美国"将会血流遍地"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平均主义，以致于所有必须品都是供应过剩，以致于供应商不得不尽一切能力提高质量，提高服务，甚至实际行动往自已的屁股上贴金"童叟无欺"，然后称之为诚信；――>象方舟子这样的接近法盲的"科普作家"，将诚信作为公有制社会的公民责任"利他的义务"，如果不是糊涂了，大概是很适合领取国营五毛的。
美国实现全民保障与公有制中国相比的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美国的供应品太便宜了，需要保障的人太少了，要达到的保障水平太低了；――>中国恰恰相反！要保障的人太多了，供应品太贵了；要达到的保障水平（人人平均的公产主义社会）太高了，结果只能是特权者优先！而一旦转变成北欧的福利社会，则"社会保障福利"的供应又短缺了。所以北欧的户籍制度比美国还要严厉得多！
社会保障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一条义务是有根据的；尽管当时仍未总结出人权实体经济学；但其根据已经是逻辑一致了。社会保障必须向自然人（起码是夫妻直系家庭）是为了避免形成利益截留，而形成特权食利的腐败阶层；仅此一条就足以否定公有制制度的"人道意义"。社会保障必须保持最低水平是为了避免构成"个人食利和平均主义"，并因最低水平而确保最广泛的社保覆盖。
其次社会保障是社会全体成员为"个体保障带来的社会安定"而付出的成本，由社会保障的成本付出者（即纳税人）决定，这样就避免了君权社会的"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名义，而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奴役，同时确保社会保障不会干扰进化论的优胜劣汰，不可能形成公有制社会的"以行政淘汰弱势权力者，取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优胜劣汰――>破产！"。
最后，特别是对成年人以及将会成为成年人的孤危幼儿而言，社会保障是援助性质。这就意味着对这些人的援助是有限的，否则就变成了"瞻养"，而构成了一个投资"懒人养殖业"的社会负担。这些接受社会援助的人，有义务在市场经济中完善自已的劳动力价值（充电），在自已成年时自食其力；不要说"为社会作出贡献"，麻烦尽可能先养活自已，否则就要接受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并非平均主义，而保证其不成为平均主义的标准，就在于三个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障成本应该是负担成本国民（本地纳税人）投票的，为自已的社会的安定所愿意负出的最低成本为限。这是社会保障有别于平均主义即民粹的最根本之处。民粹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而这种平均主义又总是在"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这样的堂皇借口下招摇过市，并声称那才是"天赋人权"。

后发劣势突出表现在“进步分子”愚昧反动

后发劣势：后进文明有抵制进步的强烈的保守倾向；
保守倾向是人类社会的良性的生存本能；
后进文明的保守本能形成"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表现为"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
后发劣势突出表现在"最进步的民主分子"的愚昧反动；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反过来国家又依"国民的意愿"，强化着国民文化的劣根性，所谓"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指导什么样的国民行为"，从而在后进国家社会之中，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抵制进步的内敛性的负反馈系统。所谓政府或者说领导人又或说时代英雄，只不过是其中随波逐流的一分子！这就是实体社会学之中的"后发劣势"。（杨小凯对此有比较成熟的论述）。

后进劣势的保守本能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反动"，这种本能在人类生物社会的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避免因为过度的危机恐慌而导致过度的盲目损耗的意义，事实上保证了人类（生物）的生存。所以人类社会的本能就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不到大难临头不会主动变革，不是走投无路不会主动迁移"。生物生存的这种保守本能贯穿在人类文明的的进化和传播之中。

中国文明局限于传统300万平方公里的适农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民族所占有的这片适农区的天然条件太好了。类似的还有印度适农区，如果不是因为穆斯林的征服，将印度教文明赶到了次大陆半岛的南尽头；如非死里求生，印度教文明（拉贾斯坦人）也不会心血来潮往南洋群岛殖民，最后出现了室利佛逝、扶南高棉和今天的东南亚文明。（扶南应是逃避18雄国及孔雀王朝的征服）。

马克思主义想当然的"后进优势"，以为后进社会可以直接借用先进文明的技术，实际上是"生产创造价值"的"唯物（生产力）主义历史观"的断言，即"技术进步了社会就一定进步了"，同时将如西方先进文明同样出于效用边际的对新技术使用的惰性，和对旧技术投资的边际利用，视为"垄断集团阻碍新技术的推广"，而视为腐朽的帝国主义，将先进社会的制度先进性一笔抹煞。

科学技术是社会的成本，如果不是有消费效益上的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类生存资源的损耗，技术的进步将令人类走向灭亡！这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腐朽"的积极意义。相反，后进社会引进的"先进技术"，掩盖了后进社会的更为根本性的抑制社会自主消费的制度劣势，制造了过度的"强势崛起"的精神泡沫，进一步强化了后发的劣势；是后进文化社会拒绝进步的负反馈机制的一部分。

所谓"落后就会灭绝"也是从广义上而言的，更准确的地说，是落后的民族将会萎缩，在萎缩的过程中"变得更先进"，最终落后民族被同化为先进文明的"一小部分"。所以中国之是否立即选择法治制度上的全盘西化，大概"中华民族"的血缘也不会完全消失，无非是到时的"中国"是否还能保住96万平方公里，是否仍能保住近泱泱大国的国际地位？区别仅此而已！

中国传统文经社会的后进劣势，非常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自以为"使命在身"的民主进步分子身上，其看起来狂热的"民主革命情结"的背后，同样是异常狂热的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象本博一些理性主义狂热"铁杆粉丝"，仿佛仇恨毛左同时却和毛左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世界观！他们嘲笑天无二日的逻辑体系的实证科学可信性，逻辑无非就是"科学肯定是要一分为二",――>此乃意识形态的辩证法！

连"进步分子"尚且是这种认识水平，则"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实证科学的角度，也就只有信仰才能推翻的悲凉事实！实体社会学只不过以实证出发的逻辑前瞻的能力，更深远地了解了"变革的利益边际"，控制了盲目变革的不确定成本，方才显得类似中国传统语言化社会保守本能的不足。缺乏实体社会科学的利益指导，所谓"革命"只不过是盲目的燥动，还不如不折腾。

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错在那里？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特别是因为知识分子素质低；
文革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错在那里？
中国能否实现民主与教育水平没有关系；
中国“民主派”追求的就是毛主义走过来的失败道路！

国家主义“中华霸权主义四夷宾服”与“皇帝面前奴才个个平等”，是中国朝野连同知识分子几千年的理想。反映到皇朝帝国没落的晚清，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从慈禧发动了爱清国的义和团运动开始，几位伟大领袖的历史错误，有那条离开“团结一致排外，复兴中华霸权，平均社会小民的财产，建立不缺信仰（最好是传统国产的信仰）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在于“愚民自私不懂民主选举”，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同样天生有民主的质素，他们都知道民主如果不能带来更便宜的柴米油盐，就什么也不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最根本的体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要争取的所谓民主，到底是何东西，光是瞎折腾！光会瞎激动！问些“中国人知识分子有风骨吗?”——>这就是劣根性！

文革有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加四个字就正确了，“传统文化知识越多越反动！”，（特别是中国教育中的“文科知识”），假如将“反动”定义为“反民主”的话。对民主阻碍最大的，恰恰就是那些口口声声“中国缺乏信仰”的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卫道士！真正能够理解科学知识的少而又少，填鸭背诵基督马恩毛孔儒的哲学文学大作倒是应付绰如，便自以为学穷天下了！真理在握了！

孔老师李敖那类“大毛”，或者甘阳大师那种“大毛儒”，也许还有余秋雨这些牛皮“大儒”们，都不说他们了，就以自愿住了秦城酒店的刘炸药包这些“基督教右派”们，学回来的西方文化是什么？西方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法治社会，他们当成西方的“极右糟粕”扔掉了，捧回基督教沙文主义就以为得到了圣徒通行证，吹捧“北欧社会主义乌托邦”，仿佛找到了东西方社会的中庸辩证的真理道路！

但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不就是大政府大福利的乌托邦吗？这种制度结合上中国贫穷落外加没有殖民地的现实，不就是义和团以来一百多年的新的旧的“民主主义者”前仆后继捧回来的大杂粪毛主义吗？如果民主社会就是北欧式的民主，或者英国式的“公费医疗”，那么中国什么也不用改！要达到欧洲的“民主”水平，的确要专政玩到猴年马月，等物资极大丰富的同时，人都计划生育死清光才能民主了。

中国的左派虽然让人讨厌，实际上只不过是为特权的没落哀鸣，为社会的迅速转变而恐惧，由恐惧而产生的保守本能；——>所以中国的左派之不民主，并不是中国专制合理性的根本原因。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集中表现在中国的右派就是前世的左派，中国的民主人士就是五四青年，也就是毛左前身！（中国“民主派”的理想＋折腾若干年＝中国左派保守的现实等级制度）！吓人吧？！

中国传统社会是意识形态泛滥的社会，没有一颗自由的心，书读得越多上帝越多，（全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呢！），这些“知识分子”的思维越混乱！越是和白痴无二！所以中国能不能民主，实在和中国人的教育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不是说传统教育越多，民主越艰难的话！在意识形态中挖掘“思想发展史”，每年就制造上百万精神病人，就甭提认识历史的真相和社会进化的规律了。

扔开了基督马恩毛这些神学经典，实体社会学跟踪各种显性思想背后社会群体的利益变迁，更能揭示西方历史中的力量变迁，和现实中的（妥协－对抗）状态，也就显而易见地可以预测到未来的的演化趋势。让历史告诉未来，本来就不仅仅历史学的方法论，而是现实中了解末来大趋势的有效方法；所要求者仅仅是“缺点信仰”，有一颗知道“我的利益在那里的人性本私”的心；它的名字叫“自由”！

美国三次挽救中国 三次挽救欧洲

西方仇华排华侵华的主力军，是中国左派的国际盟友；
纳粹种族论和北欧社会主义的关系；
英国是有左倾传统的社会；英国保守党其实是"自由主义党派"；
美国市场经济是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针！
美国三次挽救了中国，三次挽救欧洲；

多了解基督教从愚昧的迷信到现代文明的历史，对于那些意淫欧美"马克思热"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和那些意淫欧美"反进化论风起潮涌"的基督教分子，特别是对那些以为欧洲民主来自于基督教的拜上帝教分子，可能会有一点点挽救他们个人良知的作用。中国公众可以从他们的言行，看看他们尽管常常狗咬狗，到底有何根本性的区别，而对"中国缺乏信仰论"的道德信仰分子们，保持最起码的警惕。

多了解现代西方文明是如何克服了中世纪黑暗的基督教思想垄断，以及基督教保守力量在现代社会联合马克思主义的垂死挣扎；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西方人权社会，仍存在大量的以人道主义标榜其道德优越感，力图主宰世界苍生的"左派进步力量"――>所谓左翼进步分子――>基督教沙文主义者――>仇华排华侵华的西方主力军，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极左群体的国际盟友？

这些基督教沙文主义者，人道主义的大政府大福利小自由为标榜的民粹特片"左翼进步力量"，并非都是人间魔鬼，而是西方民主社会中仍然很重要的博弈一方，其中的最温和者就是美国民主党，其最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政策主张，就是今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奉为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明白西方深厚的传统文化落后实力，对于进步分子引证"西方的权威"，中国公众可以多留一个心眼。

这些深厚的左翼力量实际上主导了英国的政治（代表者是工党），压倒了英国的右翼市场派的政党其代表者是自由主义背景的保守党，（号称保守的党原来是自由主义主张，估计令中国语言意会派大跌眼镜）；这就是英国会涌现科斯这类糊涂虫的，也是炸药两项社会奖其实都很左倾的原因。更不要提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停滞性的福利主义社会，代表者就是中俄两国的"民主派"所向往"北欧社会主义"！

假如不是美国成为右派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将拥有强大民粹社会基础的民主党，变成了美国政治的"弱势群体"，"北欧社会主义"式的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就会因为其政治亏损，变得"团结而好战"，从奴役世界后进民族之中侵吞利益，填补自身福利社会的亏损！这就是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所谓"劣等民族"的种族论，就是这样以进化论的名义来到了地球世界。

如果"马克思公有制"或者"北欧社会主义"真的成了世界政治的主流，世界就将重新回到18-20世纪的欧洲列强时期，在"如非互利合作则同类相残"的生存法则下，展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对杀。中国如此落后的传统文化，仅靠道德口水仗的理论高水平，能否自保100年，实在是不容乐观！美国右派资本主义社群（中产阶级）的"逐利本能"，实在是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针！

自八国联军开始，美国就在事实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宪兵，至少两次挽救了中国被先进列强灭亡的命运，（如果算上冷战苏联的实战威胁，是三次救了中国！），也在事实上抑制了欧洲社会在进化论生存法则下的自相残杀，阻止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漫延，缔造了今天的欧美民主社会联盟。美国几乎是一力对抗全世界的左派势力而得胜，靠的就是美国右派市场经济，为美国带来的深厚的综合国力！

美国"右翼"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是美国为什么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宪兵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利益不是奴役他国抽取殖民地的税收，而是维持一个世界自主贸易的市场。美国的利益就是市场经济，美国的"软实力"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美国在地球的力量之源！如果中国选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则美国"右派中产阶级"就是中国民族利益的最可靠的盟友。因为美国资本逐利！

基督教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

基督教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法为根本的基督教；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都是辩证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赤裸裸的进化论生存法则；
路德新教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信仰；
只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容纳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西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历史脉络；

 

如果中国社会不具备浓厚的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成功入侵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同样是以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为号召的信仰，这正是欧洲“民主进步”出现了纳粹的原因，也是法国出现了“自由为名的罪恶”的原因。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是辩证法，对于基督教所有现世的信仰指令而言，上帝是可能可无的，因为上帝的意诣是用辩证法解证的。

因此，当科学如进化论的发展，令上帝作为“正义之名”的地位越来越动摇的时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基督教社会等级伦理和价值观，应（国家主义＋平均主义＝魔鬼三招）的客观社会要求，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就将上帝剥离了基督教信仰，而留下了辩证法解证的原基督教所有现世信条，联合基督教留守的信仰分子，口诛笔伐“信仰的缺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上帝名义后的基督教，保留了原来全套现世的基督教价值观。早期的基督教会与后期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卖弄民粹“向弱者倾斜”组织团党，将异见者赶尽杀绝夺！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非“非我朋党，即要不择手段追杀殆尽为宜”，——>赤裸裸的进化论的生存法则！正义理据居然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所谓丛林法则！

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政治的争夺之中，基督教完败于马克思主义呢？根本原因相信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的“适应科学理论进步的进化品”。马克思主义完胜基督教是历史中贯穿全世界的主张，只不过战胜基督教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更有个人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这一同样孕育在基督教文化之中的个体价值观，首先出现在路德的新教教义之中。

路德新教可以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信仰方式。马克思主义是抛弃了上帝，但留下了基督教全部现世的信条，（基本上是糟粕）；路德新教名义上保留了上帝，但是将辩证法在内的全部基督教传统，连同罗马教皇的权威一起抛弃了。在路德新教的个体价值观内核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换了其中的上帝），和人权的解放——>个人主义再无接受他人道义勒索的义务！

在保留了路德新教的个体价值观下，不信上帝的只需要将路德的上帝，换成自已的上帝，比方说笔者相信的科学实证的世界观，或穆斯林信仰的安拉，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就真正实现了。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下，是不存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偏偏这些排他的信仰（理性主义），嚷嚷“信仰自由”是最起劲的！为什么呢？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要求的是“组织和宣传暴力革命的颠覆自由”，而拜上帝教（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中国的要求，则是“组织基督教政教合一政治组织和活动的自由，保证非暴力（别人无法确证，因为他们是对他们的神发誓）”。对比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主张，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压”显然是非常温和的，东方政治体制对基督教中企图控制社会的政治倾向以警惕，也符合东方特色。

基督教自产生开始就陷入激烈的，有马克思党派特征的政治内斗。到格里高里七世教皇时完全控制了欧洲的政治（11世纪），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以民族独立为背景的新教运动和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摆脱了基督教对政治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欧美民主社会，基督教控制政治失败后，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同样的信条下以科学的名义反扑人权自由主义的进步。

胡温改革者的政治处境值得同情

落后的传统文化的自杀路！义和团运动以来重大历史错误；
中国社会积弊如山，民主化不可能在一两代完成；
中国式当代困局在历史中的三种“救亡经验”； 

 

自义和团以降的中国现代史，是落后传统文化的愚昧民族自杀史！中国文明仍然挣扎在大清皇朝所面对的，两千年封建宗法秩序在西方强势文明，伴随着无可回避的经济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方寸大乱，拒绝承认对方制度的优越性，又无法抗拒对方的优势社会力量，在“复古救亡”之中自乱阵脚，最终走上自杀道路的历史。在中国文明继续没落的今天，可以体会到当年埃及古文明走向没落灭绝前的悲凉！

在短短一百年间，在传统文化的挟持下，中国在政治层面上犯下了太多的错误。最有代表性的错误发生在四代”伟大领袖”的身上，依次是孙中山的“党天下政治革命”，蒋介石的国家主义“体制改革”，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生育。四种错误恰成前因与后果，后者不是前者错误的逻辑继续，就是前者恶劣后果的惊慌反应——>仍然是危机逻辑的继续。

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了中国民主的命，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揭开了中国混乱的“灾难深重”的20世纪的历史帷幕。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立足于振兴传统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中国国家和社会也连同蒋自已的政治生命一样，在短暂的盛世后迅速崩溃！所谓“日本侵华”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反而是次要的。孙蒋革了自已的命，毛主席的新民族主义革命，则革了中华民族的命！

毛主席以反墨索里尼式政治为名，继承了老蒋的事业成了另一个加料的墨索里尼和低水平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理治疗下，以赌徒下注式的无比勇气，诗人式的轻率浪漫玩弄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国家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邓是对毛政策惨通结果的了解，和领导人特有的“开阔视野的特权”，让邓了解到毛土巴子文盲的客观事实，知道并终于有限度地承认：毛主席根本不中用！

邓的贡献是认识到毛的部分错误，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错的地方是让毛搞出来的人口爆炸吓破了胆，让计划经济搞出来的大饥荒吓破了胆，对新一代竟然完全没有就业岗位，不得不充军到农村免费再教育心有余悸！最终在慌乱之中，邓搞出了计划生育！邓实际上是自学成才，在根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时侯，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西方几百年成功的市场经济，邓仍不理解！

那么摆在今天领导人的面前的，就不仅仅是邓市场经济有限度改革带来的并不可靠的盛世，还有孙蒋毛的“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国家主义－文革大跃进（这四者逻辑等义）”，作为传统文化的历史负担，是否会形成再一次复古“革命”？邓没有解决而在朱的手上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福利政府财算（光花钱创造GDP，光会破坏市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包袱，以及计划生育后果如何面对的问题。

笔者真的很同情胡与温这些改革者的政治处境。中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少了点福利”还点债的问题。这一代领导人不但要面对积祸如山的处境，还要面对愚民盛世无知的革命热情，还要面对重庆非法打黑之类的野心家鼓捣民粹！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大概超出了一两代领导人所能承受的程度；甚至于开放舆论反思错误，也要冒“动摇了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风险。

历史上处于类似中国今天的现实困境的帝国前景有三条。第一个是罗马帝国，斯多葛主义的领导人廉洁奉公惮精竭虑前仆后继，但罗马帝国社会依然最终崩溃！第二个是在修补旧制度中走到了剪刀差的尽头的沙皇俄国，类似的还有波旁法国和魏玛德国。第三条路则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象西班牙算是成功者。但象中国这么大吨位的选手，如非没有先例，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可能算一个不太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