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利益的争论引入“哲学真理”的轨道，就是君权神授的成功；
君权神授绝不能讲利益的，国民主权绝不可能讲道德
道德哲学信仰的争论掩盖了“国家和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实用主义问题；
“道德哲学信仰”的真理争论中，再也不可能考察国家政府的成本效益问题；
君权神授的社会里，枪杆子虽然可以巩固威权，但不可能依靠枪杆子完成统治，否则统治成本太大，威权本身会因政治成本而破产。因此，君权神授的社会是离不开信仰的社会，只有在大多数民众接受了信仰成为林语堂的动物，甚至甘心情愿成为狗腿子阶级的人民群众时；枪杆子的使用才有正面的价值。否则枪杆子本身也会寻找新的主人靠山，中国古称“众叛亲离”。
所以君权神授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不是君主的选择，而是威权合法性的成立。因此将对于合法性的争论，如果能够引向争论某位领袖的品德是不是完美，显然无损于威权本身的合法性。无论争论者双方是拥皇派还是“反此皇派”胜出，都将成为巩固威权的真理，因为已经承认了威权的合法性（道德完美的标准），无非是换一个新皇帝而已。无论对于原来的主子阶级还是狗腿子们来说，都是无所谓啦！
道德标准总是以哲学或信仰的形式出现，有时侯也会有一个别名“传统文化”，但如果深究之，仍然是某种哲学或信仰的伦理体系。这种对君主道德完美的争论，总是以某种哲学或信仰的所谓“真理命题”的形式，用脱离利益实证的手段打口水仗。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卫道士，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总是喜欢争论某种“哲学真理”的原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此乃实证！
君权神授的社会是绝不能讲利益的，同样国民主权的社会同样是不可能讲道德的，尽管那些口口声声道德治国的君权社会的小奴才，今天跑到西方民主社会，会惊叹“西方人的道德水准真高，这样的道德才能讲民主呀！”，（笑笑）。当“利益”从君权神授的伦理社会中消失后，就无法再从利益上认识：“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因为所谓“成本”，实在就是利益的概念。
如果国家或者说政府的职能无法从社会成本的角度上考察，也同样不可能再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利益功能上去考察，充其量是停留在辩证法“国家绝对权力是不好的，没有国家也是不好的”，“政府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是万万不能的”，诸如此类永远是正确的辩证法；也就永远谈不上，能够根据（国家）政府的社会目的，考察国家政府对社会造成的成本，即所谓的民主社会。
国家（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因此对国家的成本考察就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成本管理社会），而在君权神授的社会中，就只能剩下“社会没有国家是不行的，社会总归需要一个政府”的辩证真理，和道德高尚的伟大领袖“号召人民群众”没完没了的“不惜一切代价”。所谓的爱国就退化为争夺这一把“总归要有人坐的龙椅”，充其量是用谎言和枪杆子，证明自已的道德比别的王八高尚。
当对国家的认识退化为“国家是一部分人统治国民的暴力工具”时，——>无疑，当马克思在中世纪不缺（基督教）信仰的欧洲社会中，所认识的国家，完全符合此项定义；但也就等同于说，“我将是正义的皇帝，为了正义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信神的基督教还是不信神的马克思主义，只要是不缺信仰的社会文化里，他们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实用主义就全无分别。
君权神授的国家是因对客观存在的危机管理的需要，而以神（或先进性）的名义，将这份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君主及其家庭，对其提出高尚的道德要求，“让神强迫君主为人民服务”。信神者可以相信神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我等不信神的，万一道德不能约束君主，而君主还可以定制道德守则时，既使是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代，神躲在那里？等暴君死后下地狱？good i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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